世界經濟的趨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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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經濟的趨勢范文

關鍵詞：科技；經濟全球化；經濟結構；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F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1）12-0007-01

一、濟全球化突出表現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貨幣和跨國公司等領域的發展上

其表現主要有：

第一，國際貿易成為各國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是國際交往中最活躍的一環。

第二，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帶來了資本國際化。到了80年代末，發國家的資本輸出額超過3萬億美元，其中3/4是發達國家間的相互投資。

第三，金融國際化。國際金融活動規模空前，大大超過了全世界生產和商品交易。

第四，跨國公司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跨國公司是當代經濟生活國際化的主要承擔者和體現者，它把世界經濟全球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五，全球貿易規則日趨統一和完善，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以科技為先導、以經濟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爭不斷加劇

具體表現在：

①各國把經濟安全確定為對外戰略的重點。

②積極調整經濟政策和經濟結構。

③各國競相調整科技戰略和政策。

④爭奪科技人才成為高科技競爭的焦點。各主要國家都在調整國家戰略，把爭奪經濟和科技優勢作為主要目標。

三、新科技革命產生深遠影響，經濟信息化加速發展

科學技術進步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戰后出現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到70年代又掀起了新的，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在這次科技革命中充當“火車頭”的作用。科技知識空前快速地生產、傳播和轉化，對世界經濟、各國經濟增長方式以及國際經濟競爭等都產生了深刻的巨大影響。一方面科學技術對傳統產業的高度滲透和改造，另一方面以知識為基礎的新興產業興起，各國經濟信息化加速發展，對世界經濟和整個人類社會的影響將會逐步表現出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經濟”這一全新概念被廣泛接受，在知識經濟時代，資源配置以智力資源(包括科學技術及其一切成果和信息)為第一要素，對智力資源的占有比工業經濟中對自然資源的占有更為重要。經濟信息化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特點之一。

四、各國經濟朝著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市場經濟是指時常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它是商品經濟的發達階段。市場經濟屬于經濟運行方式的范疇，是資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與社會制度沒有直接關系。但是由于市場經濟最早根植于資本主義社會，因此長期以來，它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同義語，受到非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抵制。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場大規模的市場化浪潮席卷全球，這既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又是推動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一方面，世界市場的人為分割被消除，全球統一市場得以出現；另一方面，世界各國普遍接受了市場經濟概念，并以此為目標進行經濟改革。然而，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部分國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市場經濟體制在全球范圍內的運行，為經濟全球化創造了體制方面的條件。進一步完善不同市場經濟模式的運行機制和效能，將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長期任務。

五、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多極化趨勢進一步發展

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這種不平衡既是指經濟發展速度上的差距,又指發展水平、經濟實力的差距。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的表現是多方面的：

(1)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衡。美、日、歐三足鼎立,美國經濟實力仍居首位。

(2)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衡。南北差距愈來愈大。

(3)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致使南北經濟關系更加錯綜復雜。

六、世界各國經濟調整經濟結構

面對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普遍進行了重大的經濟改革與調整，不斷調整經濟結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調節機制的調整與改革

(2)所有制實現形式的改革

(3)國有經濟的地位、結構的調整與改革

(4)企業的現代化改造

(5)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

七、跨國公司的作用

跨國公司是世界經濟中最重要的非國家行為主體，是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同時進行經營活動的公司企業，它包括母公司及其在國外設立的分公司，是世界經濟舞臺上集投資、貿易、金融、服務等經濟功能于一身的特殊主體。

就實質來看，跨國公司是高度國際化的壟斷資本組織，經營目標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國際高額壟斷利潤。從作用來看，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擴展，特別是90年代以來的跨國投資與兼并，不斷改變著國際經濟分工協作關系，推動生產向全球一體化發展。跨國公司生產經營所到之處，努力與本土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習俗融合，從本土化出發進行企業制度創新，在使企業適應地區市場競爭需要的同時，將新的競爭規則帶到了本土文化中，逐漸把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或地區都納入全球經濟競爭中來，促進了全球市場的一體化。而且，跨國公司越來越獨立于某個確定的國家，與多國經濟競爭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意義上市場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從而對國家與市場、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博弈產生了重要影響，并通過企業制度創新革新市場競爭規則，不斷推進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市場化。它推動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加速了先進技術的轉移，促進了生產結構的調整，彌補了資金的不足，客觀上成為生產要素合理配置的推動者，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科學技術進步的日新月異是當代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基本趨勢和特征，對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中國來說，這一國際環境既是歷史的發展機遇，又是現實的嚴峻挑戰。

參考文獻：

[1]光明日報,2000,1.

[2]光明日報,1999,10.

第2篇：世界經濟的趨勢范文

今年以來，世界經濟的正負面消息接連不斷，復蘇前景明暗不定，似乎又走到了一個新的關口。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深度調整期和攻堅關鍵期，導致危機爆發的結構性問題又浮出水面，短期風險和困難因素相互交織，但大多在可預見和可控制范疇內，世界經濟復蘇進程充滿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總體處于柔和增長階段。

 

一、世界經濟走向不容樂觀

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和經合組織分別報告，對世界經濟的潛在風險進行評估，并調低了2013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總體看，歐元區債務危機、美國財政懸崖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硬著陸仍是世界經濟面臨的三大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3年世界經濟增長3.3%，比1月下調0.2個百分點，其中發達經濟體2013年經濟增長1.2%，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2013年經濟增長5.3%。聯合國預測2013年世界經濟增長2.3%，比年初調低0.1個百分點，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1.0%，發展中經濟體增長5.0%。經合組織預測2013年經合組織成員國經濟增長1.2%，比去年底調低0.2個百分點，其中歐元區經濟增長調低0.5個百分點，日本經濟調高0.9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呈現美日、歐元區、新興經濟體的“三速復蘇”趨勢明顯。

 

（一）美國經濟溫和擴張。美國經濟穩步回升。一季度美國經濟環比折年率增長2.4%，大幅高于去年四季度增速（0.4%）。就業情況有所改善。4月美國失業率7.5%，創4年來新低。市場銷售上升，消費預期回調。除去汽車和零部件，4月美國零售同比增長2.5%，5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大幅升至84.5，是2007年8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二）歐元區經濟仍未走出衰退。一季度歐元區經濟環比下滑0.2%，連續六個季度處于衰退。3月份歐元區失業率12.1%，是2008年以來的最高點。4月歐元區cpi環比下降0.1%，5月cpi環比上升0.1%，5月核心cpi有所改善，扣除能源、食品和煙酒后的環比上升0.2個百分點，但歐元區整體通脹率處于近三年來的較低水平。

 

（三）日本經濟向好趨勢明顯。受日元貶值、股市和消費者信心好轉、居民消費和汽車銷售增加等因素影響，日本經濟增長強勢復蘇，一季度環比增長0.9%，折年率增長3.5%。4月日本工業產出環比增長1.7%，連續五個月保持上升。5月日本制造業pmi升至51.5，連續第三個月處于經濟擴張區間，創下2011年9月以來的最高點。

 

（四）部分新興經濟體采取貨幣寬松政策扭轉經濟頹勢。繼日本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后，印度、澳大利亞、波蘭、韓國、斯里蘭卡、越南等新興經濟體先后降息刺激經濟。韓國經濟一季度環比增長0.9%，增幅創兩年內最高水平。4月匯豐/麥蓋提季調后pmi升至52.6，經濟擴張速度創兩年來新高。菲律賓一季度經濟同比增長7.8%，創自2010年第二季度增長8.9%以來的最快增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私人消費支出的增加。但通過降息提振經濟不一定能徹底扭轉新興經濟體頹勢，一季度中國、印尼和墨西哥經濟同比增速回落至7.7%、6.0%和0.8%。

 

二、世界經濟風險和政策調整的趨勢判斷

（一）發達經濟體政策向實現中長期經濟增長和彌合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方向轉型。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盡管經濟增速有所差異，總體看由于搭上了各國央行寬松貨幣政策的順風車，這一階段經濟和金融形勢趨穩，但影響經濟長期發展的勞動力市場、創新、技能、產業、社會保障等結構性問題尚未消除。今年以來，八國集團以及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利用不同場合和論壇，處理世界經濟中各種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促使發達經濟體研究中長期經濟增長政策，從危機反思、治理改革、政策關聯等方面從根本上探索應對危機、推進可持續增長的理論和模式，提高政策分析能力，制定跨領域的政策措施，推動發達國家維持創新勢頭和技術領先地位，發展低碳經濟和市場，帶動新的投資、消費和就業，提高勞動者生產技能，保持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促進女性參與就業。

 

另外一個走向是，發達經濟體轉向彌合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重視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聯與互補，進一步推動社會平等和包容性發展，倡導經濟增長與社會平等、保護環境、維護社會穩定、消除青年和移民進入勞動力市場障礙、促進性別平等和收入差距縮小、提高政府公信力等政策相互協調，通過改善稅收結構、減少居民收入差距、增加社會保障靈活性、調整政府機構和職能等手段，重建社會信任和社會秩序。

 

（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邁入新階段，競爭中立和全球價值鏈成為國際經貿領域熱點話題。今年以來，各種層次的國際論壇和會議傳遞了明顯信號，各國意識到只有著眼長遠，攜手合作，才能真正走出危機困境，實現經濟復蘇，一方面國際社會重新審視了全球治理體系及國際金融框架和監管弊端，相關領域改革進程逐步推進。各國防范金融風險，加強監測預警、整合監管框架等領域的協調與合作在上升。另一方面，受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久拖不決以及危機后抱團取暖意識上升影響，各種雙多邊自貿區談判建設成為各方擴大貿易、提振經濟、創造就業的重要抓手，幾乎所有重要經濟體都在啟動或深化自貿區安排，為推動地區經濟增長注入了新的動力。

 

（三）全球量化寬松政策加劇了全球金融系統的風險性和脆弱性。發達經濟體紛紛出臺超級或過度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各國央行放水流動性，人為增加金融市場風險，但是imf、g8、g20未提出異議，甚至認為日本寬松政策有利于刺激全球總需求。5月以來，全球又掀起新一輪寬松貨幣政策潮，歐元區、印度、澳大利亞、韓國等分別將基準利率下調25個基點，全球市場流動性更為寬裕。但是，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導致資本投資實體經濟意愿較弱，投資行為趨同化，大量廉價流動性涌入包括股市在內的風險資產市場，造成價格大幅上漲。今年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股市屢創新高，其中日本股市累計漲幅71%，國債、企業債、亞洲房地產、股市、亞洲銀行業等也孕育較大泡沫。

 

