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科學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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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
周伯華局長在全國工商工作會議上提出：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努力做到“四個統一”，構建長效管理機制，推進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設是抓手，也是進一步開創工商工作新局面的關鍵。把四化建設作為抓手、構建長效管理機制，彰顯了工商機關的職能特點，符合新形勢下工商工作的特點，有利于準確把握職能到位、促進依法行政和提升工商形象。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是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部門，也是規范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主要力量。它擔負著市場監管和行政執法的重要職能，扮演著把好市場主體的入門關、當好市場運行的裁判員、做市場經濟堅強衛士的重要角色。工商工作的好壞，事關市場經濟秩序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進。在新的歷史時期研究和探索工商職能的發揮，對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市場經濟建設的步伐，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都有著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工商行政管理職能發揮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規范市場主體、維護進入秩序，規范交易競爭行為、發揮商標廣告市場合同作用、促進市場健康有序，培育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促進市場繁榮，嚴格執法、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確保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還沒有完全到位，職能發揮不到位，工商工作所處的地位與其應該發揮的職能作用還不匹配，主要表現為：
由于市場主體不完全成熟、市場監管的法律法規不夠健全等原因，監管力度不夠的問題比較突出，如無照經營的大量存在，假冒偽劣商品仍充斥市場，商標侵權行為時有發生等等；再比如對于把好市場準入關的職能，盡管它可以發揮在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組織及產業布局中的作用，但由于我們還存在觀念、素質、能力等方面的欠缺包括市場發育不健全等原因，市場主體的準入還停留在就辦照而辦照的層面，以致于外界至今對我們工商仍認為就是蓋個章、發個執照、僅僅只是走個程序的部門，包括黨委政府在涉及產業調整時從未意識到可以問計于工商。至于到了相對落后的地方，由于基層基礎工作不夠扎實、硬件條件和人員素質跟不上，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執法辦案力度不夠、市場監管存在監管盲區等問題，特別是在為數眾多的鄉鎮工商所，這些問題顯得更為突出。
存在工商職能發揮不夠到位的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隊伍整體素質不高、思想觀念和意識不強：我們這支隊伍人員素質總體不高、工作意識不強、年齡結構老化、監管服務工作能力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大部分人員對形勢任務判斷不清，相當部分干部還深陷于“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的迷惑當中，等待觀望現象十分明顯，對存在的問題尚未警醒；反映出思想認識不到位，工作思路沒有根本轉變。不是從強基固本出發，而是應付得走，平時不認真研究工作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仍然把主要精力用在應付考核、蒙混過關上，工作舍本逐末、被動應付。
二是工作效能不夠理想：督促督察力度不夠，獎懲不明，導致作風不實，假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工作責任制沒有很好地落實，責任不清、任務不明，工作沒有壓力。有的對當年目標責任不認真研究、分解任務、落實責任，對全年工作心中無數，一到考核就手忙腳亂，有的甚至連考核之時尚不清楚上級的文件要求和標準。有的單位在工作的支持配合上、在相關政策落實上態度曖昧、力度不夠，甚至我行我素，齊抓共管的局面一直沒有真正形成。部分單位不是在求真務實、真抓實干上下功夫，而是工作缺乏連續性和經常性，部分單位壓力大了就不干，壓力大了就搞假，任務來了緊一陣子，任務完成就放任自流，仍然沿襲“突擊加補救”的工作方式。
三是監管方式和機制未完全到位：一些單位仍疲于那種“重點整治”、“集中治理”、“專項整治”等方式監管市場，而沒有研究和探索行之有效的長效監管機制；有的只重視對市場主體的監管，對市場客體的監管則顯得束手無策等等。可以這樣說，在監管領域、監管對象及監管層次都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我們的監管的重心并未轉移到位，方式方法還未發生相應的轉變。
四是文明執法、熱情服務做到不夠好：少數干部執法不文明，隨意性比較大，服務態度不夠好，服務發展的觀念未能切實扭轉，“管”字當頭的強勢執法思想、“管理就是收費、監管就是查案、執法就是執罰”的思想比較突出。
二、對充分發揮工商行政管理職能的幾點思考
工商行政管理的職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定位在市場監管和行政執法上。其基本任務和目標是通過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建立市場經濟規則，以促進地方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從職能定位來看，工商部門所承擔的無疑是政府的職能部門，但是這與過去相比，無論是管理理念、職能行使方式，還是發揮作用的著力點等，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把政府工作的難點，作為監管執法的側重點；把群眾關心的焦點，作為監管執法的切入點；把發展經濟的興奮點，作為監管執法的著力點，完成政府的部署，傾聽群眾的呼聲，關注社會的反映。因此，要考量工商職能是否到位，首先必須突出重點，從大處出發，把工商的發展放在是否適應和推動所處區域和所處的時代的發展上，讓政府滿意、社會認同。
職能到位也就是把職能充分發揮出來，做到工作到位，做到工作不越位，不越位、不缺位、不錯位，有為有為，把該管的事管起來并且管好，真正退出越位、糾正錯位、補足缺位。如果管理職能不到位，市場經濟秩序就可能出現混亂，相關利益主體的合法權益就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護。
