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夢的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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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關于中國夢的論文范文
1從動畫片中挖掘故事的續寫
續寫是很能激發學生習作興趣的習作方法。續寫故事，就要靠想象，想象要大膽、新奇，又要合乎情理。教師有意識地指導學生觀看電視動畫片，把欣賞動畫片和指導續編故事、續寫相結合，這種方式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習作的興趣，學生既能關注故事的情節發展，又能專心地有目的地從人物的語言、動作、環境等方面認真收看，讓學生在觀看的同時，為續編故事積累習作素材，一舉兩得。為了讓習作指導更為集中，讓學生編故事更容易些，使學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教師可以采取從“扶”到“放”的指導方法，即提供一個故事的開頭片斷，讓學生找到故事的線索，順著這個線索，把故事編寫完整。進行續編故事的習作訓練，指導學生掌握續編故事要做到瞻前顧后、順藤摸瓜。如《哆啦A夢》是學生喜歡看的動畫片。片中的哆啦A夢有一個神奇的口袋，里面有各種神奇的魔具，能幫大雄度過難關，解除各種疑難雜癥。為了激發學生的習作興趣和創新精神，激發學生的想象力，我讓學生也來當一回作者，新編一個關于哆啦A夢和大雄之間的有趣而又神奇的故事。學生在觀看了《哆啦A夢》的動畫片斷后，教師引導學生說說哆啦A夢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學生對哆啦A夢非常熟悉，因此，馬上就能說出來，再引導學生續編故事，從而激發了他們的習作欲望。有的學生寫道：哆啦A夢遞給大雄一個普通造型的“優點反射鏡”，然后慢條斯理地說：“戴上這個反射鏡，當別人要批評你的時候，一看到這個鏡子，馬上會發現你的優點，就會表揚你。”大雄拿著反射鏡，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他的兩眼放光，就像受到了老師的表揚似的。大雄喜滋滋地拿著反射鏡，來到媽媽的面前，想讓媽媽也好好地表揚自己的優點。
2從動畫片中挖掘場面的描寫
場面描寫是學生習作中常見的一種表現手法，它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節的展開、感情與情緒的渲染，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場面描寫是對以人物活動為中心的動態畫面所作的描寫，它所表現的是特定場合中的人物、環境和情節的綜合。場面描寫中，既有環境的描摹，又有情節的渲染，更有人物的特定的活動，點面結合，富有層次。動畫片《灌籃高手》是籃球愛好者喜歡看的節目，也是小朋友愛看的節目，這部動畫片既能為學生的場面描寫提供素材，也能激發學生習作的興趣。教師有目的地引導學生帶著習作目的去觀看《灌籃高手》，為指導學生寫“比賽場面”打下基礎。如，動畫片中的主人公櫻木花道與對手決戰時，那激烈、精彩的比賽場面，櫻木花道精湛的灌籃技術，以及在籃球場上的頑強拼搏精神，正是同學們要學習的地方。因此，教師可以讓學生自由選擇其中一個籃球比賽的場面進行具體的描寫。教師在指導寫《灌籃高手》的《精彩的籃球賽》之前，先指導學生掌握場面描寫的方法，然后，讓大家一起分享灌籃高手櫻木花道的風采。結合講評，使學生進一步掌握場面描寫的方法。
3從動畫片中挖掘童話的編寫
電視動畫片中的主人公很多是活潑可愛的動物，展示給小朋友的是動物間充滿神奇而又有趣的故事，有團結友愛的，有斗智斗勇的，有克服困難的，等等。觀看這些動畫片，也為學生編寫童話提供了素材。學生充滿想象力，也喜歡編寫童話。如《貓和老鼠》讓人感到久違的天真。貓與老鼠之間的關系很微妙，化敵為友或勢不兩立：為敵時絞盡腦汁，互不相讓；為友時，親如兄弟，不記前仇。教師可指導學生也以貓和老鼠為主人公，想象貓和老鼠之間所發生的不和或互助的故事。指導學生展開豐富的想象，編寫與電視動畫片中不一樣的情節，同樣去表現他們之間微妙的關系。比賽看誰編的童話故事《貓和老鼠新編》比電視中的更有趣。如，有的學生這樣寫道：“貓被老鼠捉弄得火冒三丈，兩根胡子氣得不停地向上翹，尾巴不停地擺動著，真是吹胡子瞪眼睛，就像是一顆快要爆炸的炸彈似的。貓氣呼呼地想：今天，我不把該死的老鼠捉住，我誓不為貓。人們不是都說老鼠怕貓嗎？老鼠想要跟我斗，下輩子吧！想著，它就一溜煙地跑到老鼠窩前。”
4從動畫片中挖掘觀后感的撰寫
動畫片中的感人情節同樣讓人流淚。教師可推薦學生觀看有益的動畫片，讓學生帶著情感去看，為寫觀后感積累生活經驗。如《寶蓮燈》的素材取自于中國流傳很廣的一個美麗的民間傳說。沉香為了尋找、救出母親，歷盡千辛萬苦。這部動畫片教導人們只有不斷努力，靠堅強的意志，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才能戰勝頑固的敵人。教師引導學生用心去看這部感人的動畫片，并且精心選擇自己最受感動、感觸最深、最受教育的片段，在班隊活動中進行交流后，用心地寫觀后感。
5從動畫片中挖掘科技小論文的練寫
第2篇：關于中國夢的論文范文
【關鍵詞】紅樓夢 ； 人際交往活動 ； 評價方
【中圖分類號】R-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31（2011）10-1813-02鑒于我國在人際交往活動中評價方式的缺陷，及《紅樓夢》巨大的學術價值，本文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將倆者有機得結合在一起，將紅學中關于人物的研究納入到人際交往活動中的評價方式的范疇，從《紅樓夢》這個獨特的視角來折射中國人的人際交往活動中的評價方式，為以后更全面及深入的研究做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1對“自己人”的評價
自己人是關系最親近、最密切的人，對個體而言，也是最重要的他人。因此在與自己人的交往過程中往往會形成一種責任關系，同時還包含著比較親密的情感。在這種關系中，每一方都對對方具有責任心，取向于向對方負責，竭盡所能做出有利于對方的反應。所以在與自己人的交往中，較少考慮做出某種評價是否會影響到雙方既定的關系，大多本著向對方負責的原則而采取一種比較直接的評價方式。即在對自己人進行評價時，個體的評價行為取向既可能是揚，也可能是抑，是揚是抑主要取決于交往對象的實際表現。
《紅樓夢》第三回寶玉的母親王夫人對黛玉講：“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又說：“他嘴里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瘋癲癲”。還有最疼愛寶玉的賈母，一次說道寶玉：“我也解不過來，也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的，只他這種和丫頭們好卻是難懂。我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頭們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即仔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個丫頭投錯了胎不成。”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寶玉石王夫人和賈母最疼愛的孩子，但是對于寶玉頑劣和不合時宜也是毫不隱藏，直截了當的給予了負面的評價。因為我們通常認為，自己人的否定性評價是出于對自己的關心和愛護，是對自己負責，而絕非故意讓自己難堪。總之，在對自己人的評價中，評價的標準及評價行為的選擇，其重心都在交往對象的行為表現上。無論是正面評價還是負面評價都遵循向對方負責的原則，用我們中國人的話來說“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你好，是對你負責。”
2對熟人的評價
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的社會。在日常生活中，熟人關系對個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說來，熟人之間的交往，遵循的總原則是人情面子原則。即人們在交往中總是要考慮到給對方留面子。因此，在與熟人交往時，從表面上看，中國人一般對熟人的評價方式取向是，無論交往對象表現如何，都給予正面的肯定性評價。而在心里或者背后，中國人可能并不一定真正揚別人。由此可見，在熟人社會里，對他人的“揚”其實帶有很濃重的形式主義的色彩。
《紅樓夢》第六回周瑞家的對劉姥姥說：“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卻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少說也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賭口齒，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些個。”從這短短的幾句話很明顯看出周瑞家的對鳳姐的評價傾向于贊揚，這并不代表周瑞家的心里面對鳳姐就是一種表揚的態度，給鳳姐留著情面也就等于給自己留著后路，她的話只是考慮到鳳姐的地位和自己今后的處境而說的。
因此，在對熟人進行評價時，人們更多地依據給面子和人情原則。中國歷來就有“多栽花，少栽刺，留著人情好辦事”的說法，面對熟人，情面是我們評價他們的唯一依據，盡管這種“揚”可能并不是真心實意的。總之，在對熟人的評價中，評價標準和評價方式的選擇，其重心已不再是交往對象的實際的行為表現，而是如何評價才能維持交往雙方的情面。
3對陌生人的評價
在與陌生人交往時，個體的評價方式取向具有很強的機動性和變通性。由于雙方此前沒有任何的交往基礎，只是由于某種原因才使不得不與陌生人打交道，并且建立一種臨時性的人際關系。因此，雙方的交往往往不過多涉及任何情感的成分，也不存在是否要給對方面子或維持雙方人情關系的問題。所以，在與陌生人的人際交往活動中，評價方式的選擇主要取決于交往過程中雙方的印象整飾以及雙方暫時建立起來的關系的融洽程度，如果印象整飾成功，則取向于揚，相反，則取向于抑；如果關系融洽，則取向于揚，反之，則取向于抑。對陌生人的評價是顧慮情面、顧慮關系最少的一種情況。