美歐日采取量化寬松政策對世界經濟發展有巨大損害，特別是熱錢的快速轉移將對新興國家、中小經濟體產生沖擊。日本寬松政策產生的流動性大量涌入金融市場，而不是投向實體經濟，近日日本股市連續暴跌，反映了熱錢逐利后撤離。美聯儲主席表示將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可能是美國為穩定市場信心而故意釋放的信息，短期內恐不會貿然實施，如果實施，將首先從量化寬松邊際效應最弱、受退出影響最小的領域開始。由于美國房地產市場已經回到危機前水平，美國家庭負債率大幅下降，從逐步減少購買房地產抵押債券入手的可能性較大。

 

寬松政策加劇匯市波動。今年以來美元實際有效匯率累計升值5.02%，而日元加速貶值，突破1美元兌換100日元大關，為2009年4月以來新低。5月份以來，菲律賓比索、泰國銖、新加坡元分別貶值3.3%、1.6%和3.2%。與亞洲其他貨幣匯率趨勢形成鮮明對比，人民幣在4月1日至5月29日的38個交易日中16次創匯改以來新高，目前已經達到1998年以來最高水平。

第3篇：世界經濟的趨勢范文

也許我們與歐美經濟不在同一戰壕，卻注定在同一地球，置身此局中，經濟正面臨最嚴峻的外部壓力，是覆巢無完卵，還是如不周山立？

上半年的中國經濟，可謂逆風飛揚，在出口失色之際，拉動經濟增長的“新三駕馬車”已悄然浮現，下半年中國經濟也仍然將“微妙”地平穩，這恰是改革開放進行到尖鋒時刻的恰當背景。

“熱宏觀”和“冷微觀”的中國經濟何去何從？

一、 世界經濟大亂局：滯脹？衰退？失速？

世界經濟看來正陷入久違的大亂局中，人們喋喋不休地爭論著的，不是世界經濟的曙光在哪里，而是黑夜有沒有到盡頭。早在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發表驚人之作――《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警告可能出現的全球性經濟蕭條，當時美國“新經濟”正方興未艾，而亞洲亦舔干了自己的傷口，出現“V字形復蘇。然而，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美國高股票象可憐的“自殺鯨”一樣接連表演“高臺跳水”，家、投資家們無不看得驚心動魄。悲觀預言由此相繼而來。摩根斯坦利一反常態，不再“兜售繁榮”，而是宣稱“需求休克”，警告全球經濟有可能面臨長期衰退。美國《商業周刊》作為“新經濟”的最大吹鼓手，曾刊文說“新經濟消除了經濟周期”，現在卻以號稱為“新經濟新知”的曼德爾編輯為急先鋒，拋出新著《即將到來的互聯網大蕭條》。世界經濟怎么了？

1、美國經濟：可怕的并不是在大峽谷中下落，而是不知道下落到何時是谷底。以美國而言，美國商務部預期美國經濟在2001年第一季度將增長2%，公布的數字卻只有出乎意料的1.3%，最近更修正為1.2%，而公眾的預期更悲觀，以為實際上只增長了0.5%而已。國際貨幣基金在其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已經將對美國2001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從原來的1.7%下調到1.5%，而對2002年的增長預期更從 4.2%陡降到 2.5%。目前美聯儲的連續6次降息為什么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這反映出兩個：一是這顯示出美聯儲沒有看到美國經濟的底部在何處，降息反而惡化了市場預期；二是這顯示出美國經濟“長腿”變短容易（新經濟投資疲弱、市場萎縮地擠出泡沫容易），但“短腿”變長艱難（“空心化”的傳統產業難以重新夯實）。因此，過去8年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的美國經濟可能處于熄火或半熄火的狀態，并步入“L”型中期調整。

2、歐洲經濟：“從不受”到“不可否認的事實”的尷尬。在2001年初，歐盟曾驕傲地宣布：歐洲經濟不受美國的影響。歐盟委員會今年4月發表的經濟預測報告樂觀地宣稱，2001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將達到2.8%，2002年將達到2.9%。然而，歐元區12國財政和經濟部長目前無奈地承認，由于美日經濟不斷減速，歐洲經濟經濟增勢減弱已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其強度“出乎意料之外”。 2000年歐盟經濟增長達3.4％，是近十年以來的最高速度，但2001年的經濟表現卻差強人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其2001年經濟增長速度僅為2.4%，最近的數據顯示，歐洲的主心骨德國和法國這兩個國家目前的經濟形勢也不妙，德國政府已把對經濟增長的預測下調至2%，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洛朗·法比尤斯則預計，法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將不足2.5%，遠低于早先預計的3.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德國經濟增長的預測數則僅為1.9%。與此同時，歐盟的失業率卻在令人不安地上升。

3、日本經濟：當日本的經濟巨頭把中國的大蔥和大蒜視為生死攸關的挑戰時，我們真的為日本經濟擔憂了！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容不得矯飾，對其無非有三種態度，一是“駕馭市場”，即政府以為自己可以俯視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通過所謂“強政府”的“產業政策”來超越特定的經濟階段；二是“增強市場”，即政府以為市場是某種外在變量，可以通過關系型融資等奇思妙想來使得“市場機制”更銳利；三是“緊隨市場”，即政府承認自己經濟干預能力的有限性，只是遵從市場信號盡量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迄今為止，試圖駕馭和增強市場的國家毫無例外地已在承受市場的嚴厲懲罰，其中尤以日本為甚，財政已經擴張至極至；而貨幣則更曾達“零利率”的尷尬，但日本經濟硬是毫無反映，財政貨幣雙失靈。日本自從小泉政權亮相以來，已經坦言將在未來3-5年內不看重GDP增長指標，而全力重構日本經濟，但至今則仍為“景氣優先”還是“結構優先”在吵鬧不休。對于日本經濟，我們已經陷入了深深的誤區：也許我們并不能用80年代初如日中天的日本經濟來衡量現在的日本經濟，否則我們將以為其經濟永遠處于衰退之中；如同我們不能用新高的股市綜合指數來衡量股市，否則我們將總以為現在的股市在漫漫熊市中，日本經濟僅僅是洗去了鉛華的常態，并且難以再回復到光彩照人的韶華之中。

4、亞洲：曾經夢想的“21世紀是亞洲世紀”已經遙不可及，誰來領導亞洲？面對已經整合的歐盟，以及正在整合的美洲經濟，亞洲經濟滑落到分崩離析之中。《圣地亞哥宣言》和《行動計劃》顯示出的大勢是：2005年1月1號作為談判達成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協定的最后期限，并在2005年年底前由各國審議通過，正式生效。這樣，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包括北美、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34個國家，涵蓋8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5%。如此歐盟、美洲自由貿易區和APEC三大區域性組織構成全球貿易和投資基本架構的格局將基本確立。可以預期的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的困擾、對拉美后院的傳統重視、以及對APEC非制度化的清談而不務實的失望，必然使其對充當整合亞洲經濟的熱情多少有些冷卻，而產生新一波的面向美洲內部的貿易轉移和投資轉移，即美國在選擇貿易和投資伙伴時，會將美洲國家置于更優先的地步，對東亞國家顯然意味著某種程度的“擠出”。由于亞洲經濟一體化明顯滯后于歐盟和美洲，并且美、日、中等大國對機制化的亞洲經濟合作態度曖昧，利益紛爭。亞洲經濟，因為缺乏清晰可信的領導者，無人填補美國因啟動FTAA而對APEC喪失的熱情和形成的真空；無人勇于改進APEC的清談和制度建設遲緩。亞洲似乎仍是半個世紀前，邱吉爾曾經說的那樣：亞洲？那只是個地理概念！似乎誰都沒有看到一個經濟生活和諧的亞洲。世界看到的，已是更為分崩離析、而不是更為整合的亞洲經濟。

5、世界經濟：是滯脹？是衰退？還是急劇失速？對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大致有三種判斷，一是從高速增長意外地突然失速（sudden slowdown）；二是已經陷入到經濟衰退中 （recession）甚至是大蕭條又回來了；三是我們重新回到了20世紀70年代全球性的經濟癌癥-----滯脹（stagflation）中。在盡可能理性和冷靜之后，我們認為世界經濟在急劇失速之中，至于衰退則是目前仍是可能性尚非普遍的現實性；而滯脹，則多少還有些遙遠。下表顯示出世界經濟增長的確有明顯的放緩跡象。

表1、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變動（單位：%）

時間/GDP%

美國 歐盟 德國 法國 英國 日本

2001.

(1-3) 1.3 2.0 1.5 2.0 1.7 -0.8 8.1

2001 1.6 2.2 1.6 2.4 2.2 0.5 7.3

2002 2.9 2.5 2.3 2.5 2.7 1.3 7.5

資料來源：《 Economist》2001-05-21.

至于世界性經濟衰退，至今仍然只是有待證實的預言。30歲以上的人們對經濟衰退印象最深的就是“牛奶倒進海里”的畫面，那是從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以及政治經濟學教師的講解中得來的刻骨印象。如果21世紀初衰退重演，則也許天之驕子式的硅片亦將棄于山谷，類似于上個世紀30年代的產品過剩、需求不足情形將重現于整個世界，并成為中長期全球經濟的大敵！經濟衰退在若隱若現之際，通貨膨脹的威脅已悄然降臨。2001年5月，G7的通脹率已從1999年初的1%上升至2.8%，這是8年來的最高水平。其中美國通脹率從1999年的1.6%上升到2001年5月的3.6%，歐元區國家通脹率從0.8%上升至3.4%。這使人們不能不警惕世界經濟重蹈20世紀70年代的覆轍。我們尚可幸運的是：西方國家通貨膨脹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受能源價格上漲的，扣除能源、食品價格因素后的核心通脹，在美國為2.5%，在歐元為2.1%，日本尚在通貨緊縮之中。世界經濟的大亂局，是新經濟光環不再帶來的全球性振蕩；是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危機的陰影再度聚攏；是亞洲經濟再度邊緣化的威脅。此際中國經濟往何處去？

二、世界經濟亂局里的中國：憂思何在？驚喜何在？

世界經濟亂局，迫使中國面臨較之亞洲金融危機更為險峻的外部環境，盡管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也許不在同一條戰壕，但無疑卻在同一個經濟增長失速的地球上，全球化的迅速推進，和20年來我國經濟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型大國經濟，因此，世界經濟增長失速將通過貿易和投資等多種渠道傳遞和影響我國。憂慮者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君不見，阿根廷已陷入金融危機的困苦中，新加坡正跌落到11年來最糟糕的經濟狀況，而，泰國、菲律賓等經濟體，則有山雨欲來、黑云壓城的意思。而有人則說，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苦苦培育內需，并沒有像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那樣，仰仗歐美經濟之鼻息，世界經濟突然失速，與中國經濟，在投下了濃重陰影的同時，卻也帶來了一抹意外的亮色。

1、憂思何在？受國際市場不景氣的，扮演了我國2000年增長引擎之一的出口將急劇滑坡，甚至成為經濟成長的羈絆。世界經濟增長失速的直接沖擊是我國外貿的陡然滑坡。經濟增長中，來自對外貿易增長的貢獻在1/4左右，我們的實證表明：過去6年來，美國經濟每向下滑落一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就將跌落0.4個百分點，而世界經濟每跌一個點，中國出口就滑落10個點。由此來看，美國經濟滑坡無疑將使得我國出口嚴重滑坡。

