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利弊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經濟增長的利弊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經濟增長的利弊范文

經濟增長與失業是宏觀經濟永恒的主題，但是在宏觀經濟學中，這兩者通常是分開進行研究的。失業被普遍看作是經濟周期的結果，在長期，失業率由自然失業率來確定，而經濟增長對自然失業率的影響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作為宏觀經濟理論中的奧肯定律，實際上只是對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統計結果數量關系的描述，而新古典增長理論只關注長期增長的動力，并不研究增長對失業的影響，其模型假定經濟是充分就業的。

推動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會對失業狀況的變動產生著直接的影響，這一點早就為熊彼特（1934;中文版:1990）所關注。他認為資本主義是通過創新的競爭不斷地創造并進而破壞經濟的均衡結構的過程，即“創造性破壞”的過程，而這種“創造性破壞”會導致技術性的失業。[1］(144-150)1980年代以來，將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思想內生化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的新思潮，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是以Aghion和Howitt（1992,1998，簡稱A-H）的理論為代表的熊彼特主義內生增長理論。Aghion和Howitt（1992）在新古典框架下，建立了一個包含隨機因素的，由垂直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的內生增長模型，[2］(323-351)也被稱為新古典熊彼特主義的增長理論（Mulder, et al.2001）。[3］(151-171)在此后的十幾年中，A-H以及一些學者在這個“創造性破壞”的框架下研究了與經濟增長相關的一系列經濟結構問題，其中包括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問題。A-H（1994）在1992年基本熊彼特模型的基礎上討論了技術進步背景下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4］(477-494)其他一些學者則對A-H的這一研究擴展至勞動力市場不完全情況下的增長與失業，就業政策對增長與失業的影響等方面。本文將在 “創造性破壞”的基本模型基礎上介紹新古典熊彼特主義增長與失業理論的這一重要進展。

一、體現“創造性破壞”的基本模型

A-H基本模型(1992,1998)[2］［5]假設社會中存在三種可交換的物品：勞動力L、消費品y和中間品x。勞動力可用于兩種用途：中間品的制造和研發，在研發中使用的勞動力數量為n。消費品的生產投入只有中間品，其生產函數為：y=AF(x)，其中A為生產力參數。中間品由勞動力一對一的生產，所以可以用x代表中間品制造部門所使用的勞動力數量。研發部門主要從事中間品的研發，創新的到達是一個泊松過程。創新的泊松抵達率是：λn，即在研發部門投入的勞動力越多，創新成功的概率就越大，λ為固定參數。模型中假設新技術會完全取代舊技術，擁有新技術的中間品制造者成為中間品市場的壟斷者，并且專利法對技術進行永久性的保護，所以直到有更先進的技術出現，這種壟斷地位才會消失，這就是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t表示創新發生的次序，中間品創新的結果是推動生產力，具體地，是增大消費品生產函數中的生產力參數A，At+1=γAt，γ為創新對生產力提高的規模。

模型主要是通過研發者、中間品壟斷者以及勞動者的最優化來確定勞動力在研發和中間品的制造這兩個領域的配置，進而得出在這種均衡配置下的經濟增長路徑。

勞動力通過比較中間品制造部門和研發部門的工資決定自己在哪一個部門工作；中間品創新成功后，中間品的壟斷者的優化決策決定x的產量。研發者通過研發活動的優化確定研發的投入。研發的期望利潤為：λntVt+1-wtnt，其中wt為研發部門勞動力工資，Vt+1為第t+1次創新的價值。因此，研發部門最優化的條件是：

這個方程表示某一次創新的價值是在其生命周期內所產生的壟斷利潤流的凈現值。nt+1為第t+1次創新之后的研發投入。方程體現了“創造性破壞”的思想，即第t+2次創新成功后，第t+1次創新所獲得的技術將完全被替代，所以第t+1次創新的未來的利潤流要減去將來可能的由下一次創新造成的損失，并且，nt+1越大,第t+1次創新的價值就越小。進一步：

[AKx-D](ωt)為經生產力參數調整過的制造業部門的勞動力需求。聯立（4）和（5）兩個等式，可以得出均衡時的n和ω，并且這個均衡([AKn^],[AKω^])是唯一的。得到均衡值[AKn^]就可以得出均衡增長路徑。因為At+1=γAt，并且yt+1=γyt，所以可以得出對數化后的平均增長率為：g=λ[AKn^]lnγ，由此公式可以看出研發投入n是增長的唯一的內生的動力。由于工資、利潤和最終產出都是以γ的規模增長，所以這也是一個穩態均衡。

二、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和資本化效應

Pissarides（1990）在均衡失業理論框架下，借助搜尋匹配理論比較早地探討了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6]他認為更高的生產力的增長，會提高企業創造新工作崗位的回報，這會引致就業的增長，最終降低自然失業率，這個過程被A-H（1994）稱為資本化效應，但Pissarides（1990）并沒有把失業與技術進步聯系起來，在其模型中，經濟增長是外生的。

A-H（1994）在“創造性破壞”的內生增長框架內，以Pissarides（1990）的搜尋匹配理論為基礎探討了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兩個方面的影響，即“創造性破壞”效應和資本化效應。由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破壞”了使用舊技術的部門和企業，導致勞動者的失業，這被稱作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創造性破壞”效應。當經濟增長速度提高時，技術進步使得創建一個生產單位的報酬也增加，投資者被鼓勵依據新技術去創建新的生產單位，賺取新的技術可能帶來的利潤，與此同時會吸收新的勞動力，這被稱為資本化效應。

對于“創造性破壞”效應，假設工人與生產單位之間的匹配速度為m(1,v)，其中1表示參與匹配的總勞動力，v表示空缺的總崗位數。m為v的增函數。在穩定狀態，總的空缺崗位數保持不變，均衡的失業率由下式決定：

其中u為失業率，S為生產單位的生命期，p(v)為失業工人重新就業的流量，等于工人與生產單位之間的匹配速度，即p(v)=[SX(]m(1,v)[]1[SX)]=m(1,v)。上面公式的左邊表示工人失業的流量，用生產單位老化的頻率（[SX(]1[]S[SX)]）乘以當前仍在生產的生產單位數目(1-u)；右邊表示失業工人重新就業的流量。

（1）式可變形為：

當由技術推動的增長速度加快時，生產單位的生命期S會縮短，對工作崗位的破壞速度也會加快，使均衡的失業率上升。這是“創造性破壞”的直接效應。另一方面，生產單位生命期縮短時，生產單位的投資的回報期也相應縮短，這阻礙了新生產單位的建立，空缺的崗位降低，失業工人找到工作的流量（即p(v)）減少，這又使得失業率上升，這被稱為“創造性破壞”的間接效應。

對于資本化效應，在模型中，研發的自由進入條件為：

其中，d為經過生產力參數調整過的研發沉沒成本，λV為研發的瞬時預期收入，λ為創新的泊松抵達率，r-g為資本化該項預期收入的凈貼現率。當增長率提高時，凈貼現率下降，意味著創新的凈現值上升，這會刺激研究機構的進入，而當更多的研究機構進入時，就有更多的未來生產單位為社會提供工作崗位，即v會上升，從而降低了失業率。這就是經濟增長對就業的資本化效應。[7］(733-753)在模型中，當p′(v)很大時，g接近于r，資本化效應起主導作用，當p′(v)足夠小時，“創造性破壞”效應占主導地位。

A-H（1994）的模型中只有技術的全面的更替，沒有逐步的技術更新，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則引入了技術的逐步更新進一步討論了Pissarides（1990）、A-H（1994）所提出的資本化效應。[7］(733-753)在他們的模型中，企業對新技術的采用區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摧毀舊的工作崗位來采取新技術；另一種是企業保存舊有的工作崗位，使用原有的勞動力，更新原有技術。采用更新技術的方法要承擔一定的成本，這些成本包括購買體現新技術的機器設備以及培訓原有工人操作新技術的費用。在模型中，這種技術更新成本比較低時，企業傾向于保存原有工作崗位，使用原有工人逐步通過內部革新來更新其技術，結果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降低了失業率；而當這種成本高于一定的值時，技術的進步會導致更多的工作崗位被破壞掉，這樣，經濟增長會提高失業率。

三、勞動力市場不完全情形下增長與失業的關系

Boone（2000）、Lingens（2003）以及Meckl（2004）在“創造性破壞”的框架下研究了存在工會討價還價、效率工資等因素的勞動力市場不完全情況下，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

Boone（2000）研究了在選擇不同的創新方式時企業的決策對失業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研究了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8］(581-600)他將創新區分為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產品創新是指產品質量的提高；過程創新是指縮減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的創新，即新技術的自動化程度更高，更省人工。在勞動力市場不完全即存在工會、效率工資等因素的影響下，工資偏高，此時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情況下進行的決策是更多地采取過程創新，削減勞動力成本，而較少地采取產品創新。這種加重失業的創新方式會導致長期的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的經濟增長率。

Lingens（2003）的模型引入了工會對工資的討價還價，討論了失業對經濟增長的反作用，[9］(91-104)這成為其顯著的特點。在他的模型中，勞動力分為高熟練工和低熟練工，中間品制造部門既使用高熟練工也使用低熟練工，研發部門僅使用高熟練工。工會只針對低熟練工的工資進行談判，在工會討價還價的影響下，低熟練工的工資會上升，這一方面會降低企業進行創新的現值，降低企業家研發的意愿，也就不利于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低熟練工的工資上升會使低熟練工失業增加，又因為低熟練工與高熟練工的邊際替代率遞減，這樣制造業部門低熟練工數量的下降會降低高熟練工的邊際生產力，所以制造業部門的高熟練工的工資會下降，促使高熟練工從制造業部門流向研發部門，從而提高創新的泊松抵達率，經濟增長率也會相應提高。這兩種效應哪一種占主導取決于中間品生產函數的替代彈性，如替代彈性小于1，則后一種效應占主導地位，也就是說工會的作用有利于經濟增長；如替代彈性大于1，則前一種效應占主導地位。

Meckl（2004）在A- H（1998）[5]的框架中，引入了效率工資，分析了長期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的關系。其結論是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的相互消長與部門之間的工資差異相關，高工資部門即研發部門的勞動力就業份額越高，則失業越嚴重，同時經濟增長率也越高。[10］(65-82)

四、就業政策對增長與失業關系的影響

Mortensen（2005）進一步把搜尋匹配理論與A- H（1994）的模型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容納經濟增長與失業相互聯系的分析框架，并在框架中融入了就業政策和勞動力市場的因素，試圖分析政府的就業政策對經濟增長和失業的影響。[11］(236-258)在經典的“創造性破壞”的增長理論中，自由進入條件即均衡條件是[SX(]w[]h[SX)]=V=[SX(]π(w)[]r+δ[SX)]，其中w為工資，h為技術生產力的參數，[SX(]1[]h[SX)]為研發活動所花費的時間，r為利率，δ為創造性破壞率即創新的泊松抵達率。在Mortensen的模型中，勞動力市場是存在摩擦的。創新成功的企業進行中間品的生產要花費時間尋找勞動力，這樣創新的資產價格方程變為：rV=η([SX(]π[]r+δ[SX)]-V)，η為廠商找到勞動力的速率，尋找工人所花費的時間服從期望為[SX(]1[]η[SX)]的指數分布。工人在尋找工作時資產價格方程為：rU=b+λ(W-U)，U為工人進入失業狀態并搜尋新工作的收益，b為工人就業的機會成本，W為工人在生產部門就業的收益，λ為工人找到新工作的速率，W由下列方程決定：rW=w+δ(U-W)。這樣前面的自由進入條件就變為：

