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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樂屬于聽覺藝術,它通過聲音符號有規律、有節奏、有秩序地排列,按照時間順序依次呈現于我們的聽、知覺系統,進而被我們接收與解讀。它是基于理性思維所創造出的藝術。同時,流行音樂也是感性藝術,一是在于流行音樂的歌詞在一般情況下通俗易懂,旋律朗朗上口,容易被記憶;二是在于聽覺藝術通過人的聽覺神經訴諸于人腦一種形象化思維,可以直接被人理解并形成具體感知。此外,流行音樂在現代藝術與后現代藝術的轉變中表現較明顯。筆者認為,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的流變。所以,談解構主義對流行音樂的影響這一問題對于說明解構主義在后現代藝術作品中的運用及實踐具有典型意義。
一、解構主義的意義
解構主義是法國籍猶太裔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在1960年代提出的哲學概念,后作為一種藝術設計風格興盛于1980年代。現在一般認為解構主義的開端是:“1966年10月德里達在美國霍布金斯大學的關于‘結構主義’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題為《人文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游戲》的演講”[1]。在這次會議上,德里達首次提出一種反結構主義的構想,即解構主義。這一概念引起了歐洲哲學界廣泛的探討。解構主義,英文單詞為“deconstruction”,意為拆解與重構。解構本身意味著對傳統模式、系統功能及邏輯整體的批判,其實質是反結構主義的一種重構性思維。在結構主義思維中,哲學家們總是關注事物間是通過怎樣的聯系與同構來表現、傳達文化的整體意義,其本質是在關注事物的整體與系統化運行法則。而解構主義則完全相反,它打破了傳統意義上追求形而上的、探索事物本源的確切性思維,僅關注事物個體本身及符號本體的解讀,認為符號本身已經能夠反映事物真正的意義。所以,我們看到解構主義在后現代藝術作品中常常產生于互聯網環境所形成的新型語境下,對傳統的中心主義美學原則與藝術流派系統進行打破與重組,其利用分解的基本觀念對傳統意義進行打碎、疊加、重組及創新,從而構成新的意義,形成對事物新的認識。相對于結構主義的明確性、規律性,解構主義的實際意義是模糊的、無序的。筆者認為,解構主義的意義是不僅創造出事物全新的形式與價值生成,更為后現代社會發展中的諸多現象提供了立論基礎。解構主義在其中的意義體現為對個體價值的思考,充分挖掘個體內心的抽象思維與理念,構建出對世界新的認知與秩序。這種意義的源頭與德里達的親身經歷密不可分。在其一生中,包括早期成長階段和后期社會活動階段都對其形成解構主義思想具有積極意義。早期成長階段的經歷對德里達想要創新哲學思想體系具有啟示性作用,特點是邊緣化、碎片化。他出生于1930年代的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戰爭造成的國家形態不對等與當時反猶主義思想的日趨激進使其求學環境艱難。童年單親家庭的成長環境與求學的間斷、人生的未知都迫使其開始思考個體在時代環境下的意義何在。一種支離感、模糊感伴隨著他的成長。19歲時,他前往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院就讀,法國結構主義創始人索緒爾等人成為他的研究對象。同時,家鄉獨立戰爭的爆發迫使他思考民族獨立的現實意義。就此,德里達曾在《他者的單語主義》一書中提到了他對阿爾及利亞的印象:“如果說解構的一個定義是多于一種語言的話,阿爾及利亞就是解構。”可見,主權國家與殖民地這對二元對立的概念深深困擾著他,并成為他創造解構主義的基礎。在后期的社會活動階段,德里達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批判與對“民族、民主、民權”活動的支持。殖民地記憶造就了德里達對資本主義中不平等的二元對立原則的批判性思維,使其在后期對資本主義制度與意識形態形成尖銳的批判。例如,美國日裔學者福山曾在其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中提出“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已無可匹敵,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的觀點,德里達則對此指出:“福山的福音是安置在可疑和充滿悖論的基礎之上的”。隨后,他更總結出關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十大弊端,用以駁斥福山關于“虛假的福音世界”的結論。由此可見,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形成的初衷就是在為民主、民權及新的民族意識形態所作的實踐領域的支撐。解構主義的真正意義在于實現公民間對等的價值交換與創造,從而生成一個無限的價值意義。德里達的一生都在追求平等、民主以及創造新的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筆者認為用他的人生經歷來說明他所構建的解構主義思想體系最為實際,也更能體現其哲學思想的現實意義。當然,要想說明解構主義對流行音樂的影響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從流行文化的社會發展與流行音樂本體來進行分析。