《紅樓夢》的許多章節中，都可體現出中國人對陌生人所采取的評價方式，如通過不同人物之口，對王熙鳳都有深動的描述和概括。第二回冷子興說她“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這是說她好的一面。第六十五回，興兒對她的介紹，說的卻都是她的缺點：“心里歹毒，口里尖銳……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 “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腳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人家是醋壇子，他是醋缸粗甕，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了一眼，他有本事當著爺打個爛羊頭”。
第六十六回賈府的小廝興兒也演說了一回榮國府，說到寶玉，則是說：“成天家瘋瘋癲癲，說的話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內濁。”第三十五回，傅家的婆子見寶玉后，評價也是“中看不中用，果然有些呆氣”，“是個呆子”。
由此可看出，在對陌生人的評價中，個體往往可以很直接地表達自己對交往對象的態度，做出自己真實的評價方式的選擇。
4小結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對陌生人或者對自己人都可以做出或肯定或否定的直接評價，但這兩者之間卻存在一定的差別。對陌生人的直接評價基于一種利益關系，如果在交往過程中雙方都獲取了自己預期的利益，則做出肯定的評價，否則會做出否定的評價；而對自己人的直接評價則基于一種責任關系，無論好壞，大家都是出于一種責任心而做出的或肯定或否定的評價。
總之，由于中國人同自己人交往時形成責任關系，同熟人交往時形成人情關系，同陌生人交往時形成利害關系。而責任關系的交往法則是相互負責，人情關系的交往法則是人情和面子運作，利害關系的交往法則是利益交易。因此，中國人在人際交往活動中，面對與自己關系存在差別的他人，評價方式的選擇的確也表現出內外有別親疏有別和遠近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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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關于中國夢的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高職教育 銜接經濟轉型升級 中國夢
[中圖分類號] G71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3）22-0038-02
近些年，我國的職業教育迅速發展，招生人數也穩步提升。基于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不斷被充實到企事業單位，增強了用人單位競爭力。隨著高等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中高職有效銜接問題日益凸顯。
可以看出，基于中等職業教育的畢業生日益不能滿足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必須增強與高等職業教育的有效銜接，構建適應現展的職業教育體系。
一、充分認識，加強中高職教育有效銜接
（一）中高職教育有效銜接，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內在需要
2002年，《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初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市場需求和勞動就業緊密結合，結構合理、靈活開放、特色鮮明、自主發展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形成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要求，體現終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協調發展的現代教育體系。
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袁貴仁在2013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要著力打通和拓寬各級各類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培養發展通道，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和中國教育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二）中高職教育有效銜接，是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需要
基于中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只能進行簡單的機加工，日益不能滿足企業轉型升級的內在需要。中等教育人才只有繼續接受規范系統的職業高等教育培訓，才能加大企業核心競爭力。中職教育與高職教育有效銜接，為適應經濟轉型發展，培養更多綜合型技能人才，產業結構調整奠定堅實人才基礎。所以，加快中高職教育有效銜接的決策，是當前經濟發展形勢使然。
（三）中高職教育有效銜接，是實踐“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
定義“中國夢”――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而且滿懷信心地表示這個夢想“一定能實現”。中國職業教育夢是“中國夢”重要組成部分，是技術技能強國的夢，是全面發展的夢，是人人成才的夢，是盡展其才的夢。職業教育作為與經濟社會聯系最密切的教育類型，在推進實現“中國夢”的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實踐“中國夢”理想，通過不斷探索實踐，不斷完善中高職教育有效銜接，為經濟騰飛、科技創新、人才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二、理順思路，分析中高職教育銜接存在的問題
（一）思想認知上的差異
隨著經濟轉型發展、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科技進步，基于中等教育的人才已日益不能滿足崗位需要。目前，我國的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各自為政”，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的差異，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很多未能在高等職業教育學校接受再教育培訓，造成了高技能綜合型人才斷層，缺乏有效銜接。已服務于社會的中等職業技術人才，受自身專業知識和技能水平等各方面因素影響，缺乏主觀能動性，缺乏學習動力，忽視了接受高等職業教育向綜合型人才發展的需要。企事業單位為獲得短暫的經濟效益，也忽視鼓勵、發展本單位中等職業技術人才向高等職業技術綜合型人才的轉型。
（二）招生銜接的問題
中等職業學校的招生對象是初中畢業生和具有與初中同等學力的人員，其定位是在義務教育基礎上培養大量技能型人才與高素質勞動者。高職院校招生對象是普通高中畢業生，中職生（職高、中專、技校）參加每年的高考入學。其中對口中職招生的指標限定在5%以內，政策上的限制，以及高職院校以文化知識為主的招生考試，造成了許多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失去了繼續深造提高的機會，特別是有些技能水平較高的中職畢業生因文化水平的差異進不了高職院校的門檻，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中高職招生生源改革已迫在眉睫。
（三）專業對口銜接的問題
從教育部印發的《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2010年修訂）》中可以看出，我國中等職業教育共有農林牧漁類、資源環境類、能源與新能源類、土木水利類、加工制造類、石油化工類等19類321個專業。高等職業學校設置的專業大類為18個，少于中等職業學校。許多高職專業未設置基于中職對口或相關的專業，許多中職畢業生不得不擇業，或轉換專業進入高職學校，專業對口銜接問題日益凸顯。
（四）教學課程與教學理念銜接的問題
中職教育側重點在于專業技能培養，重實踐、輕理論，重專業、輕文化基礎。受制于自身職業文化素質，中職畢業生一是難以適應高職文化理論學習，二是定向思維，缺乏高職生的創新型拓展思維。中職專業設置的課程比較單調，內容缺乏與高職的有效銜接，有些與高職階段學習內容簡單重復，還有些已跟不上現代科學創新技術發展要求。
三、開拓創新，實現中高職教育有效銜接
（一）適應區域產業需要，統籌規劃，明確人才培養目標
隨著經濟轉型產業結構的調整，根據區域產業的特點與需求，政府加以引導，建立中高職統籌管理機構，促進中高職管理交流協作，結合行業、企業，共同制定人才培養方案與計劃。以服務經濟為先導，以提升個人職業素質為根本，通過試點，逐步推廣，加強中高職銜接人才教育，明確目標：中等職業學校培養中等技能型人才，高等職業院校培養高級技能綜合型人才。
（二）圍繞產業轉型升級，優化專業結構布局，深化專業教學改革
產業轉型升級，中高職教育圍繞的側重點不同，中高職的有效銜接，就要求必須優化專業結構布局。依靠行業和企業需求，研究制定中、高職專業目錄，使中高職的職業教育在專業上有效銜接。以中等職業教育專業為基礎，高等職業教育專業為提升，僅僅圍繞產業轉型升級，不斷深化專業教學改革。加快創新中高職專業教材與課程體系的有效銜接，拓展高等職業教育專業的設置。
（三）強化學生素質培養，切實提高教學質量
中等職業學校必須加強對學生理論知識教育的重視，通過多層次、多元化、系統理論與專業技能教學，培養學生主觀能動性，培養學生對提升自我綜合素質的興趣，改進中等職業學校教學質量，做好與高等職業學校教育理論與技能有效銜接，為進入高等職業學校接受再教育奠定堅實基礎。在課程學習過程中試行彈性學習制度，中職階段學過的課程，允許學生分階段自主學習，實行學分制，通過測試轉換成高職階段的學分，按階段靈活組合學習課程，切實提高教學質量。
