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基礎病因學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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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
隨著時代的發展，生活方式的改變，現代醫學的干預，當代疾病譜發生了極大變化，新的、錯綜復雜難以治愈的疾病日益增加，為中醫藥學認識、治療疾病不斷提出挑戰。近20年來毒邪學說作為中醫病因學說的一種，受到廣泛關注，但其發展應用中也存在諸多不足，現分析如下。
1 毒邪學說的發展概況
毒邪作為中醫病因學說之一，從《內經》時代開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論基礎，后世醫家多有充實與發展。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臨床實踐的發展和現代病理機制研究的深入，對傳統毒邪的認識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內容包括毒邪的界定、歷史沿革、病邪性質、致病特點、相關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等方面。近3年來，有關文獻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機制探討方面。毒邪學說已成為現代病因學與治療學研究中新的視點與熱點。但經過20多年的發展，毒邪學說經歷了興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勢。究其原因，涉及了從中醫疾病觀到當代疾病譜變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學說的困境與分析
2.1 與疾病可知、可治理論的矛盾 《內經》不僅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也締造了中醫學的疾病觀。目前大家所公認的“疾病可知、可治觀”，即由《靈樞》的“拔刺雪污論”發展而來。《靈樞·九針十二原》曰：“今夫五臟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污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污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說也。夫善用針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污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由“拔刺雪污解結決閉論”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觀”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歷史觀的，在2 000余年的歷史長河中，有效地指導著醫療實踐，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碩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科學技術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條件的，要受到患者機體的承受能力、依從性、疾病的發展階段、醫者的專業水平、醫療技術的現狀等各種條件的影響。《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曰：“使圣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即全面地論述了影響疾病可治性的諸多因素。清·程鐘齡《醫學心悟·醫中百誤歌》更是從醫家、病家、旁人、藥中、煎藥5個方面總結了100種影響疾病治療的不當言行。隨著時代的發展，診斷技術的進步，人類壽命的延長，疾病譜的改變，新的疾病、新的醫學難題不斷涌現。在特定歷史時期內，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為無法回避的事實。如果忽略了這些因素，來考察毒邪學說的作用，會發現毒邪學說對臨床缺乏有效指導，一種對實踐沒有有效指導作用的理論，當然不會被看作好的理論。
2.2 辨證論治體系的缺失 縱觀中醫學2 000余年發展史，一種學說的確立，均以相對完善的理法方藥體系，亦即辨證論治體系的形成為標志。以溫病學為例，其學說萌芽于《內經》、《難經》、《傷寒論》，發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葉天士《外感溫熱病篇》確定衛氣營血的辨證論治體系為標志。而《中醫腦病學》不能脫離《中醫內科學》獨立，正是因為其辨證論治體系還是以五臟為中心的臟腑辨證體系。一種產生于臨床實踐的中醫學說，只有當其可以據之以立法、組方、遣藥，即指導實踐時，才可稱作完善。毒邪學說在理論上已基本完備，毒邪的內涵與外延、歷史沿革、病因病機演變、臨床特征、涵蓋的疾病種類與預后等已闡明。但確定為毒邪致病后，應采用何種治則治法，選用何方，或如何組方，方中如何加減用藥，基本上是空白。這也是導致毒邪學說逐漸沒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蓋疾病譜的難治性 毒邪學說涉及的疾病范圍廣，種類多，涵蓋了內外婦兒各科，有廣義疾病范疇如心系疾病、惡性腫瘤，常見病、多發病如急性腦血管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高血壓病、糖尿病及其并發癥，少見病、疑難病如系統性紅斑狼瘡、肝豆狀核變性、成人斯蒂爾病，危重急癥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還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療毒副作用、運動性疲勞等難以歸類的疾病，總數超過100種。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備遷延性、復雜性、難治性、致殘性、致死性等特征，無論現代醫學還是中醫學，在治療這些疾病時都有束手無策的無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標準。
3 毒邪學說的前景展望
隨著時代的發展，診療技術的進步，人類壽命的延長，疾病譜的改變，醫學觀念的改變，新的疾病、新的醫學難題不斷涌現。新的醫療實踐，提出了諸多全新的問題，中醫學理論在認識、分析、解決新問題方面的不足難以回避。雖然毒邪學說存在諸多不足，卻因臨床實際的需要而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甚至有泛濫的趨勢。要規范毒邪學說的發展，拓展辨證論治的適用范圍和能力，應當為毒邪學說準確定位并將之有機融入中醫基礎理論中。
3.1 毒邪的中醫病因病機定位 目前比較公認的看法，毒邪有內外之分。一般認為外毒指由外而來，侵襲機體并造成毒害的一類病邪。內毒是指由內而生之毒，系因臟腑功能和氣血運行失常，使機體內的生理產物或病理產物不能及時排出，蘊積體內而化生。內毒多在疾病過程中產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產生新的病證，多標志著疾病進入危重階段［1］。因而外毒可歸入外邪中疫癘之邪的范疇，內毒可與痰、瘀并列作為特殊的內生病邪。雖然毒邪可由六化生，或與痰、瘀并見，但多同時具備猛烈性、火熱性、傳染性、特異性、頑固性5個特性［2］中的3個以上，且毒邪決定著病情的發展方向與預后，因而毒邪作為獨立的致病因素更符合臨床實際。外毒致病，多損傷皮肉筋脈，并出現神志異常，與肺、心、肝關系密切。內毒之生，多與肺之宣肅、脾之運化、腎之開合異常密切，故應主責肺、脾、腎三臟。
3.2 中醫治療學研究 毒邪為病，其治當以祛除毒邪為主，兼以扶正。故汗、和、下、消、吐、清、溫、補八法分別適用于不同階段，但吐法當今近于不用，溫補二法在毒邪熾盛時有助邪之弊，故祛毒治法，以汗、和、下、消、清為常用，其中汗、下使毒邪有出路，和、消、清可認為是廣義的解毒法。有了治則治法的指導，進一步應探討針對毒邪為病的方藥，雖然關于具體疾病的辨證論治內容豐富，但在普適性方面不足。今后的研究，首先應整理具有解毒祛毒功效的中藥，因《神農本草經》樸實有驗，可從此入手。其次，整理發掘具有解毒作用的方劑。但毒邪學說真正成熟的標志，應該是超越西醫具體疾病的藩籬，在中醫學理論指導下，出現如同王清任諸逐瘀湯之與瘀血學說的系列方劑。
4 小結
適應時代的要求，在短短20多年間，毒邪學說以其頑強的生命力，獲得了長足進步，為當代中醫藥辨治層出不窮的疑難疾病，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但毒邪學說的理論體系尚未最終形成，當以中醫學理論為指導的理法方藥體系真正構筑起來的時候，中醫藥學防治疾病將再獲利器。
參考文獻
［1］ 李運倫．毒邪的源流及其分類詮釋［J］．中醫藥學刊，2001，19（1）：44-45．
第2篇：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
人真的是越耐寒就越健康，原因如下:
1、人體耐寒“心理調解法”的原理在對寒冷的耐受能力上，雖然人人都有極限，但是人與人的差異卻很大。在著涼以后身體出現各種各樣的反映，進而形成病癥；
2、通過研究發現，這些病癥反應和心理因素有對應關系，經過對應的調解可以減輕或祛除某些病癥。在實踐的基礎上，從而逐步形成了系統的耐寒理論。談到病因人們自然地想到著涼、受風、病菌、病毒、遺傳、外傷等等，而對于治療這些疾病人們自然的認為用吃藥、打針、作手術、針灸、按摩等方法。無論是西醫或者中醫都有一套病因學說以及各自的一套治療體系，來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對癥治療。在人們意識中對此已經形成了一套程序、一種概念，深深地印在了人們的腦海里。雖然有些病癥找不到確切的病因，就根據年齡、病癥和治療結果歸結為更年期綜合癥、神經性官能癥等。
（來源：文章屋網 ）
第3篇：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
關鍵詞：中庸思想；黃帝內經；病因病機；滲透與影響
中圖分類號：R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7)07－1486－03
中庸思想源于西周以前的“尚中”思想，其核心理念為“執中、適中、中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權以用中。其中平衡是關鍵，即為“中和”。提于《論語》、成于《中庸》，至宋、明時期，程朱理學將中庸思想推向。在中醫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中庸思想滲透和影響了其諸多領域，起到了目標性的導向作用。
中庸思想滲透和影響在中醫理論尤其是對中醫病因病機學的影響非常明顯。中醫理論的主綱是人體調節理論。是臟腑、經絡、氣血、體液在適應季節、氣候后得“中和”，從而使機體得“中和”；機體得“中和”則人體得健康；反之，機體“失中和”則易患病。這一以“中和”為主線的中庸理念貫穿了中醫病因病機學發展的整個歷史，是中醫病因學說的總綱。
成書于秦漢時期的《黃帝內經》基本奠定中醫病因病機學的理論體系，明確提出了六氣、情志、飲食等內外因素在一定條件下可成為致病因素。它關于病因病機的論述是后世乃至當今研究疾病的病因病機變化及疾病防治等諸多方面的重要理論依據。
1 中庸最想與《黃帝內經》的哲學淵源
1．1 中庸思想與《黃帝內經》的成書時間比較盡管無論中庸思想抑或是《黃帝內經》其形成標志均有爭議，但目前國內史學界大多認為《黃帝內經》應最終成書于西漢中期(公元前1世紀)之前。大量文字學考證表明其最終成書時間應晚于中庸思想的標志性著作《論語》和《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而子思卒于公元前四零二年，故兩者相距約三百年)。早在漢武帝時期，出于政治考慮，官方就已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樣作為以當時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為指導的中醫理論的奠基之作和集中當時各學科大成的《黃帝內經》理論上就必然受到已經在官方開始受到追捧的儒家思想的滲透與影響，因而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中庸思想也必然對《黃帝內經》產生影響。
