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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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范文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作為企業對外信息的一種渠道，一方面是企業與政府、員工、顧客等利益相關方的重要溝通媒介之一，另一方面也是推銷企業自身的一種公關形式。本文以公共關系為切入點，論述其與社會責任報告的關系、不足之處及改進措施。
【關鍵詞】
公共關系 企業社會責任
2006年以來，隨著新《公司法》、深交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上交所《關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報告的通知》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臺，各上市公司掀起了社會責任報告的熱潮（增長趨勢如圖一所示）。僅2010年一年，就有603家上市公司了社會責任報告，2011年更是達到了898份，數量之多，范圍之廣，創歷史之最。同時，社會各界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研究也方興未艾，內容涉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報告披露的范圍、監督審查的有效實施等各方面。本文作者通過研究發現，社會責任報告實質上可以理解為一種有別于廣告和市場營銷的宣傳式公關策略。如果企業對其運用得當，將會在提升企業形象、增強企業文化軟實力和核心競爭力方面發揮事半功倍的作用。
圖一
注：圖中橫軸表示年份，縱軸表示數量（份）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
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概念繁多，其中著名學者卡洛爾提出的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模型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由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四個方面構成，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相比之下，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但國內學者在結合國外先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糅合了中國特色元素，使得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實用性。其中由中科院編寫的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寫指南》（以下簡稱《指南》）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內容制定了詳細的分類和規范，具有較大的代表性，被很多企業作為模板使用。該《指南》將企業對外信息的客體主要分為股東、客戶、政府和員工等，本文的主要脈絡即根據該《指南》進行闡述。
二、公共關系的概念。
簡單的說，公共關系即是指“一個組織運用有效的傳播手段，使自身適應公眾的需要，并使公眾適應組織發展需要的一種思想、政策和管理職能。”具體來講，公關的職能包括信息管理、宣傳推廣、協調關系、提供服務等。透明公開、誠實無欺是公關活動的黃金原則。以目標對象為標準，公關又分為內部公關和外部公關，內部公關包括股東關系和員工關系，外部公關主要包括政府關系、顧客關系。著名學者斯科特.卡特里普在《有效的公共關系》中介紹到：公共關系可以通過組織一系列非贏利性活動，向社會公眾傳遞企業良好的品牌形象。可見，富有效率的公關活動對提高企業的商譽和經濟效益，維護企業良好形象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公關意圖
既然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做出了貢獻，那么在公開透明、誠實無欺原則的約束下，通過行之有效的傳播方式使利益相關者知悉這些貢獻，對企業管理層來說是可行且必要的。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會責任報告的受眾與公關對象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在王鐵山的研究中曾指出“跨國公司在華履行社會責任行為的實質是一種以企業利益為根本目的的公關行為。”與形式眾多，著重點不一的公關方式相比，社會責任報告是一種綜合性公關策略，它改變了以往側重某一特定對象的點對點公關模式，代之以點對面的公關模式。而且此種公關方式在博得社會信任的的同時能為企業帶來顯著的正相關收益，有效的彌合了企業在利己與利他之間的對抗。下面分別從政府、顧客、員工、股東關系四個方面詳細介紹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公關意圖。
（一）政府關系
從社會責任報告的數量來看，2006年是開始迅猛增長的起點。與此同時，面對假冒偽劣等日益惡化的企業信用狀況，政府大力提倡企業加強社會責任方面的建設。由于政府手中掌握著大量的資源，而這些資源能夠加速企業發展壯大。為了獲得財政、信貸、稅收和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扶持，企業選擇積極主動的承擔依法納稅、保護環境等方面的責任，在社會責任報告中將其披露，充分向政府呈現自己優秀公民的形象。
（二）顧客關系
顧客作為消費者，決定著企業生產產品的價值能否順利實現。一項調查顯示，由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會帶來環境改善、福利提高等正外部性效果，大部分消費者愿意選擇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的產品。企業負責任的做法得到消費者的良好反饋，形成良性的雙向互動，為提高企業美譽度打下堅實基礎。
（三）股東關系
現代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使得企業所有者可以脫離實際崗位，聘請職業經理人對企業進行管理。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并確定最佳投資方式，股東需要了解企業全方位的經營活動信息。企業本著對股東負責的觀念，設立專門的投資者關系管理機構、投資者關系管理制度以及投資者溝通機制，在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企業營業收入及增長率、凈利潤率等有關成長性和經營收益的指標，有助于贏得股東的信任，獲取更多的投資，從而為擴大企業規模、促進科研創新和產品更新換代提供有利的條件。
（四）員工關系
一個企業是否朝氣蓬勃，員工是關鍵的一環。員工的素質決定著企業的形象，員工的精神鑄就企業的文化。因此對員工的利益應予以特別關注，社會責任報告中有關無歧視招工、合理的工資薪酬、假日安排、晉升獎勵等手段有助于提高員工的積極性。同時，企業積極關心員工心理健康、建立不同層級之間的交流溝通機制等措施在提高員工滿意度，降低員工流動性方面大有裨益。
四、結論
社會責任報告以不同對象為切入點，從不同維度對政府、員工、股東等利益相關方進行公關宣傳，以避免零和博弈，達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贏。但社會責任報告只是其中的一環，企業還需從全局著眼，在材料收集、意見反饋等環節加強建設，構筑完整的公關鏈條，充分利用社會責任報告這一形式助推企業良性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第2篇：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范文
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綜合國力地不斷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已經提上了日程。近5年來，在華跨國公司每年的中國報告數量呈上升趨勢，然而中國企業的CSR報告仍以中文和非國別報告為主，僅有少量的中英文報告和國別報告，說明了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的嚴重滯后。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中，實現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本土化，提升企業形象和軟實力，對當地經濟、環境、社會承擔起相應責任等等，都是至關重要的。編制英文版的CSR報告和翻譯成當地語言的國別報告應是中國企業國際化戰略中必不可少的環節，這對于企業在海外市場站穩腳跟、實現在當地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大意義。因此，筆者在為數不多的中英文對照的CSR報告中，選取了國內兩家全球領先的信息與通信解決方案供應商——華為與中興編制的2012年報告英譯版作為研究對象，從翻譯的角度對兩個英譯版進行對比，分析現狀與不足，提供引導與借鑒。限于篇幅，本文只選取了報告中“員工關愛”部分進行對比分析。
一、翻譯目的及信息類文本的翻譯要求
翻譯是一種目的性的行為和活動，這是德國功能學派翻譯理論的核心思想。這一理論被稱為“翻譯目的論”（skopostheorie）。該理論認為，翻譯是在“目的語情境中為某種目的及目標受眾而生產的語篇”。決定翻譯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譯文的受眾，他們有著自己的知識結構、文化背景、對譯文的預期以及交際需求。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實現譯文的交際目的，必須考慮譯文受眾的文化背景，產出他們所能理解的并且符合目的語表達習慣的譯文。另外，譯文與原文之間仍需存在語篇之間的連貫性（inter-textual coherence），即譯文忠實于原文，但忠實的程度與形式則是由譯文目的或交際功能來決定。譯者有權根據翻譯目的決定原文的哪些內容可以保留，哪些需要調整或是改寫。相應的，對于翻譯作出評價，也必須將譯文的功能和目的納入進來，而不能只追求譯文與原文的對等。總而言之，譯者在翻譯時需遵循以下三原則：目的性原則，連貫性原則和忠實性原則。其中的首要原則是目的性原則。當然，譯者也應尊重原文作者，在翻譯過程中協調好與原文作者、客戶、譯文受眾等參與者之間的關系。
根據不同的翻譯目的，譯者應該采用相應的翻譯策略。德國功能學派翻譯理論代表人物之一凱瑟琳娜·賴斯（Katharine Reiss）認為，翻譯前要對翻譯材料進行文本類型分類，然后根據文本類型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和方法。她將文本分為4類：1）表達類（expressive），強調文本的創造性構建和語言的美學層面，突出文本作者及文本本身；2）信息類（informative），凡是旨在傳遞信息、知識、意見等事實的文本，皆屬于信息功能文本，文本的重心在其內容和主題；3）感召類（operative），旨在通過說服文本讀者或者接受者采取某種行動，從行為上對文本作出反應，其語言特點是對話式的，文本的目的在于感召；4）視聽類（audio-visual），這類文本重在視覺的或者聽覺的意象，如電影、廣告或者音樂。
根據文本類型的劃分，我們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屬于信息類文本，是企業為全面反映管理自身運營對利益相關方、經濟、環境和社會產生的影響所進行的系統的信息披露。對于信息類文本，切斯特曼（Chesterman）認為，譯文應注重傳遞原文內容，譯文的文字需通順易懂，力求清晰明白。紐馬克（Newmark）也認為，信息類文本的翻譯需以譯文讀者為中心，強調譯文的可讀性和通俗易懂性。客觀事實是譯者要關注的，翻譯時要以目的語為依歸，重點放在對事實的描述上，同時應考慮到目的語中的同類文本的語言特征、語篇結構與布局以及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無需完全照搬原文，進行逐詞逐句的翻譯。翻譯策略的選擇涉及許多因素，譯者在著手翻譯前，需根據翻譯目的、原文的內容和文本功能、譯文的受眾來決定采用何種翻譯策略或方法。譯者在翻譯信息類文本時，必須尊重原文中描述的事實，并根據翻譯目的進行適當的調整或改寫。下面筆者將以“翻譯目的論”為理論依據，對華為與中興2012年CSR報告英譯版中的“員工關愛”部分進行細致剖析。
二、華為與中興2012年CSR報告中“員工關愛”部分的對比分析