（四）改革招生考試制度，拓展人才成長途徑
改革現在的高等職業院校入學考試，對于單獨面向中職對口招生的，調整考試科目，適當降低理論文化成績分值，提高專業技能測評分值，逐步增加每年招生比例，比例建議為當年中職畢業生35%-50%左右。對口教育的“3+2”模式轉變思路，在理論考試入學的同時，通過堅持以能力為核心，堅持評價模式改革，允許一定比例優秀中職畢業生通過公開專業直接選拔充實到高等職業院校中。從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出發，教育主管部門出臺相應中高職銜接具體政策，拓寬職業人才成長途徑。
（五）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注重教師培養培訓
提高教師教育教學水平，建立一支高素質教師隊伍。教育主管部門、學校要重視教師的進修學習與系統培訓，鼓勵教師苦練基本功，通過理論與實踐結合，靈活掌握教學方式，提高教學質量。在理論知識、專業技能等綜合素質考核評估制度基礎上，建立健全教師教學評估制度，激勵先進學生勇于開拓創新，幫助落后學生加強實現自我提高，鼓勵專業或學科帶頭人做好“傳、幫、帶”，提高整個教師隊伍教學水平。
（六） 加大資金投入力度，促進校企合作
政府、院校及相關行業應充分認識中高職銜接重要性，增加投入，統籌運用專項資金，圍繞經濟轉型產業結構調整，突出重點，支持并促進中等與高等職業院校的有效銜接。專項資金應重點支持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點產業領域相關的職業教育。政府、教育主管部門、院校、企業不斷加強合作，制定中高職銜接改革規劃，對于中等職業院校教育教學計劃大綱的制訂與教材編寫，鑒定題庫開發與更新，以及試點中高職職業院校的專職教師進修培訓，予以經費支持。
總之，面對經濟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的新形勢，不斷加強與完善中高職有效銜接，全面提高職業院校學生綜合素質，培育高技能人才，為職業教育可持續發展，為人才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 參 考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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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關于中國夢的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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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關于中國夢的論文范文
[關鍵詞]孝感；孝文化；孝人物；孝景觀；時代價值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738(2011)05-0090-04
百善孝為先，孝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孝感是全國唯一一個以“孝”命名的中等城市，孝感自古出孝子。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孝感就有三大孝子:董永、黃香和孟宗，歷代《孝感縣志》有記載的孝感孝子就有493名。一代又一代的孝子風范凝聚成豐厚的孝文化資源，滋育了歷代的孝感兒女，使孝感人熱愛孝子，崇尚孝德。
現如今，經過十年洗劫了的孝道精神又正在經歷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社會出現了嚴重的道德危機。一些人的道德底線喪失殆盡，子女遺棄父母、不孝敬父母甚至毆打父母的現象屢屢發生，以至于有人感慨，如今社會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種裸的金錢關系。在此背景下，孝子之都孝感市為繼承和弘揚孝子精神，樹立新時期尊老敬老良好風尚，自1996年開始進行“十大孝子”的評選，至今已評選了四屆。“十大孝子”的評選掀起了孝文化研究的熱潮，2005年孝感學院和湖北職院先后成立了“孝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北省孝文化研究會”。兩個學院先后組織召開了中華孝文化研討會、孝文化與和諧社會研討會、孝感建設“中華孝文化名城”國際學術研討會、“孝感孝文化與科學發展觀”國際研討會等大型學術研討會，吸引了來自國內以及美國、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的眾多知名專家學者參會，開展了一系列孝文化學術研討活動。《孝感日報》、《孝感學院學報》和《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還分別開辟“孝文化研究”、“孝感孝子”等專欄，組織開展孝文化研究征文。一系列活動的開展及其豐碩成果使孝感成為我國繼濟南后孝文化研究的第二個重要基地。近十年孝感孝文化研究成果豐碩。
一、有關孝文化研究學術專著與孝文學專著
孝感學術界有關孝感孝文化研究的專著主要有:《孝文化史料征集》《孝感孝文化》、《孝感孝子》、《孝文化研究》、《中華孝文化研究》、《孝感地方傳奇故事》、《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構建現代和諧社會――中外學者論“中華孝文化名城”建設》、《孝文化文藝新作》、《新二十四孝》、《當代學者論孝》、《孝經新解(通俗讀本)》、《孝文化文學作品選讀》、《孝文化景觀》、《中華孝文化名城――孝感》、《旅游與孝文化資源開發》、《中國孝文化概論》、《中國孝文化史》等孝文化研究與教育叢書。另外，有關孝文學著作有:《千古孝子黃香》、《三國孝子孟宗》、《孟宗的故事》、《補碗》和《無敵孝子劍》。其中，《孝文化史料征集》全書由孝文化遺跡、人文景觀、文物精華和拾萃四部分組成，是孝感孝文化系統考證的奇葩。《孝文化研究》對“孝文化的本質”、“中華民族的人格思想”、“先秦以來歷朝歷代孝文化的演進與發展軌跡”以及“孝文化與構建和諧社會”均進行了深入和有益的研究，稱得上是“孝感孝文化研究”中一個新的里程碑。《旅游與孝文化資源開發》收錄了孝感“旅游與孝文化資源開發”征文活動的40余篇優秀論文，它把孝文化研究與孝感經濟建設結合起來，使孝感孝文化研究實現了質的飛躍和劃時代的新突破。《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構建現代和諧社會――中外學者論“中華孝文化名城”建設》全書內容分為兩部分，即孝文化內涵與意義的理論創新研究和孝感建設“中華孝文化名城”的實踐探索研究，該書充分反映和體現了孝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觀點、新見解，對孝文化的現代化研究和孝感市“打造城市名片，建設中華孝文化名城”的實踐活動具有重大啟示和指導意義。
二、有關孝經學、孝、孝道、孝觀念、孝意識的研究
孝感孝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對《孝經》、孝、孝道、孝觀念、孝意識的研究高度重視，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相關研究論文主要有:《與的關系及其揚棄》、《漫談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實踐》(上)和《漫談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實踐》(下)、《淺議孝的演進與文明軌跡》、《孝觀念的源流與演變》、《孝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孝觀念的源流與演變》、《中國古代文學與孝之初探》、《論的孝意識及其特色》、《唐代婦女孝行特征:女之孝重于婦之孝》、《與孝道思想》、《論、之孝親意識與中國古代孝文化》、《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孝文化傳統看賈寶玉的結局》、《中的異類孝子形象》、《“孝”字的創生及其原義釋》、《不同文化土壤上的兩支奇葩――中西“孝道”之比較》和《中西孝道差異及其原因探析》等。其中，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有:《與的關系及其揚棄》對《孝經》與《二十四孝》的產生及其內涵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從理論與實踐的相結合上闡明了二者的關系，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揭示了二者中必須棄除的糟粕和應該吸取的精華，并結合實際進行了論證；《漫談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實踐》從忠孝的思想基礎、《孝經》的理論基礎、天子的孝道榜樣、舉孝廉的用人制度等方面論述了漢代的“以孝治天下”的社會實踐；《孝觀念的源流與演變》通過對“孝”、“孝悌”、“孝忠”、“孝廉”的分析，進一步探索孝的概念及其演進的過程，透視中國特有孝道文明的歷史軌跡，從而揭示孝文化的內涵，展示孝文化的無窮魅力，指出孝觀念是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優良品德；《中國古代文學與孝之初探》從中國古代文學與孝的千絲萬縷的聯系著手，指出古代與孝相關的詩歌、小說、戲曲和部分記敘性散文主要是通過塑造孝子形象對孝進行文學性詮釋，其中一部分作品以史實為據塑造孝子形象，另一部分作品則通過虛構塑造孝子形象，二者結合起來，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對孝的完美詮釋，這種詮釋也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另外羅移山等一批學者還分別以《周易》、《儒林外史》、《牡丹亭》、《紅樓夢》和《聊齋志異》作為個案，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作品中的孝意識、孝道思想和孝行實踐，并分別從文化同質與文化異質、中西文化差異和人性與神性等不同視角，分析了中西“孝道”、孝愛觀的不同，并指出中西“孝道”、孝愛觀可以相互取長補短，以此促進中國孝文化和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
