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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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碳稅 必要性 可行性 征管制度
隨著黨的十報告“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環境稅將在我國開征的信號越來越強。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我國以一個負責任發展中大國的態度提出到2020年碳排放量在2005年水平上減排40%到45%的目標，開始擔負起發展中國家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責任，這也預示著碳稅革命在我國即將到來。本文主要討論我國通過開征碳稅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以期能夠根據現實具體情況設置科學合理的碳稅征收管理制度。
一、我國征收碳稅的必要性
（一）我國目前二氧化碳排放的現狀
我國二氧化碳排放有兩大特點，一是總量巨大，二是碳強度高。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提供的數據，2010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31780.36097（百萬噸），而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前5位的國家分別為中國、美國、印度、俄羅斯、日本 。
（二）征收碳稅對我國的預期影響
由于我國國土面積廣大，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產業結構不同，能源資源秉性不同。碳稅對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能源消耗與收入分配的影響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參照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和中國稅務年鑒，選擇以下部分省份的數據分析碳稅實行的預期影響。
表1 征收碳稅對各省（直轄市）經濟發展的影響統計表
能源消費結構的轉變。表中能源正負值表示碳稅的實施對各地能源消耗的影響，如北京、天津、浙江等地的負值說明在保持其他稅收大體不變時，征收碳稅將減少當地能源的消耗。而像河北、遼寧、山東、四川為正值則說明在保持其他稅收大體不變時，征收碳稅增加當地能源的消耗。結合這些地方的能源儲備、經濟基礎、產業結構分析可以發現，征收碳稅對能源消耗起抑制地區一般含碳燃料儲量少、能源利用效率高、經濟增長能耗低。對這些地區征收碳稅，政策促使企業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尋找替代能源、增加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替代能源要素，資金支持當地政府調整高科技、低能耗、服務型的產業結構。而征收碳稅對能源消耗起拉動作用的地區一般含碳燃料儲量豐富、能源利用效率低、經濟增長能耗高。對這些地區征收碳稅，企業也會節約能源，但當地政府為了本地經濟發展，將把大量的稅收收入回投到高能耗產業，后者的消極影響遠遠大于前者。
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征收碳稅對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增長起拉動作用，但對少數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抑制作用，但作用不明顯。從全國整體范圍來看，碳稅對經濟發展的正效應大于負效應，對具有經濟顯性的地區可直接征收碳稅；對負效應占主導的地區在征收碳稅時，可適當減免企業其他稅負。
二、征收碳稅在我國的可行性
（一）征收碳稅的理論基礎
首先，環境在市場經濟中存在負外部性。環境的負外部性體現在市場經濟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中。其次，“污染者承擔原則”理論確定了污染者的責任問題，即環境污染治理成本由誰負擔。污染者付費，就是污染者承擔其生產消費過程中污染所引起的損失及治理費用。二氧化碳的排放者為獲得自身的利益和效益，增加了社會環境治理的成本，必然應該為其行為承擔責任，承擔責任的大小以對環境的危害程度來衡量。最后，公共產品理論指出環境是一種公共產品。由于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只要在技術上不能將非付費者排除在受益人之外或者將其排除在外的成本明顯過高，搭便車現象就普遍存在。結果是由市場提供的公共產品明顯不足，需要通過非市場力量，即由政府負責提供，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資金來自征稅，用稅收收入來生產或購買公共產品。
（二）征收碳稅在我國的可行性分析
1、政策上不斷傾斜。中國政府頒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擬采取一系列法律、經濟、行政及技術手段，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加快出臺和實施有利于節能減排的財稅、價格、金融等激勵政策”。開征碳稅不僅符合我國貫徹科學發展觀、節能減排、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發展目標，也符合《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提出的制定有效政策機制的要求，是當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所應采取的主要措施。
2、技術操作有保證。較硫稅、污水稅等其他環境稅相比，碳稅有計量簡單、操作容易、便于檢測的特點。碳稅的稅基是碳的排放量，各種能源的含碳量是固定的，所以其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也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再考慮減排技術和回收利用等措施計量碳凈排放量，所以碳稅計量相對簡單，不需要復雜的檢測，對稅收征管人員來說操作相對容易。
（三）我國碳稅稅收要素的初步設計
1、征稅對象和納稅人。碳稅的征稅范圍和對象為因在生產經營和日常生活過程中消耗含碳燃料而向自然環境排放的二氧化碳氣體。導致全球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不僅包括二氧化碳，還包括氮氧化物、氟化物、甲烷和臭氧，如果從運用稅收政策來應對氣候變暖的角度看，應該對所有溫室氣體征稅，這只是中長期且針對集中排放溫室氣體對象的做法。而短期來看，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溫室氣體，且征收相對易行。由于二氧化碳是燃燒煤炭、天然氣、柴油、汽油等化石產品產生的，因此消耗以上產品的單位和個人就是碳稅的納稅義務人。
2、計稅依據。碳稅的征稅對象是二氧化碳，本應以二氧化碳的實際排放量作為計稅依據。但由于計算二氧化碳的實際排放量涉及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監測問題，技術上很難控制，征管成本也將很高。因而應采用二氧化碳的估算排放量作為計稅依據，即根據煤炭、天然氣、汽油和柴油等燃料的含碳量，推算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根據《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提供的基準方法，含碳燃料消耗產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計算公式為：
二氧化碳排放量=含碳燃料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系數
二氧化碳排放系數=低位發熱量×碳排放因子量×碳氧化率×碳轉換系數
其中，含碳燃料消耗量指企業的生產經營中實際消耗產生二氧化碳燃料（煤炭、天然氣、汽油、柴油等），將企業生產成本賬目記錄為征收依據。
3、稅率。碳稅的稅率與計稅依據密切相關，一是采用碳排放量作為計稅依據，二是二氧化碳排放對生態的破壞與其數量直接關聯，需要采用從量計征的方式，采用定額稅率形式。
碳稅稅率的設定要考慮的因素很多。首先，稅率應該量化反映減排二氧化碳邊際成本。稅率水平要鼓勵納稅人對碳稅政策積極響應，即稅負能夠影響其排放行為或進行減排技術革新，故其稅負應高于為減排所使用替代能源或采取技術措施的邊際成本。其次，考慮稅率對經濟發展和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如果稅率水平過高，勢必對宏觀經濟和產業競爭力產生重大影響，因此需要根據我國的不同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確定稅率。既要遵循新稅種征收力度循序漸進的經驗，又要對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源密集型企業給予一定稅收補償。再次，稅率水平的設計應該考慮燃料差別因素。為鼓勵企業及個人用環境友好型產品對污染型產品進行替代，并減輕其過重的經濟負擔，根據含碳燃料需求價格彈性和能源效率水平，有選擇地對煤炭、天然氣、汽油及柴油不同含碳燃料實行差別稅率。此外，碳稅稅率水平還受其他稅種、國際能源價格走勢、國際碳稅協調等因素影響，這些都是在確定我國碳稅稅率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三、構想我國碳稅的征管制度
（一）明晰碳稅征收階段特點
開征碳稅會增加企業特別是能源、資源密集型企業的生產運營成本，突如其來的稅負將會使企業的資金周轉出現困難，甚至降低本國企業的競爭力，影響經濟發展大局。我國應當借鑒國際通行的做法，引入碳稅時實施預告和漸進時序策略。通過對企業進行預告，稅率逐年提高，直到預期水平。
（二）提高企業碳消耗統計水平
對企業排碳的統計工作屬于提高碳稅征管的配套能力。碳稅的征收依據是企業含碳燃料的消耗數量，這些數據主要通過企業生產成本賬目中獲得。稅務部門應加強企業能源消耗的統計工作，建立專門的碳消耗申報和核算賬目。同時加強對稅收人員和企業會計的專項培訓，使其掌握碳申報的相關工作。
（三）協調相關政策
環境稅收體系中不僅包括碳稅，其實也有污染產品消費稅、資源稅等稅種。有必要將新舊環境稅結合起來，使它們之間相互配合和協調，形成合力，更好地發揮稅收節能減排上的調控作用。
（四）落實各項碳稅優惠制度
借鑒外國碳稅征收經驗，如要碳稅真正發揮二氧化碳減排功效，稅率就會很高，而較高的碳稅稅率水平對能源、資源密集型企業產生不利影響，出現影響國際競爭力、不利本國經濟增長等負面效應。我國在開征碳稅時也有必要借鑒國際經驗，對整個稅制結構進行必要調整，按照有增有減的稅制改革思路，以其他稅種改革所形成的稅負空間來容納碳稅，基本保持稅收收入中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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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低碳城市;指標體系;評價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5-0121-03
1 建立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意義
1.1 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建立的目的
在所有碳排放中,作為生產和生活活動高度密集的地區,城市的碳排放量占排放總量的86%(從終端需求角度計算)。可以看出,減少城市碳排放是減少整體碳排放的關鍵。城市碳排放根據其源頭可以分為建筑、交通和生產三個部分。因此,為創建低碳城市也應主要從以上幾個方面入手。以上三個類別中的碳排放比例因不同城市的發展程度、工業結構和社會文化不同而存在差異。
1.2 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建立的意義
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為環境友好型城市提供發展方向。適當的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是政府管理部門制定規劃和發展方向的依據。規劃部門可以通過所在城市自身優勢與缺陷確定城市可以加以利用的優勢和存在的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爭取達到取長補短的效果。
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將低碳城市的抽象概念轉化為操作層次的指標,有利于公眾對其加深了解和執行部門貫徹實施。指標體系對抽象的概念進行量化和具體化,避免了定性或定序區分的模糊性造成的評價的困難。公眾可以通過具體化的指標體系深入理解低碳城市的內涵和它與自身行為模式的聯系;規劃的執行者也可以通過指標體系準確判斷規劃的執行效果。
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為低碳城市目標的實現程度提供評價依據。在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存在的情況下,對各城市低碳發展的實現程度的評價將變得有據可依。
2 指標體系的基本框架
低碳城市的含義包括以下三個層次:產生途徑、碳排放減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協調程度、政府部門采取措施的力度。從以上三個角度制定的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可以從成果、途徑和措施實施力度三個方面反映一個城市在低碳方面的環境友好程度。在考慮碳排放量應當減少的同時,也不應忽略低碳作為總的發展方向應當與城市的經濟發展相協調。低碳城市概念提出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環境與經濟的雙贏發展,而不是為了遏制全球溫室效應加劇而限制經濟的發展。
2.1 有關減少碳排放指標
