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過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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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

一、中國社會的誠信現狀

中國社會的誠信現狀用一句話總結就是：誠信缺失。

比如，地方政府的誠信缺失嚴重，對社會風氣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據最近媒體披露，某地方政府欠人民個體的集資款，原定2005年全部還清的，直到現在未還。在各方面的壓力下，當事人代表終于表態說將于今年7月還清，希望這次該地方政府能夠真正言而有信。另外，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員說話、制定政策隨意性大，說過的話、制定的政策往往不能兌現，屢屢失信于民。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意思是說，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任，國家就保不住了。希望各級政府能夠牢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圣賢教導，對待人民群眾誠惶誠恐，如履薄冰，鞠躬盡瘁。

商務誠信出現的問題很多，如食品安全領域的“毒膠囊”、“甲醛白菜”、“三聚氰胺奶粉及牛奶”、“瘦肉精養豬”，等等。這些重大問題造成的后果是廣大人民對自身生命健康的深切不安全感，對相關企業和政府監管部門深切的不信任感。

在個人誠信方面，“摔倒老人無人攙扶”、“廣東佛山小悅悅被車碾壓兩次，7分鐘內經過的18個路人經過竟無1人施救”、“郭美美微博炫富”、“唐駿學歷造假”、“論文剽竊”、“學術腐敗”等事件都顯示著個人誠信面臨著嚴重的道德危機。

教育、醫療甚至慈善領域也有不少誠信缺失的表現，如教育中的高考移民事件、頂考事件、考試作弊、擇校過程中的金錢交易等。這些現象對廣大青少年的惡劣影響，還在貽害著我們的后代，貽害著我們的未來；醫療領域醫生使用假藥、拿醫藥回扣、收取病人紅包等；慈善基金虛假宣傳、賬目不透明、借慈善之名謀取個人私利等。這些不誠信的表現使得中國的誠信問題更加嚴峻。

目前中國社會已出現政府與部門、制度與組織、制度與個體之間的相互不誠信現象，反映了社會誠信缺失和人際信任危機彌漫的程度。

二、誠信缺失的判斷標準

中國社會誠信的缺失，既可以用經驗標準來判斷，也可以用邏輯標準來判斷。前一個標準來自日常生活經驗，比如，一個老人跌倒了，在一個講道德、講誠信的社會中，一定會有許多人站出來幫扶；而在一個誠信缺失的社會，許多人看到了也裝作沒有看見，這就是前幾年關于老人跌倒了扶與不扶的熱烈討論。

另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去年發生的小悅悅事件。2011年10月13日，2歲的小悅悅在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相繼被兩車碾壓兩次，7分鐘內，18名路人路過但都視而不見，一個個漠然離去，最后一名拾荒的陳阿婆上前施以援手，引發網友廣泛而熱烈的議論。2011年10月21日，小悅悅經醫院全力搶救無效，在零時32分離世。2011年10月23日，廣東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發地點悼念小悅悅，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小悅悅事件突顯了中國社會的誠信缺失。小悅悅事件的重要意義，是對誠信道德重建的呼喚和對“見義勇為法”的呼喚。

現實生活的無數例證，個體的、家庭的、企業的，政府的、民間的，都在證明誠信缺失對社會規范、人際信任、商業倫理、家庭親情、政府權威和社區精神的削弱和破壞的嚴重性。

除了經驗標準以外，邏輯或理論標準也可以對現實社會的誠信缺失進行判斷。在使用這一標準前，我們必須在理論上明確一個問題，那就是道德上的誠信缺失，會導致人際信任危機。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在當下中國社會中存在人際信任危機，那么也就證明當下中國社會存在誠信缺失。在社會心理學中，有一個用來度量人際信任程度的“人際信任量表”，可用于測試對他人行為、承諾或陳述之可靠性估計。

一個組織可以用“人際信任量表”對組織成員進行匿名測評，以便了解組織的人際信任情況，為組織誠信建設奠定基礎。組織個體也可以用它進行關于人際信任方面的自我測評，幫助個體認識自己、認知自我，更好地進行自我監控，提高自我的社會適應能力。

三、誠信缺失的治理措施

社會缺乏誠信就像自然缺乏空氣一樣，使我們的社會“呼吸”困難，當下的中國，當務之急是需要增添誠信這種新鮮空氣。誠信是社會關系的劑，社會有了誠信，人際關系、群際關系才能運轉，和諧社會才能構建。因此，治理當下社會的誠信缺失，即誠信建設是一個重要的、基礎性的戰略工程。

誠信缺失的治理措施包括治本和治標兩個層面，治本措施所需時間長，見效慢，效果持久；治標措施所需時間短，見效快，效果短暫。因此誠信建設工程可先修補、后建構，這是社會治理的一般程序。只有維持好現存秩序，才能開始新秩序的建構。

從治標的角度來看，要治理當前社會的誠信缺失，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尋找誠信的“種子”，大面積地“播種”誠信，用誠信“繁殖”誠信，可以采取商鞅“立木為信”的方法，使個體恢復對誠信的正確認知和行動信心；第二，制度要講誠信，獎勵誠信個體，用誠信喚起誠信，以便恢復人對制度的信任，最后上升為社會對政府的信任；第三，開設社區道德法庭，用輿論力量導人向善，批評、懲罰缺乏誠信之個體，在全社會形成人人宣講誠信、踐行誠信的向善社會氛圍；第四，在個體層面，個人是誠信責任的唯一承擔者，不要因為一人不誠信就給整個家庭或整個組織貼上不誠信的標簽，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公正的；第五，對公民進行誠信和禮義廉恥教育，使其知道“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和“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道理；第六，政府官員要在誠信建設工程中打頭陣、做榜樣。

從治本的角度來看，要建設誠信社會，我們就必需認清時代特征和誠信社會建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認識到在“告別革命、遠離主流、淡化價值、拒絕崇高”成為一種時髦的世俗社會，邊緣化和犬儒主義心態對誠信價值造成的傷害；認識到以感性文化為主的世俗社會向以理性文化為主的神圣社會過渡的困難。

第2篇：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

摘要：高等職業教育的準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其市場經濟主體之一的地位，需要實現成本與收益的雙向契合。教育成本分擔理論是教育經濟學的重要內容，高等職業教育成本需由政府、學校、受教育者（個人）及作為第三方參與的社會共同承擔。隨著高職教育的規模化發展，政府分擔不足、個人分擔超負、社會分擔機制不健全等問題日益突出，其中，社會補償在高職教育成本分擔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亟需從其定位、主體范圍、分擔模式等方面加以完善。

關鍵詞 ：高職教育：成本分擔：社會補償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4)02-0014-03

作者簡介：劉大洪，男，博士，教授，黨委書記，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和教育經濟學；李淑君，女，碩士，講師，研究方向為高職教育管理。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職教中心重點課題“職業教育成本分擔機制研究”（編號：G2012AO0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課題組成員：李莉、程沖、李淑君等）。

20世紀60年代，教育經濟學中的教育成本概念隨著人力資本理論的形成而興起，高等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體系的一種特殊類型，針對其成本分擔機制的研究屬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研究的一個分支。高職教育作為一種生產性投資，其成本包含高職院校提供教育服務所耗費的所有資源價值，為政府部門、高校管理者、教育投資者、學生家庭等各方教育活動參與主體提供信息咨詢與決策服務。顯然，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對高端技能型人才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成本分擔參與主體投資力量失衡、利益分配不均、社會補償積極性缺失等問題影響了高職教育的健康發展。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趨勢、學生主體地位的提高，導致教育成本依靠政府和個人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如何激勵作為教育價值受益第三方的社會在成本分擔中的積極性，以及構建合理有效的社會補償機制，成為日益重要的課題。

一、高等職業教育成本分擔與社會補償的涵義

在整個市場經濟活動中，教育行業無疑屬于精神生產領域，肩負著提高全民素質、幫助受教育者完成從自然人轉變到社會人的重任，但同樣可借用物質生產領域中成本核算的規律與原則，細化教育活動中投資者與受益者的角色定位。美國著名人力資本專家舒爾茨認為：學校可視為專門生產學歷的廠家，教育機構（包括各種學校在內）可視為一種工業部門……把學校教育視為一種投資進行研究，這便為經濟學提供了新知識的重要來源。教育成本指培養每名學生所支付的全部費用，即是指各級各類學校的在校學生，在學期間所消耗的直接和間接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總和。

上述教育成本理論為認識高等職業教育成本提供了依據。高職教育的成本既包括各級政府通過財政撥款提供的教育經費、納稅人、社會團體、民間機構的捐款捐贈，也包括學校自主創收，或用于教育而免除的稅收，達到法定勞動年齡段的學生如不上學而就業時國家可能獲得的稅收。‘驪社會補償則以高等職業教育的準公共產品屬性為背景，這一屬性決定了受教育者不是整個高職教育活動中的唯一受益者，高職教育產生巨大的外部效益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不具備私人產品的完全競爭性和排他性，從而產生無形的經濟、政治、文化價值。因此，社會補償有責任參與高職教育活動成本分擔，在保證高職院校辦學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之下，以校企聯合、科研合作與支持、技術支持與培訓等方式積極參與教育投入，實現互利雙贏的最終目的。