在2000年度，我國出口增長了27.8%，而2001年一季度因為慣性訂單出口勉強達到了14.7%；但到二季度就降為4%，還不到一季度的一個零頭，5月份我國出口僅增長3.5%，比上月回落7.6個百分點，其中對歐美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增速均下滑了2-3個百分點。1-5月份，中國累計對美國出口增長7.6%，為203.19億美元，比1至4月份累計增速回落2.3個百分點；1-5月份，中國對日本出口額為179.5億美元，僅同比增長16.5%，遠低于去年同期31.3%的增幅。到了6月份更僅出口220.8億，這甚至比上年同期還下降0.6%，出現近兩年來的首次月度負增長。出口的滑坡給國民經濟的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影響。上半年我國外貿累計實現貿易順差81.4億美元，比上年同期的123億美元下降了41.6億美元。凈出口的減少使得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速放慢了將近1個百分點。二是間接影響。出口的萎縮使得生產受阻，外貿出口對生產的上拉作用由去年上半年的3個多百分點，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不到1個百分點。

作為負責任的地區大國，我國顯然不可能通過人民幣貶值這樣“以鄰為壑”的做法來換取出口競爭力的喘息性恢復，此外，其余可以刺激出口增長的“立竿見影”的渠道也已近枯竭。如出口退稅的力度已相當大，而出口信貸扶持則不可能為所有產業分享，而2001年11月前后，我國則又可能因加入WTO而加速市場準入。上述因素顯示：世界經濟增長失速將使我國外貿扶持手段和空間弱化，經常項目收支的順差將顯著縮小，如果按照1-6月份外貿出口變化的趨勢來看，2001年我國出口增長可能維持在5%-6%左右，基本無望達到8%的預期目標，我國外貿出口的陡然失色將是世界經濟亂局的直接祭品。

2、驚喜何在？紛亂的世界經濟更襯托了“中國魅力”，并引致國際資本向我加速分流的新格局。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前后，國際資本流動的格局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亞洲發展展望2001》統計，在1998-1999年度間，全球直接投資分別為7590億和10910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間的相互投資為5650億美元和8780億美元，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僅為1941億和2121億美元，流向亞洲的直接投資分別為846億和869億美元。在2000年第三季度以前，由于美國經濟走勢強勁，大量國際游資都被吸引到了美國。根據美國第一波士頓信托銀行的估計，美國一家就占用了全球凈儲蓄的72%！因此，在世界經濟增長失速之前，歐盟和日本是最大的資本凈流出地區，而美國則是最大的凈流入地區，至于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基本上是無足輕重的。

在美國經濟增長出乎意料地一蹶不振之際、美國股市已經輝煌不再、美聯儲連續降息三大負面因素的沖擊下。長期匯聚美國的國際資本，必然要尋找新的出路，是否有可能分流到亞洲等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國家？鑒于國際資本往哪里流，哪里的經濟短期內就會迅速升溫，那么亞洲經濟是否會因禍得福，因資本大量內流而加速增長？這種可能性并不大。從2001年上半年的資本流動格局看，2001年第一季度歐元區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資本凈流出860億歐元，而去年第一季度凈流出為429億歐元。日本今年第一季度資本凈流出22292億日元，其中，直接投資凈流出16422億日元，證券投資凈流出908億日元，其他投資凈流出4963億日元。盡管2000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經濟增長和股市雙雙跳水，但流入美國股票市場的國際資本卻仍高達1718億美元(1999年為987億美元)；流入美國公司債市場的國際資本達2941億美元（1999年為2328億美元）。2001年第一季度，流入美國證券市場的國際資本仍達到了1550億美元！但畢竟國際資本有從美國分流的某種跡象，例如，2001年第一季度，共同基金從美國股市抽走了越數百億美元。因此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近格局是：美國作為國際資本安全港的榮耀有所削弱，可能產生國際資本分流，但其作為歐日資本的主要去向仍無改變。

新興市場并不能夠擔當吸收從美國分流的部分國際資本的角色。世界銀行2000年的《東亞：恢復及更多》（East Asia: Recovery and Beyond）中顯示，東亞體系并無根本改善。此輪世界增長的放緩反而給新興市場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為了抵御出口的滑坡，部分家隱現了新一輪貨幣貶值風潮。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的貨幣已有危機征兆；而亞洲則泰銖走勢明顯不穩，新加坡經濟疲弱不堪，經濟風聲鶴唳，國際投資者對新興資本市場的重重疑慮，足以使得從美國分流的資本不可能注入新興市場。

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之際，新興市場作為整體在引資方面是弊多利少，但中國卻可能是重重烏云中唯一透射出來的一縷陽光！這樣的判斷是基于以下理由：（1）、中國的經濟本質上是大國經濟，據稱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成長中的內需拉動因素達到了93%！其在吸引國際資本方面的突出表現是小型開放經濟體無法相提并論的。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國際投資報告2001》的披露，新興化國家NIEs吸引國際資本僅僅是在1999年以后才有了恢復性增長，除了NIEs、日本和中國以外，南亞和東亞國家在1998-2000期間乏善可陳。而中國則明顯是例外，自1995年以來，利用外資始終保持在相當高的水平。（2）、中國具備吸引國際資本的穩定的基本面，這同樣是其他新興市場不可比擬的。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01年度亞洲發展展望的預測，在亞洲國家中，中國仍然是經濟增長最為強勁和平穩的國家，只有印度經濟稍可和我國比擬。穩健成長的中國經濟，將在世界經濟亂局中，越發凸現其“中國魅力”，并令國際投資者凝眸注目。

表2、波動的亞洲經濟和穩定的中國經濟（單位：%）

年份/GDP%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新興工業化國家 -2.9 7.9 8.4 4.3 5.6

亞太發展中國家 -2.0 4.1 -1.8 3.4 5.0

東亞 6.1 5.8 5.7 5.8 6.5

中亞 1.5 4.7 7.8 3.3 4.8

印度 6.6 6.4 6.0 6.2 7.0

中國 7.8 7.1 8.0 7.3 7.5

第4篇：世界經濟的趨勢范文

[關鍵詞] 日本 韓國 蘇南地區 產業結構 演進

中圖分類號：F1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7)6-0100-06

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產業結構理論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其產業結構演進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無論是庫茲涅茨應用57個國家的歷史數據分析所得出的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結構變動規律，還是克拉克定理所闡釋的生產要素在產業結構中的轉移規律；無論是描述工業結構高級化演進趨勢的霍夫曼定律，還是表現經濟總量增長與結構變動關系的錢納里定理，均揭示了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的內在聯系，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結構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經濟發展水平，也就是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成功發展取決于產業結構的成功轉變。本文剖析了日韓兩國產業結構演進的歷程及成功經驗，對于我們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合理化，促進經濟健康、有序、穩定和長遠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日韓兩國產業結構的演進歷程

1.日本產業結構演進的歷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政府實行了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制定周密的計劃，確定產業的發展方向，然后通過產業政策、法規及行政指令來推動產業結構向目標結構演進。戰后日本的產業結構演進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日本的產業結構調整更多的是通過產業政策的引導來實現的。運用科學的產業政策來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它為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使日本在世界各國中成為以產業政策成功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典范。(1)經濟恢復階段(戰后至50年代初)。戰后初期，日本政府為盡快恢復疲軟的經濟，在資金、原材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把重點放在恢復煤炭、鋼鐵、化肥、電力等工業部門，尤其是集中力量恢復煤炭和鋼鐵工業，以此帶動整個經濟的恢復。為此，日本采用了“傾斜生產方式”為主的產業復興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不僅促進了煤炭、電力、化肥、鋼鐵等工業部門的恢復，而且帶動了整個工礦業和農業生產的恢復，重新啟動了工業化進程。通過傾斜生產方式政策，日本的基礎工業部門實力得以壯大，為其今后的重化工業化奠定了基礎。

(2)重化工業化階段(50―60年代)。20世紀50―60年代，日本確立了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產業結構政策。在這一政策指導下，重化工業所占比重從1955年的58.5%上升到70年代初的79%。鋼鐵、石化、化纖、汽車、家電、造船等產業得到了蓬勃發展，它使日本產業的發展上了一個新臺階。重化工業比例的提高不僅帶動第二產業的發展，還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現代化的水平，使第一產業比重得以迅速下降，并以提供市場為前提使第三產業的比重得到增長，從而使日本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通過重化工業的發展，日本實現了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英、法、西德，成為第二經濟大國。

(3)技術密集型產業階段(70―80年代)。20世紀70年代，受環境和石油危機的影響，日本經濟受挫。為此日本政府調整產業結構，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產業政策以能源政策及電腦、電子技術密集型產業振興為重點。在整個70年代，日本政府重視推進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同時加強了以節省能源與促進替代能源為兩大支柱的能源政策，使日本能夠順利克服因石油危機造成的困難。80年代，日本產業政策的重點是加強自主的技術開發，在提出產業結構知識密集化要求的同時，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主持或參與重點科技領域的科研工業，建立了企業、大學、政府三位一體的“流動科研體制”。在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推動下，經過不斷調整，日本的產業結構達到了比較合理、先進的程度，其產業的應變能力迅速增強。到80年代初，日本在半導體、集成電路、電子技術等高科技領域超過歐美，居世界領先地位，經濟競爭力則躍居世界榜首。

(4)新技術立國階段(90年代)。進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產業已具備了巨大的生產能力，日本根據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政策重點轉換到國際協調型產業方面。在產業政策上，提出建立面向21世紀的國際協調型產業結構的構想，由外需主導型轉為內需主導型，變以汽車、電子產業為主軸的“一級集中型”為促進新興產業和有希望增長的產業共同發展的“多極型”產業結構，注重發展知識經濟，重點發展信息、通信、住宅、醫療、福利、環境等相關產業。盡管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處于低迷狀態，但其綜合經濟技術實力沒有受到太多影響，其優勢產業的格局基本上也沒有太大的變化。1995年日本第一、二、三產業在GNP中的比重為1.3∶37.3∶60.4。[1]

進入21世紀，日本推出了旨在調整日本經濟結構、提高日本經濟競爭力的《日本經濟結構改革與創造的行動計劃》，其要點是完善大環境，促進企業的創造性經濟活動和創立新企業，糾正日本現在的高成本結構等。同時，隨著信息革命的不斷深入和產業結構高科技化的發展，日本正在大力發展信息科技、生物科技和納米科技，努力開發新能源、新材料，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和建設循環社會等等，整個產業政策的科技化成分更為突出。在戰略層面上其強調“變革和創新”，以求從經濟大國邁向高科技大國；在系統層面上其強調面向未來，培育基礎技術和專門人才；而在應用層面上，則著眼于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措施的實施，從而將產業的發展與科技的發展在政策的運用上更緊密地結合起來。[2]