有關減少碳排放的指標包括建筑、交通和生產三個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在從源頭上減少碳排放方面的低碳城市的實現程度。建筑碳排放指標包括住宅生活和公共建筑碳排放兩大類。交通方面碳排放可通過城市車輛總量、城市節能汽車比例、城市公共交通覆蓋程度、城市分布密集程度四個指標來反映。城市注冊的正在使用的汽車總量能反映城市總體的交通碳排放量,能反映一個城市的碳排放對自然生態的壓力;節能汽車比例可以反映交通節能化的實現程度,說明在固定汽車總量的條件下,一個城市的交通低碳程度;城市生產用能源消耗總量反映一個城市總體生產規模和其相應的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壓力大小;城市生產用非化石燃料能源比例反映一個城市生產過程中燃料投入方面的低碳實現程度;城市產業結構反映城市的成熟化程度,進而間接說明一個城市在生產方面實現低碳的難易程度和未來所需時間。
2.2 反映碳排放減量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指標
這類指標有城市總體人均碳排放量、碳生產率和含碳能源消費系數三項。城市人均碳排放量的計算方法是碳排放總量/人口總量,反映不同消費模式導致的城市人均碳排放水平差異,是從消費角度考慮的指標。碳生產率是城市GDP與城市碳排放總量的比值,說明整個城市的能源生產效率,具體說明一個城市的低碳技術水平對于城市低碳化發展的影響程度。碳能源消費系數為整個城市的碳排放總量與能源消費總量的比值,主要用于衡量資源稟賦、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等。
2.3 反映政府部門采取措施力度的指標
這類指標包括政府組織機構符合低碳城市要求程度、低碳城市宣傳教育覆蓋程度、低碳城市研究工作科研資金占科研總投資比例、研究基金在規定期限內到位比例和城市綠化面積比例五項指標。以上五項均為衡量政府部門為實現低碳城市而采取措施力度的指標。
第3篇：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 碳排放 信息化 應用
一、碳排放的現狀分析
1、什么是碳排放
因為溫室氣體排放的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因此常用碳排放來指代溫室氣體。
碳排放強度：從微觀角度分析，某一行業的碳排放強度是指單位生產總值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衡量低碳化發展的重要指標。根據碳排放強度的定義，碳排放強度等于CO2排放量除以行業的經濟總值。
2、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由于溫室效應日趨嚴重，現如今的全球變暖問題已越來越吸引全世界的注目，而溫室效應主要是由于人類社會工業化活動所產生的溫室氣體而導致的。2007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排列世界第一，甚至超過了美國。近年來的碳排放增長有百分之六十多來自中國。據美國能源情報署（EIA）的統計數據，2010年中國能耗為112.914×1015千焦，CO2排放為8.38144×109噸，其中工業能耗占比為71.3；我國已成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雙料世界第一，而且工業能耗占比過大。
因此，減少碳排放對于現代中國經濟發展有著不可忽略的重要性，而要想低碳化發展經濟，達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要將碳排放數據信息化當做重點發展方向。
二、如何實現碳排放數據的信息化
碳排放數據的信息化是指通過對信息技術的應用，研究分析并利用碳排放數據的信息資源，從而降低碳排放，提升企業能源使用效率，并生成滿足內部和外部監管方的關于環境和能源合規性報告。如圖1、圖2可看出，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統包括數據的采集、統計、分析、評價、預測，來實現碳排放管理、能源管理、環境管理以社會責任管理，最終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1、數據采集模塊
采用設備自動采集、人工輸入等多種方式采集碳排放數據，導入數據，對系統進行初始化。
現在國家和全球的碳排放主要由國際機構依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方法和能源統計數據進行估算。
2、碳排放數據查詢統計分析
分析碳排放數據查詢：可生成包括能源消耗數據匯總表，各行業、地區能源利用狀況以及各企業能耗分類情況列表等表。
碳排放數據統計：統計并分析碳排放情況，以日或月為單位，將煤耗、電耗、油耗、氣耗、水耗制作為曲線圖，分析走勢，歸納總結。
數據查詢統計分析主要項目：企業能耗總體情況、企業能源消耗單項指標、企業單位產品能耗情況、企業產值能耗情況、企業水資源消耗情況、企業廢棄物排放情況、企業節能狀況、能源消費品種構成、能源消費行業構成、能源消費分品種行業構成、產業能源消費結構。
3、單位碳排放水平識別
根據企業上報數據，以國家、省市的限額、能耗標準為指標水平線，利用信息化技術，對其進行能耗水平識別。
4、碳排放趨勢預測與預警
企業碳源指標：統計及分析企業的碳源消耗各項指標，按照碳源數據統計數目。
碳排放趨勢預測：統計各時期碳排放規律和近期碳排放狀況后，對重點行業、企業的碳排放趨勢進行分析。
企業碳排放超標預警：以各城市的碳排放城市指標為基礎，綜合評價和分析單位碳排放情況，對超標狀況進行分級預警提示、記錄及報告。
5、專家咨詢與決策支持
結合每個企業上報的碳排放周期數據進行評價，對比并分析數據后，得出可以改進的部分，從而提出關于節能減排等措施。
其他模塊主要包括：系統用戶管理、系統權限管理、系統日志管理、系統備份恢復管理等系統平臺總統控制單元。
碳排放數據信息系統由于數據的采用是用實地調研，所以具有可信度，而其根據的標準和方法學又符合行業規范和國際慣例，所以能較好地與國際接軌。國內企業一直缺乏碳核查相關知識以及經驗，而碳排放數據信息系統可以大大降低人工核查成本，因此此信息系統彌補了在該行業的不足。
三、碳排放數據的信息化的意義
信息化對低碳經濟的發展可以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碳排放數據的信息化可以產生巨大的碳減排效應，促進各行業碳排放減量。
由于碳排放數據庫具有排放趨勢預測及預警作用，可綜合評價和分析單位碳排放情況，對超標情況科進行分級預警提示并記錄，因此可以提醒各行業是否超排，從而達到較好的碳減排效益。而其數據庫具有的專家咨詢與決策支持功能，對企業的碳源提出改進意見，讓企業主動做到合理的節能減排。
2、碳排放數據成功建立數據庫可提供科技支撐。
目前“中國碳排放數據庫”已基本建成，這種基于實測數據研發的各類數據庫能被國際社會所承認。中國碳排放數據庫的成功建成提供一個詳細的碳排放技術參數，為碳減排、碳交易和國際氣候變化的談判等提供科技支撐。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教授關大博認為，中國碳排放數據庫不僅對中國有意義，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有示范效應――因為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主要能源分配與國內相似，因此中國碳排放數據庫也可以被他們當做范本。
3、建立碳數據庫有助于加速全國統一碳市場的形成
碳數據庫可規范并激勵機構、組織與個人的節能減排行為。建立碳數據庫不僅可加速統一碳市場，給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奠定基礎，還有助于實現多年后中國碳排放值到達頂峰的目標。
四、結語
碳排放數據的信息化及應用可幫助企業在能源、環境和碳排放等方面進行科學、正確、全面、細致的管理和分析，提升企業能源使用效率，從而最終達成企業的低碳化可持續發展。我國的低碳經濟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而信息化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研究信息化對低碳化發展的影響，有利于實現低碳化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本文從信息化角度出發，對碳排放數據的信息化及應用進行分析，力圖為我國的低碳化發展提供可參考的視角和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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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范文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迅猛發展，能源需求量逐年增加。能源消費所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中占有絕對優勢。碳排放問題正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對其測算及影響因素問題，國內外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應用不同方法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國內碳排放研究方面，宋德勇等用“兩階段”LMDI方法，從全國層面將一次性能源消費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相關影響因素分解并進行了周期性波動研究［1］。李國志等利用狀態空間模型構造可變參數數據模型，分析了出口貿易結構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2］。胡初枝等通過經驗數據對江蘇區域碳排放進行估算，分析了蘇南、蘇中、蘇北三大區域產業結構的碳排放效應差異［3］。馬軍杰等測算了1990年—2006年我國省域一次能源CO2排放量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了空間計量經濟分析［4］。姚亮等采用結構分解分析（SDA）方法對影響居民消費碳排放量變化的驅動因素進行了分析［5］。可見，現有關于碳排放的研究多以傳統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析為基礎，主要集中在測算碳排放量及其因素分解方面，忽略了截面數據包含的空間效應。事實上，在多區域的經濟和環境系統中，一個區域由于能源消費導致的碳排放行為不僅受該地區內部決定因素的影響，而且越來越多地受到周邊地區碳排放量的關聯作用，區域之間的能源消費及碳排放活動呈現出明顯的空間自相關性［4］。可見，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忽略空間鄰近效應，勢必會影響傳統OLS模型參數的無偏估計，導致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受到質疑。
為此，本文在考慮空間效應的前提下，利用“十一五”規劃期間的碳排放數據，研究中國省域碳排放量的驅動因素，分析省域碳排放的空間依賴及鄰近省域碳排放量的空間溢出效應，從而為國家和各省域制定節能減排政策提供決策支持依據。
二、省際碳排放的決定因素及理論假說
現有對碳排放決定因素模型的研究主要有EKC模型和IPAT模型。但是大多研究僅考慮了人口、經濟發展、能源消費強度等因素的影響，忽略了技術創新和城市化因素的作用。根據有關經驗研究，本文對IPAT模型進行改進，重點考慮人口、經濟發展水平、能源消費強度、產業結構、技術創新及城市化等六個決定因素，使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研究其對中國省域碳排放量的作用。
1. 人口規模（POP）。中國作為人口大國，為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剛性的能源消費需求必然會導致區域碳排放量的不斷增大。因此，人口是影響碳減排壓力的一個重要變量，本文預期其與碳排放之間呈正相關關系。
2. 經濟發展水平（PGDP）。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必然伴隨著相應的能源消耗及其碳排放。本文選用人均GDP衡量一個地區的富裕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用以檢驗其對碳排放的影響。一般來說，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能源消費量相對越大，由此產生的碳排放量也就相應越多，二者之間應為正相關關系。
3. 能源消費強度（ENERGY）。能源消費強度定義為生產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數量，能源強度越低，意味著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斷提高，使得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減少，從而減少碳排放量。因此，本文將能源消費強度納入影響碳排放的驅動因素之一，并預計兩者呈正相關關系。
4. 產業結構（STRU）。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樣影響著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大小。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直接影響以煤碳為主的能效的提高，使得碳排放增長的態勢難以遏制。實現經濟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約式的轉變是減少碳排放的必然選擇。本文以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產值之比刻畫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的作用。鑒于我國目前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預期其對碳排放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5. 城市化（URB）。近年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口遷移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產生沖擊，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和住房建設所需要的大量水泥與鋼鐵生產，導致高能耗高排放。城市化進程也是影響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本文選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衡量城市化［6］，初步預期其對碳排放產生正向作用。