二、高職教育成本分擔機制中社會補償的必要性

政府部門、個人、家庭、社會各方組織共同構成高職教育成本分擔主體。政府的財政經費投入是高職教育成本的主要供給來源，理應成為主要分擔者。但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投入長期以來包辦了職業教育的興辦與發展，也是高等職業教育產出社會效益的主要受益方。我國長期的教育經費投入相對短缺，不能適應高等職業教育的規模化與大眾化，也限制了高等職業院校發展的多樣性與自主性。

受教育者作為高等職業教育效益的直接受益者，需要為自身的受教育活動支付成本，一般通過學費、書本費、文具用品費、公共設施使用費、餐費住宿費等繳費形式具體表現。根據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高于社會收益，在政府部門財力有限的情況下，由受教育者個人及家庭支付一定的學費來分擔辦學成本合情合理，能夠減輕政府負擔，但近年來，受教育者個人承擔的教育成本越來越高。此外，從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教育活動中的客體除了承受學費作為直接成本，還負擔了作為法定勞動力卻因為在校學習沒有付出工齡所產生的機會成本，以及接受高職教育過程中本人及家庭產生的潛在心理成本。

社會補償機制的構建與優化近年來成為高職教育成本分擔機制中的熱點問題，隨著現代職教體系建設的日益推進及高職教育的規模化發展，單一的政府投入以及個體承擔已經不能滿足高職院校的辦學資金需要，越來越多的高職院校開始重視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養模式，通過整合資源、技能培訓、企業為學生提供實訓實習崗位等方式加強深度融合，極力吸納企業、民間非官方組織、校友、社會團體支援和捐贈，協助職業院校提高職教質量，產生更多的社會效益。社會補償有利于減輕政府的職業教育投入負擔，同時與高職院校的聯系又能達到互利共贏，成為高職教育的最大利益獲得者，應當日趨成為高職教育成本分擔的主要力量。

三、高職教育成本分擔機制中社會補償存在的問題

1．從整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比例來看，社會民辦教育投資及社會捐贈援助的力量非常薄弱，相比政府分擔和個人分擔所占的比例幾乎“微乎其微”。2003年8月24日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要求深刻認識職業教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并在決定的第18條明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加大對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從近年來的教育投入數據分析來看，政府部門致力于加大教育財政投入力度，鼓勵職業院校采取獎勵資助政策，以減少學生個人及家庭的教育成本，提倡院校與企業、民間社團組織之間加強協作，加大社會補償的力度。但是，目前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成本分擔體系中，社會補償的比例很小。2003～2007年期間，我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中各成分的比例分別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47.34%、學雜費33.09%、社會團體與公民個人辦學5.07%、社會捐贈辦學0.94%、其他學雜費13.55%。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幾乎占據“半壁江山”(47.34%)：學校向學生收取的學雜費已成為繼政府撥款之后的“第二大勢力”(33.09%)；而社會團體辦學與社會捐贈辦學所占比例僅占總量的6.01%。

2．國內社會對于高職教育成本分擔缺乏理論上的探討，高職院校與行業企業、社會捐贈組織之間存在溝通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加上受市場經濟下利益最大化原則的趨利影響，企業與院校之間很難找到雙贏互利的最佳模式。企業作為用人單位無疑是社會補償成本分擔的主要力量，一方面通過資助職業院校實習實訓基地建設、提供師生技能培訓等顯性投資，或者通過提供實訓崗位、接納學生就業、技術前沿信息溝通等隱性投資渠道進行分擔：另一方面職業院校需要契合企業用人單位不斷提高的人才質量要求，采取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提升教師水平、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無疑又增加了用于提升教育教學質量的辦學成本，二者很容易產生企業成本補償力度不夠與職業院校實際需求較高的矛盾。

3．社會補償機構對高職教育成本分擔缺乏必要的政府政策與資金支持，政府對于社會補償的宏觀調控力度不夠，企業、民間基金會等教育成本社會分擔者偏好于技術科研實力較強的普通本科院校，以追求最大限度、最短時間、最高效率的質量與品牌，造成目前處于高等教育體系最后一個批次的高職教育長期“被忽略”。

四、完善高等職業教育成本分擔機制中社會補償的途徑

高職教育成本分擔需要政府、個人及社會三方的合理配置，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作為技能型人才的直接接納和使用者，應逐漸提高成本分擔的參與度。但是，目前的現實情況是公司企業、民間社會組織對高職教育的投入極其有限。一方面是由于企業本身追求市場利益最大化，對于教育投資的認識不夠；另一方面從外部來看，盡管近年來“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養模式在職教界日益盛行，國家也大力倡導高職院校與企業深度融合，共同創新理實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并改革教育教學機制，但很多職業院校的校企合作機制不夠健全，加上缺乏相關的政策及資金支持，企業參與職教成本分擔的積極性不高。綜上來看，結合我國目前高職教育成本分擔中社會補償存在的問題，可從以下方面完善社會分擔機制，彌補政府與個人分擔存在的片面與不足。

1．政府部門應當加強對于高職教育成本分擔的宏觀調控力度，從教育體制上完善社會補償機制。鼓勵擴大新興社會組織參與高職教育成本分擔，開拓新的社會分擔渠道，放寬國有部門對高等職業教育的壟斷性，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建立一些資金人股、董事會建制的產業型高等職業教育機構，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高等職業教育。另外，在我國的一些地區中外合資舉辦高等職業教育園區已開始運行，這體現了以集團投資、連鎖辦學、滾動發展、產業經營的高等職業教育企業投資發展的方向②。這些政府支持鼓勵的新的成本分擔中的社會補償方式，擴大了高職教育成本分擔的主體范圍，減輕了政府投資壓力，讓企業獲得一定的貨幣化收益即直接利潤的同時，提高了企業的社會聲譽和知名度，有利于企業的長期健康發展。隨著教育體制改革、教育投資模式的多元化發展，社會捐贈對于高職教育的發展也越來越重要。我國目前高等教育所接收的社會捐贈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其中高職教育所獲得的捐贈更少，政府亟需將社會補償中的捐贈工作制度化、規范化，實施正確的政策導向，積極開發利用社會捐贈，提高其數量與規模。

第3篇：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

關鍵詞 中職女生 心理問題

中圖分類號：G715.5 文獻標識碼：A

1中職女生心理特點分析

1.1自我認知出現偏差，心理問題嚴重

中職女生正處于青春期，是自我認識逐步完善，自我同一性建立的重要階段。但是她們因為中考的失敗，家長的失望和社會輿論的影響，在他們的心理上留下了陰影，造成她們不能客觀地評價自我，認為自己什么都不如他人，選擇了職校學習將來也只能當一名工人，于是自暴自棄， 不思進取，對專業、學習缺乏興趣。她們的自我控制能力較差，遇到一些問題不是尋求方法解決，而是想方設法隱瞞或推卸責任，甚至情緒失控，缺乏成人那種深刻而穩定的情緒體驗，看待問題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缺乏全面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她們是獨生子女，加上是女生怕被人騙而吃虧，家長對她們的過度愛護，使她們缺乏承受困難和克服困難的意志。有些女生還缺乏獨立思維能力，從眾心理嚴重，看個別女生打扮時尚，她們也跟著學習打扮自己；看別人找男朋友，她們也跟著找男朋友，逐漸養成了比吃、比穿、比享樂，把學習拋之腦后，忽視學校的規章制度，把老師的教育當耳旁風。

1.2同伴關系社會化，渴望與異往

中職女生的人際交往趨向社會化，人際困擾顯著。進入中職校，大部分學生寄宿在學校，突然離開了父母，又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特別渴望交朋友。但是她們還沒有學會如何與人交往，如何與同伴交往，出現了很多心理問題。剛進入中職的新生中較為普遍，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和不同家庭，生活習慣不同，有些還是第一次住校，由于女孩子大多數心思細膩，可能別人的一個動作、一句話都會引起寢室人際關系緊張。中職階段學習任務比初中階段學習任務要輕松，課余活動時間較多，她們常常會三五成群一起聊天，都是15至18歲的女孩子，天真率直、愛幻想、好新奇、喜歡刺激，于是聊天的內容從學校到社會，從同學到網友，在她們彼此的心理興起了漣漪。有些女生嘗試與社會上的人員交朋友，尤其現時代網絡普及，有些女生嘗試著與網上結識的人交朋友，隨著交往人員的復雜，她們的識別能力較差，加之社會閱歷淺，良莠不分，造成有些女生被騙的后果。中職階段的女生發育逐漸成熟，開始注意自己的外貌與形態，并表現出渴望與異往的愿望，但是很難把握好正常交往的度，誤把友誼當情，常受感情困擾，她們在戀愛期間心理波動大、易沖動，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下，情緒難以控制，造成了過激行為的發生，導致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受到了傷害。而一些失戀后的女生也因失戀而逃課、酗酒，甚至對她人打擊報復，引發了一系列學生事故。

