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經驗總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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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鄉村振興經驗總結范文
（草案）
一、溝渠頭村基本情況:
溝渠頭村位于官莊鎮西南3公里處，總人口165戶698人，包含兩個自然村，俱家自然村和溝渠頭自然村，三個村民小組。村莊南北布局，主干街道東邊為居民區，其他區域為耕地，總面積2352.17畝，耕地面積2172畝，果園面積1032畝，全村主導產業為蘋果產業，品種分為紅富士和秦冠兩種。全村共18名黨員，貧困戶共計30戶105人。2017年全村人均純收入9600元，2017年底共完成1.5公里水泥路鋪設，2000米自來水管道改造，3200米排水渠鋪設，安裝光伏太陽能路燈50盞，建文化廣場一個，沿村主干路建花園20個，村容村貌煥然一新。目前，溝渠頭村集體經濟薄弱、來源渠道單一狹窄，無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依賴于向上爭取資金。
二、精準扶貧工作開展以來溝渠頭村發展經驗總結
溝渠頭村2015年以前原本屬于一個軟弱渙散村、貧困村，自2015年精準扶貧工作開展以來，官莊鎮黨委政府，縣上扶貧農發辦、各級政府部門以及郭氏基金會（淳化脫貧奔小康協會）對溝渠頭村的發展傾注了不少心血，溝渠頭村經過2015-2017年摘掉了軟弱渙散和貧困村這兩頂帽子，這幾年各級政府在溝渠頭村累計投資超過300多萬元，總結溝渠頭村這幾年的發展經驗可以概括為：溝渠頭村的發展得益于精準扶貧工作大局，得益于鎮黨委政府、縣扶貧農發辦、基金會等外部資源的及時介入和強力刺激，使得溝渠頭村在基礎設施、民風民俗、產業發展等民生工程方面得到了根本轉變，在產業發展方面取得了優異成績，摘掉了歷史包袱，成為一個有發展后勁的村莊。
三、溝渠頭村未來幾年發展規劃
站在溝渠頭村新的歷史起點，村“兩委”班子由剛開始的被帶著工作到如今的主動工作，作為“兩委”會班子的領導他們個人也經歷了一系列的思想斗爭，逐漸成熟起來，決定搶抓機遇，積極迎接挑戰，以黨建為引領，以精準扶貧工作為統攬，以壯大村集體經濟為主線，搶抓鄉村振興機遇，決定從2019年開始做以下工作：
（一）是以黨建為引領，加強村莊治理。
強化的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反腐倡廉建設、純潔性建設等，積極吸納青年人入黨，強化中年黨員教育，發揮老年黨員積極性，打造一支鐵的黨員隊伍，為溝渠頭村發展奠定人才之基。準備建設村史館、黨建館、閱覽室、老年活動室、消費扶貧產品展示區等加強村民和黨員的教育，讓大家知道溝渠頭村的發展歷史，讓黨員知道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二）是以精準扶貧工作為統攬，抓好產業富民。
溝渠頭村經過三年的產業發展探索，終于在產業上立足，2018年以來產業為群眾增收總計40多萬，為全村貧困戶分紅3萬元，產業成了溝渠頭村一項新產業，經“兩委”班子協商，決定從2019年開始村集體承擔的種植工作，村委會和公司簽訂委托種植協議，“兩委”班子領導帶頭種植，和部分村民種植，村委會把好質量關，做好監督人。核心內容一是探索一條適合當地產業結構調整的新產業，為當地群眾探索一條致富路；二是打造旅游產業鏈，不僅能看，還能做茶飲用，想借產業打造村，延伸產業鏈條，提升產業價值。創新點在于我們這次做茶是以種植為基礎，以標準化加工為核心競爭力，以銷售為產業保駕護航，打造茶種植、標準化加工、規模化銷售為一體的全產業鏈，合作單位建的加工廠已經拿到了國家頒發的生產許可證。
（三）是搶抓鄉村振興戰略，提前謀劃做工作。
溝渠頭村2017年已經完成整村脫貧，目前貧困戶剩余2戶，經過召開“兩委”會以及黨員群眾代表會，經過研判覺得在做好鞏固工作的同時，應該搶抓機遇，提前謀劃做工作。
1、打造以產業為依托，建設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村。以產業園區為依托，在確保效益的同時，引導群眾參與，逐年擴大規模，村委會利用基金會以及方面爭取的資金用于新品種的引進和培育，據不完全統計有700多品種，如果能引進一半的品種對產業融合，鄉村旅游來說都是巨大的吸引力。同時根據村莊布局，實施一縱五橫美化工程。以俱家自然村為起點，在村最北邊建造村莊標識牌，對南北街道兩側進行清理改建，清理兩側的雜樹以及違規建筑，重新建設花園，栽植，總長度1公里左右。對居民居住區的5條街道進行清理整頓，在門前的花園栽植，對溝渠頭自然村的后街靠街道一側建設圓門。對村莊主干街道兩側的墻體實施以黨建、精準扶貧、為核心內容的美化。
2、打造以加工廠為依托，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為主線的產業鏈，建設鄉風文明、治理有效村
計劃未來幾年以村級集體經濟壯大為主線，夯實村集體經濟基礎，夯實產業富民基礎。目前村集體以土地等資源入股淳化坤源實業有限公司，占股5%，每年享受固定分紅5000元，村集體計劃一是承擔產業的種植工作，把好生產管，二是爭取多方資金通過增資擴大在淳化坤源實業有限公司的股份，逐步承擔生產和加工兩個環節，將企業的效益和村集體的效益進行綁定，增強話語權，維護村集體和村民的利益。