2.韓國產業結構演進的歷程

在韓國產業結構演進過程中，韓國政府根據國內和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把握良機，因地制宜，制定切實可行的產業政策，調整產業結構，使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自二次世界大戰至今，韓國產業結構演進歷程大致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1)進口替代階段(20世紀60年代以前)。朝鮮戰爭到60年代以前，由于戰爭的破壞，使得韓國經濟處于蕭條狀態，面對缺少資源和資本技術實力的形勢，韓國實施了進口替展戰略，產業政策的著重點是保護和促進消費品工業的發展，以滿足內部消費需求，穩定經濟和社會，這一政策對當時經濟恢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

(2)出口導向階段(60年代)。由于重視進口替代而忽視了出口帶動作用，大量的進口導致韓國國際收支逆差巨大，對海外進口的依賴性明顯。為緩解這種不均衡局面，增強韓國經濟的良性發展能力，韓國產業政策導向開始從“進口替代”逐步轉向“出口導向”，鼓勵優勢產業的培植，積極倡導產品出口。注重從本國實際出發，利用當時價格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和紡織產業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輕紡工業，使得韓國紡織業成為韓國出口的主導商品，帶動韓國產業從進口替代順利向出口導向型轉變。

(3)重化工產業發展階段(70年代)。出口導向產業政策帶來韓國相關產業規模的擴大，導致市場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在這一時期，韓國的產業政策從鼓勵出口轉向優先發展資金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在發展鋼鐵、機械、石油化工等產業的同時，大力推進造船、電子、有色金屬等產業發展，此外，還重視電子機械、家用電器、汽車等高新產業的形成與進步。這些產業不但為韓國的高速高效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改變了韓國的工業結構，使其輕工業的比例逐步下降，進入了以重化工業為代表的新工業化階段，經濟結構迅速得到優化。

(4)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階段(80年代以后)。80年代以后，國內外經濟技術環境發生了新變化，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興起，高技術產業迅速發展，韓國經濟面臨新的挑戰，為此，韓國政府將“貿易立國”、“重化工業立國”戰略向“科技立國”戰略轉變，目標是重點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向機械電子等技術密集型高技術產業轉變。在對紡織、水泥、石化、鋼鐵、家電、汽車、造船等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改造和升級，增加創新出口優勢的基礎上，瞄準精密化學、精密儀器、計算機、航空航天等高技術產業，并給予重點關注和扶持。確定了信息產業、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為戰略發展重點，使韓國產業結構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5)產業結構高技術化階段(90年代后)。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韓國意識到了產業調整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順應世界信息化浪潮，確立了產業結構高技術化的發展方向，重點抓住以大集團企業為中心的產業組織結構調整，與此同時，還著重抓了中小企業自主開發和創新能力的培育，在資金、稅收、用地、技術指導等方面給予積極的支持和幫助，并積極推進產學研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技術創新氛圍，大大增強了韓國產業的技術含量，使產業結構得以進一步提升，第一、二、三產業在GNP中所占的比重由1991年的8.0∶46.1∶45.9上升到2001年的4.0∶34.7∶61.3[4]，極大地提高了韓國產業的整體競爭力。

21世紀，面對新的發展時期和競爭時期，韓國產業又面臨一個新的轉型要求，實現新的產業換代和升級。為此，韓國推出了一系列的振興計劃，對21世紀初產業結構做了以下調整：第一，對韓國仍具有優勢的產業(如紡織、水泥、石化、鋼鐵、家電、汽車、造船等)，通過技術革新，實現產品精深加工和多樣化，提高國產化率和附加價值。第二，對韓國尚處于引進或吸收改良階段的產業(如精密化學、精密機械、計算機、電子機械、航空航天等)，重點扶持，使之成為21世紀初最大的出口產業。第三，將韓國處于萌芽階段的新型產業(如信息通訊業、環境保護產業和生物工程等)做為積極發展的未來產業。韓國將在有選擇、有步驟地開發其若干技術的同時，積極引進和消化尖端技術，從而為最終轉向知識密集型產業結構奠定基礎。[5]

上述日韓兩國產業結構演進的歷程顯示出以下一些共同特點：

(1)經濟增長總是伴隨著結構變遷，結構變遷推動著經濟增長，兩者互為因果，相互促進，貫穿于日韓兩國產業發展的歷史進程中。

(2)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主導產業及其群體的歷史演變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過程，主導產業是隨經濟發展的階段而更替的，要改變產業結構的性質，首先要改變主導產業的性質。從輕紡工業階段到重化工業階段再到信息化階段，反映了技術的進步與產業結構升級。

(3)傳統產業理論認為，第一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第二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則是一國興旺發展的標志。日韓兩國的產業演進，遵循著第一、二、三產業優勢地位的變化依次遞進，服務業地位突出，技術密集型工業結構形成，產業結構水平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

(4)日韓兩國產業結構不是自我封閉式的維持均衡發展，而是通過國際投資、國際貿易、技術引進等國際交流方式，實現與產業系統外的物質能量的交換，以深化國際合作來求生存、求發展，建立國際協調型的產業結構。

(5)在日韓兩國工業化的中后期，資金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的行業在工業中的比重持續上升，使整個經濟向著資源節約和技術、知識密集的方向推進。

(6)日韓兩國產業結構演變的順序依次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普遍規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演進是基本一致的。日韓兩國的快速發展并未超脫這一規律，只是充分發揮了后發優勢，使每一階段的過渡時間大大縮短，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日韓兩國產業結構轉型的經驗總結

第一，產業政策是產業結構升級的牽引力。日韓兩國在其發展過程中，能夠根據本國國情特點，合理制定并實施產業政策，這無疑是兩國產業迅速發展和產業結構迅速趨向高級化的推動力。日本大約每十年左右提出一個中長期的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總體規劃。每一階段都針對經濟的變化確立不同的“主題”，產業結構也隨著經濟變化不斷調整。在政策手段上，日本主要通過投資補貼、加速折舊、稅收減免、提供長期政府貸款和優惠利率等促進產業政策目標的實現，從而促進產業結構不斷轉換升級。韓國在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也都有明確的產業結構目標，產業結構調整適時而穩健地進行，順應和表現了產業發展的內在規律性和必然性，實現了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再向技術密集型的轉換。正因為如此，韓國才會在短短的幾十年里創造出輝煌的產業發展業績，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船舶、汽車、電子和半導體制造業大國之一。

第二，以技術進步引領產業結構升級。日韓兩國在產業結構演進中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即選擇了先模仿、后獨創，先低科技后高科技的正確發展戰略和政策導向，從引進、消化、吸收技術到自主創新，并逐步建立起了本國的技術創新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利用有利的國際環境，大量引進技術，并注重改造和創新，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戰后以來，日本是引進技術最多、收益最大的國家。日本引進的技術十分注重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引進的都是日本產業發展急需的，對提高生產率最有效的先進技術。日本引進技術不是簡單地模仿和使用，而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加以研究、改進和創新，最終建立了自己的技術體系。纖維、鋼鐵、機械、電子、汽車、化學等部門對世界先進技術的引進吸收和改進，都先后對日本產業結構的升級起了重大的作用。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制造業技術達到了世界最領先水平。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日本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韓國產業結構的演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產業技術進步的結果。韓國努力依靠技術進步，促使產業結構向技術密集型方向轉換。韓國在近40年中先靠貿易立國，然后又靠引進技術，消化、吸收了先進技術，最終實現了自主創新。韓國引進技術與國家產業升級非常匹配，適時調整技術引進的重點。60年代，韓國技術引進以紡織、建材、鋼鐵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70―80年代，主要集中在造船、化工、電子、汽車等重工業和新技術產業；90年代主要集中在電子、機電一體化、新材料、精細化工、生物工程等電子信息產業。[6]韓國在不同的產業階段非常有效地引進了本國急需的技術，而且在各個產業階段里消化和吸收了這些技術，從而推動了產業結構不斷轉換升級。正是通過技術引進和自主技術開發，韓國較快地在部分高技術領域形成了自己的優勢，建立起了國際競爭力的戰略產業。

第三，重視法律手段的應用。日韓兩國產業結構調整之所以有此成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依法調整。二戰后，日本在每個產業發展階段，都制定了穩定產業發展的有關法律法規，以集中力量有秩序地恢復和加速特定產業的發展。這些產業法既有統籌性，又有動態連貫性。50年代，日本以產業合理化政策為中心，對重點培育扶持的機械零部件產業、電子工業、合成纖維產業等，制定了專門的振興法，如《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等。這些產業政策法在促進日本重化學工業化、增強國際競爭力方面發揮作用。進入60年代中期，根據日本經濟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制定了《特定機械信息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大力推動了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80年代日本提出了以“創造型知識密集化”作為產業結構發展方向，出臺了《基礎技術研究順利化法》為創建基礎技術研究開發提供了法律依據。進入90年代，通過修改《石油業法》、《電氣事業法》，放寬了對石油、電力領域的限制，有效地促進了這些產業的競爭與發展。在21世紀，為了改善大環境，促進企業的創造性經濟活動和創立新產業，提出了完善公司法制，從根本上修改商法，完善公平競爭條件所需的法律草案，完善銀行法，提出有關支持節能和能源再生的法律等。韓國也非常重視對產業政策進行法律調整，二戰后，韓國也制定了大量的產業法，如韓國的《產業發展法》、《流通產業發展法》、《電氣產業法》、《電氣產業結構改善促進法》、《煤炭產業法》、《軟件產業振興法》、《航空宇宙產業開發促進法》等等。

第四，注重產業組織政策與產業結構政策相輔相成，協調運作。戰后，日本產業組織政策的目標是不斷提高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這一目標下，日本產業組織政策的重點在企業合并、改組政策以及中小企業政策兩方面，強調企業的大型化、集團化，傾斜于規模經濟的利用，特別強調大中小企業的協調發展。這些組織政策形成了富有活力的企業，建立了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彌補了產業結構政策可能出現的缺陷，大大提高了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韓國產業組織政策的特點是政府強有力的干預和市場機制的結合。一方面，韓國政府以大規模直接投資或貸款擔保的方式，大量引進成套設備，在較短的時間里，快速組建大企業集團按規模經濟經營，培育和扶植大的企業集團打入國際市場。另一方面，還加強了對中小企業的保護，防止過度壟斷造成國內市場競爭不足和貧富差距擴大。

