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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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跨國公司；并購；應對策略

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恢復性復蘇。各國政府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調整了對外投資政策，如德國的工業4.0、美國制造業回歸，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一帶一路”戰略等，這促使企業跨國并購交易活動呈現活躍趨勢。跨國公司在此背景下也要調整其并購戰略。因此，分析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現狀，探討其并購特征，指出其并購過程中的問題，對我國有效地利用外資、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新一輪更高水平對外開放、落實“一帶一路”戰略，以及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一、 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現狀

1. 全球跨國并購的發展現狀。聯合國貿發組織和商務部貿易研究院的《2016世界投資報告》指出，2015年全球跨國并購金額從2014年的4 320億美元增至7 210億美元。從數據來看，發達經濟體的跨境并購有了較大增長，致使2015年FDI流向發達經濟體的數額從2014年的5 220億美元增長至了9 620億美元。

第一，跨國并購活動恢復活躍。跨國并購活動經過兩年連續下跌后，于2014年出現反彈，2015年達7 210億美元，以凈價值計比上年增長了28%。驅動這種交易的重要因素一是由于跨國公司著眼于尋求新的增長點，二是跨國公司出于協同效應和規模經濟的考慮來降低成本。大型跨國并購交易是跨國交易活動價值增加的一個關鍵要素。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4年，多國企業收購價值大于10億美元的數量飆升至223個，而2013年只有168個。同時，多國企業也有過幾次大的撤資，相當于收購總價值的一半。

第二，從行業領域看，跨境制造業并購創新高，引致FDI增長較快（見圖1）。2015年跨境并購制造業金額創下歷史新高，達到3 880億美元，超過了此前最高的2007年記錄。這就使得制造業在2015年跨境并購的占比達到了50%以上。需要指出的事，從全球層面來看，采掘工業FDI的減少對FDI的總額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

服務業投資主導的長期趨勢持續增強（見圖1）。由于服務業占全球附加值的70%，因此服務業外國直接投資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的比例有可能會進一步上升。

2. 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現狀。跨國公司于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90年代初期，跨國公司在內的外資企業開始大量涌入。21世紀初期至金融危機之前，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的并購也呈上升趨勢。金融危機之后，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的并購狀況如下：

第一，外商投資增長勢頭良好。總體來看，中國吸引外資額持續穩定增加。2014年，中國吸引外商投資額為1 285億美元，比2013年的1 239億美元增長4%，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FDI目的地，在國際投資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增強。

第二，跨國公司在華并購活躍。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15年外商跨國公司以并購的方式在華投資的企業數目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均有增長迅速。其中：并購設立的企業數量為1 466家，增長14.4%；并購實際到資的外資金額是177.7億美元，增長了137.1%；跨國并購在實際使用外資中所占的比重由2014年的占6.3%上升到2015年的占14.1%，增大幅度較大。

2016年前兩個月，跨國公司在華并購交易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1 418.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7%；跨國并購金額占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比重由2015年同期的24.6%上升到28.1%。這表明跨國公司在華并購十分活躍。從并購行業來看，第三產業的比重保持穩步上升，并購趨勢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

二、 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特征

各國政府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調整了對外投資政策，如德國的工業4.0、美國制造業回歸，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一帶一路”戰略等，這促使跨國企業并購交易活動呈現與以往不同的特點：

第一，并購發起者主要源于發達國家和地區。跨境并購活動中的跨國公司母國或地區主要是美、日、歐，亞洲的日本和新加坡對華并購也有增長。隨著中國消費結構的升級和經濟轉型發展，發達國家的對華投資及并購力度不斷加大，上海和香港正逐漸成為更多跨國公司的總部所在地。與此同時，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增強了對中國市場的關注度。

第二，并購方式以協議收購為主。總的來看，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方式有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收購、二級市場收購（含產權交易所）、吸收合并、要約收購、增資、取得公眾公司發行的新股、間接收購、資產置換、繼承，但以協議收購為主。在2015年，入境并購數量共86個，交易規模為664.40億元，其中：協議收購63個，金額457.04億元；增資11個，金額73.70億元；二級市場收購6個，金額103.09億元；發行股份購買資產3個，金額10.09億元；要約收購、間接收購、繼承各1個，金額合計20.48億元。2011年～2015年期間，從數量來看，在wind資訊的371個入境并購樣本中，采用協議收購方式的有294個，占79.2%。排在其后的依次為增資和要約收購，分別為26個和22個。從金額來看，371家入境并購企業的并購總金額為4 298.35億元，其中采用協議收購方式入境并購金額達到2 966.11億元。

第三，并購行業由制造業向服務業尤其是高技術服務業轉移。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行業主要集中于服務業尤其是高技術服務業。在2011年～2015年期間，入境并購涉及的行業主要有電信服務、信息技術、可選消費、公用事業、材料、日常消費、醫療保健、金融、工業和能源。從并購數量來看，金融行業入境并購數量最多，為3 386個，其次為工業行業，為3 293個，之后依次為信息技術、可選消費和材料行業，分別為2 418個、2 104個和1 935個。從并購金額來看，金融行業入境并購規模最大，為34 512.41億元，其次為工業行業，為19 445.29億元，之后依次為材料、信息技術和可選消費行業，分別為14 026.98億元、12 396.96億元和12 066.03億元。

第四，并購地域集中于華北和華東地區。總體上看，2011年～2015年跨國公司在華并購金額呈現下降趨勢。根據wind資訊報告，2011年，跨國公司在華并購金額為263.923 8億元；2012年出現大幅度下滑至0.61億元，2013年和2014年有緩慢恢復，分別為34.354 1億元、55.783 4億元。但是，2015年又下降至0.473 3億元。從區域分布來看，跨國公司在華并購主要分布在華東和華北地區，其中華北地區2011年～2015年并購金額254.342 2億元，居各區域首位；其次是華東地區為85.744 1億元。這表明，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著眼點仍然在中國基礎設施良好、市場潛力大、勞動力素質高，以及運輸條件便利、已經具備相當競爭優勢的地區。盡管跨國公司在中國中西部地區尤其是中南地區的并購有所增加，但總體來看跨國公司在華并購仍呈現“東重西輕”的格局。

總之，跨國公司在華并購主要源于發達國家和地區，以美、日、歐的跨國公司為主；在華并購方式以協議收購為主；并購行業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尤其是高技術服務業和金融業；并購地域主要集中于華北和華東地區。

三、 后金融危機時期跨國公司在華并購存在的問題

1. 從跨國公司本身來看。

第一，并購戰略缺失。企業要用并購方式進行業務擴張，沒有很好的并購戰略，很容易導致并購失敗。比如，龐大集團與薩博的并購由于沒有很好并購戰略而以失敗告終。

第二，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與東道國的本土情況不相符。很多跨國公司在開拓國際市場的進程中通常存有戰略慣性思維，其產品、服務、商業模式無法與中國本土進行精準匹配，進而忽視了中國快速變化的市場狀況，也缺乏對中國的市場和客戶的深度了解。另外，中國實力強大的民營企業的崛起，也對跨國公司在華并購展開了競爭。它們相對更加熟悉本土市場的消費文化，能夠采取低成本策略生產替代性產品，更為關注分銷策略，無論是其研發的新型產品，還是獨特化的營銷模式都能夠對激活本土消費者需求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第三，忽視中國中西部市場。與中國東部沿海城市相比，中西部地區在土地、勞動力成本等基本要素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再加上當前國家的東北老工業的升級改造政策，使這些地區的市場擁有巨大的利潤潛力。而許多跨國公司忽視了這些市場，或者有的已經意識到，但是還沒有施以良好的操作。

第四，跨國公司高層管理人才缺乏。跨國公司的總部與其分支機構之間通常難以形成有效溝通，這種信息的不對稱使得跨國公司交易成本有所增加且運營效率有所降低。因此，隨著中國區域高管人員的頻繁調整，跨國公司總部并不能準確了解中國市場的發展以及公司戰略的實施情況，從而誘發了跨國公司的戰略定位不當。據經濟學人調查顯示，為盡可能熟悉中國市場運營情況，降低戰略決策的風險，約40%的大型跨國公司都傾向于向中國地區派駐非常高級別的高管。

2. 從東道國來講。

第一，我國產業發展風險隨著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擴大而呈加劇態勢。由于跨國公司并購的對象主要是我國重要產業的龍頭企業，而且并購的條件日益苛刻。如家電行業外商控股的合資企業約占75%，雙方各控制50%股份的占10%；合資企業幾乎控制了醫藥行業，其外商注冊資本比例多為70%以上。這增加了產業發展的風險，不利于我國產業的健康發展，影響國家經濟安全。

第二，從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跨國公司在華并購雖然帶來了資金和技術，從某種程度上說有利于我國產業的發展壯大，但是這些大多屬于非尖端技術甚至是落后技術。一些跨國公司還在成功并購中國企業取得第一大股東身份后，為了強化其技術壟斷優勢，將企業原有的技術研發部門予以取締，而改由其母公司直接提供技術，使我國我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研發能力受到嚴重影響。

第三，我國的本土企業和品牌在并購中逐漸消失。參與在華并購的跨國公司與國內本土企業相比，享有許多優惠政策，再加上跨國公司在資金、技術和管理方面的絕對優勢，導致許多本土企業的市場占有率逐漸縮小，品牌資源逐漸消失。如歐萊雅集團收購我國護膚品品牌小護士后，在對其旗下品牌進行整合時，使小護士品牌退出中國，這樣小護士品牌隨之消失。

3. 從母國來看。后金融危機時期，各國經濟政策的調整使全球資本流向有了新的調整。根據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和MIT的調查結果，跨國公司受母國相關政策，以及東道國勞動力成本、生產質量、營商環境、消費市場等因素的影響，正將業務從中國撤回母國。這導致了多國的跨國公司出現較大規模的減資或撤離中國，涉及制造業和服務業在金融危機后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均有所下降。如，美國的微軟、優衣庫，日本的西鐵城、松下，德國的Bilstein等公司以及大量海外人才也陸續回流本土。

四、 應對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策略

第一，優化外資結構，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依據世界產業的發展趨勢和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目標，應在利用外資方面通過差異化政策實施引導，重點鼓勵外資在現代農業、高新技術、先進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現代服務業等領域的投資。在全球產業價值鏈調整優化和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中國應該審時度勢，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的資源特別是外商投資來帶動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

第二，完善法律和法規等各類制度性建設，確保投資環境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借鑒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制定適合跨國并購趨勢、符合我國實際的、可操作性強的法律法規，增強我國吸收外資的國際競爭力。加快完善跨國并購的中介服務體系，減少跨國公司并購國內企業中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第三，加強對外資并購的引導與監管，使其成為我國吸引外資新的增長點。監管主要應從關聯交易的審計、信息披露機制、不正當交易等方面入手，約束跨國公司在華并購可能產生的壟斷行為和其他負面行為，引導外資并購的健康發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要加強防范跨國公司的非法撤資行為。

第四，通過提升科技創新水平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和服務，增強中國品牌的美譽度。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正向高質量、高附加值的中國品牌升級，“中國制造2025”強國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提升了我國企業的品牌自信和軟實力。然而。所有的品牌都是和自己的創新能力、產品的適應能力、服務的能力相聯系的。企業要認真貫徹黨的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戰略部署與要求，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加快轉型升級，切實提高創新發展成效和企業發展實力及核心競爭力。加大研發投入，通過產學研結合等有效形式，提高自身的創新發展能力。

第五，培育中國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考慮到我國當前資源與能源的約束，應當積極引導跨國公司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盤活供給存量，帶動產業轉型升級，引入國際領先的管理經驗，建立健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和現代公司制度的法人治理結構，從而進一步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推動中國企業實施海外并購戰略，鼓勵企業通過并購整合戰略聯盟等方式，參與全球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在競爭與合作中形成和壯大中國自己的大型跨國公司。

參考文獻：

[1] “促進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政策”課題組.跨國公司在華并購投資：意義、趨勢及應對戰略[J].管理世界，2001，（3）.