3、借助政府和企業等資源，率先實現消費扶貧。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入開展消費扶貧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指導意見》〔2018〕129號（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指出，消費扶貧是社會各界通過消費來自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產品與服務，幫助貧困人口增收脫貧的一種扶貧方式，是社會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的重要途徑。大力實施消費扶貧，有利于動員社會各界擴大貧困地區產品和服務消費，助力貧困地區打贏脫貧攻堅戰。
第2篇：鄉村振興經驗總結范文
[關鍵詞]鄉村學校；中小學布局調整；教育資源
學校布局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學校在空間上的分布結構，它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分布狀況及所屬地域支配階級對學校布局的認識密切相關，而學校布局調整則是基于上述因素對學校地域分布、規模大小等進行的調適與整合。本文著重探討當前我國鄉村學校布局調整的現狀、問題及其負面影響的規避。
一、當前我國鄉村學校布局調整狀況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行及人們生育觀念的逐步轉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學齡人口逐年減少。為應對上述變化和提高教育資源利用效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便開始著手進行鄉村學校布局的調整工作。據統計：“從1990年到2001年，我國小學和初中分別由766072所和71953所分別減少到491273所和65525所，11年里，小學平均每年減少24981.7所，初中平均每年減少584.4所。”[1]2001年5月，國務院要求“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按照小學就近入學、初中相對集中、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原則，合理規劃和調整學校布局”[2]，此后，我國正式開始有目標、有規劃、有步驟地進行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工作。2006年6月，教育部先后發出兩個通知，強調“農村小學和教學點的調整要在保證學生就近入學的前提下進行，在交通不便的地區仍須保留必要的小學和教學點，防止因過度調整造成學生失學、輟學和上學難問題”[3]。同時，為加強西部農村中小學建設，實施國家西部地區“兩基”攻堅計劃，2004年《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以實施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為突破口，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逐步擴大免費發放教科書的范圍，逐步免除雜費，為寄宿學生提供必要的生活補助。”[4]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鄉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工作才在全國范圍內迅速鋪展開來。
當前，我國鄉村中小學布局調整主要表現出以下四種特征。一是在方式上以撤并為主。撤并均以布局不合理、危房數量較多且生源相對不足者為重點對象，通常做法都是將生源少、辦學條件差的并入學生多、辦學條件好的學校，至于何所學校停辦、合并等，主觀人為因素十分明顯。二是在地域上以鄉鎮現有行政區劃為單位。我國傳統鄉村教育被納入到官辦體系始于清末民初的西學東漸，在西方國民教育思潮的影響下，我國的官辦小學一開始就是按國家既定行政區劃進行的，這種現象也是當前我國鄉村學校布局調整的普遍情形。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全國推行“撤區并鄉建鎮”后，由于撤并后的鄉鎮政府通常都設在交通便捷、人口集中且經濟基礎雄厚的地方，因而，學校布局調整通常都是：初中以現鄉鎮政府所在地為單位、小學以村為單位，在鄉鎮行政區劃內進行布局，調整僅在本鄉鎮之內，鄉鎮之間的學校各自獨立平行、互不合并。三是在問題解決途徑上以興建“寄宿制”學校為主。鄉村學校布局調整后，許多學生不得不到村外小學就讀，為解決上學期間的諸多困難，各地在學校布局調整時大多都采用“寄宿制”。如此以來，在入學方式上，許多學生從小學低年級就開始步入“寄宿”之旅。四是在推進上以行政力量為主。自國家實施鄉村學校布局調整以來，各地均將此視為政治任務予以落實，通常做法都是采取“成立班子，宣傳開路，現場辦公，經驗總結，全面推廣”。這種行政化的措施，雖然也會考慮學校布局本身的特點和規律，但一旦成為政府行為，盲目、偏差乃至失策便會在所難免。因為此時其顧及的已不再是學校布局本身是否科學規范的問題，而是如何按部就班、“保質足量”地予以“完成”和“落實”的問題。的確，“公共政策是自上而下地制定的”[5]，鄉村學校布局調整以行政力量為主的推進方式正體現了這一點。
二、當前我國鄉村學校布局調整后果
這種國家倡導、政府行動的鄉村學校布局調整，雖然有利于減輕村舍辦學的負擔和促進教育的均衡發展，但也給生方和校方帶來許多問題。