第五，對衰退產業進行轉型和援助。產業的興衰是產業生命周期演化和產業結構有序變動的必然規律。日本進入衰退產業的有煤礦、紡織、造船、有色金屬等行業。如日本的煤炭開采在歷史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從50年代起，日本煤炭資源遭到海外廉價石油大量輸入的沖擊，煤炭產量大幅下降。日本政府為保證煤炭生產規模維持在一定數量，曾先后九次調整煤炭政策，但最終還是關閉了大量煤礦，促使煤礦及工人轉業轉產，調整了煤炭產業結構。日本對衰退產業的主要做法是：一是設立蕭條產業信用基金，以保證按安定基本計劃規定對設備進行處理，以及實施其他措施時所必須的資金；二是給設備調整造成的失業人員和中小企業轉產以相應的救濟；三是對離職者進行就業指導培訓，日本政府在煤炭政策中規定：凡是煤礦退下來的從業人員都要經過再培訓，培訓由煤炭企業和接收單位負責進行，政府分別給上述單位每人一年工資的3/4和2/3作為培訓費，給接受者每人3500元的生活補貼。[7]這些培訓措施使失業人員得到了很好的安置。

啟示與建議

當前，蘇南地區正在經歷一個重要的經濟轉型期，從產業層面看，盡管近年來結構調整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主要產業仍然集中在傳統領域，多數產品處在價值鏈低端，低成本優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國際貿易摩擦增多，資源和環境壓力增大。日韓兩的經濟發展環境和經濟發展階段與我國蘇南地區有較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兩國產業結構的演進，值得蘇南地區產業轉型借鑒。因此，蘇南地區要充分重視總結日韓兩國的經驗，針對蘇南的實際，找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向，推動蘇南產業結構迅速升級，實現其經濟健康發展。

(1)研究和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日韓兩國政府正是由于制定了適應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產業政策，有力地推動了兩國產業的發展，實現了經濟騰飛。蘇南地區現正處于經濟轉型期，同時置身于國外進步技術、雄厚資金和較強競爭力的行業、產品和企業包圍之中，因此要認真分析日韓兩國實施產業政策的成功經驗，從蘇南實際出發，制定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注重調動企業積極性和自主性的產業政策，注意各項產業政策序列性、穩定性和連續性，推動蘇南產業結構迅速升級，實現蘇南經濟健康發展。

(2)重視自主創新，提升產業整體技術水平。從日韓兩國產業轉型的經驗可以看出，自主創新是提升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動力。蘇南地區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存在重引進，輕消化吸收和再創新，過于依賴國外技術和裝備的嚴重問題，產業自主創新能力非常有限。據報道，蘇南地區對外技術依存度超過50%以上，而日本在5%以下，韓國在8%左右。蘇南對自主創新問題重視得很不夠，這方面應該向日本、韓國學習，在引進技術中，真正消化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變別人的為自己的。不僅要特別注意引進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重大技術和關鍵技術，還要走出一條自主創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新路子，使技術“內生化”，從而擺脫對發達國家技術的嚴重依賴，以推進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3)產業結構調整應當充分應用法律手段。充分利用法律手段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是日韓兩國產業調整的重要經驗。日韓兩國政府都非常重視和推行法治化的產業立法制度，通過立法形式，合理調節產業，促進產業增長，推動經濟發展。蘇南地區已進入經濟結構轉型時期，應重視產業立法，利用產業法促進產業升級換代，用法律來保證產業的發展，使產業發展步入法制化軌道。除此之外，對需要扶持和調整的重點產業，應盡可能以法律形式加以個別規定。如對先進技術及新興產業的扶持措施、劣勢企業的退出機制、衰退產業的調整援助方法、過剩生產能力及設備的壓縮，都應注意應用法律手段。

(4)加緊實施以產業集中為導向的產業組織政策。日韓兩國運用產業組織政策培育和扶持了一批國際一流的跨國公司和企業集團，許多重要產業集中度都很高。近年來，蘇南各地產業組織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重點企業和大公司、大集團的發展速度還不快，在大、中、小型企業之間及城鄉企業之間缺乏專業化分工和協作，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重復布點現象比較突出，造成工業結構趨同，影響規模經濟效益，蘇南企業組織結構的低水平已影響了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因此，蘇南地區要注意研究產業組織政策，注意通過聯合、重組，發展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大集團、大公司，形成以主導龍頭企業為重點的規模強大、配套齊全、分工協作且關聯性強、產業集中的“優勢產業集群”，提高區域綜合競爭力。同時，蘇南應根據國內外市場需求，綜合利用本地區已有的產業，人才、技術優勢，進行產業的優化重組和資源整合，提高產業集中度與規模效應，培育并突出各地產業的優勢與特色，以避免各地結構雷同、重復建設、浪費資源。

(5)發揮政府在衰退產業調整中的作用，促進衰退產業人員再就業。產業結構高度化演進本身意味著隨著一國或地區經濟的發展，在不同時期總會有一些新產業出現，同時又會有一些老產業消失。江蘇在進行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及結構調整過程中，也遇到衰退產業退出和大量工人失業的問題。針對這一情況，我們應學習和借鑒日本等國家的經驗，發揮政府在衰退產業調整中的作用，政府要對衰退產業實行資金援助政策，通過實施設備調整政策、市場保護政策、產業轉移政策，在資金上給予支持。同時，把產業轉型與職工培訓結合起來，對衰退產業的勞動力實行援助和調整，通過實行培訓、再就業的補貼，促使失業人員盡快就業。

(6)在產業發展上，要特別關注發展服務業和提升制造業發展水平。“十五”時期，蘇南地區服務業的發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其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6%左右，與日韓兩國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蘇南地區要鼓勵和支持服務業加快發展，使服務業成為江蘇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蘇南地區已進入了工業化的中后期，必須從傳統工業化向新型工業化轉型，促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因此，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這樣才有可能解決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的矛盾，從根本上改變高能耗、高物耗的經濟增長模式，實現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

注釋：

[1]日本東洋經濟周刊.經濟統計年鑒，1997

[2]李毅.當前日本制造業的產業政策動向與制造企業的調整和變革.日本學刊，2005(6)

[3]劉靜.韓國發展科技經濟的經驗.全球科技經濟了望.2006(7)

[4]韓國國家統計局，主要經濟指標，2004

[5]臧新等.日本韓國國內經濟與對華直接投資關聯性的比較，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6(3)

第5篇：世界經濟的趨勢范文

中國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把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結合起來，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 與化解經濟領域潛在風險結合起來，謀求中國未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一、關于經濟結構的理論解釋

（一）經濟結構的理論內涵

經濟結構是指整個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及其部門內部的構成，以及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經濟聯系和數量對比關系的總和。[1]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轉變已經成為引致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經濟結構轉變在何種程度上，以及通過何種機制影響了我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仍然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

庫茲涅茨曾提出：一個國家國民收入的度量必須從結構的角度去衡量。他根據對大量數據進行長期趨勢分析和截面分析后指出，美國1948 - 1966 年生產率的提高有10 %是由資源的再分配引起的。但是，西方學者對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西方經濟學家從結構角度研究經濟增長時，常將所有制結構因素抽象化，即把所有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視同為市場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樣自然，而不予考慮。此外，西方學者完全忽視了城鄉二元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為西方國家內部由于生產發展水平相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并不突出。然而對中國來說，所有制結構和城鄉二元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然是兩個無法忽略的因素，因此，西方學者的研究結論不適用于中國的經濟發展現狀。

對于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國內主要集中在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上。葛新元在總結前人對經濟增長要素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定量衡量經濟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方法，并結合中國的數據計算了1952―1997 年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夏明通過投入產出法分析了轉軌以來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發現在1981―1997年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的發展。

（二）經濟結構轉變的理論內涵

理論界對經濟結構轉變的基本解釋是：一國的經濟結構轉變是隨著人均收入變化而發生的需求、貿易、生產和要素使用結構的全面變化。[2]

根據經濟結構轉變的多國模型數據，結構轉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初級產品的生產，在低收入水平上，制成品的有限需求不能使制造業成為總產出的主要來源，是農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

2．經濟重心由初級產品生產向制造業生產轉移，一旦人均收入水平超過400美元，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高于初級產品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3．由于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制造業產品數量的極大增加使服務業經濟的發展成為可能，社會分享了制造業生產的財富，從而使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部門。

二、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動因分析

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與調整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在不斷演變和調整的過程中, 中國的經濟結構在許多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集中主要包括：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單一產權結構向多元產權結構轉變；封閉型經濟結構向開放型經濟結構轉變；二元經濟結構向多元經濟結構轉變；企業組織結構由“政企合一”模式向現代公司制轉變。推動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動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動因包括三個，分別是：制度變遷、技術進步和分工格局的變化。

（一）制度變遷與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

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過程既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也是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過程。[3]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從誘致性經濟制度變遷開始，隨后以強制性經濟制度變遷為引導，兩種經濟模式共同發展、相互作用的過程。

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非國有經濟性質的市場主體對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市場化進程與西方國家的市場化進程存在根本性質的區別，主要表現為：西方國家是從自然經濟直接過渡到商品經濟，而我國的市場化進程中除了傳統的自然經濟以外，還經歷了一個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因此，與西方的市場化進程不同，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涉及到市場經濟體制如何與公有制經濟相結合的問題。

產業結構的變遷是經濟結構變遷的重要內容，中國產業結構的變遷過程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制度變遷過程。建國以來，我國產業結構經歷了四次大調整：第一次是糾正嚴重失調的“農、輕、重”比例關系；第二次是認真搞好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整頓和提高”；第三次是扭轉產業結構“輕型化”傾向；第四次調整集中體現在“十五”計劃時期，是基于經濟“存量”的全局性戰略調整。

（二）技術進步與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

經濟結構演變從根本上講是由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決定的, 因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所以，技術進步是經濟結構演變的又一個主要動因。[4]技術進步對經濟結構的影響主要反映在產業結構、市場結構、生產結構、產品結構等方面。

技術進步對中國產業結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對傳統產業技術的改造和結構升級等方面。改革開放之初，加工業中比較先進的自動化生產流水線幾乎都是從國外引進的；農業領域的許多重要農業生產資料，如：化肥、農業機械等，在80年代初也需要從國外進口。因此，直接和間接的技術引進對我國傳統產業技術的改造和結構升級起到重要的作用。

技術進步還通過改變要素稟賦結構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首先，技術進步可以增加要素供給的數量，也可以提高要素的質量；其次，技術進步會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上減少要素投入，增加生產要素的相對供給量。技術進步大多是節約資本型或是節約勞動型，無論哪種類型的技術進步都會擴大生產可能性邊界，提高社會在既定條件下的生產能力。

技術進步還會對市場結構變化產生重要的影響。[5]首先，技術進步會帶來同質產品與異質產品的差異，這是形成壟斷的市場基礎；其次，行業核心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活動(R&D) 需要高級的人力資本投入和巨額的物質資本投入，這會給許多企業造成對關鍵技術進行研發的進入障礙，同時也增大了技術研發的風險；最后，技術創新還會導致新的市場交易方式和交易主體的產生。

（三）分工與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

分工的變化會引起產業結構的轉移，進而推動了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內生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新的分工格局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這些新的特征是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基礎，而且，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本身也包含著分工的變化。[6]