三、有關孝文化的內涵及其當代價值的研究
孝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孝感學界在挖掘中華孝文化內涵，發揮其當代價值的研究的成果有:《論孝的文化內涵》、《略論中國傳統孝文化
內涵的特征》、《淺論中國傳統孝文化的十大特性》、《論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揚棄》、《析魏晉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中華孝文化的存在方式三題》、《孝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融合》、《孝文化與孝文明》、《關于中國傳統孝文化內涵特征及其功能的思考》、《關于孝感孝文化形態及其當代價值的若干思考》、《論孝德與中華傳統道德文化的關系》、《傳統孝文化道德觀與當代道德價值觀之比較》、《析孝感雕花剪紙的孝文化內涵》、《體味孝感雕花剪紙的孝文化底蘊》和《推進孝德文化科學發展的基本途徑》等。對于孝文化的內涵，《論孝的文化內涵》指出“孝”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包括生命意識、知性精神和道德觀念三大要素，強調了目前對“孝”文化的研究，挖掘其生命意識和知性內涵尤其重要；《略論中國傳統孝文化內涵的特征》和《淺論中國傳統孝文化的十大特性》則分別梳理出孝的自然性、推及性、無我性、義務性、實踐性等五個方面的內涵特征和久遠性、普遍性、延伸性、人民性、階級性、民族性、世界性、現實性和發展性等十大特征；《析魏晉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分析了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孝文化的特征，指出要繼承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精華，必須弘揚善事父母、贍養雙親，敬愛父母、敬愛長者等孝道，創新賦予顯親揚名、光宗耀祖，愛護身體、珍愛生命等內容以時代精神，抽去忠孝合一、移孝于忠，葬之以禮、慎終追遠等內容中過時成分，徹底批判包辦婚姻、傳宗接代，提倡建立起新型的婚育觀和民主平等思想。另外，葉繼宗教授等學者還分別從孝文化與現代文明、孝德與中華傳統道德文化的關系、孝文化與孝文明、傳統孝文化道德觀與當代道德價值觀之比較等方面對孝文化進行了探討，指出孝德、孝文化在弘揚中華傳統道德，全面提高人們的道德素質，推動我國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方面的深遠意義，并從時代性、政治性和社會性等不同的視角對孝感孝文化進行審視，提出了科學界定孝德文化內涵、全面整合孝德文化資源、廣泛開展孝德文化活動、大力發展孝德文化產業等四條科學發展孝德文化的基本途徑。
四、孝文化與經濟建設、孝文化名城建設和和諧社會建設研究
對于孝感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資源促進孝感經濟建設、孝文化名城建設和和諧社會建設，孝感政界、學界對此進行了較多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孝文化與經濟建設關系的研究論文有:《對孝文化的經濟分析》、《孝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經營研究》、《孝感孝文化產業集群開發戰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銀色營銷策略》、《以中華孝文化開發農村銀色市場》、《以中華孝文化塑造產品品牌模式研究――以湖北孝感市為例》、《從孝文化談文化營銷與農產品加工企業品牌塑造》、《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旅游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科學發展多利共贏――著力建設“四園”
打造孝文化旅游經典》、《旅游和孝文化資源開發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朝陽產業》、《日本“一村一品”理念指導孝文化旅游資源開發》、《湖北省孝感市孝文化資源旅游開發的思考》、《孝感董永資源旅游開發原則及模式探究》、《董永資源旅游開發芻議》、《對依托孝文化發展應城文化旅游的思考》、《以特謀發展以特贏市場――實踐“科學發展觀”有感》和《淺議孝文化節日禮品開發》等。其中，《對孝文化的經濟分析》從經濟學的視角，分析了孝文化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所發揮的多方面的促進作用，以及孝文化在我國現階段經濟中的積極作用，闡述了引起孝文化作用發生變化的原因及其發揮作用的趨勢。黃宏磊等學者通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對孝感孝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經營、孝感孝文化產業集群開發、孝感孝文化為基礎的銀色營銷、孝文化特色產品品牌塑造、孝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科學發展等提出了各自的建議和對策。上述研究成果對指導圍繞地方孝文化特色進行特色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孝文化名城建設相關論文有:《孝感創建“中華孝文化名城戰略構想”》、《孝文化在推進現代文明建設中大有可為》、《中華孝文化名城建設空間》、《孝文化與孝感市城市品牌營銷策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文化軟實力建設》、《孝感孝文化名城建設的CI戰略》、《中華孝文化名城品牌經營戰略》和《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城市品牌戰略》等。在上述研究中，吳崇恕教授等一批學者分別就創建中華孝文化名城的戰略、孝感孝文化對孝感文化名城的建設的促進作用以及孝感中華孝文化名城的建設空間進行了研究，并以孝感市為例，討論了基于孝文化的城市品牌建設目標定位、文化軟實力的培育、孝文化名城建設的CI戰略和文化名城品牌經營戰略等問題，并提出了相關有益建議。
孝文化與和諧社會建設的研究論文有:《中華孝文化與代際和諧》、《創建現代文明家庭何以立孝》、《對于孝文化建設之難點“婆媳關系”的思考》、《關于孝文化在構建和諧校園中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和《論中華孝文化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作用》等。上述文章分別就如何利用孝文化資源促進代際和諧、家庭和諧、婆媳和諧、校園和諧以及和諧社會建設及其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設性建議和辦法，為孝感建設和諧社會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指導。
五、有關孝德教育的研究
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教育尤為重要。孝感學院、湖北職業技術學院把推進中華孝文化與高等教育相融合，在推進中華孝文化領域的產、學、研、用，培育以中華孝文化為特色的育人文化方面進行積極探索和研究，湖北職院成立了全國首家中華孝文化學院。相關研究論文有:《“孝”的歷史流變及其現代德育價值研究》、《賦予孝德教育新的時代意義》、《論孝文化的回報德行》、《傳承中華孝文化精華
建設特色高校校園文化》、《從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識解讀大學生極端行為》、《淺論孝文化在高校校園文化中的構建》、《解讀孟宗的故事》、《“孝文化”建設與學校教育――關于“孝文化”建設的思考》、《和諧校園呼喚孝道教育》、《以弘揚孝文化為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突破口》、《運用開展家庭孝道教育的思考》和《孝道與道德底線教育》等。在上述研究中，《“孝”的歷史流變及其現代德育價值研究》分析了現在我國孝道缺失的原因，強調傳統孝文化對提升公民個人的道德素質、重建家庭美德、構建社會公德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方面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賦予孝德教育新的時代意義》分析當前孝德教育被弱化的原因，指出要發掘傳統孝文化的時代內涵，創新孝德教育的實踐，提倡情行并重，引導大學生自覺踐行孝德。還有李友清教授等學者分別就目前在我國學校、家庭和社會忽視道德底線教育引發的弊端、開展孝德教育的意義、如何進行孝德教育、孝德教育與校園文化建設以及孝德教育與國民素質的關系等問題展開了研究和探討。這些成果無疑對孝感中小學及大專院校和社會開展孝道教育、弘揚孝文化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六、孝人物、孝景觀及孝資源的保護研究
對于孝感古代孝子和中華孝文化景觀及孝資源的保護研究的論文有:《孝感“孝文化”中的“董永與七仙女”――“孝感是董永故里”的印證》、《“黃香故里”考辨》、《(黃香故里考辨>之考辨――與張昕先生商榷》、《中華孝文化景觀》和《孝文化資源的科學保護》等。上述文獻分別就“孝感是董永故里”、“孝感是孝子之鄉”、黃香的故里、事跡及文物文獻進行了考證，并就中華事親景觀、孝親景觀和孝行景觀等中華孝文化景觀進行了綜合考察，指出弘揚孝文化，積極開發利用孝文化資源，確保孝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強對孝文化資源的科學保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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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昊崇恕.李守義.孝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6.