6. 技術創新（RD）。中國每年巨大的能源消耗支撐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而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開發新技術新工藝的大量投入。但是，對于生產工藝和設備的引進，以及各種研發活動，到底對地區企業的節能減排產生了何種影響，目前的研究結果并不確定。本文選用各省域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來衡量技術創新對碳排放的影響，其作用還有待檢驗。
三、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設定
基于以上解釋變量，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的雙對數經驗形式，建立如下碳排放影響因素模型：
（1）
其中，i表示30個省級地區，LnCARBON為被解釋變量各地區碳排放量；LnPOP表示各地區人口數量；LnPGDP表示人均GDP；LnENERGY表示能源消費強度；LnSTRU表示第二產業產值占第三產業比重；LnURB表示城市化水平，LnRD表示技術創新。參數β分別反映了六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碳排放的影響。
假定模型（1）為沒有考慮鄰近地區空間效應的碳排放影響因素模型，可用OLS方法估計。但是，如果地區碳排放存在著空間自相關性，則有必要采用納入了空間相關性效應的空間滯后模型、空間誤差模型等空間計量經濟模型。
空間滯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主要探討地區碳排放變量是否存在鄰近地區碳排放溢出效應的情況。其模型表達式為：
（2）
式中，WlnCARBON為空間滯后被解釋變量，反映鄰近地區的碳排放對區域碳排放行為的作用大小和程度；ρ為空間滯后回歸系數；W為n×n階的空間權值矩陣，w表示W中的元素，一般用空間鄰接矩陣；ε為隨機誤差項向量。
當一些決定地區間碳排放的因素沒有被考慮到解釋變量中時，則需要采用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空間誤差模型的形式為：
（3）
式中，ε為隨機誤差項向量，λ為n×1階的被解釋變量向量的空間誤差系數，μ為正態分布的隨機誤差向量。參數λ為存在于擾動誤差項之中的空間依賴變量，衡量相 鄰地區忽略的具有空間依賴性的碳排放被解釋變量的誤差沖擊對地區碳排放的影響方向和程度。
（二）數據來源
實證研究中所用到的空間樣本為除了西藏外（缺少能源數據）的中國大陸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簡稱省域或地區）。作為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的基數年份，2005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年份，國家致力于通過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力圖在結構調整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本文重點考察2005年—2010年之間我國各省域碳排放的決定因素，所用數據來源于2006年—2011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中國區域經濟年鑒》，實證變量數據取算術平均數，以消除年度波動影響。在碳排放行為研究中的一個基礎工作是測算各種類型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數。雖然國內外各種能源研究機構和相關學者對各類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數進行了測算研究，但是大家獲得的結果略有差異。國際機構使用的碳排放系數據其所在國情況測算，直接用來計算中國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有問題的。本文綜合考察了國內外相關研究，最終確定采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在《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中推薦的碳排放系數：即煤炭的碳排放系數為0.7476、石油為0.5825、天然氣為0.443。
四、實證估計與結果分析
為了描述中國30個省級地區碳排放量的空間分布情況，本文首先采用空間自相關的Moran’s I測算各省碳排放量是否存在聚群現象［4］。在做空間相關分析時，選擇了常用的描述地區間鄰近關系的一階、二階和三階rook權值矩陣進行比較分析，最終再確定階數。表1報告了三類rook權值矩陣的省際碳排放量空間自相關性的計算結果。
表1顯示，基于rook一階空間權值矩陣W1計算的30個省域碳排放的Moran’s I為0.2227，在0.19%的水平上顯著，表明中國省域之間的碳排放量在空間分布上并非分散（隨機）分布，具有明顯的正自相關關系（空間依賴性），表現出某些省域碳排放量的相似值之間在空間上趨于集群的現象。同時計算發現，rook鄰近從低階到高階，全域Moran’s I值逐階下降，表明地區間碳排放量的空間相關性隨著其空間距離的增大而衰減。由此，選擇rook一階空間權值矩陣符合現實，在研究區域碳排放問題時有必要考慮空間效應，否則得到的結果可能存在較大偏差。
表1 Moran’s I檢驗結果
注：表中W1為rook一階空間權值矩陣，W2為rook二階空間權值矩陣，W3為rook三階空間權值矩陣。
由于全域Moran’s I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一部分省域的碳排放增長存在正相關（溢出效應），而另一部分省域存在負相關（回流效應），二者將會抵消，則可能顯示省域間的碳排放不存在空間相關性。此外，省際碳排放溢出與回流效應也未必局限于有共同邊界的相鄰省域間。因此，本文還進行了基于W1的空間關聯局域指標LISA檢驗Moran散點圖（略）分析，結果表明：位于第I象限的省域有黑龍江、內蒙古、遼寧、河北、山西、陜西、江蘇、山東、河南和安徽，表現為高碳排放量的省域被高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圍（High—High，高—高集聚）；位于第II象限的省域有吉林、北京、天津、寧夏、重慶、江西、福建和廣西，為低碳排放量的省域被高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圍（Low—High，低—高集聚）；位于第III象限的省域有新疆、甘肅、青海、貴州和云南，為低碳排放量的省域被低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圍（Low—Low，低—低集聚）；位于第IV象限的有廣東、湖南和四川，為高碳排量的省域被低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圍（High—Low，高—低集聚）；其中上海跨越了第I、Ⅱ象限，海南跨越了第Ⅱ、IV象限，湖北和浙江同時跨越了第IV、I象限。顯見，各省域碳排放量的空間集聚性非常明顯，正向局域相關和集聚的典型特征非常顯著，存在一個明顯的空間趨同。省域碳排量在地理空間分布上呈非均衡，15個省域（50%）顯示了相似的空間關聯，其中10個（33.33%）的省域在第I象限（HH：高碳排放量—高空間滯后），5個（16.67%）的省域在第III象限（LL：低碳排放量—低空間滯后）。另外，對空間不穩定性和非典型區域偏離了全域正向空間自相關的省域識別結果顯示：2005年—2010年平均來看，11個省域（36.67%）顯示了非相似值的空間關聯，其中8個省域在第Ⅱ象限（LH），3個省域在第IV象限（HL）。這表明各省域的碳排量行為的空間局域依賴性和差異性是同時存在的。
以上空間統計分析結果證明，中國省域碳排放量存在著較強的空間依賴性，有必要建立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來分析，將空間效應的省域碳排放量納入影響因素。經典計量經濟學模型假設空間是均質的，沒有考慮到空間依賴效應，由于空間自相關性的存在，使得普通最小二乘估計無效，假若忽視空間自相關性，則可能無法得到穩健的回歸結果。因此，需要建立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來克服OLS無法解決的空間依賴效應。為了與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的結果進行比對，本文先采用OLS進行估計，以顯示空間計量經濟模型估計結果的效果。
表2中六個解釋變量的地區碳排放OLS估計結果顯示，調整后的R2高達0.9193，模型的解釋能力很強，F統計量為56.0299，通過了1%的方程顯著性水平檢驗，因此模型的擬合程度很好。DW值為1.9197，表明模型殘差不存在序列相關問題。變量的t檢驗結果顯示，LnPOP、LnENERGY、LnPGDP均至少可通過0.28%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而LnSTRU、LnURB和LnRD均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這三個變量的作用不明顯。進一步對解釋變量的多重共線性檢驗發現，LnPGDP和LnUrban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分別為12.9358和12.9453，大于10的臨界值，表明這兩個變量存在較高的共線性，不能同時進入回歸模型，lnRD的VIF為9.7701，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線性。逐步回歸分析獲得的表2中三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表明，當剔除不顯著的LnSTRU、LnURB和LnRD三個變量后，VIF檢驗發現模型不存在共線性，而且三個解釋變量的t統計量均至少能通過小于0.01%的變量顯著性檢驗，因此三解釋變量省域碳排放模型是更為可取的模型。
實際上，空間統計的Moran指數檢驗已經證明了我國30個省域的碳排放具有明顯的空間自相關性，經典線性回歸模型的OLS估計可 能存在忽略空間效應的模型設定不當問題。為了進一步驗證空間自相關性的存在，本文進行了省域碳排放的空間滯后和空間誤差模型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的六個解釋變量和三個解釋變量模型Moran指數檢驗、兩個拉格朗日乘數的空間依賴性檢驗結果顯示：Moran指數（誤差）檢驗證明經典回歸OLS估計誤差在4.98%和1.35%的顯著性水平下具有顯著的的空間依賴性（相關性）；區分內生空間滯后還是空間誤差自相關的拉格朗日乘子滯后、誤差及其穩健性檢驗表明：LMLAG和R-LMLAG分別在2.92%和3.78%、2.08%和2.37%的水平上較顯著，而LMERR和R-LMERR則均不顯著，顯見空間滯后模型SLM應是更加恰當的模型形式。
最后，比較表2中的檢驗結果發現，空間滯后模型（SLM）中擬合優度的值（94.16%）、對數似然值LOGL（8.1831）都大于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經典回歸估計模型（OLS）的估計值，而SLM的AIC值（-0.3662）、SC值（10.8434）則均小于SEM和OLS的估計值。綜合以上檢驗結果，SLM為最優模型。因此，本文以下的分析以SLM結果為主。表2中的三個解釋變量省域碳排放模型的拉格朗日乘子誤差和滯后及其穩健性檢驗顯示，引入空間效應的模型較之OLS模型均有明顯改善，SLM較之SEM是更為可取的模型形式，更好地反映了省域碳排放行為。
表2的空間計量分析結果顯示，SLM的空間滯后估計參數ρ通過了1.22%和2.03%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省際碳排放存在空間集聚（回流）效應，即臨近地區的碳排放量每增加1%，本地區碳排放量減少0.0782%和0.0618%；SEM的空間誤差估計參數λ為0.4854和0.5250，通過了1.11%和0.4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省際碳排放存在較強的空間依賴作用，忽略掉的一些因素如資源配置、勞動者素質、管理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等也可能通過誤差項對該地區碳排放產生著一定的作用。
最后，三解釋變量模型估計結果顯示：能源消費強度對省域碳排放的回歸系數最大，為1.4433，表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地區能源消費強度每增加1%，碳排放總量平均增加1.4433%；其次是人均GDP的回歸系數為1.1591，人均GDP每增加1%，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1591%；人口增長的回歸系數為1.1088，人口每增加1%，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1088%；這三個決定因素的作用與理論預期一致。而城市化、產業結構及技術創新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原因主要是：我國東中西部處于不同城市化發展階段，“十一五”規劃的宏觀調控目標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地區碳排放的作用還不夠明顯，各個地區的企業在生產和工藝環節方面還有待采用更為有效的節能減排技術，需要繼續增強技術創新對消減地區碳排放的作用。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構建了省域碳排放量決定因素實證模型，對碳排放決定因素及其空間溢出效應進行了空間計量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結論及啟示。
1. 中國30個省域相鄰地區的碳排放行為普遍存在著正相關性，省域之間的碳排放行為存在空間集聚（回流）效應，制定省域碳排放政策時需要考慮碳排放行為的空間效應。
2. 能源消費強度是影響碳排放的最主要驅動因素。碳排放的實質是能源消耗，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能源消費主要以煤炭為主。長期以來，低下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得單位GDP的碳排放量較高。從長遠利益考慮，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應在技術資金政策上鼓勵新能源開發，實現節能減排，各省域要增加清潔能源如水能、風能、核能等的使用，各企業單位要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
