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研究生的出路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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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歷史學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關鍵詞】現代化；現代性；資本主義
一、現代性的含義
現代性這個詞是用來描述“現代”這樣的狀態。如果將歷史區分為三大時期的話，現代可以表示所有在中世紀之后的歐洲歷史。這三大時期為：上古時代、中古時代與現代。現代也會特別用來指稱1870年到1910年這段期間開始的一個時期，一直到現在。如果還要更特定的話，則是指1910年―1960年這段時期。
按照“現代性”最權威的理論家哈貝馬斯的說法，“現代”一詞為了將其自身看作古往今來變化的結果，也隨著內容的更迭變化而反復再三地表達了一種與古代性的過去息息相關的時代意識。哈貝馬斯指出：“人的現代觀隨著信念的不同而發生了變化。
很顯然，我們現在理解的“現代性”是指啟蒙時代以來的“新的”世界體系生成的時代。一種持續進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轉的發展的時間觀念。正如汪暉所概括的那樣：“現代”概念是在與中世紀、古代的區分中呈現自己的意義的，“它體現了未來已經開始的信念。這是一個為未來而生存的時代，一個向未來的’新’敞開的時代。這種進化的、進步的、不可逆轉的時間觀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待歷史與現實的方式，而且也把我們自己的生存與奮斗的意義統統納入這個時間的軌道、時代的位置和未來的目標之中。”
法國歷史學家費.布羅代爾則把“漫長的16世紀”看成資本主義起源的時期，但他甚至把萌芽上溯至12、13世紀 ，他認為那時就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布羅代爾賦予工業革命決定性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時間劃分為兩個階段：即18世紀前和18世紀后，18世紀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真正誕生的標志。由于資本主義起源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也就不能把現代性起源與之簡單等同起來。現代性的起源應該是一個更廣泛更深遠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歷史變遷過程。以此看來，把18世紀啟蒙主義運動興起看成現代性緣起的時期比較合理。
由此看來，現代性應該從兩方面去理解：其一，社會的組織結構方面：現代性標志著資本主義新的世界體系趨于形成，世俗化的社會開始建構，世界性的市場、商品和勞動力在世界范圍的流動；民族國家的建立，與之相應的現代行政組織和法律體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啟蒙主義理性原則建立起來的對社會歷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認知體系開始建立，教育體系以及大規模的知識創造和傳播，各種學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續產生，這些思想文化不斷推動社會向著既定的理想目標發展。
二、現代化的含義
從歷史上來講，現代化主要指近代以來，世界各國一種向以西歐及北美地區等地國家許多近現代以來形成的價值為目標，尋求新的出路的過程，因此常與西方化的內涵相近。但歷史發展到今天，西方國家，不論是英、美還是德、法，都不能算是現代化的典范了，于是一個具有廣泛涵蓋性的新的“現代化”概念逐漸形成，并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中開始被廣泛使用。但是“現代化”一詞的確切含義究競是什么？學術界迄今沒有一致的看法，更沒有公認的定義可言。這里就目前所知的關于現代化涵義的種種說法，加以歸納，大致可概括為以下四大類：
第一，現代化是指近代資本主義興起后的特定國際關系格局下，經濟上落后國家通過大搞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
第二，現代化實質上就是工業化，更確切地說，是經濟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進程。從現代化的觀點來看，西歐、北美的工業化，除英國以外，都始于十九世紀，到本世紀中葉才進入成熟的高度工業化階段；而在其他一些地區，工業化的進程大都始于二十世紀；對第三世界的新興國家來說，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因此，用“工業化”這個標題來概括現代社會變遷的動力、特征和進程，已為經濟史學界和社會史學界所廣泛接受。現代化就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
第三，現代化是自科學革命以來人類急劇變動的過程的統稱。按照這種觀點，人類社會在現階段發生的史無前例的變化，不僅限于工業領域或經濟領域，同時也發生在知識增長、政治發展、社會動員、心理適應等各個方面。這種現代化理論不僅強調現代化是隨著科學發展而產生的特殊社會變動方式，而且提出“現代性”與“傳統”作為分析現代化進程中的對比的類型。“傳統”是前現代社會的特征，而“現代性”則是現代社會的特征，它是社會在工業化推動下發生全面變革而形成的一種屬性，這種屬性是各發達國家在技術、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由于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由前者向后者過渡的過程就是現代化的過程。
第四，現代化主要是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這主要是從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的角度考察現代化的。這類觀點強調現代化發展的最終要求是人在素質方面的改變，即從傳統主義到個人現代性的改變。認為片面強調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從心理、思想和行為方式上實現由傳統人到現代人的轉變，使之具備人的現代人格、現代品質，不可能成功地從一個落后國家跨入自身擁有的持續發展能力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總之，現代化不只是經濟發展，也是政治發展，同時又是文化發展和精神發展。
以上四類看法，歸納得并不一定恰當，也很不全面，同時各類觀點并非截然對立，其中有些觀點實際上是互相滲透、相輔相成的。新興國家的政治家們多著眼于增強國力，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與發展來考慮現代化；經濟學家則從工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觀點來看現代化；社會學家偏愛從社會機體的分化與功能方面來談現代化，而歷史學家則把現代化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發展過程。現代化的過程有若干不同的層面：經濟發展是物質的層面；政治發展是制度的層面；而思想文化、行為模式與價值觀念則是社會文化的深度層面。
三、現代性與現代化的區別
“現代性”與“現代化”概念的區別首先在于，現代化主要是一個在經濟學與社會學層面上談論的范疇，現代性則主要是一個哲學范疇；其次，現代性乃是現代化的結晶，是現代化過程與結果所形成的屬性，而不斷演變。
與哲學味道很濃的“現代性”不同，“現代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社會學概念。作為社會學概念，現代化與現代性一樣，極具復雜性和多樣性，其范圍廣泛而宏大，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和心理于一體。換言之，現代化是一個傳統社會歷經全面變遷，使舊的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從而獲得新的社會模式和行為模式的過程。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產物”，但現代化則不僅是“產物”，同時更是“目的”和“過程”。作為“目的”的現代化，其宗旨在于追求和獲取人們所需要的現代性，使人類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由落后國家向先進國家嬗變、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由封閉型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變遷。
國外學者布萊克曾經這樣說明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從上一代人開始，‘現代性’逐漸被廣泛地運用于表述那些在技術、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諸方面處于最先進水平的國家所共有的特征。‘現代化’則是指社會獲得上述特征的過程。”這是從因果關系的角度來說明現代化與現代性兩概念之間的區別。現代化是動態性的“因”，現代性則呈現為靜態性的“果”；由現代化的過程，產生了現代性的特征。不過，雖然這一說明點明了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但他的有關說明則是主要從“技術、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角度進行的，而“現代性”概念的最深的層面，卻是屬于哲學的，屬于哲學反思所把握的時代本質與精神。就這一意義來說，現代化主要是一個在經濟學與社會學層面上談論的范疇，表明社會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表明社會在這一文明變化過程中在生產力、生產方式、經濟增長、社會發展上與傳統農業社會相比的根本變化，以及社會在城市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知識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巨大進步。“現代性”則主要是一個哲學范疇，從哲學的高度審視文明變遷的現代結果，著眼于從傳統與現代的對比上，抽象出現代化過程的本質特征，著眼于從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上把握現代化社會的屬性，把握“現代”應有 的時代意識與精神。
四、現代性與現代化的聯系
作為“過程”的現代化，就是獲取現代性的過程，是用現代性的價值標準和價值取向破壞和削弱舊的權威、摒棄和排除阻礙現代化實現的傳統社會的歷史積累，而后經過陣痛和發展向現代社會邁進的過程。可見，現代化就像一把發展的利刃，總是在不斷地向著現代性挺進。在這一過程中，傳統性和現代性呈現出此消彼長的勢態，但兩者并非絕對對立，因為傳統的東西有時會因吸收現代性的某些層面而發生裂變，并在裂變中實現創造性的轉換，從而獲得再生，使傳統性和現代性巧妙交融。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化過程的本質“是一個社會中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的互動。
“現代性”與“現代化”的相關性可以通過“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比較得到進一步闡明。“資本主義”是說明現代化或現代現象的一個十分有效且能引起人們持久關注的概念，資本主義概念的含義也很混雜，如韋伯的“資本主義”與布羅代爾的“資本主義”就有所不同，但其指述的意域則主要是指以資本運行機制為核心的經濟制度、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人們不得不通過“資本主義精神”的概念來擴大。“資本主義”的含義，從而把“資本主義”問題引向更廣闊的社會文化倫理背景。而“現代性”概念不同，其指述的意域比“資本主義”更寬泛得多，“資本主義”可能只是。“現代性” 的一個維度。因此。“現代性”概念在許多領域或問題背景下都可以取代。“資本主義”概念來針對現代社會進行意義更為深遠的言述活動。“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關系遠不及“現代性”與“現代化”的關系具有更廣闊的論說空間。“現代性”與“現代化”的相關性，還在于前者對于后者具有一定的反思性。我以為這種內在的反思性對于現代化尤其重要。現代性以社會科學或人文關懷的方式審視或重估現代化的根據及其負面影響，分析或批判現代化滾滾車輪碾過的文明大道上人類的生存狀況。舍勒指出，由西方文明造成的現代化進程迄今井沒有給西方帶來可靠增長的幸福。無論過去或是現在，中國、日本和印度沒有歐洲文明都更為幸福。換句話說，假如沒有被迫接受西方的現代化，中國、日本和印度的幸福狀況還會延續更長時間。舍勒對于現代化與現代人的心態、痛苦或幸福感的關系的揭示，正是站在現代性立場上的一種反思。