1．2 中庸思想與《黃帝內經》的文獻淵源，孔子許多思想直接影響了《黃帝內經》的醫學思想。如“過猶不及”，“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允執其中”(《論語》)。《素問?生氣通天論篇》則說：“陰陽之要……因而和之……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素問?調經論篇》說：“陰陽勻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日平人”。反之，就會出現“陰盛則陽病”、“陽盛則陰病”，甚至“陰陽離絕”的危候；又如《論語?鄉黨》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不多食”與《素問?上古天真論篇》“食飲有節”和“飲食自倍，腸胃乃傷(《痹論篇》)觀點一致。表述相似；在治療用藥方面，《素問?玉版論要篇》曰：“陰陽反他，治在權衡相奪”。《素問?至真要大論篇》云：“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上述分析證明了孔子的“中庸”與《黃帝內經》的執“平”，二者不僅觀點一致，哲學思維的本質也如出一轍。
這樣無論從成書時間還是文獻考據，均不難做出一個大膽的推測，中庸思想從中醫理論體系發軔的《黃帝內經》就開始對中醫的理論體系產生了巨大的滲透與影響。
1．3 中庸思想與《黃帝內經》的哲學本質的趨同性特征《荀子?禮論篇》中說：“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同時認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中庸思想強調矛盾對立雙方根據主體需要使雙方趨于平衡，建立在矛盾對立基礎上的陰陽學說和以此為基石的《黃帝內經》更強調雙方的平和從而達到保持機體健康或治療疾病的目的。而雙方建立的哲學基礎――中國古代哲學又基本一致認為萬物源于道。這樣就不難發現中庸思想和《黃帝內經》在對生命形態、病因病機等理論的認識上就哲學本質而言兩者具有趨同性。這種趨同性理解構成了中庸思想對《黃帝內經》產生影響的哲學淵源。
2 中庸思想對《黃帝內經》病因病機理論建構的核心影響作用
中庸思想在《黃帝內經》的核心理論建構中發揮了原則性和目標性的指導作用。中庸思想既是《黃帝內經》核心理論中機體健康的根本保證，又是產生疾病的哲學原因。
眾所周知，陰陽學說作為核心理論貫穿于《黃帝內經》理論體系的各個方面，陰陽學說之中充滿了“中庸”、“中和”的思想。因此，“中庸”“中和”的思想也就貫穿于《黃帝內經》理論體系的各個方面。
從病因病機學方面看，《黃帝內經》突出了失中為病的思想，明確闡述了“陰陽失調”是一切疾病病理變化的基礎，奠定了中醫病因病機的基本理論。《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問?調經論篇》進一步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陰，或生于陽。將病因分為陰陽兩類后，解釋了人體產生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陰陽失調”。
《黃帝內經》對病因致病特點的認識大致有時氣失常、情志過激、飲食失節、勞逸失度等方面，這些均體現了失中思想。
《素問?六節藏象論篇》說：“未至而至，此謂太過，……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太過導致正常的氣候變化成為病邪。機體與外界的中和平衡，機體內部的適應性平衡成為了維持機體健康的機制。《靈樞?百病始生》說：“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強調指出了“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所以人們必須要“和于陰陽，調于四時”，違背了四時陰陽，就會引起疾病的發生。例如，“逆春氣”，則“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心氣內洞”；“逆秋氣”，就會“肺氣焦滿”；“逆冬氣”，影響腎臟，出現“腎氣獨沉”(《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臟腑在某一時令季節失去“執中”“中和”會直接導致相應臟腑疾病的產生。運氣7篇大論系統論述了氣候變化的太過、不及與平氣和人體發病的不同情況，系統地闡述了“六”學說。認為自然界氣候風、寒、暑、濕、燥、火，在不正常的情況下也可以引起疾病的發生。
至于7情，《黃帝內經》根據人體的情志變化，概括為喜、怒、憂、思、悲、恐、驚7種。突出地強調了精神心理因素與疾病的關系。在形神統一的基礎上，指出情志變動也是疾病發生的重要因素。如《素問?舉痛論篇》說：“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這里的上、下、緩、消、亂、結都是指情志過激失于用中所致的氣的失常。《素問?疏五過論篇》說：“暴樂暴苦，始樂后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所以七情太過，也是人
體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
《黃帝內經》進一步闡述了飲食不節病因，明顯體現了失中致病的思想。如《素問?痹論篇》說：“飲食想自倍，腸胃乃傷。《素問?生氣通天論篇》說：“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認為五味分別人五臟以養五臟之氣，如偏食某味過久，則可使五臟之氣偏勝或偏衰而發病。
《素問?經脈別論篇》還提出：“生病起于過用”的觀點，認為盡管疾病發生的原因很復雜，但其關鍵都離不開過用失中這一環節。如《靈樞?本神》說：“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等。《靈樞?百病始生》說：“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素問?舉痛論篇》說：“勞則氣耗”，“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素問?痿論篇》說：“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痿，及為白。”這些致病因素均離不開“失中”、和不能“執中”，中庸思想在這里強有力地發揮了它的影響力。
3 中庸的權變適中思想對《黃帝內經》的病因病機學說的滲透與影響
《黃帝內經》中的中庸思想不僅強調中和，更重視運動中如何權變適中。中庸思想對《黃帝內經》病因病機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其貫穿于醫學實踐的整體運動中，中庸并非簡單的折中，而是不斷變化中尋求一種動態平衡，即權變適中。“中庸”對中醫學理論起著支配作用。在自然界的中和方面，運氣學說是最好的注腳。如《素問?氣交變大論篇》說：“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運氣學說的中和理論是自然界的自穩調節機制，是維持氣候六氣之間相對平衡的保證，并最終納入天地陰陽的平衡。而人體內部臟氣之間以及人體與外界環境的中和，可以通過人體內部的自調機制來實現。如藏象理論及臟腑相關理論描述的氣機升降出入，臟氣之間的生、克、乘、侮關系，以及經絡之間氣血多少等，都具有調節和實現臟腑生理及心理的協調平衡從而達到“平人”的作用。正如《素問?靈蘭秘典論篇》所謂：“十二藏之相使……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從病因病機學角度看《黃帝內經》所反映出的失中致病的思想還有很多。盡管疾病發生的原因很復雜，但其關鍵都離不開失中這一環節。
4 結 語
第4篇：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
【關鍵詞】 中醫;證侯模型;命名
中醫證候動物模型研究至今已近半個世紀，但以證候動物模型的生物表征比照人的生物表征來判斷動物模型某證建立成功與否的方法，由于當今科學發展水平的限制，無疑已經成為中醫證候動物模型發展的瓶頸。所以必須加強中醫證候動物模型命名方法后研究以期為臨床提供切合實際的臨床前研究載體。
1進行中醫動物模型研究的必要性
《素問·寶命全形論》說“天復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 為什么人最貴?《荀子·王制》在分析了“水火”“草木”“禽獸”都由氣構成之后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現代醫學研究也規定，進行正式的臨床研究之前必須有動物實驗的數據，使得人的“貴”得以確立，也使得動物實驗作為臨床的前期研究得以確立。而且研究發現動物對于同一個施加因素干預后，表現于外雖則種屬有異，但內在的生理病理變化則是相同或相近的，比如對大鼠基因組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且大鼠基因組與人的基因組序列較為相似;所以動物模型作為實驗室的體外研究與人類發病研究之間的橋梁，對很多疾病的臨床狀態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中醫要實現質的飛躍，完成中醫證候研究從臨床向實驗室的過渡、人向動物的過渡，必然要借助中醫證候動物模型。
雖則不同醫學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論體系會對疾病(或患病機體)有不同的闡述，但由于其所針對客體的同一性，決定了他們之間的可通約性。中醫學經過幾千年的發展，一直在不斷借鑒吸收其他學科的先進成果，比如中醫的初始形成階段，哲學在社會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所以我們就借鑒了哲學的思維方式，形成了中醫的哲學-思辨-醫學模式，解釋醫道首先從哲學的觀點出發。后來，中醫又不斷接受并吸納了易學、數學、理學、樸學等學科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說中醫歷來是開放的、是善于借鑒當時先進的科學和思維發展模式的。
王永炎院士曾提出“證候是四診信息表達的機體病理生理變化的整體反映狀態” [1，2]，就是說“候”是“證”即機體內部狀態的反映，而中醫講究的也是辨證論治，而不是“辨候論治”。所以理論上講，只要機體內部出現了病理生理的一系列變化，不論有無異常生物表征的表現，理應診斷為某種“證”。古人之所以重視“候”的作用，不過是限于當時的技術診斷水平。時至生命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今日，我們應該在證的診療上有所突破，爭取在“候”出現之前就診出某種“證”的存在，所謂“候前狀態”，即有“證”無“候”的狀態，提前干預，“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以防病邪“陷入易易耳”，為中醫“治未病”提供支持，這無疑必須借鑒動物模型。
2傳統意義上的中醫證候動物模型命名及其優缺點
傳統的診療方式是，由一組癥狀我們可以判定為某種證，也就是所謂的證候診斷標準，而且可以推測其內部存在生理病理狀態的改變。那么我們在一種生存狀態的模擬下，一段時間，動物模型出現了某組癥狀，而且這組癥狀有著一定的穩定性，經過檢測，模型機體內部確實處于一個異于正常的病理生理狀態，那么在生命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各種診療手段日益豐富的今天，我們該如何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對該組模型的癥狀進行證候學的科學命名呢?
