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周期規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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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危機周期規律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 貨幣危機 銀行危機 債務危機

一、引言

2008年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升級為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大量銀行面臨嚴重虧損甚至倒閉。隨后歐洲債務危機又接連爆發，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相繼向歐盟請求援助，歐洲多個國家的信用評級接連被下調。

面對這接踵而至的危機，我們需要再次去認識歷次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特征及兩者之問的關系。雖然世界各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在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從歷次危機中通常都表現出以下規律：債務危機是一個周期性發生的現象；銀行危機常先于或者伴隨債務危機發生；私人債務和短期債務比重會在銀行危機前上升，政府常常存在遠高于記錄水平的隱性債務。

二、債務危機

債務危機是一種周期性發生的現象，歷次危機本質上是相同的。Wynne(1951)通過對八個國家的研究，即指出這些國家的違約雖然從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本質上是一致的結論。Lindert和Morton(1989)從19世紀以來國家債務違約的歷史數據中也同樣發現了這種周而復始的違約現象并分析了國際借款行為的長期規律。Reinhart和Rogoff(2008)從70個國家兩個世紀的債務違約歷史中更加全面清晰地描述了這一現象。

政府常常存在遠高于記錄水平的隱性債務。winkler(1933)關于外債的經典研究中就提到了隱藏債務的問題。Kletzer(1984)解釋了由于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道德風險問題。

三、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主要包括貨幣危機(通脹和貶值)和銀行危機，如何定義這兩者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Cagan(1956)在其經典研究中將超級通脹定義為月通脹率高于50％的情況。Frankel和Rose(1996)只用(名義)匯率貶值來定義貨幣危機。Kaminsky和Reinhart(1999)則對貨幣危機進行了詳細的定義，把外匯儲備損失與實際匯率貶值也作為衡量貨幣危機的因素。Caprio和Klingebiel(2005)以事件的發生為標志對1970年后的銀行危機進行了權威性的定義。Reinhart和Rogoff(2008)把銀行危機具體的定義為發生銀行擠兌或者重要金融機構倒閉、合并、被接管或受到政府的援助。

Karainsky和Reinhart(1998)指出銀行危機通常會先于貨幣危機而發生，而貨幣危機會則進一步加深銀行危機。

四、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關系的研究

銀行危機通常先于或者伴隨債務危機發生。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對此Diaz Alejandro(1985)認為在拉美金融自由化之后，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政府大量依靠從私人銀行借款削弱了其償還能力，因此當銀行危機發生時往往會伴隨著發生債務危機。Velasco(1986)指出南方共同市場的國內銀行部門是外資流入的中介，政府向這些銀行大量借款導致了當外資撤離時銀行危機與政府債務危機的先后發生。

在銀行危機之前，通常可以發現私人債務激增的現象。Rodrik和Velasco(2000)通過外部借款期限與成本的聯立模型指出，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的比例可以有效地預測銀行危機。Calvo，Izquierdo和Loo-Kung(2006)對銀行危機前資本流入陡增的現象進行了論證。

短期債務的比重會在銀行危機前上升。Diamond和Dybvig(1983)構造了銀行擠兌問題的一個經典模型，通過分析對銀行擠兌有預防作用的存款合同指出了在銀行危機發生之前，投資者因為對流動性的需求會提高短期借款的比例。Kaminsky和Reinhart(1999)研究了銀行危機(以及貨幣危機)前國內信貸總量的擴張和隨后的收縮，認為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與金融自由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第2篇：金融危機周期規律范文

繼2009年10月，希臘宣布當年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超過12%以來，2010年歐洲各國相繼出現信用評級下調和出臺財政緊縮計劃，整個歐盟都受到債務危機困擾。2011年5月16日，美國財政部聲明，美國聯邦政府已達法定的14.29萬億美元公共債務上限；如果國會不能在8月2日前提高公共債務上限，美國將面臨債務違約風險。2011年8月6日上午，國際三大評級公司之一的標準普爾宣布下調美國信用評級，由AAA調降到AA+，專家預計，美國信用評級下調可能引發全球大崩潰，遠甚于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擔心，如果持續惡化的歐美債務危機得不到有效控制，世界很可能被拖入新一輪金融危機之中。本文將以2008年開始的上一輪的金融危機為背景，將危機前后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流量的變化情況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進行原因分析，以其能為企業應對新一輪金融危機提供相應的參考和借鑒。

二、金融危機對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流影響分析

（一）金融危機前后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流狀況 雖然理論界對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界定各有不同，但是一般以2007年4月新世紀房產破產為開端，以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作為金融危機惡化的標志。本文將金融危機期間界定為2008年7月1日—2009年6月30日，并以2008年1月1日—2008年6月30日作為危機前期、2009年7月1日—2009年12月31日作為危機后期進行對比分析。為了分析金融危機下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流狀況，本文從國泰安數據庫選取了2008—2009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各個季度的現金流數據，剔除數據不完整、異常數據及金融類上市公司，最終樣本為957家上市公司。

（1）金融危機前后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流量平均值分析。由表1可以看到，企業經營活動凈現金流、投資活動凈現金流（絕對值）、籌資活動凈現金流及現金凈流量在2008年第一季度～2008年第四季度不斷上升，但是在2009年第一季度企業經營、投資、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都出現了大幅下降，隨后又不斷上升。即企業在金融危機前和金融危機前半期現金流量不斷增加，在金融危機后半期受影響較大，經營活動、投資活動、籌資活動現金流均大幅下降，而金融危機后，現金流又開始上升，企業經營、投資、籌資活動恢復活力。金融危機前后企業經營性、投資性及籌資性現金流的趨勢可以用下圖1來表現，即三大類活動趨勢均呈現斜N字形，其中的低點即是2009年第一季度——金融危機后半期。

將現金流形式嚴峻的2009年第一季度與上一季度對比可以發現，樣本的957家企業2009年第一季度經營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量減少240649058.63元，減少63.6%；投資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量減少543459057.83元，減少84.1%；籌資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量減少290941042.69元，減少90.0%。

（2）金融危機前后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流量為負值的企業的個數分析。表2數據與表1數據大致相符，特別是經營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量。首先，在金融危機前及危機前半期經營活動凈現金流為負值的企業不斷減少，但2009年第一季度（即金融危機后半期）經營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量為負值的企業的個數急劇增加，由2008年第四季度的208家增加到382家，增幅達到83.7%，而隨后又不斷減少。投資活動的變化中可以看到，金融危機后半期，投資活動凈現金流為負值的企業個數有一定的減少，即繼續進行投資活動的企業有所減少，轉而進行了投資回收，固定資產處置等活動。籌資活動現金流為負數的企業個數在金融危機期間有所增加，但變化不是特別明顯。

（3）金融危機前后為負值的現金流量總和分析。表3數據顯示，現金流量負數總和在金融危機后半期也大幅下降，相對于2008年第三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企業的經營性、投資性、籌資性凈現金流量的降幅分別達到了39.5%，82.5%和10.5%。將表2與表3數據綜合考慮，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機后半期，現金流為負值的企業數量增加，而現金流負值總和下降，平均來看，現金流為負值的每家企業的現金流（絕對值）大幅下降，企業經營、投資、籌資活動均不活躍，受影響較大。

（二）金融危機對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流的影響 由表1、表2、表3數據分析可以發現，金融危機對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流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首先，經營活動凈現金流在金融危機前后的變化規律最為明顯：金融危機前，現金流不斷上升，甚至在金融危機前半期，企業經營活動凈現金流也沒有受到太大影響，直到金融危機后半期，經營活動凈現金流急劇下降，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整體受損，許多企業經營性現金流甚至由正轉負，企業入不敷出，嚴重影響了企業正常的經營活動。其次，投資活動凈現金流在金融危機后半期急劇下降，企業收縮了權益投資和對固定資產的投資，影響了企業的發展與壯大。最后，籌資活動凈現金流下降最為明顯，降幅達到90.0%，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得金融機構對企業貸款更為謹慎，提高貸款標準、降低貸款額度等使得企業融資環境惡化，企業無法從外部獲得資金以解決經營問題，外部融資受限最終可能導致企業破產。

三、金融危機對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流的影響途徑分析

（一）從現金流入角度分析 企業籌資活動及經營活動一般都能夠給企業帶來正的現金流，但是，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企業籌資活動、經營活動的現金流轉變緩，企業現金流情況惡化。下面就從企業融資和經營角度來分析企業的現金流量，查找金融危機對現金流的影響途徑。

（1）導致企業融資能力下降。金融危機下，企業外部融資能力受限，融資成本增加，現金流動變緩。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因素：一是銀行貸款條件更加嚴苛。雖然我國金融市場相對封閉，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小，但是由于國際經濟環境惡化，融資環境也受到影響，我國金融機構放貸更加謹慎，雖然政府為刺激經濟施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但企業融資面臨“寬貨幣、緊信貸”的問題。二是抵押物價值被低估，企業貸款能力下降。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了降低其風險，往往會低估抵押物價值，一般只評到70%，但是融資能力的下降使得企業貸款能力大幅下降，資金需求更加緊張，企業經營風險增加。三是擔保公司受到很大沖擊。在危機中，一些擔保公司“自身難保”，受到很大沖擊，擔保機構和銀行合作幾率不高，很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四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下，融資成本迅速上升，風險急劇放大。金融危機同樣也影響民間資金對企業放貸的信心，對企業惜貸或提高放貸利率，降低企業獲取現金的能力。