[2] 陳佳貴，黃群慧.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及其對我國企業的并購[J].經濟管理（新管理），2002，（16）.

[3] 陳佳貴等.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新動向[J].經濟管理，2001，（2）.

[4] 范黎波，王肅，張菲菲.跨國公司在華戰略演進分析――基于制度經濟學視角和摩托羅拉實踐[J]. 財經問題研究，2010，（4）.

[5] 劉春宏.美國跨國公司并購行為的變遷及對中國的啟示[J].經濟與管理，2006，（9）.

[6] 王國棟，陳麗珍.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現狀分析與對策建議[J]，國際貿易問題，2005，（9）.

[7] 王宇露.跨國公司在華并購戰略解析及其風險防范[J].學術交流，2007，（5）.

第2篇：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實體經濟;跨國傳導

中圖分類號:F8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10)02-0022-04

一、國際金融危機跨國傳導機制分析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繼而傳導至其他國家并對全球經濟金融產生影響。因此,分析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首先需要明確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跨國傳導機制和渠道。與以往的金融危機相比,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國際傳導有了一些新的變化。

(一)貿易溢出效應

國際貿易是現代國家間經濟交往的重要渠道,同時也是國際金融危機傳導的主要渠道之一,貿易溢出效應主要是通過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實現。本次國際金融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因此本次國際金融危機通過貿易途徑所產生的影響相對更強更廣,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美國進口額約占世界總額的16%,并且長期保持對外貿易逆差,美國消費水平下降對國際需求直接造成顯著影響;二是美國金融危機已經造成歐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放緩、需求下降,產生間接影響和波及效應,這種波及效應對貿易出口的影響時間可能更長;三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基于成本優勢的出口面臨反傾銷和反補貼壓力加大;四是匯率變化造成商品相對價格變化,影響其他國家出口競爭力。如2007年5月至今,美元對人民幣約貶值超過10%,造成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與暴發于其它地區或轉型國家的金融危機相比,本次金融危機的貿易溢出效應相對更強,渠道更多。

(二)金融溢出效應

目前,國際資本流動已經超越商品流動成為世界經濟中一股最活躍的力量,同時也成為金融危機傳導的一個重要途徑。金融溢出效應是指一國發生金融危機造成市場流動性不足后,通過國際金融市場、銀行體系或機構投資者的運作,引發國際資本流動致使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市場流動性不足,形成危機的跨國傳導。美國作為世界上金融系統最完善,金融機構最發達的國家,曾被認為是最安全的投資市場。但危機爆發后,一方面,美國金融機構被迫對投資組合進行調整,撤回大量海外資本,加劇了全球短期資本流動的波動性;另一方面,為達到最低資本金充足率和保證金要求,持有美國不良資產的外國金融機構開始收縮貸款,使金融危機進一步在國家間傳導。美國金融危機的金融溢出效應對歐洲國家產生的影響尤為顯著。

(三)季風效應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各國經濟波動的同步性和金融波動的全球化成為金融危機國際傳導的助推器。通過全球化這一傳導渠道,由于共同的外部沖擊而形成的季風效應在現代金融危機的傳導中越來越顯著。季風效應主要是通過產業聯動效應和政策沖擊傳播。隨著生產全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一方面,出口產業將各國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危機會沿著產業聯動效應的渠道傳向其它國家。美國作為全球經濟的龍頭,某個產業受到的沖擊會通過產業聯動效應將影響傳遞到其它國家,如美國汽車行業受到沖擊后,對相關上下游行業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另一方面,各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已經超越了國界,一國經濟政策的變動會構成對世界經濟均衡狀態沖擊。特別是在國際貿易和金融方面占據重要地位的美國,其經濟政策變化的溢出效應也是傳導影響的一個重要渠道。

(四)凈傳染效應

現代金融危機表現出的快速傳染特征,無法完全用貿易、金融溢出效應和季風效應進行解釋,這部分無法用基本面進行解釋的影響被稱為凈傳染效應。金融危機可以通過對投資者預期心理產生影響而快速傳播,特別是對于那些與危機發生國經濟結構相似、地理位置相近、政治體制相同、文化背景相似的國家和地區,通過預期和心理的變化實現“自我實現”的危機傳導。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其所產生的凈傳染效應遠遠超過亞洲金融危機,造成世界范圍的心理恐慌和負面預期,使各個國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快速傳播的一個重要途徑。

從對天津產生影響的角度看,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對天津實體經濟產生影響的主要傳導渠道為國際貿易和資本渠道以及非接觸性途徑。其中,外貿出口作為長期以來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影響首當其沖,是危機傳導的主要渠道。在金融溢出效應方面,目前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并沒有完全放開,因而受到的沖擊和影響相對較小,主要集中在直接投資方面。在非接觸性途徑,通過心理預期方面產生的影響速度最快,并且由于對形勢惡化的預期往往甚至超過實際情況,凈傳染效應在國際危機出現的早期對投資者、消費者行為產生的影響較大;季風效應所產生的影響相對較為隱蔽,但其對產業結構的深層次影響應該受到重視。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天津實體經濟的影響分析

(一)對外貿出口的影響

國際貿易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對天津實體經濟產生直接影響的主要渠道。從2008年以來的出口情況分析,國際金融危機對天津對外貿易產生了非常顯著的影響,表現出了三個特征。

一是出口貿易快速下降,外貿進出口轉為逆差。天津出口貿易額從2008年10月開始出現下降,由增長趨勢快速逆轉為下降,到2009年7月開始逐漸回升,但截至2009年底仍未恢復到2008年水平;并且從2009年2月份開始,外貿進出口轉為逆差,在10月、11月逆差額有所減小,但12月份逆差仍達到8.09億美元。2009年與全國同期平均水平相比,天津市進出口、出口降幅分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6.7和13個百分點。必須看到,這是在提高出口退稅、鼓勵出口的情況下得出的,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外部需求減少,對天津出口貿易產生了顯著影響。

二是主要出口市場需求下降明顯,且進一步向其他市場擴散。對主要出口市場情況進行分析,美國、歐盟、韓國、東盟和日本五大市場2008年出口額約占天津總出口額的66.3%,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出口顯著下降。其中,美國是天津最大的出口市場,約占天津出口額的20%,2008年10月天津對美國的出口額急轉而下,是造成天津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國金融危機對天津產生直接貿易影響的表現。歐盟和日本出口分別約占天津出口額的15%和10%,天津對歐盟和日本的出口在2008年11月開始下降,反映出金融危機開始向其他市場迅速擴散,并且對天津的出口產生間接影響。從2009年6-11月的出口情況看,早期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市場美國、歐盟、日本的出口同比分別下降28.5%、28.3%和25.07%,但臺灣、俄羅斯、巴西、東盟、非洲等市場的出口同比降幅分別達到63.6%、58.85%、47.3%、46.4%和35.0%(見圖1)。這表明雖然對美國、歐盟等市場的出口下降有所趨緩,特別是對美國的出口從2009年6月開始出現逐漸回升跡象,但俄羅斯等市場受到危機波及進而需求顯著減少,金融危機所產生的間接貿易影響正在不斷顯現,對天津出口貿易的影響仍未結束。

三是三資企業出口受影響速度相對較快,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受影響程度相對較深。從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出口情況看,2009年出口分別約占天津市出口總額的13.8%、72.5%和13.6%,其中三資企業是天津外貿出口的主要力量。在金融危機爆發后,三資企業的出口下降速度最快(見圖2),2008年四季度,三資企業出口同比下降17.2%,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出口分別增長了41.1%和21.1%。但從2009年2季度開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出口所受到的影響開始逐漸顯現,并且同比下降幅度超過三資企業,二季度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出口同比分別下降50.1%、35.5%和36.3%。2009年7月出口開始逐漸回升,其中三資企業出口恢復較快,2009年四季度三資企業出口實現同比增長0.5%,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出口降幅有所收窄,同比下降40.0%和22.4%。

(二)國際資本流動途徑的影響

我國的資本項目并未完全開放,利用外資主要是通過直接投資渠道,因此國際金融危機通過金融溢出效應對天津產生影響主要是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從天津外商投資情況看,國際金融危機對天津利用外資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突出表現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上半年,天津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出“一降兩升”,即外商直接投資下降,利潤匯出和撤資清算上升。

在引進外資方面,根據外匯管理局天津市分局統計,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家數、注冊資本和資本金結匯從2008年8月份開始顯著下降,2008年四季度同比分別下降了55.6%、76.1%和81.5%;2009年上半年維持在較低水平,同比分別下降43.2%、83.4%和63.7%;2009年下半年開始回升,與上半年比,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家數和資本金結匯分別增長38%和41%,注冊資本增長2.6倍。國際金融危機通過資本流動途徑對天津經濟產生的影響顯著。

在利潤匯出和撤資清算方面,外資企業利潤匯出出現短期快速大幅上升,2008年二季度快速上升到17.02億美元,環比增長了1.89倍,同比增長了0.79倍;三季度仍然高達15.07億美元,同比增長了0.74倍;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有所回落,但在2009年二季度再次超過15億美元。從外資企業撤資清算情況看,截至2008年末,撤資清算并未受到顯著影響;但2009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資撤資清算出現快速上漲,一季度達到3.19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倍以上,二季度達到2.08億美元,同比增長了4.5倍(見圖3)。從2009年下半年情況看,外商直接投資利潤匯出和撤資清算開始明顯下降。這表明,國際金融危機引發資本流出的增加,在短期首先表現為利潤匯出大幅上升,隨著發展會進一步引發撤資清算的大幅增長。

外商直接投資是促進天津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力量,2007年、2008年天津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分別達到52.77億和74.20億美元,分別相當于同期天津GDP的8.0%和8.5%,相當于同期天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16.7%和15.1%。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可以通過增加投資和就業、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和投資擠入效應等多個途徑促進所投資地區的經濟增長。因此,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外商直接投資的急劇減少,利潤匯出增加,甚至出現撤資清算的快速增加,其對天津實體經濟所產生的影響不僅是直接投資額的減少,同時也會對天津的產業發展、技術進步產生較為廣泛的影響。

(三)非接觸途徑的影響

通過非接觸途徑進行傳播,已經成為現代金融危機傳播的一個重要特征,其中最為顯著和直觀的是通過心理和預期途徑進行傳播的凈傳染效應。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對天津投資者信心的影響顯著,投資者對未來的判斷由相對樂觀迅速轉為悲觀。根據調查,從2008年四季度開始,企業家信心指數和對宏觀經濟形勢判斷的景氣指數開始快速下降,2009年一季度分別達到87.7和96,較2008年三季度分別下降35.2點和33點,特別是企業家信心指數處于十年來的最低點。在國內經濟基本面尚未顯著改變的情況下,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迅速轉為悲觀,進而對投資和生產行為產生影響,使金融危機對天津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自我實現”。雖然是非接觸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的傳播卻是最為迅速的。

