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理論全文(5篇)

【摘要】

鐘擺原本是物理學的一個現象，后被運用到心理學的研究，以描述某些政治現象。然而，在公共管理理論中，同樣存在“效率”與“公平”鐘擺效應。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及新公共服務理論等，從理論上實現了“效率—公平—效率—公平”的轉換。

【關鍵詞】

公共管理；鐘擺效應；公平；效率

公共管理，譯自英文“PublicAdministration”，因而，有的學者也將其譯為公共行政、行政管理等。自1887年美國學者威爾遜發表文章《行政管理學之研究》一文，主張政治與行政分離以來，公共行政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獲得了快速而長遠的發展。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個分支學科。1991年在美國舉行的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是其產生的標志。自此之后，公共管理學、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分析其同組成了公共部門管理研究的三大方向。王樂夫等人認為：公共管理學是研究以政府行政組織為核心的各種公共組織管理公共事務的活動及其規律的學問。在某種程度和范圍內，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可以互相替代，但公共管理并不能替代公共行政的全部[1]。公共管理學研究的核心關系主要有三對：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其中，公平與效率是政府處理自身與市場、社會關系的前提，是三對關系的核心。

一、相關概念

（一）鐘擺效應鐘擺，原指時鐘機械的一個部分，通過左右搖擺產生動力以轉動齒輪，進而使指針勻速轉動以指示時間。后來，學者將這種現象運用到政治學研究領域，用以解釋某一陣營在一次選舉中獲勝后，會因為選民不想一黨獨大的心理，而使得該陣營在下次選舉中容易失敗的政治現象，即鐘擺效應（PendulumEffect）。在公共管理學中，同樣存在以“公平”與“效率”為兩端的鐘擺效應，“公平至上”還是“效率至上”的問題總會在一定的時間內被反復討論，并各占上風。

一、公共行政演進歷程述評

（一）公共行政時期

行政從政治中分離，便異常“渴望”彰顯出自身獨特的工具價值，即變革傳統的組織結構和采用科學管理手段去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配合上述變革的環境，以理性和高效著稱的官僚制應運而生，它以等級分工的形式、非人格化的組織制度、層級節制的權力體系構成了一種法理型的組織模式，極大地適應了工業社會大生產和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要求，為行政的良性、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此，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韋伯官僚體制便成了傳統公共行政的兩大“基石”，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公共行政以追求效率為價值目標，以公共組織的設計、科學管理的原則和先進的管理技術為發展導向，有效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二戰以后，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傳統公共行政便遭到了不同學派的批判，被直指是漠視民主價值和人性的。為此，傳統公共行政也結合時局做出了相應的價值轉向和理論修正，但改革并未使其理論根基發生質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后，以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理論致力于扭轉傳統公共行政的價值偏向，強調新公共行政的使命是對影響和削弱社會公平、出色管理、經濟的和有效率的各種因素以及組織結構進行變革[1]306。但礙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和自身理論影響力有限等原因，新公共行政理論并未能從根本上動搖傳統公共行政的基礎。而隨后政策科學崛起，政策科學研究雖在謀求和公共行政結合以及促進政策機構管理性向政策執行公共性轉變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政策科學畢竟只是作為公共行政發展的一個分支而出現，因此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都無法對傳統公共行政形成根本的挑戰。