（一）關于“員工關愛”部分內容的編排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華為2012可持續發展報告”（以下簡稱“華報”）中，“員工關愛”部分沒有單獨形成一個大的章節，而是歸入了“實現共同發展”這一章。而在“中興2012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下簡稱“中報”）中，“員工關愛”則是作為單獨一章，與“公司治理”、“社會公益”、“環境保護”等等部分并列。
無論是“華報”還是“中報”，在編寫過程中都參照了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可持續發展指南3.1版本》（G3.1）準則中的主要核心指標和要求。而為了保證報告的可靠、公正和透明，華為還聘請了外部審驗機構德國萊茵T?V集團（T?V Rheinland）對報告進行審驗并出具獨立的審驗報告，達到了GRI應用等級B+的相關要求。中興沒有經獨立第三方審計，只是經過自我評估，自評達到GRI所規定的B級標準。可以說，兩個公司的報告內容從整體上講還是比較全面的。在“員工關愛”部分，兩個報告所涵蓋的內容也是大體相同，主要包括員工構成、員工權利、員工的職業發展、員工的薪酬與福利、員工的溝通渠道、員工的業余生活、員工的健康與安全等等。從內容編排的清晰性來看，“中報”利用二級和三級標題，比較方便英文讀者閱讀，具有比較鮮明的層次感。相比較而言，“華報”只采用了二級標題，且標題過多，沒有進行更高一級的歸類，內容略顯雜亂，不太符合英文讀者的閱讀習慣。
為了增強可讀性和說服力，英文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都應當采用定性和定量兩種披露方式來進行觀點論證或者事實說明。運用圖表可以使報告更具清晰性和直觀性，數據的使用和對比可以避免空洞的文字性敘述，使得報告更具說服力。同時在案例敘述時加上圖片，能使報告更加生動具體。從信息的披露方式來看，“華報”的編制更符合英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要求，而在“中報”中只能看到大篇幅的文字敘述，僅采用了少數幾個單一的圖表進行支撐，而且幾乎未見案例與圖片。
（二）標題的英譯
標題的翻譯非常重要，因為讀者拿到報告首先瀏覽的就是各級標題，以期對報告的整體框架和主要內容有個大致的把握。中文標題的英譯，一般采用名詞或者動名詞結構，語言必須簡潔。在“華報”和“中報”中，“員工關愛”部分的大多數標題英譯是符合目的語規范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有關“員工關愛”標題的翻譯。兩個報告中的譯文分別是“Caring for Employees”和“Employee Care”。很顯然，兩個譯文都是從漢語直譯過來的。那么這兩個譯文是否準確傳遞了原文內容，其表達是否符合目的語習慣呢？“關愛”一詞在漢語中有關心、愛護的意思，兩個報告的原文作者選擇這個詞語，目的是想體現企業與員工之間的親情關系，強調企業對于員工利益的關切。然而，“care for”與某人搭配在一起，其含義是“喜愛”，因此“華報”中的英譯是不當的，沒有準確表達原文的內容。而“中報”的譯文表達是典型的“中式英語”，且具有一定歧義。比較國外大型跨國公司的CSR報告，有關“員工”部分的標題一般都是“Our People”，“People”，“Employees”或者“Workplace”等非常簡明扼要的表達，建議將“員工關愛”這一標題譯為“Our People”。
第二，兩份報告都有關于“員工多元化”/“員工多樣性”的小標題，強調該企業員工的構成比較豐富，來自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以突出企業的國際化。“華報”的譯文是“Workforce Diversification”，“中報”的譯文是“Respect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mployees”。兩個報告都使用了diversification一詞表示“多元化”或者“多樣化”。那么這個譯文是否恰當呢？“Diversification”是英語動詞“diversify”的衍生詞，用于強調行為或者動作，且一般不與有生命的人或物搭配使用，所以此處改為“diversity”更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
（三）“員工關愛”部分內容的英譯
從“員工關愛”部分的具體內容上看，“華報”的國際化程度很高，不僅僅涉及中國員工，更多情況下是將華為的全球員工作為一個整體披露各方面的相關信息，這體現了一個跨國企業的特點，也比較符合這份全球報告的要求。而“中報”在“員工關愛”部分披露的信息，有些內容只與中國員工相關，且帶有濃厚的中國國情和文化特色，因此譯者在將中文的原文文本進行英譯時，若不考慮譯文受眾的文化背景，并采取適當的翻譯策略，其英譯本將會給目的語讀者帶來閱讀障礙。下面筆者將具體分析“中報”的“員工關愛”章節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內容的若干翻譯問題。
例一、在“薪酬與福利”部分，報告中使用了表格，列舉了中興通訊的主要福利，原文中并沒有注明是否中興的全球員工都能享受表中的各項福利。據筆者判斷，有幾項應是針對中國員工的福利，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如“五大社會保險”、“勞保用品”、“工會活動費”等。在對應的英文版本中，譯者也沒有標注表中的福利是哪些國家和地區的中興員工享有的，而直接將上述三種員工福利直譯成“Five social insurances”，“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s”和“Labor Union activity fee”。首先，不了解中國國情的譯文讀者，可能并不十分清楚“五大社會保險”具體指什么，所以不宜采取直譯，而應明確列出是哪五險，即“pension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and maternity benefits”。“勞保用品”的譯文除了equipment不應該是復數外，看上去沒有太大問題，但是在這里也因注意到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差異。也就是說，給員工發放“勞保用品”在中國可以稱之為企業給員工提供的一項福利，而在西方國家，企業給員工提供工作用的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簡稱PPE）并非是一項福利，而是勞動法規中企業必須履行的職責。因此，作為一個跨國企業，是否應將“勞保用品”列入員工福利還有待商榷。另外，“工會活動費”也應該是專門針對中國員工的，在英文中沒有對應的表述，建議可將此項刪除。
例二、“交換空間美化大賽”用我們的雙手，改造我們自己的家（譯文：The space swap and decoration contest enabled the employees to make their homes more beautiful with their own hands.）可能中文讀者都明白原文中“交換空間”的含義，因為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有一檔貼近普通電視觀眾，倡導自主動手、節儉裝修為理念的服務類節目，節目的名字就叫“交換空間”。而其目的語讀者對譯文“space swap”的理解絕對與裝修毫不相干，因此為了避免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障礙，建議將上述句子改譯為“Home Decorating Contest enabled our employees to make each others’ homes more beautiful with their own hands.”
例三、EAP團隊發起了營建“有味道的廁所文化”活動。（譯文：ZTE supported the EAP team to launch an activity named “constructing a pleasant toilet environment”.）上述活動是由中興的員工心理幫助計劃團隊組織的，在報告中放在了“員工心理幫助計劃”部分作為一個案例。不得不承認，這個活動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因為國內許多公共廁所的衛生狀況確實令人堪憂，這是一個普遍存在且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中興的EAP團隊組織了這樣一個活動，目的在于提高員工的公共衛生意識，營造一個清潔衛生的如廁環境。可是當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目的語讀者看到這樣的活動，心里會怎么想呢？他們是否能真正理解這個活動的真正內涵呢？一般而言，發達國家十分重視廁所文化，其公共廁所普遍都是非常干凈的，所以目的語讀者很可能會認為，該企業員工的素質很差，在廁所的墻壁上亂涂亂畫，連最基本的文明習慣、衛生習慣和社會公德都不具備，企業形象也會因此大打折扣。所以從國情和文化差異的角度來看，這項活動放在英文版的CSR報告中顯然是不大合適的。另外，從翻譯的角度來看，“constructing a pleasant toilet environment”是典型的中式英語，會讓目的語讀者不知所云，如果英文版中必須出現這一活動，建議改譯成“keeping our toilet/bathroom clean and tidy”。Toilet是英式英語，而bathroom是美式英語，選用哪一個要看英文版的受眾。
三、結論及啟示
從譯文的整體質量上看，“華報”要優于“中報”。“中報”的英文版過于忠實于中文原文的內容和語言形式，沒有很好地遵循翻譯目的論的連貫性原則，出現了很多中式英語的表達，語篇的銜接和連貫也不太符合英語的習慣，給英語讀者的閱讀和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難。
通過上述對比分析，筆者對于中國跨國公司如何做好CSR報告翻譯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譯者在著手翻譯CSR報告前，首先需要進行文本目的分析，包括原文和譯文的文本功能、文本受眾、文本的時間和地點、文本傳播媒介和動機，根據原文與譯文文本目的的差異，結合譯文的功能和受眾來對報告內容進行調整，不能完全照搬原文。
第二，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了解CSR報告編寫的國際標準和行文規范，同時閱讀和借鑒平行文本，即用目的語撰寫的CSR報告，最好是以國外著名跨國公司（如Intel，Cisco等等）的CSR報告為參照，掌握目的語CSR報告的語篇及語言特征，在翻譯的時候必須符合目的語行文習慣，表達盡可能地道。
第三，對于具有中國特色文化信息的處理，必須考慮到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背景，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通過增釋、改寫或其他翻譯技巧，消除由于文化差異帶給目的語讀者的閱讀和理解障礙。
第四，中國的跨國企業也可以學習在華的跨國公司，除了全球報告之外，還可以用當地語言撰寫或者翻譯成當地語言的國別報告，切實履行在當地的社會責任，增強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五，盡量避免中式英語。在兩個報告中都發現了一些中式英語的句子和表達中式英語產生的根源之一就是譯者不太清楚英漢兩種語言在詞匯、句法和篇章等不同層次上的差異。
第六，作為合格的譯者，首先必須對英漢語言差異有非常清晰的意識和了解。由于語言和文化差異，兩種語言在很多情況下會出現詞義不相符，包括指稱意義相符但蘊含意義相異、指稱意義與蘊含意義皆相異和詞義空缺三種具體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切忌盲目照搬詞典上的譯文，而應根據上下文和文化背景采用靈活的翻譯方式。在句式上，英漢兩種語言也存在諸多差異。比如，英語是形合的語言，句子成分之間的關系需要用顯性的形式標記來表明，而漢語屬于意合的語言，強調詞語之間和句子之間隱性的邏輯和意義關聯。因此，漢語中流水句居多，句子之間的關系看似并列，但其中真正的邏輯關系要靠譯者仔細琢磨，深入理解，從而弄清主題，晰清小句之間的關聯，然后用符合英語思維的結構重新組句，選定恰當的主謂結構，突出語義中心，添加必要的形式標記，清楚地表明邏輯關系，形成較為地道的英文譯文。在語篇層面，譯者需要了解英漢語篇信息結構和語篇銜接手段的異同，另外還需了解同一文本類型的英漢語篇在語言特點、句子結構、語篇組織方面是否存在差異，盡量擺脫原文的束縛，譯文應盡量符合目的語的語篇規范，使譯文讀者的閱讀保持順暢。
參考文獻：
[1] Newmark，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2] Nord， Christi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3] Nord， Christine.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1.
[4] WTO經濟導刊編輯部. 在華跨國公司中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調研報告[J]. WTO經濟導刊，2011（11）：26-32.
