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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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 家庭倫理劇;大眾文化;社會恐慌;關系
一、家庭倫理劇導致形成社會恐慌的原因
1、電視節目的社會化作用
施拉姆曾提到“所有的電視節目都有教育意義，唯一的差別是它在教什么”。例如，在2009年有一部電視劇叫《蝸居》，劇中的女主角海藻大學畢業后，與公司職員小貝相戀，兩人也感受到攢錢買房的辛酸。因為工作關系，海藻結識了市長秘書宋思明，宋對她一見傾心，如有神助般化解了海藻各種難題。最后由于生活的種種波折，海藻最終愛上了宋思明成了他的情人。此電視劇多處傳達出來的大眾文化中，無可避免提及了社會敏感話題“小三”、“房價”等問題。
許多家庭倫理劇傳達出來的不是真善美，而是社會的假惡丑。就例如《蝸居》，女主角不堪重負，被有背景的宋思明拿錢拿權砸昏了頭，拋棄了相戀多年的窮小子。這些電視劇雖然也都來源與生活，但這樣的文化傳播無疑也將對社會價值觀有所影響。電視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存在的，《蝸居》讓我們看到，“小三”也是被逼的，“小三”也是有真愛的。然而這樣為“小三”搖旗吶喊的電視劇真的好么？“小三”的行為需要抵制，在電視劇中，更應該減少這樣對于“小三”的刻畫，這些坐享其成的社會風氣，不應該在電視劇里一而再再而三的播出，雖然這樣的電視劇大眾喜歡看，但是這樣潛移默化的影響，很有可能會使更多“小三”找出更多道德上說服自己的理由。
電視對于大眾文化形成的影響，問題不在于是否引起社會恐慌，而在于讓人們看到的是世界以及生活與其中的人民的哪一種景象？讓他們效仿的是什么樣的榜樣？鼓勵他們期待的是什么樣的工作與生活條件？我們沒理由擔心電視讓人們看到一個暴力的世界，因為我們知道世界本身就充滿著暴力。我們應當關注的是他們是否會看到或經常看到暴力受到獎賞，犯罪者逍遙法外。[1]
2、擬態環境下的真實缺失
美國傳播學者李普曼在《公共輿論》一書中論及擬態環境問題，擬態環境包括外層的媒介環境與內層的心理環境。一方面，擬態環境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摹寫，不是“真”的客觀環境，或多或少與現實環境存在偏離。另一方面，擬態環境并非與現實環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現實環境為原始藍本。[2]家庭倫理劇對于現實生活中個案的提取，在電視熒屏上放大、夸張、以藝術的姿態形成虛擬的現實生活。這樣的擬態環境，可以使看電視的人身處其中，同時拿電視中的生活與自己的現實生活比較，甚至有些人會沉淪于電視劇情中，認為電視中的刻畫是真實存在的，把編劇描繪的電視世界當成自己的現實生活。
電視劇中營造的虛擬場景，奪取了許多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的生命。電視劇營造的環境，讓人完全背離了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所有一切生活的好與壞都是由自己決定的，跟有沒有嫁給一個“高富帥”毫無關系。電視劇中的“高富帥”總是那么優秀，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讓許多少女癡迷不已。然而現實生活離不開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平淡日子，即使就像童話故事里王子和公主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之后如何幸福還是要靠個人。
“擬態環境”是把雙刃劍，與現實契合部分可以幫助受眾認知環境，而與現實偏離部分則可能誤導大眾。電視劇中描繪的擬態環境，可以讓受眾陷入癡迷，也可讓大眾產生普遍恐慌，減少的方法一是在于傳者本身，二是在于受傳者自己。
二、大眾文化與社會恐慌的關系
1、權力的規訓
福柯的觀點認為，大眾文化應該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規訓工具之一。當代大眾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在社會大眾實際生活中的滲透性以及它與人的身體和生命活動的緊密關系。由于大眾文化的無所不在性，使現代人身體的各部位及其實際活動，無不籠罩在大眾文化的游戲網絡之中。[3]
家庭倫理劇的大量投放，其中蘊含的是權利需要我們認同的社會秩序，比如我們的生活需要有車有房，婆媳生活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人婆婆、媳婦、小姑之間的復雜關系和糾結，甚至都成為中國獨有的大眾文化，這些文化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之中，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些再由電視劇表現出來，在看電視劇的同時我們很容易就會聯想到我們的實際生活，帶入到情景當中，讓我們對自己的家庭生活產生恐慌。
再如電視劇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現出，對于高富帥的追捧，以及沒有房是萬萬不能的這樣的理念。這樣的理念何嘗又不是現如今中國人人感受到的貧富差異。電視劇讓我們感覺沒有房的兒子難娶媳婦，沒有錢的情侶生活困難。這些電視劇中的情況很容易就會影響到人們的判斷。
2、心理控制
洛塔爾文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文化工業的控制就是反向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借助催眠、自由聯想等療法使精神病患者被壓抑在心理底層的無意識內容釋放出來，從而達到解除心理障礙的目的。文化工業的心理控制則反其道而行之，它鼓勵人們把外在的社會規則內化為超我人格，然后借助這個超我的力量把那些為社會秩序所不允許的欲求和愿望壓抑到無意識的深層，并對它們時時進行管束。這樣，大眾文化就成為社會統治的幫兇。[4]
電視劇作為文化工業的一部分，在大眾文化鼓勵把外在的社會規則變化為超我人格時，僅僅是靠灌輸和說教很難達到說服的效果，因此它需要采用一種平易近人的方式，讓我們欣然接受。家庭倫理劇的主人公，和生活中的我們很像，讓我們存在心理上的角色接近性。他讓我們做夢，讓我們感覺我們和主人公一樣是個普通人，有一天我們也會灰姑娘變成公主，只要遇到一個帥氣多金的男主人公。這種隱含在電視劇中的拜金心理，逐漸影響我們的超我人格，把社會中的有錢人有權地位越抬越高，才會形成現如今有錢人有權人自持甚高的局面。
阿多爾諾認為，正是這種平易近人的可自居性使大眾文化對大眾來說變得魅力無比，文化工業也是利用大眾的自居心理來控制和左右大眾。
三、總結與展望
根據上述分析，電視劇將升華為一種社會現象，被一再的夸張、夸大，最終深深的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所代表的意思就是這種文化是廣泛的且可以傳播的。大眾文化與社會恐慌是相生的，正確的大眾文化可以洗滌心靈，端正價值觀。當然不良的大眾文化，將會把文化工業的觸角深入到我們的思想當中，成為超我人格，滲透到我們的情緒和生活中。
文化工業控制下的個體不僅在文化消費中是無力的，而且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無法形成自己的權戚，就只好依附于外在的權威，并在對權威的自居中獲得。他懼怕權威對他的拋棄，甘愿受權威的支配、控制甚至虐待。
【參考文獻】
[1] 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學概論（第二版）.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62.