第6篇：關于中國夢的論文范文
田文軍教授近年來在“中國哲學史學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這些成果具有豐厚的學術內容，并直接或間接涉及與中國哲學（史）相關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諸如究竟中國有無哲學、究竟如何看待百年來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等，值得學界和社會關注。在此將這些成果的內容略加表彰，并對有關問題稍陳管見。
一、中國哲學的本來面相及其近代以來的際遇
中華民族是擁有悠久哲學思維傳統、高明哲學思想智慧和豐富哲學理論資源的偉大民族。有學者曾經通過梳理八卦、五行、陰陽、太極觀念的發生與形成過程，并抉發這些觀念的哲學內涵，認定“從傳說為伏羲始創而至遲在公元前11世紀便已形成的八卦觀念，到同樣于公元前11世紀便已形成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紀甚至更早的五行觀念，再到公元前8世紀早期便已成熟的陰陽觀念，乃至公元前4至3世紀出現的太極觀念，所有這些都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而一貫的哲學思維傳統的偉大民族。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發生，非但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而且甚至早于其他古老民族。通過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起源的梳理，可以斷言，那種認為‘中國無哲學’的論點，完全是傲慢的偏見或無知的臆說”。
不過，中國雖然擁有悠久、高明、豐富的哲學思想和理論，但直到19世紀末葉都沒有“哲學”這一名稱，當然也就沒有專門的哲學學科。中國古代可以被歸入現代所謂“哲學”范疇的關于宇宙、人生、社會、歷史之根本問題的論說，都渾融于經子之學乃至史學和文學之中。中國古代學術的這種特點，當與中華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相關，我們的先人在面對當下問題時，并不僅僅局限于這些問題本身，而是往往從根本處、總體上以及歷史傳承中設思，窮原竟委，比類屬義，從而貞定思想立場，這樣，他們的認識成果就不免具有渾融的特點了。反映中華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的中國古代學術特點自有其價值所在，僅從它積累了堪稱世界上最為博大精深、宏富賅備的學術文化資源這一端即可證明。只是在近代西方憑借富強優勢而逐步獲得全球文化主導話語權之后，中國古代學術相對于西方分類學術標準才日益顯得不合時宜，學術分類也就成為時代的要求。于是，隨著19世紀末維新人物將日本學者西周借用漢字對譯西語philosophy所新創的“哲學”一詞引入中國，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理論便逐漸被從渾融的學術資源中提取到專門的哲學范疇，中國哲學也就開始了學科化的歷程。
從有實無名到名實俱備，從渾融到專門，從學科體制中的附庸蔚為大國，亦即從古代形態到現代形態，中國哲學的這一轉變至今業已經過百年發展。一般人對于這一過程不知其詳，往往以為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振古如茲；而業內人士對于這一過程則頗多爭論。堅持中國學術根源性的人士認為，以西方哲學的框架和結構來切割中國傳統思想資源，造成了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內在神氣的喪失；以西化的現代語言來表述中國傳統觀念（所謂“漢話胡說”），又造成了中國學術的“失語”，由此質疑中國哲學現代轉化的必要性。而執守西方哲學標準的人士則認為，所謂“中國哲學”在內容上缺乏哲學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沒有絕對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過是對西方哲學的模仿，因而否認“中國哲學的合法性”。這兩種觀點大相徑庭，但在拒斥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在這種背景下，田文軍教授近年來圍繞“中國哲學史學史研究”課題撰寫的一組論文，便顯得頗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績
田文軍教授關于“中國哲學史學史研究”的論文主要有《馮友蘭與中國哲學史學》（《學術月刊9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謝無量與中國哲學史》（《江海學刊9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錄》）、《張岱年與中國哲學問題史研究》（《周易研究92009年第6期）、《陳黻宸與中國哲學史》（《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0年第1期）、《王國維與中國哲學史》（《人文雜志92011年第5期）、《蕭萐父先生與現代中國哲學史學》（《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版）等。這些論文展示了百年來幾代學者在中國哲學以及由中國哲學的承傳發展所構成的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方面所取得的實績，勾稽出他們在進行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踐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國哲學史學意義的思想認識，指出了他們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貢獻與局限，肯定了中國哲學（史）的哲學性質及其現代轉化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關于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績，首先表現在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對此做出突出貢獻的當推王國維。《王國維與中國哲學史》一文第一節拈出王氏《哲學辨惑》（1903）、《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1905）、《論近年之學術界》（1905）、《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1906）4篇文章，闡發了王氏關于“哲學非有害之學”、“哲學非無益之學”、“中國現時研究哲學之必要”、“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研究西洋哲學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變遷之次第，無不本于哲學的思想之影響者”等觀點，陳述了王氏對于“今則大學分科，不列哲學，士夫談論，動詆異端，國家以政治上之騷動，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釀亂之麴蘗；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視歐美之學術皆兩約之懸談”這類現象的批評，表彰了王氏對張之洞等朝廷重臣將哲學排斥于大學教育和現代學術門類之外這種不當做法的批駁，以及針鋒相對提出的包括“中國哲學史”在內的大學哲學學科課程設想。盡管作為布衣書生的王國維并沒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國哲學（史）學科在當時的體制內得以確立，但是，“王國維早年給予哲學的關注與熱情，對于后來哲學在現代中國學術建設中獨立發展的影響，卻少有與他同時代的學者所能比擬。同時，在現代中國學術領域，哲學學科的確立，當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得以形成的基礎與前提，而王國維對于哲學的推崇與辨析，對于確立這樣的基礎與前提，也可以說是居功甚偉”。即是說，中國哲學（史）學科在民國初年最終得以確立，王國維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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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當然要求相應的教材和學術成果建設，百年來在這一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實績。王國維由于學術志趣的轉移，未能完成系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但在傾心哲學的數年間，他仍在先秦哲學、宋代哲學、清代哲學以及中國哲學范疇研究等領域留下了諸多“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的精彩篇章，其犖犖大者有《孔子之學說》、《子思之學說》、《孟子之學說》、《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荀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列子之學說》、《墨子之學說》、《周秦諸子之名學》、《周濂溪之哲學說》、《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論性》、《釋理》、《原命》等。而陳黻宸、謝無量、馮友蘭、張岱年、蕭萐父則都編撰了中國哲學史著作。陳著作為北京大學哲學門中國哲學史課程講義，部分稿成于1916年，內容起自遠古伏羲，但甫及殷周之際便因作者于1917年溘逝而中止，成為一項未競的事業。因此，謝無量出版于1916年、內容肇自遠古而收束于清代的《中國哲學史》，便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第一部以中國哲學史命名的學術著作”，“中國哲學史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型時期的開山之作”。爾后馮友蘭于1934年出版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于1948年出版英文《中國哲學簡史》、于1962—1964年出版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于1982—1990年陸續出版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張岱年于1937年寫成、至1958年出版《中國哲學大綱》，蕭萐父于1982年主編出版兩卷本《中國哲學史》，踵事增華，為中國哲學（史）學科奠定了愈益厚實的基礎。實際上，田教授的系列論文還述及出版于1919年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鐘泰出版于1929年的《中國哲學史》。侯外廬于1963年出齊的五卷六冊《中國思想通史》，并提到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郭沫若、錢穆、范壽康、蕭公權、唐君毅、牟宗三、馮契等在中國哲學史或相關領域的研撰工作。所有這些足以證明百年來中國哲學史教材和學術成果建設的豐碩實績。
寬泛地說，專門的中國哲學（史）學科的成立以及中國哲學史著作的構撰，即已意味著中國哲學實現了從古代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化。但在嚴格意義上，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必須先之以參與者的觀念轉變，否則，專門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和中國哲學史著作可能徒具現代形式。例如，“《中國哲學史》成書之后，陳黻宸具體論釋自己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時曾說：‘不佞上觀于《莊子》道術方術之辯，而下參諸太史公《六家要旨》與劉氏父子《七略》之義，輯成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這種論述表明，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仍在司馬談、劉向、劉歆父子的學術研究方法范圍之內。……其對于西方學術的了解實際上還十分膚淺。……這使得他還沒有可能從本文由收集整理
現代哲學史學科的角度確定中國哲學史所應當探討的問題的范圍和內容”，正因此，陳黻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成果體現出“早期形態”和“不成熟性”。同樣，從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中，“我們雖可以看到他從辭源、意蘊、內容等方面對西方哲學有所論述，認定哲學有別于科學，但也可以發現他并未真正依照現代學科觀念，嚴格地從學科類別的角度理解哲學，這使得他認定中國的儒學、道學以及印度的佛學即等于西方的哲學……在儒學、道學、理學、佛學中，既包含屬于哲學的內容，也包含許多非哲學的，或說可以歸屬于其它學科門類的內容。謝無量將哲學等同于儒學、道學、理學、佛學，表明他對于哲學的理解尚停留于對哲學表層特征的把握，未能真正理解哲學的學科內涵與本質特征”。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中國哲學史著作，雖具備形式的系統，但也只能停留于形式的系統而已，不可能在建立起形式的系統的基礎上，再建構起實質的系統”。陳、謝二氏中國哲學史著作的局限性，實質上是觀念滯后的反映，因此，他們雖然都有中國哲學史著作，卻并沒有真正實現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當然，作為中國哲學（史）研究起步階段的成果，他們的著作具有篳路藍縷之功，他們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思考和論說，也為中國哲學史學史留下了值得重視的素材，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貢獻。