因此由勞動力市場存在摩擦情況下的自由進入條件和均衡失業條件可以得到穩態增長路徑上創造性破壞率δ與勞動力市場緊張程度θ之間的對應關系。在δ與θ的空間中可以畫出自由進入條件和穩態的匹配條件（見下圖）。[CR9T5]

EE線為自由進入條件曲線，0M為穩態匹配條件曲線。兩條曲線的交點是穩態增長路徑上δ與θ的取值，δ為創造性破壞率，代表經濟增長狀況，θ為市場緊張程度，代表失業狀況。這樣就可以通過研究就業政策如何影響兩條曲線的變動，來考察就業政策對經濟增長和失業的影響。

政府可使用兩種就業政策：工資稅（payroll tax）和失業保護政策。就業政策是工人就業的機會成本，也構成了廠商建立新工廠的成本。在加入工資稅τ時，企業主雇用一個工人需要支付w(t+τ)。工資稅會降低廠商的利潤也會降低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所以工資稅的存在會導致EE曲線向左下方移動，0M線向上平移，所以工資稅上升提高了廠商的成本，這會導致市場緊張程度上升，也就是失業率上升，而對創造性破壞率從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就業保護政策是指企業在倒閉時要為工人支付一筆費用。就業保護政策的存在會降低企業進行創新的現值，即創新的現值變為：V=(π-δT)/(r+δ)，這意味著技術壟斷企業在下一次創新到來時的損失會增大，所以EE曲線向右上方平移，0M曲線不動，這樣導致δ與θ同時增大，也就是說就業保護政策一方面由于雇傭勞動力的成本增加會導致失業增加，另一方面也由于降低了廠商的創新的積極性使得增長率下降，或者說就業保護政策的存在使得經濟增長與失業呈現負相關關系。

五、簡短的結語

Aghion和Howitt形式化了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以技術創新為切入點，分析了經濟增長對失業的兩個方面的影響，即“創造性破壞”效應和資本化效應。以后的文獻主要循著兩個思路對A-H模型進行了擴展。一個思路是更加細致地討論了創新的模式，如創新可以區分為技術完全替代的創新和逐步的更新，也可區分為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而不同的創新模式對增長與失業的影響也不同。另一個思路是引入勞動力市場的摩擦和就業政策等勞動力市場的因素。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全性，如效率工資和工會針對工資談判一方面會影響廠商對前述的創新模式的選擇，另一方面又會影響勞動力在制造業部門和研發部門的配置，這兩個方面又都會影響增長與失業。就業政策主要通過加大廠商的成本來影響經濟增長和失業狀況。這一系列的工作在宏觀經濟兩大主題，即經濟增長與失業間架起了橋梁，為研究兩者關系奠定了微觀基礎，進一步豐富了人們對經濟增長和失業關系的認識。

主要參考文獻：

［1］[ZK(]約瑟夫.熊彼特(1942).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M］，吳良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ZK)]

［2］[ZK(]Aghion P,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J］. Econometrica , 1992, Vol.60.[ZK)]

［3］[ZK(]Mulder，P. , Henri L.F. De Groot, Marjan W. Hofkes,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 comparison of insights from a neo-classical and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01, Vol.68.[ZK)]

［4］[ZK(]Aghion P, Howitt P,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4, Vol.61, No.3.[ZK)]

［5］Aghion P, Howitt P,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 Cambridge : MIT Press, 1998.

［6］Pissarides,C. A.,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Theory［M］. Oxford: Blackwell, 1990.

［7］[ZK(]Mortensen, D.T. ，Pissarides C. A, Technological Progress,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998, Vol.1, No.4.[ZK)]

［8］[ZK(]Boone,J.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ownsizing and Unemployment ［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1,Vol. 110, No. 465.[ZK)]

［9］[ZK(]Lingens, J. The impact of an unionised labour market in a 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J］.Labour Economics, 2003,(10).[ZK)]

［10］[ZK(]Meckl, J.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wage differentials, and unemployment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 2004, (26).[ZK)]

［11］[ZK(]Mortensen，D.T. Growth, Unemployment, and Labor Market Policy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5, AprilMay 3(23).[ZK)]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Development of Neo-Classical Schumpeterian Economic Theory

Liu Zhiming1 Guo Huiwu2Abstract: Aghion and Howitt combined Schumpeterian model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he Search-match theory of labor market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economic growth has unemployment-enhancing effect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unemployment-mitigating effect of capitalization. Some scholars discussed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in incomplete labor market and employment policy's effect on them. The framework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focuses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relations between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Key words:technological progress;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growth; unemployment

第2篇：經濟增長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城鎮化；區域經濟增長；影響

現階段，我國的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由于城市的各方面條件相較于農村來說都具有一定的優勢，比如說，經濟、政治、文化、人口素質等方面，所以就會不斷有一些條件稍微較好的農村人口向其所鄰近的城市進行遷徙、落戶、發展，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其所聚集的區域經濟起到促進、發展作用。因此，進行對城鎮化對區域經濟增長質量影響的研究與分析，找出其中的最優對策將對我國城鎮化的發展乃至全國經濟的進一步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將對其各個方面進行詳細、細致的分析，讓大家能對它的了解更加的深入。

1.城鎮化的相關概念

所謂的城鎮化，就是指農村地區向符合城市地區各方面指標提升、轉變的過程。比如，我國的經濟特區深圳，在幾十年前的時候，本來是一個破舊不堪的小農村，在我們國家的政策支持下，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大城市，不僅在我們國內的城市中名列前茅，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它的發展歷程就可以用城鎮化去表達，雖然是一個特例（有了政策的扶持），但是確實是其城鎮化的一個典型代表。城鎮化在現實社會中的表現形式及現象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去分析、表述：其所在地區的勞動力從第一產業的農業為主向第二產業工業、建筑業及第三產業（除去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之外的所有產業）的相關轉變，其所在地區或者國家的社會狀態從傳統的農耕狀態向現代化工業生產狀態轉變的過程；城鄉的人口分布結構以及城鎮地域形態的轉變，隨著城鎮化的進行，不斷的有農村人口向城鎮遷徙，城鎮的規模不斷的發展、壯大，其各方面的設施不斷的建設、完善；鄉村的人口受到城鎮化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其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隨之改變，實現農村向城市的躍遷。總之，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代表著一個地區或者國家經濟、文化發展變化的過程，包含著很多方面的相關因素[1]。

2.區域經濟增長的含義

關于區域經濟增長的具體含義是一個不太復雜的概念，從純數字的角度去分析，可以直接用所在區域的所有相關因素創造和已經擁有的社會總財富去表示，也可以用其所在區域的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國家或者地區規定的城鎮化的相關標準去表示。影響其區域經濟增長的因素也是多種多樣的，第一是區域外個人、單位、企業等的資金投資。比如，有些外地的個人來到此地進行就業，就直接地為此地創造了價值，雖然可多可少。有些外來的個人或者企業來到此地創業，不僅在此地租房、買房，還又進一步地招兵買馬，間接地帶動了當地的生產力，為其創造更多的財富，還能帶動當地的消費升級。有的人發展好了，就又會在此地買房、置業，這就進入了一個良性的循環，更加快了城鎮化的進程。第二是區域外人口尤其是高技術、高學歷、高資產的人口的涌入、遷徙，包括在此區域內工作、創業等一切生活、生產的活動。這里主要指的是一些高學歷、高技術、高資產的人群，他們所帶來的生產力是普通人的數倍之多，是一群非常強大的力量，和上面的第一點里所說的人群是有所不同的。其創造的價值是相當大的，當然也得需要那些普通的人群的協同合作，俗話說得好“團結就是力量”，就是這個道理。第三是區域內的一切相關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等。也可以用一句話就簡單概括，就是區域內人力、物力、財力的不斷增長與轉變，促進其區域間各方面的全面發展、進步、躍遷。比如，在此區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當地政府就會有足夠的經費去建設一些公共設施（公園、地鐵、圖書館、學校等），使當地的教育、醫療等方面能夠得到升級、改善；或者改善一些公共設施等，或者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大型的公司等，讓其在此區域不斷的發展、完善，為當地居民的生活、生產、娛樂等各個方面發揮其應有的價值、作用[2]。

3.城鎮化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

第一，近年來，我國經濟的增長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在改革開放以后，更是非常的明顯。城鎮化對我國區域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我國的內在需求，在某些程度上使社會各方面的生產力得到了刺激、提高。有些地區的農業生產由以前的傳統、小面積耕種轉變為利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設備、大規模、更高效、高產量的耕種模式。比如，當地有些有條件的農民會大面積的承包一些那些不再愿意耕種的、小面積的耕地的農民的土地，將其作為自己的農場，并在其中進行一些生產、耕種的相關活動。運用一些現代化的農耕設備，比如，播種機、自動化噴水、撒藥飛行器、聯合收割機等，不僅提高了耕種效率、產量等，還為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同時，還解放了不少那些不愿意小面積耕種的農民的勞動力，讓他們從事其他的可以為自己帶來經濟來源的相關工作。這是一種多么好的進步，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是值得發揚、接受的模式。城鎮化的相關區域內各個產業，包括農業、工業、建筑業、各類娛樂場所以及各項設施也在不斷地更新、升級，使人們的生產、生活更加地高效、和諧、健康，也是城鎮化對其所在區域經濟的整體影響[3]。第二，一個地區城鎮化的水平越高，說明此地區社會、經濟、人口的數量、素質、公共設施等相關因素就越接近一個比較高端、大氣、上檔次的狀態。尤其是所在區域人口的素質方面尤其明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能也會直接或者間接地看到、體會到農村與城市、大城市與小城市等區域內的居民的素質真是有著天壤之別，甚至可以用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們去表達也不為過。從他們的精神面貌、言談舉止、生活習慣、工作積極性等方面就能區分開來，甚至是他們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也是有著很大的不同。比如，我國的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其在經濟、文化、生活習慣方面都有很高的標準，這些城市的第三產業（娛樂、服務、影視等）都非常得完善，當然也為其創造了很多的價值；其所在城市的相關公共設施（地鐵、高鐵、生態公園等）也建設得很完美，為當地的居民在工作上、閑暇之余帶來了很多的便利；還有其所在城市的一些學校、相關教育機構在全國來看也是非常頂尖的（北京大學、上海復旦等），其學校的教學質量以及學生的各方面的素質也是頂尖的，為我國培養了很多高、精、尖技術人才，為我國的各方面的發展提供了不少可利用的人才。然而，在我國的一些不太發達的城市或者農村，就是另一種狀態。比如，新疆的石河子、甘肅的玉門、廣西的柳州以及一些廣大農村地區，這些地方的環境、基礎設施、教育及醫療設施等都相對落后，就需要不斷的推進城鎮化的進程，才能在各方面向發達城市靠攏，縮小與它們的差距[4]。

