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黃宗羲開放教育理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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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末清初是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而衰的轉(zhuǎn)折點，著名教育家黃宗羲身處這一轉(zhuǎn)折期，形成了難能可貴的開放教育理念。在這一理念影響下，黃宗羲以書院講學為平臺培養(yǎng)了一大批、各專業(yè)領域的杰出人才。

關鍵詞：黃宗羲；教育；開放；理念；書院

黃宗羲（1610—1695），號梨洲，是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思想家，與顧炎武、王夫之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家”，有著極高的歷史和學術地位。黃宗羲不僅在政治、哲學、歷史等領域造詣頗深，在數(shù)學、歷法、天文等方面也是建樹頗豐。的黃宗羲曾長期從事教育活動，創(chuàng)立了豐富的教育思想，在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許多獨到的教育見解，而其理念的開放性在封建社會實屬難能可貴。

一、教書育人三十載，浙東學派領風騷

黃宗羲生于浙江余姚一個世代書香家庭。其父黃尊是進士出身的東林黨骨干。在反清復明運動中，黃宗羲多次被捕入獄，出獄后四處漂泊。后來他對混亂無為的反清復明運動徹底失望，遂將精力全部投入在著書立說上，成為明清時代一位博學多才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并奠定了浙東學派的學術根基[1]34。作為思想家，黃宗羲以《明夷待訪錄》與《明夷留書》兩部著作對君主專制進行了深刻批判，是我國最早具有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宏著，具有思想啟蒙的深遠意義。作為學術大師，黃宗羲以《宋元學案》與《明儒學案》兩本學術專著開創(chuàng)了學案體史書體例的先河，推動了史學研究的發(fā)展。作為哲學家，黃宗羲極力反對高談闊論卻不切實際的宋明理學，主張實踐主義至上的實踐哲學，并提出了公眾合一與一本萬殊的辯證哲學史觀。作為教育家，黃宗羲倡導精研經(jīng)史又經(jīng)世致用的新興學風，還以孜孜不倦的精神、接連不斷地講學活動開創(chuàng)了浙東學派，其影響至今依然在延續(xù)。此外，黃宗羲在算學、歷法、音律、地理、天文、藝術、文學等各個領域都造詣非凡，創(chuàng)作的各領域?qū)Ｖ^一百種，總字數(shù)超過兩千萬，極大豐富了我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財富。開創(chuàng)浙東學派是黃宗羲教育實踐與思想的突出反映。這個在清代以地域名“浙東”命名的學派主要在紹興、寧波等地形成。學派之所以能夠創(chuàng)立，根本原因是黃宗羲在位于浙東的證人書院、鄭仁書院開展的系列講學活動孕育了一種獨特而重要的學術思想。浙東學派與其他學派的不同主要體現(xiàn)在教育和學術的風格上。

第一，浙東學派主張經(jīng)世致用的教育和學術方針。原本這個方針是源自永康之學和永嘉之學，但浙東學派堅持認為黃宗羲才是這一方針的創(chuàng)始人，因為黃宗羲不僅提出過“窮經(jīng)以經(jīng)世”的主張，而且還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學史以應務”的觀點，從而擴大了經(jīng)世致用的外延。黃宗羲以經(jīng)世致用為教育活動和學術開展的方針，被他的學生以及廣大浙東學派人士所繼承。