（2）導致企業訂單減少。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對外出口貿易，消費需求減少，使得企業訂單減少，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減緩，嚴重影響了企業的資金流轉。目前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已高達60%，在我國，GDP的40%左右是靠出口拉動的，因此，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外貿出口產生了很大沖擊。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月增加，我國出口從11月開始首次出現了負增長，11月份我國出口1149.9億美元，下降2.2%。12月份我國進出口1833.3億美元，下降11.1%；金融危機影響出口需求，國外市場受金融危機影響，很多行業都遭到了重創。國外市場連本國產品都無法消耗，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更是大幅減少。

（3）導致企業應收賬款增加。另外一個影響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的是應收賬款的增加。受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外許多跨國企業倒閉或陷入困境，而我國很多出口企業與這些企業有業務往來，我國企業就存在很多應收款項無法收回，尤其以沿海地帶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最為突出。由于我國勞動力比較廉價，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比較有優勢，這些公司大多追尋國外廣闊的市場，產品大量出口，但此次的金融危機，使得這些企業受到了重創。因為這些企業的主要客戶大多數是國外公司或企業，很多企業未能預料到金融危機的發生及其廣泛的影響，未能及時轉變其經營方向，因此國外大多數客戶和市場的斷絕，使得這些企業難以生存。甚至有很多外國公司破產倒閉，使得很多貨款無法收回，這對我國企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根據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統計，我國出口商平均壞賬率約為1%，而2008年同期壞賬率已經高達3%。太多的壞賬造成了很多企業資金周轉困難，難以維持下去。我國有巨額賬款損失在了這次金融危機中，而出口型企業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受害最深。

（二）從現金流出角度分析 企業投資活動通常以負的現金流表示，特別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企業投資風險加大，投資成本增加，可能導致投資無法收回，這就更加劇了現金流狀況的惡化。另外，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企業生產成本增加，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增加。下面從這兩個方面來分析金融危機對現金流出的影響。

（1）導致企業經營成本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增加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原材料價格上漲導致企業生產成本增加。由于金融危機導致了美元持續貶值，使得國際原油、礦產資源及有色金屬等基礎性原料價格持續大幅上揚上漲，從而造成了我國基礎性原料價格和下游產品價格大幅上揚，增加了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加大了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出量。二是企業促銷力度加強等造成的期間費用增加。金融危機造成我國企業產品銷售困難，訂單大幅削減，企業為了更多地銷售產品，往往會增加企業的財務費用和銷售費用，企業經營性現金流出量隨之增加。

（2）導致企業投資熱情下降。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企業投資。由于金融危機存在許多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人們對風險的厭惡普遍上漲，降低了對經濟增長的信心。國內外經濟研究機構都下調了對世界經濟增長和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這影響了大多數企業的投資熱情。受效益最大化的投資目的影響，在不確定性不斷增大及未來投資收益預期不佳的情況下，企業肯定會控制固定資產的投資。由于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中大部分是自籌資金，投資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規律決定的。市場景氣，企業利潤高的時候，投資就會快速上升，反之下降。金融危機使得企業投資利潤下降，投資減少。另外，此次金融危機減弱了部分中國出口企業的投資能力，中國出口企業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自身發展受到影響，投資能力也減弱了。

（三）從現金流流轉周期角度分析 從現金流流轉角度分析，庫存增加，應收賬款增加，銀行催款，使得現金循環周期變長。現金循環周期計算公式如下：現金循環周期=存貨轉換期+應收賬款轉換期-應付賬款遞延期=生產經營周期-應付賬款平均付款期。

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產品需求減少，企業庫存增加，存貨周轉期變長；國外企業紛紛陷入財務危機，應收賬款增加，應收賬款的回收遙遙無期，應收賬款轉換周期增長；銀行等貸款機構、供應單位抓緊催款，企業應付賬款遞延期卻未見變長。由于以上三方面原因，企業現金循環周期變長，企業資金流轉不暢，容易導致企業現金不足，資金斷鏈，甚至破產清算。

四、新經濟形勢下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流應對策略

（一）嚴格企業現金流預算控制 通過編制經營性現金流預算，將企業在一定期間內各項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入與流出進行預測和估算，確定現金的余缺，并合理安排現金的流入與流出，適度預留現金余額，引導各項現金平穩有序地發生，從而實現對現金流缺口的事前控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財務風險，避免發生現金流危機。特別在金融危機下，現金流轉緊張，企業更可以通過編制現金流預算表，合理安排現金流入與流出，可預防現金流危機的發生。

（二）加強應收賬款管理，加快現金流轉 在企業經營活動中經常會采用賒銷的方式，然而賒銷是一把雙刃劍，賒銷雖然能夠提供企業銷量，但與此同時也占用了企業本可以利用的資金，如果大量賒銷可能會造成資金無法回籠。而在金融危機下，這個問題也顯得更加突出，國際環境的惡化企業被迫給予產品的下游買家更多、更長的采購賬期，形成了企業更多更長的應收賬款。因此，企業有必要在賒銷和維護經營性現金流良性循環之間作出合理抉擇。本文認為加強應收賬款管理應做到：明確責任，嚴格獎懲，建立應收賬款內部控制系統應收賬款的有效管理必須是財會部門與銷售部門的有效配合，即明確雙方的責任，嚴格獎懲；限制賒銷額，避免盲目賒銷：對于新、老客戶及信用好、信用差的客戶采用不同銷售方式；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包括制定歸還應收賬款的期限、現金折扣和折扣政策等內容。

（三）加強存貨庫存管理，減少現金流出 存貨的增加意味著現金流凈額的減少，存貨的減少意味著現金流凈額的增加，存貨與現金流凈額呈現反比例關系，因此控制存貨對維護和改善企業現金流具有重要意義。企業存貨額度要堅持以銷定產、以產定供原則。即根據預期銷售量倒推確定產品生產量，然后按照產品生產量倒推確定原輔料的采購量。供、產、銷環環相扣，可以有效改善存貨積壓，促進資金有效循環，改善企業現金流狀況。信息化給企業存貨管理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企業可以通過信息平臺，根據訂單的多少，方便快捷地對存貨供給進行指導和調度。

（四）控制生產經營規模，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抑制現金流出源頭 一是控制生產經營規模，避免過度擴張。一般來說，經濟低迷時期，企業應貫徹“穩字當頭”的策略。根據市場動向，精煉主業，暫放副業，回避高風險領域，以免過度擴張，保證企業財務正常運作。二是企業也應采取有效措施開源節流，控制和降低生產經營成本才能維護現金流的良性循環。

（五）積極拓展對外融資渠道，彌補現金流缺口 對外融資的方式有股權融資、債權融資、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擔保融資等等，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能力和便利有選擇性地運用。同時，企業可以有效地利用政府政策積極地開展對外融資，彌補現金流缺口。

第3篇：金融危機周期規律范文

2005年，關于報業市場曾經有一場“冰河期”、“報業拐點”的討論。當時某些報人的論調，現在看來是經不起檢驗的。這些報人的悲觀心態，可能是因為兩方面的刺激所致：一是2004年，報紙廣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負增長，增幅為-5%（一說為9%，即便按這個數字，也是一個低潮），而2003年報紙廣告的增幅還高達28.93%；二是首家內地赴港上市的報業股北青傳媒，2005年上半年利潤暴跌99.7%，成為當時轟動報界的一件新聞。

綜合這兩個“導火索”和新媒體競爭等市場變化因素，“拐點論”出爐。有意思的是，就在“拐點論”、“冰河期”等悲觀情緒籠罩的2005年和2006年，全國報紙廣告增幅分別達到了11%和22.1%。

看來，中國報人的心態還是比較脆弱的，在市場的波動面前，心理素質還不過關。當然，這種脆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20世紀的最后20年，報紙廣告以平均33%的速度遞增，遠超國內生產總值增幅。好日子過慣了，遇上青黃不接的年份，自然有點不適應。

不管怎么說，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的這場討論，對我們理性分析報業廣告市場的周期發展還是很有益處的。它給我們兩點啟示：第一，報業廣告出現“低谷”是正常的，但低谷不等于“冰河期”，而恰恰預示著新的上升階段；第二，報業廣告的階段性底部是有規律可循的，通過對大環境和小環境的研究，我們有可能發現報紙廣告的發展趨勢。

2008年對報紙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大事多、新聞多、機遇多，但有些機遇給廣告帶來的效果并不明顯，比如北京奧運。2005年的“拐點爭論”中，就有專家預言，受奧運拉動效應，2008年、2009年會是報紙廣告“回暖”的年份。只是他們沒有想到報紙廣告增幅在2006年就“迅速回暖”，2007年又形成了一個新的低點。因為2007年的“低點”，雖然2008年還沒有結束，但這一年的廣告增幅會超去年，幾乎不用懷疑。

只是變數實在太多，專家們的眼光再犀利，也無法預測到2008年的新聞紙大漲價和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這讓2009年能否“繼續回暖”充滿了變數。

甚至，倘若不考慮金融危機等因素，純粹從報紙廣告增幅的“周期圖”來看，這種增幅已經存在“出現下一個低點”的內在需求，問題只在于這個“低點”是出現在2009年還是2010年。

新世紀報紙廣告增幅出現明顯的“短周期”

資料所限，筆者無法完全掌握改革開放30年來報紙廣告每年的增長幅度（且報紙廣告增幅的資料經常出現說法不一的情況）。好在2000年以前20年報紙廣告增長的路線圖是比較清晰的。其特點是增幅大，平均每年增幅在33%左右。但這種大增幅卻是在競爭不充分的情況下出現的，比如有資料顯示，1993年的增幅達到了130%多，明顯是當時明確“市場經濟”概念之后的一種“政策反應”，而不是市場內在機制的作用。這些時段的周期波動，對我們研究市場規律沒有很大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尤其在2001年以后，國內報業市場進入了競爭相對充分時期，出現了“短周期波動”特征，更適合作為市場研究的樣本；因此，本文把對報業市場周期波動的研究側重在1999年之后。