1.3對自己的專業不了解，學習缺乏目標

大多數的中職生沒有明確的學習目的和人生目標，她們對于“學什么”、“怎么學”“學到什么程度”都沒有明確的認識，至于將來能干什么，想干什么心中也不明白，對自己的前途一片渺茫。初中階段她們忙于應付中考，目標是考高中，中學老師因中考的壓力沒有時間引導她們進行人生規劃。選擇職業學校就意味著專業的選擇，但是她們不懂專業，于是有些同學聽從職校招生老師的建議而選擇專業，有些是父母根據目前流行的、熱門的、或是以后工作環境好等原因為她們選擇專業，她們根本不了解所學專業。進入職校學習后發現對自己所學的專業毫無興趣，有些專業對理科的要求比較高，而大部分中職女生的理科基礎很差，學習上又缺乏毅力，遇到困難就放棄，于是學好學壞無所謂，得過且過。

2對策

（1）中職階段女生的心理還是很脆弱的，處理問題不成熟，平時老師要加強心理健康教育，結合他們的認知特點，循循善誘，幫助她們更好地認識自己，教會她們學會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培養她們養成良好的思維品質，使她們克服思維發展中的主觀性、片面性，開闊她們的視野，促進她們思維的進一步成熟。設計一些活動，讓她們在活動中體驗成功，幫助她們樹立信心，培養她們成為自信成熟的社會女性。同時還要加強規章制度和紀律教育，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要讓她們懂得只有遵守各種規章制度和各種紀律的人，才是社會歡迎的人。

第4篇：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

一、抓好油化服務

堅持“四共”方針，全力以赴搞好油化企業生產生活服務。

(一)突出保障4000萬噸穩產

重點維護油田產能秩序，嚴厲打擊偷盜油氣和電力設施等違法犯罪行為；整治產能區生產環境，加大違建和占壓油氣管線建筑拆除力度，消除外在安全隱患；保障油田勘探開采用地，協助做好占地、補償等相關工作，為產能建設提供強力支持。

(二)服務石化項目順利推進

大力支持120萬噸乙烯改擴建、30萬噸聚丙烯二期、千萬噸煉油等項目按計劃推進，確保年內建成投產。積極協助企業謀劃爭取“十二五”重點項目，力爭在擴大煉油規模、推動石化延伸增值等方面有新進展。

(三)統籌和諧礦區與現代城市同步建設

支持創業大道升級、龍南醫院擴建、商廈地區綜合改造，促進礦區基礎設施和服務功能更加完善；支持礦區開展綜合治理，綠化生產區，美化居住區；支持創業城、石化會戰園等居住新區建設和老居住區改造，進一步改善職工生產生活環境。

二、抓好產業項目

深入實施“三百”行動計劃，服務企業更好發展做優存量，突出產業項目建設做大增量。新建續建千萬元以上產業項目367個。建好“四大基地”和棚室經濟為重點的現代農業項目。推進旱田節灌和水田灌區項目，全力建好30個現代農業示范區，新增膜下滴灌和噴灌110萬畝。力爭糧食增產10％。著力打造四季青溫泉果蔬、大同青提、紅崗花卉等10個特色基地。加快建設6000噸提子醋等加工項目。大力推進冷鏈倉儲、物流中心、農超對接等服務配套項目，擴大棚室經濟綜合效益。深入推進養殖方式“三進三退”，新建改建牧場和小區140個，奶牛肉牛集中飼養率提高到70％。全市農業增加值增長15％。建好立市龍頭和戰略新興為重點的地方工業項目。加速推進550萬噸重油催化熱裂解、50萬噸C綜合利用等在建石化項目，謀劃建設聚烯烴、合成橡膠、液態化工等延伸增值項目。拉長石化產業鏈條；全力推動沃爾沃乘用車生產基地項目盡快形成整車生產能力，跟進引建汽車零部件配套項目：啟動建設低碳光伏產業園，同步開工電池切片、光伏組件、光伏發電等全產業鏈項目，大力推進忠旺鋁材、福瑞邦生物制藥、三峽風電等項目，帶動戰略新興產業更快發展。全市地方工業增加值增長30％以上。建好名企引領和高端業態為重點的服務業項目。堅持“隨著城市進程走、迎著生活需求上、圍著生產服務抓、跟著深度創意謀”，生產服務業與生活服務業并重，現代服務業與傳統服務業并舉。新建續建服務業項目100個以上。加快建設唐人中心等城市綜合體和紅星美凱龍、奧特萊斯等高端名店，帶動形成城市商業商務和生活服務中心區，在滿足市域需求的同時提升域外輻射帶動能力，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20％；加快建設北國之幻城、龍鳳濕地公園、阿木塔風情園等旅游項目，引進北京秦龍等旅游企業，高水平辦好第五屆濕地旅游文化節，旅游總收入增長30％，打造全季、全域、全業和全民旅游的新格局：加快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新華08國際石油資訊中心、黑魚湖國際藝術村等文體項目，搞好大型場館運營，推動發展創意設計、演出賽事、文博會展，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長30％；加快建設金融產業園區等金融項目，使金融業增加值增長25％：加快建設服務外包產業園，擴大石油工程技術服務、動漫設計和軟件開發等高附加值業務比重，新增服務外包企業30戶以上，營業收入突破80億元。全市服務業增加值增長20％。建好基礎承載和產業關聯為重點的園區項目。建好成果轉化和企業孵化為重點的科技項目。推動政研校企協同創新，努力增強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驅動力，促進“原字號”向“產業鏈”、“粗加工”向“高精尖”升級，建設國家雜糧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級技術轉移示范機構，抓好高新區國家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提升科技園、孵化器、中試平臺等功能，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全市轉化省級以上科技成果超過100項，新增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0戶，高新技術產業實現增加值550億元。

三、抓好城鄉建設

堅持建管并重，進一步夯實市政基礎。1.推進新城開發老區改造。2.推進重點工程建設。3.推進新型村鎮建設。4.推進生態環境建設。5.加強現代城市管理。

四、抓好民生實事

(一)群眾在我們心中有多重。我們在群眾心中就有多重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頭等大事，要繼續壓縮一般性財政支出，增加民生方面的專項支出，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解決好百姓關注的大事、要事、急事、難事，讓群眾得到更多實惠。1.促進教育均衡。順應群眾期盼，努力辦人民滿意教育。2.促進文化惠民。開展“百湖之春”等文化活動，豐富群眾文化生活。3.促進醫療優質。加快推進市婦女兒童醫院、市三醫院擴建等重點項目建設，進一步改善鄉鎮和村醫療衛生條件，繼續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功能，全面加強“六個對接”，深入推進與國內外名院名醫合作，重點建好遠程會診系統，為群眾提供更加便捷、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4.促進保障提標。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政策性支付比例達到90％和70％以上，進一步提高城鄉低保標準和財政補助水平。

(二)傾力辦好十件民生具體實事

一是幼兒入園。二是市民出行。三是小區環境。四是農民看病。五是大學生和退轉軍人就業。六是低收入群體住房。七是中小企業融資。八是社會化養老。九是物業供熱管理。十是群眾文化休閑。

五、抓好社會管理

(一)突出重點人群服務管理

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為先，圍繞“十類特殊人群”，全面推行“居住證”管理制度。實現流動人口市民化待遇。

(二)突出重點矛盾防范化解

圍繞新形勢下容易引發和影響社會安寧的征地拆遷、勞資矛盾、土地糾紛、文化沖突、違法犯罪、流動人口管理、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社會心態失衡、復雜場所整治、刑釋解教人員繼續教育等十個方面問題，深入開展普法宣傳教育。推進“百項服務”進社區，全面加強社區社會組織規范管理，強化互聯網安全監管，依法規范網絡信息傳播。

(三)突出重點領域安全監管

圍繞食品、藥品、交通、建筑市場、消防、生產、校園、礦區等“領域”安全，著力增強安全防范和應急處置能力，集中開展飲水安全、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等專項治理，確保安全形勢持續穩定；推進社會治安、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重點領域信息化建設，提高智能化監管水平，確保社會平安和諧。

六、抓好改革開放

(一)推進重點改革

以組建文化體育旅游集團為牽動，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以做好縣區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為切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以下放事權、創新審批方式為突破口，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平穩完成新一輪崗位聘用為著力點，深化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二)擴大交流合作