三、需關注的問題及相關建議

(一)應關注危機造成的長期影響,做好長期應對準備

國際貿易途徑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對天津實體經濟產生影響的一個主要途徑。2009年三季度,天津主要出口市場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市場的經濟均實現了正增長,經濟出現明顯反彈。但必須同時看到,全球經濟復蘇的基礎仍不穩固,就業形勢仍然嚴峻,各國產能利用率仍處于低位,經濟復蘇對政府政策的依賴性仍然較大,并且存在刺激政策退出風險。此外,為應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美國等發達國家采取了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在長期將會造成匯率貶值壓力,同時貿易保護主義又在國際上抬頭,這些對天津出口貿易的影響也將會不斷顯現。

從天津的情況看,加大投資力度、加快大項目建設、深入企業幫扶等政策的確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經濟保持了較好的發展態勢。但必須看到外部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同時還必須關注一些在短期有效的政策在長期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問題。建議做好長期應對準備,首先,保持政策措施的可持續性,如解決好依靠大項目拉動投資的可持續性問題;其次,避免局限于采用短期措施解決長期問題,適時轉變思路調整方法;再次,保持政策連續性,引導中小企業投資者和消費者恢復信心,同時根據發展情況進行適度微調。

(二)應關注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充分應對并有效促進“調結構”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深層次原因還在于長期的全球經濟失衡。一方面,美國保持低儲蓄和超前消費,長期處于貿易逆差;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保持高儲蓄和低消費,長期處于貿易順差。這種不平衡為新興市場國家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提供了巨大的國際需求,但金融危機的爆發打破了這種不平衡,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從天津的發展情況看,2003年以來,投資率開始提高,與此相對應的是消費率逐年下降,2008年天津市投資率和消費率分別為53.6%和31.5%。經濟增長對于投資的依賴程度與其他直轄市相比處于較高水平,同時也面對著更大的結構調整壓力。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出口壓力的直接影響的同時,必須關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帶來的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問題。一方面,在積極支持外貿企業渡過難關的同時,還需要有效應對貿易轉型所帶來的影響,防范國際貿易發展調整所帶來的出口企業經營和信貸風險,同時支持粗放型貿易增長模式向集約型貿易增長模式的轉變。另一方面,在積極支持投資保增長,滿足企業合理流動資金需求幫助企業渡難關的同時,還需要應對國際產業聯動效應對國內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的影響,著眼于長期可持續發展,有效支持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三)應關注外資經濟在金融危機傳導中的作用,防止和減弱危機通過外資企業途徑的進一步傳導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外資企業易于受到其國外母公司的影響,母公司的經營狀況會迅速在其子公司的經營決策中表現出來,外資企業對經濟環境的研判、投資和經營決策更容易受到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從而更容易將季風效應和凈傳染效應傳遞到東道國。外商直接投資和外資企業成為傳播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一個“快速通道”,其生產和出口的調整將直接對國內就業、收入和消費產生影響,同時也會通過產業關聯和凈傳染效應將這些影響傳遞到國內投資和企業。因此,應重點關注外資經濟的易受傳染性,以及外資企業在國際金融危機傳導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一方面,加大對外資經濟的監測分析,特別是加強對外資撤出的監測,對外資經濟與當地經濟的產業聯動效應進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采取積極的措施應對外資企業出口下降和投資減少通過關聯效應對天津市實體經濟的進一步影響,減弱國際金融危機通過外資企業途徑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1] 朱民、王家強.《金融危機到經濟衰退的傳導:基礎、渠道和信心》[J].中國金融,2009年第4期.

[2] 安輝.《現代金融危機生成機理與國際傳導機制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

[3] 劉東凌.《金融危機的國際傳導途徑和實證研究》[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9年第3期.

第3篇：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

國際金融法是調整國際貨幣金融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學者指出，國際金融法是現代法領域中的一個具有獨立性的紀律，其不是分散地方性法律組成的體系，它具有完全的獨立性。金融與國際的結合造就了國際金融關系的獨立性與調整對象的特定性。近年來，金融全球化全面加深與擴張，國際金融法不論是內容或是效力也得以蓬勃發展。

1.國際金融法的地位逐步提升國際金融法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制定了明確的規則，在全球經濟生活中調整和規制著經濟運作。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勢必對國際金融法也產生重大影響。可看到，隨著金融全球化，國際金融法在現代國際經濟關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法律調節者的角色，特別是次貸危機以來，更是引起了國際經濟法學界的熱議，對其研究逐漸成為熱點。有學者就指出，上世紀70年代末，國際經濟法學的熱點是國際直接投資；而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經濟法學的中心開始向國際金融法轉移。無論在實務還是理論界，國際金融法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逐步的提升。

2.國際金融法的內涵深刻變化金融全球化深刻改變了傳統國際金融的內外面貌，國際金融的出現伴隨著金融管制的取消或放松以及國內金融市場向國際投資者的開放。從此，本國的居民和非居民可以享受同等的金融市場準入和經營許可待遇。而金融機構實施跨國經營戰略之后，國際化程度也可以提高。國際金融領域突飛猛進的發展，帶來的諸如無紙化、網絡化、系統化等新變化，對傳統的各國監管體制及融資理念產生了較大影響。由于資金越來越成為一種現代經濟流轉必須的血液，這使得現今金融體制再也不是以往處于實體經濟的附屬地位，而是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能夠獨立于甚至一定程度上背離實體經濟，更顯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虛擬性、符號性特征。金融市場的逐漸交融也帶來了某些國家在經濟方面的霸權，這種情況下，國際組織及相關國際機構所制定的國際金融法律制度也試圖在維護國家經濟，維護公平互利方面加大努力。

3.國際金融法的結構更趨合理從國際金融法的發展來看，圜于貨幣的地域性及發展的差異性，其開始時主要存在于國內私法性立法，在國際法制及公法性質規則方面非常欠缺。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在以下兩個方面都有所改觀。一方面，由于金融法的融合，國際規則與國內規則之間出現了滲透與銜接，金融全球化的范圍與內涵在廣度與深度方面的發展，促進了各國金融新規范的應運而生，國際金融合作也大幅增加。在國際金融條約和慣例的修訂方面也大有進展，在保證國內金融的基礎上增加了與國際的接軌，出現了很多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互協調的慣例和規范。另一方面，公法性規范和私法性規范相輔相成。私法調整微觀金融交易關系，公法對宏觀金融關系進行管理。公法性規范和私法性規范相互滲透，互相補充，覆蓋面不斷增大，調整范圍擴張，使國際金融法規范結構不斷細致化、全面化，更好地協調國際金融關系。

二、全球化下國際金融法的現實問題

雖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金融法制的發展呈現出喜人的勢頭，但在這種良好態勢的背后，依然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

（一）國際金融法律制度滯后金融危機全面大范圍爆發，乃是法律制度的滯后性缺陷造成的，是在單純實體經濟下制定的法律無法適應于虛擬經濟的相關要求而引發的危機。從目前來看，國際金融法制的滯后性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其一、在國際金融秩序維護方面，相關條約規則較少，因而遇到國際金融危機無法有效維護國際金融的正常秩序，以致使金融市場會產生動蕩的局面。其二、在國際金融危機應對方面，國際金融法缺乏較為完善的法律應對機制，特別是在國際金融風險的處理方面達成的國際規則不多，而且即使達成，其內容也較為抽象，根本無法為得以落實和有效處理，對危機的法律支持服務缺失嚴重。其三、在國際金融危機防范上，國際金融法中公法性金融條約數量少且內容抽象，加上金融監管雙邊文件的強制力有限，難以為金融危機防范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另外，從主要形式上，很多國際金融協定都是以“諒解備忘錄”出現，這僅是一種意向性的規定，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另一種形式即“相互法律協助條約”，也并非對于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方面的專門文件，對金融危機的防范作用也相當有限。此情況下，國際金融相關法律條款的稀缺與滯后性，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而毫無疑問的顯現出來。

（二）國際金融法的效力分散

從國際金融關系的實踐可以發現，國際金融法的效力與作用發揮，始終是在國內與國際機構及部門之間彼此合作與競爭的范圍內展開的，而此過程中，全球的規則與標準就成為這種相互交往作用下的產物。通過這樣的過程，國家的監管機構主要負責規則及參與國際團體標準的制定，而國際標準制定機構被透過一致性共識予以運轉，其成員（即國家監管者）負責執行國際立法的產物，而國際金融機構的主要參與者則承擔檢驗與評估符合國際標準的最佳做法。由此，國際法的上所謂國際與國內的劃分在國際金融法中可能并無依據。但是這樣的體制，也帶來了國際金融法效力的分散問題，以至于由于各個國家在金融上所持強硬的態度，因此國際金融法一直被認為是弱法。各國都建立了屬于本國的金融制度，從國際金融法視角來看，這種規范效力就分散開來。不可否認，國家金融對每個國家都是至關重要的，各國采用最利于本國的金融監管制度無可厚非，但因此就極易在國際金融監管的標準與方式上產生差異，監管的矛盾與沖突也時常產生。如世界各國的銀行對于風險評估在要求與標準上如果存在較大的差異，這樣的問題將會給金融監管造成很大的漏洞，不但會使得不同的金融機構的發展不平衡，而且也將帶來國際市場的非公正秩序，進而使得國際金融與經濟的良性發展受挫。[9]現行國際金融法由于合作性缺乏造成權利的分散性，不利于國際金融法對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監管與改進，同時各國金融合作的缺少同時也不利于世界經濟的推進與發展。

（三）國際金融法的力度不足

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劍橋學者提出了“軟法”概念。然而對于什么是“軟法”，學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對于國際金融法而言，其軟硬性無法簡單下結論。就國際金融監管法律方面的規范性質為例，可對其分出所謂“軟法”與“硬法”部分。前者主要是指那些可以由國家強制力得以保障實施的法律規則，任何對其的違反都可以通過相關國際規則達成救濟與解決；而后者，其是那些結構松散且在效力上無法得到國家強制力作為后盾的法律，其并不能產生對社會的實際效果，因此其一般都比較靈活，在適用中也有很大的隨意性與自由度。通過巴塞爾協議及一些國際組織規范，雖然在類似上述金融監管方面已經存在了各種法律，但其中很多規則中并沒有正式的法律規定，或者根本就是一種政治口號，因此由于這樣的一些規則，國際金融法被定義成“軟法”。應承認，作為軟法，雖然在靈活性方面較高，但其在國際金融秩序中，各國對其在涉及一些重大利益關切方面仍存在很大的矛盾。本文認為，國際金融的發展，必須依賴強有力的法律為支撐，不斷變化的國際金融秩序的維系與持續，必須依靠“硬法”的作用進行維護。單單只靠軟法的靈活調節，并無硬法保證，國際金融秩序將難以維系長久平穩與健康發展。