4.城鎮化和區域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

第一，任何兩個事物之間的相互交流和促進都有一定的原則、規律、利弊等多個因素的影響，要想讓兩者之間都能更好地協調發展，就需要運用一些理論、措施讓其協調發展。對于城鎮化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也不例外，需要權衡利弊，避免資源的過度浪費。在農業轉型和工業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對其土地資源或者其所在區域的生態造成破壞，以及其所在區域的相關環境造成破壞，都是一種不理智的錯誤做法，一定要予以規避。比如，在某些城市的邊緣需要開發一個樓盤，在其建設之前一定要先進行合理的規劃、設計，對其樓盤的位置、結構、大小等進行合理布局。而且在建設過程中一定不要對當地以及附近的生態造成破壞，在工程結束后，還應該對其所在的區域進行垃圾的清理、生態的還原等；或者在城市的郊區建設一片工廠，假若占用的是一片農田地，首先一定要獲得政府的批準，因為耕地是受國家保護的，如若征用的話，一定得需要相關當地部門的批準才可以，否則就屬于違法行為。同樣在工程結束后一定要做好收尾的工作，并需要對生產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等高污染的事物進行合理的無污染處理，以防止對當地的生態（植被、樹林、河流等）、空氣質量以及動植物、當地居民等造成不必要的侵害、污染等[5]。第二，在城鎮化和區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要運用國家政策作為管控、協調的手段。俗話說得好，“無規矩不成方圓”就是這個道理，有了國家政策這個有力的后臺，就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兩者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大多問題并在出現問題時能夠及時的處理、解決，并為其保駕護航。比如，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難免會征用一些土地（耕地、林地、鄉村居民區的民房等），一定要遵守、依據相關國家、政府的一些風力、法規進行合理、合情、合法的處理，切不可為了自身利益而損害了國家、政府、當地居民的合法利益。由此，造成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非法占用農民宅基地、非法破壞當地原有的優質生態等，這些行為都是嚴厲禁止的，都是非常惡劣的違法、違反道德的可恥行為。俗話說得好，“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希望那些利欲熏心、不法分子能夠知錯就改，不要踩著道德與法律的紅線去做那些違背良心、法律的事情，以免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6]。

5.結語

第3篇：經濟增長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金融創新；經濟增長；理論思考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8月14日

金融與經濟關系的核心和實質體現在金融功能上，從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比較能夠接近問題的實質，并且與其他視角相比有更大的準確性，更客觀和穩定。金融創新對實體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和影響渠道是復雜的。金融創新通過提高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等方式促進了金融功能的發揮，改進了經濟體系，從而推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又會引起更多的金融創新，以滿足經濟體系本身的需要。但是與此同時，無論在宏觀領域還是微觀領域，金融創新也給金融經濟體系帶來了一些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一、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

金融創新通過推動金融系統的發展而促進經濟增長。金融系統的發展也就是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資源跨期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這種效率上的提高主要包括資源配置成本的降低和風險管理能力的增強兩個方面。

（一）資源配置成本的降低。細說起來，包括降低資金需求單位的融資成本、提高資金盈余單位的投資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降低金融產品的交易成本等。

1、融資成本降低和投資效率提高，市場交易成本降低。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就是向社會提供金融產品，滿足投融資的需求。衡量金融系統功能發揮優劣的主要標準應該是需求者對金融機構和市場所提供的金融產品的滿足程度。第一，金融產品創新增加了大量的可供選擇的產品品種，使融資渠道和投資方向增多，從而降低了資金需求單位的融資成本、提高了資金盈余單位的投資效率；第二，由于金融機構在推出新產品方面的競爭而降低了手續費、傭金等交易成本；第三，由于各種金融產品間的替代性增強而降低了轉換的機會成本。

2、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提高，金融市場價格對信息反應的靈敏度提高。支付清算的能力和速度反映了支付和資金流轉的順暢程度和資金使用的效率。隨著網絡技術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網上銀行產品開始大量出現，統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統也逐步建立和完善。這使得金融體系的資金周轉速度和使用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節約了大量的流通費用。并且使金融市場價格快速而及時地對信息作出反應，提高了價格機制的作用力。

3、金融機構資產增加，盈利性上升。金融創新使金融機構信用創造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使其所擁有的資產大幅度增長。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總額快速增長，這表明金融機構所能支配的社會資本總量日益擴大，在經濟中的作用力和能量也隨之增長。金融創新也通過增加資產收益和降低營運成本而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從而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

（二）風險管理能力的增強。這里是指金融系統剔除和規避個別風險的能力增強。金融市場上各種避險性創新產品和投資融資技術通過分散和轉移的方法，把個別風險降到了較小的程度。最具代表性的產品創新如金融期貨、金融期權和互換等等，都有使風險在不同風險偏好的經濟主體之間轉換的作用。

從本質上去歸并，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就是以上這兩個方面。下面，我們通過AK模型來進一步論述。

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基本構造是一個在勞動和可再生資本上表現出規模報酬不變的加總生產函數。然后，假設一個被標準化的固定勞動供給來忽略與人口增長和勞動供給有關的問題，所以加總的生產函數可以寫為Y=F（K）。而這個函數中，資本積累的邊際回報遞減，這一點對限制經濟增長起到了關鍵作用。這是在技術進步和勞動就業同時被給定的情況下不可避免的特征。但也有一系列模型，技術進步和勞動就業這兩個因素之一會隨著資本的增長而自動的同比例增長，而該因素的增長正好抵消了邊際回報遞減的效果，從而使產出能夠與資本同比例增長。這些模型一般被稱為AK模型。

我們首先利用Pagano（1993）中的AK模型來分析金融創新會通過哪些途徑促進經濟增長。

在這個模型中，總產出是總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

Yt=AKt （1）

其中，Yt為總產出，A為資本邊際社會生產率，Kt為資本額。

假定人口規模不變，每期的折舊率為？啄，經濟中生產的商品可被用于投資或消費，則總投資為：

It=Kt+1-（1-？啄）Kt （2）

而在一個封閉經濟模型中，市場均衡的條件為總儲蓄St等于總投資It，但由于金融系統在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中需要吸收一部分資源，故假設有1-？準比例的儲蓄在金融體系中流失，則有：

？準St=It （3）

令g為經濟增長率，s為儲蓄率（S/Y），由以上三式可以推出在穩態經濟下經濟增長率為：

g=A？準s-？啄 （4）

由上式可知，金融系統可以通過影響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準、資本邊際生產率A及儲蓄率s來推動經濟增長。

從這個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到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幾個途徑：

一是可以促使更高比例的儲蓄轉化為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在封閉經濟體內，金融處于淺層次發展時，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通過把儲蓄轉化為投資這一功能，會以較高的存貸差、手續費、傭金、高額壟斷利潤等吸收部分資金，并且這個吸收比率較高。而金融創新會提高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和經營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從而使這個比率減少，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比率，促進經濟增長。例如，垃圾債券在剛開始產生時主要為了方便一些小型公司籌集資金。

二是可以提高資本邊際生產率。金融創新使金融體系更好地發揮其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即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資本邊際生產率最高的項目上去，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三是金融創新還可以通過調節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金融創新通過金融體系向儲蓄者提供良好的收益率，更好地對稟賦沖擊進行保險以及發展消費信貸等方式實現改變儲蓄率的目的，把大量可能消費或可能儲蓄轉化為現實儲蓄，提高了社會金融資源的可利用度。不過還應指出的是，儲蓄總量的形成并不完全取決于儲蓄率的高低，還有賴于國民收入的總量大小。在資本稀缺的經濟中，提高儲蓄的收益率和緩和稟賦沖擊是很重要的；而在資本充足的經濟中，發展消費以使儲蓄迅速向消費轉化，從而擴大總需求更為重要。多功能銀行卡的創新就是通過影響消費而推動經濟增長的。

綜上所述，金融創新可以通過影響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資本邊際生產率、儲蓄率和促進技術創新來推動經濟增長。

二、金融創新阻礙經濟增長的原因

金融創新在有力地推動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有一定的不利影響。金融創新增加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劇了投機，引發了惡性經濟泡沫的產生，降低了金融機構的安全性和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金融創新還影響了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的實施效果，這些都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利的影響。金融產品創新，特別是衍生工具，給不確定環境下的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帶來了革命性的突破。那么，為什么用于避險的金融產品又增加了金融業的系統風險？為什么金融機構為追求“三性”而進行的產品創新反而會降低其內在的穩定性？

首先，金融產品創新只能分散和轉移金融風險，而不能消除它。風險厭惡者通過遠期、期貨和期權等工具把他們不愿承擔的風險以較低的交易成本轉移給風險偏好者或風險中性者。然而，這只是一種“零和博弈”，只在微觀層次上降低了風險，而對整個經濟體系而言，不管以什么樣的方式重新組合，風險并沒有被消除，風險仍然存在于經濟體中。

其次，衍生類金融創新產品的杠桿率很高。杠桿率簡單地說就是合約總價值與參加合約所需要的費用之比。如期貨交易中，可以把保證金視為保值成本，一般保證金水平為交易產品價值的2%～20%不等。也就是說，期貨的杠桿率可以從5至50。期權交易中，期權費為保值成本，通過Black-Scholes公式計算可以得到其杠桿率也很大。金融創新模糊了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界限，傳統的存貸利差縮小，使得傳統銀行大力開拓衍生類表外業務，當杠桿率大到一定程度時，衍生工具便由資產頭寸的風險管理工具轉變成了投機手段，由規避風險的交易變為最具風險的交易，從而大大提高了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再次，某些與傳統信貸相結合的金融產品創新增加了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使用如承諾、擔保、承兌等支持性信用工具并不直接放貸于客戶，而是給予客戶以其他方式借款的便利，銀行從中僅收取手續費收入，但實際上銀行卻可能承擔著與其收入不相稱的較大信用風險。

最后，隨著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各個開放經濟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從而使國際游資可以在各金融市場迅速轉移，并且對各國利率差額和匯率變化非常敏感。這些“熱錢”有足夠的資金實力在一國的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造成一國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并利用金融創新產品提供的便利條件迅速地在國家間轉移，從而使金融動蕩迅速波及整個國際金融體系，東南亞金融危機就充分顯示了這一點。

金融創新雖然利弊并存，但其利遠遠大于弊，利是主要方面。沒有金融創新，就沒有金融體系的發展、金融效率的提高，就不可能使金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具有如此大的貢獻。正確和全面地認識金融創新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作用，才能有效利用和充分發揮它對經濟的推動力，駕馭和控制它所產生的金融風險，從而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第4篇：經濟增長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金融功能；金融結構

中圖分類號：F260 文獻標識碼：A

理論界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和作用機制問題上爭論激烈。在二者關系問題上，“供給領先”論和“需求跟隨”論針鋒相對，前者認為金融發展推動經濟增長，后者堅持經濟增長帶動金融發展。還有觀點認為二者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在不同的階段和區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不同。在作用機制問題上，假定金融發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功能觀堅持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通過發揮特有的功能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結構觀則認為金融結構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金融發展是一國（或地區）金融深化的過程與達到的水平 (周立、王子明，2002)，它包括金融結構和金融增長。金融結構是金融發展的質；而金融增長是金融發展的量，主要是金融功能的提升。二者與經濟的因果關系隨條件變化而變化。本文基于比較功能觀和結構觀探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一、文獻簡要回顧

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關注可以追溯到Bagehot (1873)和Schumpeter(1912)。Hicks(1969)認為金融系統在工業革命中起到了關鍵作用。Schumpeter(1912)主張功能完善的銀行能夠通過發現和支持具有較大成功概率創新項目而刺激創新，進而推動經濟增長。Mackinnon（1973)繼承了Schumpeter的觀點，提出了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理論：發展中國家存在“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并且批評了凱恩斯主義低利率政策，認為應該由市場形成較高的實際利率以消除金融抑制的作用。肖（1993）進一步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完善金融市場機制以提高貨幣化程度，利用金融市場和銀行的資源配置作用拉動經濟增長。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突破了Mackinnon和肖的框架，將金融因素看成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研究金融體系的形成、發展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談儒勇，1999）。Patrick(1966)最早提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包括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供給主導(supply―leading)和需求跟隨(demand―following)。但開創性研究始于Goldsmith（1969），他認為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是同步進行的，運用35個國家103年(1860-1963)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金融系統規模與金融服務供給和服務質量正相關的假定下，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超過平均速度)發展。Gupta和Levine等人 (Gupta，1984；Levine，1992；King & Levine，1993；Levine，1997)的研究表明，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快、資本積累速度高、經濟效率提高也快，而且金融部門的發展水平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預測指標；反之，經濟增長較快的國家金融系統通常也比較發達。他們的研究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其后出現的大量研究從不同角度探討了金融系統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極大地深化了人們對金融系統作用的認識。