分工可以分為國內分工與國際分工，國際分工是國內分工在空間上的延伸。從勞動分工的角度來看，由于生產鏈的不斷延長和國際分工的不斷細化，國際間的勞動分工出現兩種相反的發展趨勢。處于較低分工層次上的勞動的差別逐漸縮小，生產要素的通用性增強，進入、退出壁壘的難度降低，因而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處于較高分工層次的勞動差別擴大，專業化知識和技能在高層次的勞動分工中十分重要，生產要素的專用性增強，進入、退出壁壘的難度增加，因此，高層次的分工成為發達國家控制國際分工格局的主要方式。

跨國公司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國際分工的主要力量。傳統的以國家為界限的分工不斷弱化，跨國公司經營的企業內國際分工、跨國公司之間的國際分工等新的國際分工形式逐漸成為國際分工的主流。因此，國際分工已經從國家層次向企業層次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不斷進入同一分工體系。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分工的深化和國際產業轉移對國內分工格局的影響越來越大。[7]在中國經濟的許多方面都具有“大國模型”的特征，所以，中國的分工格局主要是由本身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程度、收入分配政策、市場需求規模、經濟體制、技術水平等因素決定的，經濟結構變化與分工變化是共同進行、相互影響的過程。

三、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趨勢分析

（一）中國經濟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結構的問題表現在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城鄉結構、所有制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多個方面，而最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產業結構不合理

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的取向偏重于工業規模的擴大和工業總量的提高，忽視了產業市場競爭力的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高速度主要依靠高積累、高投資的支撐，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產業結構問題：一是生產結構不合理；二是產業組織結構不合理；三是產業技術結構不合理。

2.地區經濟發展不協調，產業結構出現趨同化現象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各地方政府長期追求工業自成體系，造成重復投資、重復引進、重復生產的現象十分嚴重，最終導致各地區之間產業結構嚴重趨同，地區間的分工協作程度弱化。[8]盡管東、中、西部的資源和經濟技術環境存在很大差別，但在工業產品結構中，相似程度卻很高。據有關部門測算，東部與中部地區結構的相似率為93.5%。中部與西部的相似率更高，達到97.9%。

3.城鎮化水平偏低

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下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但是無論與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還是從工業化進程的要求來看，中國的城鎮化水平都明顯偏低。按照生產結構、勞動力配置結構和城鄉人口結構分布三項指標進行綜合評價，中國的城鎮化水平還達不到國際低收入國家城市化的水平（低收入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為35%）。城鎮化水平過低不僅影響了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而且不利于擴大國內投資與國內消費需求。此外，還加大了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不利于中國和諧社會的建設。

（二）中國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

1.調整產業政策，完善實施方式

對各個產業進行重新定位，制定和實施分類產業政策。[9]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與國情的不斷變化，我們應不斷分析各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調整各行業的發展戰略，力求發揮優勢，回避劣勢，避免仿照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來被動地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

2.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

在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地位將進一步得到加強。根據中國農產品市場供求關系的新變化和進入小康社會以后消費水平提高的新要求，中國政府將從多方面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

3.加快高新技術發展

工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必須充分利用高新技術改造現有工業及產業結構，鞏固和發展中國傳統工業的比較優勢，大幅度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因此在近期和中期，中國將集中優勢力量發展具有中國比較優勢的高技術產業，特別要發展具有潛在優勢的高技術產業，提高高技術產業在工業中的比重。[10]

4.提高城鎮化水平，優化城鄉經濟結構

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中國推進城鎮化的條件已經成熟。為盡快改變目前城鄉分割的狀況，中國政府將積極推進城鎮化進程，建立城鄉人口有序流動的機制。今后隨著經濟發展，進一步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規模的城市是必然的趨勢。由于中國人口眾多，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發展小城鎮將成為推進中國城鎮化的重要途徑。此外，要改革農村的戶籍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城鄉協調發展的行政管理機制。

5.改善國內市場競爭環境，提高國內市場效率

逐步削弱直至取消政府對微觀經濟主體的直接行政干預，打破阻礙經濟健康發展的部門壟斷現象，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真正消除市場封鎖，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市場規則，促進微觀經濟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由于此項工作不僅牽涉到市場規則的改變，還影響到一些部門的利益，因此調整將是十分困難的。在近期內我們應該做的，主要是梳理現有各項政策，特別是對一些內部規定進行修改、刪除、公布，推進政策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不斷改善國內市場的競爭環境，提高國內市場的效率。

結束語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行，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逐步改變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為我國建立更為健全的產業體系提供了條件。[11]

本文對我國經濟結構演變的動因及趨勢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制度變遷、技術進步、國內及國際分工是促進我國經濟結構演變的三大動力。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根據經濟發展現狀作了相關調整，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及我國經濟中的新情況，我國的經濟結構還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能否得到及時、合理的解決，將從根本上決定著我國經濟能否實現持續、健康發展，最后，本文對我國的經濟結構發展趨勢作出探討，在某種程度上，對我國經濟結構未來發展趨勢的討論也是對我國如何實現經濟結構優化的政策建議的討論。

參考文獻:

[1]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2]安東建.中國經濟改革的結構與未來方向思考[J].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年檢,2004.

[3]進.產業集群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4]周小亮.論經濟結構調整與制度創新中的對稱與互補[J].經濟評論,2001.

[5]劉世錦.我國經濟結構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戰略調整[J].宏觀經濟研究,2000.

[6]石奇.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的現狀與推進思路[J].經濟評論,2001,(3).

[7]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M].戴睿、易誠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8]雷欽禮.制度變遷、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

[9]趙彥云.宏觀經濟統計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10]夏明.轉軌以來中國經濟結構轉變的實證分析[J].統計研究,2002,(2).

第6篇：世界經濟的趨勢范文

1.斷裂點理論

斷裂點理論是關于城市或區域間相互作用的一種理論。該理論認為城市的吸引范圍是由城市的規模和相鄰城市間的距離決定的，相鄰兩城市吸引力達到的平衡點即為斷裂點。故兩個城市影響區域的分界點（即斷裂點）可以通過建立公式計算得出。

2.邊界城市與內地城市相互影響分析

按照最大———最小規范化進行數據變換，得出臨汾市17個城市的中心性強度值。利用公路里程數計算位于省際邊界地區的永和、大寧、吉縣、鄉寧與位于內地地區的古縣、安澤、浮山七個城市各城市間的距離及各城市距斷裂點的距離。通過建立數學模型計算可以看出，位于內地的城市其經濟發展水平要高于位于邊界的城市。

邊界城市與內地城市之間的發展差異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邊界地區城市與內地地區城市之間的發展差異十分明顯。

（一）收入水平差異

位于內地城市的收入水平整體要高于邊界城市。除了鄉寧在7個城市中排名第二，其余邊界城市永和、大寧、吉縣的地區生產總值大大低于內城市古縣、安澤、浮山。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幾項位于最后三位的也都是永和、大寧、吉縣，排于前列的邊界城市只有鄉寧。

（二）產業比重差異

臨汾市邊界城市位于呂梁山脈尾端，地形崎嶇，交通不便，阻礙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第一產業比重過大，導致了邊界城市經濟的發展落后。

（三）第三產業水平差異

永和、大寧、吉縣綜合發展實力水平低，排在后三位，但第三產業水平卻不低。第三產業比重與第二產業比重大致成反比關系，第三產業比重與其增長率大致成正比。臨汾市7個城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主要由第二產業水平決定。總體來說，內地城市優勢要遠遠優于邊界城市。

邊界城市經濟發展的對策

（一）完善交通網，改善交通落后狀況

臨汾邊界城市位于臨汾西部，屬呂梁山脈南端，縣內溝壑縱橫，梁峁交錯。西靠黃河，與陜西的連接只有一條國道經過，境內沒有一條鐵路與高速通過，交通落后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要致富，先修路”。山西省十二五規劃中“三縱十一橫”高速公路建設與臨汾有關的有，西縱—右玉殺虎口－芮城風陵渡，貫穿臨汾邊界四城市；第八橫—黎城下浣－永和永和關；第九橫—黎城下浣－吉縣七郎窩，貫穿永和、吉縣與陜西相連。這些高速公路的建設為臨汾邊界城市的發展提供了機遇。邊界城市要抓住機遇，將當地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提高經濟發展水平。

（二）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

臨汾西部邊界城市除鄉寧外，永和、大寧、吉縣能源資源缺乏，第二產業水平低，而第一產業所占比重過大，導致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滯后，與內地城市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要把調整產業結構作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利用當地農業優勢發展農產品加工工業，增加產業鏈，逐漸從低端向高端轉化。邊界城市旅游資源發達，擁有吉縣壺口瀑布、鄉寧云丘山等等一大批自然人文遺產。邊界城市第三產業水平占總GDP的比重不低，要進一步加大力度開發旅游資源，增加第三產業就業人數，使第三產業成為當地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三）完善信息網絡，加強區域經濟協作

現代社會是信息的時代，高速地運作才能獲得經濟的效益。加強邊界城市的對外聯系與區域合作，發揮地方特色，才能將本地的獨特優勢轉化為巨大的經濟效益。吉縣蘋果、大寧木棗作為山西乃至全國的有名的產品，要加大宣傳，進一步提高知名度。邊界效應既存在劣勢，同時也蘊含著機遇，利用同周邊區域的共同優勢打造大區域優勢，可以促進相互之間的發展。

（四）政府應加大政策扶植

對邊界城市經濟的發展，必須依托政府政策支持。省際邊界的劃分，使得邊界縣市成為城市的邊緣，容易被忽略，兩省之間的惡性競爭也影響到邊界城市的發展。只有依托政府政策的扶植，兩省共同發展才能真正發揮優勢，促進省際邊界城市發展。

第7篇：世界經濟的趨勢范文

潔凈室（區），懸浮粒子，置信上限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在潔凈室（區）空氣中懸浮粒子的測試中，對同一個潔凈室選取不同個采樣點后，所得95%的置信上限（即UCL值）差異顯著的原因，并以中心極限定理證明了由于采樣點少而整體不服從正態分布的情況，從而提出了以潔凈室中每個采樣點幾次采樣的UCL值來判定其是否達到潔凈級別的方法。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 for the distinct deviation of the demanding UCL(upper confidence limit)，while different sample spots were selected in the same area during the calculation of airborne particles in clean room (area); by the center-limit theorem， testified the phenomena that the general result didn’t comply with the normal-status distribution regulation; brought forward the method to judge the clean level of clean area by repeating collections at every spot.

