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下的網絡傳播特點及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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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中國面臨的風險也越來越多，我國步入了風險社會。風險是現代化的產物，卻也可能是現代化的掘墓人。在網絡傳播方面，以網絡群體事件為代表的風險事件頻頻發生，給整個社會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為了應對風險社會的問題與全面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有必要對風險社會中網絡傳播的特點與對策進行研究。

關鍵詞：風險社會；網絡傳播；應對策略

當今社會，人類逐漸告別了自然的風險與危害，并基本掌握了應對自然風險和災害的方法，但現代風險的到來使人類社會面臨新的挑戰。現代風險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邁入后現代社會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風險社會的概念

（一）現代風險現代風險這一概念最早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提出。和人類早期社會不同，現代社會風險的主要來源是人類自身的活動，而不再是外部的自然風險。現代風險的成因離不開科技進步和現代化進程，換言之，它是已經進入或者將要進入后工業時代的社會問題。在工業時代，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連鎖反應也更加劇烈。一場洪水不一定會沖垮兩個村子，但一場經濟危機波及的一定不止幾個國家。貝克主張，社會的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意味著風險是現代化的產物，卻也可能是現代化的掘墓人，它所具備的巨大威脅會引發嚴重后果。貝克認為現代風險體現了科技發展的副作用，它包括但不限于技術風險、制度風險、決策或決定風險等。這些都可能直接威脅到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網絡平臺的應用就是最佳的注釋，為了方便使用，用戶在賬號里儲存了諸多信息，信息量和密度遠遠超過以往的介質。一旦泄露，造成的威脅也就更大。從某種角度來說，現代風險就像一個籃子里的雞蛋，一損俱損。

（二）社會不平等的個體化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也逐漸進入了全球化和工業化的歷程，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創造了風險。我國當前發展面臨著許多社會問題：比如群眾就業矛盾與城鄉發展失衡以及市場經濟中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還有遠遠超出人們預想范圍的信息化社會風險。上述社會風險與我國的工業化和全球化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密切相關，是我國社會現代化發展的產物，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1]上述風險又共同構成了一種新的風險：社會不平等的個體化。在古代社會，每個社會個體面對的物質基礎和信息傳播條件基本一致，即使有差距也容易彌補，而現代社會卻打破了這一局面。社會的貧富分化比以前更大，而財產又是獲得其他物質基礎和信息媒介的前提，尤其是在當代信息社會。對古代人而言，即使沒有信件，口耳相傳的信息也沒有太大差別；但當代人有手機和沒有手機獲得的幾乎完全不同，沒有手機的人甚至完全不能獲得信息。這就是所謂的“數字鴻溝”。缺失信息也就缺失了獲取財富的機會，進而形成惡性循環。現代的社會不平等是個體化的，更加明顯和具體，更加具有結構性問題。

（三）自反現代性自反現代性，即現代化的自我改變與對抗。自反現代性對風險社會進行重構主要從兩個角度進行：一是個體化社會的出現。自反現代性逐漸消解了社會原先擁有的傳統的階級意識、性別等概念，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舊的群體認同；同時，自反現代性又創造了新的概念、群體認同，把各個個體劃分成更小的群體。“去中心化”加速了個體化社會的到來，使得社會中的個體更加獨立、自由，并且更加注重權利，對權威等概念始終保持了懷疑態度以及質疑精神，勇于質疑乃至反抗舊有權威。二是亞政治對政治的主導地位的取代。貝克認為，與工業社會主要受到來自上層建筑影響不同，亞政治意味著社會更多受到從社會下層的影響和塑造。亞政治領域如媒體、科學等，開始掌握更多的組織社會的權力，而之前的政治領域則在慢慢失去一部分權力，這都是自反現代性帶來的新局面和新問題，過去的社會結構可能由此發生重大變化。

二、風險社會中網絡傳播的特點

（一）網絡群體事件增多隨著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發展與完善，現實中發生的群體事件已經有所減少，但在網絡上發生的群體事件卻有增無減。在當今的輿論生態環境中，有爭議的話題只要發生后基本都無法隱瞞，而是被許多網絡主體揭發，并有可能成為話題中心。網友們對于某一個或者某些話題的探討會進一步剖析事件，尤其是對于某些具有強烈矛盾和利益沖突，或是關涉民族、國家利益的，以及一些違背基本道德觀念的話題，更可能發生群體性事件。網絡群體事件應該定義為一定規模的主體借由各類網絡社交平臺進行的群體活動，包括但不限于網絡暴力、人肉搜索、“水軍”、控制評論等活動。學界對此也作出了一定的研究，深入探討了網絡群體事件發生的原因，比如用“沉默的螺旋”理論解釋，也有學者提出“共振輿論”，還有的學者主張現實世界的問題是網絡群體事件的根源。無論如何，網絡群體事件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話題，尤其是在當下的風險社會中，一旦處理不當，就可能引發嚴重事故。