3. 人均GDP和人口規模的影響僅次于能源消費強度。雖然“十一五”期間的宏觀調控與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效果比較有限。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效益勢在必行。同時，鑒于各省域人口總量增長慣性仍在持續，在繼續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同時，提倡和鼓勵居民理性消費、綠色消費，逐步促進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向“綠色低碳”模式轉變，構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4. 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不顯著。1995年以來，我國大多數省域的產業結構變動并不大，第二產業比重基本上保持了小幅上升趨勢，有些省域甚至出現了較大幅度下降（如北京、上海、云南）。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綠色產業發展是當下各省域實現產業升級的關鍵。各地方政府要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尤其是高產出低能耗的產業，如信息產業、生態旅游、新能源開發等，不斷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以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
5. 城市化對碳排放的影響不顯著。城市化既可能提升環境效率，也可能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由于東部地區城市化水平較高，提升了第三產業、優化了產業結構，同時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規模收益遞增、人口和經濟要素的集聚以及相應的知識、技術溢出，提高了整個東部地區的能源利用效率，減少了碳排放；中部地區還處于初級城市化階段，建設項目主要集中在生活基礎設施以及工業化基礎設施方面，經濟發展水平及能源利用效率相對較低，因而其城市化的提升反而帶來了碳排放的增加；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緩慢，對碳排放的影響并不顯著，導致全國省域城市化水平平均效應對碳排放的影響不顯著。
6. 技術創新的作用不顯著。由于技術創新雖然改善了能源效率而節約了能源，但技術創新同樣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這又將導致對能源需求的增加，出現效率提高所節約的能源被因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額外能源消耗（部分地）抵消，即能源的回彈效應，最終導致各省域的研發投資對減少其碳排放數量的作用沒有顯現出來。為此，各省域的工業企業應該進一步加大清潔能源的研發資金投入，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要出臺鼓勵節能技術研發和推廣的支持政策，重點提高節能減排投資的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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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服務業；碳排放；發展導向；IPCC法；灰色關聯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F7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1-0100-05
收稿日期：2013-10-31
基金項目：吉林省教育廳“十二五”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吉林省現代服務業發展狀況調查研究”（2013169）。
作者簡介：韓岳峰，女，吉林長春人，吉林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國際交流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經濟，國際貿易；申瑛琦，女，黑龍江哈爾濱人，吉林財經大學，研究方向：區域經濟；張龍，男，吉林長春人，吉林財經大學，研究方向：服務貿易。
一、引言
大氣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是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目前來說，雖然服務業屬于低能源消耗、低碳排放的產業，但隨著三次產業的重新劃分及各產業碳排放量的積累，服務業的碳排放必然成為碳污染的重要來源，由此服務業碳排放問題將成為了未來一大研究熱點[1]。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產業比例的最優化過程，以低碳為目標的產業優化是今后產業調整的必然趨勢。
縱覽已有研究成果，基于碳排放角度的產業結構優化研究主要是針對于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且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研究碳排放與產業結構的關系，得出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運用理論分析找出產業結構的重點優化方向，如段瑩[2]、虞義華[3]等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研究二者關系后，通過定量的方式采用具體的經濟統計分析方法提出產業結構優化方案，如于娜[4]、謝鏈鋒[5]等的研究。而隨著服務業的迅速發展，服務業活動的碳排放將成為碳排放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確定低碳角度下的服務業發展導向意義重大。
基于此，本文在計算吉林省2004-2010年服務業內部行業碳排放量的基礎上，運用灰色關聯法分析吉林省各服務行業對碳排放的不同影響程度，進而找出吉林省服務業內部結構優化方向，為政府服務業發展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可供參考的意見和建議。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1.碳排放量測算方法
目前，尚未形成對碳排放標準的監測方法，數據一般是基于煤、石油、天然氣三類化石能源的消費量推導計算得出的，如張雷[6] 、朱勤[7]、張龍[8]等采用的方式是間接碳測算法（IPCC法）。本文采用IPCC法，從服務業物質投入的角度測算吉林省服務業的碳排放量，并構建吉林省服務業碳排放量公式如下：
2.灰色關聯分析法
碳排放問題是一個存在信息不充分且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的領域，而且多種因素的影響作用決定了它的發展。它與產業發展的很多因素有著密切相關的關系，需要進行關聯性分析。關聯性分析有幾種計量經濟模型，比如數理統計中的主成分分析、回歸分析、方差分析等，但這些方法往往要求有大量樣本數據，且各因素之間彼此無關[9]。對于本文所研究的問題，使用這些研究模型是不合適的。
此外，碳排放強度和服務業結構的關聯度數值本身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關鍵，本文重點關心的是以此得出的不同服務業與碳排放量關聯度大小的排序結果，從而找出未來控制碳排放的服務業結構調整方向。基于服務業碳排放測算難及現實可操作性的考慮，經過綜合比較分析，本文選取灰色關聯分析方法，來反映碳排放強度和產業結構的關系[10]。關聯程度通常是以關聯系數體現的：關聯示數越大證明關聯程度越大，反之則越小。灰色關聯法操作步驟及計算公式見表1
（二）數據來源
在《吉林省統計年鑒》分行業能源品種消費（實物量）中，統計能源消費量時涉及到17種能源，根據本文的研究，將能源按形態劃分為3大類：煤類、油類、氣類。其中，煤類包括原煤、洗精煤、煤制品、焦炭；油類包括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其他油制品；氣類包括天然氣、焦爐煤氣、煉廠干氣、液化石油氣。在測算吉林省服務業各行業碳排放量時，數據主要來源于《吉林省統計年鑒（2005-2011）》中三大能源平衡表中的服務業各部門的能源消費量；對于沒有表示出來的服務部門，則其能源消費量按當年投入產出表中各服務行業增加值的比例來估算。為后續研究的開展，需要先將能源實物量換算成標準煤。具體公式為：標準煤=實物量×標準煤折算系數，表2所示為各能源的標準煤折算系數。
三、分析與結論
（一）服務業碳排放的相關分析
1.服務業碳排放量的計算
運用表1給定的各能源標準煤折算指數、能源碳排放系數（萬噸標準煤）及公式（1），由各服務行業不同能源消費量計算其碳排放量，最終得到2004-2010年吉林省各服務行業的碳排放量情況，見表3。
由表3可知，近幾年，吉林省各服務行業碳排放量差異較為明顯，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排放量最高；批發、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以逐步遞增的方式在超過100萬噸；相較而言，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等碳排放量不足10萬噸，為綠色服務產業。就服務業碳排放總量來看，處于首位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2010年碳排放量高達439.38萬噸，批發、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以154.82萬噸位居于次席，碳排放量最少是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僅為0.97萬噸。
2.服務業灰色關聯分析相關值計算
以表3顯示的2004-2010年吉林省13類服務業的碳排放量為數據基礎，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分析吉林省服務業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具體來說，將吉林省服務業總的碳排放量作為參考序列，服務業中的13類具體行業作為相應的比較序列，依次進行無量綱處理（得到標準序列）、計算差絕對值、關聯系數，并最終對關聯度進行排序。
經過計算，得到吉林省13類服務行業各自的碳排放量與服務業總排放量平均關聯度分別為：RA=0.93，RB=0.78，RC=0.78，RD=0.84，RE=0.91，RF=0.87，RG=0.67，RH=0.86，RI=0.92，RJ=0.65，RK=0.71，RL=0.89，RM=0.67。具體排序為：RA> RI >RE> RL >RF >RH >RD >RB = RC> RK >RG =RM >RJ 。
（二）基本結論
結合前文研究結果與相關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行業碳排放量角度來看，13類服務業碳排放差異較大，吉林省服務業碳排量總體呈現較為明顯的上升趨勢。與2004年相比，分別累計增加了87.5%、120. 9%、113.5%、102.1%、84.7%、107.9%、142.5%、91.6%、94.1%、118.1%、64.0%、101.8%、106.1%的碳排放量，平均增幅在1倍以上，最高增幅出現在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最低增幅出現在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具體來說，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零售、住宿和餐飲等傳統服務行業屬于碳排放量高的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新型服務行業為低碳排放量服務業。所以，從碳排放量的角度看，為減少碳排放，首先需對傳統服務行業結構進行優化，應該把此類產業列為吉林省重點調整和優化結構的服務業對象。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目前我國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如民航、長途運輸等工具）的能源消費主要是石油，而絕大多數的餐飲企業能源消費則以煤炭、天然氣、液化氣為主， 這種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卻很少使用清潔能源和新能源的能源消費結構是導致其碳排放高的最主要原因。當然， 與這些服務行業缺乏綠色經營理念、節能減排科技投入少等原因同樣密不可分。
（2）從分行業對服務業碳排放的影響角度看，13類服務業碳排放影響差異較大，關聯度最高的為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0.93），最低的是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0.65）。同時通過上述兩點結論及上面分析可知，碳排放量多少與碳排放對服務業影響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更不能單純地認為存在著正向相關關系，這是我們非常容易陷入的一個誤區碳排放量多少與碳排放對服務業影響并不存在必然聯系，進而基于這兩個角度選出的服務業優化導向也就不同。，類似現象在李健[11]的中國碳排放強度與產業結構的關聯分析中已經做了合理的解釋。因此，從服務業碳排放灰色關聯分析的角度看，要想有效減少服務業碳排放，首選應是優化關聯度較高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行業。
盡管本文分析中有些服務行業無論是總量還是對服務業總的碳排放量影響方面基數不大，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階段服務業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表現為服務業的碳減排效應不明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來服務業的發展速度迅速，甚至逐漸成為帶動地區經濟的主要源動力，而且隨著三次產業結構優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碳排放問題必然影響巨大。因此，必須未雨綢繆，現在就應注重優化服務業內部結構，提高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為加快產業結構優化，降低服務產業碳排放強度做好準備。