正

文: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T16292-1996（以下簡稱國標），對醫藥工業潔凈區（假設一個潔凈區是由一個或多個潔凈室組成）空氣中懸浮粒子數的測試要求是：一個潔凈室采樣點數應不少于2點，總采樣次數應不少于5次，并且計算該潔凈室的95%置信上限（UCL）。在實際測試過程中，常會遇到室內環境不均勻、采樣點少，致使UCL超標，而增加采樣點UCL又能達到級別要求的情況，故筆者對懸浮粒子的計算方法進行了探討。

1．存在的問題

第8篇：世界經濟的趨勢范文

2010年世界經濟迎來2007—2009年三年危機后的第一個復蘇年。投資持續、內需恢復、貿易強勁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強勁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2010年世界經濟增長率達到5%,其中,發達經濟體國家增長3%;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增長7•3%。但世界經濟整體發展依舊不平衡,2010年下半年世界經濟增幅明顯低于上半年,可以看出,刺激政策效應衰減的痕跡。另外,發達經濟體增速遠低于新興市場國家,潛在的經濟摩擦在所難免。進入2011年,世界經濟仍延續復蘇態勢,但發展不平衡問題仍在延續,同時又面臨新風險的考驗。年初以來的一系列突發事件增添經濟復蘇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西亞北非局勢動蕩,日本特大地震并引發次生災害;原油、糧食以及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增加通脹壓力;以歐洲債務危機為代表的政府公共債務風險對發達經濟體構成威脅。在上述因素綜合影響下,世界經濟下行風險明顯加大。IMF預計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將放緩至4•4%。其中,發達國家受制于失業率高企、財政狀況欠佳以及金融體系尚未穩固等問題,預計經濟增長率為2•4%,較上年放慢0•6個百分點。而新興市場增長相對較快,預計經濟增速為6•5%,但部分國家面臨經濟過熱風險,通脹壓力較為突出。國際貿易強勁增長成為2010年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推動力量。

據世界貿易組織(WTO)2011年4月7日的《2010年全球貿易報告》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球貨物貿易實際增長14•5%,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同期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12•9%,發展中國家和獨聯體國家增長16•7%。同期全球貿易額增長22%,達到18•9萬億美元,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其中貨物貿易額從上年的12•5萬億美元增至15•2萬億美元;發達經濟體貿易額從7萬億美元增至8•2萬億美元,增幅16%。進入2011年,盡管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但對世界貿易的影響尚未顯現,大多數經濟體貿易增長依舊。前兩個月,美國貨物進、出口同比分別增長19•5%和18•1%;日本進、出口分別增長22•0%和15•1%;一季度中國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其中,巴西進、出口分別增長25•3%和30•6%。但從全年看,2011年下半年國際貿易減速的可能性大于上半年。WTO預計,2011年世界貿易量增長率將放緩至6•5%,明顯低于上年,但仍將高于1990—2008年6•0%的平均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4•5%,發展中國家和獨聯體增長9•5%。隨著全球經濟和金融狀況的改善,2010年全球FDI復蘇,全球投資額進入上升軌道。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2010年全球FDI流動增至1•1萬億美元。進入2011年,全球并購市場再度活躍。據Dealogic數據,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價值7841億美元的并購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億美元。這些并購顯示投資者(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投資信心回歸。預計2011年全球并購交易的規模將大大超過前幾年。迄今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規模分別超過150億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達到這樣的規模。預計2011年全球FDI將增至1•3萬億美元,規模有望超過前幾年。

二、當前世界經濟貿易中值得關注的問題

從目前看,世界經濟復蘇仍將持續,但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波動加劇、歐洲債務危機依然嚴峻、中東和北非局勢動蕩、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與核泄漏等次生災害的影響,世界經濟復蘇不確定性有所加大。突發事件的發生必將增加復蘇成本;而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釋放出的復蘇差異,將進一步凸顯兩者之間因失衡而產生的矛盾,貿易摩擦依舊嚴峻;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難題是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要減少政府公共債務和財政預算赤字;對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保證經濟增長與應對通脹任務同樣艱巨。

1.突發事件增添經濟復蘇不確定因素

2011年以來,國際局勢中的一系列突發事件對本已脆弱的世界經濟復蘇增添了新的困擾。中東和北非局勢的不穩定以及由此引發的油價進一步上漲,對經濟活動構成拖累。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地震不僅對日本經濟,對世界經濟同樣造成影響;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又成為世界經濟恢復中新的不穩定因素。突發事件引發“恐慌溢價”成為當前全球經濟復蘇面臨的重大阻力。首先,對油價和食品價格占消費物價的2/3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通脹壓力增加。其次高油價同樣造成發達經濟體進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減少,內需動力減弱。日本史上最強地震,除引發海嘯還造成核泄漏。首先對日本商品期貨、股票市場以及貨幣市場造成極大的即時打擊,日本海外資金開始回流本土;其次,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制造業在全球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是全球供應鏈上至關重要的一環。日本生產供應全球40%的手機和電腦芯片,1/5的半導體產品。豐田汽車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商。索尼集團為世界各國消費者提供電子產品。災難可能使這一產業鏈發生短期中斷或轉移。摩根士丹利研究報告稱,日本大地震或將導致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減少0•5%,達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將“導致日本經濟陷入短暫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預計日本經濟將增長2%。與此同時,日本重建需要籌措大量資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債務是經濟總量的兩倍還多,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而且日本財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沒有過多資源可以利用。這就可能導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資回流,從而引發資產拋售。當然,鑒于日本的進口大國地位,其災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經濟發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開始會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脹壓力加劇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

為應對危機,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超常規的寬松貨幣政策。這些政策雖對救助危機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貨幣過度發行所造成負面后果,在后危機時代,也是政策實施國不得不承受的,這就是資產泡沫和高通脹。自2010年10月至今,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指數上升幅度達15%,糧食價格已經逼近2008年的歷史最高點;國際大宗商品整體漲幅早已超過了2007年巔峰時期,達10%以上。由于中東和北非政局動蕩,日本福島核電站危機,全球原油價格又進入了加速上漲的通道。4月8日布倫特原油價格升至126•7美元/桶,較上年上漲33•6%。利比亞局勢的混亂,西非產油國尼日利亞大選的推遲,可能會導致該國發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劇國際市場動蕩。IMF警告,如果國際市場供應和需求因素持續動蕩,就可能使油價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糧食價格和能源價格上漲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脹壓力進一步顯現。而且通脹正從新興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蔓延擴散。經濟合作組織(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OECD成員能源價格同比上漲12•4%,帶動其成員國整體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了2•7%,再創2008年以來新高。3月份該成員國核心價格指數漲幅為1•4%,也達到2010年3月以來的最高漲幅。在新興經濟體國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漲6%,持續5個月上漲,3月份繼續上漲6•3%;俄羅斯1月份CPI同比上漲9•6%,3月份上漲9•5%,持續8個月上漲;同期,印度尼西亞CPI上漲7•1%;韓國CPI上漲4•1%;中國3月份CPI上漲5•4%,創32個月以來新高;印度3月通脹從2月份的8•3%升至8•9%。面對日趨上漲的通脹壓力,多數國家不得不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新興經濟體國家從2010開始緊縮貨幣,迄今中國已10次上調準備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來已經9次上調利率;2011年3月以來,越南、泰國、韓國等繼續加息。在發達經濟體中,目前美國加息可能性較小,而歐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將其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現行的1%提高至1•25%,這是金融危機后(2009年5月以來)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脹的決心,同時也表明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復蘇出現差異。對于歐洲而言,在經濟復蘇的初級和脆弱階段加息,既加大復蘇成本,又將拖低增長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還加大了市場對加息周期的預期,投機行為和對長期利率即將上升的預期,都將加劇高負債國家的融資成本,對于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債務沉重國家的經濟復蘇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債務負擔嚴重拖累復蘇步伐

為應對金融危機,發達經濟體所使用的財政性政策手段和規模近年來不多見,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須背負沉重的財政負擔,且短期內難以消化。根據IMF最新數據,2010年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達到109•6%,財政赤字占GDP比例為9•29%;遠遠超過債務占GDP60%、財赤占3%的國際警戒線標準。IMF預計,到2015年,主要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將高達122%。在美國,經濟衰退和多年赤字財政政策,使得美國公共債務不斷累積。2010年2月12日,美國總統不得不簽署通過了將債務上限從12•4萬億美元提高至14•294萬億美元。但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最新數據,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國公共債務總額已達14•253萬億美元,距離已提高了的政府債務上限僅剩410萬美元,美國政府可能將繼續考慮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會預算局預計,今后10年,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將攀升至18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77%。赤字已成為美國當前面臨最大、最根本的經濟挑戰,標普將美國的信用評級展望下調,意味著美國將飽受高負債和赤字的折磨。歐洲問題同樣嚴重,繼希臘和愛爾蘭之后,葡萄牙可能成為歐元區17國中第三個向歐盟和IMF申請援助的國家;西班牙、希臘評級被降低,將進一步加重這兩個國家的債務困難。葡萄牙債務危機的惡化促使歐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復購買歐元國債。對于歐元區而言,歐債危機影響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報告顯示,2010年,意大利負債率(政府債務/GDP)高達131%,超過西班牙的72%;法國92%;德國80%。歐盟統計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數據,2010年歐元區國家財政赤字占GDP比例達到6%,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則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況下,為建立歐盟債務危機救助機制,2011年3月份歐盟財長們仍就規模5000億歐元的歐洲穩定機制(簡稱ESM)的協議主要細節達成了一致。這項新救助機制的大部分負擔要落在歐元區強國的身上。救助機制的建立雖然對恢復市場信心有幫助,但同是也會增加歐元區核心國家的負擔,從而拖累歐元區經濟復蘇的步伐。大地震發生期間正值日本政府與財政赤字進行艱難斗爭之際。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數據,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已高達919萬億日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同時預計在2011年4月1日開始的財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債務還將增長5•8%,達到創紀錄的997•7萬億日元,占GDP的比例達到230%。大地震必將使日本政府追加預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難免,財政狀況更加惡化,債務風險也將加劇,政府融資成本也將提高。世界銀行初步估計,日本災后重建所需費用可能高達1800億美元,相當于日本每年經濟產出的3%。重建費用要比神戶地震多5%~7%。

三、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貿易前景

1•美國

受出口和消費者支出穩定以及投資增長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國實際GDP增長達到3•1%,全年經濟增長2•9%,為五年來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復蘇以來,在平均3%的年度經濟增長率中,出口貢獻了大約1•4個百分點。進入2011年,美國經濟數據多數向好。2月份制造業生產指數從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業回暖是美國此輪經濟復蘇中的一大亮點。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環比上漲0•4%,物價上漲依然溫和。3月份芝加哥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70•6,超過預期的70•0。失業率連續四個月下降,3月份失業率從上月的8•9%降為8•8%,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個百分點。但美國經濟復蘇的動能仍顯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訂單出現連續下降,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環比大幅回落,顯示消費者對經濟短期走勢持謹慎態度。1月份20個大中城市平均房價繼續下跌,2月新屋、成屋銷售分別環比下降17%和10%,進一步表明美房地產業仍在苦苦掙扎。此外,雖然就業形勢正在轉好,但較2008年9月時的6•1%失業率仍有很大差距,顯示就業市場仍未能恢復至危機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業機會,遠遠低于預期。與此同時,高油價和日本地震,海嘯和核事故災害也將拉低美國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油價的高企不僅將直接增加相關行業企業的原料和生產成本負擔,還能通過沖擊美國就業市場和加重政府財政負擔的鏈條,將更多的負面影響力傳遞到美國實體經濟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房地產和金融等關鍵行業。美國商務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長初值數據為1•8%,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顯下降。IMF預計,2011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8%,高于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但較年初預期降低0•2個百分點,也低于美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的預計。