第5篇：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

關鍵詞；社會變遷 社區治理

一、社區治理的理論基礎

“社區治理是管理理論在社會領域的實際應用，是指在某特定社區的范圍內，對社區內的公民，社區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過程。社區治理的具體過程可以描述為五點：一是其特點是治理的橫向范圍擴大，形成網格結構，注重社區居民的意見權，充分發揚民主，轉變單一的以政府為主的治理主體；二是其治理范圍是特定社區內的公民的公民利益；三是社區治理的主體是治理范圍內的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四是其采取的行動過程應該遵循相關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與約定的習俗；五是其最終目的是提高社區成員的福利等生活保障問題，改善生活質量，使社區更加和諧。

二、社會變遷中社區治理的發展演變過程

社會轉型是指社會發展過程中發生的一種整體而又全面的結構過渡狀態， 它包括社會結構、社會運行機制和價值觀念體系等等。伴隨著社會轉型，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伴隨我國社會結構調整，社區治理發生了三次較為重大的轉型：

1.我國早期實行計劃經濟，在其影響下，與之相對的所謂的社區治理是單位管理模式。城市形成了“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單位”構成全部社會生活，全社會被分解為一個個的獨立“單位”。每個單位都有自己的功能來調配人員，整合資源等。如果想管理好整個社會，就必須管好組成社會的每個小單位。由于改革開放，我們的社會發生環境，制度發生巨變，社會功能逐漸分化，如今的社會已經轉型為現代化的的社會。

2.改革就意味著新的變化的出現，傳統的合作治理的模式已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其困境表現為：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溝通困難，而出現社區合作治理的困境。因此，社區的治理模式也需要變化。即由原來行政型社區向合作型社區再向自治型社區轉變。

三、社區治理的發展趨勢（主要講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

1.社區治理的主體多元化

社區生活的實質是在社區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社區治理牽涉多元利益主體的利益，是多元利益主體共存的過程，造成此種現象原因是：首先是社會轉型；其次是經濟發展需求轉變，實行計劃經濟；最后是社會結構的持續轉型。因此，社區治理涉及多方利益主體的利益，伴隨著社會結構的深入而變化，還引發了利益主體和利益取向的多元化。

2.社區治理的目標過程化

社區治理轉變為更加注重過程目標，但是需要較長時間的實踐。通過分析可知：首先，要明白社區治理的宏觀目標是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進步，圍觀目標是解決特定社區的具體問題；其次，社區治理的目標要想實現，還要使社區居民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并對社區居民的行為進行監督，對社區活動制定相關相關的規章和制度等。

3.擴大社區治理的內容

要想保障社區居民的公共利益，做到社區真正實現為公共事務服務，形成良好治理，就要擴大社區治理的內容，內容都是社區居民最關心的自身利益問題，如：一是社區的環境，包括綠地，活動設施，報刊宣傳專欄的建設，以提升社區的居民文化生活水平，促進精神文明的建設；二是建設社區衛生防護站，保障居民的衛生，醫療問題；三是為社區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四是解決社區居民的福利問題。通過整合衣食住行等多方面資源，保障保障社區治理順利進行，提升居民參與治理的積極性。

4.形成多元主體，上下互動的社區治理過程

多元主體，上下互動的社區治理是目前最符合治理過程發展需要的治理，能夠從多角度，多方面實現社區治理不同主體的利益需要。因為社區治理強調的的是各治理主體等參與者多方互動，協商制定社區治理的目標，并在探討，達成一致的基礎上社區居民，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協作實施的過程。

四、對未來社區治理新模式的構想

“社會復合體”，就是按照社區治理發展的趨勢構建社區治理的多元利益主體，包括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居民等，就是政府，社會，市場的等多方主體的互動，使其各方的利益相互重合或發生聯系，成為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

在我國社區與社區之間的資源結構、人際關系、文化積淀和人口結構等方面差異都非常大，這當然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形成的，是由我國這么多年的現實發展所決定的。而這種高度的差異性又促使我國在治理社區問題時必須有高度的針對性，從實際情況出發，西方國家治理上的長處可以適當的借鑒，但絕不可簡單的模式照搬由于我國社區情況所具備的特殊性，使得我們在在社區治理前，我們要對其進行必要的劃分。

在網絡時代的今天，每一項事物的發生發展都離不開信息網絡的影響，適者生存，我們必須尋求適應社會環境的更為先進的治理方法。

在管理好城市社區的基礎上，還要要重視村民和村莊的治理，實施社區化管理，推進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社區治理，城鄉互動，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皮埃爾卡藍默《破碎的民主試論治理的革命》[M]4-5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5

[2]史柏年《社區治理》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2004

作者簡介：

第6篇：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

(一) 政策網絡治理的興起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 歐美各國面臨的治理困境日漸加重, 層出不窮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讓政府的治理出現了失靈的現象, 政府開始意識到單純依賴官僚制無法解決這些牽扯方面眾多的復雜社會問題。西方國家開始漸漸嘗試, 試圖讓社會分擔政府的治理工作, 體現在國家層面的決策不再是政府一言堂, 即出現了分權化的趨勢, 社會去中心化開始初現端倪。政策網絡治理也是從那時開始萌生的。

(二) 政策網絡治理的基本概念

政策網絡的起源于鐵三角模型。所謂鐵三角是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有關利益方三者組成一個執政聯盟, 負責指定各種公共政策。但是社會在不斷發展, 社會情況變得日益復雜, 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都牽扯眾多的利益相關方, 這就給公共政策的制定帶來了諸多困難, 此外, 民眾意識的覺醒也給官僚機制的運行提出了很大輿論壓力, 政府越來越難以單獨完成一個公共政策的整個制定過程, 政府必須與利益相關者合作來整合社會資源才能推動政策發展。鐵三角模型在日益復雜的社會顯示面前作用有限, 后來在此基礎上誕生了政策網絡。

現代公共政策牽扯眾多的利益相關方, 制定過程也離不開各方的參與, 否則即便政策推出也難以執行, 政策制定的各方參與者共同構成了一個網絡。政策網絡還代表著一種利益關系, 網絡中的各參與者都代表著各自的利益, 在網絡中的目的就是維護自己的利益。政策網絡治理模式不是立體式的頂層到底層的治理模式, 也不是完全的扁平化治理模式, 而是以政府為居中協調模式下的各方共同協商推動問題治理的模式。

(三) 政策網絡治理的要素

1. 治理主體

傳統的社會治理主體是政府, 其他社會組織、私營機構、廣大公民都是政府占絕對支配地位之下的合作資源。但是在政策網絡治理理論中, 治理主體并不只有政府, 其他社會組織、私營機構等也屬于主體的一部分, 政策制定要由這些主體共同參與。但是, 不同于多中心治理理論, 政策網絡理論中政府的地位依然占核心地位, 政策的推動離不開政府的主導, 其核心在于政府能否與其他主體通力合作。

2. 治理結構

政策網絡中, 各個治理主體圍繞某個議題, 通過對話協商等方式共同推動問題的治理, 出臺相應的公共政策來解決問題。在這個治理過程中, 各個主體之間形成一個橫縱交織的組織網絡, 網絡的節點就是各個主體。主體之間對資源的占有不是各自獨占, 而是共存共享, 彼此之間互相通力合作共同形成一個組織結構。

3. 治理機制

政策網絡的治理機制是一個群策群力的集體行為, 這其中有一套治理的機制, 分別是政治互信、協商探討以及學習機制。政治互信是政策網絡能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 眾多治理主體必須要具有高度的政治互信才能夠一同協作。政策網絡是由多元化的主體共同構成的, 因此一個公共政策的誕生到執行都必須有一個有效的協商探討機制才能完成。各主體在公共政策制定執行過程中要處于動態的學習過程, 不斷通過學習來加強自身的業務能力, 有助于政策水平的不斷提升。

二、從科層治理模式到政策網絡治理模式

原有的官僚制政府整理體系在復雜社會問題治理方面力不從心, 從而出現了政策網絡治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多元化趨勢越發明顯, 出現了大量的社會組織、企業組織, 同時公民意識不斷覺醒, 政府不再是單一的決策中心, 逐漸開始與社會協作。如今的政府的行政已經與社會形成了垂直、扁平相互交織的治理網絡, 政府與社會已經從開始廣泛合作, 新的公私協同的治理模式開始替代原有的官僚制治理。

原有的官僚制組織模式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社會治理形勢, 出現平行分離以及權力分化的趨勢, 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統治關系變成了一種介于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互動關系網絡, 與之而來的是政府的行政職責從單方面的統治變成了在網絡中與多方的互動。這種組織關系是政策網絡治理的基本出發點, 也就是多方共同形成網絡共同治理。

三、政策網絡治理的優勢和不足

(一) 政策網絡治理的優點

政策網絡治理為當前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解決思路, 代表著新的治理理論。眾多治理主體形成一個穩定的關系網絡, 政府與社會機構、公民個人在這個框架內廣泛合作, 推動政策的落地以及問題的解決。這種治理模式可以彌補傳統治理模式所面臨的失效問題。