工商職能要到位，要緊緊圍繞服務地方經濟建設這個大局，寓管理于服務之中，把有利于發展作為監管執法工作的出發點，把優化經濟發展作為工商部門的重要職責，做到在履行工作職能中謀劃發展，在辦理執照時想到發展，在檢查企業時維護發展，在履行監督檢查時宣傳發展。圍繞地方招商引資、國企改組改制、項目建設等，立足工商職能，主動提前介入，提高辦事效率，簡化工作手續，做到能辦的事馬上辦，需要協調的事抓緊辦，可以變通的事千方百計地爭取辦，全面實行繁事簡辦、急事快辦、特事特辦。凡對有利于招商引資、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的各項經營活動，都給予實實在在的支持。
當然，工商行政管理不可能包打天下，在現行管理體制下，市場監管涉及眾多的部門；評價一個部門的工作業績，不是看其管理內容有多少，而是主要看其管理成效大不大，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管理理念，我們需要對已有的職能進行認真梳理，對于本部門唱主角的職能，要主動請求其他部門配合；對于那些同其他部門交叉的職能，不推不搶，主動商談，協作執法；對于那些配合其他部門實施監管和執法的工作，要態度積極，配合到位。工商部門應該在相關部門共同執法的過程中，當好主角、唱好配角，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另外，工商職能要到位，還必須依賴一支政治過硬、業務過硬、思想過硬的工商干部隊伍。高素質的干部隊伍才能完成高質量的監管任務。執法理念正確、執法者的形象好、執法的效能高等等，需要工商干部努力學習新知識、新理論，分析新的經濟現象和新的經濟違法行為，提高自身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適應新形勢下的市場監管執法工作。
針對前述存在的人員素質、服務意識、工作作風和工作效能等問題和工商職能的現實需求，就目前而言，促進工商職能充分發揮的重點應從提高素質、強化服務、增強效能、改進作風等四個方面入手，要解決好這幾個方面的問題，積極創建學習型、服務型、效能型、廉潔型“四型”機關是經過實踐證明的行之有效的途徑：
創建學習型機關，就是要全面建設高素質的機關干部隊伍，不斷提升學習力、創造力、戰斗力；創建服務型機關，就是要優化寬松和諧的發展環境，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群眾的利益，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創建效能型機關，就是要培育高效務實的工作作風，規范機關行為、改進工作作風、加快工作節奏、提高工作效率、推動工作落實；創建廉潔型機關，就是要強化廉政教育，健全廉政制度，強化廉政監督，密切黨群干群關系。通過創建活動的開展，建立起高素質的干部隊伍、寬松和諧的環境、高效務實的作風、清正廉潔的形象。
1、結合隊伍形象素質的提高，構建學以致用與愛崗敬業的精神體系，打造學習型工商。
著力建設學習型機關。一要修身養德，精通業務，要加強思想政治學習，加強道德品質修養，不斷更新知識，學以致用，加強業務知識學習。要注重提高工商干部的素質，要注重強化崗位應知應會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培訓，著力提高廣大干部履行崗位職責的能力，使其業務知識結構能夠適應新形勢下監管執法的需要，做到懂法律、懂業務、能執法、會辦案。要加強辦公信息化、自動化等方面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做到熟練操作計算機。充分發揮系統網站和OA辦公平臺的作用，開展網上學習、討論和交流活動，對學風正、效果明顯的干部職工給予精神鼓勵和一定的物質獎勵，以促進全局機關干部職工形成良好的學習氛圍。
第2篇：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
關鍵詞：建筑工程；行政管理；科學化
中圖分類號：TU198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近年來，建筑企業經濟規模快速增長、企業收入和產業延伸加速跨越。但由于行業特性，許多煤炭企業仍依然面臨著行政管理科學化的障礙。企業行政是企業的中樞神經系統，推動和保證著企業的計劃、生產、財務、營銷等的順利、有效進行和相互之間的協調溝通。建立適應行業特性、市場實際和中國國情的行政管理新體制，已經成為建筑企業的重要課題。
一、行政管理的基本理念
我國現行和應用的大多數行政管理制度與方法都是學習與借鑒國外的一些方法與理念，很少是本土化的理論。泰羅開創了科學管理時代以來，萊芬韋爾和庫克加以發展，并加以英語與行政管理方面，這此時他們都取得了卓絕的成就，使行政的工作效率不斷提高、使良好的形象得以展現，至此，科學管理的理論便被普遍應用與推廣，逐漸的被行政管理所吸收與借鑒，在行政管理方面，科學管理也日益展現其優勢，受到一致好評并備受關注。
二、行政管理科學化的主要方式
（一）堅持科學的行政工作方法。倡導以科學的行政工作方法進行行政管理。將工作人員與科學連接在一起，對行政工作進行科學的分工，同時，行政人員承擔相應分量的責任，保證權責對等、統一。只有權力與責任相符合，這樣才能形成公平行政的組織紀律，保證組織的穩定。
（二）建立行政人員的選拔、培訓和考核機制。堅持建立行政人員的培訓開發與考核機制是實現行政管理科學化的主要方式之一，科學地選擇和和不斷地培訓行政人員。管理人員有責任細致地研究每一個行政人員的性格和工作表現，不斷開發出他們的能力。通過對行政人員的選拔和培訓，在精神上、思想上對行政管理人員進行引導，督促其樹立促進行政管理科學化的理念，同時，需要培養行政人員的獨立人格，使其能夠有效的掌握相應的制度規章，并運用規章制度獨立行使執行權。
實行行政人員的績效考核，通過對行政人員進行內、外部考核；定量、定性考核；考核與測評相結合，可以使考核的科學性、公平性、公開性、真實性有效的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三）完善監督機制。早在西方行政管理科學化手段中，便在威爾遜時期提出了行政監督的思想，強調行政管理必須對任何方面的公眾輿論都保持敏銳的反應。現今，隨著我國行政管理實踐中行政裁量權的不斷擴大，在行政執行中凸顯除了較多的問題，諸如：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員濫用權力、違法亂紀、無視公民權力、管理混亂、不負責任等導致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不良情況。行政人員在行政執行中，雖然制訂了執行標準和考核標準，但執行起來存在很大的彈性空間，部分行政人員指國家利益于不顧，在行政管理中，不合法的行政行為長期存在，嚴重損害了政策本身的科學性及公民與國家的利益，行政機構立法規制的缺失與有效行政監督機制尚待完善，行政監督力度不夠，導致行政管理科學化路程受阻。所以，在行政管理的科學化過程中，有待于監督體制的監測和督促。因此需要建立以立法、司法、行政三位為一體的較為完善的行政監督體系，從各個層面進行強化分支，增取將每一個監督對象進行細化，確保行政系統高效地運作。對于行政管理相對薄弱的化解必須對其實施經常性、反復性的監督，避免不些潛在因素、突變因素造成行政管理的混亂性。因此，在行政管理中，要不斷發揮群眾監督對行政管理的促進作用。同時，行政機構必須加強內部監督，充分利用社會監督，將行政彈性過大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扼殺在潛伏初期。
三、提高建筑企業行政管理效率的有效路徑
當前企業行政效率在管理方法上陳舊僵化，僅注重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無法調動行政官員的積極性。所以要有的放矢，找準提高建筑企業行政管理效率的有效路徑：
（一）明確各層級的職責、工作目標與權限方位。建筑企業對安全工作特別重視，基本上所有部門都有安全管理的相關職責。遇到研究安全問題時，幾乎素有的行政單位都要受到這樣或那樣、或大或小的責任。所以，面對像安全工作這樣的事情，要對不同的行政管理層次、不同的管理部門，明確工作職責，重點從組織結構、決策程序、信息反饋等方面提高效率。