目前對中醫動物模型的命名主要依據動物模型已經出現了的生物表征(四診表現)和人的某種證所表現生物表征的符合程度，制定所謂的主證、次證和哪個證的診斷標準符合的多一些就診斷為哪種證，這在中醫學的發展中無疑是一個創新，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醫實驗科學的發展。但目前的實際情況是，我們至今很難搞清哪怕是靈長類動物猿或者猴的某一表現到底和人的表現是否表達相似的意義。譬如人有喜怒哀樂，高興了有的表現方式是笑，而有的表現方式則是哭，還有的表現為不停的進食各種零食。關于動物，是否有相似或相近的現象出現，這也值得考證。至于嚙齒類動物，就更值得我們去研究其具體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準則”了，至于其具體表現代表的意義，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和更大精力去探索。
而且，中醫證候講究的是相互聯系與演變的過程和趨勢，這樣以某一時點動物模型的生物表征比照人體生物表征的模型命名方式可能會陷入僵化，使流動的證候演變為生硬的癥狀比對，有失證候的實質內涵。
3基于寒燥證證候模型建立的中醫證候動物模型命名的探討
證候是一組寬泛的概念，其發生、發展不僅會受到特定致病因素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當地氣候、環境、飲食甚至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響，從而被賦予與當地特點相適應的生理病理狀態，表現于外就是某特異“候”的出現或某“候”在相應證候群中所占的比重不同。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部，是典型的干旱地區，秋冬季節氣候又兼寒冷之性。受此環境影響，初入新疆之人，機體會出現一系列諸如干澀、焦慮、煩躁等異常反應，日久這種環境還是諸如過敏性鼻炎、皮膚病、支氣管炎，甚至某些心血管疾病等新疆特發高發疾病有多發傾向的共同原因。故此，我們在中醫病因學說指導下，遵循病因模擬、生物表征觀察、生物學基礎檢測的研究思路，以病因的模擬為切入點，生物表征的觀察為落腳點，生物學基礎的檢測為輔助，來建立寒燥證(西北寒燥證)證候模型。
發現在寒燥環境下，某一階段，小鼠可以表現出相似的生物表征，而且至21天，其機體內部也處于一個異于正常的病理生理狀態。我們經和初入新疆人群生物表征的比較發現，有些方面是符合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不同的;而且，在其演變過程和趨勢方面和人類也不盡相同。于是，我們在考慮，為什么在同一個干預因素的作用下，小鼠出現的生物表征和人群出現的生物表征不是完全的符合呢?如果根據病因學說的觀點，給這群人中出現某一組固定癥狀的人的表現命名為寒燥證，那么同樣在這種模擬寒燥環境(為了便于控制，根據當地氣候學資料，固定了溫度和相對濕度)下生活的小鼠是否也該命名為寒燥證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同一個證——寒燥證在小鼠和人的表現是有差異的，其主癥和次癥表現及所占權重并不是完全相符的。
凡此，提醒我們，在動物模型的建立及評定動物模型建立成功與否的時候，不能僅僅依靠以此之生物表征比照彼之生物表征的吻合度來確定，必然要考慮到該種屬動物的生活習性，也必然要照顧到該證在人類之所以產生的普遍原因(有些可能是抽象的)。因為就算動物模型出現了和某證非常相似的生物表征，但也未必就是該證在此類動物的表現，譬如豚鼠非常的膽小，而且喜歡打洞，所以我們不能因此就診斷為怯證;同樣以某化學物質的應用而導致的動物出現某組癥狀，也很難因此就診斷為該證，因為那不過是藥物的副作用，而同樣的在人出現該組癥狀(證候)在更多的時候卻并非由此原因引起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某動物模型在導致人群出現該證的干預因素作用下一段時間，沒有出現某證候人群診斷標準的主證，或者次證出現的頻次不夠就輕而易舉的否定該證在動物身上的存在。如果，我們只是參照諸如以上所述傳統的證候模型的評判標準來判斷其成功與否，從而診斷或排出某證的存在，那極有可能失之偏頗，甚至事與愿違。
當我們都在為小鼠的四診表現與人相似的四診表現所表達的實質內容相似與否而殫精竭慮、苦苦考證的時候，我們是否可以同時換一種思維方式，從源頭即古人當初是如何給癥狀命名為某種證的思維方式出發來給動物模型的證候診斷以命名，部分擺脫僅靠生物表征對應生物表征的動物模型評價及命名依據呢?因為，在中醫形成的初始階段，并沒有現成的某種證的診斷標準，都是在古人的探索中形成的一組綜合癥狀的命名，后來才成了診斷依據。那么古人是怎樣命名證候名稱的呢?以六學說為例，就是他們根據人與自然的關系，把人體在疾病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系列癥狀和體征，結合氣候特征與自然界中的直觀現象進行廣泛的聯系和比較，來推求病因，然后結合癥狀和病因將機體的表現命名為某種證。同樣，我們在進行中醫證候動物模型命名的時候也應該先花一些時間和精力來摸準該類動物的常態和非常態，尋找在同一個干預因素(包括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從人的證推導而來的)作用下，該類動物可能出現的主證、次證，詳加觀察分析并予以歸納，并通過各種手段去揭示其可能存在的生理病理狀態，以該病理生理狀態為輔助中介并比照人的生物表征來命名該組動物模型，進而總結出該組癥狀所表達的與人類相似的中醫臨床意義，即揭示某證在動物模型上的實質內涵。
4結語
無疑診斷依據的形成和規范促進了中醫臨床學術的發展和服務范圍的擴大，增加了可操作性和可信度。但是我們現在在對中醫動物模型的研究中，采用了一條恰好與古人相反的思維方式，我們是在假定動物模型所有表現和人類相同/相近的前提下，采用從人類得來的證候診斷標準來診斷命名動物模型的。當然有的時候我們會“反彈琵琶，出奇制勝”，但是如果我們能回本溯源，從另一種與當初中醫證的命名階段相似的思維方式——如根據病因——出發來給中醫證候動物模型命名，也就是用古人總結命名中醫證候名稱的思維方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分別從人和動物出發來總結證候內涵，形成統一的人和動物通用的“證”的命名，其機體內在的病理生理狀態是相同或者相近的，但其“候”由于不同的種屬和行為表現方式的不同可能會有所不同，就是說同一個“證”在動物和人身上會表現出不同的生物表征，但是這一組不同的生物表征代表的內涵是相同的，因為病機相同。以病機的改變為主要評價手段命名中醫證候摸型，以期提供一個與傳統中醫的思維方式及證候實質更吻合的中醫證候模型命名方式。
參考文獻
第5篇：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
關鍵詞 中醫；護理；高職；觀念
中圖分類號 G63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316-（2014）06-0093-1
隨著國家高等教育實施的大眾化戰略，近些年來，各地高等職業院校應運而生，高職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從學科教育而言，高職院校的中醫學與整體護理在理論和實踐中日益融合，中醫護理學成為護理專業的必修課程之一。在轉型為高職院校之前，中醫護理學的教學對象一直是中專和五年一貫制護生，這些學生均從初中畢業入學；自把高中生納入招生對象后，中醫護理學的學習對象、教材和課程標準均發生了變化，因此，教師應適應學院發展的需要，轉換故有中醫護理學教學觀念，將中醫理論技術同現代整體護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培養有專業特色的實用型護理人才。
1 與現代護理相結合，突出中醫護理特色
三年制高職護生經歷過高中三年的文化基礎教育，相對以往學生而言，具備一定的古文化基礎，且年齡相對成熟，因此在中醫護理學教學過程中，理解能力相對較強，教師在教育教學中，應酌情增加知識的深度和廣度。
1.1 整體觀念貫穿護理過程
整體觀念是中醫學最基本的特點之一，整體觀念強調人體自身是一個有機整體，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相統一，無論從診斷、治療、護理、養生、保健，均起著指導作用，藏象學說、經絡學說和病因學說都是這種整體觀的直接體現。整體護理的基本觀念是病人是一個完整的人，患者局部變化可以反映其整體功能狀態，與生活作息、飲食起居、精神調攝、情志變化、勞逸節制、意外傷害等致病因素密切相關。只治病不治人只會從疾病出發而沒有從完整意義上的人出發，不能達到護理的最終目的，因而患者依然不能擺脫疾病和致病因素的困擾。在中醫整體觀念指導下，護理的整個過程應該是全方位、全身心、系統化的為患者服務的過程。
1.2 辨證施護彰顯護理個性化