在政策網絡中, 政府居中協調各方凝聚共識, 推動問題的解決。政策形成到落地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政府進行宏觀控制, 這個責任也只有政府能夠承擔得起。政府協調、激勵多方參與者一同推動問題的解決, 既能有助于社會治理, 也有助于讓人民群眾更加滿意。

(二) 政策網絡治理存在的問題

首先, 政策網絡是一種治理模式, 不同治理主體之間必須要有共識才有政策推動的可能。各治理主體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 要想通過正式的行政程序規劃出臺一個公共政策談何容易, 這背后可見的與無形的阻礙太大, 雖然政府在其中占主要地位, 但是政策網絡牽扯的相關方太多, 并不是說政策網絡就一定能解決政府的治理痛處。

其次, 由于政策網絡是眾多治理主體組成的一個非正式非官方的組織, 缺少必要的權威監督, 極有可能出現權力濫用以及爭權或者互相推諉的情況。政策網絡公共治理的前提條件是各治理主體之間共享社會資源、共享權力、各自承擔責任, 但是具體執行起來可能出現政府機關與社會組織之間權責交織難以分清的情況, 就會給政府執政合法性帶來沖擊。

最后, 由于各個治理主體之間要共享權力, 卻不可避免的會造成權力分化, 但是又會導致國家空洞化, 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8]。政策網絡治理會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權力, 也會降低政府承擔的責任, 如何在權責之間做好平衡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四、提高政策網絡治理水平的主要策略

政策網絡中的各個治理主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互相協商, 各主體之間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系, 缺少一個占支配地位的領導主體對其他主體進行規范, 那么解決社會問題時可能會效率低下, 甚至可能出現治理失靈。為了最大程度的發揮政策網絡的優勢, 促進有關各方的合作、消弭各方間隙, 下面將給出幾點意見:

(一) 加強治理參與的廣泛度

政策網絡要政府與社會組織共同參與, 要想治理日益復雜的社會情況, 就必須要讓更多的主體參與到治理過程中來, 讓各方帶著各自的智慧與專業技術為問題解決提供建議。政府的角色也極為關鍵, 在制定政策應該廣泛采納更多主體的意見, 促進主體在網絡中的參與。

(二) 促進深入交流

各治理主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要保持深入的交流, 通過交流來減少分歧、強化共識, 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各個主體之間互相交流提供更多可供抉擇的信息。交流是政策網絡運行過程中非常關鍵的, 交流的方式可以會議的形式, 多方聯席會議是交流的絕佳途徑。除此之外, 在需要時也要利用各種通信技術保持主體之間信息的暢通。

(三) 強化政治互信

各治理主體之間能夠互相協作的前提是政治互信, 在信任的基礎上才能開展交流協作。政策的出臺、后續的執行, 都需要各主體的互相信任, 如果沒有信任將使得政策網絡的運行舉步維艱。各主體之間需要了解信任, 相互合作起來才更有效率。

(四) 消弭間隙加強共識

各治理主體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 在公共政策的過程中容易發生利益沖突, 因此為了避免因利益沖突而導致網絡失效, 政府作為政策網絡的主要主體, 要根據具體情況盡可能的消弭沖突, 尋找各主體之間的利益共同點, 促進有關各方以協商對話解決問題。

(五) 優化組織架構

政策網絡中各主體都會對政策產生影響, 如何組織這些主體不僅事關政策的制定, 也決定了政策網絡的社會治理效果。在這方面, 政府要承擔起主要責任, 優化網絡的組織架構, 建立一個以效率為導向的網狀網絡, 力求構建一個最優的網絡, 在制定政策時既準確又及時地解決問題, 提升人民群眾的滿意度。

(六) 建立恰當的激勵機制

政策網絡并不是一個官方的正式組織, 對各個主體不具備法律規定的強制約束力, 因此為了調動各個主體的積極性, 保持網絡穩定性, 就必須要建立一個合適的激勵機制。激勵的方式有多種, 可以對廣大公民進行宣傳教育、對主體進行一些獎懲機制等。通過激勵來最大程度的發揮政策網絡的執行效率。

五、總結

政策網絡理論為后現代的社會問題治理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路, 在社會問題越來越復雜的今天, 愈發能體現其優勢。這雖然是一種新的治理模式, 在具體社會實踐上還不足夠成熟, 但是在當前傳統官僚制治理難以應對社會問題的情況下, 政策網絡治理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作為一種應對政府失效問題的治理方案, 政策網絡治理理論對我國政府體制機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因此, 為了推動公共治理水平的進步, 應該進一步研究政策網絡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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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美強, 廖興中.知識經濟、網絡社會與新治理模式之探討[R].知識經濟與政府施政學術研討會, 2001.

第7篇：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

關鍵詞：制度；多元化；參與治理；責任

一、社會治理的發展歷程

社會治理不是生來就有的，在中國，它經歷了“社會統治―社會管理―社會治理”過程，社會治理一詞來自于西方國家，但是在我們社會的日益發展中，社會管理不能滿足人民日益高漲的社會參與的意識與需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應運而生。

我國的社會治理，吸收了國外治理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形成了政府及其他社會主體，為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轉而采取的一系列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從而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保障公民權利，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這種模式。[1]

社會治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方治理主體的協同合作為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共同努力。

二、課題研究的必要性

1、眾所周知，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之后，社會一直處于嚴重不協調狀態，地區發展差異性大、不平衡。根據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 2004 年 在中國高層論壇報告“關于綠色發展戰略問題”的演講中我們得出了對于當前中國的基本國情的三個高度概括[2]：

（1）“一個中國，兩種制度”，即：中國存在世界上最大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

（2）“一個中國，四個世界”，即：中國是世界上地區差距最大的國家。如果按實際購買力平價計算，將中國各地區的發展情況與世界上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相比較，可以把中國劃分為“四個世界”：第一世界為北京、上海、深圳。這些地區的生活水平已經相當于世界高收入國家的水平。第二世界為東南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的生活水平已經相當于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水平。第三世界為黑龍江、吉林、山東、河北地區。這些地區的生活水平已經相當于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水平。第四世界為占我國國土面積 50%的廣大的內地。這些地區的生活水平僅僅相當于世界低收入國家的水平。

（3）“一個國家，四個社會”。一是農業社會。二是（包括工業和建筑業的）工業社會。三是傳統服務業社會。四是知識社會。這些不協調都亟待解決，以防重大社會矛盾的發生。

2、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都只為改革政府與社會關系做著努力，但是我國的社會管理改革仍然處于比較初步的階段：首先，社會中介組織或第三部門沒有能夠幫助政府完成智能轉移；其次，民間組織為主的社會團體很少能有發揮作用的機會；再次，公眾的社會管理覺悟不夠，公民社會發育緩慢；特別是各級官員沒有樹立新的治理觀念。[2]

順應時代的發展，本世紀頭20年，我們政府管理就有了新的改革要求：盡快形成全社會重視社會發展的氛圍，關鍵就是要提高公民的社會參與程度，改變現有的這種公民參與缺失的情況，基本形成公民社會。[3]

3、我們為什么說要從制度上提高社會治理的效果，因為有些事成敗與否，制度很重要。“制度的關鍵是維護好的秩序，只有我們的社會有秩序，形成一種公平、正義的社會氛圍，人與人之間信任度上升，那么我們的社會性互動就會大大地提高效率，并減少合作的成本。[4]

可見，為了使得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社會建設的順利開展，必須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來維護合理、有序的社會秩序，使得社會建設的參與者強化自身法治理念、明確自身的社會責任，并真實地投入到各種建設活動中。[5]

三、從制度上達到以下要求

1、要想很好地實現社會治理，政府首先要提供一個可以多元治理的社會環境，我國要強化政府的社會秩序管理職能。第一是要建立產權秩序。主要從建立健全法律上入手，嚴厲打擊侵犯產權。第二是要完善市場秩序。鼓勵市場的公平競爭，完善市場監管體系，做到政府的執法、行業自律以及民眾共同努力。第三是要建立社會信用秩序。建立以道德為支撐的社會信用制度，建立信用監督和失信懲戒制度。第四，完善政府危機管理職能。健全預警和應急機制，從而提高政府應對突發事件和風險的能力。[6]

2、確立社會治理的宗旨，使其走上制度化的軌道，樹立全民共同協作的理念和目標。努力達到公民社會。讓公民理解：實現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過程為我國政府社會管理的根本目標。政府的一切權力來自于人民的授予，政府的作用就是保障公民行使權利的權利，社會治理應該實現政府與社會想合作的狀態。通過這種社會共治來實現公民社會的目標。

3、社會治理不再是單一的政府管理而是多元主體參與治理，所以要做到社會主體多元化。政府要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與各種社會組織形成協作網絡，共同分擔社會責任、共享公共資源、參與公共治理，最終共同受益。治理就是一種持續地協調沖突和利益的過程。社會治理的多元主體就應該在利益協調的過程中達到最終的統一。[7]

