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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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收入分析范文
【關鍵詞】 GDP 地方財政收入 ARIMA模型 協整分析 誤差修正模型
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陜西省GDP由1978年的81.1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10123.5億元，呈現穩定持續增長的態勢。同時，陜西省財政收入的變化具有較明顯的波動性。本文將利用1978—2010年的陜西省GDP和財政收入數據建立ARIMA時間序列模型，并對GDP和財政收入總額進行協整分析，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從長短期兩個角度綜合考察二者的動態均衡關系。
1. 變量與樣本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1978-2010年陜西省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總額為樣本數據，原始數據來源于《陜西統計年鑒（2011）》。筆者采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P（1978作為基期即1978=100）將上述兩個變量折算成以1978年不變價格計量的值。用LnGDPt和LnGSHt分別表示取自然對數后的實際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總額。
2. 實證分析
2.1 ARIMA模型
2.1.1 ARIMA模型設立：根據數據，分別得到LnGDPt和LnGSHt的時間序列圖。
圖1 LnGDPt、LnGSHt的時間序列圖
如圖1所示，兩組時間序列均呈明顯的增長趨勢，且其自相關圖衰減的很慢，說明為非平穩序列。為了消除非平穩性，對數據一階差分，得到序列DLnGDPt和DLnGSHt。對該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DLnGDPt序列的ADF統計量值為-3.94，均小于三種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DLnGSHt序列的ADF統計量為-3.85，從而說明DLnGDPt和DLnGSHt序列均具有平穩性。
2.1.2 ARIMA模型參數估計
（1）LnGDPt序列的ARIMA模型
對一階差分序列DLnGDPt作相關圖和偏相關圖進行模型的分析估計。從圖2中可大致看出，取自相關函數的滯后階數q=1，偏自相關函數的滯后階數p= 1，因而p，q的組合可能為（0，1），（1，0），（1，1）。
如表2所示，ARIMA（1，1，1）的AIC和SC值均為最小，故選擇此模型。
得到模型表達式為：
DLnGDPt=1.0363DLnGDPt-1+Ut+1.3170Ut-1
t=（1019.60） （-8.12）
se= （0.001） （0.162）
R2=0.42 R2=0.40 n=31 DW=-4.19
由于t統計量的值大于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所以拒絕原假設，即變量對DLnGDPt的影響是顯著的。又對模型的Q統計量進行白噪聲檢驗，每一滯后階數的Q統計量均有：Q≤，故ARIMA（1，1，1）模型的隨機誤差項是一個白噪聲序列，說明設定的模型適合原時間序列。
（2） LnGSHt序列的ARIMA模型
從圖3中可得出，自相關函數為拖尾，偏自相關函數第一個后截尾，取p=1，判定原時間序列適合ARIMA（1，1，0）模型。得到模型表達式為：DLnGSHt=0.4491DLnGSHt-1+Ut
t統計量的值為2.72，通過檢驗。對模型的Q統計量進行白噪聲檢驗，每一滯后階數的Q統計量均有：Q≤，故ARIMA（1，1，0）模型的隨機誤差項是一個白噪聲序列，模型是合理的。
2.2 協整分析
對1994-2010年的GDP和財政收入數據進行協整回歸：
LnGDPt=4.3651+0.6964LnGSHt
t=（106.76） （63.83）
se=（0.04） （0.01）
R2=0.996 DW=0.963 T=17
通過檢驗殘差序列et的平穩性，檢驗LnGDPt和LnGSHt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檢驗得et的ADF值為-3.12，說明殘差序列是平穩的。AEG回歸式如下：Det=0.0041-0.6465et-1，AEG=-3.12，從而也說明LnGDPt與LnGSHt存在協整關系。
2.3 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DLnGDPt=β0 DLnGSHt +β1ECMt-1+ut
經以上檢驗得知，LnGDPt，LnGSHt～I（1），且存在協整關系，則建立誤差修正模型表達式為： ，其中ECMt=LnGDPt-k0-k1LnGSHt ，是非均衡誤差。
誤差修正模型為：
DLnGDPt=0.0768+0.2458DLnGSHt
-0.2390ECMt-1
t=（6.89） （3.74） （-2.05）
se=（0.01） （0.07） （0.12）
R2=0.52 R2=0.44 n=16 DW=1.31
其中，
ECMt=LnGDPt-4.3651-0.6964LnGSHt
上述誤差修正模型反映了LnGDPt受LnGSHt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說明短期內陜西省財政收入總額可能偏離其與GDP的長期均衡關系。LnGSHt的回歸系數0.2458表明，陜西省短期財政收入變化1%將引起GDP同方向變動0.2458%。而LnGDPt和LnGSHt的長期關系是：LnGDPt=4.3651+0.6964LnGSHt+et，說明LnGDPt對LnGSHt的彈性系數為0.6964，即陜西省長期財政收入每增加1%，GDP平均增加0.6964%。綜上所述，陜西省GDP與財政收入總額存在動態均衡機制。
3. 結論及政策含義
基于以上實證分析，結論如下：
3.1自改革開放以來陜西省GDP持續增速，上升勢頭迅猛。而1978-1982年中央對地方財政實行統收統支的政策，地方積極性不高，財政收入不斷下降；而1983年國有企業的利改稅使得地方國有企業上繳的稅額一部分納入地方財政，因而財政收入呈平穩上升的態勢；而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改革又使地方的財權降低，財政收入在這一年急劇下降；之后隨著經濟形勢的穩定和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得財政收入也穩步增長。
3.2陜西省GDP同財政收入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從模型表達式上看，雖然在短期內會有小幅度的波動，但誤差修正項對長期穩定趨勢的偏離起到了比較明顯的收斂作用。因而從長期來看，GDP與財政收入的變動息息相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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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韓月.北京市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協整分析[J].現代商業，2011，（10）：204-205.