第3篇：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范文
1前言
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企業行為引起的外部性問題和社會公共問題也逐漸突出，為了促進經濟、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國家有關部門加強了對企業的外部監管，同時也要求企業嚴格自律，主動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并及時向社會報告。越來越多的企業正以積極的姿態履行自己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并且在有關部門專門規范的指導下積極披露其履行社會責任情況的信息。從2006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元年到2015年這十年，社會責任報告的總量從32份增長到了1703份，實現了迅速的增長。但是不同于企業的財務信息披露，社會責任披露具有自愿性、選擇性、低規范化等特點。可以預測將來法律對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內容會有明確的規范，并對報告披露的內容有著具體的要求，通過文本挖掘技術，發現目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內容的特征，對未來規范的制定將會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企業社會責任
21概念界定
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理論，其創立者卡羅爾（2000）認為，四責任模型實際上是利益相關者模型。第一層的經濟責任是基本責任，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關注各有側重，影響最大的是所有者和員工；第二層是法律責任，法律是社會關于可接受和不可接受行為的法規集成，法律責任是期望企業依法經營；第三層是倫理責任，企業倫理責任意指企業有義務去做那些正確的、正義的、公平的事情，避免或盡量減少對利益相關者的損害；第四層是慈善責任，慈善責任是寄望企業成為一位好的企業公民，期望企業履行其慈善責任，為社會生活質量的改善做出財力和人力方面的貢獻。[1]
22理論基礎：社會契約論
1937年，被譽為“現代企業理論之父”的科斯在其《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開辟了以契約分析企業現象的新思路，奠定了企業契約性質的理論基礎。企業在經營活動過程中處理的關系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與員工、管理者等內部利益相關者締結內部社會契約，另一方面與消費者、政府等外部利益相關者締結外部社會契約，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契約理論為企業社會責任奠定了理論基礎。喬治?斯蒂納與約翰?斯蒂納提出，“社會契約理論”是一種非常抽象的概念，但它卻暗含著企業所必須符合公眾的期望，契約主要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擴展概念，因為它不加任何嚴格限制地增強了企業對許多社會因素的義務。[2]根據契約理論，企業與多方締結了一系列契約，企業社會責任也就是企業對利益相關者承擔責任的綜合體。契約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法律，一種在特定人之間形成的特殊關系。可以說，企業的契約本質決定了企業社會責任具備法律屬性。
23相關法律規范
2005年年底，國務院國資委發起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聯盟”正式成立，同時召開了“2005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論壇”，制定了國內第一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標準》。2007年12月，國資委《關于中央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其中規定的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內部包括堅持依法經營誠實守信、不斷提高持續盈利能力、切實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推進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保障生產安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參與社會公益事業這個八個方面。承擔社會責任已被寫入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5條第1款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但這宣言式的規定并沒有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而且就立法而言，現在已有《公司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幾部經濟法律作出了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原則性規定，但究竟還有哪些具體的制度是貫徹這一原則性規定的，目前人們還不是很明確，這方面的立法工作與解釋工作還需要加強。[3]立法的工作來源于實踐，企業主動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會引導立法工作者將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規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正式企業披露其承擔責任的載體，通過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探究其責任內容、責任特征，對以后加強立法工作、引導企業社會責任規范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3文本挖掘技術
31文本挖掘的定義
“文本挖掘”可以定義為一個知識密集型的處理過程，在此過程中，用戶使用一套分析工具處理文本集。與數據挖掘類似，文本挖掘旨在通過識別和檢索令人感興趣的模式，進而從數據源中抽取有用的信息。[4]
32文本數據分析作業過程
第一步是進行數據清洗。數據清洗包括數據匯總與統計清洗，數據可匯集來自不同數據庫的不同數據，通?^統計計算以了解字段數據之間的關聯程度及重復性，進行數據間的相互比對，可以通過專家進行協助校正。
第二步是建立基本詞匯語料庫。對文本數據進行自動斷詞處理，可以從文章中自動學習斷出常出現的字詞，也可以自定義、新增、修改與刪除字詞。用戶可以匯入或擴充專業詞庫，強化及運用既有的語料庫。之后，自動分析及計算詞匯在文本中的分布及其重要程度排序。
第三步是對文本數據進行分類與聚類。非結構化的數據可進行系統自動聚類與半自動式分類，主要借由機器學習，以能正確建立非結構分類的概念類別與分類的準則。也可利用專家事先所定義的類別，通過彼此間的差異建立分類原則。[5]
33文本挖掘的應用
目前我國文本挖掘研究還處在消化吸收國外相關的理論和技術與小規模實驗階段，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適合中文信息處理的文本挖掘理論與技術體系。文本挖掘技術主要用于商業文檔的分類、聚類、總結，主要表現在微博、在線評論等網頁數據的主觀性內容識別、褒貶情感分類、經濟價值挖掘等幾個方面。文本挖掘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年度報告、通知公告、法律文書等純文本式文檔中應用較少，有關領域的研究甚至為空白。文章擬以文本挖掘技術，探究其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分析中的應用。
4文本挖掘在企業社會責任中的應用探析
41資料來源
文章選取了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2016年度企業責任報告作為樣本，來探究文本挖掘技術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的應用。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國航”，在A股上市，股票代碼為601111，第一大控股股東為中國航空集團公司，最終控制人為國務院國資委。該報告下載于中國國航官網，下載后的報告為PDF格式，首先通過手工處理，進行TXT文本化，保留了文本部分。
42研究工具
ROST Content Mining，簡稱ROST CM，內容挖掘軟件，是武漢大學沈陽教授研發的用以輔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大型免費社會計算平臺。該軟件可以實現微博分析、聊天分析、全網分析等功能，用戶遍布海內外100多所大學。本文使用的是該軟件的分詞、詞頻統計、語義網絡分析等功能。
43分析過程
431分詞后形成高頻詞
將文本化后的社會責任報告文檔導入ROST CM軟件，對文本內容進行分詞。非結構化的文本通過分詞切分后將會形成獨立含義的詞語。在分詞前，設定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自定義詞表，使一些專業詞匯不被進一步分詞，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等，保證分詞結果的準確，分詞之后，最后得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高頻特征詞。將分詞后的文檔進行詞頻統計，得到社會責任報告詞頻表，可以得到每個詞語出現的頻數（見表1）。摘取詞頻最多的前30個的詞，得到社會責任報告文本高頻詞匯表。可以看出公司名稱“國航”是出現最多的詞；其次是“員工”“服務”“安全”“管理”與“旅客”，可以認為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關注披露的內部重點在于職工與管理，外部內容在于服務、安全與客戶。高頻特征詞表只能從最直觀的出現次數來觀測出報告所披露的內容，對于披露內容關鍵詞之間的聯系則觀察不出來，還需要進一步分析。
432共現分析
根據分詞后統計的文本詞匯庫，繼續導入ROST CM軟件，進行共現矩陣分析。社會責任報告關鍵詞共現是指相同或不同特征的關鍵詞共同出現的現象，共同出現的高頻詞之間存在著關聯，關聯程度可以通過共現頻次來測量。由于篇幅有限，文章只選取了頻次前10的高頻詞，構建了10×10的共現矩陣（見表2）。可以看出，“提升”與“管理”共同出現了22次，“旅客”與“服務”共同出現了22次，表明報告強調了公司要提升管理，加強旅客服務。通過共現分析，可以看出相鄰關鍵詞直接共同出現的頻次，觀測出報告披露內容特征之間的關聯程度。
433語義網絡分析
對關鍵詞直接進行關聯性分析后可以進一步構建出知識地圖；共現分析只能觀察出關鍵詞之間的直接聯系，而社會網絡則可以觀察關鍵詞之間直接與間接的關聯性，以及彼此之間的相關性強弱。通過共現矩陣導入到Ucient中，生成高頻關鍵詞共現網絡。根據關鍵詞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通過Netdraw可視化軟件導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內容關鍵詞語義網絡（見下圖）。通過關鍵詞語義網絡圖可以看出，公司名稱“國航”處于網絡中心，“員工”“服務”“管理”“發展”“旅客”等一系列名詞關鍵詞與動詞關鍵詞處于網絡的第二層核心，一方面與內核“國航”聯系，另一方面與外圍“理念”“文化”“運營”等第三層關鍵詞聯系。第一層“國航”是報告披露的主體，報告披露的內容圍繞著主體的一系列行為展開；第二層則是報告披露的核心與紐帶，披露出企業社會責任重點關注的內容，一方面是“員工”“服務”等名詞反映出報告披露的不同模塊，包括員工權益、提供的航空服務、旅客客戶等，另一方面是“開展”“推進”“建設”“提升”等一系列動詞表明了主體所進行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聯系了不同層次之間的名詞內容；最外圍的“價值”“運輸”“培訓”“環境”等關鍵詞則是對披露內容的豐富與完善，出現的次數較少，與其他關鍵詞直接關聯程度較低。關鍵詞語義網絡圖
5結果與展望
第4篇：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范文
關鍵詞：煤炭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02
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時期，汽車工業、重化工業、房地產、電力工業出現了井噴式的發展，加上隨之而來的城鎮設施的建設的加快，助推了煤炭行業的發展。但是煤炭的過渡采掘帶來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資源枯竭、安全事故頻發、嚴重的環境污染等，煤炭行業如何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保持可持續發展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從2012年開始，定于每年5月份召開煤炭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會，2013年度共有14家大型煤炭企業了社會責任報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是企業非財務信息的披露載體，是企業與利益相關方溝通的重要橋梁。實踐中是否報告以及報告質量如何已經成為評價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狀況的重要依據。截止2013年6月30日，在滬深兩市上市的煤炭行業企業一共有39家，其中滬市29家，深市10家，2013年有17家公布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本文以這17份報告為樣本，對煤炭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現狀與問題做如下的陳述和闡析：
一、煤炭行業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披露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從歷年的煤炭行業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披露統計來看，自2009年度至2012年度維持一個上升的趨勢，2013年度較2012年減少一家，從2011到2013三年連續披露的上市公司有12家，從歷年的披露數量來看，基本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這充分說明煤炭上市公司在履行社會責任和信息披露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見表1。
表一：煤炭上市公司披露數量統計表
資料來源：2009——2013年煤炭企業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2.報告編報標準不統一。統計發現，煤炭行業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編制標準主要包括：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G3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國資委《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引》（2008）、《編制指引》、《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2006）、《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規范運作指引》、中國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制指南》、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中國工業企業及工業協會社會責任指南》等。其中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G3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使用率很高，總體上來看煤炭行業上市公司編制社會責任報告的標準并不統一，甚至還有部分企業沒有采用外部標準而按照自己的理解來披露社會責任信息。