四、討論與展望
本文定位的吉林省服務業發展導向主要是基于碳排放量及服務業碳排放灰色關聯度的角度，更進一步說，本文的分析只是找到了在服務業內部行業中應該有目的、有準備、有次序地選擇優化哪些行業，并沒有在行業經濟效益、產業關聯、充分就業和產業規模等約束條件下去尋找具體優化途徑。隨著服務業的高速發展及其在三產業中比例的大幅提升，這一領域的研究空白必然會被迅速填補，筆者目前也在進行大量的數據收集和處理工作，但由于龐大的工作量及數據收集難度，并沒能在本文中一起研究，這些遺留問題將是筆者接下來的學術研究重點。
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源環境和氣候問題已經越來越明顯地制約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本文所重點強調的學術重點在于服務業碳排放量與服務業碳排放影響之間的關系，摒棄誤區。另外，本文的核心觀點是：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像中國這樣資源使用量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不能走先排放、后治理的路徑，而必須在借鑒服務業發展及服務業碳排放研究已經取得很大進展的發達國家經驗的基礎上，力求在發展的過程中邊發展、邊治理，甚至未發展、先設防，實現服務業的綠色發展，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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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碳會計；體系建設；發展建議
引言
近十年來，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在國際上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由于工業生產、居民日常生活隨時隨地都在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全球變暖問題已經開始深入的影響我們的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這個概念應運而生，隨之而來的是“碳會計”這樣一個全新的會計理念。“低碳經濟”最早是在英國于 2003 年發表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 - 創建低碳經濟》被首次正式提出的。《哥本哈根協議》則正式確立了低碳經濟在國際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全球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已是大勢所趨。
一、發展碳會計的必要性
（一）低碳經濟、碳會計的內涵
“低碳經濟”指的是在生產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制度改革、新能源的開發以及高效的資源利用等手段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以及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以此達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同發展的目的。隨著“低碳經濟”在全球范圍內掀起的低碳發展模式的熱潮，眾多企業紛紛轉型大力發展低碳經濟。企業越來越多的關注環境問題，在會計應用中逐漸將會計于低碳相聯系，“碳會計”應運而生。
（二）低碳經濟對企業的重要影響
由于全球掀起了一股發展低碳經濟的熱潮，并且種種跡象表明：低碳經濟將是人類繼 18 世紀工業革命之后的又以此革新。企業為應對低碳經濟的大潮，開始紛紛將碳會計相關問題納入企業平時的生產經營活動中。低碳經濟的出現對企業的會計核算提出了新的要求。企業從資產、負債、權益、收入和成本各個方面引入了碳會計的核算。隨著低碳經濟的不斷深入，各界會越來越重視低碳、環保、節能這些方面的發展前景和戰略計劃。企業針對低碳問題的相關信息的披露也影響著社會各界對于企業的評估和企業自身制定良好的發展戰略具有指導意義。由此可見，發展低碳經濟已勢在必行，建設碳會計體系也迫在眉睫。
二、構建企業碳會計體系
碳會計最早于上世紀 80 年代被提出，直到 90 年代才被單獨拿出來作為會計分支被研究。由于低碳經濟是近十幾年來才風行的，故而碳會計發展也是近十年的事情。由于發展時間較短，且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具有其獨特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除了政府和國際機構以外很少有關于碳會計體系問題的探討。本人結合大量近年來關于碳會計建設的文獻對碳會計體系的建設進行總結，筆者認為，碳會計體系主要分為兩大模塊：其一，是碳財務會計體系；其二，是碳管理會計體系。
（一）碳財務會計體系
碳財務會計體系主要圍繞“碳排放權”的確認和計量來構造，輔助以碳會計信息的披露。
1.“碳排放權”的確認與計量
“碳排放權”是指企業最高碳排放量的限定，當企業的碳排放量超過了最高限度時，如若還想要繼續排放更多的碳，就必須通過交易購買得到其他企業剩余的“碳排放權”。“碳排放權”可以為企業帶來預期的收入，并且是企業所持有的一項權利，對此，我們可以毫無猶豫的將“碳排放權”認定為資產，這也是目前國際上的共識。我國最主要的“碳資產”是 CDM3。但究竟將“碳排放權”確定為何種資產，直到目前也沒有統一的規定。當前，國際上的主流主要將“碳排放權”認定為金融資產、無形資產和存貨三大類。（1）金融資產某些企業持有“碳排放權”，主要目的是以期待在交易市場上進行買賣賺取差價。這種現象主要是隨著《京都協議書》的頒布而興起的。因此，“碳排放權”具有了交易性金融資產所具備的性質。（2）無形資產由無形資產的定義我們可以指導，無形資產是指沒有物質形態的一項非貨幣資產。企業所有的“碳排放權”可以出售也可以自己使用，因此其可以為企業帶來利益的流入，并且“碳排放權”作為一種權利，并沒有具體的物質形態。因此，將“碳排放權”確認為無形資產也是無可厚非。（3）存貨這種觀點在國際上被認可的程度不高。因為，此種觀點缺陷較為明顯。存貨一般都是有具體的物質形態，而“碳排放權”則是一種權利，其并沒有具體的物質形態。另外，“碳排放權”在企業生產經營中并不是說就一定會涉及到。
2.碳會計信息的披露
在國際上，現在已經有專門針對碳會計進行信息披露的機構。由機構投資者創立的“碳披露項目”（CarbonDisclosure Project, CDP）4。“碳披露項目”目前已經成為主要的碳會計信息披露的方式。在碳會計信息披露的框架結構中主要包括：（1）碳資產、碳負債在資產負債表中的呈現企業只要進行碳排放，就會有潛在的與碳排放相關的資產和負債的變化。（2）將溫室氣體排放的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所引起的機遇與挑戰公允的反映出來報表信息需要呈現出氣候變化下企業承擔風險的能力，由于碳排放對企業經營生產存在的潛在影響因素，企業務必將真實的信息披露出來以供外界信息使用者正確的做出判斷。（3）企業對碳減排的核算以及核算方法的內容進行披露在低碳經濟的大潮流下，企業表報信息越來越多的關注碳會計信息的披露問題。通過企業所披露的碳會計信息，國家、政府、以及投資機構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到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時候所能承擔的風險，對企業的未來前景做出更為全面的評估。
（二）碳管理會計體系
在當前低碳經濟的時代背景下，碳會計體系僅僅涉及“碳資產”的確認和計量以及相關信息的披露是遠遠不夠的。低碳理念一定要在企業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中得到全方位的體現。處于對傳統的成本、費用的考慮所確定的最優選擇在當前低碳理念這樣的社會角度下就不一定再是最優選擇了。碳管理會計的理念最主要是針對成本管理的問題提出了新的要求。碳管理會計即是在傳統的分析標準基礎上加入碳治理、碳信息管理、碳政策等要素，對采購、生產、銷售、售后等各個環節進行碳因素分析，并為企業決策提供依據。生產活動中所涉及到的成本不再局限于制造環節，而是包含了整個生產經營的始終。其成本核算的代表理念是“生命周期法”，即碳管理會計的理念貫穿企業整個生產經營活動。在低碳經濟背景下，碳管理會計能夠讓企業可持續的經營發展。而不在是局限于眼前的利益，在企業盈利和環境保護之間找到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使企業未來更有發展前途。
三、我國碳會計體系建設的概況以及建議
目前，我過碳會計體系建設還處于摸索階段。在我國有關于碳會計的研究只是近兩年才在刊物上出現，并且大部分是對國外碳會計現狀的介紹，自我研發的東西很少。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第一，盡快的制定健全碳會計規范和準則目前低碳經濟的發展理念在我國還處于僅僅是理念的階段，沒有具體的統一的標準和依據去實施和進行，國家和相關機構應當結合國外的成功先例盡快的在我國建立起統一的碳會計規范和準則。為企業碳會計發展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桿。國家和政府要發揮監督機制，引領企業發展碳會計體系。第二，加快“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設參照國外的成功經驗，在我國建立一個具有權威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利用市場機制配合國家和政府的干預，對企業的碳會計體系建設起到引領的作用。領導低碳經濟的發展。第三，國家制定相關的宏觀政策和財政政策激勵碳會計發展市場是看不見的手，但其自我調節功能有其固有的缺陷，需要國家出臺相關法律法規，約束企業的溫室氣體的排放，鼓勵節能減排企業的發展。出臺優惠政策刺激企業向低碳經濟轉型。國家可以從稅收方面入手，一方面，對高排放企業征收高額的環節稅以遏制高能耗，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對那些注重節能減排的企業、環境保護措施比較到位的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和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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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 碳排放；貿易自由化；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 X22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1-004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08
自20世紀中葉以來，大部分已觀測到的全球平均溫度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觀測到的人為溫室氣體濃度增加所導致，二氧化碳（CO2）是最重要的人為溫室氣體，在1970年至2004年間，CO2的排放量增加了大約80%，全球CO2濃度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的使用。［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高達9.8%，出口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為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高速增長的背后帶來了嚴重的能源問題和環境問題。根據IEA［2］的統計數據，2007年中國CO2排放量60.71億 t已超過美國（57.69億 t）居世界第一位(見圖1)，占世界總量的21%，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為2.3（千克/美元），是世界平均值（0.73千克/美元）的3倍多，是歐盟平均值（0.4千克/美元）的5.8倍。
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減排壓力，雖然大會未能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是作為負責任的中國仍然承諾單位GDP減排40%-45%，與此同時，能源價格不斷上漲，能源的緊缺成為制約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瓶頸之一。那么我國在承擔減排任務的同時，也要考慮與發達國家基于國際貿易的碳轉移問題。
本文在國內外相關問題的前沿性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我國當前及歷史發展的現實問題，從規模、結構和技術三個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出口貿易和碳排放之間內在依從關系進行研究，揭示它們之間的變化規律，從而有的放矢地提出相關的減排政策，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應對氣候變化有著深刻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作為主要溫室氣體之一的CO2，不僅是化石燃料過度使用的體現，而且還是全球氣候災變的元兇。碳排放問題既是能源問題又是環境問題，從現有的文獻來看，關于環境問題的實證研究起源于90年代。
Grossman & Krueger［3］在分析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A）的簽訂對環境的影響時, 首次實證考察了環境―收入倒U型關系的存在，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在這篇開創性的文章中把貿易對環境的效應歸結為三個效應：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規模效應（Scale Effect）是指貿易自由化擴大了經濟活動的規模，隨著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會導致自然資源的使用量和污染排放量的增加，從而導致環境惡化。結構效應（Composition Effect）是指貿易自由化導致全球范圍的資源從新配置和專業化分工。根據
