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優化對生態效率影響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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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從投入角度測算京津冀地區13個城市的生態效率，在此基礎上，為打破傳統空間計量模型在分析空間效應時的局限性，選擇空間杜賓模型研究產業結構優化對生態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京津冀地區在大力發展經濟過程中，對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考慮不夠；產業結構高度化比產業結構合理化更能夠改善生態效率；技術進步、環境規制不能對生態效率的提升起到積極作用，人均GDP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會改善生態效率，人口結構對生態效率的影響不夠顯著。

關鍵詞：京津冀；生態效率；超效率SBM模型；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度化

引言

在大力推進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一體化的背景下，生態環境保護已成為京津冀協調發展戰略的重點。當前，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所面臨的嚴峻挑戰是如何處理經濟與環境的關系，進而提高生態效率。合理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模式對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合理”尤其體現在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上。地區產業結構的改變會促使資源配置方式有相應的改變，生態效率也因此發生改變。可見，生態效率與產業結構密切相關。

一、文獻綜述

當前，國內已有大量研究聚焦于中國的生態效率。其中，許多研究以生態效率測算為中心進行實證分析。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數據包絡分析（DEA）對生態效率進行測算，這類研究通過內生化最優權重可以對除價格指標以外的以及難以主觀確定權重的指標進行分析，消除了主觀賦權的隨意性，但由于DEA模型的參數選取各不相同，其結果也有一定的差別。涂正革等（2011）采用了考慮松弛變量的SBM模型，彌補了傳統DEA模型在徑向和角度方面的不足。但SBM模型的測算結果介于0與1之間，往往會出現多個決策單元DEA有效，即生態效率值均為1的情況，這會導致無法對同處于前沿面的決策單元進行排序和評價。龍亮軍等（2017）測算生態效率時運用了基于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解決了傳統SBM模型無法對多個有效決策單元生態效率排序的缺陷。綜上所述，目前對我國生態效率的研究比較豐富，但是現有研究普遍存在的不足在于沒有考慮生態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的空間效應問題。盡管鄭宇梅等人對生態效率的空間效應進行了探索性統計分析，但還沒有文獻通過建立空間面板計量模型對生態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吳義根等認為，生態效率在地理空間上也許并不服從獨立隨機分布，不考慮空間效應的傳統計量模型對影響因素的分析將會出現差錯。鑒于此，本文利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對京津冀地區的生態效率進行測算，并在此基礎上，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對產業結構優化對生態效率的影響進行檢驗。

二、數據樣本與研究方法

（一）超效率SBM模型。本文參考了國內外生態效率指標體系相關研究成果，從投入產出的角度著手，構建了京津冀地區生態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并采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對京津冀地區13個城市的生態效率進行測算。表1中，各個指標的數據均來源于歷年各城市的統計年鑒。（表1）

（二）回歸模型設定。產業結構優化一般包含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為了反映各產業的重要性和產業間的關聯程度，本文采用產值加權產業結構偏離度的倒數表示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INS1）。為了反映產業的轉型以及生產技術的創新發展，本文選擇用第三產業產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表示產業結構高度化（INS2）。借鑒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選取涵蓋經濟、社會和生態三個方面的區域生態效率的解釋變量。具體如下：人口結構（PS），由城鎮人口所占全部人口的比值來衡量；人均GDP（PGDP），由名義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技術進步（TP），由研發投入與名義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環境規制（ER），由環境污染治理投資與名義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對外開放（O），由外國直接投資與名義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一般的，空間計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間滯后模型（SLM）、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考慮到特定情況下，空間杜賓模型有可能退化為空間滯后模型或空間誤差模型，所以本文采用空間杜賓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生態效率評價結果分析。本文使用規模報酬可變條件下投入導向的超效率SBM模型對2004～2017年京津冀13個城市的生態效率進行了測算并排名。如表2所示，京津冀13個城市的生態效率水平基本可以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為滄州，其在研究時期內多個年份的生態效率值比平均水平高出0.25以上；第二等級的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莊、唐山、保定、廊坊和衡水，他們各年的生態效率值普遍比平均水平高0～0.2；第三等級有秦皇島、邯鄲、邢臺、承德和張家口，他們各年的生態效率值普遍比平均水平低0～0.4。可以看出，雖然北京和天津的地區生產總值比河北省的11個城市都高，但他們的生態效率卻低于滄州、衡水等城市，表明北京和天津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將減少資源消耗、降低環境污染作為自己的發展重點。滄州市的地區生產總值在13個城市中相對較低，但其生態效率值在13個城市中排在首位，究其原因是它在一定的經濟產出條件下消耗了相對較少的資源，造成的環境污染也較少。（表2）

（二）計量結果分析。首先，采用傳統面板模型對生態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檢驗各個變量是否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為了更加準確地選擇模型類型，本文給出了傳統混合回歸、個體固定與時間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具體見表3。通過F檢驗發現，個體固定效應更佳且擬合優度更高，因此個體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更為可靠。（表3）由回歸結果可知，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生態效率的提高有促進作用。從經濟意義上看，該回歸系數表明，當產業結構合理化提高1%時，生態效率可以提高0.693%。產業結構高度化同樣能夠顯著提高生態效率，其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回歸系數表明，當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1%時，生態效率可以提高0.698%。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回歸系數大于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回歸系數，說明產業結構高度化對于生態效率的影響更大。控制變量中，技術進步的回歸系數與生態效率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其不能起到改善生態效率的作用可能是因為京津冀的企業將技術創新的重點放在用于產出規模擴張的生產技術上，而非綠色技術上，企業消耗資源的速率超過資源再生速率，資源的過度消耗使得生態效率降低；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一次項與生態效率在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其二次項與生態效率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人均GDP與生態效率的關系呈“U”型，取對數后的人均GDP平均值位于U型關系的右側，所以京津冀地區人均GDP水平提高會改善生態效率；人口結構的回歸系數為負但并不顯著，這說明城鎮人口數量的波動變化對生態效率沒有明顯的影響；環境規制的一次項的系數與生態效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其二次項與生態效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示環境規制對生態效率的影響也呈現“U”型關系，并且環境規制的平均值位于U型關系的左側，所以環境規制會降低生態效率，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各地政府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地區GDP的比例較小，環境規制的力度未達到提高生態環境效益的水平，卻增加了經濟成本；對外開放系數在5%的顯著水平上為正，說明對外開放可以提高生態效率，對外開放程度越高，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資就越多，這不僅能促進綠色生產技術的創新，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而且政府也會獲得更多的資金用于促進經濟發展和環境改善，實現綠色可持續性發展。

四、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結果，本文給出以下幾點建議：（1）各個城市要充分發揮自身資源和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尋找并發展先進產業，積極遵循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戰略，實現產業層次升級和欠發達地區區域經濟發展路徑優化。（2）京津冀地區要降低第二產業比重，將主要產業向信息密集型產業或服務業轉移，實現產業結構高度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三大產業的協調發展需要安排合理的產業發展順序，從而產生調整效應和規模效應。因此，推動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的發展是提高生態效率的有效途徑。（3）政府要鼓勵企業在技術和管理實踐上進行創新，將地方企業的生產模式從資源投入大、成本高的方式轉變為技術和管理驅動、集約高效的方式，建設地方資源、生態與經濟相協調的科學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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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龍亮軍，王霞，郭兵.基于改進DEA模型的城市生態福利績效評價研究———以我國35個大中城市為例[J].自然資源學報，2017.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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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學真，岳松毅.西北五省區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的實證研究[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53(06).

作者:唐舒寧 趙曉男 單位:北方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