辨證施護是中醫護理的第二特色，是中醫學對疾病的一種特殊的研究和護理方法。“病”與“證”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差別，具體到某一個病人要綜合認識其病因、病位、病性及邪正關系，針對其個體特點予以治療、護理，所以辨證是護理的主要依據。學習過程中，應指導學生根據患者的起居勞作、藥性飲食涼熱、情志相勝、興趣愛好、運動方式、生活態度等方面提供多方式的護理指導和服務，做到護理因證而異、因人而異。這種針對疾病發展過程中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不同的護理措施，就是辯證施護的精神實質。
2 注重理論聯系實際
中醫護理學是一門實踐醫學，其理論體系來源于源源不斷的生活實踐和臨床觀察。正是在幾千年的生活體驗、醫療實踐過程中，中醫學才發展成至今為世界矚目的獨特醫學理論。整體護理的宗旨是讓病人受益，為患者服務，護理工作者只有直接服務于病人，更好地與病人溝通交流，得到病人的第一手資料，才能為治療、護理及時提供可靠的依據。因此，在三年制護生教學過程中，以此理念為宗旨，從教學到實踐均積極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2.1 結合案例教學，從課堂上聯系實際
中醫護理學通過與實踐相聯系，才能夠讓學生加強對理論知識的認識理解。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充分利用身邊的資源進行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案例教學是最常用的一種有效方法。例如在講述肝臟時，可以把身邊肝郁不疏的學生作為案例進行講解，從癥狀到體征一一介紹給學生，也可以聯系生活現象，加深學生對肝臟的理解。在講述望聞問切的觀察方法時，還可以讓學生彼此觀察體會舌苔、脈象等，從而使理論知識形象化。
2.2 結合見習帶教，注重臨床實踐
在三年制護生教學中，為提高學生整體素質，在校期間可安排到附屬醫院臨床見習。通過見習，可以讓學生初步體會患者的疾苦，護理工作的重要、艱辛和醫護工作者肩負的責任及使命，從而建立護理工作落實于生活的服務意識，養成善于理性觀察的職業素質，培養尊重患者、關心愛護患者的職業道德。
3 適應社會需求，強調養生保健
中醫學素來注重養生、預防和保健，注重對人體正氣的培護，即增強人體自身的防御抗病能力。在當今社會，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不再滿足于吃飽穿暖，而是更加關注怎樣才能吃得更健康、生活的更健康。因此中醫養生保健成為時下大眾養生保健的一個重要方面。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結合教材內容，有選擇地介紹攝生調養方法，以適應社會需求，同時也為學生將來擇業提供思路。
4 掌握一定護理技能
第6篇：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
1.PBL教學法在中醫基礎理論課程中的應用
教學對象選擇與分組：選擇中我校2010級中醫七年制專業不同方向（傳統中醫方向、中醫方向）的教學班級，對七年制傳統中醫方向30人中醫基礎理論課程采用PBL教學方法，每5人一組，共6個小組；中醫方向110人采用傳統授課方法。兩個班級所用教材均為孫廣仁主編，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的《中醫基礎理論》新世紀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規劃教材。
課程教學章節的選擇：中醫七年制傳統中醫方向在課堂講授完緒論、中醫學的哲學基礎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后選擇五行學說；藏象學說在講授完藏象的概論及五臟中的“心”的前提下，進行其它四臟臟及其六腑；病因學說中講授完風邪之后的其它邪氣及其七情、痰飲、瘀血等內容，進行PBL教學法試用。于學期末進行理論考核和PBL教學法教學效果問卷調查評價分析。
編寫新的教學大綱：應用PBL教學模式進行教學的成敗關鍵是要尊重客觀規律，制定適合于學生的PBL教學的教學大綱。根據教育部頒布的《中醫基礎理論》教學大綱的要求，列出難點、重點及必須掌握的知識點，針對學生的知識背景，擬定部分思考題與教學案例，并在應用前期提供少量輔導材料。
編寫教學案例：為了使PBL教學達到預期的效果，與教研室的有關教師多次研討，制定PBL教學的具體案例，病例中的問題具有劣構性。每個病例都有學習重點，且有不同的臨床癥狀和檢驗結果，涵蓋相應的課程內容。每個病例后面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提出了許多相應的引導性問題，以引導學生進行課外的自我學習、資料查閱和準備討論提綱。
編寫教師指南：因教師水平的差異可能會對案例的理解不同，為避免對問題理解的差異及其對討論內容引導的不同，針對引導性問題和學生可能提出的疑問，編寫教師參考指南，對每個問題提供了參考解決方案。
制定具體實施步驟：PBL實施過程要求各個學習小組針對相關問題自學教材，利用圖書館和互聯網查閱相關資料，做讀書筆記。討論課前將教學案例及問題發給學生，讓學生查閱資料，預習相關的知識點，自學總結，準備小組討論提綱。小組成員之間可相互討論；小組討論后，推薦1名代表參加大班討論。大班討論時，由每組推選的代表講解，本組其他成員可及時補充，其他組成員在該組講解之后，可以進行提問。最后，教師搜集一些帶有共同性的問題，總結講解、概括歸納本次課的重點及難點。此外，課堂討論前，教師應隨機地檢查學生的預習筆記，了解學生的主動學習情況。課后，教師根據學生討論中的表現，實事求是、客觀地做出評定。上述PBL教學法實施的步驟概括為：提出問題—學生自學—小組討論—大班討論—教師總結。
2.PBL教學法教學效果的初步評價
理論考核評價分析：PBL教學方法組平均成績78.4士9.8，傳統授課法組平均分73.8士10.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2074，p=0.0289<0.05），說明七年制傳統中醫方向班成績優于中醫方向班，即提示PBL教學法在中醫基礎理論課程教學中教學效果優于傳統授課法。
PBL教學法教學效果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問卷調查主要包括課堂氣氛、學習態度、學習興趣、理解接受、主動學習、溝通協調、團隊合作等方面。結果顯示，課堂氣氛方面，PBL教學法組90.0％學生感覺課堂氣氛活躍，較系統講授法組（67.3％）明顯改善；學習態度考評如聽課狀態、課堂紀律方面，PBL教學法組（83.3%）較傳統教學方法（76.4%）有改善；學習興趣方面，PBL教學法組（83.3％）較傳統講授法組（77.3％）學習興趣有所提高；在知識的理解接受方面，PBL教學法組76.7％學生能較好地分析案例，較傳統講授法組（71.8％）有所增強。另外，PBL教學法組在自主學習、獨立思維和團隊協作能力等方面，分別為80.0％、87.0％和73.3％，較傳統教學法組60.9％、72.7％和58.2％高。可見，PBL教學法較之傳統授課法展現出了較大的優勢。
3.討論
中醫基礎理論是是闡釋和介紹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思維方法的課程。由于中醫學發展的歷史跨度大，以及現代人文環境的影響，使得當代學生對中醫基礎理論相關問題的理解，或者在如何正確學習中醫基礎理論的認識上容易產生較大的偏差。在實際教學中學生則普遍感到該課程概念多而陌生，內容抽象，理論深奧，信息量大，難以深刻領會所學內容。針對以上特點，采用PBL教學方法，可以使抽象的內容變得形象具體，深奧的理論更淺顯易懂，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該門課程的興趣，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PBL教學作為一種有效的教學模式，對師生的互動合作、探究學習及自身觀念、態度和行為上的改變有著重要意義。當然為了更好的推進和實施PBL教學方法還需要不斷地在實踐中總計經驗，如要更加深刻的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學習特點，為學生提供參與的機會；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積極鼓勵與引導學生更多的參與其中；鼓勵學生提問，及時指導學生在認識上出現的偏差；注重教學形式的合理運用，實現在參與中發展。通過PBL教學方法的應用與實踐，我們已初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且適合于傳統型中醫方向的中醫基礎理論課程教學模式與方法，初步建立了PBL教學方法中“教”與“學”的效果評價機制，這必將對PBL教學法在中醫基礎理論課程中的推廣應用提供借鑒與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1]Chan LC.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ahybrid medical curricu lum[J].Kaohsiung J Med Sci，2009，25（5）：254-257.