觀察一下1999年以來的報紙廣告增幅波動圖（見圖一），不難發現：

1.10年來報紙廣告增幅平均3年左右就出現一個發展低點，分別是：1999年、2001年、2004年和2007年。低點過后，市場逐步回暖。

2.低點過后，廣告增幅會有反彈，但反彈的“高點”存在著逐步降低的趨勢。這也是報業發展的大勢所趨。比如，2001年的低點過后，在2003年達到一個制高點，增幅達28.93%；2004年的低點過后，在2006年出現了22.1%的增幅高點，但這個點位已經低于2003年的數字；2007年的低點過后，在2008年受到奧運拉動，會出現一個相對高點，但2008年的數字一般不會再高于2006年。

其中2008年的數值為估算，這種估算考慮到多方面的因素。比如，雖然北京奧運期間沒有給多數報紙帶來明顯的拉動效應，但奧運之前的大半年，其拉動效果還是明顯的；在考慮這個拉動效果的同時，我們還必須考慮2008年南方冰雪災害、汶川大地震（捐款導致不少部門壓縮經費，宣傳費用首當其沖）以及10月份以后全球金融危機對報紙廣告增幅的消減作用。

奧運拉動與這些不利因素相抵消，可以預見，2008年的報紙廣告增幅會有一定程度的增長，高于2007的6%沒有什么問題，但也不會太高。

還應看到，南方冰雪災害、汶川大地震、金融危機這些因素，對報紙廣告的不利作用會有一定的滯后期，因而很可能成為2009年報紙廣告增長的不利因素。

對于報紙廣告的增長周期，除了要考慮這些因素，還要考慮內在因素。這些內在因素，也就是這一周期發展的內在規律。因為報紙廣告出現“相對充分競爭”的市場周期的年限還很短，還很難對這個內在規律有個清晰的認識。但是，即便認識十分淺顯，進行規律性探討對報紙廣告的未來發展還是有好處的。

筆者以為，探討2009年、2010年報紙廣告的發展形勢，可以兩種周期作為參照物，一個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發展周期，一個是建筑業總產值的發展周期。

探討一：“報紙廣告短周期”與“平穩GDP周期”有無對應關系

梳理一下晚報市場興起（大致在1988年）以后，報紙廣告增幅的波動周期，和GDP增幅的波動周期作一個對比，會發現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GDP增幅波動相對頻繁的（短周期）時代，正是報紙廣告增幅相對穩定（長周期）的時代；而GDP波動相對穩定的時代，正是報紙廣告波動相對頻繁的時代。

報紙廣告增幅的波動周期變短，在新世紀表現得十分明顯（見圖一），如果按照每出現一次低谷為一個周期，那么，平均3年就出現一次。

而這一時期，正是GDP增幅比較穩定的時期（見圖二）：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共出現了五個經濟增長周期。第一個周期為1977年～1981年，第二個周期為1982～1986年，第三個周期為1987～1990年，這三個周期持續長度均為4～5年，且波動幅度比較大。從1991年開始，我國的GDP增幅進入了比較穩定的增長期：1991年～2001年為第四個周期，時間跨度為11年，波動幅度在經歷了1992年的14.2%后穩定回落，沒有出現劇烈動蕩。2002年至今為第五個周期，從第五個周期的波動圖看，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經濟增幅更為穩定，波動更小（見圖三）。

這一經濟周期內的多數年份，GDP增幅徘徊在8%到10%的黃金區域，比較理想。

從4～5年的短周期，到10年左右的長周期，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點：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能力越來越強，調控手段日趨成熟，經驗越來越豐富。這也說明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在第五個周期變得更加成熟。

但恰恰就是在第五個GDP周期內，報紙廣告增幅出現了波動比較劇烈的“短周期”。這只能說明報紙應對市場的能力是滯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習慣了因為市場準入門檻高導致的20年“黃金時代”后，報業出現了市場不適癥。這是內因。而新媒體的外來競爭則是外因。毫無疑問，出生在市場經濟浪潮下的新媒體，其應對市場、適應市場的能力要強于報業。

報業需要做的是苦練內功，不能一味抱怨因素。報紙廣告的周期與經濟增長周期的“不適應”，說明報業雖然已經進入了“相對充分競爭”的時代，但競爭依然不夠充分，落后于整個市場。對不少報紙來說，出生不容易，死去更困難。進入和退出機制不靈活、缺乏市場手段，是造成這一現狀的罪魁。

探討二：建筑業周期與報紙廣告周期是否存在對應關系

考慮建筑業周期與報紙廣告的對應關系，是出于兩點考慮：第一，房地產廣告在報紙廣告中占的比重較高，對很多報社甚至舉足輕重；第二個考慮是借鑒庫茲涅茲的周期理論。

1930年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茲在《生產和價格的長期運動》一書中提出，經濟中存在長度為15～25年不等的長期波動。這種波動在美國的許多經濟活動中，尤其是建筑業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所以庫茲涅茨周期也稱為建筑業周期。在庫茲涅茨看來，建筑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因為樓市廣告在報紙廣告中的重要地位，探討建筑業周期對報紙廣告周期的影響也是可行的。

乍一看，看不出建筑業周期和報紙廣告周期有什么聯系。從建筑業的發展周期看，如果排除了國家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性打壓（這種政策導致圖四中1999年至2001年的劇烈振幅），建筑業的發展是相對穩定的，與GDP的穩定周期基本吻合。比如在GDP比較穩定的2001年到2007年，建筑業的波動幅度也比較穩定，并不劇烈。

倘若我們對圖四中建筑業周期的幾個低點，和報紙廣告發展的幾個低點相對照，就會發現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

建筑業在圖四中一共出現了三個低點，分別出現在1999年、2002年和2005年。

報紙廣告增幅在圖一中一共出現了四個低點，分別出現在1999年、2001年、2004年和2007年。

報紙廣告的低點比建筑業的低點少一個，說明報紙廣告波動更為劇烈。但這不是最主要的。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問題：

在建筑業增幅出現一個低點的兩年之后，報紙廣告必然出現一個低點！

建筑業1999年出現低點，報紙廣告2001年出現低點，相差兩年；建筑業2002年出現低點，報紙廣告2004年出現低點；建筑業2005年出現低點，報紙廣告2007年出現低點。

而從建筑商開始投資到樓盤建成，需要的時間正是兩年左右。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報紙廣告作為產業鏈的末端，受到建筑業之外各行業的影響更為劇烈，因此波動幅度要比建筑業明顯得多。

如果這個規律不只是一個巧合，那么，我們分析一下2008年的房地產市場狀況，就可能得出兩年后的結論。當然，結論未必準確，卻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至少，我們能從這種比較中知道，只要綜合建筑業以及其他對報紙廣告影響較大的市場因素，報業廣告市場發展存在預測的可能。

2008年無疑是房地產市場比較難受的一年，不少地方樓價暴跌，雖然10月份之后不少地方政府開始出臺救市措施，但恐怕不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受銀根緊縮影響（2008年下半年央行的降息行為也不會立即起到效果），不少小房地產企業資金鏈斷裂。倘若2008年成為建筑業增幅的又一個低點，那么，報紙廣告增幅的下一個低點有可能在2010年出現。

應對之策：還是練內功

對于報紙廣告發展趨勢的探討，絕不能陷入到2005年的那場“冰河期討論”怪圈。核心的問題在于：我們要研究出報紙廣告發展的內在規律，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要看看報紙的內在發展出路到底在哪兒，而不是一味盯著外部環境，搞逃跑主義。

從趨勢上看，報紙廣告必然進入一個越來越市場化的周期循環。有周期就必然有低谷，有低谷自然就會有反彈和。報紙廣告依然會在這個周期中穩定發展，所不同的是，報紙廣告每一次經歷低谷后的“”會越來越低。以前的周期最高點動輒將近30%，今后這個高位會呈逐步下降的趨勢，從20%左右逐步回到略高于GDP增幅的水平。

這是報紙廣告發展的內在趨勢，必須認清楚。同時，還要注意：報紙廣告只是報紙經營的一部分。隨著報業在文化產業大潮中的多業并舉，報紙廣告在經營中的比例必須逐步降低，而新媒體廣告以及其他經營收入的比例必須提高。這是一個戰略抉擇，不認清這一點，風險會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從現狀來看，即便報業廣告在2009或者2010年出現一個低點，只要從容應對、練好內功，并不會出現大的問題。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可能對第二年的報紙廣告產生影響，但任何因素都是風險與機遇并存。比如持續上漲的新聞紙價格在2008年給報業造成了巨大壓力，而金融危機卻造成了國內紙業的出口困難。2008年10月，據齊魯晚報報道，濟南等地廢舊報紙受到美國金融危機影響，價格暴跌一半。對國內新聞紙價格影響很大的美國廢紙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也開始回落。國內新聞紙的漲價趨勢會因此告一段落。這對報業無疑是個好消息。

第4篇：金融危機周期規律范文

關鍵詞:次貸危機;金融風波;宏觀調控

2007年4月,美國新世紀金融公司申請破產,標志著次貸危機正式爆發。一年來,這場危機的影響愈演愈烈,形成一種“蝴蝶”效應,引發了國際金融風波,導致全球鬧股災。次貸危機造成美國的壞賬是4600億美元,由于美國把壞賬證券化,經過金融機構的炒作,現在擴展到全球,波及到許多國家的金融機構和銀行,估計最終損失要達到1.2萬億美元,其損失和危害正在逐步顯露。這件事遠遠沒有結束,預計美國次貸危機對全球的影響將持續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終見底。美國一打“噴嚏”,全世界都跟著“感冒”,這就是金融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傳感效應。