目前，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時期，當現代化成為舉國上下、統一奮斗的政治目標或基本國策時，我們一方面要積極評價現代化建設給落后的中國所帶來的巨大進步以及種種福祉，同時也應充分意識到現代性反思對于現代化建設尤其不可缺少，因為在中國，現代化的洪流已經掩蓋了現代性問題，使現代性問題變得晦暗不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志揚對中國的擔憂情真意切，值得記取：“現代化的路或許很快，現代性的路還遠著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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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歷史學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關鍵詞]應用型人才；教育模式；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03 — 0168 — 02
據2011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法學本科專業在所調查的11個專業中，就業率最低，專業對口率亦排行倒數第一，為33%。這種嚴峻的就業形勢除了受到社會整體的就業形勢影響外，與法學人才培養模式的弊端密切相關。因此，以美國為鑒，進行我國應用型法學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美國法學人才培養模式之特征
美國的法學教育從萌芽走向成熟并非一蹴而就，亦經歷了相當長時期的探索與努力。在殖民地時期，美國的法學教育的目標也僅限于培養相當多數量的律師。后來在律師事務所的基礎上開始創辦法學教育學校。到了南北戰爭時期，法學教育成為今天美國法學教育的雛形。到了19世紀中葉，美國大學法學院興起，但是仍然深深刻有“職業培訓”的烙印，法學院與大學的結合方式極為松散。直到20世紀上半葉，法學教育成為法律學習和法律職業者培養的唯一路徑。
綜觀美國法學教育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概括出以下幾個特征：
（一） 以培養應用型法學人才為目標
美國的法學教育目標以“小司法”為理念，即培養法律職業人才〔1〕。美國總統卡特在洛杉磯美國律師協會成立一百周年慶祝會上曾講到“我們的律師高度密集，每五百名美國人中就有一名律師，比英國多三倍，比西德多四倍，比日本多二十一倍。”美國律師職業十分發達，成為法官、檢察官、甚至是大學教師等職業入門需要具備的基本資格。這就使得美國法學教育以培養法律職業人才為目標，培養學生像律師一樣思考和解決法律問題。
（二）以研究生教育為起點
美國基礎法學教育以研究生為起點，也就是說只有獲得本科學歷后才能進行基礎法學教育。本科既可以修讀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等文科專業，又可以修讀自然科學、理學等理工科專業。美國法學教育層次之所以這樣設置，是因為：第一，法學學科本身的特點要求學生具備成熟的思想，學生經過本科課程的學習后，為成熟思想的養成奠定了基礎；第二，法學涵蓋的社會關系范圍相當廣泛，法學教育需要有其他學科的教育基礎。正如薩維尼所言：“法律并無什么可得自我圓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質乃是為人類生活本身。”著名的教育家龐德也曾有關類似的論斷“教育愈是通博，融化的功能愈大”。
（三）以判例教學法為基本的教學方法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蘭代爾在1870年推出“判例教學法”，并設計出與其配套的課程體系，成為全美全世界競相模仿的藍本。判例教學法采用由精心挑選的判例匯編而成的教科書，要求學生在上課前閱讀相關文獻并充分準備，課堂上老師會就相應問題提問，同學們積極回答老師提出的問題，老師再就學生的回答進行總結。這種方法便是蘇格拉底式的問題教學法。這種教學方法使學生剝離了固有的思維方式，在老師的引領下試圖運用法律的邏輯推理能力來解決生活中的難題，以此來獲取法律知識、提升綜合職業能力。在上世紀20-30年代，判例教學法受到了現實主義法學派學者們的抨擊。以弗蘭克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法學家認為判例教學法是一種僵化的教學法，只注重對學生法律思維的塑造而忽視法律知識本身的價值，使法律教育陷入“形式主義”的誤區。在現實主義法學的推動下，“實效性教學法”悄然而生，60年代出現的法律診所教育就是受到了現實主義法學的影響，后來成為了至今仍起著重要作用的教學方法。盡管如此，判例教學法在美國的法學教育中仍然占據著不可忽視的“霸主”地位，其它的教學方法無論怎樣具有時代性與實效性。
二、應用型法學人才培養模式之價值判斷
從美國法學教育的特征，我們不難發現美國法學教育無論在教育目標的設置還是在教學方法的選取上都體現了其對應用型法學教學模式的選擇，這種模式的選擇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道路。美國的精英法學院曾與美國的律師界做過這樣的斗爭：他們拒絕以培養“律師制成品”為己任，不屑于引進實務技巧課程。他們志在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傳授法律知識，將他們培養成社會各界的名流與驕子。當然，這也引起了法律實務界的不滿，他們將法學院培養出來的畢業生視為“半成品”，要求他們在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之前先進行相關實務培訓，法學院認為這是實務界對法學院自治領域的挑釁，雙方據理力爭。1992年，美國律師協會展開了一項關于法律教育的研究，報告顯示了一個律師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和專業技能。這使美國律師界和法律教育界都意識到了一個合格法律人才的培養需要他們共同的努力：法學院不能成為“抽取了事實的空洞條文”的傳送帶，現實主義大師盧埃林敦促法學院應該研究解決“把法律和人文知識適用于行動的問題’；律師實務界也不能期望法學院成為職業培訓機構，過于追求實用主義，正如卡爾.盧埃林所說：”只有技術而欠缺價值（判斷）是罪惡，空有價值（判斷）而沒有技術是愚昧”。〔2〕打破了這種意識上的沖突之后就要尋找出路，美國著名的社會學法學代表人物蘭代爾為法學院在理論與實踐、職業培訓與學術教育之間尋找到了一個平衡，那就是“判例教學法”，盡管這種教學方法后來受到了現實主義法學的沖擊，其自身也在不斷地發展和完善，但至今仍沒有被取代，這與美國系典型的普通法國家不無關系。然而，現實主義法學的運動對美國法學教育的發展也起到了劃時代的意義：在其開創性思想的引領下，美國的主流法學院先后開設了“法律診所”等實踐性課程，并將公法課程列為必修科目。縱觀美國法學教學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美國法學教育界正在不自覺地為構建應用型法學人才培養模式而開辟路徑。
法學是一門應用性極強的社會科學，法學院應定位為“學術殿堂”還是“職業學校”〔3〕一直困擾著法學界，他們似乎永遠也找不到一個完美的平衡，總是在理論與現實、學術與實踐的矛盾中徘徊。我們不可否認，法學人才可以分為應用型法學人才和學術型法學人才兩種，這取決于他們的就業取向：律師、檢察官、法官還是大學教師、法學研究人員。這樣兩種取向使得他們對法學教育的要求發生了分歧，律師、檢察官、法官除了應具備基本的法律素養外還要有過硬的實務技能，而法學研究人員則更側重于法學理論研究，這種分歧使得法學院陷入迷茫。其實，對于應用型法學人才還是學術型法學人才的界定并不是法學學科本身的矛盾的分化，而是一種職業選擇的結果。早在1992年律師協會的報告中就可以知道從事法律實務界工作的律師、法官、檢察官不但要具備“解決問題”的本領，更要具有“法律分析與推理，法律研究”的能力，而對于法學教學研究者來說，更不能將法律架構于現實之上，游離于法學理論的“真空地帶”。因此，應用型法學人才和學術型法學人才的分化并不影響法學院對于構建應用型法學人才培養模式的選擇。
三、我國應用型法學人才培養模式之構建
（一）確立明確的法學教育目標
法學教育目標的確立取決于法學教育所承載的任務與法學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其實，法學界一直有這樣的爭論，即法學教育的目標應定位于通才教育還是專才教育，這種爭論與掙扎在美國法學教育的改革進程中也曾出現過。參照美國法學教育目標的確立標準，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法律人才為應用型人才。因此，無論從“職業需求”出發，還是從法學教育的目標出發，都應建立應用型法學人才培養模式。法學教育目標的實現亦應分階段進行，在法學本科階段應以專業教育結合人文教育，培養綜合型法律人才；在研究生階段則可以結合行業需要，培養復合型法律人才。兩者并不矛盾。
（二） 提高法學教育定位的層次
中國法學教育定位的層次與美國不同，美國法學教育的起點就是研究生教育，而中國法學教育既包括本科、研究生教育又包括專科、高職等低層次教育。這種法學教育過濫過熱的狀態與中國法制改革的歷程密切相關。當然，將中國法學教育起點定位于研究生教育不符合實際，但至少應該提高到本科教育的層次，與其對應的措施還要提高律師、法官、檢察官等實務界的門檻，將參加司法考試的資格限制在法學本科學歷以上。
（三）建立“4+x”法學教學模式
中國的法學教育應以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的本科教育為主，通過4年的學習完成對學生的專業教育和素質教育，培養一個“法律通才”。〔4〕這與美國法律博士的職業教育不同，美國的基礎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學生在進入法學院之前就已經完成了4年的本科教育，其中也包括人文教育，因此，中國法學本科教育承載了更多的歷史使命。
4年的本科學習只能使法學院的學生掌握基礎的法學理論知識和基本的職業技能，還不能成為真正的“法律職業者”。不可否認，當今社會的法學人才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應用型法學人才；另一類是學術型法學人才。對于應用型法學人才的培養除了需要4年本科教育外，還要有至少1年的“職業研修”或是“法律實習”，經過這種“4+1”的學習模式的培養后才能夠有資格參加司法考試，通過司法考試后方可進入律師、法官、檢察官等領域工作，以此保證我國司法工作人員的素質。學術型法學人才則要進入研究生學習階段，接受3年的研究生教育，進入更深層的理論研究學習。而且，在研究生學習階段要求學生根據自己所選專業的需要選修相關專業的學習，例如經濟法專業的學生可以在其研究生學習階段選修經濟學課程的學習，這樣既可以做到知識的相互融合，又可以服務于“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然而，兩種法學人才的培養模式與應用型法學教育模式的構建非但不沖突，相反還在相互促進和融合的過程中為法學教育改革起到推動的作用。
結語：
目前，我國法學教育水平并不發達，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各高校的法學教育目標參差不齊、認識不一。這主要源于我國法學教育發展起步較晚，法制建設受制于歷史、經濟等各因素。因此，我國法學教育改革任重而道遠，尚需要法學教育界、實務界全體法律職業者的共同努力。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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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聶鑫.美國法學教育模式利弊檢討〔J〕.介紹與評論，2010，（03）.