就“生方”而言，一是增加了學生本身的入學困難。我國是一個山地、高原、丘陵占很大比例的國家，目前情形下，廣大學生上學本身就已十分不易。由于撤并后的學校絕大多數設在鄉鎮所在地，學校服務半徑相對過大，致使許多低齡入學兒童難以做到就近入學，也使許多兒童在本應入學的年齡段推遲入學時間。另外，小學生的年齡大多在6—12歲之間，如此年紀就離開父母獨自住校，個人日常生活全靠自理，其困難可想而知；如果出現身體不適，其困難與麻煩就更為嚴重。并且，由于長期寄宿在校，許多原本應該從事的農活，此時也不用再去從事，這對于鄉村學生勞作能力的培養也是極為欠缺的，也是一種剝離學生鄉土情節的不當舉措。二是增加了學生所在家庭的困難。撤并之前，因為小學低年級通常都設在本村，食宿均可在家解決，因此，學生花銷不大。但撤并之后，走讀的學生近的還行，遠的則至少中餐要在學校就用，即使餐費再便宜，每月亦需開銷百余元；寄宿的學生開銷就更大，諸多費用一年下來至少近千元，這對一個普通村民家庭特別是貧困山區家庭來說是不堪負重的。另外，子女自幼便在校寄宿也增加了家長對子女的精神負擔，畢竟子女年齡偏小，且生活自理能力較差，家長對子女離家寄宿的衣食住行、營養安全、性格、同伴關系處理等擔心是不言而喻的。
就“校方”而言，一是增加了合并校的管理難度與教師工作量。學生數量的劇增與寄宿規模的擴大不僅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和工作強度，也為學校管理帶來困難。教師們既要備課、上課，還得做飯并管理學生生活，一天下來許多教師累得腰酸背疼。在許多鄉鎮中心小學，絕大部分教師的日常作息時間都被喻為“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從早晨六點半起床一直到晚上備課十一二點睡覺，其超強度、超負荷的工作量超乎人們的想象。另外，由于小學生自由活動的空間和時間相對較大，在相對封閉的寄宿學校環境中，來自地域不同的學生常易滋生矛盾，人格羞辱、語言要挾、分派打架等不良現象時有發生，這也增加了校方的管理難度。二是加速惡化了被撤并學校的變遷狀況。隨著一些村小的停辦與撤并，原有學校的財產管理與利用狀況發生較大變化，其動產可能已得到相關處理，但其不動產的管理卻很不理想，大部分不是閑置廢棄就是迅速廢棄，要么就是無故被私人竊據。此外，停辦或關閉也會影響到原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致使關閉前的學校不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得不到應有的教育投資，而且校內和周邊的議論也使得師生不能安心教學。的確，“關閉學校是對整合該地成為社會單位的一種破壞，并會使當地居民產生強烈的心理感受：認為是該地區生命周期的一個階段或一段時期的結束”[6]。轉三、如何規避因學校布局調整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現有情形下，調整并完善當前我國鄉村中小學校布局是必需的，因此，其問題主要不在于爭論是否需要調整，而在于要思考如何進行調整。為確保當前我國鄉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的科學性和有效性，規避因學校布局調整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有必要重視以下三個問題。
其一，明確學校布局調整的最終目的。當前我國鄉村學校布局調整在價值取向上具有“強調結果公平”和“擴張優質教育資源”兩個特征。前者看似給予了所有學生以起點公平，實則只是表面結果上的平等，而非實質上的起點平等。這有悖于我國推進全民普及義務教育的初衷，因為“單純的效率優先原則可能會妨礙到平等的實現，普及義務教育的意義更應該立足于道德認同”[7]。后者則以擴大優質辦學資源為出發點，普遍關注縣城學校勝于鄉村學校，關注中心小學勝于片小、村小，關注高中勝于初中、小學；關注縣鎮公辦高中如何拓展優質資源、擴充生源而忽視鄉村中小學為生存而奔波、分年危房改造等不良傾向。正是在上述兩種價值取向的盲目擴展下，我國許多地區才會出現將整個鄉村學校布局的調整簡單化為單純的“收縮”與“撤并”，進而使原本應該著眼改善鄉村教育結構和提高鄉村教育質量的學校布局活動異變為為少數優質學校擴充生源的行為。因此，學校布局調整應該首先考慮如何確保學生在入學起點上得到相對公平的對待，并進一步明確鄉村學校布局調整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調適完善，方便學生就近入學，促使教育均衡發展，而非簡單的撤并和壓縮。另外，鄉村學校布局調整應在確保鄉民渴望教育得到滿足、鄉村學生不因撤并學校而失學、鄉村現有教育資源不浪費的前提下進行調整。
其二，確立基于上述目的的學校布局調整原則和標準。國外有學者曾將學校布局的距離分為“物理、文化、時間”三類，并提出了關閉學校的三條標準。[8]對此，筆者認為應該堅守三條原則。一是就近入學原則。我們可將此標準從原有的以學校距離學生入校的公里來計算轉變為以學生入校就讀路程所需時間來計算。按照學生步行的時速，應該將學生入學路途所費時間不得超過一節課為準，因為路途超過40分鐘則表明，學生入校就讀的物理距離至少會超過五公里，并且，如果考慮到該生入學前起居飲食等所費時間，所費時間可能還會更長，這種情形無疑會影響到學生入學就讀的質量與效率。二是生源規模原則。如果某一人口約1500名的村落，其人口出生率在12％，且其一年級入學兒童在20人以上，那么即可確認該村校設立的必需性，即使該校設備條件再簡陋，師資力量再薄弱，也不能被撤除或停辦。因為孩提時代因奔赴其他村落入學所帶來的不僅是文化不適，還會產生生生之間的人際摩擦，繼而導致學業不良。三是“點心”式網狀結構原則。我們可以中心校為中心、以村小為點、以距離為線架構出一個整體學校布局結構，未合并的鄉應形成以鄉中心小學為核心的單網狀分布結構，已合并的鄉鎮應形成以合并前后兩地中心校為核心的雙網狀布局結構，不能人為地撤除一些偏遠地區的教學點，因為它不僅會影響當地學生的入學率，還會破壞整個“點心”式網狀結構教育功能的發揮。