[3] Why Is Russian GDP Growth Slowing，
第2篇：財政收入分析范文
關鍵詞：山東省；財政收入；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為了實現國家職能的需要，參與社會產品的分配和再分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國家與各有關方面之間的分配關系。財政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兩個部分。財政收入是政府部門的公共收入，是國民收入分配中用于保證政府行使其公共職能、實施公共政策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的資金需求。財政收入的增長情況關系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各項稅收收入，此外還有政府其他收入等。同時，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財政收入的規模還要受到經濟規模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本文以山東省1994-2007年的財政收入相關數據為根據，研究山東省財政收入的主要影響因素。
一、經濟變量的選取
財政收入一般由以下幾部分構成：稅收收入、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收入、債務收入以及費用等其他收入。其中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而后三部分與國內生產總值表現出明顯的正相關，為簡化模型，這里把后三部分合并為國內生產總值一項，用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說明除稅收以外的其他因素的變動對財政收入的影響。所以這里選取的解釋變量有：
1.稅收收入。是各年的總稅收，包括增值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等各項稅收，這是財政收入最核心的部分，所占比重也最大，包括地方和國家兩級稅務機關對地方財政收入的貢獻。
2.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是影響財政收入后三部分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稅基的重要因素。
因為1994年我國進行了財政體制改革，從當年1月1日開始從地方財政包干制改革為能夠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分稅制，建立中央和地方兩個稅收體系，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這兩項在1994年前后由于統計口徑的不一致，并不具備可比性，所以在此只選用1994年及以后的數據。
數據來源：山東省統計年鑒2008
二、參數估計及檢驗
1.參數估計
設每年的財政收入為Y(億元)，稅收收入為X1(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為X2(億元)，則可得Y=B0+B1X1+B2X2。
用OLS估計參數，得：
即：Y=-68.8649+0.8668X1+0.02324X2
2.模型的檢驗
(1)經濟檢驗
財政收入一般和稅收收入、國內生產總值正相關，所以B1和B2均應取正值，而且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應占很大一部分比重，即B1的數值應該比較高。上面得到的模型有著良好的經濟意義。
(2)擬合優度檢驗
從上圖可以看出，可決系數R2=0.9995，修正的可決系數R2=0.9994，模型的擬合程度很高。
(3)變量的顯著性檢驗(t檢驗)
t的絕對值分別為9.263947，11.42796，6.021130，在顯著性水平為0.05的情況下，t(11)=1.796，可見稅收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對財政收入的影響都是顯著的。
(4)方程的顯著性檢驗(F檢驗)
模型的F值為10265.87，在給定顯著水平為0.05的情況下，F(2，11)=3.98，所以拒絕方程不顯著的假設，回歸方程顯著。
(5)序列相關性檢驗
對于給定的顯著性水平為0.01，解釋變量個數為3、樣本個數14，查DW檢驗表。因DW檢驗表中樣本容量最小為15，故取臨界值dL=0.70，dU=1.25，于是有DW統計值dU
(6)多重共線性檢驗
計算出的解釋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如下：
由各相關系數值可知，解釋變量高度相關，說明模型確實存在多重共線形。
對模型進行修正：用逐步回歸方法解決多重共線性，分別將Y與各解釋變量作簡單回歸，得：
Y=-39.4823+1.3202X1…………………………(1)
(-3.5481)(72.1440)
R2=0.9977，F=5204.76，D.W.=1.1502
Y=-117.6782+0.0670X2…………………………(2)
(-5.6308) (41.5804)
R2=0.9931，F=1728.93，D.W.=0.8913
由上可知，方程(1)的擬合優度最大，但加入X2，擬合優度進一步提高，也就是說財政收入不僅確實受稅收收入的影響，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而國內生產總值是影響這些因素的一個重要指標。當然國內生產總值也是影響財政收入的因素，所以X1X2會表現出顯著的多重共線性，但如果只考慮國內生產總值的話，即方程(2)，B2值偏小，無法更加確定地說明影響財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因為畢竟稅收收入在財政收入中占絕對地位。所以盡管初始模型解釋變量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多重共線形，X1X2仍然全部保留在方程中。即方程為Y=-68.8649+0.8668X1+0.02324X2
三、結論分析
1.該模型的經濟意義是明顯的，即財政收入主要取決于稅收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兩個因素，X1的系數為財政收入的稅收彈性，即稅收收入增加1%，財政收入將增加0.8668%。X2的系數為財政收入的國內生產總值彈性，即其他收入增加1%，財政收入將增加0.2324%。可見稅收收入變化對財政收入變化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2.兩個彈性系數之和為1.0992，與1非常接近，說明財政收入的增加基本上全部來源于稅收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
3.稅收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高度相關，因此財政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也非常密切。增加財政收入不一定要采取提高稅率、增加稅種這樣的稅收手段，如果國家的經濟發展形勢良好，經濟總量持續擴大，財政收入的規模也會隨之擴大。
參考文獻：
[1]李子奈.計量經濟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金欣雪，周紅林.我國財政收入影響因素分析[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7，(17).
第3篇：財政收入分析范文
稅收收入與非稅收入都是政府依法組織的對納稅(費)人征收的政府性收入,兩者間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替代”和“擠出”效應,就是說政府征收非稅收入的多少,會影響到稅收收入的多少。
今年在大經濟環境下行的背景下,我區財政收入同樣增長乏力,與去年同期相比,2011年9月財政預算收入為374428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22%,其中非稅收入占區財政收入的63%。而今年9月財政預算收入僅較去年同期減少34%。其中非稅收入占到區財政收入的40%。除了結構性減稅的因素外,非稅收入對區財政收入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先從稅收部分分析,2011年比上年環比增長30%。而在11年以前,區稅收都以近30%左右的增幅增長。今年基本與去年持平。見下圖:
增值稅、營業稅均比同期有所下降,而從縣區國庫統計報表中看,私營經濟實體稅收下滑尤其明顯。與房地產有關的稅種,如房產稅、契稅等仍然保持在30%左右的增長。今年在傳統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國家調控政策下的房地產行業依舊是相對活躍的。
對我區預算收入影響最大的非稅收入部分,近三年分季度征收情況由下圖分析:
在影響非稅收入的項目中,最重要的即是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從2011年6月份開始至年底,區財政每月都有大筆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今年在政策調控下,一些地產商也不敢輕易拿地,也有在去年政府大量賣地之后已無地可賣的因素。今年到9月份,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只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更是不到2011年全年的六分之一。
由此看來,今年稅收要保持往年的增長幅度有一定難度。政府不能再依賴賣地的收入。從縣區國庫統計表上看,非稅收入的幾個大項較去年有大幅的增長。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均為去年同期的兩倍左右。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更是較去年上漲了283%。非稅收入的擠占和替代作用十分明顯。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我認為是幾個方面:第一,政績考核機制相對單一。GDP是目前許多部門考核政績的重要指標,保持這個數字的增長使得政府有美化財政收入報表的傾向。第二,分稅制改革不完善。財權高度集中與地方事權下放的矛盾,使得地方政府在落實部分自籌項目資金時缺乏暢通渠道。第三,非稅收入與部門利益掛鉤,使得非稅收入監督管理相對滯后。第四,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占用了更多的社會資源,無形中增加了企業成本。