一、美國次級貸款的內容和特點

次級房產貸款簡稱次貸,是一種房地產抵押的按揭貸款。

美國的房地產抵押貸款分為三級市場,第一級是優級房貸市場,第二級是次優級房貸市場,第三級是次級貸款市場。次貸政策對中低收入的購房者很有誘惑力,因為它具備了三個特點:一是次貸低首付,有的次貸甚至沒有首付,這對中低收入者特別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貸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總額的20%～40%,而次級貸款的低首付特點則激起了人們的購房欲望。二是次貸期限長,有的20年還本息,還款周期長使貸款者壓力小。三是次貸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時候利息越高。這三個特點使得中低收入者踴躍貸款購房,房地產價格漲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達到幾百萬美元以上。

美國開辦次級貸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決中低收入者買房難問題。這項措施啟動后,美國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個百分點,成功為1000萬中低收入者解決了住房問題。在美國,孩子18歲以后基本自立,剩下父母構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級貸款政策迎合了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并較好地滿足了美國人旺盛的購房欲望。但市場經濟的供求規律是不可違背的,次貸刺激了房市,也毀了房市。因為當時美國的房地產價格暴漲,信貸雙方都有一個心理底線,即最后實在不行就賣房子還貸款,反正也賠不上,結果恰恰就在這里面出了問題,房價連跌了40%,房地產市場因此潰不成軍,終于爆發了次貸危機。

二、誘發次貸危機的原因

從根本上講,次貸危機是金融炒作的結果。美國金融是全球一體化的龍頭,很多銀行都在發行貸款證券(英文縮寫是MBS),形成債務后再賣債券(英文縮寫是CDO),經過金融機構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個債務鏈,債務鏈一中斷,便產生一種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效應,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風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個因素集合造成的:

1.宏觀調控力度不當。美聯儲為了有效調控經濟,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從5%降到1%,降息使貸款成本下降,誘使很多人靠次貸買房,促成了房地產“泡沫”。而后美聯儲為了治理通貨膨脹,又連續13次調高了存貸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調到了5.3%。因為利息高了,還貸的成本自然提高,本金滾利息,越滾越大,加重了還貸者的壓力。美聯儲主導貸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勢種下了禍根,致使很多人次貸低息買房易而后又高息還款難,最終引發了危機。

2.房地產市場失衡。美國房地產從2006年開始降溫,“泡沫”破裂后,房地產價格大跌,原來售價100萬美元的房子,現在只能賣到60萬美元左右,出現了房地產全面縮水和下跌的局面。這使最終指望賣房子還貸款的人始料不及,房價下跌到賣房子也還不上貸款的地步,次貸危機終于浮出了水面,引發了金融風波。

3.金融機構推波助瀾。金融機構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競相炒作房地產貸款的證券和債券,炒來炒去,炒得擴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國家和銀行都卷了進去,從而引發世界性的金融波動和風險。美國次貸危機是歷史的巧合。現在設想:如果美聯儲當年不加息,貸款的利息也就不會這么高;如果美國的房地產價格還在漲,房主還貸就不會出問題;如果只是單純為了刺激房貸,沒有證券商、銀行家從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會引發全球的金融危機。而現實的結果恰恰是這三個問題匯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結果必然引發美國的次貸危機。事出有因,絕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三、次貸危機的后果和危害

美國的次貸危機就像計算機病毒一樣,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統的各個角落,帶來了全球性的諸多問題,包括現在的股災和金融風波。概括起來,主要有三方面:

1.次貸危機引發美元貶值。美國處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貶值,貶值后會刺激外貿出口,降低進口,減少美國的外貿逆差,這是他的基本立足點。美元貶值以后,美國可以多印美鈔向全球輸送通貨膨脹,歐盟、日本、俄羅斯、中國都出現了反應,物價上漲、經濟放緩。比如人民幣升值的問題,美元和人民幣的匯率從2005年7月21日晚19時開始升值,到4月末已累計升值了18.2%,匯率已突破7元的大關。到2008年年末,人民幣與美元的比率將升到6.6元,接著繼續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幣升值的另一個原因是壓縮出口、增加進口,降低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美國打壓人民幣升值意在減少外貿逆差,內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兩端,一端是美元貶值,另一端人民幣就要升值,這是一個聯動的過程。美元貶值帶動人民幣的升值加快,為全球輸送通貨膨脹,現在俄羅斯的物價漲得也很厲害,歐盟、日本、新加坡、韓國也都受到影響,物價都在上漲。所以,面對物價上漲,中央提出“兩個防止”,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利用財政、稅收、貨幣政策等多種經濟杠桿調控物價和股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推進節能減排,確保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2.次貸危機引發石油價格上漲。美元貶值之后,美國、紐約和倫敦的期貨石油價格最高接近每桶120美元(七桶為1噸),一噸是8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幣60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軟黃金,經濟高速發達之后,石油更是經濟血脈。目前,我國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億噸,僅次于美國,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國。如果石油漲價,會引發我國很多產品漲價,中國的物價就會形成“井噴”效應。現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發改委反映,我國一半的石油靠進口,如果石油不漲價,就會出現倒掛和虧損,發改委只好讓財政給其補貼120億元,讓其別漲價。2007年我國物價上漲,工業品是石油領頭漲,副食品是豬肉領頭漲。由于我國壟斷產業太多,資源管理不到位,產品成本降不下來,電力、石油、煤炭等資源性的行業都嚷嚷著要漲價,但老百姓又怕漲價,這使國家發改委一手托兩家,處在兩難的選擇中,即一手托企業要漲價,一手托民眾怕漲價。若經濟問題弄不好,則會引發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3.次貸危機引發很多國家經濟減速。由于美元貶值,石油漲價,美國經濟發展開始減速。2007年美國GDP增長率為2.2%,比2006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為0.4%,第二季度預計只有1%,預計2008年全年美國GDP增長率為1.5%左右,最悲觀的是高盛公司預測只有0.8%。美國、日本、歐盟被稱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三大引擎”,現在都在減速,而“金磚四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正在崛起,將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統的新特征

通過分析美國次貸危機和全球的金融風波,發現世界金融系統出現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們去研究和把握,具體有四點:

1.金融系統的整體性。世界經濟全球化首先表現為貨幣的國際化和金融系統的一體化。現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統是連為一體的,已經形成一個聯動互補的新格局,一個地方出問題,馬上會引起連鎖反應。這需要我們整體把握金融系統的形勢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經濟問題。

2.金融資本的流動性。全球的金融資本近100萬億美元,西方發達國家資本過剩,大概有8萬億美元的流動資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鱷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尋找機會進行投機炒作。其中,有一個金融大鱷叫索羅斯,他的手里有上千億美金的“熱”錢,1997年的時候,他看到亞洲的金融市場剛開放,也很脆弱,就到泰國去了,在金融市場攪動一番后抽資脫逃,致使泰銖當天貶值,并引發了整個東南亞的金融風險,中國的香港也深受其害。

國際游資多了以后就會到處竄,像老鼠一樣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鉆,所以金融系統開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現在看,幾次大的金融危機都是國際游資投機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銖貶值引發的東南亞金融風險,1998年俄羅斯的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的金融風波等,都是國際游資的流動帶來的后果。在我國,這些國際游資基本上會炒四個“市”,都很有規律。第一步是炒期貨市場,通過賭博抬價,把國家的物價系統搞亂;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場,把股市烘起來,出現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資逃跑,套住的是中國的股民散戶;第三步是炒房地產市場,形成房地產“泡沫”后再抽逃;還有一些高手進行第四步,即炒外匯市場,在匯率浮動中掙錢。這些金融大鱷在期市、股市、房市和匯市這“四市”上做文章,投機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錢換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災難,這已成為一種定式和基本規律。

3.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某個環節有了風吹草動,馬上形成一種“蝴蝶”效應,整個金融系統就會產生連鎖反應,因為它是一體化和全球化的,這種大趨勢無法遏制。雖然次貸危機本身僅僅幾千億美元,但全球都受影響。我國的股市離美國很遠,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預期,如果信心和預期都沒了,股市也就跌慘了。現在看,這次次貸危機迅速蔓延,形成一種災難,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帶來的。

4.金融波動的周期性。金融系統的運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認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綢繆,駕馭金融形勢的變化。從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開始,我們就知道資本主義有經濟危機,危機時會出現牛奶過剩倒到海里、產品積壓賣不動、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和物價飛漲等現象,這是那個年代初級階段的經濟危機,是一種生產過剩型的危機,這是即時危機的基本特征。經濟發展到今天,實現了經濟全球化和資本國際化,無論哪個國家、哪個地方發生經濟危機,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關重要。由過去的生產過剩型危機轉變為金融危機,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新規律。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也出現了一些周期性的規律,比如經濟過熱,基本上是8—10年出現一次。1982—1984年,我國出現第一次經濟過熱,進行了治理整頓;1994年,出現第二次經濟過熱,進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頓;2006年末,出現第三次經濟過熱。我國股市也呈周期性變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橫有多長、豎有多高”,這些都是辯證的。現在需要我們掌握的是周期性,準確把握經濟走向和規律,從而做到未雨綢繆,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從美國看市場經濟的優勢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場法則和價值規律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第二,產權多樣化,鼓勵競爭,為經濟發展提供不竭動力。但是,市場經濟也有負面效應,會周期性地出現一些問題。在計劃經濟年代,經濟的主要危險是通貨膨脹,因為當時是短缺經濟,經常供不應求,物價自然就會上漲。市場經濟有通脹,也有緊縮,二者交替進行,但主要危險是通貨緊縮,即生產過剩、物價低迷、消費不足。在1998—2005年期間,我國經歷了8年的通貨緊縮,經濟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目前,我國又一次進行宏觀調控,防止通貨膨脹,但要注意調控的節奏和力度,要“點剎車”,不能“急剎車”,“急剎車”容易造成翻車。如果長期過度地緊縮銀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國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貨緊縮,5年內經濟將無法有大的發展。不能一放就脹,一緊就縮,這幾年我國一直是這么周而復始地走這條路,現在要注意掌握調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現1998年的那種通貨緊縮,我國就難辦了,因為我國人口基數太大,再加上弱勢群體多,如果經濟沒有一定的發展速度,那么很難保就業、保穩定,這是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

參考文獻:

[1]李翀.論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的原因和影響[J].經濟學動態,2007,(9).