（二）建立健全建筑企業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和認真執行行政部門的各項管理制度、崗位責任制度、工作程序以及一系列規范化表格、圖表等，從而建立起行政部門的法治秩序。提高行政效率，必須加強行政管理法規的建設，健全必要的工作制度，以法律和規章制度的形式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
（三）提高企業行政管理人員的素質。每一個行政工作人員都必須努力提高自身素質，使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不斷得到提高。作為企業行政管理人員，應該是知識水平高，各方面素質優良的公共管理者。企業行政人員素質的提高可以提高組織管理的有效性，能夠實現科學而又藝術的管理。經濟的全球化企業行政管理人員在未來的管理中必須有國際眼光，熟悉國際游戲規則，適應國際競爭的需要。
（四）引入科學的建筑企業管理方法。引入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客戶關系管理、供應鏈管理等等。轉變以往反正企業的原料成本很小，企業總可以旱澇保收的錯誤觀念，要運用現代企業的管理理念指導企業的投入和產出，可以提高企業行政管理人員的責任感，同時科學衡量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業績，最終提高行政效率。
（五）利益科學的方法將行政管理的流程加以精簡，提高工作效率。行政管理科學化管理一個關鍵且重要的環節便是精簡機構，這對于優化管理流程至關重要。在對行政管理工作進行優化與精簡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程序簡化、權責明確的標準與要求，保證行政管理的各個環節與流程能夠有專門的責任人與負責部門，實現流程中各部門資源的信息共享，從而呈現相互協助、促進與制約的局面，保證行政管理的質量與效率。并且，在新的行政管理形勢下，要對行政人員的相關管理規章與制度加以調整，充分利用新的科學化的理論、手段在行政管理上的應用。
（六）利用科學化手段建立行政信息化系統。目前，我國行政機構正在整合資源，爭取實現網上辦公應用系統的早日實用，行政管理信息化、網絡化系統的建立可以靈活運用信息網絡傳遞行政決策、制度變更等重要行政信息，加強各行政部門信息溝通的及時性，使行政管理過程的事中、事后管理者隨時得到確切、全面的信息反饋，提高決策的的準確性。在管理中要注重行政管理消息的反饋，通過行政中出現的情況以便隨時調整行政管理的目標與方式，達到科學化管理的最終目的。
（七）利用科學化手段實現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應用。在推行科學化手段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過程中，科學化管理已然成為一種文化，是行政管理文化建設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利用文化建設引導行政機構干部形成效率最高化、服務最大化和管理標準化的行政管理理念，與此同時，還應促使行政人員形成雷厲風行和嚴謹細致等行政管理核心價值觀，把行政管理科學化融入到生活中去，并把實現行政管理科學化的應用當作一種工作要求和文化素養，不斷提高自身的行政管理能力，積極的投身行政工作實踐。
結束語
建筑企業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各項工作的開展。但是，當前我國建筑企業行政管理存在著機構龐大臃腫、人員眾多、權力集中缺乏制約、企業行政管理人員觀念陳舊保守、運轉不靈、效率低下、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是由于缺乏經濟效益觀念、行政體制不健全、舊觀念的束縛等原因造成的。為此，廣大建筑企業我們要充分運用現代企業行政管理模式，以人為本，健全企業規章制度，逐步提高行政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發揮和利用人的內在潛能，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獲得最佳管理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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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
關鍵詞：公共行政 技術 政治
一、技術因素的內涵及其對公共行政的影響
技術因素從管理技術的角度強調工具理性、3E指標、象征理性效率的官僚制度、將人視為經濟人。自政治與行政二分法提出后，傳統行政學家們把公共行政設計為排斥民主價值取向的、純技術性的管理過程，追求效益最大化成為公共行政的最高目標。古利克曾說過：“在行政科學中，基本的‘善’就是效率。”
韋伯設計的被各國政府紛紛建立的官僚制，具有嚴格的等級制、明確的規章制度、專業分工、非人格化的組織及其組織成員的終身職業取向等特征。這種行政組織形式從純技術的角度來看，是最符合理性原則、效率最高的，它在精確性、穩定性、紀律性和可靠性方面都優于其他組織形式。官僚制在20世紀對公共行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是極權主義統治濫用權力的取代物，依靠法理型權威、專業化分工使大規模復雜任務得以有效完成。
信息技術因素，作為技術因素的一種，也是影響當今公共行政領域的一種重要因素。首先，信息技術與行政方法密不可分。先進的信息技術改善現有行政方法的信息基礎和信息通訊手段，進而通過加強執行操作層與高層管理者之間的直接溝通，逐步縮減中間管理層，提高了工作效率，使行政組織更加精簡高效。其次，現代信息技術也會不可避免的影響行政人員的活動。信息技術的開發使行政人員及時獲得所需的大量信息，節約了收集、分辨信息所花費的時間、精力和成本，提高了他們系統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信息技術的應用也對行政人員的知識和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再次，政府信息化與電子化政府的實現也會帶來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變革，進而構建一個有回應力、有效率、負責任、具有更高服務品質的政府。
二、政治因素的內涵及其對公共行政的影響
若只單純強調技術因素，忽視政治和價值理性等因素對公共行政的影響，也必將公共行政引入歧途。比較極端的例子如：希特勒納粹政府執政前，德國由于一戰的戰敗和凡爾賽條約使它的經濟處于崩潰邊緣，馬克貶值為孩童的玩具，納粹政府執政后，德國不過幾年就成了除英蘇外歐洲最強大的國家，給全民建立了福利體系，工人享受前所未有的待遇。只從技術因素評價納粹德國的公共行政，會發現它的行政效率是很高的，但它的性質卻是邪惡的。將效率作為公共行政的核心甚至是唯一目的，這一目的的實現經常是以犧牲公平為代價的，忽視了公民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呼聲。 并且，官僚制在今天人們的意識中已經是一種行動緩慢、效率低下的制度，它對理性、效率的推崇，扼殺行政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高度的專業化分工帶來的是機構臃腫膨脹，而過于嚴格的層級控制也與當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相違背。
三、公共行政在技術和政治因素上的正確定位