第二，浙東學派具有鮮明的史學研究色彩。作為開創(chuàng)者，黃宗羲在經(jīng)史哲文以及自然科學方面向后輩傳授甚多，而浙東學派的后人們?nèi)諠u偏向于史學，并且對后世產(chǎn)生的影響比其他領域更顯著，因此浙東學派也被稱為浙東史學派。在黃宗羲的教育引導下，浙東學派掀起了明末清初史學理論發(fā)展的高潮[2]112。然而，代表黃宗羲民主思想的《明夷待訪錄》作為涉及史學理論研究的啟蒙式宏著，卻因朝廷對思想言論控制的強化沒有在問世后立即被浙東學派繼承發(fā)揚，一直到清代末年才被民族資產(chǎn)階級挖掘出來當作反帝反封建的武器。浙東學派的興起離不開黃宗羲的講學活動，這是黃宗羲教育實踐的主要方面。從五十余歲至七十余歲，黃宗羲曾在今天的浙江紹興、海寧、寧波、桐鄉(xiāng)等多地講學。1668年，黃宗羲拿出多年積蓄創(chuàng)建了寧波證人書院，親自擔任書院主講，授課長達八年時間。八年后，他應海寧諸多學者邀請到海寧講學，一講便是五年。黃宗羲的講堂從來都是人滿為患，一來是因為黃宗羲聲名遠播，二來是因為黃宗羲學富五車，可以講授多種學科，只要對其中一門學科感興趣都可以前往聽課。教育實踐的豐富也促使黃宗羲對教育思想進行了深刻探索。他撰寫的《取士》、《學校》等文章表達了對教育的獨到看法。在他看來，教育活動的主要場所是學校，學校不僅是培養(yǎng)人才的地方，同時也是帶動社會風俗轉(zhuǎn)變的地方，甚至國家大事的議論也可以在學校進行。黃宗羲明確說“學校可公是非”，對封建君主制下皇帝一人決斷的權威提出了挑戰(zhàn)[3]79。這不僅是對學校教育理論的貢獻，更是具有思想啟蒙意義的社會進步論。分為上下兩篇的《取士》對禁錮思想、埋沒人才的科舉制給予了強烈批判，反映了黃宗羲經(jīng)史并重、人文自然科學兼顧的教育主張。此外，黃宗羲還強調(diào)老師的尊者地位，認為全社會都應該尊重老師這個職業(yè)。

二、全民教育尊師道，學有所獲重務實

第一是尊師重道、尊道輕權。黃宗羲主張：朝廷每年的太學祭酒活動不能隨便請個名士來擔當即可，而要由當世大儒出面，其地位應與當朝宰相當；如果在祭酒活動之后還要進行講學活動，那么場下所有人都要向講學者行弟子禮。其中所謂的“所有人”不僅包括文武百官，還包括當朝皇帝。在地方教育方面，黃宗羲提出設置不隸屬提學的學官，純粹從教育而非政治的角度監(jiān)督學校教育開展情況，而學官都應由當?shù)赜忻膶W者、老師擔任。黃宗羲對教師的尊重實則是對知識的尊重，對于權力凌駕于知識、學問、教育之上的言行，他堅決反對。他曾數(shù)次當面警告地方官員：“決不可仗勢欺壓儒士，若此則方圓之內(nèi)無實學之少年，無多才之士子。”如果比較偏僻的地方因沒有老師而辦不成學校，黃宗羲就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迫使地方官員前去臨時充當老師的角色，并要接受本地學官的監(jiān)督管理。第二是以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提倡全民教育。在學校設置的規(guī)劃中，黃宗羲不分城鄉(xiāng)，也不分貧賤，而是兼顧城鄉(xiāng)與全民，太學、縣學主要在城內(nèi)，蒙學主要在鄉(xiāng)村。考慮到偏遠貧苦的鄉(xiāng)村沒有條件辦蒙學，黃宗羲還提議可以借用庵堂、寺觀作為辦學場所。他說：“學可在城，可在野，亦可在庵堂，學堂大可為書院，以經(jīng)師教學，學堂小可為小學，以蒙師教學。”黃宗羲此言看似是簡單的城鄉(xiāng)教育安排，但實則是突出教育的普及性，強調(diào)國家應該對城鄉(xiāng)教育一視同仁，讓農(nóng)村的孩子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能夠在五百年前即提出現(xiàn)當代人才普遍接受的教育觀點，足見黃宗羲對教育事業(yè)的高瞻遠矚。第三是突出學校的教化功能。學校除了是傳授知識學問的地方之外，還具有鮮明的教化功能優(yōu)勢。