4、社會治理的過程應該是公平、公正的，我們想要社會治理能夠達到好的效果，就必須保證社會治理的公正性。我國對于規范社會治理的過程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還不夠健全，大部分的社會治理隨意性強，程序多元且規范性不明顯，那么我們就要想辦法在這種情況下防止權力的濫用，確立社會治理公開制度：一是治理基本信息的強制披露。二是治理過程公開。三是治理結果的公開。[8]這一點可以說是最基本的公開了。

5、治理主體多元化之后就自然而然出現了責任誰負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還要確立治理主體責任化。雖然這是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項，但是不可否認，對于責任的確定，對于責任制的規范真是太難了。社會治理強調合作、強調互動，其治理主體就有很多，除了黨、政府、社會組織等等還包括一些自治組織以及民眾，所以說從主體上就很難確定各主體承擔責任的大小及范圍。[8]

所以我們必須正視社會治理是合作治理，據此來共同承擔責任，并在此基礎上明確各主體的責任。

6、治理方式要變發命令為協商討論，以合作與協商為治理方式。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就是要實現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協同共治，在加快經濟轉型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社會體制創新中構建黨的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民參與、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8]

四、結語

我國現今仍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轉變還沒有完全完成，我們的社會治理來源于西方，融合于我國實際，在治理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開拓創新、查缺補漏，首先就是要完善制度上的轉變，從制度上入手來加強社會治理的實施效果。建立程序規范，內容全面，措施適用的制度，用制度建設來保障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的順利推進，是社會治理走上科學化、規范化、現代化的必然選擇。[9]（作者單位：南京工業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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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孫曉莉.多元社會治理模式探析[J].理論導刊，2005（5）：7.

第8篇：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

關鍵詞：霧霾治理；雙重社會資本；協調；激勵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17

中圖分類號：X5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5-0075-05

Study on Ha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PENG Benhonga，b， TU Yub

（a.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 Public Polic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different effects of dual social capitals. Meanwhile， it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s model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ual social capital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haze governance. Conclusions show that dual social capital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s and both governance practic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 haze governance need force to keep behaviors going. S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ust and incentives are limit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haze governance must be launched from the norm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enacting laws and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trus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and encouraging supervises from the market； leading the tend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coordinating multilateral behaviors and encouraging capitals to interact.

Key words：haze governance； dual social capital； coordination； incentive

中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受關注，霧霾治理更是近年來各方關注的焦點。2010年，北京、廣州、上海三地因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數分別為2349人、1715人、2980人，經濟損失總計逾60億元。因此，探索有效的霧霾治理機制在改善民眾居住環境、保障社會安定和諧等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但目前，各國實施的環境保護政策多分為“政府管制”與“市場主導”兩種模式，而政策失效或市場失靈均會造成治理效率低下與成本增加，所以，結合政府與市場的第三方力量――社會資本驅動的多主體聯動環境保護行為為解決霧霾問題提供了新視角。

社會資本作為行動主體在行動過程中獲得并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各類資源[1]，近年來在中國“人情文化”環境中被廣泛用于分析與解決實際問題。學者研究了社會資本對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組織學習[2]、高新技術企業創業要素[3]、多元化戰略與業務績效[4]、開放式服務創新績效[5]等問題，而在環境治理方面，Pretty在理論上研究了社會資本與環境保護間的關聯，指出雄厚的社會資本有助于提高環保措施的實施效果[6]。劉曉峰則分析了社會資本以及社會分歧、社會能力對環境治理的影響，指出組織層面的社會資本與社會能力具有正面作用，社會分歧具有負面作用，而個體層面的社會資本則無明顯作用[7]。祁毓等在社會資本與環境治理績效的研究上結合中國國情，指出二者呈倒U型關系，社會資本的積累必須保持在合理區間才能實現治理績效的最優[8]。由此可知，社會資本不僅可以運用于企業發展、創新績效等個體或組織層面，同時對環境保護等公共事業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從社會資本嵌入視角研究中國問題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社會資本被廣泛應用于創新績效提高、環境資源保護、社會問題解決等，學者在定性或定量分析、以社會資本為直接或間接變量等各方面都進行了深入探討，而現有研究成果在環境問題治理方面較匱乏，且現有研究多傾向于宏觀分析，缺乏對具體問題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我國日趨嚴重的霧霾問題為研究對象，結合霧霾治理的雙主體特征，將社會資本細分為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并實證分析二者與霧霾治理績效的相關關系；同時，引入雙中間變量――協調行為與激勵行為，具體研究雙重社會資本的作用路徑，為解決我國霧霾治理問題提供更具可執行性的啟示。

1 理論回顧與研究假設

1.1 霧霾治理與雙重社會資本

倡導綠色經濟、開展霧霾治理是我國乃至世界各國一直積極倡導并開展的行動，但各國在霧霾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卻相差甚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影響霧霾治理績效的因素（包括政務考核方式、經濟發展模式、治理主體等）紛繁復雜。首先，發展中國家多追求GDP發展而忽略環境保護，導致部分經濟帶動力強但空氣污染樂氐牟業優先發展，因此，霧霾治理績效的提高需要政府轉變工作考核方式，不以GDP為唯一標準；其次，提高治理績效需要企業追求低碳發展，將環保理念融入企業文化，從而帶動相關產業、企業以及員工關注并投身霧霾治理；同時，Dulal等指出，依靠多主體的參與，由公民、公益組織、企業、專家和政府組成的多主體聯盟，對提升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義[9]。因此，僅靠政府單一主體不能解決復雜的霧霾問題，必須吸引公眾、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力量參與其中，更要從政策強制力、輿論引導力、文化感染力等多方面協同解決霧霾問題。

現有研究對社會資本的分類主要包括以下四種：一是以Brown為代表的微觀、中觀與宏觀分類[10]；二是以Ostrom為代表的狹義、過渡和擴展分類[11]；三是以Coleman為代表的個體與集體分類[12]；四是以Nahapie為代表的結構性、關系性與認知性分類[13]。而關注制度因素，Krishna等將社會資本劃分為“制度型”與“關系型”兩種[14]。“制度型社會資本”強調制度特征，以可見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關系型社會資本”則強調非制度特征，以內在形式嵌入在群體之中并影響群體中個體的行為。而霧霾治理涉及政府、社會組織、市場組織與民眾等多個主體，必須統籌包含政府與市場雙方力量的社會資本，既要調動二者加強互動合作，又要激勵民眾與社會公知等參與過程監督，最終提高霧霾治理實效。因此，本文結合霧霾協同治理的要求將社會資本劃分為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分別探討二者的不同影響。同時，因為霧霾治理具有公共服務特征，企業組織較少甚至不參與其中，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不能通過政策強制力指導社會群體，而是通過補助等引導方式促使市場組織、民眾等主體參與治理。因此，本文引入社會資本作用于霧霾治理過程的兩個中介因素――協調與激勵。

1.2 研究假設

1.2.1 政府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的影響

Putnam認為政府社會資本中規則、愿景和關系等要素的存在，有助于行動者更高效地開展協作行動[15]。因為霧霾治理屬于公共服務范圍，其主體是具有管理者性質的政府，而政府社會資本主要通過強制行動者執行相關政策，通過信任機制以及社會關系給予行動者行動空間，因此，本文細分政府社會資本的兩個分指標――規范與信任。具體地，要實現霧霾治理績效的最優，就需要每一次治理行為都有法可依，要通過法律、政策等規范避免行動者只追求個人利益而忽略整體利益，要通過完備的制度保障不斷降低管理與監督成本，而這些依賴于規范的建設。同時，霧霾治理涉及政府、市場組織、公眾等多個主體，彼此以一個共同愿景為目標而行動，必然要形成穩定而深入的聯系，而聯系的形成則依賴于信任的產生[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a：政府社會資本中的規范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H1b：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1.2.2 民間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的影響

民間社會資本作為政府社會資本失效時的補充，對提高霧霾治理績效有著不可或缺的影響。Lichterman認為民間社會資本具體包括個人與組織[16]，這與霧霾治理需要公眾的過程監督以及企業等組織的廣泛參與相適應，因此，本文細分民間社會資本的兩個分指標――公眾層面的價值觀與組織層面的組織文化。具體地，霧霾治理效果顯現緩慢，經濟效益不明顯，但正確的價值觀可以使公眾形成開展霧霾治理必要性的共識，并積極投身實際治理過程中，進而降低霧霾治理的宣傳與監督等成本，提高治理績效。在組織層面，不論企業或非營利性組織，與時俱進地將霧霾治理的環保理念融入其組織文化，都會受到政府或市場的青睞，而關注度的提升則意味著企業利潤或社會認可度的提升，進而促使組織更有意愿參與霧霾治理。因而，組織文化越關注霧霾治理，就越容易對提高治理績效產生正向影響。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a：民間社會資本中的價值觀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H2b：民間社會資本中的組織文化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1.2.3 治理行為對霧霾治理的影響