第3篇：歷史學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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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4篇：歷史學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現狀簡析
關于藝術學門類下相關一級學科的設置，最初國務院學位辦采取較為審慎的態度，提出最好設置3個一級學科的意見。應該說，從傳統的學術文化循序漸進發展的角度，此意見無疑有著深厚的學理意義和現實意義。然而，為了解決多種因素而形成的各種矛盾，經不同層面的多番研討和論爭，最終突破了這一限制，通過了藝術學科評議組提出的藝術學門類下設藝術學理論、音樂舞蹈學、戲劇影視藝術學、美術設計藝術學等四個一級學科的議案。之后，為了兼顧相關學科的需求和要求，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討論，又將美術設計藝術學一分為二，成為美術學和設計學(可授藝術學、工學學位)，共計五個一級學科。一級學科確定后，我們亟待解決的是藝術學理論相關二級學科的設置問題。由于藝術學作為學科門類、藝術學理論作為一級學科的建設，屬于史無前例、無從參照的新事物，這就只有依靠藝術學理論界集體的智慧，一方面是“摸著石頭過河”，審時度勢，邁好關鍵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要遵循和秉承傳統學科發展完善的理論理念及其長期實踐的經驗，兼容并蓄、提煉升華，客觀科學、扎實有序地實現傳統與現代接軌這一時代賦予的重要歷史命題。在此用“史無前例”一詞，可能會遭到質疑，因為百年前西方國家就有了藝術學的學科概念，中國的藝術學也是得益于西方藝術學理論理念的影響而出現的一個新學科。但若進行系統地分析即可看到，處在不同地域和國度的中西方藝術學之間，確實存在著定義、對象、范圍及其精神實質等方面的較大差異。如貢布里希所言:“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方，藝術這個名稱所指的事物會大不相同。”［3］
比如說西方人口中的“藝術”慣性指向于美術，中國的“藝術”則包含所有的藝術門類;西方的藝術學僅僅作為造型藝術的一般性理論，中國的藝術學則包含著多個藝術門類一級學科與二級學科的實體運作系統。故此“藝術學”與彼“藝術學”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當屬于世界學術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我們不僅要尊重二者之間永恒的共性特征，又要尊重其不同區域、不同民族長期積累而形成的文化差異，只有這樣，起步之腳才能踏向實處。在藝術學理論二級學科設置的醞釀過程中，如凌繼堯先生所強調，大約遵循了以下兩個原則:第一個是傳統的原則，第二個是現實的原則。所謂傳統的原則，即根據傳統學科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學術名稱、研究對象、范疇、命題、概念、術語和問題域等設置相關二級學科。現實的原則，即擬設置的二級學科，一是能適應現實的迫切需要，能夠為國家和區域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服務，并且確有很多理論問題值得研究;二是在現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經存在，并且取得一定的業績，我們應該給予它合法的地位，從而促進它更好地發展;三是這個學科涉及多種藝術門類，而不僅僅涉及某一種藝術門類。根據以上關系準則，提出了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下設藝術史論、藝術批評學兩個傳統意義的基礎理論二級學科，以及具有現實意義的“藝術創意和藝術管理”應用理論二級學科的主張。［4］目前統一的學科設置標準尚未出臺，不過據了解，在各高校自主設置的藝術學理論二級學科中，已經涉及了藝術史、藝術理論、藝術批評、藝術管理、藝術創意、藝術教育、數字媒體藝術、藝術與科學等多個相關二級學科。
些許思慮
負責任地說，藝術學獨立為學科門類，既是長期以來被邊緣化的藝術學科確立自身價值的大好機遇，又是對中國藝術學人的智力、魄力與理智的嚴峻挑戰。因為學科建設是百年大計，起始階段尤為重要，最要緊的是要選準方向、定好目標，邁出關鍵的第一步。仲呈祥先生在2011年5月于杭州舉行的“2011藝術學學科發展的新向度暨對策研究高端國際論壇”主題發言中也再次強調:“作為民族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藝術學應該為民族的生態環境營造良好的氛圍，以體現中國社會、時代的文明水準，改變當下令人堪憂的人文藝術生態環境的現實情狀。”［1］8并諄諄告誡老師們“千萬不要去搶地盤”，不要“為了整合資源，把人家人文學院的、歷史學院的、哲學院的等其他學院的老師全部拉過來申報。本來就是獨立門戶了，要以我為主了，結果又反客為主，這不行”。“有的時候，本校校內的資源的共用也是可行的，這得有個度，不要搞成了拼湊。”［1］14然而，由于歷史的、現實的、中國的、外國的等多種矛盾的存在，在截至目前的實際操作過程中，也已經出現了如仲呈祥等學者擔憂的一些搶地盤、拼資源等現象。比如相關二級學科的設置問題，由于在現行的普通高校辦學水平評價機制中，擁有碩士點、博士點的數量是一項重要的評價指標，故各高校無不希望借此機會擴大自己學科點的數量，以致在學科設置過程中出現“化整為零”、東拼西湊現象。更加值得深刻思考和檢討的是，藝術學理論本是旨在將藝術作為一個整體，從宏觀角度進行綜合研究，以此貫通各門類藝術的共性內容與本質特征，探索體現各門類藝術共同性發展規律的一門基礎學科和學問。這一學科的突出特征是綜合性。
按照傳統的一般性學理結構原則，人們常有“史、論、評不分家”的說法，因為三者之間有著割舍不斷的內在關聯。而在這個學科尚未擰成一股繩的初級階段，就簡單化地將其拆解開來，或者更多地將一些本來的三級學科(專業方向)強化為所謂的“特色性”二級學科來建設，極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筆者認為，在當今世界學界都以崇尚學理規范、學術規范等為基本標準的時代，在作為“百年大計”的藝術學學科建設的起跑線上，中國藝術學界需要清醒頭腦，謹慎從事，不能夠讓暫時的利益沖破了理智的防線，因為這個天平一旦傾斜，矛盾和困難不但不會消減，而且會紛至沓來。目前值得思慮的核心問題約有以下幾點:顧名思義，藝術學理論是一門綜合性藝術理論，也是學術文化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規律支配下，經我國許多代人共同努力而開創的一個新局面，二、三級學科的設置更應體現綜合性原則。然而，倘若我們在做法上繼續沿襲已經過時了的“科技文化為中心”模式進行切塊分割，則恰恰是違背了藝術學的基本理論理念和學科宗旨，形成了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走向。我們可以草草地算一筆賬，比如藝術學理論的二級學科可設置六到八個，音樂舞蹈學等一級學科則可設置十四五個，那么，同一所學校如若同時建設藝術學的五個一級學科，起碼要建50余個二級學科，按每一個二級學科設一個三級學科(專業方向)需3位教授計，至少要有150余位教授，而在我國普通高校傳統建制的音樂、美術及至新建的設計院(系)中，能達此指標者恐怕寥寥無幾，必然出現空巢現象，這就勢必要做那些拉郎配、拼資源等不應該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戰國策》說:“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5］歷史的教訓必須記取。據悉，在關于學科設置問題的醞釀過程中，藝術學差一點被取消了資格。除諸多客觀原因以外，本學科在十余年來的發展過程中，較多地關注表象上的繁榮，缺乏學科內聚力的夯實打造應是內因所在。中國是個文明的國度，自古就有“禮樂之邦”“禮儀之邦”等美譽，西周時期就制定了國之禮儀“五禮”，截至如今，許多傳統的倫理綱常，依然潛移默化地根植于人們的理念之中，成為約束個人的行為準則和保持社會群體間井然有序的基本砝碼。藝術學理論一、二、三級學科的設置，理應遵循一個基本的倫理關系準則，不能夠成為無“禮”取鬧，如若倫理關系錯位亦將貽害無窮。#p#分頁標題#e#
薦言要議
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制定了有關優化學科結構、加快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重要舉措。藝術學學科建設與發展的首要步驟，就是要圍繞以上兩個方面開展基礎性工作。有學者指出，“藝術學理論需要在面對質疑和自身檢討中推進學科的發展”，它“旨在打通各門藝術之間的壁壘，通過各門類藝術之間的關聯，構建涵蓋各門藝術的普遍規律的宏觀理論體系”［6］23。仲呈祥先生反復強調“營造氛圍說”，警示老師們千萬不要盲目地去“搶地盤”，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任何一門學科的建設，均需要有長期的學術積累、堅實的學理基礎和長遠發展的科學性目標定位，應以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綜合吸納、兼容并包的傳統文化精髓為基本理念，以扎實穩妥、循序漸進、精益求精、質量第一為立學準則，必須恪守學術規律，講究學術規范，遵循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基本路徑，讓其循序漸進、天工雕琢，不能陷于盲目和盲動。在這里需說明的是，“搶地盤”等行為一般并非普通老師們樂行與可行之事，它往往會成為一種地方性行政指令讓你被動地接受，別無選擇。當然，學界同仁并不能因此而推脫或放棄應盡的責任。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學科專家組組長仲呈祥先生的信任和重托，筆者有幸曾參與起草《藝術學學科簡介與博士碩士培養要求》的工作，在此僅將自己通過初步調查研究、集思廣益基礎上提出的一些核心觀點和參考性意見作簡要匯報，敬希諸位方家批評指正。
百年前，先生主張“尚自然，展個性”，倡導美育教育，提出德、智、體、美相融并舉的育人方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推行溝通文理的學科設置，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等舉措。而今看來，以上舉措仍可作為我們教學與治學的基本準則。藝術學理論作為一門綜合性、高階性和理論性學科，其研究的對象包括各藝術門類的藝術實踐、藝術現象和藝術規律等，它體現了實踐性品格、理論性思維和精神性價值等多重特征，旨在以各門類藝術的實踐總結為基礎，以各種藝術現象的宏觀梳理與綜合分析為鋪墊，最終形成用以表征人類藝術文化發展之普遍規律的科學理論、概念范疇、價值論和方法論等知識系統。具體而論，藝術學理論的學科研究對象既包括各門藝術(音樂、舞蹈、戲劇、影視、美術、設計等)共通性的主體創作、造型設計、表演展示、鑒賞評論、教育傳播等藝術文化實踐活動，也包括古今中外人類對藝術現象、藝術史、藝術價值、藝術精神和藝術思想的認知經驗。進而言之，各藝術門類之間必然存在著共通性的價值理念、思想坐標、理論基礎、知識結構和認知路徑。藝術學理論屬于綜合性、交叉性人文藝術學科，其研究方法包括三大維度:一是用以分析并完善那些能夠涵蓋各門藝術基本概念的藝術知識學方法，涉及藝術史、藝術原理、藝術評論、審美范疇學、語義哲學等相關學科;二是用以解釋人類表達與感知各門藝術的形態特征，實現與體驗它們的審美價值等藝術實踐規律的藝術現象學方法，涉及藝術學與相關學科交叉生成的藝術哲學、藝術美學、文藝學、藝術心理學、藝術民俗學、藝術社會學等相關領域;三是用以揭示并預見那些能夠整合各門藝術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用以建構人類藝術創新精神的理性范疇，用以闡釋人類以藝術之道把握主客觀世界的價值真理的藝術之學的理論方法，涉及心理學、精神科學、美學、意識認知科學、文化人類學、宗教學等相關學科。
