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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一個變化,就是20多年間有1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已占農村總從業人員的30%左右,使鄉鎮工業取代國有工業,成為我國工業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的再配置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則逐漸地減緩,并在近幾年因市場變化而出現倒流趨勢。僅1997、1998年兩年統計,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就凈增366萬人,1999、2000、2001年每年至少也有凈增100多萬人。出現上述情況并不意味著資源配置效應的潛力告終。主要依據是:盡管已有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領域,但由于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迅速增長,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還有3億多,同改革初期相比,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100多萬。農業與非農業的邊際生產率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我國國民經濟經過20多年高速增長的量變積累,已經呈現質的變化,即絕大部分商品的供給已經滿足或超過市場需求,由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大多數鄉鎮企業在市場導向下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飽和,不再有超常發展的空間;而高技術含量的生產領域雖然市場廣闊,卻需要鄉鎮企業進行重大結構調整,不可能再以低技術和粗放經營的方式跨進結構升級這道門坎。況且,80%以上分布在村落的鄉鎮企業,由于缺乏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缺乏技術和管理人才,遠離城市集中地帶,難以再走“離土不離鄉”的道路。我國鄉鎮企業發展正面臨著一個調整期,這就不可能再以從前那樣的超常速度增長著。與此相聯系,鄉鎮企業可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趨于下降。從“七五”期間年均925萬人,降到“八五”期間年均719萬人,降到1996年674萬人,再降到1997年的400萬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如果不可能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前面所說的資源配置效應,將在很大程度上不復存在,經濟增長速度將會顯著放慢。
我國經濟改革以來的一、二十年間,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就業,并因此帶動了鄉鎮企業高速度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發展,但這種替代終究是有限度的。農村人口城市化規律是不可阻擋的,限制城市化是積累矛盾,加劇矛盾,而不是解決矛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與城市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表明,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是現代化進程中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兩個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取得史無前例的進展,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進程仍然十分緩慢,這兩者之間表現出極其明顯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的后果,集中反映在最近幾年前者速度大幅度回落,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農村經濟增長速度及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明顯趨緩。這就要求必須因勢利導地解決這種不協調問題,并使之相互促進,以開創中國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
要有效地解決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就必須遵循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正確認識和處理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關系。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推動現代化進程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也是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可缺少的原動力。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城市化水平也不斷提高,這是產業結構變遷引起就業區域結構變遷的結果,也是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結果。我國的工農業產值結構已由建國初期的3:7轉移為7.5:2.5,而城鄉人口結構乃為3.6:6.4,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城鄉隔離的環境下并且獨立于城市化進行的,使得迅速增長著的剩余農業勞動力無法被城市二、三產業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我國城市工業所能提供的新的就業崗位只有3723萬個,而同一時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誤,全國城鄉勞動力共增加19127萬人,大部分新增勞動力不得不被安置于農村,這就必然嚴重地制約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增長。市場取向改革以來,我國市場化程度有了顯著的進展,并且與工業(尤其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基本上打通。這些年來,我國農村工業化和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也正是市場化因素不斷強化的結果。然而,在依靠市場機制和農村工業化力量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與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同時,城市化滯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來。
二、是進小城鎮抑是進大中城市
關于我國城市化與城鎮化問題,國內外學術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階段性成果。但是,對城鎮化與城市化的關系問題,至今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這就很難對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作出正確的回答。我們認為,城鎮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發展小城鎮是我國特定條件下城市化戰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發展小城鎮是城鄉二元體制下被迫作出的選擇,而不是最佳的選擇。確立這樣的一種觀點,才能正確認識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換句話說,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的特殊性,在相當程度上是和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發展小城鎮戰略聯系在一起。在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同農村問題的解決無關。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提出發展小城鎮戰略時,又總是同解決農村問題聯系在一起。我國現階段農民進城方式和條件,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在城鄉分離或城鄉分割體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們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鎮區分為兩個不同類型的社區。與此相適應,在農民進城上,也可以劃分為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這兩種方式。當城市化還沒有基本實現的情況下,必然是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并重(目前兩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進小城鎮的人數還會比進大中城市的人數多得多。當城市化演變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城鎮化就會逐漸被城市化所代替。屆時,農民進城的方式,主要表現為進入大中城市,或進入大中城市的人數遠遠超過小城鎮。