二、金融功能與經濟增長

Merton和Bodie首先提出金融功能觀。金融體系具有便利清算和支付、聚集和分配資源以及分散風險三大核心功能，并且金融功能比金融機構更加穩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區域的變化，金融功能的變化要小于金融機構的變化；金融功能高于組織機構，比金融組織機構更加重要，只有機構不斷創新和競爭才能最終使金融具有更強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從金融功能來看，金融發展至少可能帶來三種收益：其一，金融市場供需雙方參與者增加或交易機會增加，相互競爭導致銀行的存貸利差下降和證券經紀人或交易商的傭金、手續費的降低，被金融體系耗散的資源減少，轉化成本的下降導致儲蓄者或投資者的收益增加和生產商的融資成本下降，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拉動經濟增長率的上升；其二，金融發展意味金融體系發揮功能效率提高，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增強，準確地評估投資項目和引導資金投入高效率的生產部門，更加完善的風險分擔機制激勵更多的投資流向高風險、高生產率、高投入的高科技項目，由于風險投資組合技術的完善，投資者能夠在較低的組合風險下通過風險投資促進創新活動，所有這些都能夠提高資本的邊際產出，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率；其三，伴隨金融發展產生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降低了投資風險并提高資產流動性和收益率，極大滿足投資者流動性需求，可以刺激居民將更多的收入用于儲蓄，從而拉動經濟增長（Pagano, 1993）。

（一）增強流動性與降低風險

流動性是指經濟人能夠按照滿意的價格將資產轉化為購買力的難易程度和轉換速度。18世紀英國經濟得以高速發展的關鍵性因素是資本市場的流動性。由于工業革命需要大量的長期資本投資，如果沒有這種流動性的轉變，工業技術創新就不可能實現，工業革命也不可能爆發（Hicks，1969）。對儲蓄者而言，金融機構改變經濟人的儲蓄結構，提高低流動性、高效率資產的比重。對生產者而言，生產周期中的不確定性可能要求其保持較高的流動資金比例，而金融機構卻可以為其提供流動性支持，從而降低流動資金占用、提高資金生產能力（Bencivenga & Smith，1991）。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儲蓄工具和消費信貸，拓寬了消費者在未來和現在商品的選擇集，提高社會福利（Dutta & Kapur，1997）。股票市場通過促進交易減少了流動性風險(Levine，1997)，金融中介機構也可以增加流動性（Bencivenga & Smith，1991）。較高流動性會增加投資回報和減少不確定性。但當流動性增加時，儲蓄率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從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不確定性 (Jappeli & Pagano，1994)。

（二）降低投融資成本

金融體系除了通過降低信息獲取成本以便投資者發現最佳的投資機會以外，還能夠利用自身的相對優勢發現最有前景的公司和經理，從而促進資源配置的效率和經濟較快增長。

投資者對公司、經理和市場條件進行評價是非常困難和耗費時間的。個人儲蓄者一般不會有足夠的時間、能力或手段來收集、處理關于企業、經理和經濟狀態的大量信息，也不愿意依靠少量的或不可靠的信息來進行投資活動（Carosso，1970）。從個人投資者、銀行和企業家之間構成雙重委托關系的角度，銀行從個人投資者獲得資金再投資于企業家所選的項目。銀行對投資者提供的是“監督”服務，即由銀行挑選借款人、監控借款人的活動、執行貸款契約。銀行對投資者提供的服務比投資者自己進行投資的成本低，信息獲取與處理成本的節約可以使投資者廉價地獲取更多的關于投資機會的信息，并因此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金融中介機構可以動員許多分散的個人儲蓄，再由它們把這些集中起來的資源借給項目所有者。金融機構因此成為“監督者代表”（代表分散的債權人），這有利于節省重復的監督成本（Diamond，1984）。Levine（1997）認為由于交易成本產生了市場摩擦，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于消除這些摩擦，起到融通儲蓄優化資本配置等作用。金融發展降低了信息與交易費用，提高了儲蓄――投資的轉化比率及投資的生產效率，進而影響儲蓄水平、投資決策、技術創新以及長期經濟增長速度。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風險管理、儲蓄聚集、資本配置、公司治理與監督以及商品和服務交易等方面，而最終都是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這兩條途徑來實現的。在有較高水平的金融發展的經濟體系中，金融體系所起到的作用不斷得到增強。金融發展對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發育良好的金融市場以及暢通無阻的傳導機制有利于儲蓄的增加以及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推動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

（三）監督經理與實行公司治理

公司經理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公司所有者能夠以公司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原則制定制度以期約束經理行為。因而股票市場越完善，就越能夠有助于改進公司治理（Stein，1988）。而那些不能每天都對公司進行監管的“外部”信用提供者（銀行、股票和債券持有者）也追求利益最大化，借助金融體系制定同樣能夠制定契約約束公司內部人員（所有者和經理）。在金融中介機構與公司建立起長期關系之后，還會進一步降低監督成本。信息不對稱性的減少反過來可以部分消除投資機會發現障礙，更有利于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從長期經濟增長來看，那些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會通過提高資本配置來促進資本加速積累和經濟增長(Bencivenga & Smith，1991)。但如果缺乏強化外部公司治理的金融契約，這將增大“外部人”的投資風險，阻礙從分散儲戶手中吸納資金的動員機制正常運行，因此也會阻礙資金流向高收益項目（Stiglitz & Weiss，1981和1983）。金融體系還可以通過對公司的外部監管，促使所有權得到有效的分散。金融中介具有外部融資監管的比較優勢，反過來又會進一步促進生產的專業化分工(Diamond，1984)。

（四）動員儲蓄

金融體系的一個主要功能是動員儲蓄，把資本從分散的儲蓄者手中集中起來進行投資。在動員儲蓄的過程中，金融體系必然要創造出小額投資工具，這為分散化的資產組合投向有規模效應的企業提供了機會，增加了資產的流動性。個人或單個家庭的資產不足以建立大型現代企業，但通過儲蓄的形式，金融機構可以吸納與集中分散在各個家庭的金融資產，形成充足的資金以資助大型企業的建立和發展。通過使風險分散化、增強流動性和使企業達到合理的規模，動員儲蓄可以改進資源配置的規模和效率、促進經濟增長（Sirr & Tufano ，1995）。然而，吸納與動員極度分散在儲蓄者手中的資金是耗費成本的。為解決從大量的個人手中動員儲蓄資金的交易與信息成本問題，金融機構創造出許多金融制度安排來緩和這些摩擦，促進資金的集中。金融體系除了可以更加有效地動員用于資本積累的儲蓄資金以外，還可以改善資源的配置狀況，推動技術創新。通過有效地動員社會資源用于最有效率的項目投資，金融中介機構在推動企業采用更加先進的技術、促進經濟增長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Bagehot，1873)。

三、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

金融結構是指市場主導型融資與銀行主導型融資的比例關系和作用機制構成。主流的觀點認為，證券市場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風險交易工具和增強流動性；而金融中介的功能主要是消除信息成本和增強公司治理。正因為存在金融功能的差異，金融結構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在一個經濟體系中，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各自發揮不同的優勢，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各有側重，從而一般性地尋求哪一種金融結構更適合經濟增長變得沒有意義。韓廷春把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分為兩派，即金融結構論（Financial Structuralism）與金融壓抑論（Financial Repressionism）；其金融結構論的核心觀點是，金融變量的數量及結構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韓廷春，2001，2002)。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共同解釋了未來的經濟增長，只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國情條件下，才可能存在較為適合經濟發展的金融結構（張曉晶，2001）。林毅夫等人進一步指出，只有當金融結構與制造業的規模結構相匹配：即在一個以大企業為主的經濟中，存在一個市場型的融資結構或存在一個較高的銀行集中度時，才能有效地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從而促進制造業的增長（林毅夫等，2003）。

金融結構只有適應市場需求，才能發揮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同金融機構在提供金融功能方面存在不同的比較優勢，金融體系是否推動經濟增長取決于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適應效率（孫伍琴，2004）。在經濟快速增長初期，大量資本需求與私人儲蓄轉化有限性的矛盾必須由銀行通過貨幣創造（貨幣乘數原理）來解決，資本市場的不完善導致厭惡風險的居民將銀行儲蓄作為保值增值的金融工具，而且信息不對稱問題還導致市場參與各方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很高，因此，該階段資本市場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不顯著。然而，銀行與企業長期業務往來卻使其具有發揮儲蓄向投資轉換的信息優勢，所以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結構適應并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時，各類金融市場逐漸成熟，經濟也需要金融市場的支持，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資金供給充沛，投資者厭惡風險的程度降低、抵御風險的能力提高，有向高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的需求；單個銀行無法滿足大型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巨額資金需求以及信息處理能力要求，而銀團貸款程序繁雜、時間長、成本高，企業必須借助大容量、高流動性的金融市場靈活安排籌融資；銀行為滿足資本充足率要求、規避金融管制、組合資產化解風險亦需要金融市場，單一的融資結構無法滿足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需要，日本開放和發展本國金融市場的目的正在于拉動經濟發展，而美國80%的融資方式仍為間接融資，兩種金融結構各有利弊，充分發揮二者的相對優勢是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必要條件。

四、結論及啟示

在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上存在兩類不同的觀點。金融功能觀認為金融功能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金融體系通過增強流動性、降低風險、監督經理與實行公司治理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和資源向“好項目”集中的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金融體系功能發揮的程度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但功能觀無法解釋為何金融體系功能相似的國家存在巨大的差異，也不能說明為何功能相同的金融市場在不同的階段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同。

金融結構觀指出，金融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金融結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和效果存在差異。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共同解釋了未來的經濟增長，但金融體系提供的金融功能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金融體系是否推動經濟增長取決于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適應效率，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國情條件下，只有適合經濟發展的金融結構才能促進經濟增長。但關于適應經濟增長的最優金融結構究竟是什么，金融結構觀不能給出滿意的答案。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與以德、日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孰優孰劣，哪種金融結構更能促進經濟增長，至今仍然存在爭論。

金融功能觀與結構觀從不同的側面研究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其研究成果對中國金融改革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中國目前金融發展水平較低，資本市場對經濟的貢獻有限，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顯著。在推進銀行體系改革的同時，大力發展資本市場，通過動態優化金融結構，提升金融結構對經濟發展的適應力，充分發揮金融體系中各類市場功能的相對優勢，提高投融資效率以促進經濟增長，降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1］ Arrow, Kenneth J. & Gerard Debreu.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J］．Econometrica,1954,22(3):265-290.

［2］ Bagehot,Walter. Lombard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1873)［EB/OL］．ecn.bris.ac.uk/het/bagehot/lombard.htm.

［3］ Bencivenga,Valerie R. & Bruce D. Smith.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195-209.

［4］ Carosso, Vincent . Washington and Wall Street: The New Deal and Investment Bankers,1933-1940［J］．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70,44(4):425-445

［5］ Diamond, Douglas W. & Philip H. Dybvig.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91(3):401-419.

［6］ Diamond, Douglas W.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4(51):393-414.

［7］ Hicks, John R.Direct and Indirect Additivity［J］．Econometrica, Econometric Society,1969,37(2):54-353.

［8］ King, Robert & Levine Ross.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J］．Quart. J. Econ,1993b,108(3):37-717.

［9］ Levine, Ross & Renelt, David.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J］． Amer. Econ. Rev.,1992,82(4):63-942.

［10］Levine, Ros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35(2):688-726.

［11］Mckinnon, Ronald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M］．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

［12］Valerie R. Bencivenga, & Bruce D. Smith.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s Stdie,1991(58):195-209.

［13］Goldsmith Raymond.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Gupta, Kanhaya L.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London: Croom Helm,1984.