其三，著手解決當前學校布局調整過程中凸顯的重點問題。當前我國鄉村學校布局調整所引發的突出問題有三個，即學生就近入學難、家長對寄宿制不放心、被撤并學校各項管理及去向不明。為此，一要保留必要的村小低年級教學點。在制訂學校布局調整和規劃方案時，我們必須從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不能搞“一刀切”，要特別關注人口密度、地理環境和交通狀況三個因素對學校布局的現實制約問題。對凡在一年級入學生員數量達到一個班級規模的村落，即便采取“一師一校”或“個人包班”制，也得確保設立至少一至三年級的教學點。二要規范和完善鄉鎮中心小學寄宿制的設施及日常管理。政府應當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學校也要多方籌措資金，為寄宿制提供完善的軟硬件條件。同時，學校要建立健全寄宿管理制度，有條件的學校應配備專職生活教師；無條件者則應為那些在寄宿生身上多花精力與時間的教師制訂出相應的補貼方案。三要加強被撤并后學校的規劃和利用。相關部門應盡快出臺相應的資產管理辦法，明晰產權，以便依法處置上述資產；同時，不管是采取何種方式，我們都要將其閑置不動產有效地利用起來，最好是能將其辦成“學校”(如農民學校、活動場所等)，以發揮其教育功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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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東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98-2002[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888
[3]教育部關于實事求是地做好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工作的通知[EB/OL]，(20064)6-09)[2009-05-12]，
[4]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深化農村教育改革，加快農村教育發展：全國農村教育工作會議文件匯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36
[5]戴伊托馬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鞠方安，吳憂，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1—2
第3篇：鄉村振興經驗總結范文
1．增長極理論與區域經濟發展
基于增長極理論的增長極空間開發戰略的基本路徑和作用機制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首先在空間上形成一些增長水平高于一般區域的增長點或增長極，隨著增長極規模的不斷擴大，呈現出區域經濟從初始均衡→空間差異出現→空間差異擴大→空間非均衡的發展演進過程。增長極理論本質上是一種非均衡發展理論，是采用動態非均衡方法來實現區域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早期階段，區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水平較低，運用增長極理論實施空間非均衡開發戰略促進經濟起飛，是比較理想的選擇。但要實現經濟更高水平發展和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則必須另辟蹊徑。
2．增長極由單極戰略向多極戰略的轉換
以增長極理論為指導，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資源有限且分布不均勻的制約，主要依靠條件較好的少數地區和少數產業帶動，采取集中優勢、重點布局的模式，把有限的資源集中投入到發展潛力大、規模經濟和投資效益明顯的少數增長極，通過增長極的極化和擴散效應，從而帶動周邊地區和其他產業的發展。客觀上講，這種培育單個增長極核的開發模式在早期階段的確能夠有力地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但是，由于空間經濟運動的慣性和市場經濟的自發作用，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往往在相當長時期內都會遠遠強于擴散效應，導致區域發展長期處于不平衡、地區差距不斷擴大，單一增長極突出，區域空間非均衡異常明顯。在經濟進入新常態下，區域自主意識逐步覺醒，區域經濟均衡協調發展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均衡發展的條件下，“單極”發展、“一枝獨秀”的傳統發展道路已不合時宜，區域經濟社會進步不僅需要單個增長極的強勁支撐，更需要多個增長極的協同推進，實施多點多極空間開發戰略，形成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格局。在多點多極發展戰略中，“點”就是經濟支撐點，通過壯大區域中心城市，做強區域經濟梯隊，形成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強有力經濟支撐點;“極”就是經濟增長極，通過加快城市群和經濟區發展，做大區域經濟板塊，培育區域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極。點和極是經濟活動與空間載體的有機統一，實施多點多極發展戰略，就是引導經濟要素向具有發展潛力的中心城市和重點區域集中集聚，形成更多更強的支撐點和增長極，并對周邊地區產生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在經濟中心與經濟腹地的互動中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3．單極戰略向多極戰略演進的現實實踐