我國小城鎮的戰略地位,是源于農村工業化是在城市化嚴重滯后的背景下運行的。農業勞動力向鄉鎮企業轉移,是采取“離土不離鄉”的就地轉移方式。剩余農業勞動力就地向鄉鎮企業轉移,比起舊體制下農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勞動力流動機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這種初級形態的勞動力市場,畢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現在剩余農業勞動力轉移在就業空間上的封閉性和分散性。封閉性指的是面向農村,就地轉移。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鎮集中的不及8%。應當這樣看,即小城鎮建設對帶動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還將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我國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過散、缺乏規模效益的鄉鎮企業,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礎設施條件。但由于企業自身和外界條件的限制,它們大多數還很難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鎮的進入門坎則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鎮的集聚效益差,二、三產業發展規模小、檔次低,對投資的吸引力和對勞動力的容納能力很有限,不應對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過高的期望。我國小城鎮的發展速度很快,目前總數已突破60000個,但每個城鎮平均人口(指非農業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載體的初衷始終未能達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鄉村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可以創造出更高的經濟效益。為了擴大小城鎮的規模,提升小城鎮的檔次,客觀上要求小城鎮建設必須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例如在與大中城市一定距離內和交通干線附近形成小城鎮群帶,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對周圍地區的擴散和帶動效益,并減輕其膨脹壓力。事實上,目前有些小城鎮所表現出來的規模和效益,有相當部分來自鄰近大中城市發展的可能性。應當認識到,農民進入小城鎮,是在傳統的城鄉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今后我國新增就業崗位,將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產業,如果絕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嚴重受阻。我國城市化已經演變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小城鎮數量擴張已經基本完成,今后發展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建設質量上。還應當指出的是,我國經濟增長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往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下發展起來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市場已經相對飽和,在鄉鎮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進行技術改造、產品升級、資產重組和產業轉移,小城鎮是無法滿足這一結構重組要求的。大中城市不但比較容易提供鄉鎮企業進行調整所需要的資金、技術、信息、人力資源、市場條件等,而且還將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統計資料表明,我國100萬-200萬人口的城市,勞動力在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45%,而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僅占23%。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采取更加積極的城市化發展戰略,在繼續為小城鎮發展(擴大規模、提高檔次)提供必要條件的同時,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從消極限制向積極鼓勵發展大中城市。與此相聯系,農民進城的方式將越來越由集中小城鎮轉向集中大中城市。
與農民進城方式相聯系,在大中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還存在著事實上的二元市場,即進城農民的就業市場與城市居民的就業市場同時存在。從相對意義上,這兩類市場是相互分割,相互獨立的。由于戶籍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養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別,轉移到城市的農民還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權利和就業條件,還無法同城市居民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在城市二元勞動力市場上,進城農民所從事的多為城市勞動者不去競爭的崗位,并領取比城市居民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相對少得多的社會福利。這種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完全消除。至于城市中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產業領域,農民進入的機會也很少。這種制度上的市場結構差異,目前起著緩解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就業的沖擊力的作用。與此相聯系,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其就業性質一般是屬于非正規就業。所謂非正規就業,指的是廣泛存在于非正規部門和正規部門有別于傳統典型的就業形式。它包括非公有部門里的各種就業門類,和正規部門里的短期臨時性就業、非全日制就業、勞務派遣就業、包生產或服務項目的外部工人等。相對于傳統的國有、集體單位的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穩定性較弱,流動性較強,加上非正規部門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還需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適應性過程,使得這種就業崗位大都留給進城的農民。
三、制約農民進城的制度性與結構
農民進城的條件,首先取決于城市門檻的高低。要形成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就必須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1980年國務院作出“嚴格控制大城市,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方針,其中的一個考慮,就是農民進入小城鎮的門檻相對比較低。從理論上說,要把一個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大約需要三種基本投入:(1)生產資本投入,為創造一個就業崗位所需要的資本投入;(2)生活資本投入,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資本投入;(3)基礎設施投入,就是生產與生活所必需的水、電、路、汽等基礎設施。這三種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別不是很大。但是,根據我國的國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補貼越高,大中城市建設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鎮則近乎等于零。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農民又享受不到的社會福利(或國家財政補貼),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鎮最少。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創造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尤其是進大中城市的條件,就必須消除附著在城鄉戶籍上的各種待遇差別(包括就業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養老制度等),實現城鄉一體化。由此可見,為了加快我國農村城市化進程,就必須從根本上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建設是由政府負擔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負擔的。受政府財政資金的限制,政府很難把對城鎮居民的義務擴大到農民身上。因為農民的大規模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支出的擴大。為了緩解這種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應,自然是限制農民進城,即阻礙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因勢利導地促進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逐步實現城鎮建設市場化,使城鎮化建設從以往政府主導型轉變為市場誘導型,即不依賴于國家投資,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誘導先富起來的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依靠農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籌措城鎮建設資金,解決城鎮發展中的人口集聚、經濟發展和建設資金三大問題,使城鎮化步入快車道。