(二)公共管理時期

伴隨著行政環境的變革，社會由工業文明向信息文明轉換，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民主化進程的推進使得官僚制的治理弊端日漸顯現。諸如指揮―服從的管理方式對人性的壓制，科層管理對民主價值的沖擊，不合理的分工導致的各自為政，內部封閉的管理造成的體制僵化，都成為了公共行政發展的巨大障礙。同時，政治―行政二分法也受到了諸多置疑。人們逐漸發現，在公共管理的實踐中，對二者涇渭分明地劃分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針對傳統公共行政的種種弊病，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使公共行政演進到了公共管理的新時期。公共管理修正了傳統公共行政的發展思路和策略選擇，積極地借鑒企業和私營部門的管理經驗與手段，大力引入市場競爭激勵機制，全面地降低管理成本，注重結果和管理者的責任，從而最大化地提升了政府的組織績效。作為公共行政發展的新模式，公共管理積極回應行政環境發展的需求，致力于解答公共管理中“誰來管理”以及“如何管理”等重大問題，為公共行政學的發展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知識框架，并在實踐中有效地增進了公共利益[2]53。然而，公共管理作為一種理論和實踐模式也并非盡善盡美，其內在缺陷也客觀存在。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難以處理好“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間的關系，即公共管理一味強調師法企業，過分崇拜市場教義，而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公私部門的現實差異，往往導致公共行政發展中價值導向的偏差和服務對象的失當[3]，這種錯把公共行政實現的手段作為目的的做法，也使得公共管理在實踐中客觀上面臨著種種困境。通過批判，人們反思到公共行政必須要以民主憲政為基礎，應當將其發展目標最終鎖定在社會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增進上，而市場的手段和科學的管理只能為上述目標的實現服務。

(三)公共服務時期

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它緊緊圍繞公共行政發展的核心屬性，以民主公民權理論、社群理論、后現論和組織人本理論為其思想淵源，以公民優先、社會公益為其價值理念，強調通過構建政府與公民新型的分權、合作關系，最大化地實現公共利益。公共服務理論要求公共組織的設計和運行要以為公民提供優質的服務為目標，提出公共行政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公共服務型的政府。這種政府以社會公眾為服務對象，以合作協調為服務基礎，以滿足公共需求為服務導向，其本質是“社會本位、民本位”[4]。而政府的工作重點既不應是“掌舵”，也不應是“劃槳”，而是“建立一套明顯具有整合力和回應力的公共機構”[5]。具體而言，便是政府應當通過權力分放和讓渡，不斷地進行制度和機制的創新，充分保障公民在社會管理中的民主參與權，推進合作共治局面的形成，從而持續提升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品質。公共服務的理論使得公共行政的價值從“效率至上”回歸到了“民主至上”，有效地擺正了公共行政發展的航向。

摘要：隨著全球經濟以及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各個國家的公共管理理論有了巨大的進步。其中發展最為活躍的時期是20世紀的70年代后期。西方國家公共管理理論隨著經濟和科技的進步不斷地在尋求理論的創新以適應國家經濟體制的發展，而中國也在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不斷借鑒學習西方的先進公共管理理論而努力形成自己的完整理論體系。本文重點分析西方國家的管理理論和中國理論演變的宏觀框架以及中國對西方的借鑒和創新。

關鍵詞：傳統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中國公共管理行政管理體制

公共管理理論經過多年的發展變遷，雖然每段時期的理論都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那個時期的人類社會發展，但是隨著年代的更替，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前提下，有些僵化的管理理論不再適應社會體制，至此，管理理論發展不斷遇到瓶頸，逐漸地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現象產生，社會矛盾激化，從而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就是不斷促進管理理論的創新，推動管理理論的發展，使之適合所處年代的社會。所以，公共管理理論今后將以什么樣的趨勢發展，才能促進日新月異的人類自然文明社會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所有人類的最大難題。而多年來，許多具有不同文化的不同國家的人們一直在為達到這一目標努力。本文就是通過具體分析西方國家管理理論演變和中國對西方管理理論的借鑒和創新，以確定管理理論宏觀發展框架。

1傳統公共行政理論

1.1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

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統公共行政理論以效率優先這一宗旨在當時的社會應運而生。在這一時期，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發展，壟斷組織的統治開始占據經濟生活的首要地位，西方國家也逐漸從自由競爭階段走向壟斷階段，壟斷資本主義開始取代昔日的自由資本主義。由此社會上出現了一系列復雜問題。比如官場日益腐敗，行政效率低下，社會眾多問題突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解決現實矛盾，人們更加關注政府并且更加重視公共行政的問題，由此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誕生，它強調效率，國家干涉并掌控社會和經濟以調整眾多社會問題，也確實對西方資本主義危機是一劑良藥。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誕生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占據著政府研究領域的主導地位，根據自己的一系列理論、原則等去支配政府和各部門的機構設置和行動部署。

