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變遷學術期刊數字出版進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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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技術的革新使受眾閱讀方式和學術期刊出版形式均發生變化。本文基于媒介環境和國際學術期刊發展模式，對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發展進程進行梳理，在分析我國學術期刊出版現狀的同時，對學術期刊數字化出版的未來發展加以展望。
一、技術革新：媒介改變了我們的現狀
阿瑟在《技術的本質》中指出：我們無法拋棄技術而去談時代，因為技術總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特征［1］。結繩記事、契木為文使人類逐漸掙脫語言的禁錮，龜甲獸骨、布帛竹簡讓文化的傳播沖破時空的枷鎖，印刷術的問世讓信息和知識突破地理環境的限制，而當下，電子媒介使人的中樞神經系統在全球范圍內得以延伸。媒介的變革在使知識的獲取變得更自由的同時，也在深刻地影響著整個出版行業的發展。媒介的基本功能是儲存信息并加快其傳播，在實現了記憶與知識的暫時疏離后，媒介載體的不斷更新使知識和文化以一種更為便利的方式進行保留、傳播和采集。正如麥克盧漢所言，任何媒介或技術產生的“訊息”，就是由它引入人類事務的尺度變化、速度變化和模式變化［2］。1994年，中國正式接入互聯網，自此，互聯網技術開始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3］。2013年，中央財政下撥年度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48億元，重點支持新媒體、網絡應用、數字設計、數字出版、動漫游戲等文化和科技融合領域［4］；“十二五”時期，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收入從2011年的1378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4404億元，年均年增長率達32%，數字出版在新聞出版產業總收入中占比已超過20%，僅次于印刷復制領域，成為新聞出版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5］。正如基特勒所認為的媒介決定了我們的現狀，數字化的不斷推進使受眾的閱讀習慣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組織實施的第十七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2019年我國成年國民數字化閱讀方式的接觸率為79.3%，較2018年的76.2%上升了3.1個百分點［6］。國民閱讀習慣逐漸由紙質出版物轉向數字出版物。信息數字化將受眾獲取信息的方式從傳統媒介轉向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介，沉醉其中的網絡用戶逐漸呈現數據化、表演化、節點化和并發性的特點。擺脫實物羈絆的數字化出版使受眾的閱讀習慣從信息內容的整體索取轉向碎片化瀏覽，從特定的儀式化閱讀演變為隨時隨地的可移動化學習。受眾對知識的渴求也日益增長，他們不再滿足于被動的接受，或是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苦苦尋覓，而是更傾向于利用更便利的途徑主動獲取自己所需的目標內容。受眾閱讀習慣的變化將出版行業置于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之中，耗時長、發行速度遲緩、便攜性較差、檢索能力較弱的傳統出版物已不再是讀者獲取信息的首選。2020年，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2019—2020年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該報告顯示，2019年國內數字出版產業整體收入規模為9881.43億元，比上年增長11.16%。其中，互聯網期刊收入達23.08億元［7］。傳統媒體式微、電子出版漸強的局面逐步形成。
二、數字出版：媒介變遷下的學術期刊