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包括社會公平、民主和自由等價值觀，強調回應性、公共利益、公民的參與及監督、公眾主體地位、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關系以及法治原則。
我們要防止工具理性的壟斷，使價值理性有一席之地。并用價值理性規約、引領工具理性，以健全的理性支撐，促進公共行政的健康運行。現代社會對公平、民主和正義等價值的追求對現代公共行政提出更高要求。公共行政首先需要在行政活動中體現人權的平等關系，并且用公認的程序或規則進行決斷行政組織與公民個人之間的平等。行政系統不再是管理者，而是公眾進行自我管理的工具。行政向公民公開，通過各種方式讓公民自由表達意見，通過行政公決讓公民做出決定，通過保證公民憲法規定的政治權利的全面實現形成對行政系統的間接控制，讓公眾直接參與到行政過程之中。現代民主政治與現代公共行政緊密聯系，獲取民眾支持，建立政府與民眾間的互信機制對公共行政機關具有重要意義。
無論是民主政治還是專制政治都會對公共行政的體系架構產生極大的影響。例如：斯大林用了短短幾年時間就完成了西歐花了上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化，完全靠計劃，說一不二，迅速僵化的執行，但蘇聯快速的工業化也是靠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專制政治的效率可能很高，但結果也可能很糟糕，可以說多年的殘暴專制導致了蘇聯的解體，而且社會物資極度缺乏，民眾憑票證換取食品布料等，比沙俄時期生活質量還低。多年的專制統治也使俄羅斯無法在短時間內興起健康的民主力量，公民社會難以成型。與之相反，歐洲的行政體系必須得經過選舉和議會授權，一部法律或一項政策的通過、推行是很緩慢的，需要通過協議妥協、政治爭辯等民主過程，這種對民主政治的追求可能會使公共行政顯得“無效率”，但結果不會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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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_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l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確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然而，單純依靠行政制度的正義是否就能保證行政的正義導向?根據慈繼偉“正義兩面性”的解釋，制度正義是有局限的，需要對個體美德的呼喚正如麥金太爾站在雅典諸德行的立場上對羅爾斯諾齊克論爭之批評所闡明的，無論制度的設計多么完美、健全、正當，最終都取決于古典公民美德的復蘇。公共行政的正義導向需要公民尤其是行政管理者的正義美德的支撐，即使是制度正義除了需要制度選擇、設計的正當性之外，也需要操作制度運行的管理者公共權力行為的合理及合法性基礎此外，行政正義的局限性不僅僅在于公共行政管理者運用公共權力的操作層面上的基礎，還在于包括行政管理者在內的公民對于正義期待與代表全體公民意愿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的差距。“即使是正義制度在其履行正義職責時，亦有一個時效相對滯后的問題，因而，亦會引起人們的道德憤恨。這就需要‘寬恕’之美德，以‘遺忘’不正義行為。
而這寬恕和遺忘有賴于公民以自己的仁愛以及對行政制度正義的信念和希望超越對等的報復。毋庸質疑，公民(行政管理者和公眾)個體的美德精神與行政制度的正義正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支撐著現代行政的正義導向。
第5篇：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論文關鍵詞]公共行政價值中立效率現代性正義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_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轉貼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l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確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第6篇：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
【關鍵詞】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單擺模型
公共行政學的價值追求是行政哲學上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是公共行政實踐的靈魂和核心，效率和公平這兩大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標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由于追求效率的同時可能會影響公平的實現，追求公平又可能妨礙效率的提高，所以二者常被視為一組相互對立的目標。樹立正確的公共行政價值觀，引領公共行政的發展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對實現政府高效運作、社會公平穩定與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效率與公平的單擺模型
從1887年美國學者伍德羅?威爾遜發表《行政學研究》至今，公共行政學已走過了125個年頭，回顧公共行政學百余年來的發展歷程，可以大致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從l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傳統公共行政學到20世紀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再到20世紀80―9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以及最近一二十年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公共行政學的價值追求呈現出一種從效率到公平，再到效率，再到公平的循環往復現象，就像物理學中不斷來回擺動的單擺一樣，如圖1所示，本文將其形象地命名為效率與公平的單擺模型。
圖1中的圓球代表公共行政學，圖形的左側代表效率，右側代表公平，中間虛線位置代表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點，當效率被過分強調而忽視了公平時圓球處于左側較高的位置，此時圓球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在細線拉力和自身重力的作用下開始向右側公平擺動。同樣，當公平被過分強調而忽視了效率時，圓球處于圖中右側較高的位置，此時的圓球也處于不穩定狀態，受細線拉力和自身重力作用開始向左側效率擺動，只不過不同時期單擺擺動的幅度和頻率不同罷了，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的百年演變正是在效率與公平之間來回擺動的循環往復過程。
二、公共行政學發展的四個階段