2013年煤炭上市公司披露的17份報告中沒有任何編制依據的占17.65%，有編制依據的占82.35%，其中以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G3為依據的報告占41.18%，其次是中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寫指南》和深交所的《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分別占17.65%和11.76%；再者是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相關披露規范。編報標準的不一致直接導致了報告形式的五花八門，篇幅長短不一，涵蓋內容不一致，語言不統一等，報告之間缺乏可比性。見表2。
表2：煤炭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編報依據統計表
資料來源：2013年煤炭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3.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內容不完善，負面信息披露不足。從17家煤炭上市公司的報告來看，報告缺乏實質性內容，沒有達到傳遞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具體措施和實施效果，僅強調企業有履行社會責任而沒有披露企業如何履行社會責任。且披露內容以定性分析為主，缺乏量化數據。以神火股份2012年度社會責任報告為例，披露內容包括六項，股東和債權人權益保護、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和服務、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職工權益保護、公共關系和社會公益事業。這六項內容中，大部分都是泛泛而談很少涉及具體的實施措施，內容空洞，無法令人信服，感覺在走過場。在“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中，對節能環保指標方面無任何量化數據，并且沒有披露相關的具體環保措施。
另外，大部分的企業僅披露好消息，對公司盈利情況，慈善事業，社區貢獻以及員工培訓等進行大幅報道，而有關生態環境的修復，資源開采率，安全事故和員工福利等方面的內容一筆帶過。如4月份發生一起安全事故，中煤集團公司上海大屯能源公司孔莊煤礦發生一起透水事故，造成7人被困，經全力搶救，其中3人成功獲救，4人死亡。據初步分析，事故原因是：該礦防治水措施落實不到位，7432材料道工作面掘進作業導致采空區透水。但在中煤能源的2012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有關該事故的只有一句話“為深刻吸取4.10事故教訓，公司組織開展了煤礦防治水專項安全檢查。”對事故的原因，善后處理工作只字未提。這種報喜不報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僅不能完整反映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不能滿足利益相關者對信息的需求，更是對廣大投資者的誤導和不負責任。
4.社會責任報告通過第三方獨立驗證的很少。從2013年披露的17家報告來看，只有3家通過第三方驗證，中國神華、潞安環能和中煤能源。不經過第三方審計的社會責任報告，是沒有足夠的公信力的，沒有較強的可用性。我國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沒有強制性的規定，更沒有對社會責任報告必須通過審計的規定。
二、煤炭行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改進措施
1.增強企業社會責任理念。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質量的高低取決于企業對其的重視程度，企業是否重視取決于企業是否具有社會責任理念，所以從根本上提高報告的質量，就要從根本做起。煤炭行業是高危行業，監管混亂，事故頻發，亂采亂挖現象嚴重，為什么用“帶血的煤炭”來形容中國生產出來的煤？為什么煤老板到處揮金如土？為什么地陷在不斷發生？顯然這是因為中國的煤礦缺少社會責任感，因此，必須改善煤礦生產的形象，加強社會責任理念。
從我國目前的經濟運行環境來看，增強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是一項系統、長期的工作，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政府作為強有力的權力機構，在該工作的推進過程中起著主導的作用，以國內法律的強制力來強化煤炭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加大煤礦安全事故的懲治力度。另外，煤炭行業監管部門等應切實負起責任，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監管機制，督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采取有力的獎懲措施，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予以獎勵，不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予以處罰，增加企業不承擔社會責任的成本。再者，充分發揮社會各界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宣傳與監督作用，尤其是媒體輿論的導向。企業的經濟活動與周圍社會環境存在著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故社會輿論和監督能夠很大程度上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與披露。
企業社會責任看似為企業的責任，實為與企業相關的利益團體共同的責任，只有通過各方的積極溝通、協調與合作，在符合既定的條件下尋求整體利益最大化，才能確保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披露的到位實施。
2.加深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價值的理解。
圖1 社會責任報告的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制指南》這樣描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價值：社會責任報告既是企業與利益相關方溝通和交流的平臺，也是企業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的工具。見圖1。作為溝通和交流平臺，社會責任報告具有以下三個主要作用：①向社會公開說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信息；②有助于利益相關方判斷企業的履責表現；③通過企業和利益相關方的溝通共同推動企業履責行為。作為內部管理工具，社會責任報告具有以下三個作用：①促進管理者和員工社會責任意識的提升，內部形成責任文化；②重新審視公司經營的理念、制度和方針，規避社會責任風險，發現新的增長機遇；③進行內外部對標，發現企業經營短板，以提高企業競爭力。在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對報告的價值有這樣的闡述：如何從報告得到最高的價值？我這里沒有去寫最好的報告，報告的組成應該會產生一些價值。我們第一個建議，很多公司，很多人會把報告視為對外溝通的工具，事實上它也有這樣的作用。但同時它也是一種管理工具，而且它的管理工具的作用比對外溝通的作用更重要，你要先說就必須先做。編寫報告也是很好的機會加強內部的溝通和管理。
綜合來看，社會責任報告的價值體現在外部溝通和內部管理兩方面，外部溝通主要是指促進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提高品牌價值和企業影響力。內部管理主要是指促進管理者發現內部管理的不足，規避社會責任風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強企業軟實力。但是大部分企業未能清楚認識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潛在價值，片面的認為報告為企業帶來的收益為提升企業社會形象、刺激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加強與外部信息溝通，而忽略了報告在內部管理上發揮的作用。這種認識上的片面性主要體現在報告的編輯過程和內容取舍上：編輯的過程更像是資料堆砌和剪輯，內容以褒揚和敘述為主，缺乏自我解剖和客觀量化數據，這樣的報告企業自然無法從其過程中獲取最大的價值。只有當企業把編制報告作為一個發現價值的過程，才能通過編制報告促進企業內部管理，最大限度的發揮企業價值。只有將報告與責任管理有機融合在一起，社會責任報告才可能取得實質性進步。
3.統一社會責任報告編制框架。由前文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煤炭行業上市公司社會責任編制框架五花八門，沒有統一的編制標準，這就使行業內缺乏可比性，編制內容過于隨意，主觀性強。當前全世界范圍內由各個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制標準是非常多的，其中既有在全球應用廣泛的G3標準，也有各國依據本國國情和本國社會責任發展狀況制定的國家標準，更有各個行業組織或者協會根據本行業的社會責任特點制定的行業內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制準則，甚至還有個別公司有自己的內部編制標準，所以在這種編制框架百花齊放的大背景之下，自然使企業之間的社會責任報告不具有可比性，各個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質量參差不齊。因此有必要借鑒財務制度的作法，類似全球有統一的財務報告系統，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也需要統一的編制標準，這樣有助于杜絕社會責任報告編制過程中的不規范現象，提高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行業和領域的企業之間的社會責任報告的可比性，深化報告的意義，切實提升社會責任報告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4.開展社會責任報告的第三方審驗。未經過第三方審驗的社會責任報告，它是不具有較強的可用性的。現階段我國沒有強制企業進行社會責任報告披露的相法律法規，更沒有要求企業進行社會責任報告審計的相關規定。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煤炭企業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大多數是沒有經過第三方審計的。未審計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給了企業有機會夸大事實的機會，導致我國煤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可信度和可靠性下降。但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社會責任報告審計是社會責任報告發展的必然要求。獨立第三方鑒證的目的，是為確保報告內容的客觀性和可靠性，有助于增加社會責任信息的可信度，使之更加符合重要性、均衡性和完整性的要求。換個角度來說，企業為取信公眾，使社會責任息披露有所回報，對社會責任審計也有主動需求。可以說社會責任審計是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發展的關鍵領域，也是我國煤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需要完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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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范文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問題;建議
一、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國內外研究文獻回顧
(一)國外文獻回顧
美國學者謝爾頓(OliverSheldon)于1924年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CSR)”概念。他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者滿足產業內外各種人類需要的責任聯系起來,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內,企業經營戰略對社區提供的服務有利于增進社區利益且社區利益高于企業的盈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會計學家戴維?林諾(David?F?Linowes)首次提出“社會責任會計”,成為會計發展以來最重要的概念,被譽為會計史上的“第四次革命”。此后不久,美國學者托尼?蒂克對社會責任會計產生的背景、社會責任的內涵以及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模式進行了論述,其信息披露成為當前各國企業與理論研究的焦點。WayneCorcoran和Wayne?E?Levninger提出的“環境交易報告”雖然在內容上局限于環境會計信息,但在模式上卻為社會責任績效信息的披露奠定了基礎。
對企業社會責任披露內容的研究,美國的會計師協會(NAA)在1974年發表研究報告,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領域主要包括社會參與、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環境、產品與服務4大類,共包括21小類。GrayR?H,Kouhy?RandLavers?S回顧了TrotmanK?T(1979)、GuthrieandMathews(1985)等研究者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所做的披露研究之后,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包括環境、消費、能源、社區、雇員等15類。TrotmanBrad1ey則只用了6大類的指標:環境信息、能源、人力資源、產品、社區參與、其他等,在6大類指標下包含36小類。