圖1 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
Fig.1 CO2 emissions in China, USA, Europe and Japan數據來源：IEA（2009）。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參與自由貿易的國家會更趨向于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進行生產。那么，結構效應對環境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如果一國在污染密集型部門具有比較優勢，則結構效應是消極的，反之，如果一國在清潔產品部門具有比較優勢，那么結構效應是積極的。技術效應（echnique Effect）是指貿易自由化加快了先進生產技術的流通，能夠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和降低單位產出的污染量，而且貿易自由化促進各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提高了人們對潔凈環境的偏好，這將使各國采取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和法規，從而減低單位產品的污染排放量，對環境起到積極地作用。之后眾多學者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進行了實證分析［4-5］等。其中大部分實證結論都支持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
吳獻金等：貿易自由化、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年 第1期Copeland & aylor［6］在研究南北貿易和環境關系時提出了“污染避難所假說”（Pollution aven ypothesis，P），指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貿易自由化會使污染密集行業由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從而使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從事“骯臟行業”（Dirty Industries）的生產［7］，其結果是發展中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
Antweiler，Copeland & aylor［8］把環境污染引入自由貿易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利用40多個國家的數據對貿易的環境效應進行了估計，通過對比規模、結構和技術效應，得出貿易自由化改善了全球的環境。Cole&Elliott［9］依照Antweiler et al［8］的思路，采用四種不同環境指標對貿易―環境的結構效應進行了分析，同樣得出了貿易對環境的改善有良好的促進作用。Levinson［10］對美國制造業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進行了分析，發現美國環境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先進技術的使用，而國際貿易結構的改變對環境改善的作用不那么明顯。
近年來，由于我國碳排放量大幅增長，對我國碳排放增長驅動因素分析的文獻日益增多。
oltzEakin & Selden［11］在研究經濟發展和碳排放的關系時，發現碳排放持續增長的原因是產出和人口的迅速增長，特別是在低收入國家。Lantz & Feng［12］分析了收入、人口和技術對加拿大CO2排放量的影響，發現人口和技術存在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倒U型關系，但是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關系不顯著。
ang et al.［13］采用對數均值迪氏分解法對我國CO2排放進行分解，發現代表技術效應的能源強度能有效地減少碳排放，而能源結構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經濟增長則帶動了碳排放的增加。Shui & arriss［14］在對中美貿易中隱含碳排放進行研究時發現，中國碳排放總量的7%-14%是由于中國向美國出口所產生的。hang et al.［15］對中國CO2排放量的驅動因素進行研究時，其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對CO2排放有最大的正向效應，而能源強度的降低能抑制CO2排放量的增加。
杜婷婷等［16］在對我國CO2排放量的庫茲涅茨曲線進行分析時，發現我國CO2排放量和人均收入并不呈現經典的“倒U型”，而是類似“N型”的三次曲線，意味著我國在同時推進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上還處于過渡期，尚未達到兩者協同發展的階段。王鋒等［17］對我國1995-2007年間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因素進行了研究，得出人均GDP的增長能解釋絕大部分碳排放的增長的結論，中國的碳排放與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關。許廣月、宋德勇［18］運用時間序列模型實證分析了出口貿易、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量之間的動態關系。出口是碳排放的原因，而碳排放對出口貿易的影響強度不斷增強。
2 理論模型
假設一個小的經濟開放體，用資本K和勞動L兩種要素生產兩種產品，分為X和Y，X為污染產品，為資本密集型，Y為清潔產品，為勞動密集型（大部分污染企業就是資本密集型參見Muthukumara Mani & David heeler［19］)，P為X相對于Y的國內價格，因為存在貿易壁壘，國內價格與世界價格的關系可以表示如下：
P=βP（1）
β表示貿易壁壘，P為X相對于Y的世界價格，那么當一國出口污染產品X時，則β1。碳排放量可表示為：
=EδS（2）
代表碳排放總量，E為每單位污染產品X的碳排放量，δ為產品中污染產品X的比例，S為總規模，對（2）時進一步微分，得到
＾=E＾+δ＾+S＾(3)
其中E＾代表技術效應，δ＾代表結構效應，S＾代表規模效應。規模效應用總產出來表示，結構效應通過資本勞動比k=K/L來表示，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技術和國民的環境保護意識也隨之提高，單位產品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必然下降，那么技術效應可用人均收入I表示。貿易自由化對國內的產品結構產生了沖擊，把國際貿易對碳排放產生的結構效應納入模型，貿易壁壘貿易β用貿易自由度表示。其中I代表人均收入，代表貿易自由度，那么得出模型
＾=π1S＾+π2k＾+π3I＾+π4＾（4）
根據上面的理論分析，提出以下待檢驗的命題：
命題1：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產出水平不斷提高，帶動能源消耗的增加和碳排放的加劇，與此同時，經濟發展帶來的技術進步和環保意識的提高又從另一方面減少了碳排放量，目前規模技術的總效應還是導致了碳排放量的增加，但是增加的趨勢在不斷減少，最終能使碳排放的總量下降。
命題2：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工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時加大了能源的消耗，導致碳排放的增加，而服務業比重的上升卻減少了能源的消耗，導致碳排放的下降。
一個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對一國的碳排放量會產生怎樣總的影響呢？假設一個小的經濟開放體，生產兩種產品，分為X和Y，圖2橫坐標X為污染產品，縱坐標上半部Y為清潔產品，縱坐標下半部為碳排放量，圓弧半徑代表經濟規模，圓弧表示在同一規模在不同的產品組合，A點表示初始的經濟規模和結構，此時對應的碳排放量為a。
圖2 貿易自由化對碳排放的影響
Fig.2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隨著貿易自由化，出口貿易使得經濟規模增加同時伴隨著國內經濟結構的變化達到C點，A到B表示經濟結構的變化，B到C表示經濟規模的變化，而單位X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曲線由EX變為E′X表示技術的變化。此時對應的碳排放量為d。
貿易自由化不僅會影響污染品X在總產出的份額及結構效應，還會對規模和技術效應產生影響，把貿易自由化對規模和技術效應的影響從總效應中分離出來，得到貿易自由化對碳排放的總效應，由于產出和收入變化的百分比是一樣的，因此可以把規模效應和技術效應合并。
dd=π1dSdS+π3dIdI+π4=(π1+π3)dIdI+π4(5)
根據以上理論分析，故提出以下待檢驗的命題：
命題3：隨著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我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發達國家的污染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企業向我國轉移，從而使我國更多的從事“骯臟行業”，成為發達國家的碳排放的“污染避難所”。
命題4：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在改變我國的產業結構的同時，也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引入到了國內，從另一方面降低了我國的碳排放量，但是我國出口貿易的總效應造成碳排放的增加。
3 實證分析
3.1 計量模型設計及相關計量問題
依照上述理論分析，本文根據（4）式，由于代表規模效應的國內生產總值和代表技術效應的人均收入之間有具有較強的相關性，于是把規模和技術效應合并，為消除異方差對各數據取自然對數，得到實際計量方程：
lnyit=a1+b1lnGit+d1lnkit+f1lnit+εit（6）
在（6）中，我們假設表示規模、技術和結構效應的變量和碳排放存在線性關系，為了對命題1和命題2進行檢驗，依照Antweiler et al.［8］創建的貿易自由化與環境污染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到如下實際計量方程：
lnyit=a2+b2lnGit+c2ln2Git+d2lnkit+e2ln2kit+f2lnit+εit（7）
y為碳排放量，G為人均GDP，k為資本勞動比，為貿易依存度用（出口額+進口額）/GDP表示。
對于計量方法的采用，首先采用Fest判斷采用常截距模型還是變截距模型，然后通過ausman est對固定效應模型（FE）和隨機效應模型（RE）進行甄別。考慮到本文所選用的樣本數據截面數（29）大于時期數（13）的特點，為了減少由于截面數據異方差性造成的異方差影響，因此固定效應模型采用截面加權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同時采用hite穩健標準差得到系數的t統計值。
3.2 數據來源
采用除自治區之外的我國30個地區1995-2007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研究。其中重慶市數據并入四川，自治區的部分指標難以獲得所以舍去。
3.2.1 中國碳省際排放量的估計
能源部門通常是溫室氣體排放清單中的最重要部門，在發達國家，其貢獻一般占CO2排放量的90%以上和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75%。因此，國際上碳排放量基本上是通過化石能源消費量推算出來的。IPCC［20］提供估算化石燃料燃燒中的碳排放方法，本文采用基于燃燒的燃料數量以及平均排放因子來估算碳排放量。碳排放的計算公式為：
C=∑iEi*αi
其中，C代表碳排放總量，Ei為能源i消費量，按標準煤計，αi代表能源i碳排放系數。表1為本文根據IPCC［20］估算的各類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數與4個研究機構確定的各類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數的比較。發現本文的碳排放系數與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采用的碳排放系數基本一致。其中各種能源的消費量來自1995-2008年的《中國能源統計年鑒》。
表1 各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
ab．1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s of different energy數據來源
he source of date煤炭
Coal石油
Oil天然氣
Nature Gas本文0.7560.5860.448DOE/EIA0.7020.4780.389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0.7560.5860.449國家科委氣候變化項目0.7260.5830.409發改委能源研究所0.7480.5820.4443.2.2 資本存量的估計
運用Goldsmith開創的永續盤存法。其基本公式為：
Lt=(1-δ)Kt-1+It
其中，Kt為第t年的資本存量；It為第t年的實際投資；δ為折舊率，設它為5%，初始資本存量K0=I0/(δ+g)，其中I0為初始投資，g為樣本期間投資的平均增長率。
3.2.3 其它數據來源
本文收入采用人均收入指標來度量，更能反映真實收入水平對碳排放的影響，用地區人均GDP表示，數據由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計算而得。
勞動力投入用各地區年末就業人員數表示，貿易量用各地區進出口總額表示，匯率、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等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3.3 實證結果分析
利用Eviews6.0得到貿易自由化、經濟增長和碳排放量關系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貿易自由化、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量回歸結果