第7篇：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
痰濁是與多種疾病發生、發展密切相關的致病因素。痰隨氣升，阻礙經脈氣血運行，阻滯氣機升降出入，可導致多種痰證發生，其證候復雜多變，痰證臨床常見痰火、痰濕、痰氣、痰淤、風痰5種類型。中醫痰病學說是研究人體內痰濁致病的一門學說。必須了解痰濁致病的廣泛性及其所致病證的特殊性、復雜性,掌握痰證的辨證要點,靈活地遣方用藥。痰濁不僅能引起內外各科疾患，而且也能引起許多婦科病變，本文從痰證來探討痰濁導致帶下病機理。
1痰濁的概念
痰：是體內津液代謝紊亂所形成的稠濁而黏滯的病理產物，又是一種有形的致病因子，臟腑氣化功能失調，水液代謝障礙均可停津留飲，釀痰為害，故歷代就有積水成飲，飲凝成痰之說，但凡人身之津液，化得其正則為奉生之資，化失其正則為致病之因。如張景岳云：“痰，非病也，痰非人身素有之物。痰者，身之津液也。氣滯血凝，則津液化而為痰，是痰因病而生者也”。痰既是病理產物，又是危害極廣的致病因素。中醫認為，痰有“有形之痰”和“無形之痰”之分，“有形之痰”指視之可見，聞之有聲，觸之可及，有形質的痰液，如咳出可見的痰液，喉間可聞的痰鳴，體表可觸及之痰核；“無形之痰”指無物可征，無形可見，為非實質性，卻能引起某些特殊病理變化和臨床表現的致病因子。痰邪能阻滯氣血，流竄經絡，影響臟腑功能，因而致病多端，臨床多種疾病均與痰邪相關，《雜病源流犀燭》云：“故其為害，上至巔頂，下至涌泉，隨氣升降，周身內外皆到，五臟六腑俱有”。痰有狹義和廣義之別。狹義的痰一般是指肺部滲出物和呼吸道分泌物，多嘔惡而出，故有人將狹義的痰稱為外痰。廣義的痰則是臟腑氣血失和，水濕津液凝聚變化而成的致病因素，有人稱其為內痰。狹義痰病是廣義痰病在某些臟腑或局部的具體表現，廣義的痰病則是許多疑難雜病的綜合表現。痰飲水濕既是水液代謝障礙的病理產物,又是致病廣泛的病理因素,是導致多種病證的罪魁禍首。李時珍曰：“痰之本，水也，濕也”得氣與火，則凝滯而為痰為飲為涎為涕為癖，李木延《醫學入門》：“痰乃津血所成”。由于婦女具有特殊的生理，經、孕、產、乳皆以血為本，故經言“婦人之生,有余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導致了女性陰血易虧的病理特點，陰血虧虛，則脈外津液滲入脈中，以補償脈內血容量的不足，這樣勢必造成津液亦虧，津枯血燥則津液和血液運行澀滯，積留而成痰濁和淤血，最終導致痰淤同病，正如清·徐靈胎所云：“婦人之痰，與男子無異，惟經帶胎產之病不同”。正如《醫學入門》所謂：“人知氣血為病者多也，而不知痰為病尤多。”故有“百病兼痰”之說，這是前賢對痰是廣泛的致病因素的概括。在婦科領域中，可涉及到經、帶、胎、產四大類疾病中的諸多證候，因而研究與探討由痰所致的婦科疾病，對于指導婦科臨床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此我們只討論痰（飲、水、濕、津、血）與帶下的關系。
2痰濁的源流梗概
中醫的痰病痰證學說源遠流長，起源于周、秦時期，誕生于漢、隋時期，形成于唐、宋、元、明、清時期，發展于現代，許多醫家學者已對其進行了基礎研究、臨床研究、基礎實驗研究。但痰濁理論的成熟還有待于我們繼續對其各方面進行系列研究。
痰證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古無“痰”字，借“淡”為之，“淡”與“澹”通，是水液搖動之謂。《說文解字》：“澹，水搖也”，故丹波元堅《雜病廣要》“痰涎”謂：“痰本作淡，淡，澹動也：故水走腸間各為淡飲；今之痰者，古之云涕，云唾，云涎，云沫是也。”
《黃帝內經》中初步奠定了痰證學說的理論基礎，論述了水液代謝的基本規律；《靈樞·刺節真邪》中“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為昔瘤，以手按之堅”相當于后世痰氣互結之說；《素問·評熱病論》：“勞風法在肺下其為病……，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咳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其中“涕”即后世所說“有形之痰”；《靈樞·痹論》的“真心痛”不能僅看作是淤血病，其中不少是痰阻胸陽之候。其它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素問·氣交變大論》中描述季節、氣候環境導致痰飲病的發生及其癥狀。《內經》還提出了痰證的治則、方藥。
東漢末年，張仲景于《傷寒雜病論》首創“痰飲”之說，但詳于飲而略于痰，一說其所論之“痰”為“飲”的修飾語，形容飲的狀態。晉唐時期，痰證記載明顯增多，痰證理論也逐步形成，代表文獻一是《名醫別錄》記載了多種痰病的藥物；二是《諸病源候論》首論痰病證候的病因病機，提出“百病皆因痰作祟”的觀點，創立了中醫痰證的專門學說；并列“痰飲候”、“諸痰候”，對痰與飲加以區分，是最早的痰飲分類。
宋代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人之有痰飲者，由榮衛不清，氣血敗濁，凝結而成。”就認識到痰濁與水谷精微的密切關系。
金元時代的朱丹溪在其代表著作《丹溪心法》《金匱鉤玄》《局方發揮》都列有痰并探討其理法方藥，特別提出痰濁致病的廣泛性，在治療上提出“治痰之法，實脾土，燥脾濕，是治其本”之原則，在“痰挾淤血，遂成窠囊”的論述開后世探討痰淤同病理論之先河。元代王隱君對痰火諸證研究尤為精辟。
明代龔信于《古今醫鑒》中指出“痰乃津液所化，或因風寒濕熱之感，或七情飲食所傷，以致氣逆液濁，變為痰飲。”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六、七情、飲食所傷為痰邪的致病因素，病理變化關鍵是肺、脾、腎三臟。明代有部分以痰論為主的專著出現，如明朝梁學孟的《痰火顓（專）門》（又名《國醫宗旨》）中認為“人身之病，約之無非氣、血、痰三者”；龔居正的《痰火點雪》（又名《紅爐點雪》）中論述痰火、痰病之證的內容十分豐富，是中醫痰火證治中一部非常有價值的文獻，書中分痰火證治、痰火辨惑，對痰火諸證、痰火雜證、痰火諸方、痰病戒忌、痰火死證，論述極其詳盡，豐富充實了中醫痰病學說。李中梓于《醫宗必讀》中指出“惟脾土虛弱，清者難升，濁者難降，留中滯膈，淤而成痰。”《東醫寶鑒》中輯錄了明以前痰飲證只及風痰、寒痰、濕痰、熱痰、郁痰、氣痰、食痰、酒痰、驚痰等多種痰證的病因病理及其證候特點。張介賓在痰病學中強調元氣虛衰生痰及治痰力求治本的見解：“(痰）即津血之所化也，果使營衛調和,則津自津,血自血”，“治痰之本,使根本漸充，則痰將不治而自去矣。”其見解對素體虛弱或因痰致虛的治療,給予補元氣法。
李時珍在《瀕湖脈訣》提出“痰生百病、食生災”的學術見解，在《本草綱目》中輯錄治痰方藥就有三百余首是該書中按病輯方最多者。
清代醫家注重對痰證治療的探討，田宗漢所著《痰飲治效方》是一部痰飲治療方藥專著，選方八十三首，立九十九法分述痰飲的病因證治，內容頗為實用。喻昌提出實脾、燥濕、降火、行氣為其治療大法，并制定了吐禁十二則，藥禁十二則，律三條，更加全面地概括了對于痰病的認識與治療。南海名醫何夢瑤對廣義痰病提出標本緩急、攻補兼施的治則，痰病患者要注意飲食調攝，以保脾胃之氣。葉桂提出“見痰休治痰”的學術見解，因為痰首先是病理產物，然后才成為致病因素，所以應“治其所以生痰之源，則不消痰而痰自消也”。其它溫病學家吳瑭、薛雪、王孟英等采取上下分消、清熱滌痰、開竅辟穢等大法。唐宗海在《血證論》指出：“血積既久，亦能化為痰水”，進一步提出淤血、痰水相互膠結為害的病理機制。
朱曾柏根據前人的論述總結歸納，創造性地提出痰病痰證帶規律性的臨床體征和癥狀特點［1］。侯天印——八綱辨證和審因辨證為基礎，把痰病證候定性為虛、實、寒、熱、風、濕、燥、火、郁、食痰作為痰病辨證的基本方法，同時又進行痰證五臟定位［2］。中西醫結合，并利用現代多學科手段與現代化儀器，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協作攻關研究痰的本質及痰病證治，“是一門很有希望的新興學科”，研究內容如痰濁與血液流變學異常的關系，痰濁與糖、脂調節等能量代謝障礙（如胰島素抵抗）的關系，痰與細胞生物學、微量元素、自由基代謝、機體免疫功能失調、黏附分子及基因表達等有密切關系［3～7］。