[2] [美]李普曼.公眾輿論[M].閻克文，江紅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2篇：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 清代 習慣法 制定法 社會與國家
《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以下簡稱《清代習慣法》）是梁治平先生的著作，該書是他的一項關于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究課題結束之后的擴展之作，并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形是論古，實則喻今。法律可以是由本土自然發生的，也可以是外來構建的，但是任何一種方式的有效性都有一定的局限。筆者對《清代習慣法》一書的體察暫列如下：
一、作者簡介
梁治平：“主要從事法律史及法律社會學等領域之研究，著作八、九種，文章數十篇，主編法學類叢書兩種，編輯社科類書刊一種，組織學術活動逾百；曾游學歐美，講學港臺，足跡至于海外，略為人知。
以讀書為樂，以學術為業，研究涉乎古今，比較及于中西，惟古文不精，西文欠通，學術礙難專精。雖然，每著一書，每撰一文，必苦心孤詣，力求發人所未發。立言不求傳世，但求無愧己心，不負讀者。
嘗追隨法儒孟德斯鳩，以文化闡釋法律，以法律闡釋文化，創為法律之文化解釋。自法學出，然素尚史學之視界廣博，哲學之分析精微，群學之方法貫通，尤喜人類學之觀察細致，反思深刻。治學不拘一格，凡有用之材料，可行之方法，盡皆援用，而少受制于學科界分；重意義世界、俗民生活、自生秩序；運思在史學與哲學之間；慣以解釋立場，求理解之可能。
學重說理，文尚簡約。善傾聽，不因人廢言，唯公是聽，唯理是從。不變于己，無改于人。有所為，有所不為。行事在可為可不為之間。無意于事功，尤不以改造世界為務。入學界數十載，先執教鞭于大學，后專著述于研究院，以發表之文字計，年不過數萬言，若以申領課題之數量論，則一無可陳。惟平生所為，率皆無違乎己心，故亦足自滿也。”
二、本書概要
《清代習慣法》由法律社會學立場出發，依據清代官府檔案，民間契約和民國初期的司法調查等第一手材料，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清代習慣法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探究，其討論的范圍，涉及清代習慣法的淵源，背景、流變、直至習慣法的性質，形態、功用、以及習慣法與國家法的關系和習慣法研究在社會理論上的意義等等。
全書正文有十部分組成，包括：“導言”，“問題”、“民間法、習慣和習慣法”、“材料、概念與方法”、“習慣法起源舉例”、“習慣法制度考略”、“習慣法與國家法”、“再論習慣與習慣法”、“習慣法與社會”、“余論”，其中，所占比例最重的是“導言”和“習慣法制度考略”這兩部分。從內容上看，作者的重點是在于厘清“習慣法”這一概念，試圖在國家法之外，尋找到針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新的解釋途徑。
三、啟示
只要是人聚居的地方，就會產生社會控制，就會形成規則，不論古今中外，習慣法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絕對性。然而，不同的國家地區習慣法的發展有著不同的命運。英國的習慣法經過上百年的沉淀，迄今仍然是主導生活的“法律”之一。他國的法律是在他國的歷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舶來之法真能在中國長勢良好，枝繁葉茂？八十年代以來的司法實踐證明了一個問題，脫離現實的法律是難以實施的，只是被架空的一紙虛無，外來的“法律帝國”如果不加以調整難免水土不服。本文接下來試著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對《清代習慣法》的感悟：
（一）清代習慣法和國家法
《清代習慣法》指出在清代，習慣法是民間法中的一種：習慣法是諸多非正式法源——民族法，宗族法、宗教法、行會、幫會法中的一種，表現為婚姻、析產、繼承、買賣、租佃、抵押、借貸等等“鄉例”，是一定范圍內的社會組織或地域范圍內流傳、認可、通行的規則或規范。并特別指出，習慣法是狹義上的自成統系，不能將所有非國家法—民間法都算入習慣法的范疇。
習慣法的概念在理論界與人們通常的話語中是紛繁蕪雜的，常常與民間法、活法等混同，幾乎成了非國家法都是習慣法的現狀。對于研究對象到底是什么如果都是混沌的，將難以使習慣法的研究上升到能與國家制定法研究同等對話的層面。因此，區分，為進一步比較習慣法和國家法提供了可能。區分習慣與習慣法提出的問題是：習慣必須要通過某個中介環節，某種制度化途徑才能上升為法律，那么，這種中介環節究竟是什么？與這種中介環節相關的習慣法與國家法的聯系和互動又是怎樣的？延續這個問題，《清代習慣法》展開了探究清代社會形態的旅程。
習慣法與習慣不同。后者相對于前者，不僅具有強制性、官方權威和常規性，更重要的是確定了關系雙方可以期待的義務和權利關系。習慣必須通過某個中介環節，通過某種制度化途徑，才能上升為法律，盡管這種法律仍然是以一種區別于國家制定法的形態出現。梁治平將習慣與習慣法的區分標準設定為：一是習慣法關系到權利和義務的分配關系到彼此利益沖突的調整；二是習慣法相對習慣而言更具確定性和操作性也更適于裁判。
“中國社會沒有群、己（社會與個人）的明確界限，因此也缺乏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普遍性的道德”“社會缺乏階級對立，以至國家和社會界限不清，國家消融于社會，社會與國家相混融。”科舉考試為普通百姓提供了通往仕途的機會，這種形式上的公平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知識分子是以皇帝為代表的皇權統治的“棋子”之一，又是一個難以控制的工具。以國為家能夠最大程度上吸收知識分子的能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國一體”，“一表三千里等是整個社會相對統一的道德觀念。家即是國、國即是家。百姓是子民，官員是父母。“孝悌”竟然成為了國家舉賢納德的重要的標準。所以，作為西方法學、政治學基礎的二元對立社會結構論在中國并不完全適用。社會與國家界限的消融，也意味著，對民間糾紛的解決在一定程度是按照儒家道德標準為標桿。儒家道德標準要求人們以君子自省，民間的事務，只要大家都象君子一樣謙讓有禮，尊卑有序，就沒有什么糾紛或者沒有什么解決不了的糾紛。于是，國家根本就沒有必要再陷入民間的具體糾紛之中，以至于“國家法鮮有戶婚田土錢債”之類的內容，然而，普通老百姓多不是君子，糾紛頻繁，這就為習慣法的發展和生存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清代習慣法》得出結論：總之，習慣法與國家法之間既有相互配合乃至模糊不清的一面，也有分工甚至斷裂的一面。對于國家而言，主要是從外部統攝，而缺乏對習慣的內在機理的衡量和應用；對于民間社會而言，道德的實施以及其他生活中的行為規范基本上是靠同一機制得以實施。如此，國家法和習慣法出現了一種深深的斷裂。這種裂痕使得清代缺乏關于習慣性的說明性學理，缺乏對于從事這種探究和說明工作的群體。
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作為所謂民間社會秩序的自發顯現，習慣法的每一步發展都與實際社會生活與社會組織的變化有著密切關聯，清代習慣法的發展是明清兩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習慣法不僅反映社會現實及變化，同時也是社會發展中的積極因素。它規范著鄉民的行為，為民間社會提供秩序，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也正因為有了清代習慣法和國家法所構建的一種特殊的秩序，清代社會生活才會如此多樣又井然有序，明清兩代的中國人才可能在面對巨大的人口壓力時創造出新的經濟手段，一方面彌補資源上的匱乏，實現經濟增長，一方面增強固有體制的彈性，使不至于在人口和資源的壓力下崩潰。⑩清代民事習慣法是發達的，這種發達是因為統治者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因為習慣法的好處（追逐利益；規避法律；杜絕隱患；尋求保障）。時至今日，社會環境發生巨變，可有些歷史的東西仍未改變。
（二）當代中國習慣法和國家法
首先，傳統觀念的延續。“家國天下”的觀念雖然在語言學中仍有顯現，但是把家視為國，把自己當成被管理的子民這樣的觀念已經在逐步轉變。如果說我們的社會在歷史上并非二元對立的，這種對立是否被我們建構出來了？當今中國社會，國和家之間、公私之間要做到涇渭分明，談何容易。面子文化、關系文化，不但在古代社會發達，現代社會一樣興旺。雖然，變化調試是存在的。
其次，習慣法的現實意義。那些強調國家法制高度統一，否認習慣法存在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就英美法系而言，在經歷上百年的沉淀后，習慣法始終有其存在的空間，不斷有新的習慣法產生。因為社會的流變是絕對的，制定法不是萬能的，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面積大、人口眾，民族多的國家，“習慣法乃是所謂‘小傳統’。它們是更接近字面意義上的‘地方性知識’。它們為一個地方的民眾所創造、擁有和信奉，他們構成這一或那一小社會的秩序。”豘《清代習慣法》指出，清代習慣法“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的一部分，它所調整的關系相當復雜，它的許多制度也已經非常成熟，”豙這表明，習慣法作為傳統社會的產物，并不是法律發展的低級階段，而是眾多法律體系中的一種，于清代，它已經相當發達了。在當代，它仍然有存在的空間。梁治平開篇批判了黃宗智先生的觀點，認為他沒有從西方“國家·社會”的二元模式中擺脫出來，直接將西方的經驗生搬硬套到中國的現實中來。