對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政府考核機制多元化,避免政府過于依賴包括土地使用權出讓等國有資源有償使用的收入。在主導投資的同時,注重地區經濟實體的發展,為地區企業可持續發展營造有利的環境。
深化分稅制改革,設立與地方政府事權相對應的財權,切斷地方政府征收非稅收入的動力源泉。
第4篇：財政收入分析范文
一、 近幾年的中國財政收入狀況
2007至2011年，我國全口徑財政收入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以2011年我國全口徑財政收入情況為例，一般預算財政收入約103853億，約為GDP總額的22%，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比較均偏低。全口徑財政收入約為171874億，約占GDP總額的36%。政府債務相關收入187483億元，約占GDP總額的40%，這個水平已經高于較低財政收入的發達國家，大大超過發展中國家水平。根據公共財政基本原理可知，財政收入水平與規模的變化具有很強的規律性，但目前還沒有一種模型能夠精確測量一個國家財政收入的合理規模與水平。一個國家的財政收入由許多方面共同決定。比如：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政治因素、歷史因素、社會因素等。根據“表1”橫向與縱向數據詳細比較，可以明顯看出，我國當前財政收入的規模已達到比較高的水平。
二、 財政體制影響下的地方財政收入增長
1994年我國實施分稅制后，地方政府出現了財力與事權不成正比的情況。如何在這種情況下成功解決收入難題成為地方政府最為關心的重要問題。為了迎接這一挑戰，地方政府努力執行以下策略：第一，在稅收領域，不斷加大了征稅的力度，使得稅收增長率顯著提高，促進稅收任務及時完成。第二，在非稅收領域，充分利用非稅收入靈活性強的顯著特點，結合自身擁有的自由裁量權，各個擊破。第三，在非預算收入的領域，地方政府勇于抓住城市化帶來的機遇，大力做大土地財政。第四，通過變相的債務融資來籌集大量資金，從而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
三、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策略、行為及問題分析
（一）地方財政收入目前存在的問題
中國稅收之所以能夠保持連續十多年以GDP增長速度的兩倍快速增長，與我國地方政府努力執行以上策略不可分割。但是，經過仔細分析不難發現，我國地方政府稅收的增長屬于任務導向型的增長，而不是經濟增長型。具體而言，由于政績相關壓力的影響，省級政府制定稅收任務，市、縣政府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加碼，從而導致我國地方稅收超常規模的增長，壯大了地方政府的財力。甚至在2001年，我國地方政府的預算收入規模逐漸超過了中央收入。地方政府為了保質保量的完成稅收增長相關任務，采取了以下措施：
1、突擊征稅。據新京報報道，我國甘肅省某地方稅務局于2012年6月6日這一天提出大干20天，完成一年時間過半，稅收任務完成必須過半的目標。于是，地方稅務局開始全面突擊征稅，至6月26日，稅收增加共計6448萬元，順利完成“雙過半”的稅收任務。據統計，該縣上半年稅收總額約為2億元，在這短短的20天卻完成了上半年總額的30%左右。其實，這樣的現象其他地方也時有發生。
2、引稅。地方政府通過稅收優惠等方式來吸引投資，從而拓展該地區稅收來源的行為稱為引稅。由于稅收任務的強大壓力以及收入最大化目的的驅使，各個地方政府把引稅作為與周邊政府進行稅源爭搶的重要手段。這種稅收優惠政策既助長了部分企業的惰性，又導致了各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影響了市場經濟秩序，不利于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3、過分征稅。相關調查顯示，2012年溫州地區部分區縣財政收入指標高達20%左右。在高指標和政績因素的影響下，過分征稅成為經濟下滑時期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當年溫州60%左右的大規模企業出現減產，甚至停產，利潤下降約20%，但是其應該繳納的稅額卻增長約2%。這種征稅過頭的行為嚴重影響了企業與稅務部門之間的和諧關系，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嚴重阻礙了政府公信力的樹立。
（二）對地方財政收入目標考核的利弊分析
我國財政目標考核有利于加強稅收力度，加速稅收增長速度，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擺脫分稅制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快速發展的經濟相關需求。與此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這種地方財政任務式的增長不利于企業與稅務部門之間和諧關系的建立，影響了政府公信力和市場經濟秩序，對我國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帶來的不良影響，阻礙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地方財政收入如何更好的反映當地經濟水平
要想讓地方財政更好的反映當地經濟發展水平，需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建立穩定的財政增長機制。減少突擊征稅、過分征稅和引稅的發生。第二，減少歷史因素、政治因素等非政治因素對地方財政收入的影響。第三，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水平，提出與之相適應的地方財政收入指標。 第四，正確發揮地方財政部門的調控職能
四、 正確發揮地方財政部門的調控職能
地方財政部門要想正確發揮自身的調控職能，必須努力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健全地方稅務制度。分析、研究并出臺財產稅、環境保護稅和社會保障稅，并把他們作為地方收稅種類。同時還需要不斷完善地方稅相關體制，確立地方稅收政策增長相關機制，從而確保稅收收入和稅收質量。第二，調整行政性收費等非稅收性質的收入，嚴格規范地方政府的行政執法。第三，通過土地財政改革，科學提高土地稅收，實現從賣地主導向稅收主導的轉變。第四，發行地方債。這就要求中央政府正確面對地方政府債務，合理修改預算法，讓地方政府擁有獨立發債的權利，從而巧妙的實現從隱性債務到顯性債務的轉變。同時，地方政府需要建立債務相關風險和效益管理機制，把風險最小化，效益最大化。
第5篇：財政收入分析范文
這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是否具有穩定性、健康性,僅從經濟發展的表層來分析尚不足以合理解釋,只有從地區經濟的內在性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量的要素構成兩個方面入手,將財政收入增量做來源化的剖析,從財政收入增長的源頭分析各構成要素的財政收入貢獻率,分要素量化財政收入增量和增速,才能夠明確內蒙古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原因。通過對2007-2008年內蒙古各項經濟數據的分析發現，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企業效益改善等內在經濟因素以及制度、征管等政策因素都推動了內蒙古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
一、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為財政收入增長奠定了物質基礎
2007-2008年，全區分別實現地區生產總值6423.18億元和8496.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分別比上年增長19.0%和17.5%，高于全國4.38個百分點和10.58個百分點。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直接拉動稅收收入和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其中, 可稅GDP分別拉動當年稅收完成690.83億元和921.09億元, 對稅收收入的貢獻率分別為12.24 %和11.09% ,對財政收入貢獻率為14.96%和12.0%;不可稅GDP分別拉動納入預算管理的非稅收入增長54.66%和28.92% ,對當年的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為19.13%和9.63%,對財政收入貢獻率為23. 39%和10.41%。
二、經濟效益提高為稅收收入增長提供了現實的客觀條件
（一）固定資產投資持續穩定增長拉動稅收強勁快速增長
2007-2008年,全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4404.75億元和5604.67億元,比上年增長29.31%和27.24%。其中,工業投資2220.26億元和2881.76億元,分別增長22.10%和29.81%。分別拉動營業稅增長51.45%和42.26%，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18.01%和14.07%,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22.02%和15.21%。
（二）企業經營效益提高直接拉動所得稅大幅增長
規模以上企業經營效益好轉拉動稅收收入大幅增加。2007-2008年,全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為295.8和203.61,分別比上年提高63.5%和38.9%, 實現利潤總額445.55億元和614.68億元,分別增長63.8%和40.7% ,分別拉動企業所得稅完成133.66億元和184.40億元,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22.33%和13.56% ,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27.31%和14.65%。