關于公共行政學百年演變的階段劃分，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法，大部分都是按時間劃分成不同的階段，學界最熟悉當屬武漢大學丁煌教授劃分的六階段，也有部分學者按研究范式和研究途徑來劃分，如陳振明教授的三范式與巴瑞?波茲曼教授的二途徑，還有學者按思想與流派劃分，如竺乾威教授的四學派，本文采用主流的時間階段劃分法將其大致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分別論述其各自的價值追求。
1.傳統公共行政（19世紀末―20世紀70年代）：效率至上
行政管理學界公認1887年美國學者伍德羅?威爾遜（后任美國第28屆總統）在行政學季刊上發表《行政學研究》一文標志著公共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創立，在文中威爾遜強調強調對一般的組織與管理問題的研究，關心組織的有效性和效率。此后，盧瑟?古利克也認為效率是行政管理的價值尺度中的頭等公理，效率也是行政科學的大廈得以建立起來的價值基石。馬克思?韋伯將官僚制看做是一種建立在權威和理性基礎上的最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其不僅滿足了傳統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需要，也使得效率成為傳統公共行政的主導價值。
這一時期的公共行政學主要受到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科學管理理論的影響，其強調標準化的工作流程，對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起了很大作用。20世紀30年代以后公共行政學開始受到行為科學影響，認為公共行政應當把人看成社會人，通過發揮人的創造性來提高工作效率。20世紀40年代以后，公共行政管理思想又先后受到決策理論、系統和權變理論以及管理科學學派的重大影響，產生了許多新的特點，但其追求效率的目標并未改變。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1的位置，達到了左側效率的高點，即將向右側公平擺動。
2.新公共行政（20世紀70年代）：關注公平
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滯脹現象，政府在決策上處于兩難的境地，以德懷特?沃爾多為首的一批美國公共行政學者將論文結集，于1971年以《走向一種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為書名出版。該書被認為是新公共行政學的宣言，集中表述了新公共行政學的基本觀點。
新公共行政對傳統公共行政效率至上的價值追求進行批判，認為公共行政應將公平、責任等價值注入公共行政過程，形成以社會公平為核心，民主、責任、效率并存的價值體系。正如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說，社會公平是一組價值的前提，社會公平包含著對包括組織設計和管理形態在內的一系列價值取向的選擇。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2的位置，達到了右側公平的高點，即將向左側效率擺動。
3.新公共管理（20世紀80―90年代）：回歸效率
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應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英美等國出現了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思潮，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其在《改革政府――企業家精神如何改革公共部門》一書中提出的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和績效管理等概念已經成為公共管理理論的主要范疇。1991年9月20日，70多位學者在美國雪城大學召開了第一屆全國公共管理研究會議，會議確定了新公共管理研究的重點問題。這次會議標志著作為一門新學科的公共管理學的理論構架基本形成。
新公共管理將市場機制和私人部門管理策略引入公共部門，把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經濟、效率、效能作為其價值追求。澳洲學者歐文?E?休斯指出，經濟就是以盡可能低的投入提供與維持既定數量的公共產品或服務；效率就是公共部門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效能就是公共產品或服務符合政策目標的程度。新公共管理并不是簡單地重復效率至上的價值追求，而是把傳統的效率拓展為3E在內的全方位績效，擴展了效率的內涵。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3的位置，又回到了左側效率的高點，但隨即將向右側公平擺動。
4.新公共服務（20世紀90年代至今）：重現公平
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學者羅伯特?丹哈特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該理論認為，把公民當成“顧客”的觀念存在著某種局限性，應把傳統的對效率和業績的關注轉移到對社會回應性的關注上來。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掌舵而非劃槳，而新公共服務則認為政府是服務而非掌舵。它重視人而不是生產率，它所強調的社會公平包括公共部門和公民兩個方面，體現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平等協商新關系。
新公共服務在兼顧效率與目標達成的同時，力圖提升社會公平與責任，使公共行政具有適應性和動態彈性以更好地回應社會治理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新公共管理。但新公共服務也面臨著一些困境，如政府與公民的選擇性協商機制會導致討論過多而行動不足，多元化民主治理與治理者的關系的協調等。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4的位置，再次回到了右側公平的高點，不久就會向左側效率擺動。
三、小結
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的百年演變呈現出一種從效率到公平，再到效率，再到公平循環往復的單擺模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公共行政學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價值追求在強調某一方面時并未忽視另一方面，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例如傳統公共行政在遵循效率至上的同時也關注公平、責任等價值取向，新公共行政在強調社會公平核心價值的同時并不排斥效率的價值，新公共管理在號召回歸效率的同時也關注責任和公平價值，新公共服務在兼顧效率與目標達成的同時，更加強調其目的性，當公共行政學對效率與公平的追求達到兩者平衡時，圓球將處于圖中虛線的位置，此時圓球將處于穩定狀態。正是由于關注的重點在公平與效率之間來回擺動，才形成了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百年演變的單擺模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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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M].商務印書館，1997.