1.2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基礎

一、重視對政府治理與改革的創新研究

從理論上看，政府治理與改革是公共管理學的核心領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公共管理學（或公共行政學）就是對政府治理與改革實踐的研究。而從實踐上看，改革是政府管理的永恒主題。為適應變化著的社會經濟環境，有效地履行職能，政府自身總是處于不斷的改革與變化之中。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政府治理變革已經成為波及全球的巨大浪潮，不管是發達國家、轉軌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治理與改革都處在激烈的變化之中，并逐步形成不同的模式。當代西方政府改革往往被描述為所謂的“新公共管理”的管理改革運動，它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經濟、效率和效益）目標。這場改革使支配了20世紀大部分時光的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向“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模式轉變。“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是一種新的政府管理圖景，它突破了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之間原本不可逾越的鴻溝，使得以企業精神再造公共部門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改革路徑。其實，即使在西方，也沒有統一的治理及改革模式。著眼于改革內容，西方政府治理有多種模式，例如，英國學者E•費利耶劃分出四種治理模式：效率驅動模式、小型化與分權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和公共服務取向模式；皮特斯提出四種治理模式，即市場化政府模式、參與型政府模式、靈活性政府模式、解除規制政府模式。就區域而言，當代西方形成了如下幾種有典型意義的政府治理模式：一是英國或英聯邦國家模式，即英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二是北美模式，主要包括美國的“企業化政府”或“政府再造”運動為主和加拿大的公共服務改革（或更準確地說，美國和加拿大有各自不同的模式，尤其是在公共服務領域）；三是歐洲大陸模式，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行政現代化運動；四是北歐模式，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的政府改革尤其是福利國家及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

在西方（地域意義上的）之外，世界其他地區的政府治理也處于變革之中，并且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有區域與國家特色的治理類型及其模式。較有典型意義的有：東歐模式——前蘇東地區尤其是俄羅斯、波蘭、匈牙利等國的體制轉軌與改革；拉美模式——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國的治理改革（尤其是近十年擺脫“拉美陷阱”的努力）；東亞（及東南亞）模式——以日本、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為代表的亞洲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的政府治理與改革；南亞模式——以印度和不丹為代表等等。“治理”或“公共治理”是當下流行的術語。治理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多元、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其實質在于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日益多樣化的政府組織形式下保護公共利益，如何在有限的財政資源下以靈活的手段回應社會的公共需求。通過對政府治理與改革實踐的總結與反思，各國學者開始更加關注于公共服務的結果取向、傾向公共治理結構的多元化發展、通過責任分散的治理手段來構建一個“服務型政府”。國外政府治理與改革的實踐為其理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推動了政府治理與改革的理論發展。