近年來,許多國外學者在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進行研究的基礎上,開始了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進行實證研究。Cowen(1987)通過對l34家美國公司年度報告中所包含的社會責任信息的研究表明:公司規模、盈利能力、公司所在的行業、公司是否存在社會責任委員會與企業的社會責任披露呈正相關。Robert(1992)的研究表明:利益相關者的勢力、企業的戰略地位、公司的盈利能力與企業的社會責任披露呈正相關。Kotter和Hesktee(1992)比較了企業文化相差較大的兩類司,那些企業文化建設好的、以職工和顧客為導向的公司的財務反應遠遠優于企業文化差的公司。Carol(1994)使用問卷調查方法,研究了壓力集團對于企業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影響,研究表明壓力集團(股東、社區、政府、職工、消費者)是社會責任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之一,并且認為企業所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非常不足。HomerH.Johnson提出:在一定范圍內披露承擔社會責任會計信息能夠增加企業的利潤和提高公司的價值,不合法的不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能夠對公司的財務表現產生負效應。這些學者的實證研究結果都預示著一種趨勢: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其財務表現或者公司價值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二)國內文獻回顧
第一,披露模式。常勛(1992)主編的《國際會計》曾介紹過法國的增值表模式,宋獻中、李皎予(1992)也對社會責任會計的報表披露模式作過分析。陽秋林(2005)也初探了我國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模式,并在報表分析的基礎上試探性地構架了我國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指標分析體系,但并未對指標體系的適用性進行評價。
第二,披露內容。對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內容,目前國際上還沒有形成規范的界定標準,國內理論界對社會責任內容也有一定的探析。李亞東(1985)、顧兆峰(1997)、劉國華(1998)、韓穎(2002)、鄔娟(2005)、季曉東(2005)等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內容進行了研究。李正、向銳(2007)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內容界定、計量方法和現狀進行研究,界定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披露的內容為6大類共17小類,提出指數法是評價企業社會信息披露的最佳方法,通過研究發現我國企業對員工問題、產品質量提高、公益捐贈等社會責任披露較多,而對廢舊物資回收、環境問題、社區問題等社會責任披露較少。
另外我國學者也根據國內的數據做了一些實證研究。陽秋林選取了5家公司,以公司2002年的年報為材料,分別從人力資源責任、職工保障措施、企業對社會貢獻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陳玉清、馬麗麗分析了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市場反應,檢驗了市場對全部A股公司2003年年報中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反應,得出了“信息使用者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不關注,資本市場對此信息的需求不強”的結論。沈洪濤和金婷婷(2006)的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披露在《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出臺后有了明顯的改善,但在披露內容和披露方式上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不一致性,尤其是在披露數量提高的同時并未提高信息披露的質量。沈洪濤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框架下,結合公司社會責任理論,對我國上市公司的特征與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公司規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強的公司越傾向于披露公司的社會責任。
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中存在的問題
(一)企業社會責任范圍的界定模糊
雖然《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已做了一個界定,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對國家和社會的全面發展、自然環境和資源,以及股東、債權人、職工、客戶、消費者、供應商、社區等利益相關方面所應承擔的責任”。然而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不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方面,尚處于引入、探索階段,因此披露社會責任報告也不免出現認識偏差或誤區,最為突出的是公司對社會責任的涵蓋范圍認識不足。例如,從2008年已向社會獨立社會責任報告的企業來看,這些獨立的社會責任報告的名稱就有八種之多。社會責任報告種類的繁多以及格式標準不規范等問題,將使得各企業之間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缺乏可比性。
(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定性信息居多,定量信息較少
社會責任報告要傳遞公司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具體措施及其效果,而一個頗為突出的問題是個別報告缺乏實質性的內容,以文字描述為主。公司大講“應該如何”而沒有披露公司“實際如何做”。有的公司洋洋灑灑的篇幅中充斥著原則和口號,沒有披露公司在實行社會責任方面的具體措施和定量描述,內容空洞。深交所《指引》本是對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披露進行指導,使公司可以聯系自身特定的情況,理解、定義企業社會責任并披露相關信息。但是也出現個別公司缺乏對公司社會責任的理解和有針對性的披露,報告內容是依照《指引》原文照搬。這樣的社會責任報告恐怕不但不能起到傳遞信息的作用,甚至還會給今后的披露帶來不好的示范效應。
(三)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以正面信息為主
企業在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過程中,考慮對企業自身形象的影響,往往報喜不報憂。具體來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上市公司對社會責任信息進行選擇性披露。有亮點的部分濃墨重彩,作為披露的重點,而存在不足或未采取有效措施的部分,則一筆帶過甚至只字不提。二是企業提供的社會責任信息與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例如,對于社會公眾來說,其最需要的信息是產品安全責任信息,其次為環境保護責任信息以及公眾安全責任信息;對于企業職工來說,其最需要的信息是企業醫療保障體系、員工培訓機會以及職業發展前景等信息。而從目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現狀來說,大多數企業將大量篇幅花在了披露企業經濟責任、環境責任、公益事業上,這與利益相關者的要求顯然相去甚遠。
(四)缺乏獨立的第三方審計
不經過審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所起到的實際作用較小。目前我國既沒有強制要求企業編制社會責任報告,也沒有要求對社會責任報告進行審計,而是采取鼓勵企業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當前我國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報告中大多數是沒有經過審計的。這些未審計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便使得公司有機會夸大事實情況,這將限制報告的有用性,使得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三、完善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建議
(一)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理論研究
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及相關信息披露中所暴露出的認識和理解上的偏差,直接影響了社會責任報告的質量和效果。因此當前應該繼續加大對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研究力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內涵及外延、社會責任報告的主體和時間范圍、社會責任在企業內部的實現機制以及社會責任與公司價值最大化的關系等展開系統深入的研究,以幫助企業能正確地厘清社會責任相關概念,樹立正確的社會責任理念;同時,通過理論研究為社會責任報告提供技術規范和支持,如研究報告的格式標準、報告的質量特征及具體內容,從而為上市公司履行并報告社會責任提供理念引導。
(二)規范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方式
為提高社會責任信息的可比性,應在社會責任披露制度中明確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方式。社會責任信息與其他會計信息相比,計量單位不能僅限于貨幣計量方式,應根據社會責任項目特點,全面采用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多種方式。如對企業誠信、公平競爭等方面社會責任信息主要可通過文字說明的方式進行定性披露,而對勞動保障、工資福利、環境保護、公益性捐贈、納稅情況可采用實物、時間或貨幣為計量單位,從數量上進行表述和披露。對可以采用貨幣計量的社會責任項目,可在企業現有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三大基本會計報表中增設相關項目來揭示企業社會責任。由于企業社會責任內容多,可貨幣化計量項目少,為了提高社會責任信息的可比性,應要求企業在現有財務報告基礎上編制單獨的社會責任報告,并有政府統一規定報告的名稱和格式。
(三)制定強制與自愿相結合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制度
我國應制定強制與自愿相結合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制度,調動社會各種力量來強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責任感。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兩個方面,企業必須將履行法律責任放在第一位,然后要盡最基本的道德責任。因此,國家應建立制度,對于企業社會責任中的法律責任,強制企業披露,要求企業必須披露相關信息主要包括:企業的安全生產、消費者權益保護、勞動保障、工資福利、污染防治、依法納稅、公平競爭等方面的內容。企業必須定期披露,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而對企業社會責任中的道德責任,則采取自愿披露制度,其信息披露應包括的內容:企業職工的教育培訓、企業誠信、資源循環應用、社會公益活動、就業、慈善捐贈等信息,鼓勵社會責任意識強、社會責任做得好的企業做更多的自愿性披露。
(四)實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審計制度
為加強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情況監督力度,保證企業對外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真實性與公允性,我們應借實施企業社會責任審計制度。為此,我們應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研究、制定并頒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審計法規制度,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應制定一套社會責任報告審計標準,明確審計的對象、范圍和主體,設計科學合理的審計方法和程序,規定審計的主要形式,使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審計有據可依;二是充分發揮注冊會計師的作用,必須對上市公司、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行審計,并發表獨立的意見;三是充分發揮政府機關對企業社會責任審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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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范文
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逐步進入換擋期相對應，國內社會責任的發展也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新的形態帶來新的要求、更需要新的準備。社會責任報告也需要回到原點，總結優秀經驗、適應新的規則、融入新的議題，在服務決策科學透明、創新溝通模式方式、提升管理效率效能等方面創新突破、再造新的源頭活水。
作為對此的思考和準備，以“溝通創造價值”為主題的本屆報告會的一大亮點就是了國內首份《金蜜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指數（2009-2014）》（下稱“《報告指數》 ”），對這一時期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整體狀況進行了總結，同時提出了參考建議。
事實上，伴隨著國內社會責任近年來的迅猛發展，社會責任報告作為企業開展利益相關方溝通和優化組織管理新的工具，受到了包括政府、行業協會、企業等各類組織的普遍重視。
據本刊統計，截至10月31日，2014年中國各類組織社會責任報告數量達2240份，繼2009年的“井噴”和2012年的快速增長后，再現高速增長態勢。而迄今已走過七個年頭的社會責任報告國際研討會，也集聚了越來越多來自國內外的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先鋒企業，負責推進企業履責工作的實踐者們，以及致力于社會責任理念創新的研究者們，正成為國內社會責任報告領域以及CSR同仁們思想碰撞、信息集散、資源分享的盛會。
首個金蜜蜂CSR報告指數揭示報告新常態
“連續五年，我們對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進行收集、分類統計、評估和研究，完成了五份整體的研究報告以及10多份專項報告研究。在此基礎上完成的首份《金蜜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指數（2009-2014）》將成為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新工具。” 從報告研究到國內首份報告指數，變化的不只是名稱，更是基于我們對于CSR報告更深入的了解。如本刊副社長殷格非所言， “‘CSR報告指數’基于金蜜蜂歷年追蹤的報告并加以深化，從中可以看到國內社會責任報告的發展軌跡，這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研判國內外CSR報告的脈絡和趨勢，幫助企業更好發揮報告價值，提升管理和運營水平。”
事實上，在經過近年來井噴式的快速增長之后，國內社會責任報告近兩年在發展環境、推進格局、條件和挑戰方面既形成了相對成熟穩定的經驗模式，同時也呈現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形態。