二級學科是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的實體，一級學科的宗旨目的及其各項具體的指標能否順利地實現，關鍵在于二級學科設置的規范性和實施運作過程中的合理性。審視任何一個傳統學科和現代學科的構架體系，無不把學科的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作為不可或缺的兩大部分，故我國藝術學理論二級學科的設置，應遵循繼承性、科學性兩個基本原則。繼承性原則。注重廣泛地繼承與借鑒世界各國藝術學優秀學術理念、方法和成果，重點強調繼承與弘揚中國藝術文化一以貫之的綜合性、包容性民族精神特質，以期在藝術學理論的學科建設進程中強力凸顯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強的堅定信念，在此基礎上實現廣采博納、兼收并蓄的學科構架體系的構建與完善。科學性原則。倡導和尊重科學規律，堅持以人為本，這是黨和國家及學術界、藝術界、教育界歷來秉持的發展觀。科學性是一種極具世界包容性、人類本體性和時代進取性的現代學術理念，處在重大轉型起始階段的藝術學理論二級學科的設置，如何更好地體現科學性原則，這是對藝術學理論界群體智慧的重大考驗。具體來說，藝術學理論的學科建設與理論創新，首先需要基于人類據以內化—轉化—外化藝術文化的審美價值規律，其次是需要基于人類用以認知藝術文化和創造審美產物的心腦科學規律，再次是需要基于藝術家用以構制藝術造型的形式法則、感性之道與技術規范。
根據上述基本原則，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的學科范圍，可包含藝術基礎理論、藝術應用理論兩個二級學科，下轄相關的若干研究方向(或三級學科)。藝術基礎理論。藝術基礎理論，主要涉及文化主體對藝術文化世界這個藝術本體系統的觀察、分析、判斷、評價等對象性的藝術認知基礎理論。具體包括傳統學科的藝術史、藝術理論、藝術評論等三個主干研究方向。(1)藝術史:含中國藝術史，外國藝術史，以及藝術考古學、藝術圖像學、藝術人類學等交叉學科專業方向。(2)藝術理論:含藝術原理，藝術美學，以及藝術文化學，藝術社會學，藝術教育學，藝術宗教學等交叉學科專業方向。(3)藝術評論:含藝術鑒賞學(傳統藝術鑒賞、現當代藝術鑒賞)，藝術批評學(傳統藝術批評、現當代藝術批評)等。藝術應用理論。在當今時代，“全球審美化”“經濟基礎審美化”“物質審美化”“日常生活審美化”等學術理念不斷影響著藝術理論的更新。藝術和生活的關系再次產生巨大的變異，首先是徹底顛覆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與藝術創作的思維范式，倡導生活審美化的藝術理念，藝術已經漸漸地遠離神圣的象牙塔，回歸到人類生產、生活的本真的層面，也即實現了由人類的生活提煉升華成為以“美”為核心的藝術，再由藝術的“美”熏染提升人類生活的一個博大的理論命題，“審美化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策略”。當然，上述藝術理論的流派及其理論，并非構成對傳統的和現當代其他藝術理論流派的取代，而是形成了一種并存與互補的發展關系。從大局上看，上述變化有助于破除“藝術神圣”“至高無上”的象牙塔情結，讓藝術回歸現實，服務于社會生活，無疑是藝術理論研究造益人生的一大進步。我們再從人類藝術文化演進發展歷史的視角來看，從藝術與人類社會文明的共同源頭(源于生活)，到藝術與生活的漸行漸離(高于生活)，及至藝術再次回歸到生活中來(創意生活)，總體上符合事物循序漸進的基本輪回及普遍性發展規律。因此，設置藝術應用理論二級學科既合乎規范又通于情理。藝術應用理論，主要包括20世紀末以來在我國熱興的藝術管理研究和藝術創意研究兩大主干研究方向。(1)藝術管理學:含藝術文化管理、藝術產業管理、藝術市場與營銷管理、藝術展演與策劃管理、藝術產品與傳播管理，藝術品抵押與信托管理(藝術品抵押、藝術品按揭、藝術品信托、藝術品基金、藝術品“股票”)等方面的研究。(2)藝術創意學:含藝術文化創意、藝術產業創意、藝術傳播創意、藝術經濟創意、藝術科技創意等方面的研究。#p#分頁標題#e#
第5篇：歷史學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關鍵詞：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社會助學；性質；功能
收稿日期：2006―09―11
作者簡介：陳濤(1979―)，男，寧夏中衛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先后在《西北師大學報》、《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研究。
一、社會助學的地位和性質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是個人自學、社會助學、國家考試相結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個人自學、社會助學是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系統中的教育活動，是國家考試的基礎和重要條件。
社會助學，是社會力量幫助社會自學者學習的教育活動，是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個人自學、社會助學、國家考試”的重要環節。國家為造就和選拔更多人才，建立自學考試制度，以考促學，鼓勵自學成才。各種社會力量根據自學考試所考專業計劃和考試大綱要求，舉辦各種類型輔導、補習學校（班），運用電視、廣播、函授、面授、錄音、錄像及編印自學輔導材料等助學形式，輔導社會自學者學好文化基礎知識和專業技術知識，使其通過國家考試，取得學歷。①
社會助學是聯結個人自學與國家考試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它既是自學考試制度的必然產物，又是自學考試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沒有社會助學，自學考試作為一種高等教育形式是不完整的②。毋庸諱言，社會助學是一種重要的教育活動。然而，在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社會助學性質的理解卻不盡相同。總的來說，對社會助學性質的理解大致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
1.社會助學的助考性質
第一階段，自學考試誕生最初的年代，人們對社會助學的認識和理解是一種助考性質。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迫切需要專業技術人才，但在“”特殊歷史時期，大學停辦，有大約500多萬學生錯過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他們迫切的要求學習深造。而高等學校，百廢待興，招生人數很少。因此，那時候高自考教育的定位是為500多萬錯過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補課。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已經工作了，高自考教育形式可以給廣大自學者進行業余輔導，通過國家考試者就可以獲得高等教育學歷，沒通過國家考試者也獲得了文化和專業能力的進修和提高。③
以北京市為例，據1989年的累計統計，全市共有自學考試助學單位53個，2.1萬余考生參加聽課輔導，均占在考人數的50%。辦學形式主要以單科輔導、考前串講為主。授課時間以業余為主，集中在晚間或周日。以全日制形式辦學的只有極少數學校，個別專業。就考生成分而言，1989年以前，老三屆初中、高中生是自學考試考生的主要成分；就考生考前學歷而言，1989年以前，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考生總人數的23%。④
2.社會助學的助學性質
第二階段，人們對社會助學的認識和理解普遍是助學性質。
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一代“補課人”過去了。當時高等學校招生人數增長緩慢，錄取率仍然較低，很多高中畢業生就是通過全日制高自考助學獲得上大學的機會。因此，20世紀90年代后，高自考助學學生的數量一度大大地超過了普通高校。③
以北京市為例：1994年上半年統計，全市共有助學單位76個，4.9萬余人參加各種形式的學習，約占在考人數的70%。全日制民辦學校是助學主體，部分普通高校也開展了助學活動。其中，51所民辦學校共有學生32970人，占考生總人數的47%，占全部參加輔導學習人數的68%。就考生成分而言，自20世紀90年代起考生年齡段發生質的變化，1978以后畢業于高中、中專、職業高中的30歲以下的年輕人成為考生的主要成分；就考生考前學歷而言，從1990～1994年的累計統計，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考生只占全部考生的3.6%，高中、中專、職業高中三類考前學歷的考生已占考生總人數的84.1%，其中，高中畢業生占考生總人數的40%。高中、職業高中、中專畢業生盡管最后學歷高于第一階段，但其自學能力并不強，參加考試依賴社會助學輔導，④就在這個時期，社會助學組織也發展很快。
3.社會助學的教育性質
第三階段，人們對社會助學的認識和理解逐漸深入，社會助學的教育性質得以真正確立。
從制度上講，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國家根據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制定高等教育發展規劃，舉辦高等學校，并采取多種形式積極發展高等教育事業。⑤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作為一種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個人自學、社會助學是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系統中的教育活動，是國家考試的基礎和重要條件。