二、流行文化中的解構主義
流行文化的概念寬泛,涉及到人類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在劉國慶所著的《玲瓏之雕:論受眾細分》中曾以牛仔褲文化來舉例說明流行文化的概念,其強調了流行文化具有寬泛化與世俗性的特征,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被普通大眾所能消費與接受的文化。一般而言,流行文化是相對于高雅文化的概念,與高雅文化、古典文化、嚴肅文化存在明顯差異。在高雅文化中,小說、油畫、交響樂、芭蕾舞是典型的藝術形式,每種藝術類型都存在嚴謹的結構及本體內部復雜的聯系,需要受眾具有較高的素質與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才能進行欣賞與體驗。所以,高雅文化是一種典型的受結構主義影響建立的文化系統,相對而言,流行文化則受到解構主義的影響。美國學者約翰·費斯克在《理解大眾文化》中指出:“文化關注意義本身,快感及身份認同?!倍鈽嬛髁x對流行文化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與深刻的影響。其是啟發流行文化打破邊界,關注本體價值,構筑新的社會形態的基礎。流行文化的內核是流行文化產品的出現,其與封建社會藝術家供職于皇室、服務于貴族所創造的藝術文化品不同,也與工業社會流水線式的文化產品生產迥異。流行文化產品出現的目的是實現大眾消費的規模化以及滿足于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文化消費需求。解構主義適時在思想上為流行文化的生產提供了思路。流行文化是一種充滿市場活力與創造力的文化,市場活力的不斷涌現說明其能夠獲得不同群體的關注與消費需求的合力,創造力則體現了流行文化本身意義生成的無限性。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是打破事物之間嚴密聯系的整體性,創造事物或符號本身的價值、意義,從而生成無限的創造力。例如,在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電影中,“無厘頭”這句俚語被賦予了打破與重組的意義,《大話西游》中孫悟空談了一場超時空戀愛,《功夫》中借鑒了《七十二家租客》中的人物關系并聚焦在小人物的命運,《喜劇之王》中“便當是生存、導演是庸才”的帶有現實意味的諷刺,等等。各種元素、符號在他的電影中得到重組與再創造,從而使角色的既定形象、人物命運與時代的運轉規律甚至經典的戲劇表演理論法則都被打破,劇情發展在一種打破固定敘事結構的邏輯中尋求當下現實的意義。在解構主義中存在著打破常規、尋求自我的意愿,通過后現代繪畫作品可以更直觀地感受到這一點。例如,“后現代藝術之父”杜尚就對以往的經典畫作進行解構,創造出全新的繪畫思維。他的作品《泉》對新古典主義畫家安格爾的作品《泉》進行解構,原本女性柔美的肌膚線條與泉水的水乳交融之美被代之以一個簡陋的小便池,甚至連它周圍的環境都沒有一絲鋪設。對此,杜尚表示:“是我選擇了它,選擇了一件普通生活用具,予它以新標題,使人們從新角度去看它,這樣它原有的實用意義就喪失殆盡,卻獲得了一個新內容?!惫P者認為,之所以杜尚的《泉》僅僅是制作了一個簡單的便池,是因為他要使事物擺脫它原有的功能,讓人們重新審視生活,認識到生活便是藝術的美、藝術的價值,甚至是藝術的最終意義。流行文化亦如此,此系統下生成的文化產品關注人的個體需求、彰顯人的個體價值。流行文化能夠流行,是因為其可以在市場上形成廣泛流通,而要進行流通,必然會關注社會中的人文價值與受眾的心理感受,解構主義無疑為此奠定了前提。解構主義關注個體價值,打破常規,從細節、內心與新的認識中生成新的價值,使流行文化得到極大的豐富與拓展。
三、流行音樂中的解構主義
流行音樂是流行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后現代藝術中一種比較主要的藝術形式。筆者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華語流行音樂開始進入繁榮發展時期,典型的代表是港臺流行音樂的興盛與繁榮。與此同時,港臺音樂在當時作為一種“引進音樂商品”也對內地流行音樂的發展形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作用。而據港臺流行音樂本身而言,其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也使得流行音樂形態多變,其中在20世紀90年代發端、于21世紀初大肆流行的“中國風”音樂就是港臺音樂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筆者認為解構主義對這一風尚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并集中體現在“中國風”音樂的創作方面。對于“中國風”流行音樂的創作而言,筆者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受到了解構主義思想的影響,包括旋律、歌詞及配器等具體內容。