第3篇：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在對沈從文進行深入的闡釋與研究中，他筆下的“湘西”世界無疑是人們最為關注的重心。與整個沈從文研究的發展相應，人們對“湘西”世界的認識與理解也呈現出一個不斷深入與豐富，多元與復雜的狀態。
沈從文研究從其創作伊始到21世紀的今天，可謂幾經曲折變化。時至今日，沈從文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日漸成為了一門顯學。沈從文研究呈現出日漸完備成熟，多元豐富，不斷推進的良性狀態……
而在對沈從文進行深入的闡釋與研究中，他筆下的“湘西”世界無疑是人們最為關注的重心。具體而言，對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的認識呈現出幾種這樣的態勢。建國前，人們多注重肯定其湘西世界所特有的樸質自然、和諧優美的人生情趣與牧歌風味。同時，也注意到湘西世界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建國后到新時期，其湘西世界與沈從文整個創作一塊歸于另類而湮沒無聞。新時期以來，隨著沈從文熱的悄然而起，人們對“湘西”的認識與理解、闡釋與發掘則呈現出多元豐富，不斷深入的狀態。首先，是沈從文創作中“湘西”與都市相對而在的意義與價值的發現。凌宇的《從邊城走向世界》作為國內第一部對沈從文創作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就將湘西作為與“沉落的都市”而對立存在的“生命多方的鄉村世界”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對沈從文創作的總體框架和基本特點做了整體性的把握，并充分認識到了“湘西”世界構成的復雜性與豐富性。他認為，那里不僅“躍動著的原始生命活力”，而且呈現了“與世沉浮的鄉村靈魂”；不僅悲憫著“巨壓下的性格變異”的苦難，而且也在積極地“向生命的神性凝目”。同時，凌宇還從廣闊的文化背景與生存視閾中，對湘西世界中所獨有的苗族文化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特殊語境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進行了發掘與精辟的分析。與對沈從文文學創作中“湘西世界”的生活構成進行分析不同，文學評論.1986年第6期中趙園的《沈從文構筑的“湘西世界”》不僅將“湘西世界”予以特別抽取，將其視為一種文學現象，而且對其“湘西世界”所具有的獨特的文化意義與審美價值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分析。認為“湘西世界”呈現出三個層面的意義與價值：一是“展示著健全的生命形態的湘西”，二是“體現著文化批判傾向的湘西”，三是“包含著重建民族的愿望的湘西”。論述有著獨特的價值理念與較為完整的層次體系，但這只是對其可能價值的一種靜態分析與共時性審視，對其可能的負面因子與其演變的具體進程缺乏應有的把握。隨后，對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優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進行論述的文章不計其數，或說其中的人性人情之美，或說其中的風俗民情之美，或敘述其中的自然風光之美，但從其所達到的深度與所涉及的層面來看，都無法超越上述兩者所進行的建構。與對沈從文進行整體的共時態把握不同，王曉明把沈從文文體的變化與其創作心態進行了一種歷時性把握，認為文體的變化源自創作主體心態的變化。與之相應，“湘西世界”也呈現出一種變化的狀態。并認為以1935年為界，前期以散文筆調歌詠純樸的湘西風情，后期牧歌情調則被現實陰影所代替。文章極富新意，但卻并未將湘西世界作為考察的重心，雖然提到，但湘西世界只是文體的輔證而已，難于游離其應有的主旨作縱深的分析。
1990年代以來，人們對“湘西世界”的關注在前一時期研究的整體框架內不斷填充和豐富。具體來看，有四種不同的走向：一是從主體的創作心理出發去分析湘西在沈從文創作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楊洪承在《民族品格的重造與審美品格的追求——論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中指出，湘西世界是沈從文以“被動式、逆向型思維方式”對自然人性的愛，同時也是以“防御性心理機制”表達了他對現代都市扭曲人性的憎。羅成琰也認為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實際上是其對抗都市而建立的一個平衡自卑心理的世界，在將自己作為“鄉下人”的心理劣勢轉化為一種精神道德與文化心理的優勢。二是從文學史意義上去認識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對中國形象塑造所具有的意義。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劉洪濤的論文《〈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在該文中，劉洪濤認為，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不僅鞏固和深化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抒情模式，而且繼魯迅的《阿Q正傳》后，重新塑造了中國形象。三是從民俗學與文化人類學出發，去分析與認識湘西世界的獨特性所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劉洪濤的《沈從文小說新論》，劉洪濤在著作中認為，沈從文對自我苗族族屬的公開，是民族身份的自我認同，是在借助苗族資源。但后來，這種民族身份意識逐漸被國家認同感所取消。向成國的《追尋歷史與回歸自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則對沈從文與湘西社會與文化的種種關系進行較為全面的考察。周仁政的《巫覡人文——沈從文與巫楚文化》，則從文化人類學出發，探討了湘西巫楚文化與沈從文文學視野中的“自然”、“神”、“人”的關系。四是從其散文創作來看其筆下的湘西世界。對于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早在1930年代，劉西渭就曾論述其小說中的湘西世界與散文《湘西》、《湘行散記》中的湘西的不同形態與景觀，認為作者在此處“人在里面活著，他不隱瞞，好壞全有份，湘西像一個人”，其創作動機在于“透破鄉土的囿見，促成民主的精神的團結”。
新時期以來，于永祥《一軸色彩斑駁的湘西歷史生活畫卷——萍沈從文描寫湘西社會生活散文的思想傾向》（《湘潭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王繼志《論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和〈湘西〉》（《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都是較早力圖從新的視角與思維方式對沈從文散文中的湘西世界進行認識和把握。但卻很少講散文中的湘西與小說中的湘西進行相應的比較，更沒有對兩者之間的區別所呈現的復雜原因進行應有的分析。
可以說，湘西不僅是沈從文生命的起點，而且是其文化精神與審美心理構成的源頭；不僅是其文學世界得以建構的依托，而且是其自然人性賴以建基的根本；不僅是其文學創作意義與價值得以生發的根本場域，而且是重塑中國社會與民族根性的希望與可能，對其進行深入的認識與把握，不僅是理解沈從文文學世界與藝術創作的重要內容與根本契機，而且是了解整個現代文學發展的復雜多元與豐富多樣的重要組成。但綜觀近六十年的沈從文研究，人們雖多關注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特殊性與豐富性，但人們很少將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放置于作家創作的整個流變中進行具體把握，也很少對其不同時期的具體形態進行應有的甄別；不僅沒有對湘西世界的生成情境進行細致的分析，也對湘西世界在主體生存境遇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缺乏相應的闡釋；不僅對湘西世界的凸顯、消隱與解構缺少深入的理解，也對湘西世界中所出現的矛盾與沖突，復雜與多元的內在根由缺少實質性的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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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蘇雪林. 沈從文論[J]. 文學， 1996，3.
[3] 凌宇. 從邊城走向世界[M]. 北京: 三聯書店， 1985.
[4] 王曉明. “鄉下人”的文體和城里人的理想——論沈從文的小說創作[J].文學評論， 1986，6.
[5] 楊洪承. 民族品格的重造與審美品格的追求——論沈從文的小說創作[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 1990，4.