多點多極空間開發戰略促使區域經濟在空間上小集聚大擴散，推動區域發展逐步走向空間均衡，這也是美日等發達國家和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普遍特征和經驗總結。美國區域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由單極向多極的演進過程。美國現代經濟增長發韌于新英格蘭6州，19世紀推進到以芝加哥為中心的五大湖沿岸各州。到19世紀中葉，東北部和中北部14州以僅占11.5%的國土面積集中了全美75%的制造業，形成了典型的單極發展格局。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區域經濟開始出現多極化趨勢，城市、產業和人口不斷向中西部和南部地區集中，1900年該地區已有47個城市躋身于美國100個最大城市的行列。20世紀50年代后，伴隨著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起，太平洋沿岸地區城市密集區逐漸形成。最終形成了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匹茲堡、圣地亞哥—舊金山三大世界級城市群，從而在全美經濟空間版圖上呈現出多點多極協調發展格局。日本區域經濟的多極化發展趨勢同樣明顯。明治維新前，大阪的工商業遠較東京發達，日本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單極發展格局。明治維新后，日本先后實施了以“四全綜”為核心的空間開發戰略，并大力推行產業政策，東京由于其首都地位，加上自然地理條件較為優越，逐漸發展壯大并超過大阪。名古屋地區從19世紀末開始紡織業快速發展，汽車產業也于20世紀30年代開始得到大規模發展，穩定地形成了所謂的“中京圈”。日本經濟在空間上逐步形成了以東京、大阪—神戶、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為主的多點多極發展格局，帶動了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區域經濟發展也是一個由單極開發向多極開發戰略演進的過程。在經歷改革開放前期東部沿海“一枝獨秀”的空間開發階段之后，通過實施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和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在沿海地區內部積極培育多個全國性的增長極，形成了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增長極;同時積極支持內地條件較好的地區加快發展，通過實施中部崛起戰略，培育形成了長江中游地區和中原經濟區等新支點;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培育形成了遼中南城市群和哈長城市群;大力推進西部大開發，培育形成了成渝經濟區、關中—天水經濟區、北部灣經濟區等區域增長極以及滇中經濟區、黔中經濟區、天山北坡經濟區、寧夏沿黃經濟區等次級增長極。從而在全國層面上形成東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開發和東北振興的四大區域板塊驅動格局，在區域層面上形成競相跨越、百花齊放的多點多極發展新格局。由此可見，“多點多極發展”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實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基本格局。201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繼續實施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未來我國的區域經濟格局，就是“增長極”領銜、四大區域板塊齊頭、多個城市群協同并進的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態勢。因此，在空間上形成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格局，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應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舉措，也是促進統籌區域發展的現實結果。
二、多點多極發展中縣域經濟底部支撐功能再審視
縣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基本經濟單元，是區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區域經濟增長點和增長極的基礎支撐。在多點多極發展戰略下，做大區域經濟板塊、做強區域市州經濟梯隊、建設區域性城市群或者次級經濟區域，都離不開縣域經濟的底部基礎支撐。縣域經濟的發展將直接影響到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發展，進而影響“點”和“極”的支撐作用的合理發揮，最終影響區域性城市群和次級經濟區的崛起。