3痰濁形成的病因病機
3.1痰證病因痰無論是哪一種類型都有其存在的實體，根據中醫學的病因學說，不外乎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三方面，《證治匯補》：“人之氣道，貴乎清順，則津液流通，何痰之有，若外為風、暑、燥、濕之侵，內為驚、怒、憂、思之擾，飲食勞倦，酒色無結，榮衛不清，氣血濁敗，熏蒸津液，痰乃生焉”說明了痰之成因。
3.1.1外感生痰《內經》：“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風為陽邪，為百病之長首襲肺臟，肺清肅失司，水液不布，聚生痰濁；寒為陰邪，易傷陽氣，寒盛陽虛，水液失于溫運，凝滯成痰；冒雨涉水、坐臥濕地，氣候潮濕，均可外感濕邪，濕聚久生痰，濕郁化熱，煉液為痰，濕邪困脾，脾生痰；暑為火熱所化，易耗傷津液，煉液為痰；燥為秋季主氣，多從口鼻而入，最易傷肺，津液燥干為痰。火熱常由感受溫熱邪氣之所化，為無形之邪，依附有形之痰致病更甚。汪昂有云：“痰即有形之火，火即無形之痰，火借氣于五臟,痰借液于五臟，氣有余則為火，液有余則為痰”，《景岳全書》：“風寒之痰，以邪自皮毛，內襲于肺，……乃至生痰……”，《癥因脈治》：“濕痰之因，或坐臥濕地，……病起于上而成積，……病生于下而生聚，此即濕痰之因也”，諸醫家關于外感生痰的論述頗多。
3.1.2內傷生痰七情失調飲食勞倦均能直接導致臟腑功能發生紊亂而產生痰證：七情內傷可使氣機發生紊亂氣機失調則水液停聚而成痰，李梃在《醫學入門》中指出：“為痰為積本七情”；根據《景岳全書》所論，飲食生痰主要表現在三方面：“飲食之痰、亦自不同，有因寒者，有因熱者，有因肥甘過度者，凡此皆能生痰”。
3.1.3跌仆閃挫、蚊蟲叮咬等不內外因均可導致痰證發生，局部氣、血、津液運行不暢先為淤血停留，久則成為痰核。
總之，陰陽失調、氣機失調、臟腑功能失調均可引起水液代謝障礙而形成痰證。
3.2痰證病機痰證的發生不僅取決于前面的諸多因素，更主要取決于機體對致病因素的反映性。
3.2.1陰陽失調與痰證的發生陽邪致病（外感風、熱、暑、燥，內傷七情，五志化火，酒食積熱）火熱煎熬津液，釀成痰證；陰邪致病（外感寒濕，內傷水飲），寒水凝滯日久生成痰濁；陽虛體質，陽不制陰水泛為痰；陰虛體質，虛火內擾，相煎成痰。
3.2.2升降失調與痰證的關系升降失調主要包括氣機的升降出入失常、臟腑之間的上升下降內外出入的功能失常。七情內傷是氣機失調的常見因素，“氣能行津，津能載氣”“氣行則水行”，何夢瑤：“談本吾身之津液，隨氣運化，氣若和平，津液流布，百骸受其潤澤，何致成痰為病？若氣失其清肅而過于熱，則津液受邪火煎熬，轉為稠濁……斯成痰為病矣。”《醫學入門》：“痰源于腎，動于脾，客于肺，水火升降，脾胃調和，痰從何生。”說明升降失調可導致痰證。
3.2.3臟腑功能紊亂與痰證五臟六腑在水液代謝中均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內經》：“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概括了水液正常代謝過程。“脾氣散精”脾主運化水谷水濕，運化功能減弱則聚而為痰。朱丹溪云：“脾氣者，人身健運之陽氣，如天之有日也，陰凝四塞者，日失其所，理脾則如烈日當空，痰濁陰凝自散。”認為脾健則痰濁自消，治痰應先健運脾陽。肺主氣通調水道，外邪襲肺，肺失宣降，津液凝聚則變生外感痰證；肺氣不足水濕津液失于宣化，痰濁戀肺；肺陰不足，虛火煎熬津液，發為內傷燥痰之證。腎主水液主納氣，氣化失職開合不利，水液輸布調節失常，聚水以生痰；腎虛氣不歸元則積，積聚則痰生；命門火衰，陽不制陰，水反乘脾，脾失溫運，濕聚生痰；腎陰不足，水煉為痰。肝藏血、體陰而用陽、肝主疏泄：肝疏泄氣機失調導致水液代謝障礙；肝火旺盛郁蒸為痰，肝陰不足煎津液而生痰濁，張景岳：“痰涎皆本氣血”。心主血脈，津液是血液的組成部分，痰濁是津液代謝障礙的產物。“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在后世《濟生方》：“若三焦氣塞，脈道壅閉，則水液停聚，不能宣通，聚而成痰飲，為病多端”。
正邪斗爭的結果是痰濁發生的關鍵。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任何一方面的病變均可引起全身的臟腑功能紊亂、氣血津液失調變生痰濁。
4痰濁導致帶下病的機理
帶下的量明顯增多，色、質、氣味發生異常，或伴全身、局部癥狀者，稱為帶下病，又稱“下白物”“流穢物”。
《臨證指南醫案》曰：“帶下者，由濕痰流注帶脈，而下濁液，故曰帶下。”帶下一病論述頗多，有說五臟主五帶者，有說六（風寒暑濕燥火）為患者，有說七情內傷所致者。《諸病源候論》云：“帶下者，由勞傷過度，損傷經血，致令體虛受風冷，風冷入于胞絡，搏其血之所成也”。《婦科撮要》：“婦人帶下，或因六、七情、或因醉飽房勞，或因膏粱厚味，或服燥劑所致，脾氣損傷，陽氣下陷，或濕痰下注，蘊結而成”。可見帶下成因不外乎外因、內因不內外因三個范圍，臟腑功能紊亂、陰陽失調，氣機的升降出入失常、邪正斗爭的結果導致濕（痰）的機理，也就是帶下形成的機理，綜合各醫家帶下病的成因主要是“濕”；主要涉及的臟腑是“肝、脾、腎”；病位主要在前陰、胞宮；任脈損傷，帶脈失約是帶下病的核心機理。
痰致帶下病，痰與濕均屬陰邪，其性黏膩下行，易于阻遏陽氣，濕與寒并則成寒濕；濕邪郁積日久，轉化為熱，則為濕熱；濕聚成痰，運化不利，則為痰濕，其成因或因久居潮濕之地,冒雨涉水,外感濕邪而致；或因飲食不節，水液不化而生，或為先天不足,后天失養以致脾失健運,脾虛運化失司，水濕聚而成痰；或腎陽(陰)虛衰，陰陽失調，開闔失常，水濕停聚為痰；或肝氣郁結，疏泄失常，津液失布，氣郁痰凝等，痰形成后隨氣行無處不到,若痰濕流注下焦，聚于帶脈或帶脈失固，或經期、產后，血室正開，外邪乘虛侵入，影響津液的正常輸布，水濕停聚為痰，壅塞胞宮,傷及任帶脈等，均可產生帶下病。
在痰濁形成的過程中，如痰飲水濕流注下焦，傷及任帶，任脈不固，帶脈失約，而致帶下，萬氏認為，帶下之病婦女多有之，赤者屬熱，白者屬濕，而久多兼痰，而第一次提出兼痰為帶則首推萬氏。痰濕與濕濁雖都是人體內水液代謝的產物，實是有別的。因濕為痰之因，痰為濕之果；濕為痰之漸，痰為濕之極，只有水濕內聚過久才能凝結成痰，二者在病變程度上是不同的。故治痰濕較單純水濕為難。一般地說，帶為津液之所變，如為病理狀態，則津化為痰，津停則為水，彌漫則為濕，寒凝則為飲，熱煎則為痰，葉天士說：“津液凝滯，不能輸布……，水之清者悉變為濁，水積陰則為飲，飲凝陽則為痰”。痰飲水濕既同出一源均為肺脾腎三臟功能失調，津液不歸正化而成［8］。
5討論
本文從痰證來探討痰濁導致帶下病機理。一般認為，婦女經、孕、產、乳均以血為本，以血為用，故婦科疾病多血證。然而臨床中發現，婦科疾病屬痰證者也為數不少。趙獻可曰：“痰也、血也、水也、一物也”。中醫痰病的臨床學科分布涉及內外婦兒各科，如婦科痰濁閉塞胞宮不孕(不孕癥)、痰涎阻礙胞宮(妊娠嘔吐)、月經病、帶下病、妊娠惡阻、滑胎等，可見帶下病只是痰病的臨床表現之一。我們今后進一步要將文獻、臨床、實驗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擴展研究范圍，使痰濁理論趨于完善。
【參考文獻】
［1］朱曾柏.中醫痰病學［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48.
［2］侯天印，王春華.痰證論［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89：43.
［3］王劍,嚴燦,鄧中炎,等.從粘附分子代謝失常探討痰證機理［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0，20（4）：296.
［4］李小兵,林昌松,駱怡然,等.心腦血管病痰證患者免疫功能特點初探［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7，3（6）：50.
［5］愈亞琴，郭兮華.從血液流變學探討高脂血癥的痰濕改變［J］.遼寧中醫雜志，1995，22（6）：241.
［6］程小曲.痰濁型冠心病與血脂、脂蛋白、載脂蛋白的關系及痰濁形成機理探討［J］.新中醫，1994，26（3）：7.