2•歐元區

2010年歐元區GDP緩慢復蘇1•7%。其主要增長動力來自歐元區核心國家———德國。2010年德國經濟增長3•6%,是兩德統一以來最強勁增長,而出口大幅增長為其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進入2011年,歐元區整體經濟依然向好。1月份工業訂單同比增長20•9%,為連續第四個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額環比回升0•4%,實現自2010年7月份以來的首次增長;2月份歐元區經濟敏感指數升至107•8點,表明經濟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國依然保持歐元區經濟增長的引領地位,2011年1月份企業信心指數升至歷史新高;前兩個月的出口增長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業率從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目前困擾歐元區經濟的主要障礙,一是通脹壓力增大,2011年1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升3•2%;1月份通貨膨脹率按年率計算達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脹率高達2•6%,連續超出歐洲央行為維持物價穩定設定的2%的警戒線。為此,歐洲央行4月初將其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現行的1%提高至1•25%。歐洲央行預計,2011年歐元區通脹率在2•0%~2•6%之間。二是債務危機繼續困擾歐元區經濟。IMF預計2011年該區經濟增長率僅為1•6%。德國經濟增長率將較上年降低1個百分點。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和西班牙為應對高額債務面臨金融調整,經濟仍無法擺脫低速增長。IMF預計2011年愛爾蘭和西班牙經濟增長率將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臘將分別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經濟強勁反彈,全年GDP實際增長3•9%,創20年來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強勁增長所帶動,后三個季度經濟低迷,第四季度實際GDP甚至環比萎縮0•3%。進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經濟仍呈現出較好的動向,1月份經濟景氣指數繼續改善至106•2,連續3個月環比上升;1月份失業率為4•9%,較2010年平均5•1%的失業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長9•7%,順差上升3%。由于受到東北部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影響,3月起日本經濟出現衰退跡象,3月當月日本工業產值環比驟降15•3%,創下跌幅紀錄。據推測,受災地區經濟規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計,本次災害損失在16萬億~25萬億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損失。世界銀行預計,日本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在1230億~2350億美元,災后重建大約需要5年時間。OECD報告稱,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幅可能下降0•2~0•6個百分點,第二季度的經濟增幅可能下降0•5~1•4個百分點,全年經濟增長將從之前預計的1•7%放緩至0•8%。IMF則將日本經濟增長預期從1月份的增長1•6%下調至1•4%。摩根大通將其對日本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預期從2•2%下調至1•7%,將第二季度的預期從2•2%下調至0•5%,全年增長預期從1•7%下調至1•4%。日本央行預計,2011年經濟增長率為0•6%,在所有預計中最為悲觀。在地震、海嘯、核電危機的連續打擊下,油價高企也將使日本的經濟雪上加霜。但預計負面影響可能將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隨著日本災后重建工作的開始,投資拉動將給日本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

第9篇：世界經濟的趨勢范文

關鍵詞：資源枯竭型城市；阜新；沈陽經濟區；經濟轉型

中圖分類號：P984文獻標識碼： A

資源型城市，是指那些以當地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開采和加工作為主導產業的工業城市。但是，當這類城市的礦產資源的開發進入衰退或枯竭期時，就成為了資源枯竭型城市，遼寧省阜新市就是這樣的一個城市。

1.資源枯竭型城市―阜新

經過了幾十年的開采挖掘，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時候，全市的煤炭資源就趨于枯竭，部分煤礦和礦井陸續關閉停產，大批工人失業，并隨之而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諸如水資源的缺乏和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固體廢棄物的污染、噪聲污染等。其中采煤沉陷區給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至生命都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給經濟造成了巨額的損失，人們生活苦不堪言。

對于這種“災難”，國家和政府在2001年12月把阜新確定為全國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經濟轉型試點。在轉型過程中，阜新主要參照魯爾的轉型，著重發展第一和第三產業。

十年來，阜新的經濟轉型道路并不平坦，雖然初步形成了以農產品加工業、能源工業、裝備制造業為主的產業格局，但是速度、效益和質量的增長都是相當緩慢的，與其他較發達的城市有很大差距，經濟水平比較落后。

2.振翅高飛的雄鷹―沈陽經濟區

最近幾年來，遼寧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沈陽經濟區”這個區域性發展戰略。該戰略以沈陽為中心，在百公里半徑范圍內輻射了鞍山、遼陽、撫順、本溪、營口、鐵嶺、和阜新八個城市，八城市將優勢互補、共同謀求發展，打造緊密聯系的“區域經濟共同體”。

沈陽作為該經濟區的核心城市，它擁有基礎雄厚的傳統產業，發展迅速的新興產業。近年來，基本形成了規模較大的、基礎較雄厚的、產品門類齊全的、配套完整的工業體系，而且基本具備了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多方面要素載體和基礎保障，所以沈陽可以充分發揮其核心作用，對于經濟區范圍內的其他七個城市有巨大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八個城市將同心協力，致力于人口管理、產業集群、交通、電信、商貿物流、金融業、房地產、旅游業和環境治理九大領域的一體化。

3.命運的轉折―加入沈陽經濟區

當省委和省政府決定將阜新納入沈陽經濟區，這對阜新這個資源枯竭型城市來說無非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對于阜新以后的發展和經濟轉型將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阜新借此契機，可以突破自我，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縮小同發達地區的差距，真所謂是命運的轉折點。

3.1阜新市存在的優勢和劣勢

3.2.1優勢的定位

隨著巴新鐵路的建成及投入使用，每年可以為沈陽經濟區的發展提供上億噸煤炭資源；另外，利用豐富的風力資源，正在大力發展風電產業，預計發電能力將達到750 萬千瓦左右；與此同時，阜新大唐煤制氣的項目已經正式啟動，建成后預計每年可為沈陽經濟區提供40 億立方米煤制天然氣能源；全市還正在加大力度開發太陽能、地熱、生物質能等新型能源。這一系列的能源供給可以為沈陽經濟區提供重要的能源保障。

沈陽等大城市一般工業用地供給相對不足，而阜新土地資源豐富，可供非農用地的資源量也比較大，且勞動力成本也較低，可作為沈陽等城市調整產業結構和產業轉移的承接地。

阜新還在為沈陽經濟區承擔打造綠色生態屏障的特殊責任，目前也不斷加大植樹造林的力度，一直致力于建設遼西北防風固沙邊界林。

3.2.2劣勢的分析

沒有根本解決歷史積累的結構性、體制性等深層次的矛盾，如今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另外，接續替代產業的增長速度不快，城市轉型仍然具有脆弱性；城市轉型對地方財力的增長作用有限，國庫收支矛盾依然很突出；城市轉型過渡期社會保障的收支缺口加大；轉型后的接續替代產業仍然具有較大風險。

開采造成的的環境問題還有一部分沒有解決，市內風沙大，空氣質量不好；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還沒得到妥善處理。

3.2阜新市的發展趨勢

3.2.1空間形態的演變

目前，沈陽與阜新之間已有三條公路，其中一條高速公路為在沈阜城際連接帶上的沈彰高速公路，已經初具規模。規劃將建設的兩條公路為沈阜開發大道和沈彰開發大道；兩條鐵路為京沈鐵路客運專線及沈陽至彰武鐵路。這些交通線路的發展，將會給阜新的空間形態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

在位于沈陽與阜新之間的“沈彰新城”，欲將其打造成全國最大的林產品加工集散地和重要的家具研發、生產、物流基地。“沈彰新城”的發展，勢必會不斷加強阜新與沈陽之間的聯系，阜新的城市空間形態和結構自然也會隨之有所改變，經濟中心會由向西南向轉移的趨勢。

依據國外學者的點-軸漸進理論來分析，沈陽處于區域的核心地位，那么它會充分發揮其集聚效應，預計阜新會沿著這幾條交通軸線向沈陽方向集聚，形成區域空間連接帶。阜新原本的城市空間形態是團塊狀，未來可能有向帶狀城市方向發展的趨勢。

3.2.2產業布局的調整

近期，阜新啟動了幾個新項目。例如：阜新作為遼寧省五個采礦用地改革的試點城市之一，率先啟動采礦用地改革試點工作；我國北方最大的洗毛生產基地一期工程正式在阜新投產；阜新液壓產業基地成功納入沈陽經濟區連接帶建設體系，成為沈陽經濟區連接帶的主導產業園區；此外，阜新市經過積極爭取，獲得全省首批基層畜牧技術推廣體系改革與建設示范項目。

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沈阜產業經濟帶將會繼續積極承接沈陽產業的輻射和轉移，發展與沈陽經濟區相關和相連的產業，實現產業鏈的對接。重點建設大型煤化工產業基地和以火電、風電和生物質能源為重點的能源基地，為沈陽經濟區的建設供給能源；發展鑄造、液壓、皮革、林產品和、氟化工等產業集群，為沈陽經濟區裝備制造業做好配套工作；阜新也可以發展具有自己一定規模和特色的農產品和食品加工基地，有成為區域內的物流中心的潛力。區域內的產業集散和分工協作，可以使區域內的各個城市的結構更加合理，產業更加優化，實現區域內的整體發展和共同繁榮。

3.2.3基礎設施的完善

阜新作為其中一員，勢必會規劃建設交通、水利、電信、能源等各種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這樣才能逐步做到基礎設施共享、區域內全方位一體化發展。特別是在交通方面：首先推進鐵路項目建設，開工建設京沈客專重點控制性工程和沈彰鐵路、錦阜鐵路擴能項目；其次是推進高速公路項目建設，完成彰通、阜盤高速公路一期工程，開工建設阜盤、阜鐵高速公路連接工程等。此外，還啟動了機場項目前期工作。最后是實施城市道路暢通工程。

4.結語

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要不斷發揮自身優勢，發展自己的特色產業，抓住機遇，在區域經濟的大環境下，勇于接受挑戰，不斷突破自我，積極承接區域的帶動和輻射效應，這樣才能更好更快的實現城市的經濟轉型。

參考文獻

[1]范英宏,陸兆華,程建龍,周忠軒,吳鋼.中國煤礦區主要生態環境問題及生態重建技術[J].生態學報,2003,(10).

[2]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要有新思路[J].求是,2002,(12).

[3]張以誠主編. 礦業城市與可持續發展. 石油工業出版社. 199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