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馮友蘭、張岱年、蕭萐父都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觀念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新變。他們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學（包括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特定研究對象及其特殊研究方法，亦即哲學（包括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應該研究什么和如何進行研究的問題。“馮友蘭把哲學理解為‘對于認識的認識’，認為‘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這種反思涉及到自然、社會、個人，也涉及到這三個方面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三個方面以及其間相互關系的問題，是人類精神反思的對象，也就是哲學的對象。這種理解使馮友蘭認同西方的哲學觀念，將歷史上形成的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或所謂形上學、價值論、方法論都看作哲學所應包含的內容。肯定哲學作為一種歷史的發展的理論形態，其內容的表現形式會有許多差別；但就中西哲學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來看，其內容仍不外這幾個部分”。基于對哲學的這種理解，馮友蘭確定了區別于傳統學術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對象，又通過相應的古籍辨偽、史料取舍、語義分析、脈絡清理、認識深化、中西融會等方法，“寫出具有現代學術性質的完整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張岱年“在綜觀西方哲學家哲學觀念的基礎上，認定‘哲學是研討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認識此種原理的方法之學問’。正是這樣的哲學觀念，使他在總體上將中國哲學問題區別為‘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并具體在‘宇宙論’中探討‘本根論’、‘大化論’，在‘人生論’中探討‘天人關系論’、‘人性論’‘人生理想論’、‘人生問題論’，在‘致知論’中探討‘知論’、‘方法論’，勾畫出了中國哲學問題史的基本線索與理論框架”。針對厘定的中國哲學問題，張岱年采取分析、比較、概括、源流、融貫等方法，完成了《中國哲學大綱》這樣一部體例上別具一格、既參照西方哲學觀念又特別突出中國哲學特點、“將中國哲人所討論的主要哲學問題選出，而分別敘述其源流發展，以顯出中國哲學之整個的條理系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蕭蔻父以為指導，著眼于哲學史既屬于一般歷史學科、又具有哲學的特殊性這種特點，在把握歷史學和哲學研究對象的基礎上，將哲學史的研究對象規定為“哲學認識的矛盾發展史”，肯定哲學史研究的僅是“既區別于宗教、藝術、道德，又區別于各門科學而專屬于哲學的‘一般認識’的歷史”，進而確定中國哲學史的特定研究任務是“揭示出這些哲學的本質矛盾在中國哲學發展中的表現形態和歷史特點，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具體聯結”，這就“厘清了哲學史與社會學史、政治學史、法學史、倫理學史、美學史、教育學史等專門學科史的界線，比以往的哲學史研究成果，更加真實地展現了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實際”。為了達成研究任務，蕭萐父對哲學史研究方法作了系統的探討，“在他看來，哲學史研究方法本身應當是一個包含多層面內容的理論系統，這種方法理論系統，涉及到哲學史研究對象的理解、確立，哲學史史料的考訂、選擇，哲學理論的比較、鑒別，哲學思潮演變的歷史考察，哲學家歷史貢獻的分析、評斷等。因此，在實際的哲學史研究中，構成哲學史方法系統的任何一個環節，對于哲學史研究的指導作用都不宜忽略”，而由于哲學史這門學科既屬于史學又屬于哲學，所以蕭蔻父強調“就哲學史這個特殊領域來說，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是一個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指導原則和方法”。正是在厘清研究對象并確定研究方法的基礎上，蕭萐父主編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成為“20世紀80年代最具范式性質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成果之一”，“構成了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轉貼于
三、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通過展示百年來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績，并呈現在這一過程中幾代學者形成的具有中國哲學史學意義的思想認識及其理論和實踐上的貢獻與局限，田文軍教授建構了中國哲學史學史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其中的主要脈絡，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這一工作對于把握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史）的既有面相及其未來取徑，以及中國哲學史學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都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猶有進者，田教授的工作實際上回應了對于中國哲學（史）的哲學性質及其現代轉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的疑問。從他的文章中可見，百年來幾代學者在中國哲學（史）領域的研探創構，是在愈益清晰地領會西方哲學實質的前提下進行的，他們參照西方哲學，從“渾融一體，原無區分”的中國學術資源中爬搜剔抉的關于本體論、宇宙論、人性論、認識論等方面的思想資料，無疑具有與西方哲本文由收集整理
學相同的哲學性質，所以王國維說“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誠然，在中國哲學思想資料中并無西方哲學的那些概念和范疇，但這正如西方哲學的概念和范疇只是表現其哲學個性一樣，中國哲學思想資料中沒有西方哲學的概念和范疇而擁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疇，也正體現了中國哲學的個性，正是有見于此，張岱年“主張對于中國哲學問題的歸納應對于中國哲學的‘原來面目無所虧損’”，因而他在《中國哲學大綱》中“沒有一般性的套用本體之類西方哲學術語，而是以‘本根’、‘大化’之類的傳統概念解析有關宇宙論的問題。講到知識論問題時，也未直接運用知識論之類的術語，而是以‘致知論’來概述中國哲學中涉及到的知識論問題，對其他中國哲學問題的總結也是如此”；由此還可聯想到馮友蘭以理、氣、太極、無極、道體、大全來架構其本體論哲學，金岳霖一定要用“道”來命名其哲學體系的本體范疇，這種突出哲學個性的做法絲毫不影響他們的哲學之為哲學。
肯定了中國哲學的哲學性質，則所謂“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就只是一個純形式的問題了。中國古代沒有“哲學”一名，當然也就沒有形式化的哲學。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之具備專門的體系結構形式，確實拜西方哲學之賜，因此要說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哲學，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深入追究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之所以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學，可以發現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文化憑借富強優勢而獲得世界文化主導話語權之后，儼然成為對于非西方文化的帶有強制性的衡斷標準——所有非西方文化要么按照西方文化進行現代轉化，要么不免作為前現代孑遺而喪失發展乃至存在的權利。在這種時代條件下，數千年來一直自足的中國文化和學術按照西方分類標準進行轉化，從而中國哲學形成專門體系，無論是不得已而為之還是心悅誠服地仿效，都不存在不合法的問題，相反對于西方文化來說恰恰應該是合于其目的的。如果將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學指為“不合法”，那就無異于某個強人單方面制定了普遍的游戲規則，卻又禁止他人運用這種規則參與游戲，此非霸道邏輯而何？
如果說，否認“中國哲學合法性”的人士不允許中國哲學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學，那么質疑中國哲學現代轉化必要性的人士則拒絕這種模仿，其理由已如前述，其中蘊含的則是強烈的民族文化自尊感，這是可以同情的。但是，缺乏必要的形式畢竟是學術的缺失，陳黻宸將這種缺失與民族的先進與落后聯系起來，認為“東西方的一些優秀民族之所以‘強且智’，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人各有學，學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畢貫，一事之具，顛末必詳。’而近代中國的學術文化落后則因其有‘學’無‘科’”。張岱年則認為，體系化的形式并不會斷喪中國哲學的神氣，反而可以彰顯中國哲學的精義，“因為，‘中國哲學實本有其內在的條理’，給中國哲學以形式的系統，‘實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來隱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強加割裂’”。無論如何，在西方學術形式事實上成為普世性的知識格套的現代世界，一切古老的地方知識如果不按照這一格套進行轉化，便不免由于沒有公共性的表現方式而自外于主流社會，因自小門戶而歸于湮滅；唯有通過西方學術形式的“格義”，古老的地方知識才可能發揚光大。中國哲學自不例外。不過又當看到，西方學術形式作為普世性的知識格套，只是歷史過程中的歷史現象，必然在歷史中被揚棄。杜維明曾經對他以西方學術形式“格義”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工作做過一個比況，他說：
假如說中國文化是強勢，而德國文化是弱勢。一位德國學者在北京提出對于德國理想主義的觀點，希望擁有文化強勢的中國學者能夠了解他在講什么。顯然他必須使用中文，并運用中國哲學中的諸多范疇，諸如心、性、理、氣、仁、義、禮、智等等，而不能運用德國哲學中的主體性、道德自律、絕對命令等觀念；所有這些德國哲學中的觀念都要通過中國語境的詮釋轉貼于
而表達出來，從而才能與中國學者進行交流并引起他們的興趣。如果在這一過程中，德國國內一批學者逐漸獲得了文化自覺，對自身傳統中的深刻意義加以反思，于是把前面那位學者在北京用中文發表的關于德國哲學的一些理念再譯成德文，并在德國學術界進行討論，這可能導致以下多種反應。或者認為那位學者的行為是荒謬的：“他通過中文的轉譯而消解了我們傳統中十分豐富的資源，僅僅豐富了中國文化資源。”或者會感到奇怪：“居然我們那些帶有特殊的地方性的觀念被譯成中文后，還會引起中國學者的興趣，還能擴展他們的視野。”另一種可能會認為：“他根本不是一個德國哲學家，他只是一個在中國的德國哲學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認為，這位學者經過很多格義功夫做出來的東西，與當下正在德國發展的理想主義的方向性及其內在資源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另一方面，這位學者懷抱的在中國文化氛圍中通過對德國理想主義的進一步闡發來開闊強勢的中國文化視域的愿望，無疑會被人們視為癡人說夢。這位學者的工作還能不能做下去？如果做下去能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這就需要對于發展前景具有信念，同時需要自我積蓄，需要待以“十年機緣”。
第7篇：關于中國夢的論文范文
真正丟臉的,是那種拿了名校學歷卻無所作為,又想讓別人尊敬的人 今天中國有的所謂名校,有可能躲藏著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我在北京大學開了一門課,內容是中國文化史。每次課程結束之前,學生們會隨口問幾個與課程無關的問題,大多是當下發生的事情。以下為即興回答。
問:現在社會上總是有關于中醫的激烈討論,反對的一派認為中醫就是偽科學,另外一派則認為中醫不能取締。這種對中醫的討論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世界歷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醫佑護下來的,佑護的時間比科學的時間長得多。科學不會這么狹隘,把自己一時解釋不了的“存在狀態”判定為偽科學。
當天文學還沒有發現很多行星的時候,它們就已經存在了。未被天文學關照的行星,并不是一種非科學的存在。
問:秋雨老師,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認為應該繼續進行呢,還是讓它安安靜靜地埋藏在地下,我們永遠不要去打擾它?