Talbot等指出網絡治理以參與者間的協調與維護為基礎[17]，而雙重社會資本必須通過引導方式促使不同主體參與霧霾治理過程，因此，本文引入協調與激勵雙中間因素分析治理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的影響。一方面，霧霾治理需要協調不同主體間的利益問題，而各主體在經濟實力、治理水平等存在的差異要求分清兩種社會資本在治理過程中的角色：政府社會資本需要制定、實施規范并獲得其他主體的信任，民間社會資本則需要引導公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引導組織形成綠色發展的組織文化，而當這些做到協調統籌，治理過程中的各類矛盾才能有效化解，霧霾治理績效水平才能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因為霧霾治理缺乏直接、及時的反饋，因此，公眾和組織需要必要的物質或虛擬激勵才能形成霧霾治理的意愿，即要提高霧霾治理績效不能只寄希望于行為主體的主觀意愿，而是要通過激勵機制引導主體積極參與到治理過程中。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a：治理行為中的協調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H3b：治理行為中的激勵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1.2.4 雙重社會資本對治理行為的影響

雙重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均有影響。這種影響既表現為直接影響，也表現為對兩種治理行為產生的間接影響。Porter認為社會網絡中的規范、信任、價值觀等因素在為個體或組織帶來收益的同時，可以影響對象的觀念與行為[18]，因此，本文認為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對兩種治理行為均有正向影響。具體地，個體或組織的行為主要受正式規范的短期影響，但當規范所強制的行為固化為日常行為時，即使規范的執行力降低，個體或組織也會繼續執行規范[6]。而Fishbein等也指出，個體或組織的決策行為必然是在考量所處環境的成本與收益的基礎上做出的，而對集體利益的維護以及為了與他人意見保持一致的動機對個體或組織行為有著顯著的影響[19]。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a：政府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協調呈正相P關系。

H4b：政府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激勵呈正相關關系。

H4c：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協調呈正相關關系。

H4d：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激勵呈正相關關系。

2 實證研究

2.1 變量測量與數據收集

本文選用7分制Likert量表并依據研究目標進行初始調整，在廣泛聽取專家意見、采納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變量及其測量口徑進行統籌調整；最后，在大規模發放問卷前，選定部分目標企業及人員開展問卷預調研，并根據反饋意見對問卷內容進行最終修訂。具體地，需要測量的4個變量，包括政府社會資本、民間社會資本、治理行為與霧霾治理績效。根據Knack等對社會資本的測量口徑[20]，本文選取規范（X11）與信任（X12）2個因素測量政府社會資本，選取價值觀（X21）與組織文化（X22）2個因素測量民間社會資本；其次，考慮Talbot等提出的“網絡治理以參與者的協調為基礎”結論[17]，鑒于霧霾治理的公共服務特征，本文對治理行為的測量通過協調與激勵2個因素展開，并利用“主管部門指導治理主體的行為（X31）”和“治理主體間發生沖突時主管部門進行協調管理（X32）”2個題項對協調行為進行衡量，利用“主管部門給予治理主體經濟補助（X41）”“主管部門在政策扶持上幫助治理主體行動（X42）”和“主管部門在治理過程中對治理主體進行宣傳（X43）”3個題項對激勵行為進行衡量；最后，根據《中國環境狀況公報（2015）》關于霧霾主要組成成分的說明，用PM2.5水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與氮氧化物含量表示霧霾水平，并由此構成問卷調查中的“霧霾狀況改善程度等級評判（X51）”指標，根據問卷填寫者關于霧霾改善程度的評價數據對霧霾治理績效進行等級評估。

為保證問卷數據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問卷發放對象包括政府環保部門、民間環保組織及個人、高校、科研院所中從事環境治理研究的教師或學生等，主要通過紙質及郵件等問卷留置方式發放問卷，向問卷填寫者介紹問卷調查目的及填寫方法，同時采用匿名形式消除填寫者顧慮。另外，為保證數據的代表性，降低隨機因素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問卷調查時間為2016年2月至7月結束，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383份，回收有效率為76.6%。樣本關鍵特征如表1所示。

2.2 信度與效度檢驗

對有效問卷調查數據進行信效度檢驗。結果顯示：政府社會資本、民間社會資本、治理行為與霧霾治理績效的Cronbach’s a系數均較高，分別達到0.80、0.78、0.75、0.84，均大于標準值。因此，問卷調查數據具有較高信度。然后，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模型收斂效度，結果如表2所示。所有因素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5，且顯著性符合要求（P

3 結果分析與討論

首先運用回歸分析分別對4組研究假設進行驗證，初步判別雙重社會資本、治理行為、霧霾治理績效三者間的關系；再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變量及其各因素間彼此影響的整體關系。

3.1 回歸分析

首先，分別以規范、信任、價值觀、組織文化、協調行為和激勵行為為自變量，霧霾治理績效為因變量構建回歸方程1。由表4可知，規范、價值觀、組織文化和協調行為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86、0.810、0.772和0.786，其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而信任和激勵行為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323、0.293，其與霧霾治理績效呈較弱正相關關系。因此，驗證假設H1a、H2a、H2b、H3a成立。回歸分析后，修正假設H1b’為：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與霧霾治理績效呈較弱正相關關系；修正假設H3b’為：治理行為中的激勵與霧霾治理績效呈較弱正相關關系。

其次，前面對各變量及因素間信效度的實證檢驗均達到較好水平，因此，針對假設H4a、H4b、H4c和H4d，本文擬采用單一變量指標代替多重因素指標。具體地，分別以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為自變量、協調行為為因變量構建方程2，則由表4可知，政府社會資本與協調行為的相關系數為0.794，說明政府社會資本與協調行為呈正相關，而民間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則具有較弱正面影響（相關系數0.478）。回歸分析后，假設H4a得以驗證并成立，假設H4c需加以修正，修正假設H4c’為：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協調呈較弱正相關關系。

最后，分別以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為自變量、激勵行為為因變量構建方程3。則由表4可知，政府社會資本與激勵行為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769），民間社會資本與激勵行為的正相關關系較弱（相關系數為0.587）。回歸分析后，假設H4b得以驗證并成立，假設H4d’需加以修正，即修正后的H4d’為：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激勵呈較弱正相關關系。

3.2 結構方程分析

回歸分析已初步驗證并修正了各變量及因素間的關系。本文將運用結構方程對模型進行路徑擬合。模型的擬合指標中，Chi-square/df值為2.963（小于3），擬合優度值（GFI）為0.810（大于0.7），模型適合度（CFI）為0.821（大于0.7），近似誤差均方根（RMESA）為0.078（小于0.1），各指標均達到可接受的標準，表明該模型的擬合度較好。結構方程的整體模型及部分參數如圖2所示。

結構方程各指標的數值如表5所示。修正后的各假設均得到驗證。

（1）政府社會資本中的規范對霧霾治理績效的路徑系數為0.711，通過顯著性檢驗（P=0.001），說明政府社會資本中的規范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而政府社會資本中信任的路徑系數為0.186（P=0.013），說明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較弱正向影響。驗證假設H1a、H1b’成立。

（2）民間社會資本中的價值觀、組織文化對霧霾治理績效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785、0.702，且顯著性水平符合要求，說明民間社會資本中的價值觀與組織文化對霧霾治理績效均具有正向影響。驗證假設H2a、H2b成立。

（3）治理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的路徑系數相差較大：協調行為與激勵行為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769（P=0.001）、0.413（P=0.005），說明協調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而激勵行為的正向影響則較弱。驗證假設H3a、H3b’成立。

（4）政府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和激勵行為的路徑系數為0.775、0.714（P值均為零），民間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和激勵行為的路徑系數為0.245（P=0.053）、0.383（P=0.001），說明政府社會資本對協調行橛爰だ行為均具有正向影響，而民間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與激勵行為均具有較弱正向影響。驗證假設H4a、H4b、H4c’和H4d’成立。

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結果與回歸分析結果一致，再次驗證了相關研究假設。而從以上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以協調與激勵兩種治理行為為中介因素的社會資本嵌入視角的霧霾治理研究，具有區別于以往結論的特別之處：

第一，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較弱的正向影響（以往研究多認為二者呈較強的正向相關關系），這是因為霧霾治理具有區別于其他問題的公共服務特征。在我國這樣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公眾對于霧霾治理等公共服務的關注尚有欠缺，企業等盈利性組織仍多關注業務收入而忽略社會責任。因此，建立在高度環保意識基礎上的協同治理行為難以實施，進而直接制約信任因素對提高霧霾治理績效的作用。