第4篇：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
同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學家也關注城市社會問題，并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如滬江大學對廣東鳳凰村和沈家行的調查，李景漢對北京人力車夫生活費的調查。調查成果有影響力的如李景漢的《北平郊外至鄉村調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費之分析》、楊西孟的《北平生活費指數》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林頌和的《塘沽工人調查》、施裕壽等人的《山東中興煤礦工人調查》等。上述調查大多是針對某一個城市進行的，但也有學者對多個城市進行調查，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嚴景耀指導學生采用人類學實地調查方法對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個城市進行犯罪調查并寫成《中國監獄問題》等專著。總的看來，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目的上側重于社會改良的現實性目標，而忽視了以社會結構為考量的學術型目標;在方法上過于注重經驗型的社會事實，而忽視了理論的指導作用和理論建構;在內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體或某一方面的調查，而忽視了城市綜合性社會問題的研究。
在“觀點”和“方法”的提出及學科建設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在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建構方面進行了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當屬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和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這是兩部系統性較強的城市社會學著作①，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吳景超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學派”的真傳。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從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講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會結構、文化沖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時對唐人街的生活組織、幫會、通婚、同化、邊際人等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分析。吳景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正是他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開創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間出版《都市社會學》。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工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都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時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競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競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競爭，這種競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可以說，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5%的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工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8］。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工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識，“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專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匱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實用都市社會學》共15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工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都市社會學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
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邱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現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
總的來講，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呈現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新觀點和較為科學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則在學科發展史、研究對象、理論、方法、發展趨勢等方面有所建樹。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晚于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以下簡稱“吳文”)5年出版，期間并未出現中國學者撰寫的城市社會學著作。因而邱致中編寫《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時候，參考資料極為匱乏，必然會對吳過深入的研讀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結合孫本文對吳文的評價，進一步闡述了其貢獻和不足。在貢獻方面，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注重社會學的觀點，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吳氏僅僅介紹了都市研究的大體內容(都市的經濟、人口、區域和控制)，以及中國的都市研究，并沒有在學科意義上探討都市社會學之所以成為學的根據。
第5篇：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
從單維度轉向多維度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十六大以來行政管理學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說，行政管理學研究在三個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一是基礎理論的創新，加強了對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務理論的研究，為建立中國特色的公共管理學、完善行政管理學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實踐問題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應急管理、社會管理和政府服務等方面的研究力度，為推進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作出了貢獻。三是行政管理技術與方法的創新，更加重視實證研究、案例研究、比較研究等方法，為政府引入績效管理、目標管理、質量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網絡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論與技術咨詢服務。
《中國社會科學報》：十年來，行政管理學的成就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鮮明的特點？
高小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調整、發展歷程，可以從改革和創新兩個維度來分析，并劃分為兩大階段。從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為引領、創新蘊涵其中的時期，重點放在改革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傳統行政管理體制、職能和組織結構；2002年之后，進入到改革和創新并重、創新引領的時期，重點是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轉變職能，創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運行機制。WWW.133229.COm近十年正處于第二個階段的開始期，或者說是兩個階段的轉換期。我們分析行政管理學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離開這個背景。
通過回顧可以發現，十年來我國行政管理學從研究改革為主向改革與創新并舉發展，從研究實踐為主向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發展，從通過個別問題的拓延性研究為主向系統化研究指導下的對策研究為主發展。行政管理學研究從以往的單維度研究（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轉向多維度、全景式、精細化研究，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大體系相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語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標。
借鑒國際成果 打造中國特色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行政管理學發展進程中，國際學術流派和中國傳統行政管理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
高小平：對。人類關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其知識體系呈現交叉性、輻射性和融合性。我國行政管理學研究不斷深入，得益于學科的分化整合過程與國際化“生態”的有機結合。行政管理學是綜合性學科，科際整合特征比較明顯，研究行政管理學必須研究行政生態，即行政的經濟生態、政治生態、社會生態以及學科生態，才能獲得“生態動力”。
中國行政管理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鑒國際上的研究成果。國內多家學術研究機構和學者翻譯了一大批國外行政管理學領域的經典著作、教材，向國內學術界和實務界介紹西方行政管理學理論和實踐的最新發展動態，舉辦或參加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從2005年至今，由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發起，電子科技大學與國際知名學術機構共同主辦的公共管理國際會議連續舉辦了五屆。
與此同時，我國學者注重行政管理學的中國化，打造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學，其在學科和理論上的影響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學自身的范圍，成為中國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把行政管理學科的基礎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國行政管理學研究者不斷加強對行政管理基礎理論和深層次問題的研究，展開了行政哲學、行政方法論、公共性思想、行政戰略、行政倫理等內容的思考，十分關注中國傳統行政管理思想對現代化的意義。2003年4月，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與南京財經大學聯合召開“全國行政哲學研討會”， 此后每年或兩年召開一次行政哲學研討會，聚集了國內行政哲學研究的力量，涌現了一批有較高質量的論文，深化了對行政哲學本身及相關問題的研究。這對于運用傳統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決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探索行政活動的本質和規律，建立學術理性規范，具有重要意義。
積極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獻策
《中國社會科學報》：行政管理學是一門應用性學科，請您談談這十年來行政管理學研究是如何為政府改進行政管理發揮作用的。
第6篇：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進程正對當今世界產生至為重要、深刻與全面的影響。從學理上講，社會學一直將城市化定義為一種城市居民增長的人口現象。另一方面，盡管城市化包括城鎮化、城市化與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種形式，但依托于規模巨大的人口與空間、富可敵國的經濟生產總量、發達的交通與信息服務系統而出現的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無疑代表著當代城市化進程的最高環節，對人類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當代城市化進程稱之為“都市化進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日漸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樞紐與中心一樣，依托于其上而出現的不同于農村、城鎮、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同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首先，大都市不僅是經濟、金融、商業、信息技術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等方面同樣具有霸權地位，并主導著當今世界文化市場的消長與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產生的新的生活方式與觀念，從其一出現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話語，并迅速地淹沒了不同國家、地區固有的也許已延續了上千年的地方經驗與價值傳統。正如斯賓格勒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1] （p353） 一樣，對以大都市為中心的當代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而言，完全可以將之引申為“當代世界文化，即是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最高環節，在它內部已攝含了前此各低級階段如鄉村、城鎮、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與精華，因此當代國際化大都市為我們在更高的歷史階段、更全面的整體視角及更深刻的本質層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現實對象。在當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歷史上的城市文化或當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對象放在作為中心及最高環節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義與直接的現實意義上把握住人類文化發展的本質與規律。這是在當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城市化水平低，農業文明傳統沉重，以及它們作為物質基礎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觀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約與局限，使中國當下的都市文化研究顯得相對貧乏，遠不能滿足中國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需要。目前國內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主要有兩大話語譜系。一是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論影響而開辟出的新方向。盡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為一個重要對象進入到社會科學的學術視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對都市文化結構及其人文精神層面很少觸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們一般也停留在文化產業等實用與商業層面，對其深層的文化價值重視不夠。二是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與前者相反，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視、廣告、網絡、流行文化與時尚等都市的審美外觀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會現實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它們往往割裂都市審美文化外觀與產生它的經濟社會基礎的內在聯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