（三）特色優勢產業稅收貢獻率提高
能源、冶金和建材、化學工業、農畜產品加工業、機械裝備制造等特色優勢產業貢獻的稅收占稅收收入的43%,拉動增值稅高速增長。2007-2008 年,全區特色優勢產業實現增值稅分別為122.72億元和193.78億元,增長37.64%和57.90%，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為22.65%和15.23%，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27.70%和16.47%。
第一,煤、電、油等能源行業實現增值稅181. 20億元和2 7 7.40億元，較上年增長45.3 2 %和21.65%，對增值稅的貢獻率為75.23%和78.21%,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為15.86%和7.21%,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19.40%和7.79%。
第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拉動了商業增值稅顯著提高。2007-2008年,全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為1904.11億元和2363.33億元, (注:計算時已剔除餐飲業零售總額),實現商業增值稅完成45.34億元和79.77億元,同比增長19.4%和24.1%,對增值稅的貢獻率18.25%和15.27% ,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為6.79%和8.02%,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8.30%和8.68%。
（四）居民收入提高及消費需求和消費結構升級拉動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增長
2007-2008年,全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2378元和14431元,比上年實際增長14.6%和10.6% , 人均消費性支出9281.5 元和10827元,比上年實際增長21.1%和16.7%；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3959元和4656元,比上年實際增長18.3%和11%,人均生活消費支出3256元和3618元,比上年實際增長17.5 %和11.1%；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0.30和0.32,農村牧區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0.34 和0.41。2007-2008年,全區共實現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為71.92億元和82.56億元,增長11.23%和4.72%,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為3.93%和1.57% ,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4.81%和1.70% 。
三、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推動財政收入全面增長
（一）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促進稅收結構調整
2000-2008年,全區產業結構由的22.8:37.9:39.3調整為11.7: 55.0:33.3，第一產業年均遞減9.99%；提供工商稅收的第二、三產業比重分別上升17.1%和下降6%。其中，第二產業年均遞增5.5% ,第三產業年均遞減2.4%。2000年和2008年分別完成工商稅105.5億元和724.7億元,年均增長23.88%,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為0.88%和6.82%,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5.26%和7.38%。
（二）優勢地區對全區財政增收的帶動作用進一步增強
2002 年,呼、包、鄂三市地區生產總值854.49億元,占12個盟市總計的44.2% ,財政總收入共完成48.69億元,占12個盟市財政總收入的19%；2008年，三市地區生產總值4679.37億元，占12個盟市的53.7%，財政總收入共完成605.15億元，占12個盟市財政總收入的57.9%；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為1.36%和19.27%，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8.13%和20.84%
四、財政支出規模擴大和支出結構優化為財政收入增長提供了有力保障
2000-2008年，全區財政支出總量不斷增加，財政規模不斷擴大，財政支出結構也不斷優化，財政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增強。隨著財政支出規模的不斷擴大，公共財政建設進程加快，民生支出規模逐年擴大。稅源建設效果良好，主體稅源得到有效的保護和涵養。各項財政資金健康、安全、有效運行，財政支出整體效益逐年提高，拉動和影響財政收入持續、穩步增長。2000-2008年，財政總支出從261.06億元增至1455.48億元,平均增長率為24.01%,比同期年均增長率21.04%高2.97個百分點,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為13.44%和4.98% ,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16.44%和5.39%。
五、政策調整及征收管理強化成為財政收入增長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為扶持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積極貫徹落實以先征后返為主的財稅優惠政策。2000-2008年,全區支持地方發展的先征后返總額為19.50億元和68.14億元,占財政總收入的12.53%和4.92%，占當年財政收入增量的14.68 %和4.08%，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為0.90%和1.64%，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5.36 %和1.77%。全區稅務部門從完善體制、創新機制、健全制度和改進征管手段入手，不斷提高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益，依法治稅，確保稅收收入應收盡收；同時，非稅收入收繳也不斷加強。2000-2008年，全區納入預算管理的非稅收入為15.64億元和456.67億元,年均增長45.48%，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從10.54%降至9.57% ,對稅收收入貢獻率分別為0.75%和3.19%，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分別為4.51%和3.45%。
第6篇：財政收入分析范文
一、“三地”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對地方財政收入的影響分析
（一）“三地”經濟總量對財政收入規模的影響
2010-2012年，郴州市地區生產總值（GDP）從1081.8億元增長到1517.3億元，年均增長18.43%；贛州市地區生產總值（GDP）從1119.5億元增長到1508.43億元，年均增長16.08%；韶關市地區生產總值（GDP）從683.1億元增長到888.48億元，年均增長14.05%。與經濟總量增長相對應，“三地”政府財政收入也持續增長。2010-2012年，贛州市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從124億元增長到了228億元，年均增長36%；郴州市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從112.2億元增長到189.47億元，年均增長29.95%；韶關市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從113.85億元增長到146.5億元，年均增長13.43%。
從“三地”經濟總量與財政收入之間關系的比較來看，當前有三個現象值得關注。一是郴州與贛州經濟總量相近，但財政收入規模差距較大。近年來，郴州市盡管GDP增長速度較快，2012年其地區生產總值（GDP）已居三地之首，但由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落后于贛州，其公共財政預算收入規模與贛州市的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二是贛州財政收入快速增長，三大收入占GDP的比重達40%。目前，贛州市的三大收入總額（不含社保基金收入）已超600億，其無論是稅收收入、非稅收入與轉移性收入在三地中均規模最大、增速最快。三大收入總額占經濟總量（GDP）的比重達40%，政府集中的經濟資源或財力遠超其它兩地。三是韶關財政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財政收入規模與贛州、郴州的差距拉大。近年來，韶關市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相對比較平穩，但增速呈回落態勢，特別是財政收入增長的放緩，表明政府在干預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有所下降。
（二）“三地”產業結構及其對稅收收入結構的影響