第8篇：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
剪口結扎術的有效性研究現狀
剪口結扎術是賀執茂教授根據中醫傳統的結扎療法對外剝內扎術進行改良、創新研發的手術方式，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院采用剪口結扎法治療混合痔10000余例。
基礎理論研究進展
中醫傳統的結扎療法是在內痔基底部用絲線結扎或套扎，使內痔萎縮脫落而痊愈。其優點是比西醫手術切除法要簡單，患者痛苦小一些。不足之處是不能治療外痔。
從18世紀開始，大約從Morgagin時代起，解剖學的發現給痔賦予現代概念，痔就被認為是肛管黏膜下的曲張靜脈，并且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剪口結扎術是Millian-Morgan 術的一種改良術，也是建立在傳統的痔靜脈曲張學說基礎上的一種術式。本手術的缺點是1次最多只能處理3個痔塊,在切除的創面之間需要保留一定的黏膜橋,否則手術后容易引起狹窄,手術創面愈合慢,一般需要4周左右的時間。
臨床實踐研究進展
王懷軍在傳統痔結扎療法的基礎上采用交疊縫合，防止組織結扎不全、術后出血的危險，并且痔核切除齒線以下引流通暢，水腫減輕，取得了滿意效果。
PPH術的有效性研究現狀
基礎理論研究進展：自20世紀70年代起,痔本質的研究獲得突破性進展。1998年意大利學者Longo提出吻合器痔上黏膜環狀切除術(procedure for prolapseand hemorrhoids，PPH)。手術的實質是通過特制的吻合器，在嚴重脫垂的痔的上方環形切除一定寬度的直腸下端黏膜和黏膜下層組織，同時對遠近端黏膜進行吻合，使脫垂的肛墊或內痔被向上懸吊和牽拉，不再脫垂。由于手術同時切斷位于黏膜下層，供給痔的直腸上動脈和直腸中動脈分支，使術后痔的血供減少，痔核在術后2周左右逐漸萎縮。
臨床實踐研究進展：PPH手術的近期療效顯示術后病人疼痛明顯減輕，甚至一部分病人出現完全無疼痛，住院時間縮短。國內臨床研究表明：PPH與milligan-morgan術治療Ⅲ～ Ⅳ度痔，兩組在癥狀改善滿意率上分別為89%和81%，在疼痛指數、注射止痛藥次數、住院時間、恢復工作時間等方面，PPH組明顯優于對照組(P
剪口結扎結合PPH術的研究現狀
基礎理論研究進展：痔的現代概念認為，痔即肛墊或稱解剖學痔是肛管的正常解剖結構。因此，痔的治療目的不是消除痔體本身，而是減輕或消除其癥狀，手術的治療目的是消除癥狀，保護可保留的正常組織，而非根治。PPH術的適應證根據2006年7月制定的《痔臨床診治指南(2006版)》為：環狀脫垂的Ⅲ、Ⅳ度內痔和反復出血的Ⅱ度內痔。
臨床實踐研究進展：因為其適應證的狹窄，在臨床實踐中很多的患者都要求采用這種痛苦少、時間短的手術方式，所以臨床上許多的醫生改良PPH術對痔進行治療，拓寬了PPH術的手術適應證，并取得了很好的療效。有人對80例環狀混合痔先行痔核部分切除術，再行標準的PPH 手術。結果表明環狀混合痔可采取PPH加痔核部分切除術，療效滿意。
問題與展望
剪口結扎術操作簡單，對于痔的治療根治效果好。缺點是1次最多只能切除3個痔塊，在切除的3個母痔創面之間需要保留一定的黏膜橋，否則手術后容易引起狹窄。另外，術后常伴有部明顯水腫，疼痛明顯并且時間長；創面愈合慢，一般需要4周左右的時間；如果切除的組織過多，術后可伴有一定程度的肛管狹窄。PPH術由于痛苦少，時間短等優點，在國內迅速蓬勃發展，但是因為其適應證狹窄，使得許多的病人無法使用PPH術進行治療。因此，我院研發了剪口結扎結合PPH術治療痔病，不僅拓展的PPH術的適應證，而且也有利于剪口結扎術的施展，由于外痔的切口減輕，基本上不會有狹窄發生，更加適用于臨床需求，經過不斷的臨床實踐與完善，將二者的優點有機結合起來，既保護了肛墊正常組織，又將癥狀有效消除，證明剪口結扎結合PPH術是治療混合痔的一種符合痔手術發展的更加有效的手術方式。
參考文獻
1 賀執茂．肛腸疾病的診療與預防．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112.
2 張東銘.痔的現代概念及其解剖生理學基礎.大腸病外科雜志,2000,6(3): 4-11.
3 唐淑敏.痔病因學說的討論.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6,15(1):119-124.
4 常寶志,黃莛庭,滿蒙.痔外科治療觀念的演變.中華實用醫學,2004,6(7):81-82.
5 姚禮慶,陳巍峰.痔外科手術方式的合理選擇.臨床外科雜志,2007,2 (15): 77-78.
6 劉全芳.混合痔外剝內扎術的技術改進.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2003,11(10):617-618.
7 王懷軍.痔手術的“外剝內扎”治療法.中華臨床醫學研究雜志,2006,4(12):819.
8 姚箐.剪口結扎治療混合痔185例.湖南中醫雜志,1997,3(13):15.
9 景湘川.剪口結扎注射加側切術治療環狀嵌頓痔的臨床療效觀察.醫學臨床研究,2005,7(2):1018-1019.
10 李帥軍,熊之焰,賀執茂,等. 剪口結扎術治療混合痔120例多中心臨床觀察. 中醫藥導報,2005,1(11):9-10.
11 張東銘.痔的現代概念.中華胃腸外科雜志,2001,3(4):58-60.
12 傅傳剛.PPH治療重度痔病.大腸病外科雜志,2004,10(3):163-164.
13 汪建平,黃美近.吻合器痔上黏膜環形切除術在中國開展的概況.中華胃腸外科雜志,2004,7(7):258-259.
14 任東林,羅湛濱,張思奮,等.吻合器痔上黏膜環切釘合.肛墊復位固定術與外切內扎術治療II～Ⅳ度痔的比較研究.中華普通外科雜志,2002(12):714-715.
第9篇：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
對有關哮喘病因病機和辨證分型研究的文獻進行了綜述。哮喘的病因病機，主要包括痰飲伏肺、風盛痰阻、氣郁氣逆、臟腑虛衰，重點闡述了“夙根”學說的發展；近年來哮喘的辨證分型研究借用了包括影像學、實驗研究、流行病學調查等現代醫學的手段，對冷哮、熱哮、虛哮及其他證型進行了量化和客觀化的研究，以期為哮喘的實驗研究和哮喘的診治及提高其臨床療效提供思路。
【關鍵詞】 哮喘/中醫病機 哮喘/病因學 辨證分型 綜述，指導性
支氣管哮喘(簡稱哮喘)是一種慢性氣道炎癥性疾病，表現為反復發作性喘息、胸悶和咳嗽的癥狀，中醫學稱之為“哮病”。本文就近年來國內廣泛開展的支氣管哮喘病因病機和辨證分型的現代化研究綜述如下。
1 病因病機研究
自《內經》始，歷代醫家對哮喘的癥狀、病因病機就有較多相關的描述。《素問·陰陽別論》曰：“陰爭于內，陽擾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熏肺，使人喘鳴”； 秦景明《癥因脈治》曰： “哮病之因， 痰飲留伏， 結成巢臼，潛伏于內，偶有七情之犯，飲食之傷，或有時令之風寒束其肌表，則哮喘之癥作矣。”清代吳謙《醫宗金鑒》注：“……伏飲者，乃飲留膈上伏而不出，發作有時者也；即今之或值秋寒，或感春風，發則必喘滿咳吐痰盛，寒熱，背痛腰疼，咳劇則目泣自出，咳甚則振振身動，世俗所謂吼喘病也。”可見，歷代醫家多認可哮病的“夙根”學說，認為痰飲伏肺為哮病之“夙根”。伏痰遇感引觸，痰隨氣升，氣因痰阻，相互搏結，壅塞氣道，肺氣宣降失常，引動停積之痰，而致痰鳴如吼，氣息喘促。1995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公布了哮病的診斷療效標準［1］ ，該標準亦認為哮病系宿痰伏肺，因外邪、飲食、情志、勞倦等因素，致氣滯痰阻，氣道攣急、狹窄而發病，以發作性吼中痰鳴有聲，呼吸困難，甚則喘息不得平臥為主要表現。
近年來，現代醫家結合各自的臨床經驗，發展了“夙根”學說。洪廣祥教授［2］認為痰瘀阻肺為哮病之夙根：夙痰阻于肺，氣機郁滯，則瘀血內停；痰夾瘀血，結成巢臼，潛伏于肺，氣候突變、飲食不當等均可引發哮病。史鎖芳［3］則認為哮喘宿根不是某一病理的提示，而是包括眾多病理因素在內的反映哮喘病因病機的綜合概念。劉仁慧［4］認為哮喘的反復發作與患者的稟賦素質有關。金小晶等［5］論及哮喘“夙根”，概括為痰 、瘀、毒三端。張偉等［6］則提出肺虛肝旺是小兒哮喘發病基礎。
此外，晁恩祥［7］認為哮病發病迅速，時發時止，反復發作，發時痰鳴氣喘，與風邪善行數變的性質相符，故提出“風盛痰阻，氣道攣急”是哮喘急性發作的主要病機，并特別指出此風不僅指外風侵襲可致哮病，而且內生肝風，夾瘀犯肺，風搖金鳴，亦可致哮病即發。武維屏［8］認為氣郁、氣逆是哮病發作之中心環節，在哮喘發作過程中始終存在，氣郁不解，氣逆不降，哮喘難平。而沈自尹［9］認為腎虛為哮喘的基本機制，哮喘患者無論臨床上有無腎虛見證，皆存在“隱匿性腎虛證”(即下丘腦—腎上腺皮質功能低下)。病癥發展到嚴重階段，不但肺腎俱虛，在孤陽欲脫之時，多影響到心。若肺腎俱虛，則心氣、心陽不能鼓動血脈運行，血行淤滯而見面色、唇色、指甲青紫，甚則出現喘汗致脫、亡陰亡陽的危險癥候，此即之哮喘持續狀態。
2 辨證分型研究