因為國際化大都市不過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現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時間還要更短，因而出現上述問題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為一門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學科，其道路也必是相當漫長與曲折的。在當下，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首先樹立起對都市化進程的理性態度。在某種意義上，當代的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現，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從主體角度講，都市的出現使人類在整體上被“都市化”了。盡管一個當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對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與否定，但無論現實中的衣食住行，還是更高層次的文化消費與精神享受，他們都不可能與大都市絕緣。因而，那些激烈反對都市文明的學術與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產物。如加拿大學者簡·雅各布斯說：“企圖從那些節奏緩慢的鄉村中，或者是那些單純的、自然狀態尚未消失的地方尋找解救城市的良藥或許會讓人油然升起一種浪漫情懷，但那只是浪費時間。”[2] （p502） 從對象角度看，都市環境本身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與個體存在的最新空間形態。在都市里固然存在著許多令人苦惱的問題，如社會學家講的過度城市化、城市危機等，但另一方面，這并不能構成反對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與借口，因為它們不僅是當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會環境，也給個體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隨著經濟生產與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場的初步形成，國際化大都市文化對人類及其個體的影響更是變得無處不在，要想脫離這個現實背景去謀求更高層次的生存與發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現實意義的。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全面發展的個人”是人類社會生產的終極目標，其內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生產職能的痛苦的承擔者”。[3] （p500） 這當然也是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的最高發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馬克思特別指出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4] （p21） 也就是說，人的全面發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級的原始和諧狀態或不發達的社會關系基礎上達成的。把這兩方面的要求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當代人“全面發展”的理論基礎。具體而言，一方面，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更高階段與歷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減少人自身在城市化進程的異化，如何在國際化大都市的社會背景中實現人的全面和諧發展，就成為當代中國都市文化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最深刻的價值理念。在這個意義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為當代人提供一種理性的方法、觀念、理論與解釋框架，以便整理他們在都市化進程中混亂的內在生命體驗與雜亂的外在都市社會經驗，幫助他們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體與迅速發展的都市現實世界之間建立起真實的關系與聯系，實現他們生命的本質力量并在真實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發展。這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文學：從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當下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各有不盡人意之處。對于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其問題主要是失之于“實”，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層面或文化的精神價值內涵，這是作為實證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必然表現。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其問題則在于失之于“虛”，它們掩蓋了都市文化繁華表象背后的本質或深層結構，充其量只能生產出各種時尚化了的知識與趣味。由此可以得出兩點認識：（一） 盡管兩種話語都可以揭示出當代都市文化的某些側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兩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門具有相對嚴密的學科形態及較為純粹的學理價值的都市文化理論；（二） 這也帶來積極的啟示，即，要想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必須在努力吸收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等學術資源的同時，又能夠通過理論創新在這兩大話語譜系之間建構出一種對話、交流的知識生產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在知識結構與學科框架上為當代都市文化學科的誕生準備好充足的條件、奠定下堅實的基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座橋梁，以打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分類框架與學術傳統上固有的各種障礙。
從中國當代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實際狀況特別是就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體語境看，我們認為，只有文藝學、美學最適合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橋梁，這可以從原理框架與經驗研究兩方面加以闡釋與論證。
從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國文藝學從一開始就不是只關涉原理與知識生產的純學術，它的一個具有理論基礎性質的命題即“文學是人學”。這個命題盡管初看起來沒什么問題，但如果從邏輯上嚴格考究，則直接混淆了“文學”與“人學”在本體存在、知識譜系與學科形態上的重要差異，以是之故，在文藝學近百年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中，與“文學”關系最密切的形式、審美、文學語言、文本結構等純粹學術問題是相當邊緣化的，相反卻是作為“人學”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直接表現的階級性、社會性、意識形態、生產與消費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話語。對此中是非盡管難以一概而論，但這種學科形態與學術傳統，給中國文藝學賦予了相當濃厚的社會科學屬性與功能，則是無須做更多論述的。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在文藝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之間并沒有過于森嚴的學科壁壘。在當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學”之“文”已發展為“都市文學”或“都市文化”，而“人學”之“人”也搖身一變為與農夫、小家碧玉等傳統生命主體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從中推出“都市文化學是研究都市人的學問”，也是不存在學理障礙的。其次，從美學學科的原型結構看，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審美（判斷力）一直是知識（純粹理性）與倫理（實踐理性）之間的橋梁。康德在《判斷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這個“判斷力原理”稱為“謎樣的東西”。對此正如勞承萬的闡釋：“構成謎的是矛盾的雙方。一方面，判斷力是一個‘先驗原理’，它能夠‘運用于對世界本體的認識’，‘同時開示著對實踐理性有利的展望’，這似是邏輯理性之類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對主體產生‘愉快及不快情緒’，盡管不是直接的關系。康德補充說，‘從這些概念（即認識中的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個對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緒的直接結論來’。……這就構成了審美判斷的特殊性質。”[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說純粹理性是一切社會科學最必要的主體條件，實踐理性是一切人文學科最深刻的價值基礎，就不難推出，以判斷力為學術對象與起點的美學研究——它一方面與認識論的概念、邏輯等有聯系，另一方面又與倫理學的欲求、價值等相牽連——正是關注主體價值建構的人文學科與注重經驗事實闡釋的社會科學之間最具合法性的中介與橋梁。從學理上講，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正可以使文藝學固有的“社會—人生”意向與美學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當代都市化進程中開拓出新的知識境界與前沿學科形態。進一步說，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學理架構中實現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科交叉建設，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價值與后者的科學精神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互動，既有助于社會科學擺脫其僵硬的實證本性而變得靈動，也可為人文學科飄邈的審美天性提供真實可靠的地基。在這個新的學術空間中，實現科學性、人文性、審美性的良性循環與互動，催生出一門以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為研究對象的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來，其現實意義也是自不待言的。
從經驗研究的角度看，中國文藝學、美學與都市文化研究的學科親緣性，不僅不偶然，相反還是以相當深厚與為數眾多的經驗研究為根基的。從學科背景上講，中國都市文化研究與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在中國，盡管在學科分類上都市文化研究最應納入的是社會學之下的文化社會學或其他學科下的藝術設計、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國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的特殊性，從一開始它就與中國文學、特別是其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等結下不解之緣。一些西方的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學者，之所以對中國文學學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這里。
都市文化研究與中國文學的學科淵源，可追溯到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種意義上講，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運動，是中國文學從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學創作，對尋根文學的闡釋與評論直接導致了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的話語轉型。由于文化批評更關注文學文本背后與外部的東西，如政治、經濟、文化傳統、人種與民族、深層心理結構、性本能等，因而極大地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思維空間。而對當時以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藝術形式為三項指標的文學批評模式的反感，同時又不滿于簡單運用西方文藝觀念與審美尺度解釋中國文學現象，也是造成文藝批評方式發生變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觀念與話語引導下，文藝學、美學研究者不再滿足于做基本理論與純粹學術研究，而是將有關理論成果直接運用于迅速發展變化著的現實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視網絡、非文學的大眾文化、非藝術的審美文化、非學理的文化消費與文化娛樂、非書齋的日常生活與超級市場，以及與經濟學等密切相關的文化產業、旅游文化等，就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成為文藝學、美學的研究對象。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藝學、美學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學術重鎮，既掀起了巨大的學術波瀾，也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舉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寧、徐賁等人的后現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勝、肖鷹等人的大眾文化研究，陶東風、姚文放、王紀仁等人的當代文化研究，吳中杰、陳炎、周憲、李西建等人的審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鴻、戴錦華等人的影視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產業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邊緣學術方向的建設，如童慶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詩學研究，胡經之的文化美學研究，劉士林的中國詩性文化及江南美學與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審美人類學研究等。從文藝學、美學學科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在擴展文藝學、美學研究的對象與空間的同時，也使自身的傳統研究方式與評判尺度發生了重要變化。對此中是非盡管至今仍有爭論，但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它直接呼應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當代歷史進程在中國學術研究范式與思潮上的具體反映，因而在生命力與影響力兩方面都是不容忽視的。（三） 它還具體體現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向。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大本營，古典文學研究向以老成持重、傳承有序乃至相對保守為特色。但受“文化學轉向”影響，特別是由于引進了西方文化人類學、現代民俗學等新思維與新方法，在這個原本平靜的領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以葉舒憲、肖兵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人類學派，在“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的總名目下，對許多中國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闡釋與評估。盡管其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打破古典文學相對封閉的學術框架、豐富人們的學術觀念與研究的技術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其實，受“文化學轉向”學術思潮的影響，文學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級學科，如當代文學界對都市文學題材的研究，現代文學界對海派、京派文學的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界對上海與巴黎或其他國際化大都市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盡管道術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歸于都市。對都市文化研究而言這些也都應予以充分關注與思考。