三、國際金融法應對全球化的完善出路

（一）國際金融法監管力度加大

全球經濟危機情形下，國際上對此做出了各種不同的嘗試，但重心幾乎都定位于在全球金融法律制度的規制改革上。缺乏統一監管，將導致全球經濟體系風險的增大。因此，針對性的金融監管改革也逐漸浮出水面，世界經濟體制也越來越將中心放在此方面。加大金融監管力度，不僅只是擴張監管，更重要的是金融制度的配套性改革。根據現有情況來看，國際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改革還是將重心放置在金融監管規則的完善、金融監管力度的加強、金融機構的健全上。

對于加強國際金融法監管力度，可從以下方面入手。1.健全國際金融監管的規則金融危機的傳導效應將金融問題全球化，但問題是，金融監管作為國家始終掌握在各個國家手中，如此因危機而設立的防范制度便會缺乏足夠的針對性與及時性。對于此種情況，各國開展的舉措主要是提高金融監管的協調與針對。一方面，要擴大其金融風險的范圍。資產負債風險的難以預知性加上衍生工具產生于發展中存在的風險，各國無不提高了警惕。金融危機的損失大多集中在交易運作過程中。擴大風險的覆蓋范圍，無疑將會提高應對風險的針對性，減少金融危機可能造成的突擊影響，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秩序。交易過程是一個不斷變換的過程，其中出現的問題與風險不易評估，而金融監管過于宏觀會造成監管盲點，從而危害到金融市場的安全性與穩定性。擴大風險覆蓋范圍，不僅可提高對金融危機的抵抗力與反應力，同時能更好維護國際金融市場良好秩序。另一方面，也要加強相關制度建設。值得注意，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強化全球金融結構，穩定金融市場，針對性建立了一套涵蓋12個領域的標準。此外，近些年來，隨著一些離岸金融中心積累了巨大的全球流動資本，對許多國家的金融穩定構成潛在影響，IMF也開始對離岸金融中心遵守上述標準及其采取的行動予以評估，以加強對此類機構的監管，促使國際規則能夠適用于此類中心。本文認為，這些標準的制定對維護穩定金融穩定的格局會有顯著作用。但將這些標準轉化為大多數的多邊性國際金融規則還有難度，所以要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必須將現有標準轉化成真正的可實施性強的法律制度。

2.完善國際監管責任的劃分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顯示出在國際監管責任劃分方面的存在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一直是金融監管難點所在。這主要體現在，國際金融業在逐漸走向混業經營的情況下，對于從事混業經營和金融產品創新活躍的國際金融機構缺乏普遍的監管權力的分配標準。權力分配的不明確，從而會導致金融監管效力減損，以至于造成金融市場在穩定性與安全性方面的欠缺。這無疑會讓金融危機趁虛而入，從而危害世界金融市場，動蕩全球經濟生活。故為了盡可能讓金融機構獲得更全面的監管，擴大金融監管范圍，針對復雜金融機構制定法律，落實各個機構的監管事項分配是必由之路。

（二）國際金融法的強制性提升

要更好的維持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性，解決國際金融關系的沖突是必要條件，故加強國際金融法強制性在在以后的國際金融法發展中尤為重要。作為最重要的國際金融公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對違反協定的成員國家規定的制裁措施，也不外乎是警告、限制或停止使用基金的普通資金、停止該國的選舉權、不能享受基金組織出售黃金所得的收益，以及授權其他會員國對不履行基金協定義務的成員國實行歧視性外匯管制，直至責令退出基金組織。顯然，基金組織的這些制裁手段仍然停留在允許其他成員國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階段，并不能收到在制裁違法行為以及強化國際金融法制方面的效果。一方面，要完善國際金融法律制度，從整體上查缺補漏并加以梳理整合。對于重要和權威的國際金融組織而言，其可以充分利用廣泛的信息資源，加強相互間在信息與技術方面的交流，從而達到查缺補漏、相互促進的目的，以促金融監管的統一化與法制化，使得金融監管具有更強的強制力。對此，應從宏觀角度來把控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國家應該從這個方面更加重視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設，為統一的全球金融監管努力。另一方面，要加大具有針對性的金融監管規范方面嘗試與創新。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后，一些具有開拓性及針對性的金融監管法規不斷出現，其較好地對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提供了具體對策，更加有側重的面對國際金融市場出現的動蕩與問題。所以，加大具有針對性的金融監管法規的創新嘗試，不僅能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的框架，同時又能保障宏觀監管下各種金融問題解決的效率及可行。此外，若能將針對性金融監管與金融監管合作相結合，將使得各個國家監管分工更加明確，即盡可能的覆蓋監管盲區，也將很好的避免監管重復性。

（三）國際金融法價值的多元化

由于金融系統不同于其他體系，具有更強的不穩定性及風險性，因此國際金融法的價值取向上就不能完全等同于公平、自由、安全的傳統法律取向。為穩定金融市場，保持經濟生活的安定秩序，國際金融法以后應向多元化價值取向方面發展。當今的國際金融法在價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從20世紀70年代的金融獨立性逐漸形成后，追求金融交易效率性的勢頭明顯增加，這較前期單純追求交易安全穩定性又提出新的要求。維持金融體統的安全性與秩序性是各國經濟生活中的長期追求，但隨著金融的迅猛發展，金融全球化不斷深入擴張，更多的要求應運而生，金融市場的安全穩定不再是唯一取向。由于現代市場資源使用和配置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決定的，實現金融監管法律的內容，直接關系到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益。本文認為，法律作為一種調解社會生活的手段，任何法律必須要在價值取向上加以抉擇，以不斷適應發展變化的大千世界，作為國際金融法也不例外。國際金融法在價值取向上的變化是國際金融法積極適應金融全球化的結果。雖然許多國家的金融立法和金融體制改革都逐漸形成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并重的多元價值，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入金融形勢隨時的變換下仍需要不斷的查缺補漏不斷完善。

四、結論

第4篇：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

作為虛擬資本的有價證券不是勞動生產物，自身沒有價值。作為所有權證書，能夠給其所有者帶來收益，收益便成為它的“價值”的內容。馬克思指出:“人們把虛擬資本的形成當作資本化。”其資本化的基礎就是有價證券的收益，其資本化的尺度便是市場利率，其資本化的結果便是虛擬資本的量。虛擬資本市場價格的變動及其決定方法有其獨特的運動形式。它的市場價格是由證券的定期收益和利率決定的，不隨現實資本價值的變動而變動;其市場價值與定期收益的多少成正比，與利率高低成反比;其價格波動，既決定于有價證券的供求，也決定于貨幣的供求。馬克思指出:“在貨幣市場緊迫的時候，這種價證券的價格會雙重的跌落:一是因為利息率提高;二是因為這種有價證券大量投入市場，以便實現為貨幣。”這表明虛擬資本價格的漲落，取決于有價證券與貨幣這兩種資產的相互替代程度，而導致它們相互替代的因素，是人們的資產選擇。

二、虛擬資本發展與金融危機的內在聯系

虛擬資本存在內在矛盾，隨著虛擬資本積累形成虛擬經濟，這種矛盾的影響也日漸擴大，凸顯為虛擬經濟的二重作用。虛擬經濟的負作用會引致泡沫經濟，最終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發生。

(一)虛擬資本的二重性虛擬資本的內在矛盾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虛擬資本是以現實資本為客觀基礎的;另一方面，虛擬資本的增值過程與其所對應的現實資本運動具有相對獨立性，有價證券的貶值或增值同其所對應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無關。由此可見，虛擬資本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即客觀衍生性和相對獨立性。虛擬資本的客觀衍生性表現在:一是虛擬資本的規模具有衍生性。作為虛擬資本載體的有價證劵的發行規模是由現實資本的發展水平決定的，而有價證券的發行規模又直接決定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規模。雖然一些金融衍生工具與現實資本并沒有直接產生聯系，但是它要依托于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它的發展規模自然也要受到現實資本的規模所制約。二是虛擬資本的價格具有衍生性。虛擬資本本身只是收入的資本化，并不存在價值，其價格運動受相應的現實資本價值的制約，現實資本的價值是虛擬資本價格波動的軸心。三是虛擬資本的運行具有衍生性。只有現實資本正常運轉，為虛擬資本提供良好的衍生基礎，虛擬資本才能朝著健康快速的方向發展。虛擬資本的相對獨立性表現在:一是價格變動的自由性。虛擬資本在交易所可以不停地交易，其價格的變動不需要有現實的對應物。二是行為主體的投機性。虛擬資本的多數行為主體通過預期價格的漲落，把通過交易獲取一定投機利潤當作主要交易動機。三是財富積累的虛幻性。虛擬資本一旦進入交易場所，其價格的波動往往與現實資本的價值相脫離。在交易過程中，虛擬資本的價格上升，不等于財富的實際增長，只是財富形式的增加。虛擬資本投資過程中增加的財富具有虛幻性。

(二)虛擬經濟對經濟發展的二重效應虛擬經濟是指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簡單地說，虛擬經濟是直接以錢生錢的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既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虛擬經濟對經濟發展的正效應主要表現在:一是優化社會資本配置，增加社會資本總量。在當代信用經濟中，投資所需貨幣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是虛擬經濟交易。通過虛擬經濟的各種融資方式，在較短時期內，能最大限度地對社會資本總量進行調配，聚集大量資金并滿足資金短缺部門的需求。二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引導要素合理流動。虛擬資本的交易機制能引導投資者向那些信譽好、效益高、有發展前景的領域投資，促進要素的合理流動和資源的高效配置。三是完善風險分擔機制，防范投資集中的風險。虛擬經濟具有對經濟風險轉移和分散的功能，促進了經濟的穩定發展。四是擴大收入渠道，提高收入水平。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對經濟發展也有負效應。一方面，虛擬經濟過度發展會大量擠占實體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的主要推動力是現實資本的投資。虛擬資本投資，只有通過其籌集到的資金真正地進入生產領域，并真正地促進了生產資本的形成，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虛擬資本與其衍生基礎嚴重背離，就會造成大量資本運轉在虛擬資本的領域，而不能進入現實資本的領域。當虛擬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過大時，虛擬資本不僅不能夠真正促進現實資本投資，還會擠占經濟發展所需的現實資本的空間，導致現實資本的投資得不到滿足，從而阻礙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虛擬經濟過度發展還會引發并放大經濟風險。虛擬資本的相對獨立性，將金融資產以及金融交易活動與其對應的現實資本是否實現增值進行了分割。因此，在虛擬資本運動獲得大量收益的同時，會使業已存在的經濟風險放大，甚至引發新的經濟風險。

(三)虛擬經濟的負效應與金融危機的發生虛擬經濟過度發展滋生經濟泡沫，并最終形成泡沫經濟。泡沫經濟是高度投機下的虛擬資本交易行為造成的經濟虛假繁榮。泡沫經濟的根本成因就是虛擬資本的二重性矛盾的無限擴大，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的價格劇烈波動，嚴重背離其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經濟泡沫破裂引發金融危機。泡沫經濟過度發展，資本過度集中于虛擬經濟領域，擠占了投入到現實資本領域的資本空間。當再生產的規模不再擴大，現實資本的收益向虛擬資本轉移停滯，信用會劇烈地收縮，投資主體對虛擬資本需求急劇下降，虛擬資本價格直線下滑，經濟泡沫隨即破滅，經濟泡沫破裂可能造成金融危機的發生。