第二，激勵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的正向影響有限（以往研究多認為激勵等號召有助于徹底解決問題），這是因為政策強制力在解決公共服務問題時更高效。本文前面已經說明，霧霾治理的公共服務特征易導致民眾與組織的“不作為”心理。因此，基于社會資本的治理行為必須更傾向于行政命令或政策規定等強制力，避免出現“一人偷懶，人人偷懶”的局面。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日趨嚴重的霧霾污染為研究對象，從政府與民間雙重社會資本視角出發，引入協調與激勵雙中間因素，通過回歸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型深入探討雙重社會資本、治理行為、霧霾治理績效三者間的關系，并針對霧霾治理問題得出以下結論：（1）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正向作用，包括作用于霧霾治理的直接正面影響，以及通過兩種治理行為的間接正面影響。（2）霧霾治理的公共服務特征，導致政府社會資本中信任因素對提升治理績效的正向影響力不明顯。（3）具有強制力性質的協調行為比傾向于號召性質的激勵行為，更有助于提高霧霾治理績效。（4）政府社會資本比民間社會資本更具公信力，更能調動主體積極實施治理行為。

結合我國霧霾主要成因、公共服務供給等具體國情，提出相關治理建議：（1）政府社會資本作為霧霾治理的主體，需要充分發揮規范與信任等因素的積極作用，尤其是要補足我國在環境保護政策、法律等規范層面的缺陷；（2）政府需要加強與社會組織、公民等主體的互動，引導各主體參與霧霾治理規范的制定，促進信任在政府與各主體間形成；（3）積極引導公眾樹立霧霾治理的環保價值觀，引導社會組織將綠色發展融入企業文化；（4）政府與民間社會資本需要彼此激勵，摒棄僅關注霧霾治理經濟回報的狹隘觀念，促進開展協同治理行為，營造“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1]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黃中偉，王宇露.位置嵌入、社會資本與海外子公司的東道國網絡學習――基于123家跨國公司在華子公司的實證[J].中國工業經濟，2008（12）：144-154.

[3]張榮祥，劉景江.高技術企業創業社會網絡嵌入：機制要素與案例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9，27（6）：904-909.

第9篇：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

社會資本：解決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有效辦法

為了解決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必須尋找一種有效的理論來指導如何破解集體行動的困境。當追述到集體行動困境產生的原因時，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既然集體行動困境是由于在個人利益的驅動下某些理性個體不合作造成的，那么促成理性個體之間的合作不就可以了嗎？社會資本正好起到了促成多元治理治理主體合作的作用。

首先，社會資本所倡導的信任為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主體之間合作奠定了精神基石。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所包含的信任有助于促進自發性的合作與協調，可以用來改善社會行動。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部，基本上每個民族都是一個利益訴求的主體，由于各民族文化差異大，各治理主體之間互不理解，導致了信任度低，表現出來將是各民族之間互相猜忌，合作無從談起，所以，只有加強各民族，各治理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合作才能展開。信任是一塊基石，牢牢地奠基于合作的大廈之下，不易被發現，卻默默的發揮著它的作用。

其次，社會資本為城市多民族社區合作提供了互惠規范。互惠規范是一種基于道德而非法律，帶來普遍利益的非均衡規范。互惠規范不是合作者之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均衡互惠”，而是“現在給予人，將來人給予”的“普遍均衡”，一個良好的預期支持著大家遵守規范，等待著實惠的到來。[4]互惠規范雖不能給違反者法律上的懲罰，但會使違反者的長期利益受損。今天個體在社會組織中獲得利益，在未來必須支付出相應的成本給予其他個體。如果受益個體違約，將來在組織中不可能再得到合作的機會，更不可能獲得利益。這就是互惠規范的長期性懲罰。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治理主體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時往往造成集體利益的最小化，造成長遠利益的損失，而互惠規范能把各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結合起來，不遵守的便給予長期性懲罰。

最后，社會資本為城市多民族社區多元治理主體合作提供了社會網絡。帕特南指出“如果說，橫向的市民參與網絡有助于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那么一個組織的建構越具有橫向性，就越能夠在更廣泛的共同體內促成制度的成功。”[5]在城市多民族社區中存在著政府、社團組織和各民族居民等不同的治理主體。在解決社區公共問題時，各治理主體之間由于缺乏一個合作的網絡平臺，往往各行其是，無法達成共識，造成工作重復，資源浪費，甚至可能產生摩擦。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區特殊性和復雜性，各治理主體之間產生摩擦的幾率很大，尤其是不同民族之間。于是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過程中入陷了集體行動的困境。所以多元治理主體之間合作依賴于平行發展的社會網絡。社會網絡是社會資本三大要素之一，這說明社會資本理論所提供的社會網絡是城市多民族社區多元主體治理之間合作的重要條件。綜上所述，本文推導出了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多元治理主體合作和社會資本三者之間內在邏輯，如圖所示：（略）。

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產生及社會資本存在狀況

隨著改革開放，傳統的單位制開始逐步解體，新型的城市社區制正在建立，社區治理模式逐步形成。在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的過程中，產生了多元治理主體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關于產生的原因，本了以下兩點概括：

首先，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狀況不理想，沒有達到多元主體共治的局面。由于起步較晚，我國社區治理仍處于較低的水平。政府在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過程中仍處于絕對的權威和強勢的地位，其他的治理主體都是“弱勢群體”。政府是社區治理唯一的公共權力的中心，控制社區絕大部分資源，對社區實行自上而下的直線式管理。其他的治理主體無法與政府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這導致了其在治理過程中沒有話語權，無法真正成為社區利益分配的決策者，更無法達成他們的利益訴求。因此各治理主體參與社區治理和行使權力的熱情不高，消極怠工，造成了集體行動的困境的局面。

其次，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各治理主體容易產生糾紛與沖突。社區內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會產生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現象。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互動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民族的融合。但是我們也該看到每一種文化的個性決定了文化的排他性，這導致不同民族交往的過程中出現文化否定和碰撞。表現在日常生活中，便是不同民族群體間的糾紛與沖突。如本民族居民族對非本民族居民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不尊重，甚至出現傷害民族間感情的過激行為。民族文化不同是社區治理集體行動困境的深層次原因。這導致了各民族間缺乏信任的基礎，只靠單純的利益結合而形成的合作無法形成一種長效機制。如何使社區內各民族之間共通互溶，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才是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解決的關鍵所在。

關于城市多民族社區社會資本存在狀況及問題，單菲菲進行了富有成果的探索性研究。她認為“現階段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的顯著特征表現在同質性社會資本遠遠多于異質性社會資本。”她還認為“社會資本存在著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局限信任’多于‘普遍信任’；第二，‘封閉性網絡’多于‘開放型網絡’；第三，互惠規范難以建立”。[6]本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與總結。現階段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仍處于萌芽階段，存量小，發展緩慢，同質性社會資本多于異質性社會資本。總之，社會資本生存狀況不容樂觀，具體表現在下面三個方面：36首先，社會網絡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在城市多民族社區中，正式的社團組織很少，多民族參與的社團更是少之又少。在民族內部容易形成一些非正式的組織，這些組織對其他民族具有強烈的排斥，是一種封閉的網絡。社區組織成員的活動與宗教文娛活動密切相關，而對社區公共事務缺乏關注和興趣。其次，互惠規范的約束力存在較大差別。互惠規范形成于社會網絡成員的不斷合作之中。宗教性組織的互惠規范往往是宗教教義，顯然約束力較強。正式的社團組織互惠規范是社團規則章程，也具有較強的約束力。其他的社區互惠規范約束力約束力不強，不能起到規范成員的作用。這便削弱了組織的影響力，降低了組織在多元治理過程中的地位。最后，社區普遍信任尚未形成。信任產生于相互認同的個人和群體之中。同一民族的群體認同度高，容易產生信任。城市多民族社區內各民族文化差異的存在，導致了社區內各民族認同感低，不能形成普遍信任。普遍信任的培育任重道遠。

培育社會資本，走出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集體行動的困境

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存在是社區治理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如何走出這樣的困局，本文得出了“社會資本促成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合作，走出集體行動困境”這一內在邏輯。通過研究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的存量發現，少量的社會資本不能發揮出在解決社區治理集體行動困境時應有的作用。只有培育社會資本，增加社會資本的存量，才能發揮出社會資本的在解決集體行動方面的積極效用。要培育社會資本，必須從社會資本的三要素入手，使三者協調發展。

第一，培育信任，凝聚社會資本的精神。城市多民族社區信任的形成和發展受到了自組織、居民參與和制度化等方面因素的影響。社區內自組織的長期互動促進治理主體之間信任的關系。在社會資本框架下，社區自組織和網絡成為信任的重要載體。信任是合作互助的前提和基礎，更是互助合作的結果。隨著組織內部成員之間長期互動、協調和溝通的發生，彼此間有了許多互助合作的行為。因為互助合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所以成員之間互助合作的行為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應彼此間的信任關系。

第二，培育城市多民族社區互惠規范，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在城市社區參與和治理的過程中，居民和社區自組織被賦予了管理公共事務的空間，其責任意識和參與熱情被激發起來，可以投入較大的精力處理居民共同面對的問題。居民在參與和治理的過程中，必然要面臨協調人際關系、調解沖突，解決集體行動，規范成員行為，分配資源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就是社區規范產生和培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