歷代醫家對哮喘的辨證分型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如漢代張仲景辨哮喘總屬痰飲，提出“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創制的射干麻黃湯、小青龍湯等均與痰飲有關；許叔微認為哮喘因“肺竅中積有冷痰”，故設紫金丹治哮喘；樓英在《醫學綱目》中總結哮喘發作期分為中外皆寒及寒包熱兩型；李士材在《醫宗必讀》中認為哮喘因于痰火內郁，風寒束表；《醫宗金鑒》將哮喘分為寒、熱、虛、實4類；還有醫家以病因為依據分為風哮、痰哮、食哮、魚腥哮、鹵哮、糖哮。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哮病診斷療效標準［1］中，哮病主要分為發作期的冷哮、熱哮、虛哮和緩解期的肺氣虧虛、脾氣虧虛、腎氣虧虛等證型。現代醫家除了研究傳統的證型外，還根據各自的臨床經驗，利用現代醫學手段，對哮病的相關證型進行了進一步的客觀化、量化的研究。
如陳夢麟［10］觀察哮喘患者的X線胸片后，發現虛證患者X線胸片異常率明顯高于冷哮證和熱哮證患者；熱哮證和虛哮證患者X線胸片伴肺實質性炎癥明顯多于冷哮證患者；虛哮證患者出現阻塞性肺氣腫改變明顯高于冷哮證和熱哮證患者(均P
郭一欽等［15］用肺灌注掃描檢查100例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肺虛證患者，發現肺氣陰虛者在掃描圖上呈現放射性缺損或稀疏區，提示血供差或無供血。張文彭［16］則通過調查發現慢性持續期、緩解期哮喘患者中醫辨證主要屬虛證，表現為肺氣虛、肺脾兩虛和肺腎兩虛，認為肺功能降低是哮喘患者中醫虛證的主要變化，可作為反映不同虛證類型病情嚴重程度的診斷標準。在實驗室研究方面，陳安忠等［17］對哮喘患者中醫辨證分型與尿中4種微量蛋白的關系作了探討。結果發現哮喘患者尿白蛋白（ALB）、尿免疫球蛋白G（IgG）、尿β2微球蛋白等呈不同程度的增高，并按中醫肺虛型、肺脾兩虛型和肺腎兩虛型順序呈漸增趨勢，提示哮喘患者中醫證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腎小球濾過尿微量ALB、IgG功能受損，腎小管重吸收β2微球蛋白功能受損及腎小管合成、排泄TammHorsfall蛋白功能受損。李月梅等［18］觀察200例不同證型哮喘患者的血清變化，發現肺熱和腎陰虛患者血清IgE升高明顯，而肺寒、肺氣虛和腎陽虛證患者血清IgE升高不明顯，甚至有下降趨勢。倪偉等［19］觀察175例緩解期輕、中度哮喘患者外周血中的白細胞介素5(IL5)、嗜酸性粒細胞陽離子蛋白(ECP)的含量變化，結果表明在腎陽虛證患者中IL5和ECP含量明顯高于非腎陽虛證，提示氣道變應性炎癥依然存在。原鐵等［20］發現當哮喘患者出現嗜酸性粒細胞升高及嗜中性粒細胞下降時，若同時見血小板升高則診斷為肺虛的可能性大；當血小板下降而嗜中性粒細胞及紅細胞升高時，診斷為熱哮的可能性較大；若同時見淋巴細胞轉換率的下降則表現為腎虛的可能性較大；若嗜中性細胞下降的同時又見甘油三酯及載脂蛋白B的升高則診斷為脾虛的可能性大。朱柏君等［21］通過顯微鏡對哮喘患者進行甲襞和舌尖微循環觀察以探討中醫辨證分型與外周微循環的關系，結果表明133例哮喘患者中除16例甲襞微循環正常或大致正常外，其余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異常改變，辨證分型不同，微循環各項指標異常程度和病理改變也不盡相同，舌尖微循環改變與舌象變化的關系更為密切。徐麗華［22］將60例支氣管哮喘發作期患者結合西醫分型標準辨證分為：(1)風邪束肺型，與過敏性哮喘相同；(2)痰瘀阻肺型多見于內源性或混合性哮喘；(3)氣滯郁肺型，多夜間發作，與植物神經功能有關，可見于過敏性及混和性哮喘；(4)痰瘀互阻型見于混合性重癥哮喘；(5)伴氣陰不足、肺腎虧虛者多病情重、病程長、長期服用激素等，或見于全身情況差、免疫功能低下者。王寧群［23］對90例哮喘住院患者進行回顧性調查分析，發現痰熱蘊肺和肝脾失調型所占比例較大。并對其與哮喘癥狀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認為胸膈滿悶的程度越高診斷為痰熱蘊肺的可能性越大，而肝脾失調型與咯痰、喘息、哮鳴音呈正相關性。史鎖芳等［24］按照流行病學設計方案隨機調查不同醫院430例哮喘患者，收集中醫四診信息，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將支氣管哮喘分為寒飲伏肺證、痰熱蘊肺證、風痰阻肺證、肺腎氣虛證及脾氣不足證等5大類證候。
3 問題與展望
近年來現代醫家結合臨床經驗，借用現代醫學手段，對哮喘的相關證型進行了客觀化、量化的研究，為哮喘的研究和診治提供了不同的思路，為提高臨床療效增添了新途徑。但其研究過程中尚存在一些問題：(1)盡管已有了全國性的哮喘證型診斷標準，但臨床上根據該標準進行診療時，療效并不理想，醫家常根據經驗自擬證型標準，故哮喘的診斷標準仍需進一步修訂完善；(2)哮喘證候診斷尚缺乏明確統一的客觀化、量化指標，臨界證候指標亦不統一，眾說紛紜，對于全國性的交流及推廣有一定的困難。由于哮喘發病機理復雜，單純的中醫及西醫都難獲最佳療效，故今后一方面應加強中醫藥的實驗研究，為臨床實踐提供可靠依據；另一方面應開展多中心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通過現代醫學的手段，全方位、廣泛深入地研究中西醫結合治療及預防哮喘發作的優勢，驗證、篩選現有的方藥、中成藥，發揮中醫的整體調節作用。
參考文獻
［1］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選登(7)［S］.中級醫刊，1995， 30(10)：57．
［2］藍立群， 劉良倚.支氣管哮喘的中醫治療概述［J］.江西中醫藥， 2003， 34(12)：47．
［3］史鎖芳.哮喘“夙根”探討 ［J］.中醫藥學報，1994，22(3)： 6．
［4］劉仁慧.哮喘緩解期治療肺脾腎三臟并補［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4，13(24) ：3354．
［5］金小晶，張文博，張明德.談哮喘“夙根”［J］.時珍國醫國藥，2002，13(12)：756．
［6］張偉，王紅. 熄風緩哮法治療小兒支氣管哮喘臨床研究［J］.中醫藥學報， 2004，32(4)：13．
［7］王鵬.中醫哮病學［M］ .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02．
［8］趙蘭才.武維屏治療虛喘經驗［J］.北京中醫， 2001(6)：6．
［9］沈自尹.中西醫結合防治支氣管哮喘的探討［J］.華夏醫藥，2006（2）：77.
［10］陳夢麟.支氣管哮喘X線胸片與中醫辨證分型的關系［J］.遼寧中醫雜志，1994，21(4)：149．
［11］李植延，甘慧娟.支氣管哮喘冷熱哮證受體功能、血栓素A2—前列腺環素平衡系統關系的臨床研究［J］.福建中醫學院學報，2000，10(4)：1．
［12］李植延，高潔，劉清華.哮喘發作期冷熱哮證免疫功能和嗜酸性粒細胞變化的臨床研究［J］.福建中醫藥，2000，31(5)：3．
［13］王巖，鄭建，何順勇，等.兒童哮喘證型與T細胞亞群及尿白三烯關系的研究［J］.新中醫，2008，40(1)：51．
［14］劉恩順， 孫增濤，封繼宏，等.天津市支氣管哮喘證候分布及演變規律的臨床流行病學調查［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08，10(9)：9．
［15］郭一欽，李傅福，張慶華.肺虛證與肺掃描的關系［J］.上海中醫藥雜志，1988，23(12):6．
［16］張文彭.慢性持續期、緩解期哮喘患者中醫辨證與肺功能改變特點［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5，11(9)：656．
［17］陳安忠，趙社正，黃少檀.支氣管哮喘患者中醫辨證分型與尿四種微量蛋白的關系［J］.放射免疫學雜志，1996，9(2)：119．
［18］李月梅，賴新生.不同證型支氣管哮喘患者血清IgE分析［J］.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1998，15(4)：254．
［19］倪偉，于素霞，吳銀根，等.緩解期哮喘患者腎陽虛與氣道炎癥關系的研究——附175例病例分析［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1，7(6)：60．
［20］原鐵，李盈，劉小紅.哮喘中醫證型微觀化研究［J］.中華實用中西醫雜志，2003，3(16)：1218．
［21］朱柏君，陳超，徐文斌.哮喘的中醫辨證分型與外周微循環的關系［J］.微循環技術雜志，1996 (3 )：159．
［22］徐麗華.支氣管哮喘發作期中西醫分型關系探討［J］.實用中西醫結合雜志，1998，11(8)：6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