從三次產業結構來看，2012年，郴州三次產業比例為10.33：57.95：31.72，韶關為14.08：42.02：43.90，贛州為16.25：44.88：38.87，三地產業結構比例不盡相同，但均處于工業化發展中期（橄欖型結構），離發達國家和地區普遍所處的倒金字塔型產業結構尚存在較大差距。其中，韶關第三產業比例2012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其產業結構演進暫時領先郴州和贛州兩地。
一般而言，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會帶動地方稅收收入結構逐漸發生變化，隨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稅收收入主要依靠二、三產業。但由于各地工業基礎不一樣，“三地”稅收收入結構有著各自鮮明的特點。一是韶關工業基礎較好，稅收收入主要依靠傳統制造業。韶關大型國有重工業企業較多，稅源穩定，因此，韶關市經濟總量中第三產業比重雖然較大，但其稅收收入仍主要依賴第二產業，占比達68.38%，其中，制造業占比達42.82%，比郴州和贛州分別高22.66和6.62個百分點。二是郴州和贛州由于工業基礎相對較弱，其稅收收入對第三產業的依賴增加。如贛州2012年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稅收收入占比分別達19.33%和6.72%；郴州以煙葉、煙草為主的批發零售業和房地產業的稅收收入占比分別達19.88%和17.42%。
（三）“三地”需求結構對地方財政增收穩定性的影響
2012年，郴州市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口總額分別為1098.4億元、554.58億元、14.27億美元；韶關市分別為548.5億元、409.6億元、8.7億美元；贛州市分別為1110.91億元、492.42億元、28.39億美元。從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需求比例關系來看，“三地”經濟增長方式都主要依投資拉動，特別是郴州、贛州投資增長十分強勁。2010-2012年期間，郴州市固定資產投資從 664.2億元增長到1098.3億元，增長超過1.65倍，投資增速在“紅三角”城市中都居于首位；贛州市固定資產投資從688.13億元增長到1110.91億元，投資總量和增速都與郴州相近；韶關市固定資產投資從384.3億元增長到548.5億元，投資總量和增速與郴州、贛州尚有較大差距。
“三地”經濟增長方式大致相近，但在投資、消費和出口需求方面仍各具一定特色，并對地方財政收入產生重要影響。一是投資對財政收入的拉動效應在逐步降低。“三地”投資增長對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增長的拉動效應正在逐漸下降。2010-2012年間，郴州固定資產投資對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的貢獻率（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增加值）由最高的41.79%降至10.49%，贛州由最高的44.69%降至15.46%，韶關由最高的67.86%降至18.42%。“三地”政府在拉動地方項目建設方面，面臨的財政預算約束不斷加大。二是消費對財政收入平穩增長的影響加大。“三地”中，郴州市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高于贛州、韶關兩市。強勁的消費需求為郴州市財政收入的平穩增長奠定了基礎。但隨著影響消費需求的因素不斷增多，如收入預期下降、物價上漲、消費升級、政府公務消費削減等，都將對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產生重要影響，并最終影響地方財政收入的平穩增長。三是出口對財政收入增長的貢獻下降。“三地”中，贛州市、郴州市的出口相對具有明顯優勢，出口企業稅收也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但近年來，受國家宏觀調控以及人民幣升值加快、出口產品價格不穩定等因素影響，出口企業利潤空間受到擠壓，其對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貢獻有所下降。
二、“三地”財政收入增長潛力比較分析
（一）“三地”宏觀稅負總體概況
一個地方稅負的輕重，反映了其財政收入的豐裕程度和增長的可持續性。宏觀稅負一般有三種口徑，即小口徑宏觀稅負（稅收收入/GDP）、中口徑宏觀稅負（公共財政收入/GDP）、大口徑宏觀稅負（政府全部收入/GDP），其中，中小口徑更能說明政府財政能力的強弱。“三地”的中口徑稅負均未超過國際公認的23%的最佳宏觀稅負水平，宏觀經濟稅負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宜，財政收入的增長與地方經濟發展形成了良性互動的格局。
相對而言，郴州市宏觀稅負較輕，未來財政收入增長有一定的潛力。具體表現為：郴州市人口和經濟密度較高，中小民營經濟發達，隨著中小民營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企業財務制度以及稅收征管的不斷完善，中小民營企業稅收對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貢獻將持續擴大。
（二）“三地”主要稅種收入增長分析
2010-2012年，“三地”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四大稅種收入增長存在較大差別。受宏觀經濟走低及結構性減稅影響，“三地”增值稅增速均有較大回落；營業稅郴州、贛州繼續保持強勁增長，韶關增速回落較大；企業所得稅韶關增長乏力，郴州規模最小，贛州則逆勢上揚，規模與增速均居“三地”首位；個人所得稅贛州繼續強勁增長，郴州、韶關則出現負增長。
總體而言，贛州市對增值稅和營業稅依賴低于郴州和韶關。其主要原因在于稀土等資源價格的上漲和金融業利潤的增加，導致贛州市企業所得稅的迅猛增長。2012年，贛州市企業所得稅收入漲幅達60.71%，遙遙領先郴州與韶關，其中，贛州市金融業企業所得稅增幅高達80.5%。
（三）“三地”非稅收入增長分析
近年來，受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非稅收入征管加強等因素推動，“三地”非稅收入保持了較快增長，但同時也存在著結構失衡的問題。具體表現為：政府性基金收入（大部分為土地類基金收入）大于一般預算非稅收入，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較重。近年來，贛州政府性基金收入占非稅收入的比例超過了80%，2012年，贛州土地出讓收入達到128億元的歷史新高；郴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占非稅收入總額比例為“三地”最低，但隨著“城鎮化”步伐加快，房地產投資增速也在加快，政府性基金收入及其占非稅收入總額比例在快速提升。
目前，非稅收入特別是土地出讓收入，正成為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重要來源。土地供應成交面積不斷增加和土地價格大幅度增長推動了地方土地收入的快速增長，但隨著土地資源的持續消耗，未來的地方財政收入增長預期將受到較大影響。
（四）轉移性收入增長分析
轉移性收入是按政府間經濟能力差異與均等化目標的要求所進行的二次分配，體現了各級政府間權責關系和利益關系的一種協調機制。從入庫的轉移性收入規模來看，贛州從2010年的150.63億增長到2012年的251億，其轉移性收入規模最大，增速最快，年均增長29%，而同期韶關、郴州僅增長19.42%和3.21%。
贛州特殊的紅色老區地位，使得中央對其補助與幫扶的資金連年增加，對其基礎設施的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進一步夯實了其經濟發展基礎，贛州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的高速發展與中央對其作為革命老區的扶持戰略是分不開的。
三、推動郴州財政收入持續增長的對策
（一）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大力開拓新財源
一是發展現代農業。充分利用我市氣候宜人、物產豐富，農業生產條件突出等優勢，大力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科技進步，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發展地方特色產品和綠色農產品，尤其要發展高附加值的農產品生產和加工項目。同時加快農業生產的規模化、產業化、市場化、社會化步伐，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水平，從而為稅收增長培育更多合格的納稅主體，夯實和拓展稅源基礎。二是發展新興服務業。積極培育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等專業化市場，逐步形成服務新型工業化配套的專業化市場體系，著力增加新生財源；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加強城鄉交通和商業網點建設，促使、促進物流運輸業較快發展；進一步拓寬服務領域，提高旅游休閑、住宿和餐飲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的服務層次；放寬準入領域，降低準入條件，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壟斷行業體制改革，為擴大財源提供條件。
（二）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不斷優化財政收入結構