從構建終身教育的途徑上講，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更新越來越快，人們為了適應工作的需要，必須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步建立，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使人們的職業崗位變動頻率增加，轉崗就業培訓等繼續教育需求日益增加。此外，隨著生活水平的改善，為了提高生活質量，人們學習各種知識的愿望越來越高，構建繼續教育、終身教育體系，建立學習型社會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⑥自學考試社會助學在有效地滿足社會各方面日益增長的繼續教育和繼續學習的需求方面，充分體現了教育性質。
從社會助學的辦學理念上講，隨著1999年后高等教育的持續擴招與發展，高等教育進入了大眾化階段，高自考助學出現了生源市場的大調整，生源正由普通高中畢業生為主，轉入中等職業學校的畢業生為主。這批教育服務對象，基礎知識薄弱、生活學習習慣不好、個人自我控制能力不強，并且其成長環境、思想狀況、心理特點、性格喜好、發展目標、價值取向等方面與前兩個階段的考生存在很大差別。而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民辦高校、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及公民個人，在國家考試的指導下，在個人自學的基礎上，利用各種教育手段開展廣泛的多層次的社會助學活動，為自學者提供輔導，可以有效地幫助他們完成教育過程。
在多年實踐中，有相當一批社會助學組織已逐漸發展成為具有自身特點的自學考試教育。目前，在我國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社會助學活動中，各種類型高等教育特別是全日制民辦高校中，相當一部分也主要以自學考試助學為其辦學支撐點。接受全日制助學教育的考生已達到很大規模。②
二、社會助學的功能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必須堅持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把教育擺在現代化建設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黨的十六大把教育事業列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之一，強調“教育是發展科學技術和培養人才的基礎，在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先導性、全局性作用，必須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實現三大歷史性任務是黨的十六大對教育提出的要求。一是構建體系，構建比較完善的國民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教育體系；二是培養人才，造就數以億計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專門人才和一大批創新人才；三是知識貢獻，促進教育同科技創新和經濟建設、教育同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的緊密結合，使教育為現代化建設作出應有的智力支持和知識貢獻。⑦
社會助學比較充分地利用了社會各方面的教育資源，為參加自學考試的廣大考生服務，這是發展中國家辦大教育的一條有效途徑，是完全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助學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活動，其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整合社會教育資源
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由于我國人口眾多，經濟還很不發達，現在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教育，一方面，在于政府的不斷投入，另一方面，要動員社會各個方面的力量來關心、支持、興辦各種各樣的教育事業，這是我們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途徑。教育是一個公益性的事業，是提高民族素質的根本途徑。社會各界廣泛興辦教育事業是國家興旺、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利國利民的善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完全符合我們窮國辦大教育的實際需要，符合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現階段，我國教育體制還存在很多跟當前社會發展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協調的方面。教育事業的發展，根本出路在于改革，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改革我國目前由政府包辦教育，教育統得過死的教育體制。要改革辦學體制，就要改變政府包攬辦學格局，逐步地建立起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新體制。為此，就要大力推進教育創新，大膽探索教育發展的新途徑，開辟教育發展新的增長點，克服制約教育發展的體制。社會助學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一種新的辦教育的形式，社會助學活動的開展，聚集了社會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興辦教育，克服了過去只依靠國家進行單一教育投資的弊端，符合當前我國提倡的多渠道投資辦學的精神，國家、集體和個人都能受益，為發展我國教育事業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社會助學具有開放、靈活、經濟、實用、高效等特點，極大地滿足了社會成員的不同需求，特別是在我國高等教育尚為達到普及化階段，社會助學在保證教育機會均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它通過吸引大批的高考落榜生及希望進入大學學習的考生參加自學考試，緩解了社會對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與普通高校的有限教育資源之間的供需矛盾。
2.保證教育教學質量
在適應社會需要、靈活辦學以及提高辦學效益和教育教學質量方面，社會助學發揮了較大優勢。
由于廣大助學單位能夠按照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專業計劃、考試課程安排及課程自學考試大綱制定助學輔導計劃，并對業余學習和全日制學習的不同特點，有針對性地開展多種形式的助學輔導活動，通過系統學習和輔導，提高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考試質量。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之所以取得輝煌的成績和被社會認同以及國際上的認可，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始終把確保質量放在第一位。實踐證明：社會助學的質量，直接關系到自學考試的質量。凡是社會助學質量搞得好的，考生質量就高，畢業生質量也好。因而社會助學在幫助考生學習的過程中，承擔著重要的作用。高質量的社會助學，是保證自學考試健康發展的前提和基礎。⑧
3.完善自學考試教育
(1)社會助學對自學考試的發展有推動作用。社會助學單位為了求生存、求發展的需要，為了擴大招生，積極宣傳自學考試，提高了自學考試的聲望，增加了自學考試生源。社會助學活動的開展，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專業考試計劃的安排、實踐性環節考核和命題要求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依據。社會助學單位可將輔導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和廣大考生、實習單位提出的一些建設性意見向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委員會匯報，供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委員會制定專業考試計劃、實踐性環節考核要求及命題做參考。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委員會還可以根據助學單位的反饋信息，制定教材和大綱供應計劃。
(2)社會助學對自學考試的發展有支撐作用。自學考試作為國家對考生水平的檢測制度，其標準要求不比全日制的普通高校低。由于近年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應考主體的變化，大量的高中、中專、職高、技校畢業生走向工作崗位，工作幾年后感到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和文憑，這部分人員進入自考隊伍，單靠自學已很難達到自學考試的國家標準。社會助學的參與，為廣大考生提供了重新學習或繼續學習的條件和環境，可以幫助考生提高學習效率，這對自學考試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撐作用。⑧
(3)社會助學對自學考試的規模有調控作用。從自學考試的發展來看，社會助學搞得好的專業，考生參考的積極性就高，參考率、及格率同時增高；反之，社會助學體系不健全、薄弱，考生就減少，自學考試就冷冷清清。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助學對自學考試的發展規模有重要的調控作用。⑧
綜上看出，社會助學活動的蓬勃發展，各類教育機構的積極參與，使自學考試作為教育形式更加完善。
注釋：
①顧明遠主編.教育大辭典(增訂合編本)〔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②趙亮宏主編.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社會助學和宣傳工作的理論與實踐〔C〕.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③高福勤主編.理論研究與實踐〔C〕.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
④王武成.北京市高教自考助學情況淺析〔J〕.北京成人教育,1995,(5).
⑤宋樹濤，李偉民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大全〔Z〕.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⑥陳至立.在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建立2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J〕.中國考試,2001,(6).