政府治理與改革理論也逐步成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受到學界和政界的共同關注。在政府治理與改革的理論研究中，既有學者借助公共選擇和新制度主義等經濟學流派的理論和方法，對公共部門加以深入的分析，用市場理念和市場機制重塑政府管理體制和過程；也有學者以民主政治理論為依托，強調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公平公正，關注公共精神的實現。不同的研究路徑推動了當代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結構的重塑和理論重心的轉移，為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跨學科、多視角的研究提供了平臺。可以說，無論是理論進展還是實踐變遷，國外的公共治理體系和政府改革模式都呈現了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為我國的政府治理與改革實踐提供了豐富的理論研究素材和實踐的經驗教訓借鑒。近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主要領導同志反復強調政府管理創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來臨，當代國外的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的理論和實踐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改革和治理方面產生了大量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在我國，“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和“服務型政府”等新理念和戰略的提出，為我國構建新型的公共治理體系提供了基本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表明我國公共治理理念已經從強調經濟發展轉到注重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逐漸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總理指出：“非典疫情的發生和蔓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要在繼續加強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更加重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在200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會上，總書記強調說，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的重要任務。最近，在今年2月19日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扎扎實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實際上，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意味著我國的政府改革要以社會的公共需求作為內在的規定性，以更為柔性化、人性化和個性化的公共治理方式來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推進，社會的階層、結構、運轉方式乃至觀念都產生了深刻的變遷，客觀上需要我國構建新型的公共治理體系，以適應社會變革的需要。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市場經濟構成社會運行的基本面，復雜的分工、交易系統促進了經濟生活的蓬勃發展，同時也使得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結構階層化、社會關系復雜化。這種情況擴展了社會的多元需求，激化了政府財政資源稀缺的壓力，客觀上要求政府加強公共治理體系的建設，通過不同治理結構和特定管理自主權的結合，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更好地滿足民眾的需要，并為民眾提供參與公共決策過程的機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進行了六次政府機構及行政體制改革。經過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取得重要進展，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管理逐步規范，體制機制創新取得積極成效，行政效能顯著提高，基本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支持，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治理與改革模式。而近年來，我國政府治理與改革進一步深化，特別是在“大部制”改革以及決策、執行與監督的協調、服務型政府建設與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政府間關系調整與權力下放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在向市場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改革出現了許多創新嘗試，形成了不同的改革模式，如深圳模式、順德模式、晉江模式、富陽的專委會模式、神木、吳起的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實驗、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的行政管理體制創新探索等。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中國市場經濟建設雖起步時間不長，卻已獲得了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等舉世公認的成就。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如何進一步發揮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如何運用市場的方法來管理公共事務及經濟社會事務，提高公共行政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實現公共行政管理的現代化，這是擺在國人面前的現實而又緊迫的問題。我國改革開放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急需政府治理與改革的創新研究。必須跟蹤政府治理與改革的理論前沿，探討政府治理與改革的約束條件、激勵機制、基本目標和主要任務，政府治理與改革的戰略和策略，治理與改革的重點層面、突破口和推進方式，國內外政府治理與改革創新的經驗（以及不同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較），政府能力與執行力建設，治理與改革的公共性與合法性，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組織人事制度改革與人力資源管理，政府治理與改革中的公民參與，國家與民主理論以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等方面的問題。加強政府治理與改革的創新研究有助于推動理論與實踐的發展，使兩者的結合更加緊密、相得益彰。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以及科技的不斷發展，人們越來越重視公共行政管理工作。要想更好地做好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有必要合理地運用激勵機制。良好的激勵機制有助于增加組織的凝聚力以及吸引力，營造一種輕松愉快的工作環境，使員工獲得動力，表現出創造性和革新精神，激發員工對工作的主動性。當前的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單位內員工的報酬并未真正拉開、做不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獎勵評估未能發揮實質性的作用等方面。基于存在的問題，在進行激勵機制的應時，應堅守公平公正、激勵和懲罰相結合、因人而異原則，注重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相結合，重視情感激勵，注重團隊精神的培養，讓個人激勵與集體激勵更好地結合。

[關鍵詞]激勵機制；公共行政管理；應用

在全新的社會形勢之下，對于社會中的很多工作來說，都需要設立一定的競爭機制，以此來激勵人們更好地進行工作。對于公共行政管理這項工作而言，運用激勵機制能夠實現對人才資源的開發，在運用激勵機制的過程當中應當建立在人的行為以及人的特點之上，通過合理引導人們進行活動來完成相應的工作目標，但是在公共行政管理中運用激勵機制時要充分了解激勵機制，對于激勵機制的實施原則以及運用的方法要有準確掌握[1]，采用有效的激勵方法，讓激勵機制在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當中充分發揮作用。因此，公共行政管理的相關部門在管理過程當中要充分理解激勵機制的含義，在實際工作當中要及時發現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找到激勵機制構建的具體措施。

1激勵機制的含義

激勵機制也可以稱之為激勵制度，激勵機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過對影響人們工作的動力進行深入的研究，以此來誘導人們更好地進行工作，所運用的誘導制度為理性化的誘導制度，實現激勵的主體與被激勵對象之間的相互作用，激勵機制對于調動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并且一旦形成激勵機制，便會對相應的組織產生一定的影響，促使相應的組織機能在一定的狀態下長時間內保持不變[2]。

2現代激勵理論

激勵理論指的是在一種通過特定的管理體系與一種特定的方法而實現對組織工作承諾最大化的一個過程，激勵理論是激勵機制建立的基礎，以下是較為著名的激勵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