一是加快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步伐。發揮國家級“湘南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的政策優勢，不斷加快新型工業化進程，大力發展高加工度工業、裝備制造業和電子信息產業，著力培育特色突出、優勢明顯的主導產業，降低對資源型行業的依賴。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進程，促進人口、產業向城鎮集聚，形成對服務業的規模需求，培育和壯大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城鎮，拓展第三產業發展空間。二是合理引導房地產業發展。制定房地產業發展的長遠規劃，保持土地、稅收、金融等調控政策的一致性，使房價與經濟增長及居民家庭支付能力基本協調。調整優化房地產供給結構，適當發展商業地產，大力提高中小戶型的經濟實用房、廉租房的供給比例，吸引城鄉和農村人口向中心城市積聚，以“人的城鎮化”帶動房地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三是大力發展地方金融業。繼續引進外地銀行在郴設立分支機構，推動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村鎮銀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的發展，規范發展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做大金融總量。大力拓展商業票據、銀行承兌匯票和短期政府債券，鼓勵企業上市融資和發行企業債券，不斷拓展風險投資、私募股權、BT合同融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等，建立地方產權交易市場或股權交易中心，推動直接融資市場發展。
第7篇：財政收入分析范文
【關鍵詞】“營改增”；地方財政收入
自今年5月1日全面實施“營改增”以來，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均納入試點，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增值稅也納入抵扣范圍。本文圍繞“營改增”試點可能對地方財政收入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測算分析。
一、相關政策解讀
1.稅制改革
本次“營改增”試點主要內容是“雙擴”。一是擴大試點行業范圍。將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納入試點范圍，現行營業稅納稅人全部改征增值稅，實現全覆蓋。二是將不動產納入抵扣范圍。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可抵扣，形成更加完整的增值稅抵扣鏈條。
2.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
4月29日，國務院制定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后調整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的過渡方案，方案自5月1日起執行，過渡期暫定2―3年。其內容包括：
（1）以2014年為基數核定中央返還和地方上繳基數。
（2）所有行業企業繳納增值稅均納入中央地方共享范圍。
（3）中央分享增值稅50%。
（4）地方按稅收繳納地分享增值稅50%。
（5）中央上劃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給地方，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
（6）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主要用于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支持力度。
現行國內增值稅25%歸地方，改革后50%歸地方；現行營業稅及改征增值稅100%歸地方，改革后50%歸地方。因此，按國內增值稅、現行營業稅及改征增值稅的原地方留成部分計算，增值稅與營業稅及改征增值稅之比大于1：2時（即增值稅占比大于34%），地方分享收入大于改革前，反之則比重越小，地方分享收入越少。
二、“營改增”對地方財政收入的影響
山東省L縣版圖面積950平方公里，總人口78萬， 2015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7.6億元，其中稅收收入12.32億元。
1.收入劃分過渡方案對L縣財政收入影響
從L縣稅收收入結構看，增值稅、營業稅是主體稅種。按2015年收入數據測算，兩稅實現收入56772萬元（地方留成部分，下同），占稅收收入比重46.07%，其中國內增值稅收入17805萬元，占兩稅收入合計31.36%，營業稅及改征增值稅收入38967萬元，占兩稅收入合計68.64%。
由于L縣稅收構成中“營改增”收入比重較大，改革后分享收入減少，在不考慮改革減負效應情況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較調整前減少1895萬元，其中稅收減少1794萬元。
2.改革政策對L縣財政收入綜合影響
根據“營改增”減稅預估，結合收入劃分過渡方案，現按2015年數據進行綜合測算：
（1）改革對原增值稅納稅人影響難以預估，如新增服務行業、不動產的進項抵扣等減稅因素，新增納稅人索取增值稅專用發票帶來銷項增加等增稅因素，增值稅及原改征增值稅暫按改革前數據；
（2）營業稅減收金額5769萬元，附加稅費減收750萬元；
（3）在考慮減稅因素基礎上，結合收入過渡方案，按增值稅乘以2，改征增值稅、營業稅乘以50%測算。
按2015年決算數據測算，“營改增”后L縣財政收入減收5312萬元。由于未考慮其他減稅因素，估計財政收入實際減收規模還要更大。
三、做好全面實行“營改增”試點工作的幾點建議
1.積極宣傳，引導社會輿論氛圍。“營改增”試點工作涉及面廣、政策性強，應制訂完善的宣傳工作方案，對試點納稅人做好政策宣傳、業務培訓和“點對點”的操作輔導工作，聚焦熱點、難點問題，發揮傳統、網絡媒體進行宣傳報道，為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2.強化領導，建立部門間協調機制。財政部門應強化“營改增”測算分析，同時加強國地稅密切配合，扎實開展納稅人信息核查，強化稅收征管，確保財稅收入保持在合理區間。
3.因地制宜，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營改增”后總體稅收規模出現下降，特別是服務業較為發達、“營改增”比重較大的縣市，稅收規模降幅更大。建議上級財政有的放矢地加大稅收返還力度，把對地方財政減收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第8篇：財政收入分析范文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 消費稅 營業稅 收入分配
一、用來調節收入分配的最有力工具——個人所得稅
眾所周知，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稅種。“它有兩大特點：一是個稅直接對納稅人的所得綜合或分類進行征稅，即使實行比例稅率也體現了支付能力原則，即高收入者多征，低收入者少征；二是可以實行累進稅率制度，稅率隨著收入級次的提高而提高，收入水平越高，適用稅率越高，從而具有較強的再分配作用。因此，個稅對個人間的收入分配，特別是抑制收入差距的擴大具有特殊的功能。”
（一）個人所得稅出現的問題
雖然個稅有上述優勢，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個稅制度和征收方面都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其不能發揮良好的調節作用。
首先，我國當前的個人所得稅采用分類稅制，即按照稅法列舉的各項收入分別規定稅率進行課征，針對于不同類別的所得，采取不同的計征辦法和不同的稅率。雖然分類所得稅簡化了征收程序，但這種稅制不利于調節高收入，調整公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公平性上存在缺陷，容易造成不同項目、不同納稅人之間的稅負不公平。同樣是依靠自己的勞動賺取報酬的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的稅收待遇就會不同。再有，由于分類征稅實行分項征收分項扣除費用，分項越多扣除費用的次數越多，容易造成納稅人人為分解收入，逃避納稅。
此外，在實踐中我們也發現稅收有征管不到位的情況，往往真正的高收入者繳稅由于收入來源廣泛，稅款征收部門不易控制和監管這一部分人的全部收入，所以最終繳納的稅金卻并不多。相反，中低層的勞動者繳納的稅金卻并不低，因為他們的收入基本上都是靠工資，在拿到薪資前，各種稅款就已經由單位或企業代扣了。稅法執行效果的差異導致了弱者在實際上負擔了更大比例的稅款，而強者則在實際上負擔了較小比例的稅款。因此，只靠調節個人所得稅來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差異是有局限性的。
（二）關于解決個人所得稅瓶頸的幾點建議
首先，本人不主張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比例和擴大稅基。因為，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來源基本都是靠工資，加大個人所得稅征收比例，擴大征收范圍，增加項目，對這一部分勞動者的影響最大，導致這一部分勞動者的實得工資或現金變少，他們必須靠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時間來換取和以前相同的勞動報酬。減少了這部分勞動者的閑暇休息時間，使效用降低，減少幸福感，這就違背了征收稅款，最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終極目的。第二，提高個稅征收比例，擴大征收范圍，增加項目，對于真正的高收入者來說，尤其是收入來源廣，有一定社會背景的高收入者來說，從現有的實際征收情況看來，效果并不大。因此一味提高個稅，效果并不見得明顯。總之，個稅不要盲目地擴大或提高，尤其不要陷入“逼迫”高收入者避稅、逃稅，低收入者稅賦加重的不良后果，壓抑全體納稅人的工作和生產積極性。
上面所提到的個人所得稅的淺析和建議只是小彌補和小調整，完善個稅——這個最有利的收入分配調節工具，在我們這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經濟轉型期的國家來說，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的文章提出，個人所得稅是要把社會抽象概念的人看成有社會關系，即有兒女要撫養，有老人要贍養的真實人，并提出希望針對每個不同的個體的不同情況征收個稅，來保證個人收入通過稅收進行有效調節，這是很理想的，可是面對我們當前的13億人口和億萬個家庭來說，摸清每個納稅人的情況并計算出應繳稅金，還不太可能實現。
那么，我們該如何做才是既可行，又有效呢？本人認為，當前可以先從消費的商品種類、行業種類，來調整消費稅和營業稅，以及輔以遺產稅的調整比較可行。
二、其它稅種和幾點建議