[4]丁煌.尋求公平與效率的協調與統一――評西方新公共行政學的價值追求[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
[5]歐文?E?休斯.公共管理導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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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
關鍵詞：公共行政 行政倫理 組織和個人
1.公共行政倫理的來源和涵義
公共行政對于中國社會來說是一舶來詞匯。最早的文官出現在英國，叫做“宮廷的仆人”。以“仆人”定位公務員，明確為誰服務的問題之后，便有一個更需明晰的問題――在為主人服務的時候，需要秉承哪些服務理念，遵循哪些行為規范。此時，行政倫理以一個職業倫理的形象展現出來。與此同時，“為誰服務”的問題則體現出行政倫理的價值角度。
公共行政倫理，指的是“在公共行政領域，公共行政主體為確保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民主性而在行使公共權力進行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務管理、公共服務提供的過程中所應遵循的總體倫理準則和規范，以及所應確立和堅持的道德價值取向”。[1]公共行政倫理體現的是一種行政精神，是公務行政中正義、奉獻、責任、利他的精神和品德的具體表現。
公共行政的作為一種管理實踐，它的核心內核為職業價值取向，最初出發點的層面上解決行為的動機和理想；更外一層表現為公務員的職業精神，如公仆精神，奉獻精神，服從精神等；進一步外化為公務員職業道德修養；而具體到公務員的工作上表現為公務員某一職業行為。因此，做一件事情的動機是最行動最根本的初始起點，同樣，研究公共行政的初衷和行政理念是非常具有價值的。正如著名哲學家康德曾指出，“一個行為的道德價值并不是隨之而來的結果所構成，而是由完成這一行為的意圖所構成。重要的是動機，而且這種動機必須是特定種類的。重要的是，我們要因為一件事情是對的去做這件事情，而并不是由于某些隱晦不明的動機去做它”。
2.公共行政倫理的品質
公共行政倫理的品質并非一種強制行約束規范，也不是伴隨公共行政發展的社會歷史性價值追求，而是從公共行政誕生伊始，公共行政倫理的品質就天然內生于公共行政的本質。公共行政的倫理品質包括公平正義、責任意識、協調與利益整合、服務精神等。
2.1公平正義
從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角度來看，公共性是指政府的公共所有的屬性。公民個體讓渡一定的私人權利組成國家權利，因此，政府存在的目的與合法性就在于維護與保障公民的權利。正如哈貝馬斯所所言：“國家是‘公共權力’機關。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為它肩負著為全體公民謀幸福這樣一種使命”。[2] 因此，與以效率價值為導向的市場制度不同，政府終極的價值目標應當是公平正義。政府的權力運行中應秉承“以人為本”的權利本位理念。由此也決定了，政府不僅要為人們表達公平正義的渴望提供廣闊的渠道，而且要為在社會生活中實現公平正義而努力。在公平正義理念指引下的公共性，就是要有效地增進和公平地分配社會公共利益。正如羅爾斯所言，“在一個由公眾承認的政治正義觀念加以有效調節的秩序良好社會里，每一個人都接受相同的正義原則。”[3]
繼威爾遜的政治與行政的二分理論后，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存在，從此邏輯起點出發，在此之后，馬克斯?韋伯精心打造的官僚理論在技術層面上將威爾遜的思想賦予更多的實踐意義，使公共行政走向專業化、科學化，此后新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作為典型代表，將公共行政價值追求從片面追求效率變為公平前提下的效率。社會公平正義是公共行政的價值精神，是維持社會和諧團結的黏合劑，是保證社會信任的基石。在傳統公共行政中，經濟和效率是衡量政府績效的最為重要的指標，而新公共行政運動以來，社會公平正義成為公共行政理應考量的指標，社會公平正義是管理者的職責所在，是維護公共利益，實現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2.2責任意識
行政責任既是一種政治責任，又是一種道德義務。在西方威爾遜、古德諾政治行政二分法作為邏輯起點開始，政治與行政兩分成為可能。在公民讓渡自己部門個人權利的同時，不僅授出權力，也賦予了責任。行政人員必須明確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意味著公務人員必須按照授權者的意圖來行使權力。關于責任的論述，康德在其著作《道德形而上學》中寫道“：一個好的意志之所以為好，并不是因為它所達到的效果或成就……即使這一意志完全沒有力量實現它的目的，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卻仍然一事無成……它也仍然像一顆珠寶一樣因其自身的緣故而意義發光，就像那些本身就擁有完整價值的食物一樣。”行政過程中，政府組織和單一公務人員之間的最基本關系也表現為授權關系，公務人員擁有權力的同時也需要承擔相應責任。作為行政個體的公務人員，客觀方面要對上級、公眾和法律負責，在主觀方面要對責任有著明晰清醒的自我認知。
2.3協調與利益整合
政府作為國家意志的具體實施者，在行使具體行政行為時難以厘清各個部門職責邊界，部門利益與具體的行政事務運行過程中常常有所沖突。處理職責邊界容易產生摩擦、推諉等現象，因此，應進一步明確府部門職能配置、機構設置和人員配置及相應職能，進一步協調整合部門利益，政府公務員作為人民公仆，造就行政倫理公正、廉潔的價值基礎。
2.4服務精神
服務精神是公共行政的和本質要求，公民個人讓渡部分權利組成具有強制力的國家權力，作為權力行使者的國家公務人員必須具備服務人民的精神，諸如積極公仆意識、奉獻精神、自我犧牲精神以及愛國主義精神等。作為政府公務人員，一方面，公共行政的組織應始終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對公眾的合理愿望和訴求做出快速有效的回應； 另一方面，公共行政的機關工作人員應具備崇高的道德修養，既服務好人民，又以榜樣和楷模的形象展示于社會公眾。
行政倫理包括組織制度層面的行政倫理和行政工作人員個人的行政倫理。組織制度層面的行政倫理著眼于整個組織，正如美國著名學者羅爾斯所說“社會基本結構方面的不平等的影響十分深刻并且自始至終應該成為社會正義原則的最新適用對象。而且，社會體系并不是超越人類控制的不可改變的體制，而是人類活動的一種類型”。因此，基于良善正義的制度是正當行政倫理得以存在的根本環境。因此，作為政府組織必須進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設來確保公共組織的擁有正向的行政文化氛圍，同時也需要通過自下而上的公民精神培養，使得群眾和政府工作人員都具備較高行政文化修養，實現政府負責任，公民文化不斷向前發展的良性互動的政府體制，建構中國的行政倫理文化。
參考文獻：
[1]曹望華.國內公共管理倫理學研究綜述[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7（1）.