第6篇：歷史學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關 鍵 詞：體育學科；學科歸屬；學科規模；學科規制
中圖分類號：G8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15）06-0001-07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opinions put forward in DONG’s paper from such 3 aspects as disciplinary attribution， disciplinary scale and disciplinary regulation，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standards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correctly understand currently faced issues about external standards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follow and refer to general pattern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regarding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exert the guiding functions of academic research via the building of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and its own theory system； striv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other disciplinary areas while perfecting its own theory system.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disciplinary attribution；disciplinary scale；disciplinary regulation
2011年3月，由國務院學位辦、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中，藝術學上升為新的學科門類。與其同時申報學科門類的體育學卻鎩羽而歸，這在體育學界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廣泛的熱議。有體育學術期刊甚至專門為此設立專欄進行學術爭鳴[1-3]。學術爭鳴或者學術批判可以對以往理論和實踐的不足進行反思，有利于學科知識的不斷積累，特別是對于近幾年發展較快、問題較多的體育學科更是如此。然而，學術爭鳴或者批判性的反思需要一定的前提，即學術批判必須建立在對已有文獻的理解和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否則其論證和結論都難以成立。2015年第3期《體育科學》刊登董德龍等的《歸屬、規模、規制：對中國體育學科發展的認識――一種學科方向探究》（以下簡稱“董文”）。“董文”在反思已有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總結出自己的核心觀點：以學科歸屬、學科規模及學科規制為外在標準的中國體育學科，在規模和規制上已基本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體系，問題關鍵在于學科的“內生發展”。并從學科內容、研究范式、知識建構3個方面闡述了中國體育學科發展的方向[4]。
對于這一觀點，筆者認為“董文”能夠從學科內容、研究范式和知識建構3個層面提出體育學科的未來發展的3個方向：關注問題、解釋研究、內生創新，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對于“董文”在整個論述過程中的某些觀點，筆者不能完全認同。尤其是“董文”對體育學科3個發展方向的提出，是建立在對以往相關研究的“歷時”形態批判的基礎上，這就意味著，如果“董文”對以往相關研究的反思和批判不夠合理或者未能充分理解以往文獻，那么“董文”3個發展方向（創新之處）將成為無因之果，其科學性和思想性也將受到質疑。本研究從學科歸屬、學科規模、學科規制3個方面入手，在研究“董文”所質疑和批判的文獻中的觀點基礎上，指出“董文”所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進一步深化討論了體育學科外在標準與內生發展之間的關系，就中國體育學科未來發展的一些觀點和看法與“董文”作者進行商榷。
1 商榷的起點
關于學科歸屬與體育學科的發展問題，“董文”開篇即指出：“許多研究指出，由于中國體育學科歸屬或體系分類不明，導致了學科自身范圍的模糊以及學科根基的薄弱，進而衍生了學位、學術管理混亂、國家立項獲獎的局限以及學術、學問的缺失。”并在文章中的第1部分 “學科歸屬是否不明？”、第2部分“學科規模是否有限？”、第3部分“學科規制是否松散？”以反問的形式，從3方面對前人文獻中的觀點進行質疑和批判。為了使問題的討論體現學術研究應有的科學性和規范性，筆者對“董文”所標注的參考文獻進行了深入研習。這里必須指出的是，“董文”在質疑的這些“許多研究”的觀點中雖然標注3篇不同作者的文獻[5-7]，但實際上，“由學科歸屬不明所衍生的學位、學術管理混亂等問題”，包括“董文”在第1部分中對“體育學沒有按照學科屬性劃分所導致的問題”、“國家各級課題申報中‘體育學’術語模糊”、“體育學術期刊示范性弱化”、“體育學研究生學位管理混亂”4個導致體育學科歸屬不明的理由為主題，所展開的對前人觀點的質疑和反駁均是來自參考文獻[7]（以下稱“易文”）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董文”第2和第3部分。
基于此，為便于閱讀和還原被批判觀點的真實，本研究主要以“易文”的觀點作為對照，與“董文”作者進行討論和商榷。
2 關于學科歸屬
2.1 關于學科分類混亂與學科歸屬
“董文”對前人的研究提出質疑：“學科歸屬不明的理由之一是體育學下設的4個二級學科沒有按照學科屬性來劃分……，學科范圍模糊、學科性質難以定位等問題，以至于‘體育界出現了能在4個二級學科發表學術論文的人’”，并認為：“學科歸屬不明與一人多能的現象之間并不是充分必要條件。因為，即使體育學科不劃分二級學科，同樣會存在這種一人多能的現象……這只能表明，一是研究不夠專一；二是當前學者研究質量還不夠高；三是學科內部知識交叉明顯，具有共通性。如此看來，似乎只有第3點與學科分類有關聯，但這種關聯并非因果關系，其更加傾向于學科發展的一種歷時態表現……因此將這種現象歸于學科歸屬不明或分類混亂是不妥的……”由此可見，“董文”的思路和立場是將學科歸屬不明或學科分類混亂，與“易文”中的“體育界出現了能在4個二級學科發表學術論文的人”觀點之間理解成充分必要條件，而且在“董文”中一直是將其列入學科歸屬不明或學科分類混亂“主要原因”進行討論。
“易文”在原文獻中的表述是：“體育學術或科研管理，在學科分類體系混亂的背景下，也很難獲得理性、清晰的制度內涵。各體育院校的科研積分，較少會關注科研成果的學科屬性，往往只在體育學這個一級學科之下去思考問題。因此，體育界甚至出現了幾個能在4個二級學科發表學術論文的人……”
通過“董文”和“易文”觀點對比可以發現，“易文”通過舉例科研積分的學術管理制度是旨在強調和說明，在學科分類體系混亂的背景下，體育科研所存在的管理問題。在這里，“出現能在4個二級學科發表學術論文的人”的直接原因是學術的管理問題，學術分類體系或者學科歸屬不明相對而言則屬于外在的次要原因。“董文”的問題在于在邏輯上：一是“易文”認為學科歸屬是外在的原因，“董文”卻硬將學科的歸屬與“一人多能、在4個二級學科”聯系起來并生造出彼此之間是一種非充分必要條件的關系，而事實上“易文”并沒有認為學科分類混亂與“出現能在4個二級學科發表學術論文的人”之間是充分必要條件；二是“易文”認為學科歸屬是導致“能在4個二級學科發表學術論文的人”的次要原因，“董文”卻將其理解為是主要的。
“董文”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只有追求學術造詣，提升學術水平，形成專業領域，才能遏制這種現象的發生”；“做到嚴格的體育學科分類很難，尤其是每個學科學理性研究很可能會涉及很多學科知識……因此，學科之間的糾纏是不同程度的存在著……完全消除學科之間的交叉不現實，也不必要……自20世紀80年代，不少學者對學科分類進行了研究……如楊文軒提出的身體教育、健身休閑、運動競技新的學科分類……其分法正確與否還難以確定，但也表現出對現有的體育學科全面歸類和囊括的難度。”
“易文”對以上問題和體育學科分類所持的基本觀點是：“一個學科能否興旺和發展，是學問、學說、學派共同決定的……體育學如果沒有建立起自己獨特的學問、學說和學派并逐漸展開豐富的實踐，就很難獲取獨立的學術地位和科學影響力，進行這樣的學科劃分也難以得到內外部的認同。”；“關于體育學科分類，有學者（楊文軒）指出：‘體育教育訓練學’和‘民族傳統體育學’的內容要重組，‘運動競技學’、‘身體教育學’、‘健身休閑學’將作為體育學科體系的主體發展。不管這個觀點是否正確，至少說明目前官方的學科分類并未得到認可……”
通過觀點對比可以發現，“董文”一方面是在通過摘錄“易文”的部分觀點進行質疑和否定，另一方面卻又在此基礎上以楊文軒的學科分類為例提出了與“易文”雷同（重復）的觀點和看法。邏輯混亂之處在于：體育學科歸屬與體育學科分類，外在標準與學科的內生發展，彼此之間的關系并未厘清，對事物的內外因與事物本身之間的總體影響關系也沒有考慮，甚至對此存在誤識：對“易文”中“體育界出現了能在4個二級學科發表學術論文的人”等觀點往往采取片面、孤立的對待，進而導致的邏輯和觀點缺陷是，“易文”在討論體育學科外在掣肘的問題，“董文”在論述體育學科面臨的內部瓶頸，而“董文”認為內部瓶頸很重要進而批判“易文”沒有認識到內部瓶頸的重要性，事實上，“易文”已經強調并提及了。