1984年，浦爾在《自由的技術》一書中提到各種媒介呈現多功能一體化趨勢，即將多種信息媒體有效結合，集中處理。在數字技術不斷更迭的浪潮下，學術期刊的出版形式和傳播方式也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改變。20世紀90年代，由大型學術出版集團學術期刊檢測平臺聯合建立的網絡出版平臺開始迅速發展［8］，并形成了愛思唯爾出版集團的ScienceDirect、施普林格出版公司的SpringerLink和約翰•威利出版集團的InterScience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大網絡出版平臺各自優勢明顯：ScienceDirect收錄的電子期刊覆蓋24個學科，數量超過2500家；SpringerLink匯集了更高品質的學術內容，并全部提供參考文獻鏈接、檢索結果、社群書簽以及最新的語義鏈接等功能；InterScience數據庫中有超過400種期刊、圖書等其他形式的出版物，共有文獻超過150萬篇，許多期刊的收藏可回溯至創刊號［9］。20世紀末，施普林格出版公司率先啟動數字出版，使文章可以通過數字對象標識符（DOI）進行檢索和引用，加速學術研究成果的傳播。這種數字出版的新模式獲得了作者和讀者的廣泛認可。隨后，學術期刊優先數字出版的理念獲得了國外大量知名學術期刊和出版機構的積極響應并付諸實踐。目前，通過對國外大型出版集團的調研可發現，SCI影響因子排名前200的自然科學期刊、SSCI排名前100的人文社科期刊，均已采用單篇文獻網絡發表的方式進行出版傳播，傳統出版模式已悄然改變。對于期刊而言，出版速度對刊物影響力的塑造作用不容小覷。作者在選擇刊物時，除了考慮期刊本身在業界的學術影響力之外，刊發速度也是影響作者投稿的重要因素——在保證學術質量的前提下，刊發速度越快意味著文章與讀者見面的時間越早，其下載量和被引量也會相應提高。然而，據統計，我國傳統自然科學類學術期刊自收稿到出版的時間通常為3~4個月，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少則4~5個月，多則一年以上，核心期刊的出版往往需要更長時間。嚴重的發文時滯意味著很多學術觀點失去應有的影響力，嚴重制約了學術成果的傳播。過長的出版周期使部分一流學者將目光投向期刊影響力更高、發文速度更快的國外期刊，這種高水平文章的外流現象嚴重影響了我國學術期刊的權威性和國際競爭力。為適應國際學術期刊的信息化趨勢和瞬息萬變的競爭態勢，維護中國學術文化話語權，2010年，中國知網率先推出了“中國學術期刊優先數字出版平臺（OnlineFirst）”，4000多家學術期刊編輯部積極響應，開展了內容與印刷版完全一致的單篇或整期刊物的優先數字出版［10］，試圖打破我國期刊界長此以往的“先印刷后上網”的傳播流程。然而，由于優先數字出版階段的文章缺少正式出版物資質的載體，國內科研管理部門對這種全新的數字出版模式多數持觀望態度；同時，由于缺乏標準出版規范，優先出版文獻在引用統計上有待完善。在期刊數字化轉型的探索中，我們也發現，優先數字出版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版時效，但與印刷完全一致的形式要求也局限了成果的表達空間和傳播效果。因此，要推動我國學術數字出版轉型，首先要突破上述瓶頸，并重新構建一套完整的出版傳播全流程數字化平臺。
三、網絡首發：奮起直追的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
一種內容、多種媒體、復合出版是大數據時代學術出版的要求［11］。為加強電子出版活動管理，促進多種出版模式發展，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于2015年4月啟動了網絡連續型出版物規范管理試點工作，并批準出版《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CAJ-N），作為國家網絡連續型出版物規范試點工程，數據庫形態的網絡連續型出版物得到了制度層面的支持與認可［12］。為配合《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CAJ-N）的推出，2017年7月11日，我國第一個連續型網絡出版物試點項目支撐系統——《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出版傳播平臺（CAJ-NP）在第七屆中國數字出版博覽會正式。該平臺不僅支持期刊錄用定稿的網絡首發，同時支持增強出版等新型數字出版模式，是我國學術期刊進入數字化時代邁出的重要一步。網絡首發是指按出版網址和時間確認論文首發權后，將論文全部或其根文獻在期刊印刷版出版的方式，平臺在編輯部對內容審核的基礎上，對上傳的每篇網絡首發論文進行三審三校后第一時間通過中國知網全球傳播，這一模式構建了完整的數字出版傳播體系。以“錄用定稿網絡首發”“排版定稿網絡首發”“整期匯編定稿網絡首發”三種不同形式對學術文獻進行傳播。作為學術期刊的網絡原創文獻首次平臺，除了傳統的論文出版模式外，網絡首發還通過增強出版、協創出版和數據出版的方式，將作者在文章中由于版面限制而未能詳細表達的部分以視頻、音頻、圖片、表格等形式進行多維度展現，突破了傳統出版的版面限制和形式禁錮，在增強文章可讀性的同時，將學術思考的過程由點及面結合起來，為學術傳播構建一個良好的知識循環體系。對于期刊而言，傳播速度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期刊的學術性、權威性和影響力。在國內，受辦刊方式和人員編制的制約，社科期刊的出版速度尚未得到足夠重視，也導致了一稿多投、優質文章流失等諸多問題。錄用定稿網絡首發，為期刊提供了稿件在排版前的通道，旨在使優秀的研究成果（核心觀點）第一時間得到傳播，并承諾了平臺審核的時間（科技論文24小時、社科論文48小時）。經統計，出版時間較印后上網篇均提前了43.17天。