從增長速度上，國內社會責任報告高增長的態勢放緩，在報告數量增長的同時，報告整體質量也在穩步提升。近兩年報告雖然增速會放緩，但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總體上保持了平穩發展。《報告指數》顯示，報告處于起步級別的報告所占比重由58.1%下降到30.9%，其他各個級別的報告比重呈現不同程度的增長。
從增長結構上看，在外資企業報告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可以發現中央企業及國有企業報告量增長較為明顯。榆與此同時，《報告指數》還發現，非企業組織報告數量呈現不斷增長勢頭，2014年達到764份，超過總數的三成，逐漸成為報告增長的主力。
從增長動力上看，由監管機構要求、外部監督力量倒逼，編制社會責任報告逐漸成為企業的主動追求和積極參與，成為企業加快理念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和業務創新的重要驅動力。
中國企業聯合會企業創新工作部主任程多生在與本刊記者的交流中表示：“《報告指數》以5年為期，以參評企業為樣本，既為研究者們提供了國內企業社會責任特色實踐和社會責任信息的大數據庫，對于社會責任報告的工作者和研究者們某種程度上則具有實踐創新的工具庫和方法論的借鑒意義。”
關注CSR報告新趨勢
談及CSR報告的新趨勢，商務部世界貿易組織司副司長劉毓驊在主題致辭上表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發生著三大轉變：從“新鮮事”轉變為“新常態”，從“報成績”轉變為“報規劃”，將從“自己寫”轉變為“大家說”。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中國區總監惠宇明帶來的信息是，主動披露負面信息已經逐步成為對社會責任報告的新要求。然而，多數企業擔憂相關信息的披露會有損企業形象。針對這一現象，惠宇明認為，在網絡時代，企業通過回避，甚至隱瞞來解決問題的方法并不可取。而應該積極地進行負面信息披露，直視危機，直視挑戰，積極地尋求解決的辦法。“企業自身透過這種披露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企業獲得利益相關方的認可和諒解，預防信任危機的爆發。”他說。
在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政府將發揮重要作用，幫助企業以更加負責任的方式開展運營。歐洲，2014年9月29日公布的《歐盟非財務報告指令》將企業非財務信息披露列為一項強制標準，符合要求的企業最晚將于2018年開始必須按年度披露在社會、環境、員工、人權、反腐敗、賄賂等議題上采取的政策、措施及績效。“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遍觀之前的各類報告倡議，更多的是如何界定公司面臨的各種外部因素。如今，該指令改變了這一狀況，它強調的是這些行動將帶來什么樣的結果。”CSR Sweden環境與社會治理主任Ola Lhman認為，這更是一個對公司股東的價值導向過程，將有助于營造一個推動企業履責的商業體系。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立法也被提上了日程。“這一定會對我們進一步推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一個極大的推動，也是對CSR同仁的極大鼓勵。”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局局長彭華崗發表了他的看法。
挖掘CSR報告價值的新思維
正所謂“始于報告，不止于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編制工作的完成是新一輪工作的開始，有效的傳播可以為下一步社會責任工作提供支撐。同時也可以通過傳播發現社會責任報告內容存在的缺陷以及公司管理當中存在的遺漏，從而實現報告與管理的融合。這是參加“重塑價值：CSR報告傳播與應用的新思維”分論壇的嘉賓的共識。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公司社會責任高級經理婁云指出，“報告的傳播，說到底，是為了獲得大家的理解和認同，從而解決社會責任工作面臨的問題。”然而，溝通的對象眾多，他們的認知程度、偏好、了解深度等均有所不同。這就意味著報告傳播的策略首先要緊扣利益相關方的關注需求，并以利益相關方能夠接受的形式予以呈現。根據《報告指數》的發現，不同性質的企業在利益相關方溝通方面具備相應的行業特色，這些具有針對性的內容更應該以利益相關方喜聞樂見的過程進行傳播。
報告的編制需要各個部門的通力配合，報告傳播同樣需要對內整合公司包括市場資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以及各個業務條塊現有的資源，把內部資源整合起來形成合力。“打出傳播的組合拳”，責揚天下（北京）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管竹筍給這個方法做出了精辟的總結。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以及4G的普及，每個人的閱讀習慣、溝通交流習慣正在發生這改變。傳播具體思維也應該順應這一趨勢，善于運用微博、微信、APP、微視頻、輕應用等新媒體手段進行傳播，實現品牌社交化、推廣移動化。
探討CSR報告評價的新標準
對于如何評價一份好的報告，業界有眾多的評價標準，但是多數評估體系認為一份優秀的CSR報告應當兼具結構完整性、報告可信性、報告可讀性、績效可比性、報告創新性和內容實質性六個維度。
“社會責任報告按道理是公司實踐的真實反映，就像我們常說的社會責任報告實際上不是編出來的，是干出來的，沒干這事編不出這報告，可信度也不高，雖然可能好看。”聽了各位嘉賓在“告別短板：均衡CSR報告質量‘六大準則’”的分論壇上的討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副所長張峻峰如是說。就六個維度的邏輯結構而言，最基本的是要做到實質性和完整性。離開了這兩點，一份報告最基本的效用就無法得到展現。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主要是要讓投資者、監管者、其他利益相關方全面知曉企業經濟、社會、環境效益以及這三大效益怎么得來的。通過社會責任報告，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和管理放到陽光下接受利益相關方和社會公眾的監督。” 中國鋁業公司研究室副主任趙秀富作為一名長期在社會責任工作前線的CSR人，進一步強調了社會責任報告實質性和完整性的重要性。在這個基礎上，如果一份報告兼顧了可讀性、可比性和可信性，可以讓利益相關方讀起來覺得更加有意思。
創新性則是很多報告編制者最為頭疼的事情。雖然這是工作的一個難點，但《報告指數》顯示，各企業報告的創新性指數保持著平均55.3%的增長速度。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各企業對社會責任工作和報告創新的重視程度。
“走出去”披露CSR信息的新要求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向海外。據有關部門統計，現在有1.53萬家中國企業在全球18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25400家分支企業。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充分履行社會責任，不僅有利于提升中國企業負責任的國際形象，也會深刻地影響國際社會責任發展的潮流與方向。“道濟天下：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分論壇關注的正是這一熱題。
中國石油和中國五礦作為較早的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和信息披露方面也走在了前列。他們選擇了在其社會報告中都披露了海外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還采用了國別報告的方式，更加系統化地梳理和提升在海外的社會責任實踐。這些報告打開了企業內外部溝通的一扇窗，為利益相關方及社會各界了解企業提供了一個新工具和渠道。
在海外，法律、政策、經濟、社會環境與國內有很大的差異，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也存在著區域性的差異，如何適應這樣的環境，是中國企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企業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主體，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行業協會、國際組織等相關機構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國五礦化工進口出商會《中國對外礦業投資社會責任指引》，在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方面開展了許多的工作。中非卓越基金則一直致力于為中國企業創造在非洲和當地的利益相關方達到共贏的商業模式。
展示優秀CSR報告新樣本
第7篇：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范文
【關鍵詞】 社會責任報告; 可靠性; 第三方審驗; 調查問卷
中圖分類號：F23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5）05-0047-05
一、引言
近年來可持續發展和企業社會責任得到全球范圍的重視，在政府、社會大眾的壓力以及企業對自身的嚴格要求之下，許多上市公司披露了社會責任信息，并付出了一定成本。但該信息是否能為利益相關者提供可靠的信息，發揮其有用性是值得探究的問題，社會責任信息的有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可靠性和質量。國外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Hammond and Miles（2004）認為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的評價方法與標準十分缺乏，他們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按照預先制定的報告要素特征進行編碼，同時采用問卷調查法，通過實地訪問，讓專業質量評價機構、學者檢查打分，得到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指數。結果發現，英國4個有代表性的信息質量評估組織構成的專業質量評價者對可靠性的定義比公司更嚴格;標桿和獎勵機制是社會責任披露的重要驅動因素。Sillanp■（1998）提出，鑒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機會主義及欺騙行為的普遍存在，經過鑒證的公司社會責任報告有助于得到利益相關者的信任，提高信息可靠性。Davenport（1978）建議公司社會責任信息報表像財務報表一樣受到獨立審計。通過社會責任信息審計，可以提高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公司會知道相關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標準，也會掌握如何編寫，如何衡量以及哪些是合適的行為和活動指標，哪些不是合適的指標的規范。公司社會責任報告就會具有較少的欺騙性，以向利益相關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
目前國內有一部分學者致力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質量和可靠性方面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宋獻中和龔明曉（2007），他們采用內容分析法和信息質量特征的概念框架對我國上市公司會計年報中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的質量和可靠性進行了整體評價。此外大部分研究是采用指數法對報告披露狀況進行評價，專門對可靠性進行研究的極少。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一直以來都是理論界的研究難題。隨著我國對公司社會責任的日益重視，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研究的重要性將日益凸顯。為了更深入地研究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本文通過分析企業自身在社會責任報告中對可靠性的說明及審驗情況，并通過對企業的問卷調查和訪談探究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水平。
二、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的含義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2006年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第三版（G3）對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的定義為：編制報告時使用的信息及各個步驟，其收集、記錄、編排、分析及披露的方式應當可驗證，并可確保信息的質量及實質性。其具體描述為：報告中的信息及數據，應當有內部控制或文件記錄為依據，供編制者以外的個人復核。沒有證據支持的績效，不應在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披露，除非其為重要信息，而報告應明確解釋一切有關該等信息的疑問。有關證明報告決策過程的方式，應當使主要決定的依據（例如決定報告內容、邊界、利益相關方參與的過程）能夠驗證。在設計信息系統時，報告機構應預先考慮到系統能夠驗證，并作為外部審驗過程的一個環節。
一份可靠的社會責任報告應當首先具備真實性，即報告內容和數據準確無誤，一份錯誤的社會責任報告可能使投資者作出錯誤的決策;其次是所披露報告的中立性，一份報喜不報憂的社會責任信息報告難以讓利益相關者信服其是公允無偏的;最后是可驗證性，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利益相關者的分散性，驗證社會責任報告的成本是較高的。目前，由利益相關者可信賴的獨立的第三方進行驗證是目前國際上解決可靠性問題的一個通行方法。
三、我國上市公司自身對報告可靠性的說明及第三方審驗情況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本文選取600家A股上市公司2010―2012年度社會責任報告樣本，為了使研究更有意義，在選取時傾向于獨立社會責任報告的公司或是規模更大的公司，并且傾向于在報告中有對自身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說明的公司，這樣能對相關說明情況研究得更為深入。
（一）社會責任報告中的可靠性說明情況分析
GRI于2006年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第三版（G3）明確要求，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開頭醒目處需要說明企業保證報告信息可靠性的方法及措施。我國沒有對企業此方面提出強制要求，所以相關說明情況參差不齊。本部分就企業自身對其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說明來粗略地評價與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的可靠性等級。因此提出假設：在我國相關規范沒有強制要求對其自身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作出說明或是保證的情況下，企業如果能自愿在社會責任報告中對其信息的可靠性進行說明或是保證，那么他們的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要大于那些沒有說明的公司。雖然企業自身對其可靠性的說明不能保證其報告信息是否真的具有可靠性，但鑒于我國衡量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的方法與手段匱乏的現狀，暫且認為，有可靠性說明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可靠性，大于沒有可靠性說明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有詳盡可靠性保證方法說明或由外部審驗來保證其可靠性的報告的可靠性，大于只有一般可靠性說明的報告。