三、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以及現實啟示

虛擬資本的二重性決定了只要發展以虛擬資本為交易物的虛擬經濟，就存在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近年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是一個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的絕好案例。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形成與衍化國際金融危機的萌芽。2007年2月，美國次貸危機初步爆發。這一階段的危機對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都沒有產生太大的沖擊，人們對危機的嚴重性未予以足夠的重視，美國政府沒有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2007年6月后，次貸危機深化，次貸危機逐步轉化為金融危機，金融市場開始做出劇烈的反應。在這一階段，股票市場的波動加劇，投資者的恐慌情緒開始蔓延，對經濟前景的預期越來越悲觀。為了應對可能的經濟衰退，美國政府實施了總額達168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國際金融危機的擴散。2008年3月后，金融危機惡化并迅速地向全球蔓延，股票市場反應強烈，許多非美元貨幣開始大幅貶值，投資者陷入極度的恐慌之中。這一階段，美國金融危機迅速轉變為全球金融危機，歐洲尤為突出，不僅股票市場大幅下跌，歐洲貨幣兌美元匯率也大幅下挫，銀行體系的流動性迅速惡化。國際金融危機的衍化。2008年底至今，歐洲部分國家和美國的金融危機衍化為債務危機與財政懸崖。債務危機與財政懸崖實際是金融危機的延續和深化。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誘因金融衍生工具種類多樣化。金融衍生品作為虛擬資本的高級形式，使虛擬資本的獨立性日益增強。20世紀中葉以后，美國的虛擬資本快速發展，債券、股票、外匯、股指期貨、大宗商品期貨市場等大量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等逐漸成為美國人創造新的貨幣財富的重要工具，在這個過程中，虛擬資本的獨立性快速擴大。金融衍生品投資短期化。隨著金融市場逐漸成熟，產品層次和結構日益深化和復雜，風險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金融投資機構逐漸從關注單一投資品種轉向整體投資組合，并更加注重收益與風險的匹配。最初，發行金融衍生品的目的就是為了分散風險。然而，美國金融衍生品發行者的投機套利動機明顯強于分散風險的目的，金融衍生工具分散信用風險的基本功能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被其投資套利功能無情地弱化，導致金融衍生品投資短期化。金融政策和監管錯位。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美國政府在危機之初對金融機構的救助和金融市場的干預十分猶豫，既擔心金融危機繼續惡化，又顧忌政府的干預適得其反，違背其自由主義的精神。在金融危機發生前，為了刺激經濟發展，美聯儲實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制造了金融市場的泡沫，為金融危機發生埋下隱患。實體經濟發展緩慢。二戰以后，美國的經濟運行方式走上了“去工業化”的道路，其典型特征就是以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無論是在國民經濟的產值中所占的比值還是在就業貢獻率上都逐步提高，而傳統制造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20世紀初，美國從事制造業生產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口近2/3，21世紀初下降到21.8%;農業就業人口占比從38．3%下降到1．6%，服務業就業人口占比從33．2%上升到近80%的水平。美國經濟的“去工業化”伴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現實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重越來越低，現實資本投資的GDP占比大幅下降，由1950年的37．1%下降到2009年的17．8%，與此同時，虛擬資本積累的GDP占比大幅上升，由15%上升到33.6%。當前，以金融房地產業為主的虛擬經濟占據了美國經濟的主導地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客觀必然性。

第5篇：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

1.主體行為錯位。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個旨在穩定國際匯價、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并通過提供短期信貸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暫不平衡問題的國際機構，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與世界銀行和WTO并列稱為世界三大經濟“聯合國”。50多年來，IMF對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政策、匯率確定和貨幣政策都產生重大的影響。IMF始終以體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主線，美國在基金組織中一國所占的份額就達到18%，擁有絕對的否定權。IMF對會員國的貸款規模極其有限，而在資金分配方面又存在著不合理之處，其貸款按會員國交納的份額分配，主要發達工業國占有份額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貸款資金最需要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另外，IMF提供貸款時附加的限制性條件極其苛刻，這種限制性條件是指IMF會員國在使用它的貸款時必須采取一定經濟調整措施，以便在IMF貸款項目結束或即將結束時能夠恢復對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機構一樣，在發放貸款時必須考慮貸款資金的回收問題，以保證它擁有的資金能夠循環使用，就此而言，IMF發放貸款時附加限制性條件顯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從IMF近年來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貸款限制性條件的實際結果看，由于IMF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夠準確和全面，附加貸款條件規定的緊縮和調整措施卻給借款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金融危機中，接受IMF的資金援助的東南亞各國都被迫按其所開的“藥方”進行調整和改革，而這些“藥方”都是：要求危機國采取財政緊縮和貨幣緊縮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資進入并進一步穩定匯率；要求亞洲各國整頓金融機構，加速開放市場并邁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補貼政策等。IMF的這些限制性條件，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資本流動自由化，反倒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此外IMF對這些面臨匯率風暴沖擊的國家采取強制措施，不但無法恢復投資人的信心，反而加劇了資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業的資金成本大幅提高，從而加速破產的速度，并引發通貨膨脹的急劇上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美國借IMF對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貸款之名，實行“經濟殖民主義”的掠奪。美國以援助為籌碼逼迫東南亞各國開放國內市場，并要求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樣更動搖了市場的信心，使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徹底瓦解，1976年簽訂以浮動匯率制合法化、黃金非貨幣化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議從此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國際金融進入了一個沒有體系的時期（注：學術界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有人稱其為“沒有體系的體系”，也有人將其歸納為牙買體系。它的內容是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資產，多樣化的匯率安排，多種形式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各國相對靈活的國內宏觀政策選擇，這種制度使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存在“超國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各國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簡單集合。其特征表現為：各國對外貨幣政策轉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種限制性制度，允許貨幣逐步走向自由流動和貨幣價格的自由浮動，市場成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屬的制度，并且與社會中其他制度的復合體相互作用。總之，經濟不只是市場機制，它還包括那些形成市場、構建市場和通過市場起作用或引導市場起作用的制度”（注：《簡明帕氏新經濟學辭典》第33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頓森林時代所謂的“沒有體系”是當前國際金融制度安排的總體特征，由于這種體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國際金融體系處于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這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制度缺位具體表現在：

(1)在金融危機的援救過程中缺乏最后的貸款者。目前，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形成，資本的跨國境流動加快，客觀上要求金融監管標準全球統一和國家干預國際化。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銀行”，作為監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場的“警察”和扮演國際最后貸款者。而這樣的職責由IMF來承擔是困難的，不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不進行國際經濟秩序和制度的創新，難以防止貨幣危機的再次發生。

(2)迅速膨脹的國際資本市場缺乏國際監督和防險措施。由于國際資本流動的背后，有銀行業的支持，使資本市場出現了所謂“高杠桿操作問題”；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長大大加快，而這種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使習慣于集中管理的監管制度更難實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險的工具演變成高風險的投資工具，金融危機爆發的突然性，使金融監管相形失色；“信心”這類心理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信息傳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種傾向性，使信心越來越難以穩定，越來越容易大幅波動。

(3)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形成平穩的與金融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相匹配的國際資本市場對接機制。資本的全球化將全世界的各個國家都卷了進來，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在對貨幣的自由兌換、國際收支的調節、外匯儲備的選擇與管理上還不能適應國際資本流動與變化的節奏。這一方面是國際資本運動非核心國與核心國之間在經濟制度安排上的不銜接，同時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的不銜接，國際經濟金融組織與各國經濟制度的不銜接。金融的自由化進程過于迅速，出現了無序、波動過大和惡意投機以致破壞自由市場的趨勢。自由化進程已帶來三個問題：一是投機性成份超過投資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經濟的虛擬化發展到超過真實經濟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發展到發達國家失控、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程度。

(4)對以對沖基金(HedgeFund)為主要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缺乏必要的間接管理。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國際投機炒家運用對沖基金這種高杠桿的金融銜生工具瘋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傳出的關于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向國際15家大銀行融資35億美元以挽救險些倒閉的頹勢，反過來說明，對沖基金是有錢的游戲，它具有高回報，同時銀行向其貸款風險也是相當大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過監管銀行來加強有關對沖基金的管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提出征收資本交易稅的設想，也是對國際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游資對各國金融市場的沖擊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變革與創新

任何時期的國際貨幣體系都是對當時的世界經濟現實作出的客觀選擇，現存的金融體制不是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所設計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在國際金融體制中的影響日益增強，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現行貨幣體系顯然不能適應這一變化，它不能從根本上滿足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資金一體化以及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客觀要求，因此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產生制度需求，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適應外部環境客觀形勢的變化進行制度變革，另一方面是為填補制度缺位而進行制度創新。這種制度變革與創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進或創建新的國際金融機構。(1)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頓森林時代也曾起到過很大作用，但它在職能安排上已不適應新形勢變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國及其它西方發達國家干預的色彩太濃；二是在其貸款的份額、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預警系統方面存在極大缺陷。目前需進一步擴大其防范和支持當事國化解金融危機的能力，協調成員國的貨幣政策，提供中長期貸款以協助其克服國際收支的困難。(2)提高世界銀行在穩定國際金融體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的職能。如讓世界銀行承擔部分化解受害國金融風險的支持功能；發揮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的作用，加強對遭受危機襲擊的國家實施資金援助。(3)許多經濟學家都主張建立一個最后貸款人，來避免產生金融不穩定的過度道德風險。IMF難以擔當最后貸款人的重責，我們傾向于建立一個諸如“世界金融組織”(WFO)的機構，制定新的規則和宗旨，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平等參與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運行規則的制定，規范國際金融市場行為。(4)以國際清算銀行為中心，建立國際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提高國際金融預防風險的能力，為IMF或其它國際金融機構提供基礎性材料，向有關成員國發出金融風險的預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制度。許多國家由于銀行管理不善，引發金融過度風險；或由于銀行財務狀況信息不透明，延誤發現和解決風險的時機；或由于監督機構不獨立，使制定的監督制度不能實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構已成為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1999年初，由七個發達國與十五個新興國家組成的盟國金融小組商討制訂“財政透明度行為準則”、“公布數據的特殊標準”和“公司管理行為準則”等，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并實行金融監管。(2)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管理。對沖基金是有錢人的游戲，集中大筆資金利用匯市、股市和期貨期權市場進行“立體投機炒作”，給一國經濟帶來極大的破壞力。喬治·索羅斯認為：“造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是一體化帶來的龐大資本，超越國際的無原則的移動。”對沖基金以及其它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是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對銀行的跨境監督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第三，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和協調。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協調各方關系的。從國別上看，首先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要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如何保護和支持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次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協調；三是加強地區間的國際金融合作和協調。另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則包括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協調。需要提及的是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高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有必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設，參加國際經濟協調。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為地區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國際地位會越來越高，并將在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國在新的貨幣體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選擇是：一方面促進IMF的決策機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們可借鑒歐盟的做法，先在區域內協調，在東亞范圍內用同一聲音說話，憑借其整體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抗衡，這樣就有可能使歐美接受中國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造中發揮較大的作用。