（一）消費稅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所以可以加大對高檔消費品的征收范圍和征稅力度。例如：純粹服務性消費行為和非服務性消費行為，將高檔住宅消費、高檔車消費、個人包機、包船旅行等各類高端服務消費納入調節范圍，并適當提高某些有害健康和影響環境的消費行為的消費稅稅率。
（二）營業稅
營業稅是用來調節行業盈利水平的，隨著近年來高檔服務業的增多，例如高爾夫球場項目的頻頻上馬，高檔娛樂演藝場所的火爆等，應該進一步加大對這類新興且利潤非常高的行業的征收力度，隨時擴大征收范圍。
值得注意的是，消費稅、營業稅的改變一定要區分好哪些商品和服務是針對百姓日常生活的，哪些是針對富人奢侈消費的，要根據人們生活水平的變化及時調整這兩種稅的征收范圍和征收比例。
（三）遺產稅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部分國民收入的增加十分迅速，加之近十年來房地產行業的迅速發展，許多家庭購置了一套甚至多套房產，這樣就會產生遺產流傳與繼承問題。國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財富的“馬太效應”。眾所周知，馬太效應在一個社會或經濟體中產生的結果，就是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導致兩極分化嚴重。為了阻斷這種現象的發生、發展，我個人認為可以通過開征遺產稅來解決。尤其是現代社會，財富的分配更加快速，一代人積累的財富應該只有一少部分傳給子孫，其它部分財富通過稅收等形式，在國家制度的保證下，最終回歸社會。要保證財富分配傾向于辛勤勞動者，而不是坐享其成者。遺產稅的開征有利于刺激富人在生前進行消費和積極參與社會和慈善事業的捐贈，從而良性刺激了財富的第三次分配。
除上述稅收方法調節以外，為了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實際收入，可以考慮把生活必要開支，如醫療、托兒費等在稅前扣除或以補貼方式在稅后進行發放。這些均以合法憑證為扣除或貼補依據，并且建議不同的城市或省份設定扣/補上限標準。上述補貼或扣除應給予每一位勞動者，使社會上的每一位公民享有公平的待遇。
三、結論和最終目標
從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看來，導致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其初始原因是收入的不合理。我認為如果我國的企業（壟斷、非壟斷）、行業（暴利、非暴利）的利益格局沒有變化，那么依靠企業領工資的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就不可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即壟斷企業、高暴利行業的存在必然導致社會上勞動者個人收入之間的巨大差距。我們不能要求某紙箱廠的員工和中石油的員工能拿到一樣多的薪金，即便他們從事的工作差不多。因此，以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不調整各行業的利益格局，就無法調整行業從業者的收入差距。那么必然會給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分配造成一個很大的難題。
當前看來，我國的行業結構和大的利益格局不改，很難縮小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目前只能先靠第二次或第三次分配進行暫時的調節，這是權宜之計，希望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稅種制度的不斷完善，以及國家在人文關懷上的不斷誘導，一方面使收入合理化，另一方面使稅收政策能夠最終實現“以人為本”，在初次分配中就能進行有效調節，實現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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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財政收入分析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向量自回歸模型;經濟增長;收入分配
中圖分類號:F81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2-0022-04
一、文獻回顧
財政的主要職能為資源配置、經濟穩定(增長)和收入分配,對財政政策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由來已久,從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派到近期的理性預期學派,再到新古典經濟學派都對其進行過細致的研究,但是得出的結論卻不盡相同,一種觀點認為政府對經濟增長不起作用,自由經濟本身可以通過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作用,并且達到帕累托最優,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市場經濟本身存在著“市場失靈”現象,政府財政政策能起到促進經濟良好運行的目的,較代表性的人物有:哈羅德(Harrod,1939)、多瑪(Domar,1946)、索洛(Solow)、羅默(Romer)以及盧卡斯(Lucas,1983),而在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向和強度方面也存在分歧。近年來,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也相對較多,分歧也不斷(李真男2009),(王春元2009),(孫立、劉窮志2008),(齊福全2007)[1,2,3,4]。對財政政策與收入分配進行研究的主要有:(安體富2007),(王椿元2007),(靳衛東, 高波2007),(蔡躍洲2008)[5,6,7,8]。上述分歧表明,忽略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之間的相互作用,而孤立地研究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或收入分配的影響是很片面的,只有在研究中加入收入分配問題才具有根本的意義,研究結論才是可靠的,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學者考慮了財政政策、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如:(李紹榮、耿瑩2005,蔡明超等2009)[9,10],但其也只是對財政政策和經濟增長、收入分配的之間關系進行研究,以上研究大都是關注政府支出和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少關注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因此,對收入不平等的關注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財政的三大職能為資源配置、經濟穩定(增長)和收入分配,而財政進行分配和再分配的有力工具就是稅收和公共支出,其二,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相互影響。因此,我們對政府財政政策、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之間長期影響關系給出新的證據,也研究政府支出和稅收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綜合影響,同時也關注政府不同財政支出(消費支出和投資支出)以及不同的稅收(直接稅和間接稅)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影響。因此,同以前的研究不同的是:我們不僅關注財政政策的經濟增長作用,同時也關注收入分配問題。
二、方法論及數據說明
(一)VAR模型及其脈沖響應函數[11]
本文實證分析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向量自回歸特別適合估計財政政策的中長期影響,向量自回歸(VAR)模型是基于數據統計性質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統中每一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從而將單變量自回歸模型推廣到由多元時間序列變量組成的“向量”自回歸模型。1980年西姆斯(C.A.Sims)將VAR模型引入到經濟學中,推動了經濟系統動態性分析的廣泛應用。VAR模型常用于預測相互聯系的時間序列系統及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沖擊,從而解釋各種經濟沖擊對經濟變量形成的影響。
VAR(p)模型的數學表達式是:
yt=A1yt-1+K+Apyt-p+Bxt+?著t t=12,2,?撰,T(1)
其中:yt是k維內生變量向量,xt是d維外生變量向量,p是滯后階數,t是樣本個數。k×k維矩陣A1,?撰和Ap維矩陣k×d是要被估計的系數矩陣。?著t是k維擾動向量,它們相互之間可以同期相關,但不與自己的滯后值相關及不與等式右邊的變量相關,假設∑是?著t的協方差矩陣,是一個k×k階正定矩陣。式(1)可以展開表示為:
y1ty2tMykt=Aty1t-1y2t-1Mykt-1+Apy1t-py2t-pMykt-p+?撰+Bx1tx2tMxkt+?著1t?著2tM?著kt,
t=1,2,K,T(2)
在式(2)中,如果?著1t發生變化,不僅當前的y1t值立刻發生改變,而且還會通過當前的y1t值影響到變量y1t和其他的yit今后的取值。因此,一般地,由yi的脈沖引起的yi的響應函數可以求出如下:
c(0)i j,c(1)i j,c(2)i j,c(3)i j,c(4)i j,?撰(3)
即Cq的第i行、第j列元素等于時期t的第j個變量的擾動項增加一個單位,而其他時期的擾動為常數時,對時期t+q的第i個變量值的影響。
(二)數據來源及說明
以前的研究大多把政府財政支出和稅收收入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然而這兩個變量的不同組成部分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響,考慮數據收集的難度和相關數據的缺失,我們采用1985-2007年的年度數據進行分析。