本文將600家樣本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說明分為四個層次，即優秀、良好、一般和沒有。“優秀”的可靠性說明是既對報告的可靠性進行申明，又陳述了保證信息可靠性的方法和措施或可靠性的驗證方法及結果。例如中國遠洋既對企業自身保證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的方法和措施進行了說明，又請外部第三方進行了信息可靠性方面的審驗，同時對信息可靠性的持續改善進行了保證和申明。其具體表述如下“為保證報告可靠性，中國遠洋創造性提出了建立和運行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16步法并建立嚴謹的社會責任報告編制流程和溝通機制，運用18個評審和改進步驟，從指標數據收集、素材收集、報告框架、報告編寫、報告初稿、報告修改、報告送審、內部審核、專家委員會審核、外部審核和相關方溝通全過程完成報告質量控制流程。”“中國遠洋本著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審慎可持續發展報告，并將提高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可靠性作為改進永恒的主題，不斷完善。”“中國遠洋建立可持續發展報告可靠性和質量保證機制，通過系列的審核、審計、審驗和評價，促進可持續發展報告不斷改進。”“良好”的可靠性說明為對報告的信息可靠性進行了說明，但缺少具體的保證方法及詳細措施。例如中石油、中國中絲、中國人壽、北京銀行等企業在社會責任報告開頭或結尾處申明“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報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并對其內容的真實性、可靠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但缺乏具體的保證措施和方法。“一般”則是指社會責任報告中可靠性說明陳述不明確的企業。例如中國鋁業的“報告使用數據來自公司正式文件和統計報告”或如神華集團的“本報告所引用2011年的數據為最終統計數，如與年報有差異以年報為準”等對其信息可靠性陳述模糊而不明確的說明。“沒有可靠性說明”則是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沒有任何關于報告可靠性的說明。
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可靠性說明差異很大。1.5%的企業為“優秀”;16.17%的企業為“良好”;28.17%的企業為“一般”;54.16%的企業則沒有任何關于報告可靠性和編制依據的說明。
本文還統計了各組企業資產對數的平均數（見表1），結果顯示，可靠性說明好的企業資產規模明顯大于可靠性說明較差的企業。
（二）第三方審驗情況分析
筆者對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的第三方審驗及鑒證進行了統計和分析。從表2可看出，本文選取的600家樣本中有68家經第三方機構獨立審驗，僅占11.33%。14個社會責任報告審驗機構包括一些國際認證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和行業協會等。
還有些企業有第三方專家的證言和評價，但本文對此類專家評價不做統計與分析，因為一般情況下他們無法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是否真實可靠發表意見。本文對第三方審驗和鑒證報告是否包含對信息可靠性進行分析作了統計。具體統計見表3。
從表3中可以看出，由于第三方機構提供的審驗服務不同，或是企業自身的原因，68家企業中只有29家對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進行了分析，在這29家企業中，第三方獨立審驗機構提供的服務也不盡相同。例如，挪威船級社（DNV）提供專門針對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的審驗服務，把可靠性分為四個級別：優秀、良好、一般和不合格，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各個生產環節都有著嚴格的評估;必維國際則是對社會責任信息編制人員進行采訪和監督，通過一系列標準流程得出社會責任報告是否具有可靠性，不劃分可靠性的級別;普華永道、瑞士通用公證行（SGS）、畢馬威華振、德勤、安永、立信、中瑞岳華則不單獨對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作出評價，而是表述“社會責任報告沒有在任何重大方面不公允”。
四、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的實際調研分析
本次調查問卷和實地訪談的主要目的是從側面調研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以在網上發放調查問卷為主，實際走訪部分企業為輔的調研方式進行，調查問卷的問題設置巧妙地避開了諸如“你公司社會責任報告是否具有可靠性”這樣粗魯直接并且無效用的問題，而是采用從側面詢問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生產過程和原始出處是否可靠等問題，并且問題的設置參照了GRI指南第三版中的可靠性測量標準。
（一）問卷設計和分析方法
本次調查問卷的設計包括導言和正文兩個部分。論文結構屬于半結構式，介乎于結構式和開放式兩者之間，問題包括兩種類型：封閉性問題和開放性問題。正文的內容包括受試者的背景信息和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的調查，問卷題型包括是非題、多選題、主觀開放型題等。問題主要根據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第三版中關于社會責任報告信息可靠性部分綜合考慮，提煉分析出14個能夠從側面反映信息可靠性的問題，研究社會責任報告中信息生產的各個流程是否具有可靠性，具體的數值如何得來，由什么部門進行詳細的統計并上報等。
為了確保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先隨機選擇20個樣本對受試者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并與一些受試者進行面對面的溝通交流，然后請受試者幫助對不易理解的問題進行了修改和調整，并對預測的試卷進行了統計與基礎分析，最后完成問卷的設計。在保證問卷準確無誤的情況下，再用最終的問卷選擇130個樣本進行了第二次調查。調查對象主要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編制部門或是負責人，所選擇的公司均為我國A股上市公司，選擇樣本時更傾向于規模較大且獨立社會責任報告的公司。另外，還針對問卷中的一些問題，選擇部分受試者進行了實地訪談。
（二）調查問卷結果分析
1.問卷回收情況
此次問卷調查是在第三部分已收集的樣本公司的基礎上，采用電子郵件傳送網上調查問卷鏈接（調查派和問卷星）、通過郵件發送電子版調查問卷與發放紙質問卷三種形式，共發放調查問卷150份，回收問卷59份，有效問卷57份，有效問卷總體回收率為38%，回收有效問卷所占比率符合標準。
本次問卷調查的有效回收問卷中，75.44%的受試者為男性，其中年齡在30歲到50歲的為67.46%。受試者擔任的職位情況為，48.09%為社會責任報告編制部門的負責人或工作人員，20.25%為社會責任編制小組，31.66%為企業負責對外的客服人員和其他部門人員。其中，從統計數據中得出，規模較大、社會責任披露指數較高、獨立社會責任報告且有第三方審驗或評價的企業問卷回收率明顯高于那些規模較小、社會責任披露指數不高、不獨立社會責任報告且沒有第三方審驗或評價的公司，回收率達60.07%。（見表4）
2.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調查
是否設立單獨的社會責任報告編制部門，由專門人員負責并且按時保質地完成信息的采集和加工工作對社會責任信息的質量和可靠性有影響，獨立的編制部門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會責任報告質量和可靠性的提高。在調研的企業當中有54%的企業沒有專門設置社會責任報告的編制部門，約46%的企業設置了專門的社會責任報告編制部門。可見約有一半以上的企業付出足夠的成本和人力在社會責任信息的編制和采集上，社會責任報告的質量有一定的保障。例如中遠洋這樣的企業設有專門的社會責任報告編制部門，此部門人員的主要職務就是收集信息、編制報告。別的企業為了節省成本，以及保證各個部門的全力配合，一般會組成一個類似“編制報告委員會”的臨時部門，這些成員的構成一般由公司各個部門的中層以上干部組成，即主要職務不是編制報告，而是各部門的內部事務，等到特定時期組成這樣一個小組來負責當期的年度信息采集以及報告，這樣就能保證各個部門的全力配合，因為小組中有各部門的管理者。
企業是否建立明確的社會責任信息組織管理體系對信息的質量和可靠性有重要影響。由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信息收集涉及到眾多的部門，因此需要建立起一個清晰的組織管理體系，才能確保社會責任信息的采集、處理及報告的可靠性。在調研訪談的企業中，有88%的企業沒有自己的社會責任信息組織管理體系，且從調查問卷開放性問題的結果可以看出，愿意透露其社會責任組織管理體系的企業少之又少。只有中國遠洋為了保證其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提出了建立和運行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16步法并建立嚴謹的社會責任報告編制流程和溝通機制，運用18個評審和改進步驟完成報告質量控制流程。中國遠洋完善的社會責任組織管理體系體現在它的社會責任報告中，其社會責任報告披露指數達到0.84的高分。不過從調研統計可以看出，我國大部分企業在社會責任組織管理體系方面還是處于較低甚至是空白的水平。
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中涵蓋了部分預測數據，“預測”即意味著有不準確的可能性，所以研究報告預測數據也是研究報告是否準確可靠的一個關鍵部分。G3中規定，報告信息應足夠準確和詳盡，供利益相關方評估報告機構的績效，保證其報告的可靠性。對經濟、環境、社會主題及指標的預測可以不同方式說明，從定性回應到詳細的定量衡量。確定可靠性的特征應因不同信息的性質及使用者而異，如定性信息的可靠性主要取決于機構在適當的報告邊界內展示信息的清晰度、詳盡度及平衡度，而定量信息的可靠性還可能取決于收集、編排及分析數據所用的具體方法。報告應當達到何等程度的可靠性，部分取決于信息既定的用途。
調查結果顯示，在調查的企業當中有72%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含有預測數據，只有28%的社會責任報告不含預測性的數據。企業的活動對社會的影響難以計量，通常需要進行預測。鑒于此，筆者通過開放性的問題來調查企業如何保證其預測數據的可靠性。在參與調查的企業中，對本問題的回答大部分采取了模糊的態度，如有的企業這樣回答：“本公司的預測數據都是基于往年度的實際結果和專家的分析而得出的，具有可靠性”;有的企業則采取回避的方式來回答：“預測數據的可靠性不便于準確評估”或是“本報告的預測數據都是基于公司內部正式文件和統計而得出的，對其可靠性無法給予確切保證”;還有許多企業對本開放性問題沒有作答。從結果可以看出，企業對預測數據的可靠性把握不大。
當企業在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時，會遇到部分不太確定的信息和數據，但此部分數據G3中明確規定企業需要披露，所以編制人員在決定如何在報告中披露此項信息也是評估此報告是否具有可靠性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G3中規定企業應該確保報告披露的信息可以驗證，以確定報告內容是否真實可靠，保證報告信息適當地應用了報告原則。報告中的信息及數據，應當有內部控制或文件記錄為依據，供編制者以外的個人復核，保證其可靠性。沒有證據支持的績效，不應在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披露，除非其為重要信息，而且報告應明確解釋一切有關該等信息的疑問。因此，當編制人員在編制報告時遇到不確定的信息時，如果此信息是G3中強制要求披露的，那么應該盡量核實清楚以后再作披露;如果此信息不是G3中規定強制披露的，并且無法確定其可靠性，那么為了保證報告的可靠性，應該選擇不給予披露;如果編制人員在不確定其報告中數據的可靠性和準確性時，選擇大概披露或是臆測披露此部分信息，都會影響到報告的可靠性。
調查結果顯示，當企業遇到不確定信息和數據時，只有14%的企業選擇不披露該項信息，44%的企業選擇大概披露該信息，而32%的企業選擇核實清楚以后再披露，10%的企業選擇其他方法。而G3指南中明確要求，除非此項信息非常重要，否則編制人員在遇到不確定信息時禁止披露。綜上所述，只有14%的企業遵守了G3指南的要求。
五、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自身的可靠性說明、報告的第三方審驗情況，并運用調查問卷、實地調研以及和企業相關人士訪談的方法，探究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水平。通過分析數據得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水平有待提高。從企業自身來看，對社會責任信息可靠性進行詳盡說明、就報告的可靠性提供保證的企業不多，但我國規模較大的企業還是獨立了社會責任報告，并且為保證其可靠性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從外部審驗來看，600家樣本公司中只有68家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經第三方機構獨立審驗，與國際平均水平40%還有不小差距。從審驗報告看，68家經第三方機構審驗的報告中只有29家包含了信息可靠性方面的審驗，可見我國社會責任報告審驗中也很少涵蓋可靠性的審驗，一是由于信息可靠性難以鑒定;二是由于企業在社會責任信息方面付諸的成本還明顯不夠。最后本文通過調查問卷和實地訪談的方式調研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調查問卷的問題設置巧妙地從信息采集和生產環節入手，探究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從原始采集生產到最后登報披露的各個環節是否準確可靠。研究得出，信息的各個生產流程的可靠性還有待提高，可靠性水平無法保證即無法保證社會責任報告的決策有用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投資者將越來越多地關注和使用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為其投資決策提供支持和依據。因此，可以通過加大政府和社會公眾對社會責任的關注以及提高社會責任的披露質量，最終得以提高社會責任信息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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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范文
關鍵詞：企業 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審計
1 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目標