1．縣域經濟在經濟規模上對區域經濟增長點和增長極的綜合實力形成堅實支撐
在縣域范圍內，通常形成了縣城為經濟中心、中心場鎮為經濟副中心、一般鄉鎮為經濟節點的經濟發展體系，通過縣域內的乘數作用來實現經濟擴散效應，其吸收和輻射能力能夠達到并能促進整個縣域范圍的經濟發展。這種經濟發展體系有利于規模經濟和生產協作、生產聯合、資源合理利用等外部經濟的形成，有力地促進了縣域經濟總量的積累，是形成較為合理的區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底部基礎，進而實現對經濟增長點和增長極的經濟體量支撐。縣域經濟對我國東、中、西、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格局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四大板塊”的發展差距主要就體現在縣域經濟發展差距上。在東部的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三大增長極中，全國百強縣多達2/3以上，其中浙江、山東、江蘇三省就占據半壁江山，而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由于所擁有的全國百強縣經濟規模偏低、數量較少，使得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十分明顯。
2．縣域經濟在經濟功能上對區域經濟增長點和增長極的完整職能形成有力配合
縣域經濟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單位，是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的結合部、工業經濟與農業經濟的銜接處、更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交匯點，具有較強的綜合性職能，是“點”和“極”的重要構成單元。一方面，縣域經濟是縣域內各經濟要素和經濟主體的集合，通過有效整合本區域的勞動力、資金、財政等要素資源，培育和壯大縣域主導產業及龍頭企業，并向縣域中心鎮、重點鎮及廣大鄉村地區輻射影響，其經濟輻射力可以基本覆蓋整個縣域，有效促進了底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使縣域經濟充滿活力和動力;另一方面，由于區域經濟由城市經濟和縣域經濟構成，城市經濟主要是以二、三產業為主，縣域經濟則主要是農業占主體。縣域經濟接受城市經濟的信息、技術輻射和產業轉移;同時，縣域經濟依托自身的資源稟賦，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巨大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形成優勢互補的專業化生產和社會化分工的格局。因此，城市經濟要得到好的配套協作，沒有縣域經濟的支撐則難以均衡;僅有城市經濟，縣域經濟因缺乏服務對象也發展不牢。縣域經濟通過與城市經濟的良性互動和關聯發展，進而形成合力來共同支撐“點”和“極”的發展。
3．縣域經濟在城鎮建設上對區域經濟增長點和增長極的城鎮結構形成有效補充
縣域不僅是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主要載體，也是探索“兩化”互動的“實驗室”和城鄉統籌的“平衡桿”。據世界銀行專家估計，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至少能帶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縣城作為縣域經濟中心，在縣域城鎮化建設中具有龍頭帶動作用，是最有發展潛力的區位;小城鎮作為縣域城鎮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在縣域內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推進以縣城和小城鎮為核心的縣域城鎮化建設，有利于促進農村人口的合理流動和轉移人口市民化，創造持續增長的需求，成為城鄉融合的樞紐和橋梁，對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具有重大意義。有條件的縣城和重點城鎮發展成為中小城市，人口規模不斷擴大，城鎮功能進一步提升和完善，其承載力、擴張力和輻射力逐步增強，在縣域內形成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功能互補的城鎮體系，有利于緩解大城市中心城區壓力，實現區域城市群或經濟區在空間上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規模適度、梯次合理、協調發展的城鎮結構，最終支撐多點多極發展。因此，縣域經濟從經濟規模、經濟功能和城鎮建設等方面對多點多極發展格局起著最基礎、最底部的支撐。縣域經濟的活力和實力的不斷增強，有效地促進區域經濟新的空間增長點和增長極的發展壯大。
三、基于多點多極支撐發展的四川縣域經濟現實判斷