總之，國際貨幣體系是規范各國間貨幣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公共產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創新的特殊利益分配，這其中包含了制度變遷主導型國家對他國的部分權力控制。如以美國懷特計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使美國大受“鑄造稅”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國在二戰后獨霸西方社會的戰略企圖在經濟領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經濟實力相對懸殊，大量發展中國家要求變革國際貨幣制度的愿望最為強烈，是制度變遷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無力承擔制度創新的責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給。但同時美國在全球社會日益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今天又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來實施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實際上是一種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政府是決定制度供給的主導力量，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產品，無人提供制度供給，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擁有絕對權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潛能，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具有特別作用。在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的今天，象二戰之后單純依靠一個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國際社會的多邊協商與外交力量的制衡，這其中發展中國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歐元與日元的崛起，將與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這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單一國際貨幣的最終目標也會越來越遙遠。儲備貨幣的確定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個關鍵，而對儲備貨幣的所在國來講又意味著極大的制度創新的優勢。美國、歐盟與日本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都有著強烈的制度創新的意愿，紛紛提出有關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構建框架的設想，從實力比較，因此美國、歐盟與日本最有可能成為未來制度創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約束條件是制度的邊際收益等于制度的邊際成本，因此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邊際的和局部的，這也意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漸進與漫長的過程。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麗：《全球視角的金融變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張宇燕：《東亞金融危機與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國際經濟評論》1999年3-4期。

第6篇：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

因此，加強對金融危機治理研究，挖掘危機產生根源，強化防范意識，建立有效危機治理機制，是當前學術界研究亟待探討的問題。

二、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傳導和影響評析

（一）生成根源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蔓延之迅速，波及范圍之廣，消極影響之深，確實是世界各國未料到的。究其根源，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長期以來盛行的“超前消費”模式為危機產生積累了不穩定因素。

長久以來，美國人的儲蓄和消費習慣是：少儲蓄，多消費，上升到國家層面就是政府長期保持外貿和經常項目逆差。美國經濟某種程度上說是由美國人的超前消費以及全世界資本來拉動的。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這種模式的流行，即從以收入為基礎的儲蓄模式向以資產為基礎的儲蓄模式轉型：依靠個人財富增長，其基本消費不以個人收入水平為基準，而是通過金融工具和衍生品將個人預期未來收入轉化為可以增加財富的資本，然后把這些資本變成個人消費來源。這樣不僅可能透支現存的資本，而且容易透支未來可能取得的財富①。

而這種嚴重地透支未來的投資消費模式，無論是房地產市場，股票等公共領域，還是個人資產領域都表現無疑。這種模式不可避免地對美國經濟可持續運行帶來了負面影響。

第二，金融創新帶來的衍生品提高了危機的產生風險。

作為20世紀金融創新之一的資產證券化在這次危機爆發中起了助推器作用。資產證券化，即以打包的貸款抵押資產為標的物發行債券向投資者出售，它一方面促使貸款機構將流動性較低的貸款資產以現金流形式回收，一方面使投資者拓寬投資渠道，加強多方面投資收益②。這種金融創新固然有可取之處，但仍存在缺陷和漏洞：房地產金融機構為了迅速回籠資金而提供更多抵押貸款，它們在投資銀行幫助下實施資產證券化，將一部分住房抵押貸款債權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出來，以這部分債權為基礎發行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據美國經濟分析局調查，美國次貸總額為1.5萬億美元，但發行了近兩萬億美元的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進而衍生出超萬億美元的擔保債務憑證（CDO）和數10萬億美元的信貸違約掉期（CDS）③。由此不難看出，資產證券化創造的金融衍生產品本可以起到分散風險、提高銀行等金融機構效率的作用，但它一旦過度，就加長金融交易鏈條，使金融衍生品更為復雜，金融市場也就變得缺乏透明度，危機發生概率加大。

第三，房地產市場虛假繁榮產生的泡沫加之政府利息政策變動促使危機顯現。

這是此次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鑒于美國經濟長期的高負債、低儲蓄特征，為應對新世紀出現的一系列經濟困局，2001~2003年，美聯儲連續下調聯邦基金利率，使之從6.5％降至1％。對未來房價持續上升的樂觀預期，使得銀行向信用度極低的借款者推銷住房貸款。但是，2004年以來美聯儲多次加息將聯邦基準利率從1%提升到5.25%，逐步打破房地產泡沫，使得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加重，一些放貸機構遭受嚴重損失甚至破產④。由于房地產價格下跌，拖欠債務比例和喪失抵押品贖回率轉而上升，造成房貸市場更加混亂。

第四，金融監管的弊端為危機滋生提供了“適時”環境。

美國推行自由資本主義模式，標榜通過最低政府干預和最大程度競爭建立彈性寬松的經濟體系。但逐步放松的金融監管使其金融體系常常陷入危機之中。

其流動性注資和大幅度降息的刺激方式為許多國家央行效仿，這就助長了市場對央行的依賴心理，從而使金融機構放松了對風險防范的控制。虛擬經濟擴張的幅度大于實體經濟，而且隨著監管漏洞和弊端日益增多，更多商業銀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創制中，危機隱患逐步擴大。同時，政府把對次級房貸債券的評估和監督責任拋給私人債券評級機構，給這些機構留下太多操作空間，無疑對危機的加深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傳導機制

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是指引起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產生的繼發效應。它不僅由一國影響到另一國，而且也造成區域間的連鎖反應。

就此次危機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匯率傳導

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持續走低，導致作為世界主要清算和儲備貨幣的美元不斷貶值，使包括資產價格、貨幣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等在內的整個國際價格體系陷入失衡。結果就是：一方面，資本逃離債市、股市，資產市場迅速下跌，損害金融穩定性；另一方面，石油、糧食等大宗基礎性商品期貨爆漲，并帶動現貨價格飆升，通貨膨脹由一國波及全球。

第二，機構傳導

機構傳導有兩種方式：一是危機延發國的金融機構出現支付困難，影響與母國同一系統的分支機構或總部的支付；二是一國的債務機構出現支付困難，而另一國的債權機構因對其借貸比重過大，可能被拖入債務危機中。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屬于第二種方式。由于全球很多國家的金融機構持有雷曼公司的股票及債券，而雷曼的最終破產導致其不能迅速回籠資金而影響到支付①。

第三，心理傳導

此次金融危機的傳導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機構和個人恐慌心理的蔓延和波動。這種恐慌心理切實地反映在股市、債市、匯市的不正常表現上。就美國而言，金融危機產生后，市場走低給投資者心理沉重打擊，股票市場持續大跌。從實踐上講，對于股票投資，投資者會根據掌握的信息對未來進行預期，當其對持有資產的安全性產生懷疑，會采取保守和安全策略。這種情況下，個人行為極易轉化為集體行為，即所有投資者都將采取相同舉措，形成蠱惑性傳言使市場產生波動和震蕩②。

（三）實際影響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產生的影響巨大，不僅影響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的變化，而且將對今后國際金融秩序起到極大的重塑作用。

全球金融危機對現有世界金融體系帶來深刻影響。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美元在現行世界貨幣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國際貿易計價、世界外匯儲備和國際金融交易中，美元占有相當大比重。同時，美國為主的商行、投行和對沖基金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把握主導權。世界上主要貿易國家將大量資金投入美元資產，推動其房地產及金融衍生品發展，使得金融市場風險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不斷積聚。

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元資產及其金融產品的吸引力和價值下降，其依賴資本賬戶支撐國內赤字和消費融資的發展模式將不可持續，全球貨幣金融體系面臨嚴峻挑戰，必將引起國際社會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反思。

國際金融格局和秩序轉變的趨勢可能加快。新世紀以來，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國際經濟格局產生了一系列新變化。但是，國際金融格局的游戲規則長期以來由發達國家主導，缺乏廣泛參與，致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這場肇始美國并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充分暴露出現存格局的弊端。改革不合理的金融格局和秩序，重塑公平、公正的新秩序，使之能夠反映金融運行的普遍規律和原則，也兼顧不同經濟體的發展要求和特點。當然，由于各方受金融危機破壞程度和影響領域不一、各利益相關方對于建立新格局、秩序的具體措施尚未達成一致。因此，只有循序漸進，才能最終形成體現各方利益，都能有效參與的新秩序。

三、金融危機治理中的中國經驗與策略的價值分析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深化，金融風險也在不斷積聚，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必然會影響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因此，各國政府和學術界逐步認識到金融危機治理的重要性。如何能夠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踐效驗來探索金融危機治理的有效模式和具體策略，成為現今研究的重點。

（一）亞洲金融危機治理的經驗借鑒

亞洲金融危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波及范圍最廣，危害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機。

其爆發根源在于亞洲各國的經濟狀況失衡和過快的改革進程形成了金融風險，給投機力量以可乘之機。而且各國間存在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系造成各國之間相互傳遞和影響，使得危機進一步惡化。作為在亞洲經濟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中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能夠把握機遇，從容應對，使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從而贏得多方稱許，其中的成功經驗對于治理此次危機有良好的借鑒意義。

第一，對資本項目實行管制，對其開放采取循序漸進原則。

亞洲金融危機中，尚未完全開放資本賬戶的中國受到國際投機的沖擊較小，原因在于國家對資本項目的有效管制。一般認為，放開資本項目，將使一國與國際資本市場聯為一體。

但是由于單個國家的國際儲備與巨額國際游資相比很小，因此，在金融監管不健全、宏觀調控薄弱的情況下放開資本項目，國內經濟極易受資本大量流動和投機的影響，進而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導致匯率大幅波動。一旦單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危機擴散難以避免。因此，資本項目開放應與該國整體經濟實力和金融調控水平相適應，采取漸進方式。同時，考慮到經濟結構失衡的可能性，對資本實施暫時控制也是很必要的。這包括數量控制，也可通過征收交易稅或要求金融機構在借用國外資金時繳納準備金，以此加強對資本流動性監控①。

第二，實施較為靈活且穩定的匯率政策。

經驗表明，一種穩定和有競爭力的匯率安排對于發展中國家是至關重要的，它能夠保障出口企業保持競爭力，也保證其順利開展業務而不受匯率波動的干擾。眾所周知，經濟狀況惡化是產生危機的土壤，匯率制度的優劣則是危機壓力積聚的關鍵原因。由于亞洲金融危機波及的國家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一旦產生波動，就會帶動本幣升值，從而加劇本國出口困難，在經濟狀況本身欠佳的情況下，使經濟越發惡化。而本幣幣值高估，客觀上為短期游資投機創造有利可圖的條件。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根據形勢變化，改變以往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使匯率波動順應市場變化且在一定可控區間內進行正常波動，從而較好的穩定市場，保證幣值相對穩定，從而為抵御危機的沖擊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三，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堅定和提升民眾對于應對危機的信心。

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做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一方面穩定了市場波動的局面，化解了游資沖擊對于進出口的壓力，更重要的是堅定了民眾戰勝危機的信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傳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眾信心，某些情況下的危機是由公眾信心危機引發，因此，對其治理必須以維護公眾信心為先導。維護公眾信心，首先要樹立危機風險意識；其次是要有一整套穩定公眾信心的緊急救援機制，包括如何迅速調集資金給予救助，如何迅速決定金融機構退出等；再次，公眾信心的穩定離不開政府信譽，因此，政府信譽的護持、政策執行效率及力度的把握十分重要②。

（二）治理此次危機現實策略的價值分析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隨時間推移愈演愈烈，越來越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到挑戰。面對金融危機影響波及全球，世界經濟增長進一步放慢的局面，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得更加復雜。同時，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內經濟發展出現的新問題，使得對危機進行有效治理，進而研究出相應策略來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是需要審慎思考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