黃宗羲自開辦書院之初就深刻意識到了這一點。對于教化功能，黃宗羲具體解釋為傳播傳統(tǒng)禮教、儒家倫理與社會秩序。如果學校沒有老師專門負責教化工作，那么學官應該承擔起這個責任，要讓學生懂得有關衣冠、喪服、木主、宮室等的禮教之制。學官還要對學校進行日常巡視，及時糾正那些不符合道德行為規(guī)范的言行。如果學校出現(xiàn)鄙語優(yōu)歌、無益之物或不法之服等，學官有不可推卸之責任。此外，黃宗羲還建議，學校對小的違規(guī)行為可以在內(nèi)部處理，如果違規(guī)行為比較嚴重、對其他人造成不良影響，則應該考慮在校外公之于眾，讓世人也能體會到學校的教化功能[4]184。第四是始終將學生學成之后的出路放在心上。為了解除學生在學校鉆研經(jīng)世致用之學的后顧之憂，黃宗羲堅決反對以科舉取士。因為黃宗羲講學所涉內(nèi)容以及黃宗羲的書院所傳授的知識絕大多數(shù)都超出了八股文的范疇。但考慮到學生未來的出路與希望，黃宗羲做出了若干舉措：每隔三年便讓學官在書院挑選優(yōu)秀學生，將他們送到提學處，補考這三年的博士空缺之位；若是博士弟子在書院就讀，也由提學直接將其推薦至禮部；科舉落榜者若是書院平日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提學可到書院補錄；學歷法者由禮部補錄入欽天監(jiān)；學醫(yī)者由提學考之并授予行醫(yī)許可。每年年終時，黃宗羲都會過問書院學生畢業(yè)后的工作情況，并將他們分為三類，分別是黜之下等、行術中等、官之上等。可見黃宗羲辦學有著非常清晰的務實思路。

三、自然科學不忘傳，長江后浪推前浪

1647年，已經(jīng)在化安山隱居的黃宗羲一邊自學天文歷法，一邊向他的學生王中正傳授自學而得的天文歷法知識。在證人書院，除經(jīng)學外，天文歷法、九章六書等都是黃宗羲講學的主要內(nèi)容。在海寧講學，黃宗羲同樣不忘傳授自然科學知識。正是在黃宗羲的教導下，才涌現(xiàn)出了明末清初數(shù)學家陳訐這樣的數(shù)學天才。黃宗羲當年十分欣賞陳訐的數(shù)學才華，他說：“因吾一席言，陳訐速出勾股書，將空中數(shù)理于秋毫間顯出。”[5]50從黃宗羲的這段自述可知，一方面他能夠教授算學，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擅于引導學生、激發(fā)他們的算學潛能。在黃宗羲生活的年代，以自然科學為專業(yè)進行學習的年輕人寥寥無幾，得不到朝廷重用和社會肯定是主要原因。黃宗羲就極力提倡重用這些有科學熱情的年輕學子們。他在“取士八法”中就專門設置了“絕學者之法”作為第七法，主要就是針對科學技術人才的重用問題，包括水利人才、火器人才、占候人才、測望人才、樂律人才、歷算人才等。此外，在黃宗羲的書院，如前所言，專業(yè)學習醫(yī)學、歷算等自然科學的學生有望獲得提學、禮部、欽天監(jiān)、太醫(yī)院的補錄任職，這也是黃宗羲努力爭取得來的。盡管名額非常少，但至少保留了相關學生對未來的希望。對于西方傳入中國的科學技術，黃宗羲更是如獲至寶。有史料顯示，在書院講學中，黃宗羲曾講授過西洋歷和回歷。說明他很早就對西方歷法有過研究。在黃宗羲之前，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在《崇禎歷書》中就提到過回歷，但并沒有像黃宗羲那樣在學堂上向?qū)W生傳授相關知識。黃宗羲不僅親自傳授自然科學知識，還撰寫了不少相關著述，期望向更多的學子傳播。例如他撰寫的天文歷法類著作《西歷假如》、《授時歷故》等，數(shù)學類著作《隔圓八線解》、《圓解》等，地理類著作《四明山志》、《今水經(jīng)》等，樂律類著作《律呂新義》等，都在黃宗羲的書院內(nèi)外廣為傳閱，既教育了學生，又引起了社會各界對自然科學知識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社會教育的目的。

參考文獻

[1]孟憲承.中國古代教育文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黃宗羲.黃梨洲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論叢[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

[4]金林祥.教育家黃宗羲新論[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5]林志強.黃宗羲[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作者：汪大喹 單位：攀枝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