不止于此，“董文”在學科分類體系的問題表達和體育學科未來發展方向上前后邏輯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對“體育學科分類標準繼續調整的問題，持贊同的態度……”并引國家標準GB/T13745-92《學科分類與代碼》為例說明學科交叉性或種屬關系的混亂現象，提出“體育學科的二級學科分類需要做出新時期的調整”（重復“易文”的觀點）；另一方面在后文第4部分又提出“當代的中國體育學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具有一定特色的中國體育學理論體系，此時，如果仍以學科體系的歸屬……為論證焦點，勢必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中國體育學的發展……今天的中國體育學，應該強調問題關注的價值取向，這是世界體育學歷時態轉型的一種共時態壓縮。”在此，“董文”不僅對歷時形態的批評缺乏依據――沒有指出有哪些研究是當下仍在圍繞學科歸屬、基本構成、結構要素問題進行論證，而且對“易文”當中所具體論述的體育學科外部掣肘、內部瓶頸、自我困惑等問題之間的彼此聯系沒有給予充分理解。也正是這種缺乏依據的質疑和對已有研究的片面理解，使得“董文”作者在否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所提出來的體育學科發展方向具有重復性、空想性。
2.2 關于國家課題申報“體育學”術語模糊與學科歸屬
對于國家課題申報“體育學”術語模糊，“易文”的觀點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雖然用‘體育學’之名，但明確‘體育學指的是體育人文社會學’，實踐中體育其它學科的學者，也獲批承擔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立項和評獎也同樣面臨上述問題，而事實上是體育科學無法整體上歸入人文社會科學。”“董文”對此進行質疑：“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項目申報中存在‘體育學’這一項目類別，但主要獲批項目為‘體育人文社會學’，其它兩個2級學科‘民族傳統體育學’、‘體育教育訓練學’等領域獲批項目很少，由此得出是將‘體育學’與‘體育人文社會學’劃了等號。”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易文”觀點很明確，是國家社科基金在立項時將“體育學”指稱為“體育人文社會學”，但在實際中卻出現了偏差――其它兩個體育學二級學科的學者也得已獲批國家社科項目。“董文”將其理解成：由于在國家社科項目申報中主要獲批的是體育人文社會學，所以才得出將體育學與體育人文社會學劃了等號。更甚者，“董文”針對“易文”進行反駁的觀點令人不明所以：“對申報課題類型加以限制沒有什么錯誤，只是側重點不同，國家社科基金偏重人文社會學研究，自然科學基金偏重自然科學類研究，是正常的事情……”，但后文中提出的觀點又與此不一致：“不管是什么研究方向，只要申報課題的性質屬于其中的一種，選擇合適的部門申報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課題申報的類別差異，重要的是如何開拓更多的申報渠道推動體育學科的整體發展……”作者前后觀點和認識的自相矛盾，凸顯了立場的不夠堅定。
2.3 關于體育學術期刊示范性與學科歸屬
“易文”中對體育學術期刊的觀點是通過“反觀其它學科，既有一級或二級學科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也有眾多單學科刊物，比如《會計研究》、《工業經濟》……”來對比體育學術刊物：“在學術規范上，不少體育學術刊物時而追逐社會科學刊物評比體系，時而參照自然科學刊物評價標準，影響了刊物對學術研究規范的示范作用。”“董文”針對“易文”的“中國體育學術期刊時而追逐人文社科期刊評比體系，時而又轉向自然科學期刊評價標準”觀點進行質疑，認為：“這有失公允，因為，從世界范圍來看，許多世界優秀期刊，如Nature和Science同樣也是刊發多種學科的論文，甚至還有體育類，雖然一本期刊只集中一方面或多個方面的論文，但仍是在一個學科門類或一級學科下，體育學科同樣也有類似的多重性。所以，將體育類期刊性質的偏好同體育學科歸屬不明歸為因果關系有些牽強……”
這里，“董文”再一次誤識了“易文”的觀點：即“易文”對其它學科學術刊物創辦的引述視野是在學科門類下的一級或二級學科，而“董文”所列舉的否證例子，卻以始終如一地報道和評論全球科技領域里最重要突破的集眾多“學科門類”于一身的綜合性雜志《Nature》和同樣是非專注于特定領域的綜合性刊物《Science》為例，與我國目前屬于一級學科的體育學科等量齊觀進行對比，在如此卯不對榫的論證邏輯的基礎上，進而提出體育學期刊應該朝向多元化命名發展，這樣的觀點質疑和學術對話已然不在一個層面上。
2.4 關于研究生學位管理混亂與學科歸屬
“董文”對“易文”中關于研究生論文管理的觀點進行質疑：“將這些現象歸于學科歸屬不明并不成立，一是當前大多數院校僅是從體育學一級學科做了規定，并沒有從所屬二級學科進行考慮，加之招生量的擴大導致管理上的松懈；二是許多專業研究生受實驗條件的限制，如體育教育訓練學專業的學生，多數需要具備實驗條件或高水平運動員作為研究對象，……運動人體科學領域的研究生更是如此了。但相對于人文社會學科就可能容易多了。”
“董文”或是對實行了近30年，在研究層面體育學是教育學門類的一級學科，下設4個二級學科國家分類辦法的漠視，或是“當前僅是從體育學一級學科做了規定，并沒有從所屬二級學科進行考慮”的大多數院校沒有按照國家規定進行招生，而事實上在國家研究生招生考試過程中都已經對各個專業進行了明確的區分和報考指向，這里只能說作者的觀點是不顧事實的主觀臆想；在論文評審存在的問題上，作者認為是招生量擴大所導致的管理松懈的問題，而非管理者無法劃清體育學科界限，而這與作者上文中“體育學科二級學科種屬關系錯亂，急需調整”的觀點自相矛盾。在研究生論文選題和撰寫方面，作者似乎并沒有認識到“易文”中對上海體育學院體育教育訓練學所列舉的典型實例，也沒有思考運動人體科學專業在實驗條件闕如的情況下卻依舊在自身領域選題的原因，更甚者面對實驗條件和研究對象上的難度――知難而退的學術態度不應該出現在學術研究上，因為國家培養研究生的目的是為國家未來儲備具有勇于探索精神的科研人才。但“董文”在樹立中國體育學科未來發展方向轉變的認識中已經注意到：“目前中國體育學理論研究中，專題的實驗性研究還比較少，尤其是解釋性的實驗研究更是不足……”令人費解的是為何有“學術質量的控制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無論學科專業如何劃分，只有提升學術質量，才能促成專業化形成……”如此忽視事物內外因與事物之間的總體影響的看法。提升學術水平，提高體育學論文的質量的內因與學科分類、學位管理的外因之間的關系是互相影響的。孤立地批判外因的觀點而對“易文”中內因問題的無視又重復提出內生發展的觀點成為“董文”癥結所在。
另外，“董文”在第1部分所做的總結性觀點中仍然是重復甚至照搬“易文”的論述：“以美國為代表，其學科管理基本呈現松散性特點，全國學科和專業目錄以CIP為指導，在16個學科大類中，體育學并未單列獨立大類，而是分散到不同學科門類中發展……”對比“易文”：“美國的全國學科和專業目錄CIP來指導，這一目錄將全國絕大多數學科專業排列16個大類中……在美國的16個學科大類中，體育學沒有單列一個大類”而且對“易文”中“當下，體育學科發展和建設的使命或許不在于成為獨立的學科門類，而在于如何打牢學科根基、繼承學術傳統、培育學術特色、彰顯學理價值等問題”的觀點視而不見，仍在重復強調“相比體育學成立獨立學科門類，更應該考慮的是體育學科的生命力――內在建設”，并認為“易文”沒有強調學科的內在建設而對其進行質疑，而事實上“易文”已經明確強調了！
3 關于學科規模
體育學科規模的局限是帶來自我困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體育學科規模層面，“易文”從多個方面進行了論述：“體育相關本科專業涉及的學科門類，近幾年逐漸增加……與此同時，全國設置體育學科和專業點的院校也不斷增加……”“然而這些不斷增長的數字并沒有改變體育學科整體規模有限的格局。如原直屬國家體委的6所體育院校的體育學本科專業數占專業總數的40%左右，碩士點在50%上下，形成了傳統與新興學科并存的局面。然而，以傳統學科為主的格局在體育院校中并沒有改變。以全國規模最大的體育院校武漢體育學院為例……”
“董文”對“易文”的觀點不以為意，“從這些原因來看，并不能完全說明體育學科規模不足，雖然與藝術學開設的專業數量對比中，體育學處于弱勢，但近些年體育相關本科專業是逐步增加的……且數量的多少不是衡量學科發展規模的唯一指標。”“另外，傳統學科與新興學科并存的問題也并不矛盾，傳統體育學科只要社會需要，就應繼續存在，兩者并存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更可能是一種歷時態表現……不一定是規模導致的。”
通過對比可見，“董文”并沒有理解傳統學科與新興學科并存，同體育學科規模之間的關系，甚至還將其誤認為新興學科的發展會使兩者之間產生矛盾，即兩者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事實上，體育學科發展之所以偏小，跟體育新興學科發展萎靡有密切關系，背后的原因是體育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融合不夠，存在著學科嫁接、交叉、交融本身的一些要求難以滿足等問題。
“董文”還提出質疑：“學科交融與互動的不足更傾向于學科規模發展初期的一種表征……”之后又在相關的論述和分析上“離題”地轉向了體育學科是與其他學科的交融與互動：“至少在當下的中國體育學科，這種交融與互動是非常明顯的。學科交融與互動不是體育學科發展的專利，體育學科知識也正是在學科交融中發展的，如體育經濟學、運動人體科學……”隨后又轉回來重復“易文”的觀點：“體育學科在與其他學科聯姻與嫁接中走向制度化、系統化，只是這種互動的深度還不夠緊密，這種深度需要學科內部知識建構。”最后得出了結論自然也是自相矛盾的。“董文”總是一方面在質疑“易文”的觀點，之后的論證要么是討論跟主題無關的，要么就是重復論述“易文”中的觀點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例如，在第2部分最后的總結性論述中所引證的中國體育專業院校數量與其它國家相比較，以及世界上體育學科設置的相關論證都是在重復“易文”已經論述過的內容[7-8]。
4 關于學科規制
體育學科規制是指凌駕于體育學科之上的學科或類學科管理制度。“易文”分別從體育學名稱、體育學術刊物、研究生管理、體育人文社會學管理4個方面，對目前體育學科在規制上的問題進行了論述。
“董文”對“易文”觀點進行質疑：“當前體育學科的發展恰恰與規制無關，表現在體育學外在的標準都已具備，理由是在國家學科分類體系中具有明確地位、有獨立的學術組織；在體育院校開設體育課；人才培養有自己的專業方向；有自己的學術期刊。”“董文”列舉這些外在標準佐證學科發展與規制無關令人有些不明所以，按照筆者的理解，“易文”似乎不知道體育學科有這些外在的標準嗎？假如不知道這些外在標準，“易文”又如何在這些標準上指出體育學科的問題？或者說，有了這些外在標準，體育學科在規制上就一馬平川沒有問題了嗎？“董文”進而又給出了問題的所在：“問題出在學科的內在標準上，缺乏扎實的理論體系和科學依據，沒有自身獨特的知識體系。因此，雖然體育學科規模是否有限還難以確定，但至少體育學科規制應該是相對獨立的。”在這里，又充分體現出“董文”沒有將導致體育學科問題的內外因與事物之間總體的影響關系進行考慮，對“易文”從“體育學科學問、學說、學派缺失”3個方面大篇幅論述體育學內部瓶頸也是視而不見。另外，“董文”對學科規制的內涵也沒有充分理解，僅僅將規制理解成是一種自在的規定和制度，對人之于制度的主體性作用缺乏自覺性的認識。