［15］Jayasri Duttq, & Sanddeep Kapur.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r, 1998(65):551-572.

［16］Pagano, Marco. 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 An Overview［J］．Europe Economic Review,1993(37):613-622.

［17］Schumpeter, Joseph .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Leipzig: Dunker & Humblot, 1912; translated by Redversopie. Cambriase, MA: Harvard U. Press, 1934.

［18］Shleifer,&rei and Vishny, Robert W. Value Maximiza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Proces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8,2(1):7-20.

［19］Stein,Jeremy C. Takeover Threats and Managerial Myopia［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8,96(1):61-80.

［20］Stiglitz, Joseph E.& Weiss, Andrew. Incentive Effects of Terminations: Applications to Credit and Labor Markets［J］．Amer Econ. Rev.,1983,73(5):912-27.

［21］Stiglitz, Joseph E. & Weiss, Andrew.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393-410.

［22］愛德華?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

［23］韓廷春.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基于中國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2001(3): 31-40.

［24］韓廷春.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實證與政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25］林毅夫,章奇,劉明興.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以制造業為例［J］．世界經濟,2003(1):3-21.

［26］孫伍琴.從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適應效率看金融結構的演進趨勢［J］．浙江金融,2004(5):10-12.

［27］呂品，彭勇.金融發展水平對收入差距影響分析［J］．商業研究，2011（8）：161-165.

［28］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1999(10): 53-61.

［29］張曉晶. 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一個理論綜述［J］．世界經濟,2001(2): 61-62.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omparison of Financial

Function Paradigm and Structure Paradigm

CAO Yong-qin

（Institute of National Economy，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China）

第5篇：經濟增長的利弊范文

內容摘要：在前十一個五年規劃當中，中國經濟呈現出了飛速的發展態勢，且在各個行業和領域中都取得巨大突破，“十二五”初期中國經濟依舊保持穩定快速增長。但2011年中國經濟漲幅較2010年出現了小幅回落，而2012年后中國經濟又穩定在了另一個增長區間，這主要是由于前期中國經濟增長過熱而帶來的通貨膨脹率過高引起的。為了進一步穩定中國經濟發展，實現“十二五”期間經濟“軟著陸”，確保中國未來經濟穩定和理性的發展，深入探討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波動態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通貨膨脹 經濟增長 宏觀調控

中國當前通脹形勢分析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至“十一五”結束，中國經濟速度增長一直保持在兩位數以上，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生活工作等各個方面水平質的提升。不過長達二十年的經濟飛速發展也隱秘了不少發展隱患，由于經濟增長過快，且持續時間長，加之中國經濟競爭力提升，勞動力充足等因素，直接導致了投資過熱、投資過剩和通貨膨脹率的不斷上升（于兆坤，2012）。

在長達二十年經濟保持兩位數增長之后，中國經濟增長終于在“十二五”的第一年回落到10%以內，這也是二十年之后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和目標。以前靠廉價勞動力推動經濟高速發展，如今已經轉變為依靠科技和知識的力量，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社會低通貨膨脹率發展的穩定局面（李勇、王媛媛，2012）。2011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軟著陸”點，是“十二五”規劃實施的第一年，宏觀調控所取得的成效在這一年取得了明顯效果，這也為未來的四年規劃部署指明了新的方向。

“十二五”規劃前期的中國通貨膨脹主要成因有三個因素：國內外投資、國內成本、貨幣流動。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將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盡量下調，不過大多省市提出的預期增長目標仍然在10%以上，由此帶來的國內外投資者盲目投資，極容易造成經濟結構中的某些行業過度投資，致使行業重復建設形成資源浪費（干霖，2012）。

在20世紀90年代到“十五”之前，中國農村勞動力和民工勞動力普遍報酬分配比較低，那時候中國還處于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制造業在這一時期得到極大發展。不過隨著國家政策調控，工人素質提升，工資水平上漲等因素，工人勞動成本、資源環境成本、融資成本等國內發展要素成本上升而導致的通貨膨脹成為當下社會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同時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滿足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需求，而貨幣流通量不足會引起通貨緊縮而阻礙經濟增長，所以每年國家都發行了大量貨幣滿足市場流通。而現在隨著經濟發展增速回落，之前發行的貨幣現在流通性已經出現下降，造成貨幣流通阻塞，物價上漲，從而導致通貨膨脹，這種現象在近幾年表現得尤為明顯（董明凱，2012）。

中國當前經濟形勢分析

伴隨著新形勢下的通貨膨脹及其形成因素，綜合考慮現在全球金融動蕩，結合中國自身國情制定政策以追求穩定的經濟增長態勢，是當前中國經濟研究的主要背景（干霖、董智勇，2012）。

2011年中國全年CPI指數為5.4%，遠超年初預定的4%的目標（見表1），全國經濟增長9.2%，較之上一年的10.3%回落了一個百分點，將經濟增長率降低到了兩位數以下。雖然經濟增速回落，實現了預期目標，但是近兩年隨著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以及外來務工人員工資水平的普遍上漲，不少企業相繼遇到了“用工荒”的問題。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改變，經濟發展必將要面臨更大的問題，就業人員就業方向和國內消費市場的變化需要企業重新制定發展戰略（沈坤榮、田偉、李子聯，2012）。前幾年依靠吸引國外投資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已經出現改變，近幾年國內投資者逐漸開始投資海外，不僅國際資金開始減少，同時國內資金出現了外流，國內投資難以趕上中國經濟發展需求。同時由于中國前期貨幣總量過剩，資金外流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率高升，貨幣流通性受阻而引發的物價上漲問題必將會愈加明顯。

經濟發展離不開外貿交易，但近幾年歐美國家鼓吹的“中國”，直接導致了中國產品不斷被歐美國家以各種理由實施反傾銷打擊，嚴重阻礙了中國產品的海外銷售（孫靜娟、丘書俊，2012）。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提升工作人員整體水平和產品質量，用事實回擊一切質疑者。總體來說，2012年國內經濟發展較為穩定，CPI指數有所回落，經濟保持增長沒有出現過熱，通貨膨脹率也相對穩定，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也做到了向資金技術型發展模式的穩定轉變，如圖1所示。

通貨膨脹下經濟穩健增長的調控政策

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決不能全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調控政策和方法，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國土面積小，大多數發展模式都屬于技術密集型服務型行業。而中國國土面積廣袤，是一個典型的資源型大國、農業大國，應該根據中國社會的主產業鏈采取相對應的調控政策（溫萬德，2011）。

（一）重視通貨膨脹問題

這一點的重要性在上文中已經做了詳細闡述，并且從最近國家連續頒發的政策可以看出，政府完全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例如：因為氣候關系導致一些農業糧食大省在某一段時間嚴重減產，遭受蟲災等情況下，政府會大量收購糧食以穩定物價，確保糧食生產大戶不會因為農作物減產而提高物價。當然，對于某些滯留農作物，國家也會在第一時間用市場同比價格將其收購，在情況有可能發生之前就將問題解決。

（二）保農保糧

要治理通貨膨脹，穩定物價問題，在中國一定程度上來說就是保農保糧，確保農業、糧食的穩產穩價。中國歷次通貨膨脹率升高都是因為食品價格率先上漲，新一輪通貨膨脹同樣沒有例外。2011年上半年CPI指數上漲5.2%，其中食品價格上漲達到了兩位數，往年食品價格上漲幅度同樣遠遠高于CPI上漲指數，可以說明糧食在國家經濟中占據著決定性地位。每年中國都會大量從農業大省收購大量糧食，為的就是以應變將來某個時候突發的糧食危機，好在雖然國土耕地面積日益收縮，不過仍然每年農業都能豐收，確保了糧食儲備的穩定。

（三）改變中國負利率狀況

利率如果低于物價上漲率，很明顯，這樣的存款利率是負值，這也就是所謂的負利率。由于負利率的產生最大的受害者是社會中低層，這必將導致中國貧富差距逐漸拉大。要想改變這種局面，政策調控過程中應該采取有效措施將利率由負轉正，例如：國家可以通過銀行儲蓄存款保值，以保證利率在通貨膨脹率高起時居民財富水平不會降低。

中國現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調整建議

雖然中國是資源型大國，但是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建立在對能源的高消耗、對環境的高污染以及對資源的低利用率上取得的成果，這在如今的發展規劃當中顯然已經不再適用了。加快轉變經濟模式，調整經濟結構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調控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要想讓經濟穩定發展，必須要將社會物價水平控制在某一個穩定水平，波動不能太大，應該盡量在百姓的理性思想和實際經濟能力接受范圍當中，這就要求在通貨膨脹率的波動當中起伏不能太大（陳朝旭，2011）。以前中國的調控政策通常是在價格超出承受范圍之后才會進行調控，這在現在要求轉變自身經濟發展模式的情況下顯然是不行的。制定一個中長期的調控目標，且考慮到各種可能的突發狀況而預備幾套宏觀調控計劃，這是一個國家對社會宏觀調控體系成熟與否的一大標志。根據中國前二十年的經濟發展特征和歷史經驗來看，將經濟增長率設定在8%-10%這個區間平穩發展，CPI指數保持在4%上下，這兩大指標最適合中國現有國情下的社會發展，既可以保持經濟活力，又能保證通貨膨脹率不會太高，也不會太低，穩定物價水平，實現中國經濟的和諧發展。

在調控經濟發展的時候，應該要注意到中國現在的發展實情，工業化、城鎮化和國際化，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標志，中國要從一個發展中國家過渡成為一個發達國家，這是必定要經歷的階段。從剛開始盲目追求工業化發展到逐步結合自身特色優勢合理發展，在2012年中國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之后，現代化發展也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中國人口眾多，在發展階段有著巨大的消費市場，這一點甚至能讓世界上所有的投資者眼紅，大量商機讓他們開始將大量貨幣投入進來，造成資金過剩、熱錢大量涌入的情況，極易造成經濟發展阻塞，不利于健康穩定的經濟發展。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理性對待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和發展潛力空間，有效吸收國外的先進理念，借鑒國外先進的發展經驗，同時結合我國本身的發展特色，把握住國內市場優勢，才可以保證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穩定。

結論

總體上來看，發展到今天，中國經濟已經歷過一段長時期的騰飛和考驗，期間經歷過亞洲金融危機、石油危機以及由金融危機帶來的波及全球的金融動蕩，仍然能夠持續較為穩定地發展，標志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非同尋常的成就。與此同時為了適應新時期的發展方向，合理的改變中國現有經濟模式和經濟產業鏈，新的宏觀經濟調控方向產生已經迫在眉睫。在“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應該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在日益國際化進程中逐漸全球化，盡管這時期的全球金融動蕩難免對我國產生影響，但分析新形勢下全球金融動蕩對中國的利弊可化“危”為“機”，在危機中尋求機遇。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過程中，不應該忽略中國本身國情，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在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的過程中，仍然要堅持以穩定物價、保證國家糧食儲備為主。以調整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為突破口，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積累下的各種隱患，重點要將社會當中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貧富差距問題解決，為經濟和諧發展提供保障，實現“十二五”時期價格水平總體穩定、經濟較快增長和社會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于兆坤.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中國集體經濟，2012（15）

2.李勇，王媛媛.對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兩難沖突的原因分析[J].浙江金融，2012（1）

3.干霖.中國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J].經濟問題，2012（4）

4.董明凱.貨幣供給、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協整分析[J].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2（1）

5.干霖，董智勇.中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2（11）

6.沈坤榮，田偉，李子聯.通貨膨脹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增長[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2（5）

7.孫靜娟，丘書俊.中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相互關系的實證研究[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3）

第6篇：經濟增長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通貨膨脹; 貨幣政策; 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0-0261-02