根據《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第4號――社會責任》第二條規定，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應當履行的社會職責和義務，主要包括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含服務）、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促進就業、員工權益保護等。企業社會責任審計，作為一種確保受托責任有效履行的特殊經濟控制機制，是為了向委托人提供其履行社會責任情況的一種鑒證，實現途徑為，一是審計機構執行評價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并發表意見；二是由企業出具社會責任報告，再由審計機構對其社會責任報告是否公允發表鑒證意見。本文認為，社會責任審計應該選擇上述的第二種模式，即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目標，是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提出審計意見，對利益相關者提供關于受托社會責任信息的保證。
2 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現狀及原因分析
近兩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主要有如下特點：①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企業家數逐年增加。②就上市地點而言，上交所上市的公司比深交所上市的公司更加傾向于社會責任報告。③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企業集中在國家監督管理嚴格的行業上。④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國有企業多于其他企業。⑤社會責任報告的內容形式化比較突出。雖然近年來我國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蓬勃發展，但是由于起步較晚，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都還處于探索的階段。因此，企業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時就存在一些問題。
2.1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外部原因
2.1.1 社會責任報告披露的標準不統一。我國相關管理部門目前尚未制定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標準，上市公司在披露社會責任報告時沒有標準可以遵循，這也是導致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內容不規范的原因之一。
2.1.2 缺乏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法律監督。影響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我國還缺乏相應的法律監督。管理當局披露與不披露社會責任應當承擔什么法律責任，導致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處于一種無法可依的狀態。
2.1.3 我國信息使用者對社會責任信息有效需求不足。我國大多數信息使用者，對于信息的使用，過多關注財務信息，對于社會責任這一非財務信息關注較少。只有出現問題的時候，才對社會責任問題加以關注。
2.2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內部原因
2.2.1 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認識不到位。在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里，發現很多公司都突出強調對社會的慈善捐款，并無其它實質性內容。此外，我們還發現不少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都只是相關指引的翻版，只有正面信息的披露，負面信息只字不提。
2.2.2 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成本的考慮。企業一方面衡量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產生的收益有多少，另一方面考慮披露負面信息企業將要付出的代價。由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效益在短期內不一定獲取，因此企業盡可能少地披露信息。
3 我國推行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對策
3.1 鼓勵企業獨立的社會責任報告 鼓勵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由于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對于信息的需求是不同的。國家相關機構通過社會責任報告可以提供和評價企業社會責任的執行和完成狀況，潛在的投資者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了解企業，作出投資或不投資的決定。
3.2 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 目前上市公司的員工社會責任意識普遍不強。一方面需要政府相關部門的大力宣傳。另一方面，加強監督管理。政府要監督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加強社會各個方面對企業的監督，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
3.3 規范企業社會責任審計標準 有關法律法規制定機構可以參照會計信息披露準則體系，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標準，并對社會責任審計的標準、內容、方式等作出明確的規定，從而規范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審計。
3.4 建立考核機制 在考核企業的同時要考核其領導干部。政府相關部門可以針對企業社會責任設計一套評價指標，根據各種指標評價企業對社會責任的履行結果，并據此來獎懲企業。
3.5 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 第一，啟動企業社會責任立法程序；第二，完善我國《公司法》等相關法律；第三，構建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體系。
4 結束語
為了促進企業正確履行社會責任，實現企業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如何讓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獲得公眾的認可，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建立和完善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理論框架體系，起草企業社會責任審計標準，開展標準化的，為公眾所接受的企業社會責任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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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范文
【關鍵詞】煤炭企業 社會責任 會計信息 問題 研究
一、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概念
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是指在會計學基礎上對企業社會責任這一問題進行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通過會計指標反映出企業對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和全社會應當履行和已經履行的社會責任的大小，提高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質量，滿足企業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從而促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達到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我國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不全面
目前，披露企業社會責任的煤炭企業多為上市公司，同一個集團下屬的非上市公司以及獨立的煤礦企業很少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并且在披露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煤炭企業中披露的質量參差不及，披露的詳盡程度和披露的內容范圍也不同。首先，在披露的詳盡程度上，查閱2015年相關煤炭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從披露報告的頁數上看能夠發現質量較好的社會責任報告多達88頁，數量較少的僅為22頁，并且內容比較粗糙，在員工培訓、造成污染的規模和環境恢復、商業伙伴上沒有提及，安全投入、資源開采效率等方面的內容較少，有用性不足。其次，在披露范圍上，披露內容選擇性大，多為贊揚性的文字描述內容，很多語言為正面的積極的內容，很少提及占用了多少自然資源、對企業造成污染、員工工傷情況的負面情況情況。
（二）我國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形式不規范
我國的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時多采用在財務報表附注內披露，有部分煤炭企業采用獨立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幾乎沒有企業采用在財務報表內設立社會責任科目這一形式披露企業社會責任，在披露方式上來說一般情況下煤炭企業采用的是非貨幣的形式。國家對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披露的形式沒有強制性要求，各個企業編制社會責任報告的依據不同，這些編寫依據主要有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寫指南、上交所的編制指引、國務院國資委的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標意見等，多種多樣的披露形式使煤炭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缺乏橫向可比性。
（三）我國煤炭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缺少定量信息
查看我國煤炭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報告，只有個別信息披露質量高的企業還采用了表格和扇形圖、折線圖等圖表的形式，但是絕大多數企業只有文字描述，企業披露信息的質量比較低，沒有在員工權利、污染治理、遵紀守法等方面的情況采用具體的量化指標，在措辭表述上一般為：“得到提高”、“做出了努力”這類模糊的詞語，很少采用貨幣計量形式，不能體現出定量計量方法。
（四）我國煤炭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可靠性低
企業的財務報告需要嚴格的第三方審計，但是對于煤炭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報告卻缺乏第三方審計。目前，我國審計主體分為注冊會計師審計、政府審計和內部審計，這三種審計方式在審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上各有利弊，國家也沒有統一的針對煤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審計準則和審計程序，特別是我國并沒有強制要求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也沒有強制要求對已經編制完成的社會責任報告進行第三方審計，在缺少審計環節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是可靠性不足的。
三、我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存在問題的對策
（一）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
根據我國煤炭行業的特點，除鼓勵煤炭企業積極主動披露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外，還應當采取法律手段要求煤炭企業披露關鍵信息，提高煤炭企業披露的質量。第一方面，面對煤炭行業的高危性和重污染性，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是分散在各個法律規章中，缺少系統性和針對性，單憑煤炭企業的自愿性不會使煤炭企業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質量有所好轉，必須建立統一的相關法針對性的法律和規章制度。第二方面，政府和相關部門應加大監督和獎懲力度，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減少企業違法違規的機會，實行獎懲制度，增加企業違法違規的成本我國已經開始著手這一方面，例如：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已經連續四年煤炭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但是參加評選是煤炭企業是自愿申報的，沒有強制性。我國在建立相關法律法規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也是我國煤炭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健全統一的披露標準
現行的編制標準有多種，不同煤炭企業選擇的披露標準不同導致煤炭企業編寫的社會責任報告從內容、形式、指標都不同，進而導致了煤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缺少可比性。并且煤炭企業在編制社會責任報告時由于缺乏披露標準的約束，隨意披露文字性描述居多，定量指標偏少，因此在當前情況下有一個內容翔實具有強制性的披露標準極其重要，只有依據統一標準編制的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才是完整的、可比的。我國應當出臺一部與會計準則類似的社會責任報告準則，規范煤炭企業的披露行為，增加煤炭企業社會責任跨級信息的可比性。
（三）提高披露的主動性
首先，煤炭企業還沒有形成良好的社會責任意識，作為傳統行業它不僅肩負著對政府和責任還應該承擔對社會、員工、環境、自然資源等的責任，良好的社會責任意識影響到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應先從企業自身出發，加強員工學習責任意識、學習相關知識能夠培養企業的責任意識，進而促使企業成長為一個有責任的企業，在維護企業形象的同時具有良好社會責任的形象也是企業的一項無形資產。其次，煤炭企業在披露社會責任會計信息上缺少主動性的根源可能是缺少相關理論和實踐操作，我國在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理論和實踐上還處于發展階段，我國學者應當盡快深入理論研究和豐富實踐經驗，完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理論基礎，是企業相關人員能夠盡快的輕松的獲取相關的知識，從而提高煤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質量。
（四）加強第三方審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