四川是西部經濟第一大省，確立了建成全國經濟強省的目標。立足于“區域發展差異明顯、單極支撐格局突出”的省情，四川在2013年提出實施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明確指出要夯實底部基礎，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全面提升縣域經濟實力，其實質就是加強多點多極發展戰略的底部支撐。
1．縣域經濟是四川多點多極發展格局的底部基礎
四川現有135個縣(縣級市)，幅員面積44.9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的92.4%，縣域經濟的發展有力地支撐著多點多極發展格局的逐步形成。第一，縣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經濟規模較強，有力鞏固次級經濟區的綜合實力。2013年，四川135個縣(市)地區生產總值13963億元，占全省經濟總量的53.2%，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1個百分點，地區生產總值超過100億元、200億元和300億元的縣(市)分別有56、21和4個。在2013年第十三屆西部百強縣(市)評選中，四川共有21個縣(市)上榜，數量居西部第一位。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力地支撐了所屬區域在全省多點多極發展格局中的崛起。以川南經濟區為例，2013年川南經濟區在四川5大經濟區中率先實現各市地區生產總值全部過千億，其中自貢、內江的縣域全部進入百億元行列，瀘州和宜賓的縣域經濟整體水平也較高。川南四市縣域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充分體現出了縣域經濟對“點”和“極”的體量支撐。第二，縣域經濟市場化水平不斷提高，活力明顯增強，優化了多點多極發展的底部整體效能。2013年，135個縣市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增長12.4%，增幅比四川省高0.3個百分點;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673.7億元，占四川省的45.1%。同時，四川實行“擴權強縣”試點，賦予試點縣與市相同的部分經濟管理權限，拓展了縣域經濟發展空間。其中，59個擴權試點縣全年累計實現地區生產總值8874.5億元，增長10.3%，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3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6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8357元，分別增長10.5%、13.4%。市場化改革和“擴權強縣”試點，激發了縣域經濟發展活力，全省多點多極支撐的底部基礎進一步鞏固。第三，縣域經濟中心的快速城鎮化，有力充實著支撐點，助推區域性城市群的崛起。隨著縣域城鎮化戰略深入推進，四川縣域支撐區域性中心城市快速崛起，城市群發展初具規模。2013年，四川全省主城區人口超過50萬的大城市數量達到8個，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顯著提高，縣域與中心城市間的產業分工與協作日益緊密。城市群在縣域經濟的支撐下加快發展，例如，成都平原城市群經濟總量超過1.4萬億元，是西部地區一體化程度最高、競爭力最強的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各市經濟規模均超1000億元，多中心網絡化布局初步形成，處于率先次級突破的優勢地位。
2．四川縣域經濟底部支撐作用發揮面臨的現實困難
四川縣域經濟盡管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效，但發展仍不充足，距離真正發揮底部支撐作用還有相當的差距。第一，縣域經濟規模弱小、綜合實力不強、發展差距較大，不足以形成強有力的底部基礎支撐。縣域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與東部沿海發達省份的縣域經濟相比整體滯后、差距較大。在2013年第十三屆全國百強縣(市)評選中，四川僅雙流、郫縣2個縣入選，而江蘇、山東、浙江等經濟強省分別有26、20、16個縣(市)入選;在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排序中，四川省競爭力指數僅排在全國的中下游水平。以全國百強縣首位的江蘇江陰市為例，2013江陰市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2690億元、42986元和21882元。四川雙流縣位居全國百強縣第15名，上述三項指標僅為746億元、31752元和13856元，分別為江陰市的28%、74%和63%。四川縣域經濟在經濟規模和綜合實力上對多點多極的底部支撐還很乏力。第二，縣域集聚經濟發展要素和經濟活動能力低，產業層次偏低，影響著底部支撐功能的發揮。在金融支持上，金融資源的配置不同程度地從農村和農業退出而轉向城市工業，縣域內資金多數呈現凈流出狀態。在土地供應上，土地利用指標多數用于中心城市建設，縣域年均土地利用計劃不足500畝，并且農村土地流轉不暢、置換困難，遠遠不能滿足縣域經濟發展的需要。在財政體制上，縣域財政一直處于忙“吃飯”狀態。2013年，縣域地方公共財政收入、人均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分別僅占全省的27.0%、40.6%，縣域之間地方公共財政收差距較大，收入最大的雙流縣(64.6億元)是最小的壤塘縣的400多倍。