第8篇：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
公共行政的第一次現代化使公共行政實現了工業化意義上的現代化，其基本范式轉向韋伯式的官僚化；第二次現代化，正使公共行政實現信息化意義上的現代化，其基本范式是轉向新公共管理（或如毛壽龍所言“治道變革”）。
抓住電子政務的這個政務定盤星非常重要。日本橋本政權改革失敗與中國行政改革的脹縮循環，對電子政務提出一個重要的啟示：變革缺乏明確統一的基礎支撐，必會走向來回反復之路。
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是混合型現代化運動，即工業化與信息化二次現代化的雜交。這決定了電子政務的行政基礎，很可能將是韋伯官僚制與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雜交變種。任何背離這一規律的理念，都難以成為中國電子政務的穩定范式。
第一次現代化的行政邏輯
現代化是一個社會經濟文化轉型過程。第一次現代化是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經濟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文化從封建文化向科學文化轉變的過程。我們通常用工業化來做總概括。第一次現代化中，許多國家的行政現代化遠遠滯后于經濟現代化。例如，希臘和中國在工業化中，由于行政建設受到政治動蕩波及，官僚制都不成熟，還在補法治的課。對此類國家來說，第一次現代化意義上的行政現代化均還沒有完成。由此可見，不能認為，一個工業化國家的行政就一定是工業化的。那么，什么樣的行政狀態算是完成工業化，或者說“實現了第一次現代化”呢？過濾掉行政學的細枝末節后，我們主要看兩個主干：一是政治與行政二分，二是官僚制。
由威爾遜、古德諾總結提出的政治與行政二分，是工業化行政的邏輯起點，也是現代公共行政學的邏輯起點。政治與行政二分，在經濟中相當于市場與企業二分，是斯密揭示的專業化分工這一工業化特征的典型體現。
在政治與行政二分之前，政治只是權利交換（或者說是交換與增值不分的狀態）。工業化開始后，行政作為中間環節獨立于政治與企業作為中間環節之獨立于市場，是同一歷史趨勢的不同領域表現。市場主要依靠等價交換，企業卻主要靠資本增值。通過企業對于市場的價值迂回，社會從農業直接經濟發展為工業迂回經濟。同理，行政是政治的迂回。通過行政獨立，政治發展為迂回政治。這意味著政治與行政的二分不是公共行政學天然公理，而是工業化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公共行政學的特殊定理。從經驗觀察，前現代公共行政的特點，常常表現出政治與行政不分，行政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特點。
政府行政與企業管理，在價值迂回方面的作用是一樣的，都在于以節省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謀求專用性資本（政治資本即權力、經濟資本即投資）的增值及利得。行政的獨立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但這種獨立性一旦走向極端，又會失于政治性和公共精神的衰退，形成一種異化于社會的力量，帶來典型的“工業病”。注意政治與行政二分的這一工業化性質，對于我們后面理解第二次行政現代化（新公共行政）揚棄這種二分的理由，是十分重要的。
行政官僚制的工業化實質
當斯密指出專業化分工的工業化性質時，他只是在市場的意義上指出了工業化特征，直到科斯揭示了交易費用規律后，企業何以分層這一工業化的另一大特征，才被人們理性地加以認識。在識別分層結構這一工業化特征上，行政學比經濟學幸運，因為出了一個天才的韋伯，提出了系統的官僚制理論，從而使政府組織理論，提前于企業組織理論發現了科層制這一工業化規律。
這里就要談到一個不同于行政學界的普遍看法。行政學界往往以韋伯式的官僚制與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義）來劃分公共行政的前后兩個發展階段。其中，把公共選擇理論指導下的行政改革，歸于新公共管理的廣義范疇。行政學界這種劃分過于注重了學科技術性的方面，而忽略了問題的現代化大背景。大背景是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的分野。
我認為應當把公共行政領域的公共選擇理論劃入官僚制理論的大范疇之內。理由是公共選擇理論沒有突破科層制這個大的歷史范式。公共選擇理論主張的扁平化不是建立在流程再造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職能劃分基礎上的。公共選擇理論所主張的“小政府”只不過是“小企業”化的政府，仍然是一種科層制下面的制度設計，只是組織規模大小不同而已。
舉例來說，對于奧斯特羅姆夫婦把他們歸于公共選擇、新公共行政還是新公共管理，學界各種說法都有。公共選擇與新公共管理具有本質區別，奧斯特羅姆屬于公共選擇，而不屬于新公共管理；奧斯特羅姆在“民主行政”意義上的新公共行政，與弗雷德里克森強調“公共性”意義上的新公共行政，也具有本質區別。奧斯特羅姆作為新公共行政，只是形似而非神似。
按照工業化這樣一個大范疇進行區分，實際有兩種意義和階段上的官僚制：一種是韋伯式的官僚制，一種是公共選擇式的官僚制。映射到電子政務的政務觀上，如果信息技術與韋伯式的官僚制結合，意味著電子政務的目標模式是不觸及現有政務職能劃分的單純技術手段的應用，如政府上網工程；如果信息技術與公共選擇式的官僚制結合，意味著電子政務的目標模式，是在職能轉變意義上的信息技術應用。
從績效模式上看，兩種官僚制的共同點在于效率導向。這也是被公共行政學界普遍認為的這種模式的傳統性所在。韋伯式的官僚制是大政府模式，支持這種模式的電子政務，如同其政務本體一樣，側重在將政府作為一個成本中心，只考慮效率不考慮成本，搞的完全不是有效益的信息化。公共選擇式的官僚制是小政府模式，這種模式及其信息化實踐往往在受到財政壓力情況下，把成本控制當作了首要任務，追求將效率建立在成本控制之上。
第9篇：公共行政的科學觀范文
1978年公務員改革在美國公共人事行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通過對高級公務員引入市場化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大大提升了美國高級公務員的績效。