1 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表現

對于通貨膨脹程度的度量, 主要有工業品出廠價格（PPI）、消費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簡稱CPI)、GDP平減指數(又稱縮減指數)等指標。PPI反映生產環節價格水平，CPI反映消費環節的價格水平，根據價格傳導規律，PPI將對CPI有一定的影響，GDP平減指數計算基礎較CPI廣泛，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務，除消費外，還包括生產資料和資本、進出口商品和勞務等。因此，GDP平減指數更加準確地反映一般物價水平走向。但我國較多地采用CPI來衡量通脹水平。

一般說來當CPI>3%的增幅時我們稱為Inflation，就是通貨膨脹；而當CPI>5%的增幅時，我們把他稱為Serious Inflation，就是嚴重的通貨膨脹。在收入水平沒有大幅提高的情況下，物價水平的快速增長會大大削弱貨幣的購買力，從而侵蝕人民群眾的財富，導致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下降，甚至誘發社會的不穩定。

數據顯示，今年1-5月份累計，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8.1%。

1-5月CPI較上年同期增長8.1%，增速低于1－4月的8.2%，但是仍然大大高于政府設定的4.8%這一2008年全年增速目標。由此可見我國今年總體通脹形勢十分嚴峻。

2 當前我國通貨膨脹出現的原因

當前我國面臨的通貨膨脹，意味著我國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或者產業結構升級速度已經不能彌補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速度，也就是說，過去幾年中國經濟高增長所依賴的前提已經消失甚至開始起反作用。

綜合起來，有以下原因：

(1) 糧食、豬肉、能源等商品價格上漲過快,產生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 本輪價格上漲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糧食、豬肉、能源等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這些商品既與居民的生活密切相關, 又是工業生產的上游產品, 當其價格上漲積累到一定程度時, 必然會傳導到下游產品。

(2) 國際經濟因素的影響。

由于去年美國次貸風暴爆發，造成全球流動性緊縮，美國為了挽救其金融機構及經濟增長，向市場大量注資，同時連續多次減息，造成美元貶值，全球流動性泛濫，食品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創歷史新高，直接導致了全球性的通貨膨脹。

(3) 經濟快速增長, 固定投資過熱。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初步核算的結果是，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為（GDP）91443億元，同比增長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快0.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42371億元，同比增長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個百分點。根據以往的經驗，當投資增長大約達到30%，GDP增速達到11%時認為經濟增長過熱。可見我國差不多達到經濟增長過熱的警戒位了。

（4）我國國際收支失衡。

近年來，我國貿易順差屢創歷史新高，這種形勢一方面增加了我國和一些貿易伙伴的摩擦，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巨額貿易順差帶來巨大的外匯占款，在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被動投放基礎貨幣來買進外匯，這樣直接造成兩個后果：外匯儲備不斷創歷史新高;國內流動性泛濫，成為造成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

3 降低我國通貨膨脹率的建議

前面提到，通貨膨脹意味著我國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或者產業結構升級速度已經不能彌補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速度，過去幾年中國經濟高增長所依賴的前提已經消失甚至開始起反作用，未來的選擇只有兩個：一是我們在短期內使勞動生產率或產業升級能夠出現“”；二是通過經濟轉型，堅持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與穩健的財政政策緩和當前通脹局面。前者幾乎不可能，所以我們只有一個選擇，以下即是針對我國目前面臨的通貨膨脹形勢所提的建議：

（1）通過經濟轉型，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改善貿易狀況。

一方面，新能源、節能降耗、3G重組、大飛機項目等將加快我國經濟轉型的步伐，內需的擴大將使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由出口拉動轉變為內需推動，從而減少貿易順差，進而減少我國基礎貨幣供給。另一方面，控制出口, 擴大進口, 并適時適度通過人民幣快速升值來對基礎貨幣投放進行“釜底抽薪”的矯正，同時為了防止熱錢的大量涌入，應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以防止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的熱錢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

（2）堅持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

央行一方面應采取有效措施來控制信貸投放額度，另一方面通過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發行央票等手段來加強貨幣的流動性管理。

我們認為當前我國投資過熱或者是經濟過熱，主要是長期低利率政策的結果，即便通過控制信貸，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央票等，經濟過熱不一定能下去，因為有外匯等的大量流入。所以，在近期，加息對于央行下一步的緊縮政策將是很好的選擇。

（3）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

我國實施穩健財政政策的基本內容，概括地說即是：控制財政赤子；推進改革；調整結構；增收節支。總之既要包括財政收支供需總量的調控平衡；又要包括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結構的調整與均衡發展。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共同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

對于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是關鍵。各國對于社會總需求的調節和控制，主要是通過制定和實施正確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在財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壓縮財政支出，努力增加財政收入，堅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財政。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緊縮信貸，控制貨幣投放，減少貨幣供應總量的措施。采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綜合治理通貨膨脹，兩條很重要的途徑是：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和控制消費過快增長，以此來實現控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

（5）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給，調整經濟結構。治理通貨膨脹必須從兩個方面同時人手：一方面控制總需求；另一方面增加總供給。二者不可偏廢。若一味控制總需求而不著力于增加總供給，將影響經濟增長，只能在低水平上實現均衡，最終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貨膨脹的代價而前功盡棄。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時，還必須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給。

由于宏觀經濟政策存在多種目標, 而這些目標之間并非完全一致,中國整體的宏觀調控應當全面考慮各種經濟政策目標的成本和收益,對于通脹上行風險和經濟下行風險應審慎權衡利弊，統籌兼顧, 妥善決定反通脹政策措施的力度, 精確制導。

參考文獻

第7篇：經濟增長的利弊范文

一、消費品零售額總量迅速擴增，名義增長創11年新高

2007年我國實現消費品零售總額89210億元，比上年增長16.8%，增幅同比提高3.1個百分點。從總量看，消費品零售總額由1997年的31252億元，增加為2007年的89210億元，增長了1.85倍，年均增長11%。從增速看，消費品零售額渡過了1998―1999年的低谷增長之后，增速逐年加快，2007年名義增長攀升為16.8%，為11年來的新高。扣除價格因素，2007年消費品零售額實際增長12.52%，是除2002年之外11年來的次高增長。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和實際增長雙雙快速增長，表明國家擴大消費多項政策措施取得顯著成效。

二、消費對GDP貢獻7年來首超投資

長期以來，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結構失衡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經濟。自2001年開始，消費對GDP的貢獻持續6年落后于投資。其中2006年，投資拉動GDP增長4.6個百分點，比消費拉動高0.3個百分點，而在2007年這一格局出現逆轉。初步估算，在2007年11.4%的GDP增長中，有2.7個百分點是由出口貢獻的，4.3個百分點是由投資貢獻的，剩余4.4個百分點都是由消費貢獻的，消費貢獻率超過投資0.1個百分點，這是2001年以來的首次，國家調整投資和消費關系的政策措施初見成效。

由于數據局限，可從消費品零售額對經濟增長貢獻變化佐證這一結論。2007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9210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6.8%，加快3.1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7239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4.8%，加快0.9個百分點，消費新增量增長快于投資新增量增長2.2個百分點。1997―2007年消費品零售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呈現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變化軌跡。2007年消費品零售額拉動經濟增長4.48個百分點，比上年提高0.18個百分點，是11年來除2002年之外，拉動力度最大的一年。

表1顯示，2003年在本輪經濟周期初期階段，消費品零售額新增量占GDP新增量的比重處于較低水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很低。2004年以后在國家擴大消費政策引導下，消費品零售額新增量占GDP新增量的比重不斷提高，由2003年的28.28%提高為2007年的35.81%；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也逐年增強，2003年為2.6個百分點，2007年提升為4.48個百分點，是200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三、恩格爾系數略有上升，食品價格上漲是主因

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97―2006年我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基本呈現逐年下降的走勢，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平均為39.6，農民平均為48.5，按照聯合國評價貧富國家的標準，我國城鄉居民基本屬于小康型生活標準。但是，2007年恩格爾系數出現上升態勢，2007年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6.3，比2006年提高0.5個百分點，農民恩格爾系數為43.1，比2006年提高0.1個百分點。

2007年我國居民恩格爾系數小幅上漲，主要由于食品價格漲幅較大，帶動食品消費支出總額增加。2007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上漲4.8%，其中食品上漲12.3%，食品價格漲幅比CPI平均漲幅高2.6倍，直接推動了食品消費支出的大幅增長，導致恩格爾系數上升。按城鄉劃分，城市食品價格上漲11.3%，農村食品價格上漲13.6%。2004年我國也曾出現食品價格漲幅較大，帶動恩格爾系數反彈的情形。2007年如果扣除價格因素的影響，食品消費支出的比例應呈現比上年略有下降的走勢。

2006年和2007年居民類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較為穩定，如果沒有食品價格快速上漲的外在因素影響，食品消費占比（即恩格爾系數）應呈現緩慢下降的走勢，而不是略有上升。

四、服務性消費貢獻增加，消費升級產品增幅名列前茅

（一）住宿和餐飲消費對消費品零售額貢獻增大

2007年我國住宿和餐飲業零售額12352億元，增長19.4%，比去年增幅提高3個百分點，比消費品零售額增幅高1.6個百分點，是近3年來的最快增長。2007年住宿和餐飲業零售額占總消費比重13.85%，比上年提高0.31個百分點，對總消費的拉動為2.69個百分點，比上年提高0.47個百分點。（見表2）

（二）消費升級產品銷售增幅名列前茅

從限額以上13大類商品銷售看，除了由于價格上漲食品類銷售增長較快外，住房、汽車和珠寶類等與消費結構升級有關的商品銷售增長名列前茅。增幅排前三位的分別是建筑及裝潢材料類增長43.6%、家具類增長43.2%和金銀珠寶類增長41.7%，排第六位的是汽車類增長36.9%。發展型和享受型等消費結構升級產品暢銷是現階段消費需求旺盛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

五、消費運行繼續處于上升通道，利弊因素各有影響

（一）消費需求處于正常運行階段，仍具增長空間

2007年消費品零售額增長16.8%，名義增長為1997年以來最高水平，如何看待這一增長，消費是否出現過熱？我們認為消費增長處于綠燈和黃燈的交界區，繼續增長仍具空間。

一是與歷史上消費的名義增長比較，目前的增速并不高。2003―2007年消費年均名義增長14.1%，低于“六五”時期的15%和“八五”時期的23.3%，與“七五”時期的14%基本持平，但高于“九五”和“十五”時期，可以說目前消費名義增長處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按紅綠燈理論判斷，位于綠燈和黃燈的交界區，沒有過熱。預計2008年消費名義增長仍將保持在16%左右。

二是消費實際增長水平并不高。2007年消費實際增長12.53%，而在1997―2007年這一時期，2002年和2006年消費實際增長分別為13.3%和12.57%，均高于2007年的增長，消費實際增長仍有空間。

三是目前我國依然存在消費率持續降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等問題。1997年以來，我國出現消費率持續降低，投資和凈出口率上升的走勢，目前西方國家的消費率一般維持在70%以上，我國只有55%左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大低于投資，消費經濟的時代遠未確立，擴大消費仍將是今后一個時期的艱巨任務。

（二）推動消費持續增長的因素

1、宏觀經濟尚未出現拐點，消費者信心充沛

2008年由于受到美國經濟減速和雪災的影響，GDP增速有所減慢，但預計仍將實現10.5%的增長，經濟高增長的勢頭沒有逆轉，樂觀的宏觀經濟前景，有助于樹立消費者信心，去年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明顯回升。

2007年1―11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累計實現利潤2295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6.7%。強勁的宏觀經濟走勢，將繼續帶來良好的企業效益收入，職工工資有望同步增長。