ab.2 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VariableModel(6)Model(7)FEREFERElnG1.250***1.368***1.331***1.526***(13.791)(12.570)(15.876)(13.137)ln2G-0.341***-0.390***(-15.931)(-7.715)lnk-0.387***-0.415***-0.856***-1.033***(-8.150)(-5.843)(-18.125)(-9.905)ln2k0.143***0.178***(12.343)(6.290)ln0.076**-0.0020.046*0.003(2.285)(-0.046)(1.653)(0.081)C8.960***8.881***9.336***9.461***(133.528)(49.838)(131.739)(46.097)AdjR20.9860.7110.9870.751ausman est13.203***13.791**Fest715.408***803.694***Fstatistic841.897***303.594***861.690***225.627***Obs.374374374374注：1.***表示在1%水平上顯著，**表示在5%水平上顯著，*表示在10%水平上顯著。2.系數下方括號內hite穩健性標準差。
從表2模型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
（1）模型的總擬合度較好以及F統計值，說明兩個模型均有較高的解釋能力。Fest回歸結果表明兩個模型都應采用變截距模型進行回歸，ausman est表明隨機效應與解釋變量之間的自相關顯著，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是適當的選擇。
（2）代表規模技術效應的人均收入和碳排放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模型（7）的系數估計和顯著性水平表明，我國存在碳排放量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產出水平不斷提高，帶動能源消耗的增加和碳排放的加劇，與此同時，經濟發展帶來的技術進步和環保意識的提高又從另一方面減少了碳排放。從表3可以看出，我國還沒有省份的人均GDP超過了碳排放量EKC曲線的轉折點，就全國而言，全國人均GDP離臨界值還存在較大的差距，仍處在碳排放EKC曲線的右邊，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還會造成碳排放量的不斷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卻在不斷地減少，這與我們的預期是一致的。
（3）代表結構效應的資本勞動比和碳排放量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模型（6）和模型（7）的回歸結果表明，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工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不再上升甚至下降，將緩解我國碳排放量不斷增加的壓力，服務業的迅速發展，也將進一步促進碳排放量的下降。
（4）從貿易依存度與碳排放量的關系來看，貿易所產生的結構效應是消極的，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的污染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企業向我國轉移，從而使我國更多的從事“骯臟行業”，成為發達國家的碳排放的“污染避難所”。但是這種關系的彈性系數不大，而且在部分模型下，顯著性水平也不是太高，這也說明了貿易自由化對我國碳排放量影響的復雜性。
（5）依照（5）式計算貿易自由化的總效應，根據回歸結果得到π1+π3＞0，而π4＞0，如果貿易自由化促進了經濟增長，及dIdI＞0，那么貿易自由化的總效應也是消極的。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在改變我國的產業結構的同時，也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引入到了國內，從另一方面降低了我國的碳排放，但是貿易自由化的總效應卻使得我國碳排放量增加。
綜上所述，命題1得到了顯著的結果，通過了檢驗，命題2得到了部分驗證，命題3通過了檢驗，但部分模型結果并不顯著，命題4得到了驗證。
4 政策建議
根據對回歸結果地分析，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積極研發低碳技術，鼓勵技術創新。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經濟規模仍將繼續擴大，對能源的消耗也將進一步提高，那么我們應該鼓勵技術創新，尤其是低碳技術的創新和推廣，利用積極的技術效應來消除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的規模效應，從而減低我國的碳排放量。
（2）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降低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所帶來的結構效應，對我國碳排放量的減低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降低鋼鐵、水泥等高能耗行業的比重，淘汰落后產能和技術，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實現第三產業的總量擴張和比重提高。
（3）完善碳排放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低碳經濟的法律保障機制。歐盟國家的實踐表明，碳稅、能源稅、排放交易機制等財稅政策是約束碳排放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那么，我國應適當引入相關稅法，相對嚴格的環境法規和標準能有效控制發達國家的污染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企業向我國轉移，防止我國成為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
（4）轉變出口貿易結構，抑制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利用出口退稅政策對出口產品結構進行優化，進一步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對于低效使用國內能源加工生產的產品降低，甚至取消其出口退稅，以控制其生產與出口數量，同時對于高效能源利用的產品應維持或者提高其出口退稅率，鼓勵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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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n Carbon Emission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cale, Composition and echnique Effects
U Xianjin DENGJie
(School of Economy and rade of 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unan 410079, China)
第8篇：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脫鉤彈性；LMDI模型；強脫鉤；制造業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2)04－0015－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4.04
一、引言
目前，中國碳排放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而制造業碳排放就占了80%以上。國際上，發達國家一方面通過國外直接投資將低端制造業、勞動密集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又借口環境約束、質量標準，通過“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形式制約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發展。可見，中國制造業未來發展將面臨更大的資源環境和國際等因素約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動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抉擇。
近幾年，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和全球能源極具短缺的趨勢下，國內學者加大了對中國制造業在面臨能源約束和節能減排的研究。張艷輝（2005）認為在人口持續膨脹，資源日趨短缺，環境污染不斷加劇的情況下，發展資源節約型制造業成為中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1]。他提出了對資源節約型制造業綜合評價的包括4大要素和19個指標的評價體系，并運用該指標體系對上海市制造業的資源節約使用情況進行了定量分析，為制定資源節約型產業的發展政策提供了參考依據。陳詩一（2009）研究了以高能耗和高排放為特征的中國工業（以重化工業行業為主）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認為高碳排放對這些行業成長的影響是負面的[2]。王文治、陸建明（2011）研究發現我國制造業單位產出污染物的排放數量逐年降低，制造業中相對污染密集的行業其污染排放受到其他行業的需求拉動影響較大，而相對清潔行業對其他行業污染排放的拉動較強[3]。徐盈之等(2011)運用改進的拉氏因素分解法對中國制造業1995―2007年碳排放的驅動因素進行了研究，并基于DPSIR框架構建了碳排放脫鉤指數,對制造業部門碳排放的脫鉤效應進行了測度[4]，研究表明我國制造業碳排放的驅動因素有著較強的階段性特點；產出效應為主要的正向驅動因素,能源強度效應為主要的負向驅動因素；制造業部門碳排放存在一定的脫鉤效應，但強脫鉤年份較少；在強脫鉤向弱脫鉤的轉變過程中,經濟結構效應起著關鍵作用。潘雄鋒等(2011)基于1996―2007年的統計數據對我國制造業碳排放強度變化中的結構份額和效率份額進行了測算[5]，結果表明我國制造業碳排放強度在1996―2007年間整體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制造業碳排放強度下降均是由效率引起的,而結構則引起了碳排放強度的提升。
目前，脫鉤彈性已成為產業低碳化測評的主要方法，脫鉤有兩種表現：一種是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絕對脫鉤；另一種是用單位GDP的二氧化碳強度進行衡量的相對脫鉤[6]。本文利用脫鉤彈性來分析我國制造業發展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間的關系，并據此提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相關政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構建
二氧化碳排放脫鉤彈性等于碳排放總量的百分比變動與同期GDP百分比變動之比，來反映經濟體低碳發展所處階段和程度。用公式表達如下：
（1）若R
（2）若R=1時，表明CO2的變動幅度與GDP的變動幅度保持一致。
（3）若R>1時，表明CO2的變動幅度大于GDP的變動幅度。
特殊情況下，若R=0時，表明盡管經濟仍保持快速發展的趨勢，但是CO2的變動幅度為零，處于完全低碳狀態。
本文分析的是制造業發展與二氧化碳排放的之間的關系，為了體現制造業的角色，勢必要將制造業的相關變量融入到公式（1）中。根據產業因果鏈，筆者將公式（1）分解如下：
其中，Scale表示制造業規模，可以用制造業能源消費量來衡量。其中第一項表示產業發展脫鉤彈性，第二項表示產業排放脫鉤彈性。
（二）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9》中的“分行業能源消費總量”及《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0》中的“工業分行業終端能源消費量（實物量）”和“分行業能源消費總量”。碳排放計算中各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采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采納的碳排放系數。筆者主要選取對制造業影響較大的產業，選取標準是對應的能源消費量大于2000×104tC。
（三）數據處理
采用“物料衡算法”和“經驗計算法”計算能源的碳排放量：
其中，E（CO2）表示能源消費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i表示第i種能源的碳排放量，Qi表示第i種能源的消費量，ri表示第i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原煤的碳排放系數為0.7559，原油的碳排放系數為0.5857，天然氣的碳排放系數0.4483，水核電的碳排放系數為0。求解二氧化碳排放量利用LMDI模型。本文從碳排放系數、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強度）、經濟增長等角度來分解制造業的人均碳排放量。其中，經濟的增長受到資源、技術與體制的約束。
其中，Ei表示第i種能源的碳排放量，Qi 表示第i種能源的消費量，Q表示國內制造業的能源消費量，GDP表示國內生產總值，pop表示人口規模。排放因子因素（碳排放系數）用coei表示，即i不同類型的單位能源的碳排放量；能源結構用stri表示，即i種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份額；能源效率用eff表示，即GDP單位的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因素用gro表示，即人均GDP；pop表示人口規模因素。其中，終止時期t的碳排放量分解為：
t時期相對于基期的人均碳排放量增量表示為：
t時期相對于基期的人均碳排放量變動比率表示為：
其中，Cres和Rres分別為（9）式和（10）式中對應的余項。