在產業層次上，縣域農業規模化經營困難，78個縣(市)工業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4個縣市第三產業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仍處于工業化發展的初級階段，三次產業結構以“二、三、一”型為主，產業結構層次明顯偏低。第三，縣域城鎮化水平低，縣城規模小、輻射帶動能力弱，不能有效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2013年，四川省135個縣(市)的城鎮化率為34%，比全省44.9%的城鎮化率低了近11個百分點，并有119個縣(市)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尤其是攀西地區與川東北地區的民族集聚區和盆周山區，由于基礎設施和產業基礎薄弱，縣域城市建設水平比較低，大多數縣城人口不到10萬，遠遠沒有達到20萬的經濟規模人口要求，縣城以外建制鎮的人口大都不超過5萬。縣域建制鎮總體規模偏小，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差，難以在“兩化”互動和促進城鄉統籌中發揮應有的輻射帶動作用。這些地區缺乏完整合理的城鎮結構以支撐城市群崛起，城市群之間差距較大，四川多點多極發展格局缺乏底部支撐。
四、夯實縣域經濟底部支撐的基本路徑
縣域經濟作為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的底部基礎，縣域強則底部實，底部實則支撐穩。應重點從產業支撐、市場要素和城鎮體系建設等方面，夯實縣域的基礎支撐作用，促進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格局的形成。
1．立足產業支撐，做大縣域經濟總量，增強縣域綜合經濟實力產業強，則縣域經濟強。
一是突出新型工業化主導。積極承接產業轉移，推動優勢產業做大做強，進一步提高縣域工業經濟的質量和效益，大力發展具有競爭力的縣域特色產業。二是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實現從“資源優勢—產業優勢—經濟優勢—競爭優勢”的轉化。三是發展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交通、現代物流、金融、旅游服務等第三產業，培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四是推動在有條件的縣域設立產業園區，打造對區域經濟帶動力強、支撐作用大的重點園區，培育特色優勢產業集群，將產業園區培育壯大作為多點多極發展戰略的有力支點。形成“一縣一色、一鎮一業”的產業發展格局，有利于為多點多極提供穩定有力的產業支撐。
2．擴大縣域市場開放合作，引導要素合理集聚，提升縣域經濟功能
在縣域市場開放方面，縣域政府應轉變職能，為市場的發展營造環境、搞好服務，發揮乘數效應，激活縣域發展潛力。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引導和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和基礎產業等領域，拓展民營經濟發展空間;積極開展縣域之間的合作，形成縣域產業互補，實現錯位共融發展，并推動縣域與中心城市一體化發展，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使縣域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寬層次吸納更多的資源，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在要素集聚方面，發揮縣域對金融、土地、財稅等生產要素的“極化效應”。推進縣域金融服務創新，促進縣域金融機構將經營重心從大城市轉向縣域，加大信貸等各種金融資源在縣域實體經濟的投入，調動金融機構服務縣域經濟的積極性;探索推進土地流轉的合理途徑，建立縣域土地承包經營權等產權流轉平臺，促進土地利用集約化水平;深化“擴權強縣”改革試點，擴大縣域經濟管理權限;完善稅收政策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經濟欠發達的縣域給予更多的稅收優惠和財政支出，促進要素合理流動。
3．推進縣域城鎮體系建設，統籌城鄉發展一體化，完善城鎮梯次結構
城鎮化是發展壯大縣域經濟的新動力，縣域經濟的繁榮又為城鎮化提業支撐和經濟保障，實現縣域城鎮化與縣域經濟的有機融合發展。一是要加快縣域基礎設施建設。構建以縣城為樞紐、建制鎮為節點干支銜接的縣域現代化交通路網，縮短縣域城鎮與大城市之間的時空距離，增強其承接大城市輻射帶動作用的能力。二是推進縣域現代公共服務體系均等化建設。提升“人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統籌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三是實施縣域“層級式城鎮化”戰略。對人口吸納能力強、經濟發展快的城鎮落實“擴權強鎮”改革試點，下放經濟管理權限，增強其產業集聚能力、勞動力轉移吸納能力;并積極將縣城培育成為中小城市，最終形成以縣城為中心、中心場鎮為副中心、一般場鎮為節點、農村聚居點為基礎的新型縣域城鎮化體系，進而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城鎮結構，為多點多極支撐筑牢底部基礎。
五、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