同時，提前傳播也對刊物的引證數據產生了深度的影響，以“中國經濟”“圖書館、情報學”兩大類別為例，自2017年7月至2019年年底，兩大類別的網絡首發期刊的篇均即年下載、即年被引量均持續增長。其中，“中國經濟”學科篇均即年下載量由142.76次增加到368.58次，增幅158.18%；篇均即年被引由0.46次增長到1.18次，增幅156.52%；而“圖書館、情報學”學科篇均即年下載量也由128.68次增加到196.58次，增幅52.77%；篇均即年被引由0.43次增長到0.71次，增幅65.12%。以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為例，截至2019年，網絡首發文章占總發文量的35.15%，首發文章產生的即年被引占總被引的44.66%，并額外貢獻9.51%的被引頻次。網絡首發如同“學術成果高速公路”，帶領中國學術期刊駛入快車道。作為有正式刊號的網絡期刊，網絡首發所發論文為學術期刊正式出版論文，由期刊社和CAJ-N共同為作者頒發證書［13］，不少學術期刊編輯部也明確表示網絡首發與紙刊有同等學術效力——這對于學術期刊數字化已然是一個重大的飛躍。但從增強出版的拓展和評價體系的完善角度來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推廣和普及仍任重而道遠。
四、革故鼎新：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新要求
小眾化生產、大眾化消費是學術期刊獨有的特征［14］。專業性的內容使受眾本身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加之長期受到國家政策扶持和資金支持，學術期刊并未明顯受到數字化浪潮和市場化的沖擊。但面對全球學術環境的巨變和信息技術的不斷更迭，學術期刊在體現其文化屬性的同時，也應當具有包容性和靈活性。在積極適應外部出版環境變化的同時，應主動進行宏觀調控和微觀優化，承擔起學術期刊自身的社會責任。
（一）由出版結果向出版過程轉型當下，我國學術期刊以高等院校、研究院為主辦單位，采編、校對、印刷、發行等均已形成一套固定的出版模式。然而，相比由于長期工作習慣導致的對傳統傳播介質在心理上的依賴，真正阻礙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原因是對學術出版固有的刻板印象。一直以來，學術期刊都是對作者最終產出的學術內容進行審校出版，而忽略了作者在研究階段的思維過程。但實際上，那些未能呈現作者最終結論的研究內容往往囿于主題、版面、文章完整程度等原因，使作者不得已將部分優秀的研究成果暫時擱置。這種“重結果輕過程”的學術期刊出版模式在限制作者學術研究的同時，也影響到讀者通過對作者觀點的全面了解而進行發散思維的可能。不少學術期刊意識到這類問題后，也采取了相應措施，如對國家重點項目、青年項目等分階段性的學術成果進行追蹤，但傳統出版模式在時效性和表達形式上仍存在缺陷，學術思維的完整性和豐富性很難一一具象。對于未來的學術期刊出版，應利用技術優勢將出版的流程整體前移，學術期刊出版不再只滿足于做知識傳播中的最后一環，而是積極參與到整個學術研討過程中，捕捉作者各個階段的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及時的數字化出版。除了文字，部分內容可以通過視音頻、圖表等形式進行展示，在及時、清晰地記錄作者思考過程的同時，更好拓寬讀者的思路。
（二）由出版文獻向出版知識轉型傳統的學術期刊是以單篇或整期的形式進行知識傳播，知識以整體的方式被讀者接受。帶著問題的讀者通常專注于對某個知識點的探究，而在浩如煙海的學術文獻中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內容往往事倍功半。換句話說，在知識生產過程中，學術期刊只單純起到了傳播和擴散的作用，并沒有形成“帶著問題做出版”的意識。當下，數字出版在保留了整合傳播服務大眾知識需求的基礎上，對文章內容進行了二次加工處理。將學術文章化整為零，把每篇文章中的創新點加以提煉，大到學術概念、科研結果，小到實驗方法、操作步驟，并將清洗、加工出來的同類型內容進行整合，形成完整的知識元數據進行出版。這意味著文獻不再是出版的唯一形式，只要內容具有學術意義、富有創新意識，或者對讀者有價值，即便只是一組數據也可以通過出版的方式取得成果認定。目前，國內多家學術機構也開始積極探索這種全新的出版模式，這一出版模式，為特定形態的知識單元提供了認定和出版載體，在提高了出版內容核心價值的同時，實現了知識應用的最大化。在數字出版模式下，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的引領者，可以使更多學術成果“才盡其用”，滿足讀者碎片化獲取知識的需求。總之，在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推動下，技術的每一次革新絕不意味著對傳統模式的簡單替代，而是給知識生產和傳播的主體增加了更多的想象空間。數字內容產業的不斷壯大，對學術出版行業是一次全新的機遇和挑戰，知識生產和傳播模式要順應趨勢開拓革新，才能使知識傳播效果和受眾覆蓋面最大化。因此，學術期刊要充分發揮主體優勢，借助平臺和技術構建各自領域的學術共同體，迎接數字出版時代。
作者：欒天琪 段竺辰 單位：《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