余秋雨:暫時不要挖掘,因為我總覺得條件還不具備,而人類也不能把什么事都在自己一代做完。留下一些猜測,留下一些對自己的懷疑,留下一些對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對后代的期望,這才讓歷史神秘貫通。但是,我也不主張“永遠不去打擾”,因為這樣就會對后代作出強制命令,而后代的一切我們都無法預計。
問:包括王朔在內的一批人聲稱,眾多紅學家對《紅樓夢》的解讀實在是無聊之舉,您認為呢?
余秋雨:我也有同感,因為那畢竟是小說,而不少紅學家卻把它當做真實歷史在研究,在意會,在考證。藝術虛構是一種偉大的權利。如果把這種權利全部轉讓給學術,一個民族就太可悲了。
問:秋雨老師怎么看現代公務員熱?
余秋雨:這與謀生的安全性有關,很正常。但就我個人而言,卻主張擇業的個性,哪怕是冒險。所謂自由,最后要看個人的支配時間的多寡。安全與自由相比,在擇業上,我偏向后者。
問:最近幾年很多官員因為重大事故被問責下崗,對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應該。中國的官本位主義太強大了,應該讓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風險。我只希望,在文化、宣傳部門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論定。例如,有的傳媒像得了傳染病似的一起造假,這些傳媒的負責人和上級領導應該被問責下崗。我甚至認為,在大學里,教授們大肆抄襲他人論文,某些學科的教育質量已經長期跌到底線,或有些專業的畢業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應該視為重大事故而被問責下崗。
問:國內外的媒體更加關注章子怡、劉翔這些文體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會精英分子,比如說科學家。這些您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很正常。如果科學家也變得像影視、體育明星那樣受媒體關注,世界就犯病了。請注意,受媒體關注也是一種犧牲。只有章子怡、劉翔他們的這種犧牲,才有科學家們的安靜。
問:前段時間有一個清華學生,因為工作不太順利就去賣炒粉,也有北大同學去賣肉也被炒得沸沸揚揚。您覺得他們在當前激烈的競爭條件下,自己去選擇這樣的職業真的是一件丟臉的事情嗎?
余秋雨:當然不丟臉。如果他們真行,也許能把相關的食品業整合起來。真正丟臉的,是那種拿了名校學歷卻無所作為,又想讓別人尊敬的人。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這個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為社會早已習慣于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還包含著父母的心血、老師的設計,因此一步走錯便傷筋動骨。今天中國有的所謂名校,有可能躲藏著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問:前一段時間發生過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某個城市街邊的銀行旁,一個歹徒突然沖到人群里對一個女孩捅了一刀,搶了她的包就跑了。那個女孩倒在地上一直在流血,但是在這個人來人往的街頭,卻沒有一個人理會那個女孩,直到最后那個女孩流血過多致死。我覺得這實在是一件很讓人傷心的事情,不知道您怎么看待這件事情?
余秋雨:這件事,是一個城市的恥辱,也是一個時代的恥辱。很多路人也許會解釋,他們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人物關系,不便介入。但是,鮮血就是命令,生命就是命令。孟子說,看到一個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會近乎本能地把他拉住,而不會問那是誰家的孩子。孟子認為,拉不拉小孩,是人和禽獸的區別。
在我看來,中國人在公共空間發生的災難,至少有一半是因為旁觀者的冷漠才造成的。這個毛病不改,總有一天大家會在更大的災難中束手無策。
第8篇：關于中國夢的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專 古典文學 閱讀 教學 思考
中圖分類號：I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4）02（a）-0125-01
中專語文教學，是基于初中語文教學的基礎上，形成的教學活動。現在的中專學生，文學素養都相對較低。基于對他們認知實際的適應性，設計的課堂教學策略，大多是以激發興趣，循序漸進和量力套用來實現的。將現代多媒體教學理念和社會性實用性手段，轉變傳統課堂的枯燥性、無趣性，架構他們知識，提高他們能力，讓他們實現自主學習能力。
1 古典文學特點
古典文學作品，是展現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顯示國家智慧和民族博大精深理念的主要坐標。其永恒的魅力，就體現在閱讀之中。閱讀古典文學，可以培養和陶冶美的情操，在閱讀中，傾注人的情感，抒發一種情懷，展現出一幅個人生活的精彩畫卷。
在激發人的內心情情感的同時，古典文學作品還以其展現的故事內容，表現一種超脫世俗的美。人物的喜怒哀樂等情緒，盡皆表現于文學美的特質之中。古典文學是時代和社會的產物，也是以其價值來打動人，讓人的情感和審美體驗盡皆付諸于古典文學的特質之下。
2 中專古典文學閱讀教學內容和現狀
對于中專生而言，語文閱讀教學遠遠沒有語文口頭表達能力來的重要。以“演講和口才”為宗旨的教學活動，其中寄予著學生內心的情感，也是枯燥的語文課上的一道獨特風景。從這一方面來說，語文教學中，古典文學閱讀教學就成為一項被忽略和不被重視的教學，處于古典古典教學的底端。中專生的性格特點和自制能力，決定他們對靜默的古典文學閱讀教學興致缺缺。他們活潑好動的天性，使得閱讀教學遠遠達不到他們希求的輕松感覺。
古典文學閱教學讀由以課內教學和課外閱讀延伸為主。課內閱讀以教師從旁協助為主，選定優秀閱讀作品，實施精講精練，指導特們進行完備的閱讀分析。課外閱讀充分發揮圖書館資源的優勢，鍛煉他們閱讀實踐的能力。課內閱讀，涵蓋中國傳統語文教學的精義，課外閱讀延伸出的內容，是以知識、實踐和總結為主流，形成閱讀感受，在對其過程指導方略之中，遭遇閱讀難點等情形的制約，成為古典閱讀詩篇中比較鮮明的一支。
3 中專古典文學閱讀教學思考
在針對中專的古典文學閱讀教學中，教學過程要與時代和社會形勢變革需求相適應。有針對性的展開教學活動。因為他們鐘愛網絡和多媒體教學，在設計教學計劃時，就可以實現實現針對他們自身發展特質，充分提高資源利用率，建構玩中學、學中進步的教學體系。除了引導他們利用現代教學手段實施教學計劃外，還要引導他們利用網絡學習，對相關事項實施整合，利用網絡有聲閱讀，來提升個人境界，達到學習的目的。在長期的積聚作用下，文提升他們的文學鑒賞能力，使得閱讀教學收到了顯著成效。
閱讀教學要從教學設計上開始著手，以閱讀討論式、啟發式教學理念為基準，讓他們跟隨教學目標，實施有目的、有計劃的閱讀。在閱讀中，以例證和舉一反三的學法，對學生實施啟而不發的教學，激勵他們克服閱讀中的難題，進而通曉古典文學作品中描繪的思想深意。在明確掌握思想主旨之后，善于從閱讀的小問題中，發現主旨背后埋藏的深意。
在創設的情景式教學環境中，對古典文學作品中，譬如戲劇成分的閱讀上，讓他們內心自設場景，獲益匪淺。教師在設計古典閱讀教學設計中，無論是針對中專生學生學習個體，還是針對全體學生，為了形成行之有效的教學效果，都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現代教學手段應用中，尤其要要全面掌握學生情況，實施及時的師生互動和反饋。在培養他們閱讀興趣和思考文學作品內中的深意時，還必須從認知場景出發，培養他們合作探索、勇于實踐的能力。