[2]尹中立.從次貸危機看美國樓市與中國樓市的關系[J].中國金融,2007,(18).

[3]李翀.論我國的資產泡沫與金融風險[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2).

[4]何東.金融危機后的貨幣政策操作———東亞國家的經驗及啟示[J].金融研究,2007,(5).

第5篇：金融危機周期規律范文

次級房產貸款簡稱次貸,是一種房地產抵押的按揭貸款。

美國的房地產抵押貸款分為三級市場,第一級是優級房貸市場,第二級是次優級房貸市場,第三級是次級貸款市場。次貸政策對中低收入的購房者很有誘惑力,因為它具備了三個特點:一是次貸低首付,有的次貸甚至沒有首付,這對中低收入者特別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貸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總額的20%～40%,而次級貸款的低首付特點則激起了人們的購房欲望。二是次貸期限長,有的20年還本息,還款周期長使貸款者壓力小。三是次貸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時候利息越高。這三個特點使得中低收入者踴躍貸款購房,房地產價格漲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達到幾百萬美元以上。

美國開辦次級貸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決中低收入者買房難問題。這項措施啟動后,美國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個百分點,成功為1000萬中低收入者解決了住房問題。在美國,孩子18歲以后基本自立,剩下父母構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級貸款政策迎合了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并較好地滿足了美國人旺盛的購房欲望。但市場經濟的供求規律是不可違背的,次貸刺激了房市,也毀了房市。因為當時美國的房地產價格暴漲,信貸雙方都有一個心理底線,即最后實在不行就賣房子還貸款,反正也賠不上,結果恰恰就在這里面出了問題,房價連跌了40%,房地產市場因此潰不成軍,終于爆發了次貸危機。

二、誘發次貸危機的原因

從根本上講,次貸危機是金融炒作的結果。美國金融是全球一體化的龍頭,很多銀行都在發行貸款證券(英文縮寫是MBS),形成債務后再賣債券(英文縮寫是CDO),經過金融機構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個債務鏈,債務鏈一中斷,便產生一種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效應,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風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個因素集合造成的:

1.宏觀調控力度不當。美聯儲為了有效調控經濟,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從5%降到1%,降息使貸款成本下降,誘使很多人靠次貸買房,促成了房地產“泡沫”。而后美聯儲為了治理通貨膨脹,又連續13次調高了存貸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調到了5.3%。因為利息高了,還貸的成本自然提高,本金滾利息,越滾越大,加重了還貸者的壓力。美聯儲主導貸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勢種下了禍根,致使很多人次貸低息買房易而后又高息還款難,最終引發了危機。

2.房地產市場失衡。美國房地產從2006年開始降溫,“泡沫”破裂后,房地產價格大跌,原來售價100萬美元的房子,現在只能賣到60萬美元左右,出現了房地產全面縮水和下跌的局面。這使最終指望賣房子還貸款的人始料不及,房價下跌到賣房子也還不上貸款的地步,次貸危機終于浮出了水面,引發了金融風波。

3.金融機構推波助瀾。金融機構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競相炒作房地產貸款的證券和債券,炒來炒去,炒得擴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國家和銀行都卷了進去,從而引發世界性的金融波動和風險。美國次貸危機是歷史的巧合。現在設想:如果美聯儲當年不加息,貸款的利息也就不會這么高;如果美國的房地產價格還在漲,房主還貸就不會出問題;如果只是單純為了刺激房貸,沒有證券商、銀行家從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會引發全球的金融危機。而現實的結果恰恰是這三個問題匯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結果必然引發美國的次貸危機。事出有因,絕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三、次貸危機的后果和危害

美國的次貸危機就像計算機病毒一樣,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統的各個角落,帶來了全球性的諸多問題,包括現在的股災和金融風波。概括起來,主要有三方面:

1.次貸危機引發美元貶值。美國處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貶值,貶值后會刺激外貿出口,降低進口,減少美國的外貿逆差,這是他的基本立足點。美元貶值以后,美國可以多印美鈔向全球輸送通貨膨脹,歐盟、日本、俄羅斯、中國都出現了反應,物價上漲、經濟放緩。比如人民幣升值的問題,美元和人民幣的匯率從2005年7月21日晚19時開始升值,到4月末已累計升值了18.2%,匯率已突破7元的大關。到2008年年末,人民幣與美元的比率將升到6.6元,接著繼續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幣升值的另一個原因是壓縮出口、增加進口,降低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美國打壓人民幣升值意在減少外貿逆差,內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兩端,一端是美元貶值,另一端人民幣就要升值,這是一個聯動的過程。美元貶值帶動人民幣的升值加快,為全球輸送通貨膨脹,現在俄羅斯的物價漲得也很厲害,歐盟、日本、新加坡、韓國也都受到影響,物價都在上漲。所以,面對物價上漲,中央提出“兩個防止”,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利用財政、稅收、貨幣政策等多種經濟杠桿調控物價和股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推進節能減排,確保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2.次貸危機引發石油價格上漲。美元貶值之后,美國、紐約和倫敦的期貨石油價格最高接近每桶120美元(七桶為1噸),一噸是8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幣60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軟黃金,經濟高速發達之后,石油更是經濟血脈。目前,我國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億噸,僅次于美國,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國。如果石油漲價,會引發我國很多產品漲價,中國的物價就會形成“井噴”效應。現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發改委反映,我國一半的石油靠進口,如果石油不漲價,就會出現倒掛和虧損,發改委只好讓財政給其補貼120億元,讓其別漲價。2007年我國物價上漲,工業品是石油領頭漲,副食品是豬肉領頭漲。由于我國壟斷產業太多,資源管理不到位,產品成本降不下來,電力、石油、煤炭等資源性的行業都嚷嚷著要漲價,但老百姓又怕漲價,這使國家發改委一手托兩家,處在兩難的選擇中,即一手托企業要漲價,一手托民眾怕漲價。若經濟問題弄不好,則會引發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3.次貸危機引發很多國家經濟減速。由于美元貶值,石油漲價,美國經濟發展開始減速。2007年美國GDP增長率為2.2%,比2006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為0.4%,第二季度預計只有1%,預計2008年全年美國GDP增長率為1.5%左右,最悲觀的是高盛公司預測只有0.8%。美國、日本、歐盟被稱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三大引擎”,現在都在減速,而“金磚四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正在崛起,將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統的新特征

通過分析美國次貸危機和全球的金融風波,發現世界金融系統出現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們去研究和把握,具體有四點:

1.金融系統的整體性。世界經濟全球化首先表現為貨幣的國際化和金融系統的一體化。現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統是連為一體的,已經形成一個聯動互補的新格局,一個地方出問題,馬上會引起連鎖反應。這需要我們整體把握金融系統的形勢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經濟問題。

2.金融資本的流動性。全球的金融資本近100萬億美元,西方發達國家資本過剩,大概有8萬億美元的流動資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鱷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尋找機會進行投機炒作。其中,有一個金融大鱷叫索羅斯,他的手里有上千億美金的“熱”錢,1997年的時候,他看到亞洲的金融市場剛開放,也很脆弱,就到泰國去了,在金融市場攪動一番后抽資脫逃,致使泰銖當天貶值,并引發了整個東南亞的金融風險,中國的香港也深受其害。

國際游資多了以后就會到處竄,像老鼠一樣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鉆,所以金融系統開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現在看,幾次大的金融危機都是國際游資投機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銖貶值引發的東南亞金融風險,1998年俄羅斯的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的金融風波等,都是國際游資的流動帶來的后果。在我國,這些國際游資基本上會炒四個“市”,都很有規律。第一步是炒期貨市場,通過賭博抬價,把國家的物價系統搞亂;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場,把股市烘起來,出現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資逃跑,套住的是中國的股民散戶;第三步是炒房地產市場,形成房地產“泡沫”后再抽逃;還有一些高手進行第四步,即炒外匯市場,在匯率浮動中掙錢。這些金融大鱷在期市、股市、房市和匯市這“四市”上做文章,投機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錢換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災難,這已成為一種定式和基本規律。

3.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某個環節有了風吹草動,馬上形成一種“蝴蝶”效應,整個金融系統就會產生連鎖反應,因為它是一體化和全球化的,這種大趨勢無法遏制。雖然次貸危機本身僅僅幾千億美元,但全球都受影響。我國的股市離美國很遠,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預期,如果信心和預期都沒了,股市也就跌慘了。現在看,這次次貸危機迅速蔓延,形成一種災難,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帶來的。