在旋律方面,“中國風”流行音樂基本采用中國傳統音樂創作的五聲音階調式結構,曲式結構則采用現代流行歌曲簡明、精悍的一部曲式或再現單三部曲式等,節拍明朗、動感,節奏明快、流暢,恰到好處地做到了流行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的巧妙結合。這樣的創作是基于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打破與重構,使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的二元對立界限被打破,傳統的中國古典音樂閑散的曲式結構被打破,與現代流行音樂的創作思維形成合力,從而構成了對“中國風”流行音樂的新詮釋。例如,“中國風”流行歌曲的代表作《東風破》采用了民族調式中的清樂音階,旋律中常見的下行小三度巧妙地借鑒了中國小調民歌的柔美特點,歌曲前奏加入的鋼琴分解和弦,流行歌曲典型的“起、承、轉、和”四句體旋律都使歌曲煥發出新的色彩。在歌詞方面,“中國風”流行音樂的歌詞創作不再像以往的歌詞一樣重視詞組與詞組、上句與下句之間的聯系,而是將每個詞組看成一種生成古典意象的具體符號。在此基礎上,非常規搭配、類比推進、靜詞動用等手法成為歌詞創作的方式,甚至連歌曲名都變為了諸如《青花瓷》《雙截棍》《蝴蝶》等一類符號性的名稱,不再表現實際的藝術形象。可以說,解構主義使流行音樂的歌詞創作走向了對文本的專注,一個詞組便可以生成無限的意義與故事,而非像以往一樣用長篇連綴的詞藻去塑造一個鮮明的主題形象。例如,被認為是粵語第一首流行歌曲的《啼笑因緣》,歌詞中的典故如“玉鏡有裂痕、推衾送暖”等都在為歌曲的主題“有緣無分,造化弄人”服務,使歌曲表現得感人至深、如泣如訴;而對比周杰倫的“中國風”歌曲,歌詞中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將不同的帶有中國風格與意味的詞匯進行重組與組合,此時的歌詞不再表達具體的主題及情感,而代之以作者對符號本身的解讀,如《本草綱目》中出現的“龜苓膏、云南白藥、冬蟲夏草”是在對中國傳統的中醫文化進行弘揚,再如《蘭亭序》中寫道的“千年碑易拓,卻難拓你的美”這樣的詞句則是由“蘭亭序”這樣的碑刻作品演化的符號而聯想到的感情,等等。[2]可見,在“中國風”歌曲中,歌詞創作的符號化表達成為了其中的要素,而以往“寓情于景、以景抒情”的創作思維慣式得到突破,從而使符號化的表達本身具有了情感,而這種情感是由內而發的,并不像以往的歌詞那樣感人至深、雋永流暢,它已經成為一種互聯網時代、后現代網絡社會語境下的典型表達,使流行音樂真正走向通俗、平民化表達。在配器方面,“中國風”歌曲中所使用的傳統中國樂器也只是作為一種元素出現,有時更是成為商業宣傳的一種標簽化需求,只要能夠貼合歌曲的創作及表達便可以被納入到一首歌曲的編曲當中。例如,在歌曲《東風破》中出現的二胡、琵琶,在歌曲《江南》中出現的洞簫,都只是為了渲染歌曲氛圍而出現在歌曲某部分的較短段落,這與傳統中國器樂曲中樂器的表現結構相去甚遠。正如“解構主義是對中國傳統音樂音色體系的解構,之后與當代電子、電聲樂器音色結合重新構建了中國風流行歌曲的編配體系”[3]。在流行歌曲的編曲中,傳統樂器被解構成一種表現作品的元素,并與流行音樂中其他更為重要的樂器融合與重構,以形成“中國風”流行音樂有別于以往的新的編曲模式。結語通過對解構主義的意義解讀,到流行文化受到解構主義思想影響的分析,最后再結合“中國風”流行音樂來談解構主義對流行音樂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解構主義對流行文化的影響是由內而外的一種自發性創造。其中,最突出的特征表現為事物的符號化與時間、空間的錯位,即任何事物、形象及內容都可以被解構與重組,從而產生一種新的理解事物的理念與意義。當然,在此也不免會出現一些荒謬、虛無的重構。由此也就產生了流行音樂與流行文化的審美品位被降低的現象。例如,在現今很火的B站網絡視頻平臺出現的鬼畜音樂作品,采用一些經典的歌曲旋律或一些網絡音樂片段進行復制、拼貼、改編而構成的“新作品”已經使流行音樂喪失了藝術的審美功能,變成了一種單純的娛樂工具;再如,以約翰·凱奇的作品《4分33秒》為代表的帶有“行為藝術”意味的先鋒派音樂,其在消除了藝術與生活界限的同時,也使得音樂這種有意指的藝術活動變為了純粹的思想活動,而這種思想活動的濫用也必將會使得音樂走向無意義的表達,造成音樂創作的虛無。在筆者看來,解構主義解放了人類進入后現代社會的思想,創造出生活中發現藝術的無限可能。但另一方面,如果對解構主義進行濫用或是盲目解讀,則會造成藝術的虛無與空洞,反而使藝術創作走向枯竭。當然,有關藝術與文化的審美品位問題還涉及到受眾的理解與接受、時代環境的衍變與歷史的發展等更為復雜的問題,需要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作更為深入的探討。
注釋:
[1]曹桂生.解構主義給藝術帶來了什么[J].美術,2005(03):33.
[2]蔡亞洲.淺談方文山中國風歌詞中的解構主義及解構意義[J].青年文學家,2011(06):186.
[3]文海良.傳統音樂文化的解構與重構———中國風流行歌曲的文化闡釋[J].藝海,2013(02):34.
作者:李雨軒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