2、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連年提高，收入制度改革不斷深化

在國家收入制度改革和加大“三農”支持力度的政策作用下，2007年居民收入快速增長，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扣除價格上漲因素，比上年實際增長9.5%，創1984年以來的新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實際增長12.2%，創2002年以來的新高。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快速增長，將有力推動消費的擴大。

更為重要的是，國務院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別強調了收入分配的問題，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我國經歷了4次收入分配制度上的變革：從計劃經濟時代單純的按勞分配，到“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到改革開放后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再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本次提高勞動報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可以被看成是第五次收入變革。從1990―2006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率從53.4%降到40.4%，降低了13個百分點，如果這一趨勢在收入政策調整下得以扭轉，對于擴大消費將具有持續性的作用。

3、就業狀況良好，工資性收入有望增加

2007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699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90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29350萬人，凈增加1040萬人，新增加1204萬人。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比上年末下降0.1個百分點。就業狀況良好，工資性收入增加，對促進消費有積極作用。

4、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健全，消費者后顧之憂減少

隨著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我國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制度不斷深入、日益健全，消費者后顧之憂減少，有利于長期消費支出的增加。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主要表現為：

一是教育收費不斷減少。從嚴格禁止高校高收費，去年農村中小學生義務教育免交學雜費和課本費，到今年秋季開始實行城市義務教育免交學雜費，居民在教育支出上的壓力不斷減輕。

二是近年來城鄉的醫保范圍逐步擴大。根據政府工作報告，今年中央財政將安排832億元支持衛生事業改革和發展，比上年增加167億元，重點向農村和基層傾斜。2008年醫療制度改革有望出現突破。

三是更多低收入者得到政府的生活保障扶助。2007年2271萬城鎮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增加31萬人；3452萬農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增加1859萬人。

5、“家電下鄉”有望加快農村消費結構升級的速度

為擴大農村消費、推動農民消費結構升級，今年商務部推出了“家電下鄉”的促銷和補貼措施。試點在山東、河南和四川三省開展。此次“家電下鄉”試點主要選擇彩電、電冰箱(冰柜)、手機三類產品。試點地區農民只要購買指定產品，即可獲得中央和地方財政以直補方式提供的補貼，補貼金額約為售價的13%。家電下鄉補貼資金將由中央財政負擔80%，地方財政負擔20%。

相比城市市場，農村家電市場潛力巨大，“家電下鄉”試點如能在全國推開，2008年，以縣鄉為主的中國三、四級家電市場容量有望達2300多億元。

（三）不利因素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居民儲蓄增幅逐年下降

雖然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但是農民收入水平仍遠遠低于城市居民，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由1990年2.22倍擴大為2007年的3.32倍。農民是當前最具消費潛力的群體，只有大幅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才能有效擴大消費，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也應該是收入制度改革的范疇之列。

最近幾年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幅逐年下降，2007年僅比上年增長6.8%，增幅創1994年以來的最低紀錄。儲蓄存款銳減，受到資本市場和房產市場的吸引，也受到存款利率低的排斥，居民資產配置格局由穩定轉為風險增大，不利于消費持續增長。

2、食品價格高啟，對其他消費有擠出效應

2007年由于食品價格大幅上漲，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出現上漲，2008年受多因素影響，食品及相關產品漲價的可能繼續存在，食品價格居高不下，對其他消費將有擠出效應。

3、資本市場低迷，財富收益縮水影響預期消費的擴大

第8篇：經濟增長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 外匯儲備 外向型經濟 增長模式 流動性過剩

2007年12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1.53萬億美元，同比增43.32%。全年國家外匯儲備增加4619億美元，同比多增2144億美元。12月份外匯儲備增加313億美元，同比多增38億美元。12月末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7.3046元人民幣。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的迅猛增加，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關注。對于我國外匯儲備是否過高，不同的專家學者有著不同的觀點。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收支是否保持動態平衡是衡量一國宏觀經濟運行平穩的主要指標之一，而一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又是衡量其國國際收支動態平衡的重要指標之一。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一方面不僅提高了我國的對外支付能力和償債能力，而且拉動了經濟的增長；但另一方面，在現行的外匯管理制度下，外匯儲備過快，將占用更多的基礎貨幣，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流動性過剩，而且也將使貿易摩擦加劇，將會加大對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那么，當前我國外匯儲備是否過高，本文將從適度規模理論和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出發，進行深入的探討。

一、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狀況及其原因

1.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狀況

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主要是在1990年以后出現的，199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百億美元大關。尤其在1994年中央銀行實行嚴格的結售匯制度以來，我國外匯儲備逐年猛增，且屢創新高（見圖,根據中國外匯管理局網站公布的資料整理。）。2006年2月底，我國外匯儲備增長已達8536億美元，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2007年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53萬億美元。

圖 我國1994-2007年12月末的外匯儲備變化情況 單位:億美元

2.我國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的原因

1994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額持續增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

自1978年我國實行以市場為主導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以來，國家通過以進口替代和出口退稅等形式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以及大力發展國內經濟等措施，使經濟獲得了持續的高速增長。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外匯的儲備開始持續增加，外匯儲備增加主要是由外生和內生兩種因素共同促進的結果:外生因素主要是是由于我國采取了出口導向型和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不僅促進了對外貿易的持續增長，而且吸引了大量的外資，使我國的外匯儲備迅猛增加；內生因素主要是由于不斷深化的市場化改革使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對外貿易相關產業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現行外匯管理模式

1994年開始實行的銀行結售匯制度是我國外匯儲備激增和持續增長另一重要原因。國家實行嚴格的結售匯制，使外匯儲備的形成與積累存在著“雙重強制性轉移機制”：第一重轉移是銀行對企業強制結售匯，不管企業是否情愿，其通過外貿得來的超出外匯帳戶限額以上的外匯收入，都必須賣給銀行；第二重轉移是央行對承辦外匯業務的銀行的外匯資金轉移，不管承辦外匯業務的銀行是否情愿，超出銀行結售匯周轉限額以上的，都必須賣給央行，這樣的“雙重轉移”使得外匯儲備被人為的增加。

(3)高投資

長期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一直處于較高的比率， 1991年～2005年我國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率平均在36.57%，而同期世界平均投資率大約在20％～33%之間，發達國家更低。高投資導致了工業產能的持續增加，遠遠超出了本國的消費能力，國內對對本國商品產生了“擠出效應”，使得國內產品必須到國際市場尋找銷路，同時在出口導向、固定匯率制等宏觀政策以及低成本勞動力的支持下，使得我國對外貿易不斷增長，國際收支持續出現順差。

二、我國外匯儲備的利與弊

1.我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分析

一般而言，一國外匯儲備儲備的變化主要來源于如下三個方面：貿易、外債和外國直接投資。相應地，用匯需求也集中體現于這三個方面:(1)維持正常進口的用匯需求（DF1）;(2)償還外債本息的用匯需求（DF2）;(3)外資企業匯儲利潤的用匯需求（DF3）。另外，由于匯率的變化不僅直接影響國際收支狀況，而且關系到國內宏觀經濟是否正常運行。為此，國家還需要保留一定的外匯儲備，以便在必要時對波動的外匯市場進行干預，該項目用匯需求記作(DF4)。上述三個因素構成了外匯儲備需求的基本內容。所以，國際上對外匯的合理規模的界定一般采用如下的方法：

FR*=DF1+ DF2+ DF3+ DF4

=a1?Imp+a2?Deb+a3?FDI+A

式中FR＊為外匯儲備的合理規模:Imp為全年進口貿易額；Deb為累計外債余額；FDI為外國直接投資的累計余額；A為國家干預外匯市場的用匯需求；a1為維持正常進口的時間；a2為外債還本付息的比例；a3為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匯出利潤比例。按照國際慣例，各項參數值標準為，20%a130%；8%a212%；8%a312%；50A100。

根據上述方法進行分析，可測算出我國的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大約為3600億美元。然而，一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測算還必須結合一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狀況。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已近30年，就全球而言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僅用現有的理論和經驗無法科學地衡量我國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只有在充分考慮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來衡量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才是合理的。有鑒于此，國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我國的外匯適度儲備額約為7000億美元左右。其測算依據主要從以下三個因素考慮：第一， 對外債應擁有百分百的外匯儲備。 從目前我國外債規模來看約需2660億美元；第二，根據國際經驗，為了應對政策調整或突發事件后的進口外匯需求，保持一國經濟的穩定運行與增長，應至少擁有3個月進口額的外匯儲備。由于我國仍處于轉軌改革時期，政策將會不斷調整變化，因此，當遇政策調整時，各經濟主體將會采取加快進口，提前付款，遠期結匯，降低結匯比例等措施，這大約另需3個月進口額的外匯儲備。上述兩方面合計約需維持至少6個月進口額的外匯儲備。如按目前每月進口約600億美元水平計算，則需要約3600億美元的儲備。第三，外商直接投資約為5000多億美元，利潤若按1O%計需匯出境外500余億美元。另外，由于日常國際收支中“錯誤遺漏”數額很大，為了維持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另需外匯儲備700億美元。因此，從當前政策框架出發進行靜態測算，為保證經濟安全穩定運行，維持7000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應該能滿足應對暫時性國際收支的失衡。

就我國實際情況看，由于目前我國的資本項目尚未完全放開，外匯在國內不可自由兌換，因此我國外匯的適度規模測算仍然存在較大難度，況且國際上仍沒有一套現成的衡量體系。從我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實際來看，外匯儲備適度水平應從如下幾個方面考慮：一是以我國目前宏觀經濟規模和運行態勢，為維持對外貿易總體水平，我國必須持有六個月的外匯儲備進口需求，即按目前月平均600億美元水平計算共需3600億美元；二是短期外債的償付，截至到2006年末，我國短期的外債為1836億美元；而中長期外債為1393.60億美元，若按15%需償付來計，我國償付外債所需的外匯儲備為2044億美元；三是外資利潤的匯出，目前我國的FDI總額約5000億美元，若按10%利潤匯出境外則需500億美元；四是，截止到2006年末，我國對外的直接投資已達161億美元，自隨著對外投資的加大若按年增長50%計算，計需240億美元；五是，隨著我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個人用匯需求猛增，其中，2006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為13.4萬人，出國旅游人員為3452萬人，若按人均0.15萬美元計算，計所需外匯為420億美元。計總需6804億美元。

另外，我國外匯適度規模也可根據對外貿易對GDP的貢獻率水平下，國民經濟運行所需外匯的規模以及為支持國民經濟10%的速度增長來計算。2006年我國對外貿易對GDP貢獻率達到46%，若按1∶8的匯率計算，我國GDP已達2.5萬億美元，其中外貿的貢獻度為1.25萬億美元，這也是為保證國民經濟穩定運行所需的年度外匯規模。除此之外，若國民經濟按10%的速度增長，則其每年新增的外貿貢獻度為0.125萬億美元。即還需0.125萬億美元的外匯規模。兩項合計為1.375萬億美元，若按6個月的外匯儲備計算約為6800億美元。通過以上兩種方式的分析可看出，為了保持我國國際收支預算的平衡以及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其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為6800億美元。因此，目前我國1202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確實超出了適度規模。

2.我國外匯儲備高增長的利弊思考

著名經濟學家 Machlup曾提出“衣柜效用”，認為貨幣當局對外匯儲備的需求如一位夫人對其衣柜中的時裝需求一樣，多多益善。實際上外匯儲備的增加既可以是經濟實力的增加，也可以是債務、風險的增加。巨額外匯儲備是把雙刃劍，有利也有弊。