三、當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點與學術淵源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也進入到全面發展的新時期。首先，中國現代化的核心更明確地定位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上。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不僅像北京、上海、廣州等近現代大都市日新月異，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生長出來。隨著城市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鎮化與城市化開始淡出，各種區域性中心城市、國際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設世界級大都市群，開始成為中國現代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這為都市研究的深入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其次，都市生活方式與都市文化模式逐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質條件與精神環境的巨變，使人們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現了許多重要的變化。都市化進程帶來的新經驗、新思想及新問題，也在尋找一種可以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理論與解釋框架。與中國當下迅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創新顯然滯后了許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學科上的空白，才為在文化研究中獲得一定研究經驗與方法工具的中國文學介入這個新的學科領域提供了契機，其在邏輯上僅是把研究對象從“文化”進一步確定為“都市文化”而已。
從文學學科背景出發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發生的學術轉型，現在從任何角度做評價都為時過早，因而，這里僅就其發生過程中的特點與學術淵源略作說明。
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地緣性。當代都市文化（文學）研究，最突出的特點是集中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如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這些城市本身及所處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高，且與國際大都市的交流與聯系十分密切，生活在這些地區的文學研究者，出于對當代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的親身體驗與學術敏感，率先開拓了以國際化大都市為學術背景的中國文學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空間與有機構成部分。
二是延續著文學的文化研究之學脈，在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及古典文學研究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都市文化研究話語。早在文學的文化研究中，中國文學的研究對象就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其主題即由傳統的鄉村讓位于當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影視文化、文化產業等，本就是當代都市空間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們未能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而已。隨著當代中國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別是上海等182座國內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繼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目標以后，作為文化研究更高形態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進入到中國文學的學術框架中。在文學批評方向上，如蔣述卓、李鳳亮等從1996年開始，先后承擔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審美意識培養”（廣東省“九五”社科規劃項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人格培養”（國家教委專項任務項目）等科研項目，出版和發表了《城市的想象與呈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文學：涌向都市的潮聲》（《粵海風》1998年第1、2期）等著作與論文，認為城市文學應該成為都市人詩意棲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過建立城市詩學，從積極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學、都市藝術的生產對都市人審美意識、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藝學、美學方向上，如高小康、劉士林等從1995年開始，將文化研究進一步定位在“文藝與當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國家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上，高小康發表與出版了《論文藝活動的都市化》（《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游戲與崇高──文藝的城市化與價值訴求的演變》（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場與文學的發展》（《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3期）等著作與文章，開辟了從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闡釋文學與文化的新思路。劉士林出版與發表了《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學批評的終結》（《文論報》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娛樂文化研究》（《東方》2000年第2期，《新華文摘》2000年第8期轉載）、《當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關于城市音樂文化的闡釋語境問題》（《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當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審美生態問題》（《光明日報》2005年10月11日）等專著與論文，從城市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比較、文學批評被文化批評取代、文化消費與城市精神再生產、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國語境、都市文化與審美生態等角度，推動了文化研究在對象上的具體化與在學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孫遜、潘建國等從中國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近代小說與晚清上海書局等獨特角度入手，發表了《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雙城”意象及其文化蘊涵》（《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區的書局與晚清小說》（《文學遺產》2004年第2期）等論文，在城市生活背景與文化語境中闡釋中國古典小說，為中國古典小說與文學的研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空間。
三是以文學為學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顯的前沿學科與交叉學科性質。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學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為它所面對的各種都市文化經驗與問題幾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許多新問題都是傳統人文社會科學沒有遇到的；有些問題盡管在表面上看與過去的一些歷史現象相似，但由于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結構的巨大變革，這些問題在性質、程度和范圍等方面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異，這也是在學科建設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學’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將都市文化研究界定為“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是對中國都市文化研究在學科歸屬上的首次界定，對于其學科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學研究為學術背景，廣泛借鑒與吸收相關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發表于《學術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歷史源流及現代闡釋論綱》，一方面，它不同于對江南文化傳統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闡釋歷史經驗中的現代性價值，目的是“從城市化進程這個在當代具有全球意義的時代背景出發，通過發掘與探索中國都市文化傳統及其精神遺產的現代性價值，從而為21世紀的中國新文化建設提供一種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不同于當下一般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那種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選擇了江南都市文化——這個“以中國民族為生產主體、在本土歷史文化背景中創造出來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還原與建構出一種真正屬于中國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態與深層結構原理”。[7] 這不僅表現出都市文化研究鮮明的學科交叉性質，同時也在努力探索中國都市文化走向學科獨立的經驗基礎與理論方法。
總之，與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不同，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淵源正在當代中國文學學科的理論建設與學術發展之中。在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現代化運動中，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及其成果構成了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發生形態；而晚近十年開始的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為社會發展目標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則為中國文學研究從文化研究轉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質條件與學理契機。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轉型，其現實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8]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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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生命價值追尋和良好的人文素質是高職大學生健全人格的必備條件。大學語文教學立足人文性目標定位，借助經典篇章，關注學生精神世界，探尋生命意識和人生價值，對于構建和諧校園具有現實意義。
教育的最初目的是關注人的生命，然而，在這樣一個將實用功利哲學發揮到極致的消費主義年代里，本著實用性的高職教育中，似乎只有學科專業知識才獲得了合法性，而人格的塑造與完善、審美情趣的養成、意志力的磨練、為人處世之道等難以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實現。
作為人文教育工作者，不僅需要傳承知識，同時要從民族文化傳承與文化安全、受教育者的審美情感教育、對生命的理解和欣賞等角度來審視《大學語文》教學的社會功能。
1、人文關照、生命呼喚是來自時代需求
每年的l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可見精神健康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目前，據世界衛生組織權威統計，抑郁癥已經成為世界第四大疾患，成為影響我們健康成長的隱形殺手。高校作為縮微的社會形態，這種癥狀對大學生的影響也日趨明顯。目前在全國各高校陸續發生學生自殺案件是對這種現象的詮釋。
一份反映近幾年大學生生命觀現狀和未來的調查顯示，“有超過10%的大學生對生命持漠視態度”，遭遇挫折時有“1.7%的人想到用結束生命來解決”，在對待大學生自殺行為上，“16.7%的人認為可以理解”，在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甚至有接近1/3的人承認自己也曾產生過輕生念頭。當代大學生生命意識淡薄問題已經成為學校教育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也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話題。構建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凸顯崇尚生命、注重生命的人文價值，把大學生培養成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當前大學生生命及人文教育的必由之路。
《大學語文》以人文性為價值取向，蘊涵著豐富的人生哲理思考和智慧資源，能培養學生汲取正確對待生活并且適應生活的精神養料；在與語文的對話中得到精神的滋養和生命愉悅的享受，并對人生善惡進行鑒別，積累人生經驗，張揚人性美，對人的生命發展起著核心性的決定作用。在大力推行建設和諧校園的今天，《大學語文》教學中滲透生命與人文關懷教育，不僅能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而且能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質，這是語文人文性的有效體現，更是和諧社會與和諧校園的強烈召喚。
2、樹立健全人格、培養人文素質是大學語文的目標定位
語文課程性質應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所謂工具性，即語文的實用功能，聽說讀寫；所謂人文性，就是“精神性”，“人文教育”就是“精神教育”、“立人教育”。“人文性”，從感性的層次講，是對人的理解，對人的容忍，對人的接納，對人的尊重，對人的愛護和關懷；從理性的方面來講，是對人終極價值的追尋，對人類命運的憂患。文學是人生的另一種存在，充溢著真情真性、至情至性的生命美學。