另外，“董文”對國家各類課題立項或評獎中的“體育學”名稱混亂現象的觀點也值得商榷：“無論‘體育學’作為一級還是二級學科來對待，國家各類課題立項均會有所側重，如果一定要在國家立項中明確‘體育學’的具體釋義……那么與其他諸多一級學科申報相比，最終必然導致體育學科發展狹小……”顯然“董文”作者并沒有理解“易文”所提出的“體育學”釋義問題。我們可以試想，如果不在國家立項中明確“體育學”的釋義，一些難以比較的學科之間進行評獎和立項有合理性嗎？概念混亂所導致的立項規制松散、評獎不盡合理等如此不良現象難道不需要改善嗎？嚴格按照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對體育學科進行課題規制、同領域的學科之間進行評優評獎，做到學科規制有序難道會導致發展局限和狹小嗎？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董文”在學術期刊命名上以“世界上各種優秀期刊也表現出多元化命名特點”（“董文”在上文列舉《Nature》和《Science》兩本綜合性刊物作為論據筆者已對其進行批駁，此不贅言）為例不僅缺乏論據，而且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在管理上所存在的問題及見解還存在以下問題：一是“體育院校不能代表整個中國體育學科發展”誤識了“易文”中“多數體育院校不可能涵蓋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的人才隊伍、教研機構……”的觀點；二是“體育院校的學科門類有限，導致了體育院校在發展中規模受限，發展難度很大”不僅與“學科規模是否有限難以界定”自相矛盾，而且“中國各類高校體育專業發展情況正突飛猛進，更加具備學科發展的實力”的觀點也不符合實際。事實上，“易文”中以事實為依據已明確說明“非體育和師范院校體育學科專業呈現強勁增長態勢……但總體上說，除少數綜合性大學成效較好外，多數院校的體育學科建設主體仍是公共體育教學部。”筆者認為，體育學科教研人員的這種先天不足和學科發展的自我封閉導致“多數體育相關專業的新興學科慘淡經營，有些甚至半途而廢，具有典型代表的是北京師范大學的體育經濟和吉林大學的體育新聞專業。”這也是體育學科規模雖然在數量上呈現增長態勢，但規模仍然有限的一個內在原因。
5 中國體育學科的發展理路和未來方向
5.1 厘清外在標準與內生發展的關系
體育學科雖然在外在標準和形式上已形成自己獨立的體系，但是我們仍然要認清因體育研究的輕浮表淺導致學科空心化[1]、借殼換名、脫離實際等弊端的存在。特別是在體育學科飛速發展，體育人文社會學之下的多數子學科是借哲學、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眾多人文社會學科之殼換名的做法和外在繁榮的虛幻性，更彰顯了學科體系研究和建設的必要性[9]，對體育學科進行歷時形態的批判和反思，既符合學科發展的時代性，也遵循了學科建設的基本規律。
體育學在內生發展中對實踐問題的關注，與學科歸屬、體系構建等外在標準之間不應也無法完全孤立起來進行純對象性的問題歸納，因為彼此是一種相輔相成、內因與外因同體育學科整體發展的問題間影響關系。“董文”也在文中承認“中國體育學在學科內容上不能局限于單一問題的單一性解決”，然而在論證方面，“董文”又常常是矛盾的：“從學科內容來看，以學科歸屬和體系建構為突出特點的時期已經弱化……未來走向應更強調問題關注、問題間的關系研究……要突出關系性或解釋性的價值研究這是對世界體育學歷時形態轉型的一種共時態壓縮。”試想：沒有對學科分類、學位管理混亂問題的關注，沒有對學科內部學問、學說、學派問題的考察，何以得出體育學科歸屬不明、學科規模有限、規制松散的結論？我們沒有對體育學科發展中歷時形態問題的總結，不知過去何以指明學科未來發展的應然走向？又如何應對學科快速發展變化的格局？
從問題出發，考慮問題之間的關系研究，不僅僅是體育學科也是眾多學科應該堅持的方法論。問題在于歷時形態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了嗎？“董文”對體育學科問題關注的觀點是：“不同歷史時期應該有所側重……今天的中國體育學科，問題關注和問題關系的關注是必須面對的兩種共時態表征。”這種空泛地對問題關注的描述是否意味著中國體育學科在過了這個共時態時期以后就不需要關注問題研究了？
研究認為作為體育學科內生發展問題關注與體育學科外在標準的研究不應有主次之分。處于相對弱勢的體育學科的進步，需要仰仗對其他強勢學科（傳統學科）的高度借鑒，這是學術發展的一般認知[10]。當然，體育學科的成熟并得到學界和社會各界的認同離不開自身理論體系的建構和完善，盡快擺脫對母學科的依附。出路之一是要打破體育圈子內無意識的固步自封的局面，積極、主動、自覺地發揮學科自身綜合性的特點與其他學科（傳統學科）進行融合，這種融合不僅要凸顯傳統強勢學科對弱勢學科扶持作用，積極引進并介入非體育學術背景人才，同時還要努力走出去，使體育學科能夠對其它學科領域有所貢獻。簡而言之，體育學的內生發展需要在不斷開放的過程中積極創新，而這種創新不僅需要學術思想上的理論創新，同時也需要在具體的管理實踐中發揮體育人的主體能動性，依靠科學、技術理性、人本主義精神規范體育學科的健康發展。
5.2 多元的方法與理論建構
相對獨立的研究范式和理論體系應是體育學科在發展和建設中的長期追求。根據庫恩范式理論：“當某個科學共同體開始遵循某個單一的范式（paradigm）之后，那種在一門科學形成之前的混亂和多樣化的活動，最終會轉變為有組織和有定向的活動。”[11]133關于范式（在廣義被稱之為學科基質，disciplinary matrix）雖然難以精確定義，但是可以從有關范式的解釋和描述中去理解范式的基本內涵：“有陳述明確的基礎定律和理論假設；范式包括把那些基礎定律應用于各種類型的情況的標準方法；還包括使范式定律對現實世界產生作用所必需的儀器制造和使用技術；范式的另外一部分，由一些非常普遍的形而上學原則構成，這些原則將對在范式框架內所進行的工作提供指導”[11]135。研究范式可以為其所支配的科學中的合理工作確立一些標準，這無疑有助于學科的規范發展。而在庫恩看來一門學科研究范式的更替與嬗變是革命性的，這里所說的革命包括摒棄一種理論結構，并用另一種不相容的理論結構取代它，同時還強調科學共同體的社會學特征所引起的重要作用。那么，按照庫恩的范式理論，從一門學科的研究范式更替和嬗變的角度，則意味著一種新范式對舊范式的取代和突破。就我國體育學科整體（單一）的研究范式而言（由體育學科的理論體系決定），目前尚未得到學界公認，至多停留在一些相對宏觀的合理研究的標準以及方法論的基本原則上。研究認為體育學科本身文理融通的學科屬性，結合我國體育學科目前的發展現狀，要探究體育學科的具體研究范式則需落實到某個子學科或研究方向上。基于以上認識，“董文”似乎并沒有理解研究范式的真義――把一些具體的“描述研究、實證研究及解釋性研究”研究方法，等同于是整個體育學科的研究范式所要面臨的歷史選擇。不止于此，在一種研究范式取代另一種研究范式中，也并未給出合理的理由，而這卻是庫恩范式所著力強調的：“當一個范式受到某個競爭對手威脅時，就必須努力清楚地說明一個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學原則和方法論原則，以便保護他們免受有威脅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傷害。”[11]138
我們雖然面臨著體育學科研究范式無法回答的尷尬，但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確定的是體育學科的未來走向將由單一的方法趨向多元和混合的方法[12]。人體運動的復雜性、現代社會的異質性，決定了體育學既需要自然科學的實驗研究，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實證、定量和定性（個案）研究。體育學科目前所面臨的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忽視對方法論的關注。方法論體現的是研究者的理論立場、關注的問題，和相關研究的比較。例如，描述性研究就一定不可取嗎？什么樣的描述研究我們可以提倡（庫恩對科學的描述性說明是由某種理論構成的――可以提倡）？什么樣的描述研究我們應該摒棄（對科學的描述僅僅在于描述科學理論或科學范式以及科學家的活動――應該摒棄）？以體育人類學為例，由于對人類學發展歷程中文化人類學相關理論的忽視，導致很多研究者對研究個案只注重簡單的身體測量，僅止于人體運動現象的簡單描述。體育人類學固然要實證，應用需求迫切，其腳踏實地的田野調查尤其值得提倡，但體育人類學研究對于學科發展的貢獻不可以忽略學科的理論建構和理論指導。恰恰相反，對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個案的整理和挖掘需要研究者始終具有“如何走出個案”[13]的方法論抱負，通過理論建構（形成體育學自己的理論）或者理論重構（與其他理論進行對比）來發展自己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實踐，甚至在與其它學科理論的對話中做出自己的貢獻。近幾年來，以胡小明教授為代表的體育人類學研究團隊正在試圖做出這樣的貢獻，至少正在建立屬于體育人類學獨有的研究方法及范式。由研究方法由單一走向多元，注重體育學科自身理論建構、重構和發展將是體育學科未來走向。
理論是科學的最高殿堂，是否具有一定數量的獨有理論，是學科發展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志。按照這樣的學科規范和要求，我國體育學科還遠沒有達成這樣的水準，即使“外在的標準已形成”也只是形式上的――徒有其表而無其實。之所以沒有達成這樣的水準，一部分是跟體育學科分類混亂、學科歸屬不明的外部原因有關；另一部分是由于體育學科學問、學說、學派缺失的內部瓶頸所致；同時也跟規模、規制的局限所帶來的自我封閉密不可分。體育學科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復雜的，試圖通過孤立地看待體育學科的發展問題，只看到部分而置體育學科的整體于不顧，所得出的結論也是片面、輕浮和虛假的。體育學科未來的方向，需要正確認識目前所面臨的外在標準與內生發展的問題，遵循和借鑒體育學科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國際經驗，通過多元的研究方法和自身理論體系的建構來發揮學術研究的引領作用，力爭在完善自身理論體系的同時對其他學科領域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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