(1)不利于宏觀經濟平穩的運行

在開放條件下，經濟系統的內部不平衡需要相應的外部不平衡來彌補。我國目前內部不平衡的情況是國內儲蓄大于投資，相應的外部不平衡是對外貿易順差和外匯的增加。外匯儲備的多寡絕不能看作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強大與否的標桿。外匯儲備激增是我國經濟失衡的表現之一。由貿易順差引致外匯儲備增加，反映了國內總需求不足，而國內需求不足在宏觀層面上又進一步表現為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在國內儲蓄大于投資的情況下，過分地鼓勵FDI的結果是進一步抑制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創新。

(2)不利于國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中央銀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帶來壓力，特別是對信貸的緊縮起了抵消作用。由于銀行間外匯市場外匯大量增加，央行不得不在市場上以本幣購入外匯，為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投放人民幣占款。近期，我國外匯占款不斷增加，2007年12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40.34萬億元,同比增長16.72%，增幅比上月末低1.73個百分點，比上年末低0.2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為15.25萬億元,同比增長21.01%，增幅比上月末低0.66個百分點，比上年末高3.53個百分點；市場貨幣流通量(M0)余額為3.03萬億元,同比增長12.05%。全年累計凈投放現金3303億元,同比多投放262億元。根據弗里德曼“單一規則”理論與經濟增長保持一致的貨幣供給增長率才是合適的增長率。而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勢必使央行要放出貨幣購買外匯。從2006年統計說明我國貨幣供給量達到16%。而我國的國民經濟增長率為10%。為此，央行又不得不采取發行央行票據、提高準備金率等手段回籠資金。這些連鎖反應削弱了貨幣政策的調控空間，也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

(3)現行外匯管理制度下的高外匯儲備易造成流動性過剩

巨額的外匯儲備支撐的貨幣供應量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有別于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特色。若以第一季度外匯占款的增速，2007年全年外匯占款而致的基礎貨幣供應量將超過14萬億元人民幣，因此強制性結售匯制和外匯占款制度已經成為中國難以實現控制貨幣流動性過剩的制度性原因。

在嚴格的結售匯制度下，我國外匯儲備必須由中央銀行用本幣來置換外幣，不言而喻，中央銀行必須多發行基礎貨幣或央行票據（用于對沖部分基礎貨幣發行），這就必然造成流動性過剩。流動性過剩成為中國當前最令人擔心的問題之一，其原因就在于多余的流動性會造成社會資金充裕，可能會帶來系統性金融危機。資本的本性驅使它總要尋找出口，一般而言這類資金結果是進入樓市和股市、證券以及期貨市場等，推動這些領域的資產價格不斷膨脹，最終釀成泡沫經濟。這不僅會給國家經濟帶來巨大損失，而且易引致國民經濟的滯脹，使我國的經濟陷入泥淖中。

三、結論

我國高外匯的儲備成因很多，就目前來看，解決我國高外匯儲備的辦法只能用經濟調節的手段加以調控，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有效的金融監督體系，為了保證我國經濟的運行安全，暫時不可能完全放開資本市場。在經濟全球化下，我們更不可能在封閉狀態中自我發展。我們可行的解決辦法是發展本國市場、合理使用外匯等。目前，國家已對過高的外匯儲備做出適當的調整，提高了個人和企業的持匯額度，對于過高等外匯順差也給予一定的政策限制。例如，逐步取消出口退稅政策，調高對初級產品出口的稅率已減少初級產品的出口，改革現行的結售匯制度，提高金融監管水平放松對外匯的管制、建立健全外匯市場，擴大內需減少順差和外匯儲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減少初級產品出口，加快和加強“走出去”的步伐等等措施。

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我國的外匯儲備的數額會進一步的增加。但如何減少我國過量的外匯儲備帶來的不利影響，是我們值得深思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張慧毅:對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思考，經濟論壇，2006.01

[2]周靜:關于我國外匯儲備積累困境的思考，經濟論壇，2006.01

[3]趙慶明:我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研究，南方金融，2005.12

[4]肖倬中國外匯儲備的成因與成本分析，外匯管理，2006.02

[5]謝太峰:關于中國外匯儲備多與少的思考，國際金融研究，2006.07

[6]姚新超:2006年上半年中國外貿回顧與分析，宏觀經濟研究，2006.09

[7]張平:大國效應和自主宏觀政策選擇，經濟學動態，2006.10

[8]馮用富:中國外匯儲備的規模與運用，經濟學動態，2006.10

[9]韓駿:緩解我國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對對策與建議，宏觀經濟管理，2006.11

[10]龍天健:中國超額外匯儲備的生成機理與結構弊端，山東社會科學，2006.10

[1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第三版，人民大學出版社

第9篇：經濟增長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票據市場 票據經紀人 票據業務 金融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4）03-189-03

1694年蘇格蘭銀行的成立標志著現代金融業的開始，銀行“信用功能”的發現使得金融能量被高倍放大，信用給金融業帶來顛覆性的革命。信用革命催生了金融業的蓬勃發展，信用與工業、商業的密切結合極大地推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創造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驚人速度，為資本主義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繁榮。至今銀行信用仍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圍繞著“信用功能”數百年來金融產品層出不窮，以適應社會經濟和金融業務的發展。伴隨著金融業務的發展形形的社會人成為金融職業人，票據經紀人就是金融業發展的歷史產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的地位得到確認，大步邁進的市場經濟步伐已經接近國際水準。經濟的發展推動著金融業的發展，金融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市場經濟全面開放，金融作為服務行業之一，已經置身于開放的國際市場，在國際化的金融競爭中我國的金融界面臨著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

一、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不斷推進

我國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推動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增長出現了持續的高速度，伴隨高速增長的經濟，我國的金融市場迅速發展，業務量成倍增加。改革之初，支撐金融市場運轉主要靠四大國有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為進一步確立我國市場經濟的地位，更好地參與國際市場貿易經濟的交流和競爭，2001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第143個成員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我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同時，世界經濟也必將融入我國市場。在世界貿易組織“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市場準入”宗旨下，我國的經濟市場全面開放。

我國金融業由于受政策性因素的限定，長期處于國家壟斷的地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金融作為服務業成為最早開放的領域之一，隨著外資銀行、外資金融公司介入我國金融市場，我國單一的金融格局開始被打破，外資金融業務直接影響和撼動著我國的金融市場。為適應國際金融市場，不斷提升我國金融業的競爭力，我國的金融改革的步伐不斷邁進，四大國有銀行先后完成了股份制改革，成為上市公司；多種體制的股份制銀行得以組建，地方銀行、各種金融公司如雨后春筍遍布，這些金融體產生正逐步改變著我國的金融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民營企業成為發展最快的經濟實體，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民營經濟不斷發展、不斷優化，逐步壯大。民營財富在經濟發展中不斷積累，這部分快速增長的財富早已滿足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求，以“滾雪球”的方式成“幾何”速度增長為巨額財富，這些長期存放的資金需要有好的投資方向。

1.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必然對金融市場的需求增加，而有效金融資源的配置傾向大型國有企業、壟斷行業、利潤高增長行業，造成中小企業融資難，金融供給不足的問題日益突出，資金供求關系的長期矛盾，必然催生民間資本借貸。資金供給和需求間的長期不平衡，為民間資金找到增值、保值的好出路。

2.近年來金融業高利潤也直接影響著民間財富的投向。許多民間資本不愿意在實體經濟中投入，主要因為實體經濟的資本受到投資風險、競爭壓力、利潤回報低、資本周轉期長等因素的影響，民間資金不愿成為股東資本。而金融資本較高的回報，使得民間資本更看好金融業，更愿意將民間資本介入到金融資本，且多年來一直在努力著作這方面的探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資本已經進入許多的行業，并得到認可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尚受到政策性的限定，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業務一直游走在政策的邊緣，民間資本有著成為金融資本的強烈愿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對民間資本介入金融業指明了方向。“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指示精神，意味著金融執業的政策的降低，金融許可的條件將進一步放寬，多元經濟體具有參與金融執業的條件。

參與金融業務將成為民營企業家最具有誘惑的投資沖動，民間資本成為金融資本將得以實現。民營銀行、民營金融機構將作為更具活力新生力量融入金融體系。票據經紀人作為民營資本的一部分參與金融業務，在開放的金融市場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票據經紀人在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占據一席之地，以其單一的金融品種，專營的業務服務金融市場，在金融市場中起著拾遺補缺的作用。

二、金融市場多元化格局形成，投融資渠道多樣

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的多元化格局已經基本上形成，但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金融機構仍然占據著金融市場的絕對份額，金融市場仍然處于國家相對壟斷的地位。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入，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金融行業的壟斷地位正在逐步挖解，民營資本將多渠道滲透金融市場，多元經濟體的市場份額一定會有大幅的提升。

現階段在外資銀行、外資金融機構不斷向我國金融市場滲透的同時各地不斷出現的投資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基金公司、典當行等都在經營貨幣業務參與金融行業，這意味著過去由央行控制的金融市場準入權開始松動，民營資本邁向金融市場的門檻在不斷地降低。由民間資本發起的民營銀行的成立將標志著民間資產參與金融市場地位的確立，這支新型的金融大軍，以其高效的管理手段，靈活的營運機制在金融市場必將掀起大浪、開創新的局面。隨著民營銀行、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壯大，金融市場多元化格局必然形成。

四、金融自由化與金融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速度加快，但金融改革的步伐明顯遲緩的多，利率市場化以及金融體系自由化的改革模式早已提出，但金融穩定的理念一直影響著金融改革的步伐，漸進式的金融改革理論，緩慢地推動著金融改革的進程。利率市場化標志著我國開始向金融體系自由化的邁步。

金融自由化也稱“金融深化”，是“金融抑制”的對稱。金融自由化理論主張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放松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的籌資功能以改變對外資的過度依賴，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使之市場化，從而使利率能反映資金供求，匯率能反映外匯供求，促進國內儲蓄率的提高，最終達到抑制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

簡單地講金融自由化是一個國家的金融部門運行從主要由政府管制轉變為由市場力量決定的過渡。金融自由化包括價格的自由化、業務經營自由化、資金流動自由化、利率自由化、銀行自由化、金融市場自由化等。

金融自由化利與弊在理論界一直有爭論，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促進了金融業發展，增強了金融市場競爭力，提高了市場效率，推動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加大了金融界自身的風險，加劇了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引發的危機促使經濟衰退，進而引起“多米諾”效應，形成經濟危機。金融自由化的二重性特征，早已引起各國金融界的高度重視。

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大于風險是理論界的共識，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作用下，金融自由化已經成為必須選擇的道路。由于金融自由化的明顯弊端，各國在推進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中多采取審慎的態度，穩步推進。

金融體系改革成敗直接影響社會的經濟增長、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金融自由化決不可理想化，金融體系改革存在的利弊交織，直接影響著金融體系改革的快速推進。決策選擇只能是利大于弊，減低其脆弱的一面；增大其收益的一面。必須用積極的、科學的、審慎的態度充分論證每一項具體措施的利弊，權衡利害，完善有效的監管。采取有力的防范風險手段，確保金融體系改革有序推進。金融自由化才能達到增加金融市場的競爭性，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目的。因此，我國金融自由化進程將會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由于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穩步推進，金融自由化的實現必將經歷一個緩慢過程。現階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的政策不會取消，不斷深化的金融體系改革將逐步降低金融業進入的政策，部分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將開始進入金融界，但民間資本自由的進入金融業有待金融自由化的實現。

總而言之，由于金融執業政策的存在，票據經紀人的市場地位就不能確定；從業資格不具備，決定著票據經紀人業務經營的違規。票據經紀人長期游走在制度的邊緣，活躍著票據市場，迫切期待票據經紀人制度的推行。

票據經紀人制度的推行有待政策的降低。

參考文獻：

[1] 金融自由化.中國城鄉金融報，2008.4.8

[2] 朱建瀅（導師：沈軍）金融自由化對中國上市公司融資約束的影響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