《大學語文》以經典作品的賞析為主，通過具體作品的解讀，還原一種生命精神，使學生感動于這種生命狀態；或者通過作品的解讀，將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揭示出來，使后人感奮于這樣的精神形態，從而達到通過文學來認知社會與人生的目的。通過這樣的語文課，學生可以獲得安身立命的基礎，從而成為一個真正有文化"根"的中國人。把人文精神貫注到整個語文教育過程中，關注入的精神世界的構建和人格養成，對現代社會日趨嚴重的人的精神異化現象給予糾正，為人的全面發展開辟道路。通過讀經誦典的過程，體驗《詩經》、《楚辭》的古樸、俊雅，諸子百家的睿智、博大，秦漢時代的雄渾、豪邁，魏晉時期的自然風骨，唐詩的典雅和諧，宋詞的飄逸靈秀等，使民族文化重新彌漫于校園，凈化學生浮躁的心態，重歸健康和充實。
3、探尋生命意識，關注當下人生是大學語文課程內容
3.1 傳統文化傳遞生命意識。大學語文中的經典文本是幾千年來先哲智慧的結晶，反映的是前人的生活與情感。古代文學作品中沉淀了諸多母題--愛情婚姻、人生價值、仕與隱，這些話題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生命的探尋、自由人文的追求。
事實上敬畏生命，愛身養生、安貧樂道理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我們可以透過經典文選，看到國人“倡導貴生、重生，尊重生命、強調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孔子講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這實際上是人們對一切生命的尊重、關愛、敬仰和維護。而儒家經典中所透露的“憂道不憂貧”，則體現了一種達觀的快樂情懷。“君子固窮”，不僅透露出安貧樂道的忍耐力，同時更是一種對生命的安頓和精神的超越。陶淵明的“縱浪大化中，無喜亦無懼”是對生命的豁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澹遠寧靜的生活態度；“千古第一文人”蘇軾的詩文中浸透了一種曠達超脫又積極向上的生命態度和以山水審美消解生命悲苦的東坡人格。在這種經典人文關照中，體會出怎樣以堅強的意志應對磨難和挫折，以對生命執著的眷戀和對社會的強烈關注支撐自己走出困境。
3.2 經典閱讀審視當下人生。對大學生而言，現實世界的、悖論、問責是最真實不過的，人文教育唯有穿透現實，方能承受生活的重壓。大學語文課程面向的多是大一新生，正面臨著對自身的重新認識定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調整，以及成長過程中接踵而至的挫折，加之對青春、愛情等問題的敏感、困惑和茫然，使他們迫切的需要獲得指引和幫助，更容易從閱讀中尋求人生經驗和價值導向的指引。教學過程中可因地制宜，結合不同的文學作品的閱讀，因勢利導，與學生現實世界結合。如《傷逝》教學過程中，提示學生可以嘗試進行角色代入和角色轉換，探討涓生對待職業的態度和失業后心態等問題，引導學生體會不同的敘事視角敘述效果差異的同時，學會對生活中出現的人際關系障礙等學會換位思考。通過分析涓生的懦弱和缺乏責任感，在困難面前沒有和子君攜手面對，而是選擇退縮與逃避，引導學生思考個體生命在愛情中的責任；而子君在這一失敗了的愛情中所體現出的欠缺，則是經濟未能獨立以及由此引發的自我喪失與人格依附等問題。
4、因勢利導、倡導真愛的途徑滲透大學語文生命與人文關懷教育
《大學語文》的人文性要求授課教師要關注人生，以人為本，教學要用文本的積極因素去引導學生們在生活中做積極樂觀、勇往直前的人。
4.1 因勢利導，榜樣激勵，培養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大學語文教育中需要因勢利導，激勵學生樹立遠大志向，充分發揮文本中榜樣的示范教育作用。許多作家的人生經歷、選擇以及由此體現出的人生觀是蘊涵其間的人文精神最生動的體現，對學生具有垂范作用。魯迅為改變和提高國人的精神素質而選擇的棄醫從文，并在時代的風雨中以深邃的目光和堅毅執著的勇氣持續發出自己的聲音，顯示了鐵骨硬漢不屈不撓的人格魅力。巴金一生對真善美的執著追求，和晚年后對自己的嚴厲解剖和批判，更是對自我人格不斷追求完善的典范。此外，郁達夫的率真、徐志摩的浪漫、汪曾祺的沖淡、北島的叛逆都以其獨特的人生選擇來展示和豐富著人文精神的不同側面。在教學過程中，通過對作家人生選擇的關注，可以感受其中的人文精神，影響、鼓勵和安慰著人生觀和價值觀正在形成中的大學生，對其健康完善之人格的形成頗具影響力。
作品本身的內涵往往蘊涵著豐富的人生哲理。王蒙的《安詳》倡導一種雍容大度的生活態度，而不糾纏于瑣碎小事的困擾；法國思想家蒙田的《熱愛生命》里，倡導人生要過得“豐盈飽滿”，“領略美好時光”；英國著名女作家伍爾芙的《笑的價值》認為微笑面對人生的心態能“幫助我們保持平衡感”，可以像“利刃一樣應對外來的矯飾、虛套和壓抑”，只要能認清自己的優點和不足，就能微笑面對花開花落、云卷云舒。
4.2 倡導真愛，以關怡情，燃起生命的熱情。真實鮮活的生命是充滿七情六欲，在我們生活的道路上，親情、友情、愛情于我們而言仿佛就是我們需要呼吸的空氣，但在生活中往往我們會有呼吸艱難的時候：家庭遭遇重大變故；友情陷入谷底；愛情觸礁擱淺……面對如上情況，該如何理性應對?文本中的課文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參照：《祭十二郎文》《追悼志摩》《懷念蕭珊》，或哭親人，或悼友人，心情郁結憂傷，但在哀傷中仍有對生活的美好展望；《關雎》《靜女》《蒹葭》等篇章，或表達兩情相悅的繾綣深情美好，或表達“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癡情守望。所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山光水影的熏陶中，心靈的狹隘、偏激、沖動、暴怒、苦悶、創傷都可得到修復。“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春江花月夜》展現青春洋溢之美；“東南形勝”、“煙柳畫橋”的《望海潮》展現風情之美；《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富有詩情畫意；《瓦爾登湖》寂寞、恬靜、智慧……這些課文提供了豐富的審美視角，用山水的靈秀、壯闊、幽深、詩情畫意來滌蕩心靈的埃塵，讓我們去體味生命的美好，愿駕生命之舟徜徉在人生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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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城市“殖民”，和諧發展
中國要構建和諧社會是無法避開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和諧發展的。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向前推進，廣大農村地區也有了巨大發展，甚至有些地方的農村經濟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然而，在農村向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城市中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對鄉土社會進行著結構，或者說，城市對農村的“殖民”初步顯露出來。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某種意義上是以被城市“殖民化”為代價的，這種城鄉關系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 和諧社會與城市“殖民”的界定
伴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各種社會矛盾也凸顯出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差距擴大，少數干部的腐敗造成的惡劣影響，價值多元化帶來的思想混亂等。黨的會議多次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包括社會與自然環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協調等。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也包括農村與城市的和諧發展。
城市對農村的“殖民”現象是我國現代化過程中農村追趕城市出現的新問題。科技論文。所謂城市對農村的“殖民”就是城市通過各種渠道把自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主流價值觀向農村滲透，造成農村中某些原本和諧的觀念的破壞、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的過程。在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中國，沒有農村的和諧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和諧穩定。因此，要建立和諧社會，必須正確處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實現城鄉之間的和諧發展。
二、 城市對農村“殖民”的表現
1、 破壞農村的生態環境。
建國初期，為了建立國家的工業體系，我們對農村進行了過重的剝奪，可以說，農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城市的發展是以農村的相對貧困為代價的。目前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城市對農村開始了生態“殖民”。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把污染嚴重的企業搬到農村。科技論文。隨著城市環境污染的加重，很多企業由于達不到環保標準無法在城市立足，企業主以發展農村經濟為名，把污染較重的工廠搬到了農村。許多鄉鎮企業個人的工作環境根本不達標，特別是橡膠廠、化工廠質量的企業，既污染空氣又損害工人的健康。這樣的企業要在城市生存就必須投入大量的資金改善工作環境并支付相對較高的工作，而在農村維持企業運營就容易地多。其二，把廢棄物運往農村。眾所周知，很多城市體特別是中小城市的生活、工業垃圾在未經過處理的情況下直接埋入農村的地下。工業生產排放的污水未經過處理就排入河流，有些地方農村灌溉用的河水都是黑色的。城市的這些做法嚴重破壞了農村的生態環境。當然，我們并不反對在農村投資建廠，畢竟企業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起著巨大作用。但是，我們反對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為借口，在農村建立一些“邊發展邊污染”的企業，這對農村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
2、 誤導農村的消費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市場由計劃體制下的買方市場變為賣方市場。富裕起來的農民消費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吃講營養、穿講漂亮、用講高檔”的消費方式也不再試城里人的專利。當然農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看齊更多地體現了社會進步，但是城市中某些不健康的消費心態也在農村有些蔓延。
第一，攀比性消費。攀比性消費實際上是一種超過自己承受能力的高消費。城市永遠是時尚的發源地、流行的代名詞。有了錢的農村也追逐著城市的時尚，講究排場，紅白喜事鋪張浪費、互相攀比，把節儉的美德拋在腦后。
第二，愚昧性消費。愚昧性消費是由于封建迷信思想的蔓延引起的消費心態。目前很多大城市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建財神廟，大到蓋樓蓋房小到日常出門都要測算一番。這種愚昧性消費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第三，享樂性消費。享樂性消費是由過度的物質和精神享受造成的享樂主義的消費心態。城市過渡性的物質主義以及精神上需求刺激的消費方式也影響到了逐步開放的農村。時下很多年輕人把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都花在了吃喝玩樂上，不再注重自己的發展，能享受則享受的消費心理使很多人迷失了向。
3、 侵蝕農村的價值觀念。
城市對農村“殖民”還表現在城市的某些價值觀念對于農村的社會關系的沖擊，這主要表現在人際關系和家庭關系的變化上。
第一、人際關系的淡化。城市中的人際關系是以利益為基礎的鄰里之間互不相識的現象不足為怪。而農村的人際關系常常是以感情為基礎的，鄰里之間的關系相對比較融洽。隨著社會發展的加快，農村的人際關系也變得淡化起來，鄰里之間的不信任感增加，鄰里關系也越來越注重利益。
第二，家庭關系的變化。城市對農村的“殖民”在家庭關系方面的具體表現是離婚率的上升。離婚在城市越來越時尚，“離了嗎”取得“吃了嗎”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問候語。當然這未免有些夸張，但卻不是空穴來風。農村離婚率的提高一方面表明了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主要體現在婦女反對家庭暴力上），開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另一方面，農村很多離婚案件與第三者插足、夫妻一方或雙方尋求刺激生活有關。后一種原因導致的利害案件增加了農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三、實現城鄉和諧發展的對策
城市對農村的“殖民”現象是城鄉發展過程中的新問題，是城鄉價值觀碰撞的現實反映。毋庸置疑，農村城市化的過程給農村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是各種“城市病”也開始在農村流行，不利于城鄉的和諧發展。我們拒絕城市對農村的“殖民”并不是放棄農村城市化，而是農村在向城市推進的過程中盡量減少城市對農村的不利影響。
1、嚴格審批投資項目。科技論文。針對城市將某些污染嚴重的企業建在農村的情況，農村應加大對企業投資的審查力度。企業只有在工作環境達標、排放物處理達標的情況下才能進行生產。發展經濟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從長遠看，農民也應提高覺悟，反對不達標的企業在自己的土地上開工。只有保護好農村的環境，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2、提倡合理的消費方式。雖然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馬車之一，但是時下某些農村的攀比性消費、愚昧性消費、享樂性消費卻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合理的消費方式要求物質消費和文化消費并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消費。只有提高農村人口素質，對富裕起來的農民進行合理的消費引導，才能拒絕城市中某些不健康的消費方式的蔓延，進而實現城鄉協調發展。
3、保持鄉土人情。農村城市化并不是“全盤城市化”，鄉土社會中的某些觀念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受城市文化多元化的影響，農村的價值觀也開始變得混亂起來，要利益不要感情的行為越來越多，有些農民也感受到了打贏官司輸掉感情的無奈與空虛。鄉土社會中和諧的人際關系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求。
總之，城市對農村的“殖民”加大了城鄉和諧發展的難度。農村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應該自覺抵制來自城市的不良思想。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既保持農村的生態平衡，又充實人們的精神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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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國政治哲學；宏觀理論建構；微觀政治主體；述評
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對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學問”，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受到我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近十年來，無論是從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人數，還是從政治哲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政治哲學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較大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政治哲學在當代中國已然成為一門顯學。本文以發表的學術論文為線索，對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作一綜述和簡要評論。
一、從宏觀理論建構到以問題為中心的轉向
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激發了諸多學者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的興趣。
從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角度探討中國政治哲學的體系。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是從哲學的人學理念推演出倫理學的道德原則，進而再引申出政治價值學說來展開邏輯的。這也就意味著，規定著政治活動的性質、任務和目標的政治哲學之思想來源，是某個特定時代的人學理念和道德原則的政治學演繹和邏輯結論；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體系應該堅持的邏輯起點和基礎是的人學本體論，辨證地繼承我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建立起一種既鼓勵物質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學、道德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體系。