中專古典閱讀，可以立足于課內閱讀，將讀書作為第一要務，即自大量的讀書中，自覺養成良好的習慣，學會正確的讀書方法。不能在語文課堂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訓練一些只對考試有用的東西，而是要把握真正的古典把閱讀使勁，進而提升閱讀質量。在古典閱讀中，讀書讀社會，讀生活，讀人生；讀自然，讀科學，讀歷史，讀哲學。可囫圇吞棗，也可淺嘗輒止，更可以精益求精。在閱讀中，學會思考，學會教育，學會和人物、故事交流，學會體味作品背后的深意，學會在不斷的閱讀積淀中累積知識、語言、情感和經驗，最終開闊視野、增長知識、提升思想，成長為真正意義上的閱讀。讓學生子啊閱讀的地嚴重，體會愉悅、悲苦、幸福、感動之情緒。這樣在中專生之間，就營造出一種美好且個性化的閱讀體驗課程，不但心向往之，而且解放了自身思想，提升了自身整體閱讀能力。
例如閱讀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時，對里面的文章、詩詞和閱讀，要在反復品味中明曉道理，指導其中的意識，明白期間的美感。從真正意義來說，也能更明確閱讀目的，反復品味閱讀背后的深意。在這一過程中學生與人物就會產生感同身受之感，在萬確成熟的環境里，體驗到古典閱讀帶來的樂趣。讓學生在閱讀中，增加知識，開闊視野。潛移默化的接受新知識、新教育或可達到修身養性，休閑娛樂的目的。
中專古典文學閱讀教學中，課內閱讀必須在傳統語文教學的基礎上，開拓出一條創新的、不同尋常的道路，在道路實施中，教師要發揮領路人作用，在實施課外閱讀延伸時，推薦學生閱讀優秀作品，設置課程討論，利用多媒體影像設備，綜合提高學生閱讀古典文學能力。
4 結語
中專古典文學閱讀教學的過程，是實踐語文教學的過程，也是引導他們走向正規道路，養成良好閱讀習慣和能力的過程。在教學的固定套路上，尋求出一條適們自身發展的閱讀空間。在閱讀中，讓他們獲得靈動的、快意的情感。古典文學閱讀，帶給中專生以美的享受。使他們的審美意趣得到提高。在總結了現代中專古典文學閱讀內容和教學現狀的同時，思考教學中的弊端，并提出可行性建議，對培養他們學習古典文學作品興趣，實現自身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第9篇：關于中國夢的論文范文
關鍵詞：文化誤讀；李
在朝鮮語境中，中國滿洲族形象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十八世紀下半葉之前，朝鮮人心中的滿族人形象是帶有明顯意識形態色彩的，而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后便帶有“烏托邦”色彩。幾百年來，兩種不同的文化始K互識互證，相互碰撞著。
一、文化誤讀
（一）文化誤讀基本概念
曹順慶教授在《比較文學概論》中詳細地對比進行了研究，概括而言就是：文化交流活動中由于文化過濾的作用，而導致發送信息的減損和接受者文化的滲入，從而造成影響誤差。文化誤讀鮮明地反映了不同文化間的碰撞、扭曲與變形，導致了一些不良的文化影響，使得文化交流的質量大打折扣。它包括無意識的文化誤讀和有意識的文化誤讀。
（二）無意識的文化誤讀
無意識的文化誤讀往往是由于在文學翻譯中，譯者對源語文化缺乏足夠了解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約產生的。早期紅樓夢的英譯本，把黛玉翻譯成black jade（黑色的玉），而這一詞語的引申義居然是“黑皮膚的”。李紈字宮裁，也被翻譯成皇宮里的女裁縫，這無疑是一種望文生義的行為。鴛鴦竟然被翻譯成忠誠的鵝，這樣的翻譯讓人哭笑不得。而人物形象的傾覆更是不勝枚舉。
（三）有意識的文化誤讀
有時讀者在閱讀作品時的主觀情感不可能和作者創作時的情感完全一致，因此造成讀者對作品的創造性理解和主觀評價。港臺學界關于中國古典詩詞中蠟燭意象的學術爭論故事充分證明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但有些誤讀，是主體文化和作者有意選擇的結果。近代以后，西方文明逐漸取代了東方文明而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軸心，因此西方文化對于東方文化的誤讀是居高臨下的，同時也是涉及到意識形態方面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西方仍處于強勢話語地位。而朝鮮朝和中國之間，也存在這樣的微妙關系。
二、朝鮮使臣對明清兩朝的文化誤讀
（一）李對明清兩朝皇帝的形象誤讀
李，字用涵，號松溪，仁祖第三子，仁祖三年被封“麟坪大君”。朝鮮外交官，主張伐清。曾于“丙子之亂”爆發后被擄至沈陽，做了一年人質，于第二年春天被放回朝鮮。他的作品有《燕途紀行》等。作為朝鮮使臣，李的在華立場也是有些尷尬的。和其他使臣相同，李對于清朝的心態是矛盾的，也是復雜的。
李對清朝順治皇帝的看法，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他眼中的順治形象是氣象桀驁、氣狹性暴、荒恣意、慕效華制、專厭胡俗的，顯然這與我們認知里的順治帝形象略為不符。徐東日在論文《論朝鮮朝使臣李眼中的順治帝形象》中，闡述了朝鮮使臣的在華立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朝鮮民族集體記憶而非實際上的觀感”，通過分析順治的成長經歷，對于李所說的放縱給予了解釋與駁斥：“荒恣意的形象不過是朝鮮君臣關于滿族統治者形象的一種心理期待”。同時他充分論述了順治帝“力學中華文字，稍解文理，聽證之際，語多驚人”的原因和背景，而對于“專厭胡俗”他直接指出這是明顯背離歷史現實的。
但是對于明朝以及明朝皇帝，以李為代表的朝鮮使臣又是另一番看法。事實上明朝之前，中朝便已有使臣往來，而明朝時期，朝鮮使臣出使中國的次數就更為頻繁了。推動兩國政治進步、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得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朝鮮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了朝鮮的主流文化。在朝鮮人眼中，中國作為禮儀之邦，其文化是優秀而值得學習的，是應該受到尊崇的。朝鮮使臣極度尊崇明朝的萬歷皇帝的勤政愛民，稱其“天威甚邇，龍顏壯大，語聲鏗鏘”。 甚至在李眼中，盡管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剛愎自用，疑神疑鬼，最終走投無路而自縊在煤山的清風明月下，還是比清朝的皇帝好得多。
（二）朝鮮使臣產生文化誤讀的原因
1.朝鮮朝的意識形態
明朝滅亡后，朝鮮的一些士大夫對中國的想象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中國已經淪落為被蠻夷統治的顛覆文明之邦，變成了應該討伐的對象。心理上的無法接受一方面造就了朝鮮朝的華夷分離意識，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朝鮮朝為中心的中華意識。由于對明朝的崇拜，朝鮮朝不斷加強華夷分離意識，并一步步走向了抵抗清朝統治的道路。這是朝鮮朝對清朝產生有意文化誤讀的原因之一。
2.李的思想內容
順治帝執政時期，正當朝鮮國內“北伐論”興盛之時，李受制于“尊王攘夷”的傳統思想，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認順治帝的正統地位。盡管順治皇帝 “聽政之際，語多驚人，勵精圖治，繼往開來”，但朝鮮君臣對清朝統治者仍然始終以“胡皇”、“夷虜”視之。因此在李的文學作品中，一方面，他驚嘆并盛贊清朝皇宮的富麗堂皇，另一方面，以其為代表的朝鮮君臣蔑視并且丑化著居住在皇宮之內的清朝皇帝。
三、總結
隨著時間的推移，朝鮮赴清的使臣越來越多，與清朝進行不斷的接觸，他們逐漸發現滿族上層人士并非與他們的想象一致。許多滿族人也都在認真地學習漢文、學講漢語，他們對清朝的偏見慢慢改變，也開始重新審視并吸納清朝文化。至此中朝文化開啟了新一輪的文化交流過程。
參考文獻：
[1]曹順慶.比較文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