4.金融波動的周期性。金融系統的運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認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綢繆,駕馭金融形勢的變化。從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開始,我們就知道資本主義有經濟危機,危機時會出現牛奶過剩倒到海里、產品積壓賣不動、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和物價飛漲等現象,這是那個年代初級階段的經濟危機,是一種生產過剩型的危機,這是即時危機的基本特征。經濟發展到今天,實現了經濟全球化和資本國際化,無論哪個國家、哪個地方發生經濟危機,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關重要。由過去的生產過剩型危機轉變為金融危機,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新規律。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也出現了一些周期性的規律,比如經濟過熱,基本上是8—10年出現一次。1982—1984年,我國出現第一次經濟過熱,進行了治理整頓;1994年,出現第二次經濟過熱,進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頓;2006年末,出現第三次經濟過熱。我國股市也呈周期性變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橫有多長、豎有多高”,這些都是辯證的。現在需要我們掌握的是周期性,準確把握經濟走向和規律,從而做到未雨綢繆,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從美國看市場經濟的優勢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場法則和價值規律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第二,產權多樣化,鼓勵競爭,為經濟發展提供不竭動力。但是,市場經濟也有負面效應,會周期性地出現一些問題。在計劃經濟年代,經濟的主要危險是通貨膨脹,因為當時是短缺經濟,經常供不應求,物價自然就會上漲。市場經濟有通脹,也有緊縮,二者交替進行,但主要危險是通貨緊縮,即生產過剩、物價低迷、消費不足。在1998—2005年期間,我國經歷了8年的通貨緊縮,經濟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目前,我國又一次進行宏觀調控,防止通貨膨脹,但要注意調控的節奏和力度,要“點剎車”,不能“急剎車”,“急剎車”容易造成翻車。如果長期過度地緊縮銀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國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貨緊縮,5年內經濟將無法有大的發展。不能一放就脹,一緊就縮,這幾年我國一直是這么周而復始地走這條路,現在要注意掌握調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現1998年的那種通貨緊縮,我國就難辦了,因為我國人口基數太大,再加上弱勢群體多,如果經濟沒有一定的發展速度,那么很難保就業、保穩定,這是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新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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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中立.從次貸危機看美國樓市與中國樓市的關系[J].中國金融,2007,(18).

[3]李翀.論我國的資產泡沫與金融風險[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2).

[4]何東.金融危機后的貨幣政策操作———東亞國家的經驗及啟示[J].金融研究,2007,(5).

[5]孟輝,伍旭川.美國次貸危機與金融穩定[J].金融研究,2007,(18).

[6]沈悅,張珍.中國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設置研究[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10)

第6篇：金融危機周期規律范文

關鍵詞：西方國家 財經危機 制度困境

當今世界總體和平，經濟發展穩定前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但仍然存在著很多不穩定因素，不斷的加劇著局部動蕩。西方國家的財經危機既是金融危機的內容，也是金融危機的作用的結果，縱觀西方國家經濟發展趨勢可以看出，財經危機并不是偶發現象，正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困境充分顯現。隨著連番發作的金融動蕩、經濟衰退和債務危機，也越來越看清資本主義國家的財經危機泛濫、金融資本主義的失控，也讓更多的人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制度弊端，再加上社會不平等、經濟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等因素，讓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前景更顯困境。

一、從西方國家的財經危機探析其中的制度弊端

進入到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回顧與展望都呈現著一派憂慮和迷茫，由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事件引發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此次財經危機既凸顯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深刻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資本主義經濟各種矛盾變化的集中體現。西方世界持續的經濟低迷、金融動蕩等情況，加劇了社會失業率的上升，給社會穩定帶來不利影響，如何盡快的擺脫經濟和財政金融困境成為西方國家共同面對的新課題。發生財經危機的西方國家存在 一個共同點，就是國內儲蓄水平較低，在經濟狀況良好的情況下，依托歐元區以及社會福利還比較容易籌集資金，一旦經濟狀況不佳，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緊縮，這些國家就難以籌集充足的資金來滿足雙赤字與償還到期債務的需求，從而出現債務危機。

有一些學者從這些國家的政策方面尋找原因，普遍認為當前的財經危機 源于20世紀70年代末興起的自由主義，由于經濟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引發社會經濟危機；另一部分學者認為社會勞工關系的不平等加劇了原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些學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辯護都是從多個層面展開的，當然，西方國家財經危機的發生不僅僅是源于歷史遺留下來的制度原因，更重要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原因。

二、對西方國家財經危機的制度困境分析

（一）國家資本主義泛濫

國家資本主義并不是一個新詞，早在19世紀末的西歐，就有學者已將其提出。資本主義的本性是追逐利潤和擴張，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作用下，剩余價值和生產量難以均衡時，就會導致社會不同階層矛盾的激化，從而引發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很多西方國家已經認識到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弊端和制度原因，也有國家政府相繼對經濟運行和財富分配的直接干預，以50、6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制度實施為標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才獲得廣泛發展。這種依賴政府解除危機的方式并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反而使得國家債務急劇上升，從原有的社會私有企業破產轉變成國家公有破產。

（二）金融資本主義失控

資本主義經濟在利益的驅動下，金融資本的運作越來越獨立化，讓西方國家金融資本主義的特征日益凸顯。為了實現金融資本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很多西方國家開始對各種金融資本進行限制，試圖削弱其他各國對資本項目的控制權力。自1825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第一次周期性經濟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鼓噪和極力推行的私有化、松弛市場管制、弱化金融監管的惡果，美國制造業部門所創造的利潤占國內總利潤率從1975年的約50%下降到2005年的不足15%，這也意味著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徹底破產，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三）社會財富的不平等加劇了財經危機

資本主義制度的資源配置和分配結果看似是社會公平的體現，但實則不然。近幾年的經濟社會現實也越來越驗證了這個猜想。西方國家發生財經危機以后，社會失業率明顯增多，且社會失業率顯示了社會貧困與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特別是被視為中產階級社會中堅力量也在明顯衰落，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決定了財富必然向少數人手里集中，加大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用勞動價值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不難發現其深層次的原因。歐盟國家脫離實體的經濟政策衍生出養懶漢的高福利政策，使得國民不愿意勞動乃至不懂得如何勞動。有關調查結果顯示：不管性別、年齡、收入水平或者支持哪個政黨給出20%最富有人群擁有大約60%財富的猜測，明顯不符合財經危機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現狀，這個比例也將會不斷擴大。

（四）周期性財經危機加深危機矛盾

西方經濟會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是普遍共識，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更多地是由世界經濟內在因素引起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每一次激化，由此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在嚴重打擊和動搖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也必然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嬗變與發展，如何判斷世界經濟的某次波動是否周期性是一個關鍵的問題。金融變動也必然會引起表現其波動規律的世界經濟周期或非周期性的改變，很多西方國家政府干預已難以改變危機矛盾，西方經濟出現了繁榮期拉長、衰退期縮短、波動幅度減小的現象。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很多發展中國家為西方國家的產品提供了新市場，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物品進入西方國家，全力防止物價由結構性上漲轉變為全面通貨膨脹，為西方國家政府對財經危機后經濟調控提供新空間。

三、結束語

西方國家的財經危機周期性出現，給世界經濟全球化帶來較大影響，同時也顯示出全球縱橫聯系這一世界經濟走向，但由于各國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經濟基礎不同，仍然存在著諸多矛盾和制約因素，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要正確認識和看待經濟全球化這一現狀，分析西方國家財經危機，認識引起西方國家財經危機現實原因，不可操之過急地融入經濟全球化大洪流中，抓住發展機遇的同時提高警惕。

參考文獻：

第7篇：金融危機周期規律范文

關鍵詞：《資本論》；經濟危機；現實意義

中圖分類號：F0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1-0106-02

經濟危機是指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者整個世界經濟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不斷收縮，是資本主義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周期性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資本論》中有這樣的敘述：“一切現實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竭力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發展的界限。”[1]而直接導致經濟危機爆發的便是資本的本性，認識和理解經濟危機及其理論是我們應對當代金融危機的必然選擇。

一、《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闡述和分析

1.《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直接誘因分析

首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出了資本的本性是經濟危機的直接誘因。那資本的本性是什么？正如我們所知，資本是一種可以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一種能夠生產錢的工具。資本家對于金錢的追求是無限的，也就意味著資本對于利潤的追求是無限的，由此推動生產規模不斷擴大。但絕大部分的資本是掌握在資本家的手里的，留在勞動者手里的資本會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而減少，勞動者的購買力會隨之變弱，這樣一來商品賣不出去，資本就無法運轉，隨之而來企業就會閑置生產力，這樣便導致了危機的爆發。

其次，由于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而導致的社會生產的增長超過了社會購買力的增長，資本所有者賣不出去產品就不能給員工發工資，這樣購買力就會更弱，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很快就超過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到來了。”[2]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產相對過剩，即消費者有購買意愿卻沒有購買力，就是說這種生產過剩不是生產的增長已經超過了社會實際需要的一種絕對意義的過剩，而是相對于勞動者的無支付能力的一種過剩。

2.《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根源說明

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這對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競爭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是兩個長期并存的規律，這兩大規律作用的結果便是生產力的盲目提高和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生產社會化的程度會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越來越高。它內在地要求各部門、各企業之間及生產和消費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以使得整個社會再生產能夠順利進行。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各部門各企業之間及生產和消費之間不可能建立起有利于經濟良性運轉所需要的適當的比例關系。因此，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尖銳的矛盾就產生了。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就是單個企業生產活動的有組織性同整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單個企業的生產，在資本家或其人的統一指導下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而整個社會生產卻基本上陷于無政府狀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比例的失調，特別是生產與需要之間的比例的失調，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的結果，也是引起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快速增長和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所有資本家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都拼命發展生產，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其結果是使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整個社會生產的增長，商品賣不出去從而造成生產的相對過剩，這是引起經濟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