經濟增長的衡量方式有很多,主要有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等,本文采用國內生產總值Y來反映各年的總經濟發展水平,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8》。
在政府財政支出方面,學術界對財政支出的分類依據較多,方法也較多,本文考慮政府支出對經濟的影響,并參考相關文獻,文章僅考慮公共消費支出(貨物支出、服務支出等)CG和公共投資支出IG。
稅收是政府財政支出的主要來源,且種類繁多,為了使問題分析簡單化,我們只把稅收分為直接稅(包括各種所得稅、房產稅、遺產稅、社會保險稅等)DT和間接稅(如:關稅、消費稅、銷售稅、貨物稅、營業稅、增值稅等)IT兩種。
收入分配不均的測算指標很多,學術界普遍采用的指標為“基尼系數”,我們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測量也沿用此指標,文中基尼系數為筆者自己計算所得: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Gk為基尼系數,xi為按各地區人均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從低到高的順序排列的,yi為各地區的人均收入,n是地區數量,該公式來自魏后凱所著《現代區域經濟》。為了消除數據的波動性,文章對以上數據均進行了取對數處理。
三、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長期影響實證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由于大多數經濟數據都是非平穩的,用其進行分析建模會造成偽回歸的問題,因此要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即單位根檢驗,文獻中一般使用ADF檢驗法,形式如下:
在實際操作中,式子中的參數P視具體情況而定,一般選擇能保證?著t是白噪聲的最小的P值。對滯后項的選擇和模型優劣的問題,本文主要運用AIC和SC信息準則,經過反復實驗,使AIC和SC的值同時相對較小,則所選的模型最恰當,結果見表1。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LNY、LNG、LNCG、LNIG、LNT、LNIT、LNDT、LNI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過程。
(二)財政政策對產出的影響
本文把政府支出分為消費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而把稅收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兩種,本文首先給出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模型見表2。
通過以上的實證分析,我們揭示了不同的政府支出和稅收對產出有不同的影響,從表1、表2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財政支出方面,政府總支出對經濟總產出的影響為正,且在統計上顯著,這表明在我國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效應并不存在,可見“李嘉圖等價原理”在我國不成立。從模型3和模型4我們可以看出,政府消費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對經濟增長影響程度相差不多,由此可見,我國還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政府公共投資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小于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在稅收方面:總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負,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政府的稅收減少了居民的可消費支出,進而影響了總的經濟發展,直接稅和間接稅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方向不盡相同,直接稅對經濟有正效應,而間接稅對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且間接稅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大于直接稅的彈性,這其中的原因相對比較復雜,直接稅作為一種不可以轉嫁的稅收項目,其對收入具有一定的直接調節效果,可以提高居民的平均邊際消費率,進而提高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而間接稅由于其轉嫁性,對其征稅會導致稅收轉嫁給收入相對較少的居民,這樣使其整體邊際消費傾向較小,這樣不僅減少了居民的消費,繼而抑制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
(三)財政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如上所述,本文不僅關注財政政策對產出的影響,而且也關注對收入分配的效應。在我們估計的VAR模型中加入經濟增長變量來考慮財政政策對收入分配的長期影響,估計結果見表3。
從上述結果可以看出:政府財政支出對基尼系數有正的影響,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同樣政府消費支出和政府投資性支出同樣也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國當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居民最終分配比重不斷下降,原因在于:企業利潤侵蝕了勞動報酬,政府稅收收入快速增長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微弱和轉移支出制度不完善[12]。而稅收對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也為負,即稅收的增加減小了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其政府直接稅和間接稅對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不盡相同,直接稅的增長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不均。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稅收違法的收益遠高于其依法納稅的收益,違法現象嚴重,首先由于我國所得稅收入規模較小,在取得收入方面缺乏稅種間的相互補充機制。其次,稅收調控社會收入分配促進經濟穩定的功能較弱,個人所得稅由于征收面過窄,征收機制欠科學,收入規模較小,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作用不明顯,對于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現狀缺乏應有的調控力度。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政府財政政策的不同結構對經濟產出的質(收入分配)和量(經濟增長)具有不同的影響,其中,政府支出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正的促進效作用,對居民消費和經濟增長的擠出效應不大,消費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同樣為正,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基本相同;相反,政府支出卻拉大了居民間收入分配的差距。而政府稅收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稅收的增加減小了居民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但直接稅卻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這其中的原因是復雜的,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財政政策的各方面(財政支出和稅收)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正好相反,即擴大經濟產出的政策都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所以政府在做相應決策時,應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發展和社會矛盾水平,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針對當前我國社會發展水平和各地區的收入差距水平,國家應該更加重視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社會的整體公平性,國家也相應提出了和諧社會的號召,十七大也提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的原則,所以根據當今的經濟社會狀況,政府應該采取效應的措施,增加居民收入、減輕居民負擔、縮小收入差距、緩解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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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term Effects Analysis of Fiscal Polic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Zhang Mao, Wang Qing, Qiao Dongyan
(College of Economy,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