第一，創新經濟發展模式，促進經濟轉型建設，構建經濟發展新思維。

近年來，基于體制和政策原因導致一些生產要素價格扭曲。然而，隨著市場機制功能日益完善，要素價格受到全球市場調節程度越來越明顯，中國經濟進入了高成本增長階段。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建立在要素依賴和資源消耗基礎上的。

過于依賴外需狀況，未能擺脫“三高一低”的束縛，產業競爭力建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上，產品最終定價權主要由跨國公司掌控，且總處于產業鏈低端③。

因此，依賴于低成本優勢，著力發展低技術含量產業的傳統思路難以維繼，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迫在眉睫。金融危機為中國產業集群的成長和升級帶來歷史性契機。

隨著金融危機逐漸向實體經濟蔓延，沿海一些從事外向型加工貿易的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破產倒閉，這是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規律使然。需要改變的是，一是選擇產業價值鏈中的重要環節培育核心競爭力；二是通過技術創新來擴大規模，使價值鏈在原有基礎上延伸至更高的產業環節或移向新價值鏈；三是使用高新技術對原有產業進行改造和創新，實現產業鏈的整合。同時，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產品附加值，抓住當前原材料下降的優勢，掌握產品定價權，使產業發展更具主動性和前瞻性。此外，著力拉動內需，鼓勵服務業的發展，從而在更高層次上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例如，中國政府通過4萬億元刺激經濟方案和多個產業部門的“產業振興規劃”的舉措不失為一種正確有效的選擇①。第二，加強匯率和貨幣政策的靈活調整，依托金融創新完善金融監管，構建穩定有效的金融體系。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在確保國內宏觀經濟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匯率調整的市場化是切實可行的。事實上，中國采取對資本項目下外匯管制和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政策，符合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推論②。亞洲金融危機表明，這種制度安排符合中國經濟的實際，不僅有益國內經濟的穩定，也有助全球金融穩定，在這次規模更大的金融危機中應當繼續堅持。為此，在金融體系的構建方面，金融創新要與實體經濟增長相適應，要能夠有效控制金融中介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應當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采用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控制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加強金融管制，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和國際利率變化趨勢及時調整，在控制基礎貨幣投放總量的前提下放寬貸款額度管理，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提高居民收入，積極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健全。

第三，建立金融危機治理和調控機制，明確和強化政府在危機治理中的地位，加強危機風險意識的構建。

鑒于此次危機的復雜性，應全方位化解危機的消極影響。主要有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推行危機治理的社會參與模式。實現金融危機的轉化，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等眾多公共行為主體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參與金融危機治理。對政府部門而言，積極轉變職能，加強調控和監理，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實施宏觀管理；對非政府部門而言，主動參與，調整對象和策略以保證具體舉措的應用效果。另一方面是強化金融危機治理的過程監管。實際上，金融危機治理可以看成是一個整體過程，分為不同階段。如在預防階段，啟動金融危機預防機制，提高政府和公眾的危機風險意識，建立常設預防管理機構；在生成階段，建立金融危機實時處理機制，收集相關信息調查研究，制定應急管理方案等；在持續階段，進行金融危機調研評估，調整金融政策等；在恢復階段，建立危機善后處理機制，加強心理干預輔導，對危機結果和影響進行評測等。

第四，加強國際間合作，構建新的多邊經濟合作體制來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有效運行，遏止和防范危機產生。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更為緊密，一國的金融危機跨越國界傳播成為全球問題。因此，世界各國冀望攜手應對危局。2009年9月召開的20國集團會議上提出了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完善國際監管體系、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建議，就是一次良好的合作嘗試，既表明合作已成為各國應對危機的共識，也會對危機的治理起到顯著作用③。事實證明，符合時代潮流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必須具有靈活性和務實性。它的基本目標是通過鼓勵世界各國自身和整體國際利益相互協調，加強協商合作，共享信息資源，尋求共同利益；新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要求在尊重彼此和特殊性的基礎上，要求相關利益方共同承擔責任、共享政治經濟效益。毋庸置疑，新的多邊經濟合作的建立和完善將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產生正面影響和促進作用。

四、中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金融新秩序塑造中的作用

國際金融機制體系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復雜性，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局限性由于此次危機的爆發而進一步顯現，但改革牽涉面比較廣，關系到各方面的利益協調，必須各方達成共識才能有所突破和作為。有鑒于此，中國的作用應基于：首先，改革和完善國際金融體制，確保國際金融市場安全有序運行。

中國有責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對國際金融資本流動的監管，遏制國際游資的過度投機，提高對金融風險的預測、防范和救助能力，為其他國家的危機治理提供經驗借鑒。

其次，提倡平等互利原則，在國際社會廣泛參與基礎上，協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對話與協作，遏止危機蔓延，為受這次危機沖擊的國家和地區恢復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同時增加對受危機沖擊國家的資金援助，并為減輕債務做出適當安排。

再次，提高自身在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和組織中的地位，擴大對國際金融事務的話語權、游戲規則的制定權等；加強對IMF、WB等組織功能和政策設計的改造，使表決權及援助份額的分配和安排體現大多數國家合理意愿。

第7篇：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衍生產品；虛擬經濟；法律問題

從2007年初開始，由美國抵押貸款風險逐漸演變出的一場次貸危機，不僅瞬間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而且不同程度地擴大和影響到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國家。普遍的觀點認為，“次貸危機已成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面對突如其來的金融災難，從各國政府首腦到金融監管部門、從金融機構到學術界，都在匆忙而審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應對、渡過難關。就法律界來講，同樣面臨著反思與應對的迫切任務，應當采取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方法，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準確把握成因，進而做出科學判斷和合理建議。

一、金融危機爆發的內園分析——以美國為案例

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主要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就受影響程度而言，作為全球最大經濟實體的美國，顯然首當其沖。客觀地講，金融危機在眾多國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國或區域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影響，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機的成因及根源，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國。就金融危機在美國的成因來講，主要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鉤，缺乏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有效法律監管

美國經濟最大的特點是虛擬經濟，即高度依賴虛擬資本的循環來創造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早對虛擬資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統論述。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債券和不動產抵押等，它通過滲入物質資料的生產及相關的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推動實體經濟運轉，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因此虛擬經濟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其存在必須依附于實體生產性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就會變成無根之草，最終催生泡沫經濟。當前的美國金融危機是經濟過度虛擬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這其中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產品也開始不斷泛濫，金融衍生產品的極度膨脹導致美國金融服務業產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又沒有相應的管制措l施，虛擬經濟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滅。

(二)按揭法律結構上存在缺陷

美國在住房按揭貸款的設置上雖有擔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結構上卻存在重大缺陷，使得這種擔保不具有實際意義，從而也就使得金融風險從源頭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國次貸危機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擔保變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風險也就變得更容易發生。有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發放的次貸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間，美國家庭貸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遠遠超過了整體經濟的增速。金融機構的貸款年增速為10％。如今，由于房價暴跌，很多貸款人無力還款。而購房人對于所購房產只有很少甚至沒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銀行的貸款購買房產，然后再以該房產做還款的擔保，從這樣的擔保結構中可以看出，擔保人的擔保物雖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權，但就實質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換價值意義上的“所有權”。實際上，英美財產法中本身就沒有明確的“所有權”概念，有的只是對于財產進行利用的相關概念，這通常被理解為靈活并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而按揭這樣一種交易一擔保模式在高房價時代確實為普通人購房提供了一種可能。適應了經濟迅速發展下的社會需求。但是，法律作為對社會經濟進行最本質、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權歸屬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是不能含糊其詞的，否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陸法系國家，對于“無權處分”之類問題的研究汗牛充棟，并一直爭論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沒有所有權而處分財產是法律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處理機制。像現在遇到次貸危機的時候就能發現，正視所有權本質的問題其實就能發現它的價值。

(三)金融債務信用基礎的法律保障機制存在缺陷

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的導火索應該是金融債務信用基礎遭到了摧毀性的破壞，客觀地評價，美國作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著極其牢固、自身修復性很強的金融債務信用體系，同時，還有嚴密的法律機制對其進行全方位保護。但是，在此次危機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其金融債務信用基礎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仍然沒有抵擋住自由金融市場負面作用的巨大沖擊。其整個邏輯過程其實非常簡單，就公司金融債務而言，公司企業從商業銀行大量借款，再將借來的錢從事證券業或房地產業的投資。這時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高漲。但是，當過熱的股市或房地產市場高漲到一定程度，必然發生崩潰，此時公司的資金都壓在股票或房地產上，無法套現償還銀行的貸款。這就會導致銀行的信用基礎出現問題，銀行的資金不具有流動性，就會引發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的危機。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從事股票業或房地產業這些高風險的投資，而是從事出口貿易或制造業投資時，也可以從銀行大量貸款。但是，因為市場情況的突然變化，由于對市場估計的錯誤等各種原因，產品壓庫滯銷，也可能導致公司到期不能償還貸款。這也會影響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能力。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信用出現問題時，公眾存款人便對銀行進行大規模的擠兌。擠兌必然導致銀行倒閉。一家銀行倒閉還會引起數家銀行接連發生擠兌，金融危機就爆發了。

二、爆發金融危機的外因分析——國際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機自美國肇始，而后以極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國家，其原因，除了已經分析過的國內因素外，對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視。就法律角度講，外在因素，其實質就是國際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國際金融法對各國以及經濟實體的制約性不強。這是各種國際金融關系沖突與協調的結果，具體表現在：第一，在維護國際金融秩序與安全方面功效最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條約數量稀少、內容抽象，不能為金融危機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協定》雖然規定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促進國際貨幣穩定的宗旨和監督國際金融運行的職能，但對于IMF如何促進國際貨幣穩定、如何實施金融監管、是否有處理金融危機的權能等，并未作出具體的規定，致使金融危機治理實踐中產生有關IMF越權、救助時機延誤、救助資金不足、救助措施失當等種種紛爭和問題。第二，與金融危機治理密切相關的金融監管雙邊文件的強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諒解備忘錄”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僅僅是各國金融當局之間簽署的一種意向性聲明，因而在實施時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種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協助條約，其雖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關于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的專門性文件，且它們大多在發達國家之間簽訂，處于金融危機震中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反而較少簽訂，因此在金融危機防范與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組織的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券業監管者組織和國際保險業監管者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所的一系列國際金融監管規則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們主要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向各國監管當局推薦采用的一些金融監管原則、標準、建議和做法，同時，這些規則更適合于發達國家及其活躍銀行的監管，在金融監管體制和監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國家事實上很難得到確定的和同步的實施。

另一方面，現行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內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問題：第一，缺乏維系國際監管合作機制的懲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確而權威的國際金融監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國際金融政策與制度的協調機制。第四，缺乏對資本跨國流動的有效監管。第五，缺乏針對金融危機的一整套彼此聯系的法律應對機制。