3.《資本論》中對經濟危機的發展趨勢的分析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只要制度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這就決定了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危機常爆發于資本主義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各種矛盾極其尖銳。危機首先會在某一環節或者部門出現，然后蔓延開來。危機之后是蕭條階段，這一階段矛盾有所緩解，生產不再繼續下降，失業問題也有所減少，但社會購買能力還是十分低下，社會經濟呈現出一種停滯狀態。這一階段過后市場情況有所好轉，生產開始逐步回升，經濟開始復蘇，在復蘇階段，市場開始擴大，經濟開始回升，隨著生產的不斷擴大，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也會逐步加快，進入周期高漲階段，這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但這種繁榮只是短暫的，隨著社會生產的擴大，各種矛盾會再次尖銳，下一周期的危機就會隨時爆發。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危機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機與危機之間的間隔表現了一定的規律性。

二、對于《資本論》中經濟危機理論現實意義的分析

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對于當今經濟危機具有極強的解釋能力，同時對于當今我們如何應對經濟危機也有著現實的意義。

1.當今世界，生產過剩仍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本質。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而后席卷全球的這次經濟危機破壞力極其強大，究其本質，仍然是生產的相對過剩。較之于1929年的經濟危機，只不過是把問題從供給方轉給了需求方，從表面上看表現為有效需求過于旺盛，但透過表面現象從本質上看則是房地產業的生產過剩，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為了緩解房地產業出現的生產過剩，通過“透支”來刺激消費者以實現擴大需求的目的，使一些不具備還款能力或者信用低的人通過透支來滿足自身的過度需求。這樣一來，隨著生產能力的擴張，消費也進一步膨脹，從而出現了不負責任的廉價信用所導致的房地產過度膨脹的惡性循環。這也正是馬克思經濟危及理論對于時下這場經濟危機的解釋。

2.經濟危機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每次危機都使生產倒退幾年甚至幾十年，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災難，危機使社會財富遭到巨大破壞。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就依然存在，而經濟危機的爆發也是隨之而存在的。美國盛行借貸消費，這種消費實質上是社會大眾的“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而導致的社會購買力的日趨萎縮，而資本為了獲取更多利潤，就會生產出遠遠超過大眾購買能力的消費品，為了將這些“剩余產品”轉化成利潤，他們又會再生產出許多金融衍生品，以銷售給那些購買力日漸萎縮的民眾。這恰恰是《資本論》所強調的生產的無限擴大與大眾購買力萎縮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體現。可以這么講，只要這種“透支消費”不停止，經濟危機就隨時可能會爆發。

3.當今的經濟危機仍然會周期性的爆發，雖然政府會采取一些干預措施，包括對經濟危機的某些調解和福利政策等使得危機爆發的具體情況有所變動，危機爆發的周期性各個階段也不像以前那么明顯，但危機仍然是周期性爆發的。

關于經濟危機的周期性需要研究周期性的原因和周期長短的原因。危機周期性的原因，要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變化中去尋找。這一矛盾以波浪式的狀態貫穿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始終。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產生了經濟危機，然后再通過對生產力的破壞強制地緩解了這一矛盾。一次危機過后，隨著經濟的復蘇和發展，其基本矛盾又會逐步被激化起來，另一次危機便不可避免。至于周期長短的原因，二戰前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還沒有占統治地位時主要是由固定資本的更新周期決定的，因為它的更新是周期的物質基礎,這樣必然會引起對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需求量的大增，生產資料生產就會得到恢復和發展。由此一來就會增加就業以提高勞動者的購買能力和擴大消費市場，從而促進消費資料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經濟走出危機需要的物質條件就由固定資本的更新為其做好了。同時，下一次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也會因為它引起新的一輪的生產過剩的貯備待續。固定資本更新的周期是決定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它為經濟危機的間隔時間創造了物質基礎。

通過上述分析，對于如何消除危機我們就有了一些建設性的主張，就像馬克思所說的：我們要破除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而實行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按照社會需求有計劃地調節社會各生產部門，統一地組織與管理全社會的生產，校正社會財富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問題，對產品實行按勞分配。只有這樣，生產關系才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保證社會化大生產按比例協調發展，以便從根本上消除生產過剩的根源。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第8篇：金融危機周期規律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大學生就業；政策體系

一、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失業的影響

大學生失業有被動型失業和等待型失業兩種。前者源于勞動力市場上大學生的“供過于求”；后者源于大學生的工作期望值過高。金融危機對這兩類失業的作用方向是不同的。

(一)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的被動型失業

1．金融危機會減少大學生的需求量

勞動需求是一種引致需求，金融危機會通過產出下降來壓縮對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各類勞動力的需求。2008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已回落至9％，出現了4年來的首次個位數增長率，2009年第一季度更是跌落至6.1％。經濟加速下滑給就業帶來了很大挑戰，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分析及預測”項目組認為，2009年中國調整后的失業率可能會攀升至9.3％的歷史高點。形勢的變化會對各類勞動力產生影響，但對大學生的影響更嚴重，因為大學生就業屬于新增就業范疇，而周期性失業所沖擊的主要對象就是新增就業。當經濟不景氣時，企業出于對各類人力資源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分析，首先考慮減少新雇員的招聘量，然后再考慮解雇現有雇員。因此新增勞動力是周期性失業的第一波沖擊對象。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很多企業都凍結了招聘計劃，就大致說明了這一點。

2．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的供給壓力

這主要源自金融危機對大學生的非就業通道的擠壓。在往年，大學生畢業后有相當部分會選擇出國或考研，尤其是選擇出國發展的人數連年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學生供給壓力。然而，在本輪危機中歐美國家也傷痕累累。大凡經濟不景氣時，歐美大學生也會回爐充電，讀研比例大升，這對申請留學的中國大學生構成激烈競爭。另外，由于經費減少，歐美大學對留學生的資助力度會減少，這又會遏制中國大學生申請留學的動力。所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大學生出國可能會遭遇寒流，更多的會選擇在國內發展。他們要么加入讀研大軍，要么加入求職大軍；考慮到研究生招生名額的限制，讀研人數的增加有限。從出國通道上退出來的畢業生很多會涌入求職通道，從而加劇供給壓力。

(二)金融危機會減少大學生的等待型失業

1．金融危機使大學生的工資預期下調

斯蒂格勒在他的開創性論文中曾指出，職業搜尋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求職者的工資預期，不切實際的工資預期，通常會導致漫長的搜尋過程和等待性失業。世界各國都存在這類問題。比如，美國大學生的工資預期通常比實際高10％。中國似乎更嚴重，據稱，在2002年之前大學生工資預期比實際工資至少高30％，這通常被概括為大學生就業難的罪魁禍首。一直以來，人們為如何降低大學生工資預期而絞盡腦汁。殊不知，工資預期來自于市場，勞動市場的內生變化是驅使工資預期做出更現實調整的一劑自然藥方。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大學生會自動矯正工資預期。最近一項調查數據表明，近來隨著就業形勢的低迷，大學生對首份工作的工資預期不斷降低，最低已逼近1500元，就說明了這一點。

2．工資預期下調有利于減緩等待型失業

發展經濟學中的哈里斯一托塔羅模型曾指出，當就業形勢轉壞時，對工作前景預期的下降，會使農民更加務實，并放棄尋找高收入工作的幻想，更安心于務農工作，結果城鄉失業率反而會下降。這個看似奇怪的命題，為人們理解當前形勢下的大學生就業問題提供了一種新視角。如果說過去大學生工資預期過高是導致就業難的主要癥結，那么，今天工資預期的下調恰恰會成為消緩這一問題的劑。最近有媒體報道，面對就業市場的低迷，一些大學生已經主動調整心態，放低姿態去應聘一些過去根本不屑一顧的工作，比如，服務員、洗腳工。大量的過去處于沉淀狀態的就業崗位會被激活，有助于減少大學生的等待型失業。

總的來看，金融危機既會加劇大學生的被動型失業，也會減緩等待型失業，它對大學生失業的最終影響，取決于兩種失業的比重。一直以來，有人堅稱大學生就業難是個偽命題，因為大學生不是就業弱勢群體，只要想，他們總能就業。其潛臺詞是，在大學生的失業中，等待型失業占多數，而被動型失業占少數。按這種邏輯，金融危機反而會減少大學生失業的程度，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我們認為，局勢可能不會這么樂觀，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的沖擊是確實存在的，盡管等待型失業會減少，但不一定能彌補被動型失業的增加，因此，大學生失業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只不過加劇的程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嚴重。

二、金融危機使大學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

(一)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就業中專業錯位的矛盾

根據馬丁·特羅的高等教育發展理論，高等教育是應產業發展需要而生的，在專業設置上必須與產業結構演進規律相對應。在中國，高校的專業設置則違背了這一規律。比如，幾乎所有高校都設有金融、貿易、經濟、管理、法律等熱門專業，僅法律專業就有在校生近40萬名。中國目前還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以制造業和重化工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這種產業格局要求高校輸出大量的生產領域的技術型人才，而高校提供得更多的是服務領域的管理型人才。這種錯位造成了大學生就業中“有人沒事干、有事沒人干”的結構性矛盾。這一矛盾在金融危機中將會進一步加劇。眾所周知，金融危機對金融、房地產、貿易等產業的創擊程度要遠遠大于其他產業，社會對這些專業的畢業生需求量也會急速下滑。另一方面，企業出于節約成本的考慮，也會率先精簡管理類崗位。總之，金融危機沖擊的主要是當前高校專業設置中的長線專業。面對就業形勢的惡化，很多長線專業的畢業生很可能要面臨改行的無奈選擇。

(二)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就業中素質錯位的矛盾

目前中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仍主要沿襲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模式，只強調理論教學，忽視實踐技能的培養。輸出的大學生很難直接滿足用人單位的要求，因此在勞動力市場上難以實現“驚險的一跳”。素質結構失衡可以通過崗前培訓等方式來加以矯正，但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這一途徑可能被堵塞。因為企業迫于節省成本的考慮，會大幅度減少員工培訓的投入。相應地，在人力資源的招募程序中，也會增加對應聘者經驗和技能的要求。這樣，求職競爭力更多地取決于求職者已有經驗和技能狀況。這對于經驗欠缺、技能匱乏的應屆畢業生來說是非常不利的。2008年以來，很多企業減少校園招聘計劃，除用人需求減少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用社會招聘來代替校園招聘，以減少應屆生的雇傭比例。