從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有學者認為，價值性和事實性的關系，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任何一門政治哲學的建構，都需在理論內達成價值性與事實性的某種統一；而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之路應該從理想性轉到現實性，即從經典致力于理想社會的理想性政治哲學到依據現實生活的現賣性政治哲學的轉變。
從理論綜合的角度討論中國的政治哲學建構。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是對政治權力的來源及其行使的正當性，以及理想社會模式等問題從根本處進行思考的一門學問；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來說，一件充滿著挑戰的理論工作應該是在綜合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近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哲學三大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現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的思想體系與新的傳統。
對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是近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趨勢。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學的基本概念、政治價值論、方法論等，對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這種宏觀建構的政治哲學理論體系有著不可忽視的缺陷：一個是玄之又玄，其表現就是在概念中轉圈子，從一個概念轉到另一個概念；一個是空發議論，其表現是依據某個政治價值，比如公正、自由來批判宏觀現象與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實地分析身邊的小問題與小制度。
對此，有學者著重強調，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剛剛起步，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中國學者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毫無疑問將有賴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特別是儒家這一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傳統。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國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問題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開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內部的問題、矛盾、張力和沖突，以及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在面對現代社會和外部世界時所面臨的困難，對此我們并不需要回避、掩蓋或否認，恰恰需要充分展開并加以分析。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同時也必然以日益復雜的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為動力。當代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同時又處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們對中國古典文明的重新認識和重新開展，無疑必須從現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復雜性出發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問題研究為中心，特別是以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為中心成為了近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轉向。
二、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政治哲學研究
以問題為導向的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對此，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內政治哲學界存在的問題是缺乏對當代中國社會類型的準確定位。這不僅在理論上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發展，而且在實踐上對政府決策和社會治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發現和確定當下我國社會處于何種類型應是我國當代政治哲學的出發點。該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總體上是屬于在根本利益上無對抗、無沖突，但在具體利益追求上體現多元的個性化差異狀況，這種差異化主要表現為：(1)差異化的生產關系，即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外資、民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生產關系；(2)差異化的政黨關系，即，多黨合作；(3)差異化的社會階層關系一“兩個階級化為十大階層”，即由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因此，差異性社會無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現實，其社會類型是“差異性社會”。因此，差異性社會與和諧政治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向度。
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的問題很多，但從政治哲學的視野看，現實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權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會層級結構帶來的官本位、權力本位的政府運作體制和政治體制。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和建構雖然不能說是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當然主要指國內問題)的惟一有效途徑，但根據馬克思社會層級結構理論，立足社會結構變遷，從學理層面和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無疑可作為破解“中國問題”、建構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分析進路。作為凝結和展現當代人社會政治地位‘c全息圖”的社會層級結構既是當代中國問題的總根源，也是消解諸多中國問題的著力點，因而社會層級結構分析對諸多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就具有相當的解釋力，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論域。
還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主要動力并非來自西方學術界的刺激，而是來自中國發展的內在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發展進入經濟起飛階段之后，政治起飛的任務得以彰顯，而政治起飛應該是中國思考的問題意識。因此，中 國政治哲學研究必須直面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難題一政治發展與政治起飛。該學者指出，面對中國發展的政治起飛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當回答：中國社會的政治起飛如何可能?人類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現代權利政治之外，能否發展出第二種可能的政治(哲學)模式?若能，那么東方政治(哲學)傳統能否發展出人類第二個政治(哲學)類型?從當代世界發展看，政治領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權與東方的崛起。于中國哲學研究而言，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批判地揚棄中國傳統王道政治哲學與西方現代權利政治哲學的基礎上，創建新的政治哲學范式?圍繞這一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還必須創造性地回答的重大問題有：良好的社會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導的世界上我們如何進行政治思考?中國的政治起飛如何實現?
三、從宏觀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觀政治主體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現代社會日益走向復雜性，這也推進了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以問題研究為導向。正如我們所知，政治哲學所要面向的問題很多，有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之分。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發展經歷了從以宏觀政治制度問題為導向到以微觀政治主體問題為導向的轉變。
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參與現代中國社會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釋阻礙中國社會發展與正義的“中國結”。但是，其理論維度從一開始就超越具體的問題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結”之編組的原因與根據。也就是說，直接探討一般國家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問題，比如討論土地的所有權、政府的基本原則，或者立法的正當性基礎等此類的問題，不是提出解決具體問題的實用對策。極其重要的一點，中國在與現代世界，尤其與西方世界對話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規則時，社會一歷史的差異，使中國的政治哲學學者更趨向于選擇社會一歷史的宏觀視野來討論政治哲學的問題。因此，從政治哲學角度研究宏觀的制度問題也就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關注。
有學者從社會現代轉型的角度，以(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矛盾為中心線索，把制度放進價值學的視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進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價值及其實現機制。該論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和全面轉型，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問題凸顯出來。如果說經濟和軍事實力屬于“硬實力”，而政治價值觀屬于“軟實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設則是存在于“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通過政治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將“硬實力”和“軟實力”整合起來，而且是“硬實力”和“軟實力”提升的根本途徑，將推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提升機制化。因此，該論者認為，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
與此不同的是，有學者指出，盡管以政治制度為中心的宏觀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對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宏觀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觀政治哲學那里，政治哲學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另外一種理論哲學，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學化”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的支配。它習慣于抽象掉內在于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態化的、多樣性的、邊緣性的和微觀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把中心化的、宏觀的權力運作和國家制度安排等宏觀政治活動，以及周期性的經濟活動機制，即一種理性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放大為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普遍的、絕對的規律和力量。對此，該論者進一步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于理性的危機而重新審視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價值的時代，生活在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機制日益多元差異，非中心化的微觀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結構日益發展的時代，自覺地開辟微觀政治哲學的領地，顯然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新發展。因而，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推進微觀政治哲學研究更具有啟發意義。
有學者認為，在現代法制社會條件下’提升每一個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以形成廣泛介入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監督，是實現權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而這需要有政治哲學層面的深層論證。該論者指出，政治主體分為“社會政治主體”與“政治權力主體”兩個層面。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思維的根本缺失是“社會政治主體”認識的缺席與“政治權力主體”認識的強化，致使社會一般成員的政治認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參與意識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權利意識。因此，當代中國政治哲學要關注微觀的社會政治主體研究。
我國著名學者韓慶祥教授指出，馬克思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生成論哲學，其主體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實踐中生成自己與實現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為人，能力問題很重要。能力原則能培養人的先進性：第一個先進性是能力本位內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機會，這種公正，相對于等級而言是先進的；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二個先進性，就是它歡迎民主；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三個先進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過去我們的政治行為圍繞權力做得太多，今天我們應該圍繞能力來組織政治行為、政治活動；把能力原則引入我們的政治活動，用能力而不是權力來增強我們政治的權威及其影響力。以此，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由權力本位的政治哲學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學，最終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為中真正成其為人，使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真正成其為人。
四、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