在美國，高級公務員是指政務官（由總統任命國會批準的各部部長、副部長）之下、普通公務員（公務員序列中GS-1至GS-15級的行政人員）之上的高級行政人員，在1978年之前主要由公務員序列的GS-16、GS-17和GS-18級以及執行級的第四、五級構成，在1978年公務員改革以后，指由上述兩類轉化而成的高級執行官（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考察高級公務員至少有三個維度：政治性回應、技術性回應和法律回應。政治性回應表面看來是高級公務員對民選官員的回應，實質上是對通過政治過程表達的民主的回應。技術性回應，強調高級公務員的管理責任，對公共行政的效率、效益、經濟等技術性目標負責。法律回應，要求高級公務員必須在法律范圍之內行動。以上三個維度，都以憲法為根本前提。
在高級公務員研究的上述三個維度中，技術性回應是人們最為關注的視角。這是指，政府就公眾對公共行政的效率、經濟、效能等技術價值做出及時的反應。政府不僅要積極行動以達成廣泛的政治目標，而且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從事各種活動，追求管理的效率、經濟以及效能。正如羅森布魯姆所言：“實現政治目標的公共行政活動不僅要遵循合理的標準和公平的程序，而且要符合優質管理的標準。拋開目標和法律限制，在日常的機關運作過程中，各項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效率、效能，以及運作經濟之要求。”
從根本上看，技術性回應的理論基礎就是管理主義，包括古典管理主義和新公共管理。在古典管理主義看來，公共行政吸取了科學管理中強調專業資格和技能的主張，通過挑選才能突出者擔任公職并對他們進行培訓，提高行政活動的效率。高級公務員具有高層次知識、通曉管理和掌握大量行政信息，這些特征都是保證行政效率的必要前提。隨著社會領域的縱深分化，以及大量行政事務通過合同、外包等方式轉移到政府外部，對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公共管理認為，績效不良不是缺乏管理能力和不履行職責的結果，而是各種冗余的、不必要的規則的結果。因此，為改進公共行政的績效，必須將高級公務員從各種繁文縟節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以一種更為靈活和彈性的方式對目標和結果負責。
美國歷史上要求建立高級公務員制度的主要改革，都體現出這樣一種觀點，即高級公務員是提升公共行政的效率、經濟和效益的關鍵，管理需要改進。第一屆胡佛委員會（1947）提出要“培養大量有才華的高級公務員，有計劃的安排提升，使之能擔任適當的職位，以發揮最大的效率”。第二屆胡佛委員會（1953）在報告中闡述的更明確，要求建立正式的高級公務員制度（Senior Civil Service），由各機構雇傭和任命有能力的、政治中立的常任高級公務員，其任命受到兩黨共管的委員會之審查以及總統的同意。高級公務員的地位、級別和工資應當依人設置，從而為自由流動提供便利。而聯邦人事管理工程（1977）研究的更加系統和深入，形成了長達60頁的專門報告。報告指出，高級公務員存在11個方面的問題，在“建立一個有效的、高效的和平等的公共行政”方面明顯失敗了，要求建立一個“全新的”高級公務員制度。這一報告為1978年公務員改革奠定了基礎。1978年卡特政府正式創建了高級公務員制度，其目的在于使聯邦政府更易于管理，更有效、更高效和更具政治回應性。
在提升技術性回應方面，高級公務員制度的主要實踐是引入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和經驗，“釋放出公務員身上強大的能量，提高他們為公眾服務的能力。”一是引入市場化競爭機制，廢除了對高級公務員身份和資歷的保護。通過對高級公務員的職位設計與管理、候選人制度、培訓與發展等引入競爭機制，在高級公務員中創立內部競爭市場，克服公共行政的低效率。二是強化與績效掛鉤的激勵機制。建立健全績效管理體系，綜合考察個人績效與組織績效，將高級公務員的績效考評結果與工資、任免、升遷等掛鉤。例如，根據相關法案，凡有一次在年度績效總評估中被評為不滿意者，必須調整高級公務員職位或者是退出高級公務員序列；每五年中有兩次在年度績效總評估中被評為不滿意者，必須退出高級公務員序列，每三年中在年度績效總評估中少于一次被評為完全滿意者，必須退出高級公務員序列。從組織層面看，它實現了高級公務員的雙向動態管理，使造就、保持一支高素質的高級公務員隊伍有了現實可能；從個人層面看，它極大增加了任職壓力，所有高級公務員必須承受績效考評的不確定風險。三是賦予各聯邦機構一定的管理彈性和自。各聯邦機構能夠根據部門需要，自行決定高級公務員的職數和任職資格要求，能夠將高級公務員安排到不同層級甚至是聯邦政府的基層崗位上去，并且根據高級公務員績效考核結果，擁有辭退不稱職者的權力。
高級公務員制度以目標和結果為導向，將技術性回應從規則層面上升到結果層面，是一種真正全新的模式。正如休斯所言：“1978高級文官制度改革，基于這樣一個觀點，管理需要持續改進。高級公務員是一個高資歷管理者的精英階層，他們將被任命到較高資歷的執行部門，而不是被任命到特定的職位，它的目標是允許他們在不同的職位之間迅速調整。這項法令還引進了績效評估和績效工資制……這些做法試圖把私營部門中普遍運用的激勵因素引入公共部門，目的是給那些有能力的人提供一些實在的報償。這項法令還引進了新的降級和解雇程序，這同樣出于提高質量的想法。”此外，高級公務員制度賦予各聯邦機構更大的人事權力和彈性，打破了任職資格的統一限制。人事權的下放，使各聯邦機構能根據本部門的實際確定某一崗位的具體任職資格，從這個意義上講，高級公務員制度提升和強化了 “專業性”。
雖然，從20世紀后期的情況來看，技術回應模式賦予了政府很強的公共行政能力，使高級公務員的行政控制技巧得到提升。但是，在高級公務員制度中過分強調技術性回應的一個首要危險就是管理主義的泛化。由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質，無論是在聯邦的高層還是基層，不可能也不會在所有的方面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價值的方面，對私營部門中的管理方法和技術進行復制。高級公務員制度是公共人事行政改革的先鋒和旗幟，它的新公共管理實踐對于聯邦的中下層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這必然導致聯邦各級政府的層層效仿，推動新公共管理在聯邦政府中的擴散。導致公共行政中管理主義的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