三、應對金融危機的法律手段

(一)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法律監管

此次金融危機使我們必須認識到金融衍生工具的兩面性，在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電子化、自由化、國際化趨勢不斷加深的形式下，風險也在逐步增強。據有關人士統計，在過去10年內，因衍生交易產生的虧損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風險。對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監管，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軌，這是西方輿論公認的催生美國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我國目前對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較為明確的法律規范。有關交易的主體資格和授權、交易的、交易的避險性規定及其認定、交易的凈額結算在破產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風險，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具體的建議主要是：首先，要進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監管體制。我國應當立足本國國情，建立政府監管、行業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級監管模式。這種三級監管結構可以實現對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監管。其次，應當制定并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對市場準人條件、信息披露、交易主體作出明確規定，并及時準確地向社會公眾公布與衍生交易有關信息。在監管立法中，可以參考國際組織指導性文件，將其納入國內法律體系中，使風險監管與國際社會接軌。最后，進一步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深度合作。

(二)進一步加強國際間金融法律領域的協作，切實提高有關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對現行國際金融法律制度進行整合、查漏補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巴塞爾委員會等重要國際金融機構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資源并促進資源的優勢互補，通過加強其相互間金融信息及技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金融監管標準的法制化和統一化，建立包括跨國資本流動監督機制在內的有相當約束力的國際金融安全機制。其次，圍繞當代金融危機的主要特征進行有關制度設計。例如：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復合性，加強國際金融法制的協調性建設，包括國際貨幣法制、國際銀行監管法制、國際證券監管法制等國際金融法制的內部協調及其與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刑法等的外部協調，使世界貿易組織、貨幣基金組織、歐盟等各類國際經濟組織的政策制度實施或其國際行動產生正向疊加效應，而非反向抵消效應。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突發性，各國監管當局和國際組織可以考慮相互借鑒與交流經驗，建立反應靈敏的危機預警機制和應急機制，改革和完善IMF貸款條件，建設危機救援的綠色通道。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系統性，應開發和利用國際金融法制的救濟功能，賦予IMF金融危機救助職能，強化其制裁能力，依據權利義務一致原則建立發達國家在金融監管和危機救助中的責任制度，嚴格并完善危機處理的國際紀律和程序，研究和發展存款保險制度、國家債務重組制度等危機處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升級。

(三)進一步完善金融危機情況下的公共資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說我們應當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蔓延的話，與此同時，對于危機爆發后的補救措施的探討也顯得極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正在積極采取措施，力圖控制和盡快擺脫危機困擾。而其中較為直接的補救方式就是公共資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臨時抱佛腳時，大家才發現，自己的制度設計存在如此之多的問題致使具體實施時困難重重。綜合考量后，我們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對公共資金法律援助制度進行改進：首先，從指導思想上，主管當局應當明確，所謂的公共資金援助不是萬能的，其授予條件必須建立在客觀標準之上，政治因素絕不能作為救助破產金融機構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機構應盡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綜合運用多種救助手段，充分調動股東、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金融機構等相關主體的積極性；主管當局要敢于讓金融機構破產，讓失敗者自負責任，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貸款救助。:

至于具體的制度設計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須明確國家提供公共資金援助的條件，具體包括：該金融機構的償債能力受到威脅，如果不提供資金援助就難以支付到期債務；救助資金主要用于減輕系統性風險的影響等。第二，公共資金救助形式可多樣化，除了央行緊急貸款外，還應建立與地方財政、其他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多頭救助機制，尤其應積極提倡并引導私人主體參與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機構股東、其他私人投資者注入新的資本等形式。第三，積極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設立金融穩定專項基金，使公共資金救助成本分擔社會化等。

(四)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

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在促進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時，應該著重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重點明確確立金融監管的原則。金融監管權的行使是一國的反映，在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調整過程中，應針對金融活動國際化的趨勢，明確金融監管的原則，以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確保金融機構的穩健和審慎經營，化解風險隱患，杜絕不良經營行為。要把對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作為監管工作重點，以維護本國和世界金融體系的穩定。

第三，貫徹WTO下的互惠原則及國民待遇原則，增強法律的透明度，增強法律在適用上的權威性，同時也要善于運用WTO規則中的保障措施、國際貿易收支平衡等條款及原則，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第四，加強對外國金融機構的謹慎監管。在金融機構市場準入方面，既要切實履行人世的承諾，也要以金融機構的母國對該金融機構有無足夠的監控手段、能否獲取其經營信息、能否對該金融機構實施檢查、審計等作為市場準入的條件。以雙邊、多邊條約等方式建立金融機構母國、東道國協調監管機制，在制度設立上既要包括對外國金融機構在我國金融活動中的監管，也要涵蓋我國金融機構在外國從事金融活動的監管。

第8篇：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

首先，失當的經濟政策是引發金融危機的宏觀因素。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是美國的次貸危機。美國信息技術泡沫破滅后，美聯儲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降至1%。在2002―2006年的4年里，美國的金融機構發放了大量次級貸款，刺激了房地產泡沫。再后來，隨著美聯儲不斷加息，房地產泡沫破滅造成了巨額不良資產。究其原因，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負有主要責任。即低利率持續了過長的時間，是導致房地產泡沫和次貸危機的重要宏觀因素。從財政政策上看，歐美等許多發達國家由于長期財政赤字積累了大量的國債余額，使得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均達到了不可持續的水平。所以，從整體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穩健和適度，是維持宏觀經濟良好運行的一個重要基礎。

其次，監管不力或監管缺失是釀成金融危機的微觀原因。對美國而言，監管不力或監管缺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商業銀行發放了那么多次級貸款，并產生了大量以此為基礎的衍生品，監管當局長期以來對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都沒有進行風險提示，另一方面，投資者過度相信評級機構，以為它們買的有抵押債券具有很高的信用等級。由于對次貸產品的監管缺失，使得這種運營模式能夠持續很長時間。而發放貸款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它們也沒有壓力進行認真的貸款審查，因為它們知道貸款發放以后，能夠迅速而順利地將其以抵押貸款證券化的形式再賣出去，它們不再對這些貸款承擔責任。數次的買賣，使得很多機構手里都拿著有問題的資產，次貸危機的巨大風險由此形成。更可怕的是，這些債券的持有者不知道這些資產的問題到底有多大。一旦風險暴露，市場恐慌性拋售就不可避免，系統性金融風暴驟然發生。

第三，決策遲緩是導致金融危機傳導和蔓延的主觀因素。危機爆發后，由于美國財政、央行和監管當局沒有得到及時授權，降低了危機救助的有效性。一個重要的例證是，像雷曼這樣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發生危機后沒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一般而言，對于存款類機構，監管當局或者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對它的救助是有法可依的。但對雷曼這樣的非存款類機構，美國當局在救助的決策過程中產生了較大分歧，雷曼最終申請破產，造成市場的劇烈動蕩，引起危機大規模蔓延。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英國的北巖銀行，由于監管當局和最后貸款人的信息不對稱，對這一銀行的整頓救助過程緩慢遲鈍，使危機向其他金融機構傳導，最終導致了更嚴重的問題和更大的損失。

債務危機是金融危機再度惡化的“加速器”。在危機救助中，大量的債務從金融市場和私人部門轉移到政府和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引發了債務危機。為解救危機，主要危機國家的財政提供了對金融機構的注資和援助資金，中央銀行也提供了巨額的流動性資金。因此，各主要發達國家都出現了財政赤字的大幅攀升，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當這一比重過高時，市場對這些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產生懷疑，必然引起相關國債的價格下跌，而價格的大幅下降，進一步造成政府償債能力下降，融資更為艱難，債務的還本付息更不可持續，債務危機由此形成。在一定的條件下，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為了救市，政府和中央銀行承擔了大量的債務，幫助一些機構渡過了難關，穩定了市場。但是，如果政府承擔大量債務導致了債務危機的話，實際上有可能誘發新一輪的金融市場動蕩。背后的邏輯是：持有國債的主要機構是商業銀行，如果國債價格大幅下跌，它的資產質量就會受到影響，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流動性出現問題。前不久的希臘債務危機的發生，就是最好的例證。

可以說，上述原因導致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和傳導，并最終拖累了實體經濟，在政府救助過程中又產生了債務危機，既有歷次金融危機的共同特點，又反映出了當前世界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這次危機也影響了中國金融經濟。如何在應對危機沖擊中維護中國的戰略利益，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需要我們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吸取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教訓，謀求在抗御金融危機上形成共識，有效建立新的國家發展優勢。

第9篇：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化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6-0-02

一、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至少經歷了六次較為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危機。當時的經濟學家李嘉圖、薩伊等人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否認危機的發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宿命論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對他們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正如資產者在實踐中對他們賴以取得財富的無產者的疾苦漠不關心一樣”。[1](P153)與此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在危機中看到“每次混亂對全部文明都是一種威脅，它不但把無產者拋入貧困的深淵，而且也使許多資產者破產”。[1](P236)正是對廣大受害者尤其是赤貧的無產階級寄予深深的憐憫和同情，使他們清醒地認識到：“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2](P617-618)這就是金融危機理論確立的主、客觀原因。

金融危機理論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該理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的詳盡考察后認為，金融危機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俱來的一種現象，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產生金融危機的“基因”。

認為，在貨幣產生前的以物易物的時代不會出現金融危機自不必說，即使在貨幣產生后單純為消費而生產的自然經濟或簡單的商品經濟形態中，也都不會出現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出現，就形式而言，是商品買賣分離和貨幣支付錯位所導致的；就內容來說，同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最終目的在于獲得貨幣增值緊密相聯；歸根結底的原因則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

資本家要想通過商品生產實現一次簡單的貨幣增值，就必須經過這樣三個階段：第一(流通)階段，他必須用手中的貨幣到市場上購買勞動力和原材料，使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第二(生產)階段，通過雇傭工人的勞動，將生產資本轉化為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資本；第三(流通)階段，他必須把生產出的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拿到市場上銷售出去，使商品資本轉化為增值的貨幣資本。這樣一個個以貨幣增值為中心的周而復始的資本循環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在這些過程中，就包含著出現危機的可能性，原因即在于：首先，商品買賣的兩個階段在時間和空間上是相互分離的，與之相應，貨幣支付也是錯位的。即“賣出商品取得了貨幣的人，不一定立刻購買，這意味著貨幣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卻在市場上等待。這種買和賣的分離或獨立就使商品生產和價值實現過程包含著中斷或危機的可能性。危機是使兩種相互聯系又彼此獨立的過程強制統一的形式”。[3]其次，商業信用的出現為商品買賣中商品與貨幣在時空上的分離提供了便利條件，也更進一步加強了貨幣支付矛盾的積累，這就使得社會支付鏈條上的中斷點大大增多，一旦普遍的社會支付中斷成為現實，就會出現貨幣支付危機，而金融危機的本質就是貨幣支付危機。

以上只是金融危機產生的可能性分析，認為，這還不足以說明金融危機何以實現，金融危機產生的現實條件必須從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競爭和信用中引出。

最大化地榨取剩余價值是所有資本家從事商品生產的直接目的，資本家之間的殘酷競爭迫使單個資本必須將單位商品的價值量降低到社會價值量以下出售才能獲勝，而在競爭中能否獲勝關系到資本家——“資本的人格化”的生死存亡，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斗爭；要想在這種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通過資本積累使資本有機構成合理化，擴大生產規模、降低勞動成本；實現快速資本積累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信用發展，商業信用通過發行以股票為代表的各種有價證券廣泛吸收社會資本，從而突破在資本積累過程中企業自身積累的局限，加速積累過程，以此來滿足資本家的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