（二）網絡謠言網絡謠言通常不屬于網絡群體事件，但它往往能引發網絡群體事件，部分網絡謠言事件也可能是群體事件。某些網絡謠言傳播的主體是有預謀、有目的地針對社會風險問題進行傳播，甚至是從制造到傳播乃至煽動群體事件一條龍，但絕大多數的傳播主體則是無意識地傳播與附和，而不是刻意傳播他們已經知道是虛假的網絡謠言。根據2012年人民日報統計的十大網絡謠言報告可知，大部分謠言主題集中在公共安全與社會公平方面，觸及最多的仍然是社會資源配置、利益分配、廉政、民眾政治參與等社會風險問題。[2]

（三）網絡暴力網絡暴力基本屬于網絡群體事件，它指的是一定規模的主體借由各類網絡社交平臺進行的針對某一個或多個特定對象的活動，包括但不限于辱罵、惡意泄露信息、組織對其本人及網絡賬戶進行騷擾和攻擊，而且這種行為已經超出了正常情況下的合理質疑與問詢。國內的網絡暴力事件基本發生在娛樂圈，基本都是某明星的粉絲對某些反對該明星的用戶進行的暴力行為，比如集體騷擾或者買通社交平臺進行封號等。應該承認的是，某些網絡暴力行為，是一種對于無法用常規措施糾正其錯誤個體的抗爭，在道義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網絡暴力始終是缺乏理性的，只有“義憤”驅動的行為難免出格，乃至過度傷害其他人，對于某些無辜者而言，個人信息全部被惡意泄露、一夜之間人人喊打，這必然是一種巨大的傷害和風險問題。

三、應對策略

（一）按新聞客觀規律辦事，堅持傳統新聞原則網絡媒體作為在新媒體環境這篇沃土中迅速成長的有生力量，相比傳統媒體媒介從業人員而言，其從業人員不管是媒介素養還是對新聞專業主義素養都遠遠不足，這點更應該引起注意。只有擁有高素質的從業人員，堅守新聞專業主義，堅持傳統新聞原則，增強對事實的傳播力，提升對輿論的引導力，才能讓網絡新媒體繼續在這個媒體環境下茁壯成長下去。

（二）確保信息正常流通，避免風險面前的失語面對公眾關注度高的議題，首先，要正視其傳播在流通中存在的脫節問題，正視其存在，不能通過壓制、禁錮等強制性手段堵塞信息正常流通的渠道，同時主流媒體要加強傳播手段和話語方式創新，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影響力。其次，官方媒體及政府機構要積極拓展新媒體傳播的平臺、陣地和渠道，充分利用三微一端一網等信息傳播載體，搭建多個輿論場進行溝通、對話、協商的平臺。最后，讓不同網絡意見領袖、普通網絡用戶的意見表達進行規范管理，以開明、開放的姿態進行積極引導，使不同群體的意見在充分流動過程中，轉化為國家治理的財富。

（三）注重受眾情感，提倡共情傳播面對奉獻社會里受眾在新媒體環境中的信任異化、信任焦慮甚至信任危機，我們需要借助權威專業媒體的傳統來建立起信任體系，具體而言就是讓具有專業素養的媒介從業人員和機構等也進入網絡媒體平臺，在遇到社會熱點事件時，及時權威的新聞和評論，借助其長期以來因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堅守而形成的公信力來引導事件輿論的走向。在堅守新聞專業主義陣地的同時兼顧受眾情感的走向，注重受眾情感，提倡共情傳播，充分利用且引導好傳播過程中受眾情感這個“傳聲筒”“擴音器”，使得傳播效果事半功倍。

（四）加大監管力度，形成良好的輿論氛圍政府部門作為信息的監管方，需要利用好自身身份，進行輿論研判，避免不良事態擴大的同時，進一步完善自媒體的監督管理機制，避免假新聞的不斷產生。由于網絡媒體的內容也不需要審核，遇到舉報快速刪除就能避免很多后續事端，因而更需要政府部門作為監管方，投入更大的精力和更完善的制度來規范自媒體的行為。需要重點關注“兩個輿論場”，一個是主流媒體著力營造的“媒體輿論場”；另一個是人民群眾議論紛紛的“口頭輿論場”，要嚴防主流媒體輿論同人民群眾口頭輿論脫節的現象。新聞輿論工作者務必要把體現黨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力求縮短新聞報道同人民群眾的距離。

四、結語

新媒體時代，建立重大輿情和突發事件輿論引導機制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建立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全面提高網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是各級政府與主流媒體應對和處置突發公共事件的題中的不辭之責。突發事件及其衍生的重大輿情無疑是社會信息治理的“硬骨頭”，對于各級政府來說，增強社會風險防范意識，提升社會危機應急管理能力，有效應對網絡輿情，是其不可回避的重要議題和任務；對于主流新聞媒體來說，把網絡輿情的生成及其傳播納入考察和審視的視野，與其肩負的社會責任和自身的功能定位密不可分。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信息環境治理是政府和主流媒體共同面對的社會議題，是化解社會風險的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1]沈正賦.社會風險視野中網絡輿情的生成、傳播及其信息治理——基于肺炎疫情網絡信息的梳理與闡發[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48(05):140-147.

[2]張娜,趙雨.風險社會語境下網絡謠言的傳播與治理[J].中國高等教育,2015(10):47-49.

作者：洪弘毅 左翊廷 韓子煜 單位：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