(三)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就業中二元分割的矛盾

大學生就業主要有兩類去向：一是以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為代表的體制內部門；另一個則是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體制外部門。近年來，政府不斷提高公務員工資，國有企業也憑借行政型壟斷和政策傾斜，大幅提高職工待遇。與此相反，民營企業的境況一年不如一年，就業上的劣勢越來越明顯。大學生就業市場已經出現了德爾林格等人所描述的二元分割的情形：體制內部門成為大學生夢寐以求的首要部門；體制外部門則淪為雞肋般的次級部門。根據明瑟·格萊姆里奇-韋爾奇模型，基于市場力量的二元分割不會帶來嚴重后果，因為勞動者可以在部門間自由流動。當就業形勢差時，求職者可先委身于次級部門，等就業形勢好轉時再轉入首要部門。但在中國現有的用人制度下，畢業生如果畢業后不能立即進入體制內部門，今后再進入這些部門的可能性就會很小。因此畢業生對第一份工作都很看重，為找到一份體制內工作，往往錯失體制外部門的就業機會。現在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民營企業已普遍感到壓力，裁員、降薪行動已經拉開序幕。而體制內部門并沒有受到多大的沖擊。可以預見，二元分割所造成的差距很可能會被進一步強化，這將進一步扭曲大學生的求職行為，并使體制外部門的自愿性失業增加。

(四)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內部的就業差異和不公平

社會資本對中國大學生就業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研究表明，父母的職業威望、社會層次和經濟收入，對畢業生就業去向及薪酬會產生重要影響。比如，政府官員和高收入階層子女的就業狀況就要明顯好于社會底層家庭的子女。如果把人力資本視作一種后致性因素的話，那么，社會資本則代表了先決性因素，是一種不公平的資源配置機制。自從1974年布迪厄提出社會資本理論以來，許多走后門、托關系的尋租行為都被披上了一層“資本”的外衣，粉飾了其背后不公平的實質。在大學生就業領域，所謂的社會資本所帶來的，只能是不公平的加劇及其在代際間的傳遞。金融危機造成了就業資源尤其是高質量就業資源的匱乏，面對洶涌如潮的畢業生，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場景又會上演，對公務員等炙手可熱的就業資源的競爭將達到白熱化程度。從經濟學的角度講，資源稀缺是催生尋租行為的溫床，所以競爭的公平性會遭遇強力瓶頸。強勢階層在這場競爭中，可以繼續憑借社會資本的優勢來分割優質就業資源，但對于來自社會底層的畢業生來說，沒有社會資本的強力支撐，就只能接受市場風潮的蕩滌，他們將成為大學生就業難的真正難點。

三、金融危機背景下大學生就業治理的政策建議

(一)大學生就業治理的戰略性調控政策

1．加強并優化宏觀調控，將保增長與保大學生就業結合起來

要從根本上緩解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的沖擊，就必須通過調控政策來遏制經濟下滑的勢頭，通過保增長來保就業。目前政府出臺了4萬億的投資計劃，對保增長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投資方式上，似乎仍在延續1998年的財政投資模式，投資重點仍是以鐵路、機場為代表的基礎設施甚至標志性工程，這些項目的就業彈性小，也不能為大學生就業提供太多崗位。目前，調控政策的另一個問題是與民營企業的減壓相脫節，民營企業舉步維艱。民營企業是大學生就業的重要場所，2007年吸納了34.2％的大學生就業。民營企業困境必然加劇大學生就業難度。當前宏觀調控除了要保增長外，更重要地是要發揮對民營經濟的扶持作用。

2．反思高等教育擴張模式，調整大學生培養機制

按馬丁·特羅的總結，由于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漸進過程，高等教育擴張也應漸進推進。只有遵循這一規律，高等教育擴張才能獲得社會經濟支撐，才不會生產出過剩的“產品”。縱覽世界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擴張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從精英化向大眾化階段的邁進一般都要經過幾十年，而我國只用了四年。這種忽視客觀規律的擴張模式必然會招致懲罰。今天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尚不足25％，大學生就出現了就業難的問題，就說明了這一點。在漸進的擴張模式下，大學生培養模式也要進行調整，目前高校在大學生培養環節上沿襲傳統的計劃模式，而在就業環節上又按市場經濟模式運作。這種體制上的錯位，是造成大學生就業中結構性矛盾的根本原因。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加快培養模式改革，引入更多的市場機制。以專業設置為例，可以借鑒歐美經驗，結合企業界意見來進行。

3．打破二元分割，減少行政力量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

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會產生非均衡力量，扭曲大學生對體制外部門、農村以及中西部地區就業機會的評價，降低就業供給的有效性。中國是個發展中大國，地域遼闊、結構繁雜。要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就必須多渠道疏散壓力，將大學生的注意力從體制內部門、中心城市以及東部地區，引向體制外部門、農村基層和中西部地區。而要矯正他們的擇業行為，就必須打破二元分割，縮小部門間的收益差距。要打破二元分割的制約，就必須減少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過度干預，減少對體制內部門的保護以及對體制外部門的壓制。減少政府干預的另一個議題就是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減少戶籍對大學生就業流動的束縛。畢竟，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加強勞動力的流動性也是緩解就業難題一劑藥方。

(二)大學生就業的臨時性促進政策

1．調整勞動管制政策，降低大學生雇傭成本

近年來，我國政府逐步加強了對勞動市場的管制，特別是新《最低工資規定》和《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對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各類勞動力成本產生了明顯壓力。雇傭成本高企不僅危及企業生存，也直接威脅到大學生的就業機會。最近，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下文，要求各地暫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是有利于遏制雇傭成本過快上漲的，但實踐中，還要針對大學生就業出臺一些專門的政策。比如，可以參照美國經驗，對處于見習期的大學生實行豁免條款，允許企業對其支付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薪酬。

2．實行靈活的畢業管理制度，平衡大學生供給壓力

就業的實現，取決于供求雙方的匹配，而我國現行的大學生畢業管理制度是不利于這種匹配的，它很容易造成供求雙方在時間上的錯位。按現有制度的規定，絕大多數的畢業生都要在7月份統一畢業，因此，畢業生是在一個集中的時間段拋向社會的，供給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但企業的勞動需求不一定呈周期性變化，即便有周期性，也不一定與大學生的供給周期相吻合，因此結構性失業在所難免，對此，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實施靈活的基于學分的畢業管理制度，也就是說，只要修夠學分，大學生可以隨時畢業，這樣供給壓力可以得到稀釋。

3．增加公共崗位的供給，并擴大非就業通道

以公務員招考為例，目前一半左右都要求報考者要有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這實際上把大學生排除在外。政府應根據形勢變化，適當放寬限制，增加大學生的報考機會。當前增加公共崗位供給還應注重挖掘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的潛力。近年來“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和“大學生村官計劃”所提供的工作崗位逐年增加，但相對于近600萬的畢業生基數，還有很大空間。為提高這些崗位的吸引力，政府應動用財力，加大對這些崗位的補貼力度。美國政府為了增加特殊教育崗位對畢業生的吸引力，以豁免貸款的方式來增加實際的崗位補貼，就可以為我國政府提供一定的借鑒。除增加就業崗位的供給外，還可以考慮擴大非就業崗位的供給，以分散就業通道的壓力，比如，加大研究生的擴招力度。4．加強就業指導和就業援助，做好畢業生培訓

有效的就業指導能夠提高大學生的就業能力，并減少大學生的結構性失業。根據國外經驗，有效的就業指導應當是全程式的。它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理解：從縱向的維度，它要求從大學生入學開始，就啟動就業指導程序，并隨著學業推進，有步驟地實施就業規劃和輔導。從橫向的維度，它要求提供全面的就業服務內容，比如，就業形勢分析、職業分析、應聘技能培訓、提供就業信息和見習機會等。除就業指導外，對于就業困難的大學生，政府還應提供必要的就業援助。在日本，對那些一年內仍找不到工作的畢業生，政府會提供就業補貼等一攬子援助方案。就業援助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做好大學生培訓，在金融危機中，很多長線專業的學生將面臨改行的選擇。對這些學生來說，做好培訓是至關重要的。

(三)大學生就業治理的保護性政策

1．保護大學生的就業機會平等權利，杜絕就業不公平

為防止金融危機背景下大學生就業不公平性的擴大，就必須采取各種措施，防止權貴家庭大學生對稀缺就業資源的掠奪，為弱勢大學生群體提供庇護機制。保護大學生平等就業權利，需要在各個環節做好相應的工作，比如，在用人信息的環節，可以通過互聯網或電子公告牌的方式及時向學生公布，防止信息截留。在招聘環節，則需要規范招聘程序，防止人為因素的干擾。

2．加強對大學生勞動權益的保護，避免就業質量惡化

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壓力使勞動力市場上供求雙方的位置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雇主逐漸居于強勢地位，而大學生趨于弱勢地位。在這種格局下，容易滋生侵害大學生勞動權益的行為，比如，聘用中的欺詐行為、惡意解雇行為就時有發生。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為顧全大學生就業的大局，可以適當調整勞動管制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縱容雇主的侵權行為。相反，從維系和諧的勞資關系、提高就業效率和就業質量的角度講，仍應加強對大學生勞動權益的保護。

第9篇：金融危機周期規律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4]宗良.對國際游資沖擊金融市場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