三、實證分析
通過計算，得到我國2001―2009年能源消費碳排放的能源結構效應、能源效率效應、經濟增長效應、人口規模效應及總效應的變動情況（表1）。
可以看出，總效應與經濟增長效應保持一致，即總的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關系，人口規模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次之，而能源效率則是制約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
根據并利用公式（2）、（3）和（4）及表1得到相應的脫鉤彈性（表2），GDP、二氧化碳排放及制造業能源排放的變化情況如圖2。顯然，二氧化碳排放與制造業能源總量的變動趨勢一致，而且兩者的變動不如GDP變動的明顯。
1.產業排放脫鉤彈性值均大于1，說明產業排放與產業發展脫鉤狀態表現為增長連結。
2.2001年和2002年的產業發展脫鉤彈性小于1，說明產業發展與GDP脫鉤狀態表現為弱脫鉤；2003-2009年的產業發展脫鉤彈性大于1，說明產業發展與GDP脫鉤狀態表現為擴張負脫鉤。并且，除2007年和2008年以外，產業發展脫鉤彈性呈現遞增趨勢，這種趨勢在2009年表現尤為明顯。
3.二氧化碳排放脫鉤彈性值均大于1，除2009年以外，二氧化碳排放脫鉤彈性值呈現遞減趨勢，說明相對于經濟的發展、GDP的增加來說，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相對緩慢。其中，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能源效率提高對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增長有抑制作用。
四、政策建議
作為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限制經濟增長來約束碳排放量的增長是不切實際的。 “十二五”期間，二氧化碳減排形勢仍不容樂觀。因此，減緩CO2排放增長應通過降低能源強度、降低能源消費結構中高碳能源比例、增加低碳能源消費，以及控制人口數量來實現。建議進一步深化我國能源產品定價機制改革，完善資源資產管理體制，形成有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資源價格結構和比價關系；建立有效的監管體系，對生產者的違規行為進行嚴懲；建立制造業碳排放交易市場，通過市場的激勵機制調動制造業減排的積極性；加強溫室氣體減排的宣傳工作，提高公眾對氣候變化的認識。目前，大部分消費者對減排的重要意義以及日常消費行為與減排的關系認識非常有限。因此，增加碳減排的實施力度，必須加強氣候變化宣傳，不斷提高公眾對氣候變化的認識，以調動廣大公眾的積極性。此外，還應注重公益團體、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促使民眾在日常生活中自愿節能減排，以提升全社會的節能水平，構建節約型、生態型、集約型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
由于本文碳排放脫鉤彈性、分解方法以及數據來源等的不完善性，對一些隱含因素還不能做出完好的解釋，仍需要相關研究者做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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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范文
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以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就是發展低碳經濟。由于低碳經濟涉及一次大的制度調整和秩序重構，法律手段因其特殊的功能和效用倍受人們重視，因而低碳經濟的法學思考已然成為學界的一個全新課題。低碳經濟的法律保障是否必要，國外在發展低碳經濟的立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我國在發展低碳經濟的立法方面還應該做出哪些實際的努力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進行認真的討論。
二、低碳經濟的概念和背景
（一）低碳經濟的概念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模式。它的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潔能源開發，核心是通過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和發展觀念的根本轉變，通過低碳經濟模式與低碳生活方式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全球氣候的影響，實現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低碳經濟的背景“低碳經濟”最早是由英國在2003年《能源白皮書》中提出的，主要是考慮到能源領域面臨的新挑戰：首先氣候變化主要是因為燃燒化石燃料；其次英國的能源供給越來越依靠國外進口；最后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需要提高能源效率。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波及全球，許多國家出現了經濟衰退、就業率降低等一系列問題。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世界主要國家都將刺激經濟的重點放在新能源開發、節能技術、智能電網等領域。目前新能源產業已經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根據國際能源署的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經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激勵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措施，在未來的30～40年，全球每年對低碳經濟的投資將在5000億美元以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統計數據表明，目前在全球范圍內與環保有關的產品和服務市值已經達到1.3萬億美元。
三、國外低碳經濟的法律規制概述
目前各國就低碳經濟進行專門立法的國家為數不多，各國的立法進程存在差異。作為低碳經濟積極倡導者的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立法比較多，其他國家還主要通過政策手段對低碳經濟進行調整。我國的立法還相當缺乏，通過對國外相關立法介紹，對我國下一步立法提供借鑒。
（一）美國美國盡管堅持不批準《京都議定書》，也號稱不承擔相關義務，但美國的法律法規對國內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標準進行了嚴格的限制，2007年7參議院提出《低碳經濟法案》。該法案的關鍵點有：（1）戰略性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2）穩定配額交易價格的“限額———交易(cap，trade)”體系。（3）配額的分配鼓勵科技投入并保護美國的消費和就業。（4）主要獎勵碳捕獲和碳儲存技術。（5）技術、適應和低收入援助。（6）國際合作。2009年1月，奧巴馬宣布了“美國復興和再投資計劃”，以發展新能源為投資重點，計劃投入1500億美元，用3年時間使美國新能源產量增加l倍，到2012年將新能源發電占總能源發電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將這一比例增至25%。2009年2月正式出臺了《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投資總額達7870億美元主要用于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包括發展高效電池、智能電網、碳儲存和碳捕獲、可再生能源。2009年6月，美國完成了《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建立美國溫室氣體排放權“限額一交易(cap-trade)”體系的基本設計，其內容可以歸納為六個方面：（1）排放總量的控制。（2）配額發放。（3）穩定配額交易價格的措施。（4）美國國內和國際抵消量。（5）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6）治理結構。
（二）英國作為低碳經濟最積極的倡導者和實踐者，2007年《2007年能源白皮書》；2009年3月《氣候變化法案》得到正式批準，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對二氧化碳排放進行立法的國家：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將“碳預算”納入政府預算框架，并在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產業上追加了104億英鎊的投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公布“碳預算”的國家。《氣候變化法案》的主要內容歸納如下：（1）將減排目標納入法律體系。（2）制定碳收支5年計劃。（3）成立氣候變委員會進行獨立評估。（4）建立新的排放貿易體系。（5）建立新的報告機制。
（三）日本2008年，日本政府通過了“低碳社會行動計劃”，將低碳社會作為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政府的長遠目標。在未來三至五年內將家用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成本減少一半，到2030年，風力、太陽能、水力、生物質能和地熟等的發電量將占日本總用電量的20%；從2009年起將就碳捕獲與埋存技術開始大規模驗證實驗，爭取2020年前使這些技術實用化。四、中國建立低碳經濟法律體系的探討
（一）建立公平、合理的低碳經濟制度的核心———確立公民基礎碳排放權的法理基礎地位綜觀目前國際、國內的低碳經濟法律法規及相關制度，整體的法律基礎還是相當脆弱的。除各國沒有統一的交易法律法規和交易制度、規制之外，其最主要的問題是法理基礎的薄弱。應當肯定，《京都議定書》的法理精神具有碳排放權的公平分配世界各國公民碳排放權的內容，是相對合理的一個具有國際法律地位的文本，但遺憾的是并未明確提出“公民的基礎碳排放權”這一概念。而在實際上，由于涉及發達國家經濟利益，一些對碳排放應當承擔歷史和現實責任的發達國家對這一議定書采取了不合作或者消極對待的態度。更為嚴重的是，在當今世界，作為低碳經濟基礎制度的碳交易制度和碳稅制度的游戲規則制定權目前仍然掌握在碳排放累計額最為嚴重的歐美發達國家的手里。作為發展中國家代表的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絕不能隨著發達國家的指揮棒轉，唯一的出路就是盡快建立具有堅實法理基礎的、普遍為世界各國接受的有關碳交易制度及碳稅制度的法律法規體系，占領低碳經濟制度設計這一全球性問題的法律和道德制高點，然后逐步規范國內的低碳經濟制度，發展碳交易市場，在碳排放問題上取得更多的國際話語權。在戰略上取得主動。
我們必須建立中國自己的碳交易制度的法理邏輯起點。這個邏輯起點就是碳排放權的公民屬性。我們應當確認，碳排放權利也是一種公民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著名的美國《獨立宣言》中也提出：“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同樣不言而喻，這里所指的人權，首先是生存權和發展權。在現代社會，碳排放權也是一種重要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理所當然的應當是世界上全體公民一律平等。因此，從理論上講，無論是一個以在中國荒山野嶺種樹為生的果農，還是一個每天居住美國好萊塢寒冬盛夏恒溫的豪華別墅、乘坐大排量豪華汽車的富翁，其碳排放權的基礎配額應當是平等的。嚴格地講，真正平等的碳排放權交易，應當是全世界全體公民參與的碳排放權利的平等交易。這一基礎性的法理要在國際上獲得認同，首先必須在國內確認人的碳排放權生而平等這一基本法律原則，并以立法形式進行固定和規范。然后據此在國際上向發達國家的碳減排提出合理而公平的要求。須知，提倡人權，提倡人生而平等，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一再向全世界推銷的價值觀，也是大多數國家法律的法理基礎。以此為法理基礎的低碳經濟制度，才是公平的和具有堅實法理基礎的。我國現有的關于碳排放同題內容的法律主要是2008年4月1日生效的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修改后的節約能源法規定，節約資源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國家實施節約與開發并舉、把節約放在首位的能源發展戰略。這樣的立法精神是基本符合我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和國家利益的。但是，這一法律還基本沒有涉及關于公民碳排放權利公平問題，對建它具有我國特色的碳交易制度。進而取得國際碳交易制度的法律、政策話語權意義不大。作為應對能源問題的基本法律《能源法》，還在立法過程中，擬提交國務院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源法》內容中也還沒有涉及公民基礎碳排放權問題，在這個基礎性法理問題上的內容缺失是令人遺憾的。
（二）如何界定法理意義上的公民基礎碳排放權建立公民基礎碳排放權的法理基礎地位，對于建立一個公平的低碳經濟法律體系和制度體系非常重要，但是從當今世界的現實看，各個國家國情和經濟發展水平差別巨大，碳排放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及其復雜，從理論的確立到現實可操作的法律和政策制度的建立，其進程也將是十分復雜和漫長的。從概念出發。公民的基礎碳排放權應當是以整個自然界碳排放可以承受的總量。除以世界人口數，得到一個個人允許的基礎碳排放值，這就是公民的基礎碳排放權值，這在法理意義是可行的。但是，要將其作為制度設計的概念絕對沒有這樣簡單。需要考慮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理論上的公民個人基礎碳排放權難以在國際上取得共識。第二，碳排放中的隱含因素也相當復雜。第三，碳排放問題還有復雜的歷史積累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