當前我國農村城市化所面臨的一個主要難點,就是傳統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嚴重地滯后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這就必須逐步改革傳統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變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為統一的居民身份證一元戶籍制度。其具體內容是: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如實地反映公民的職業和身份狀況的本來面目,實現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只有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才有可能為勞動力在產業之間、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和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以往那種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它從制度上堵塞了農村人口城市化途徑,抑制了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問題。要使這種轉移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政府一方面要為增強這部分勞動者的就業技能和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創造條件,另一方面還要為這部分勞動者的生存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務機制。這一機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包括養老、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包括就業培訓和職業介紹在內的就業服務體系。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和就業服務體系嚴重滯后的現象,已經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勞動力市場功能的發揮,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這是我國實現農村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我國目前現實的情況是,絕大部分農民尚未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已經進城的農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在住房、醫療、教育、勞動就業、養老等方面,身份沒有變化的農民只能自己承擔高額費用,導致在許多已經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出現進城農民又回到農村“人口回流”現象。
我國農民進城的條件,除了要受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同時還要受其他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約束。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其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基本上都是發生在經濟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之前。也就是說,在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工業規模急劇擴大,需要勞動力大量增加,為大量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提供良好機遇。當經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之前,社會上大部分農村人口已經進入城市,大部分勞動力已經在工業中就業。此后,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主要不再依靠絕對規模的擴大,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但是,與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不同,我國實行的是趕超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即不是發揮勞動力資源充裕的優勢,反而選擇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化為發展重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這一典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和外延型工業化階段中,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是與工業中技術、資本和對勞動力排擠同時發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遇到很大的障礙。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以來,宏觀經濟運行發生很大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趨向回落。這固然和改革進程的深化以及世界經濟增長放慢有很大的關系,但就國內因素而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和經濟結構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國民經濟增長建立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上。但是,與我國經濟轉型相聯系,或由我國經濟轉型派生出來的,則是就業問題的尖銳性,以及為解決就業問題所必須應對的就業模式的轉變。計劃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短缺經濟”。當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必定要經歷一個長期被壓抑的需要迅猛釋放的階段。但是,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市場結構也隨之由以往的供給主導型轉變為需求主導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的國有企業,由于產品結構不合理,加上經營機制轉換滯后,大量產品積壓,生產能力嚴重閑置,致使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伴隨著市場競爭力度的加大,這種結構性矛盾必將進一步加劇,進而由工業制造業本身結構調整所形成的結構性失業壓力,將會越來越大。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使以往傳統體制下,以低效率為代價的大量隱蔽性失業顯性化,即轉化為公開性失業。從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適應市場競爭要求的角度,這種變化是積極的、必要的、進步的,從緩解由此帶來的公開失業壓力的角度,這又是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根據最新統計,目前我國到各地城市打工的農民約有8800萬人,而城市勞動力市場總體上是供大于求,不少城市下崗失業人數越來越多,不得不采取本地市民就業優先的原則,并采取各種強制性手段限制外來農民工就業。現在全國不少城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務工的領域、行業工種等方面,采取各種行政、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從嚴格意義上說,作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部分(目前全國城市約有8800萬農民工)、我國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農民工實際上是屬于城市邊緣群體。從行政管理上講,他們被看作沒有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從政治上講,他們不被承認為工人;從經濟上講,他們沒有城市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這種產業工人隊伍隱性化,是不利于國家穩定的。應當認識到,盡管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歧視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但他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其實際失業率遠遠低于城市實際失業率,他們已成為全國各省區城鎮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沒有被確認為城市的正式戶口,也沒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務,但其生產與生活方式和城鎮勞動力大體相同。為了促進我國結構變革、城市化進程,政府應當制定公平的民工就業政策,保證農民工的勞動權益、勞動安全和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為此必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實行常住人口申報制和登記制,只要具有勞動崗位(正規就業或靈活就業)、合法收入和居住地就可以視為當地注冊人口,并有獲得公共服務的選擇權和公共事務參與權。目前進城農民工的真正后顧之憂是社會保障制度。由于農民工沒有享受到城市的各種保障制度,農民工一旦成為城里人,其原來擁有的土地如何處理,是今后制定農民工政策的一個難點。對此,胡鞍鋼教授曾經提出“給戶口置換土地”的設想。即如果農民工愿意選擇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應該給其城鎮戶口,讓其享受與城里人同等的權益。即應該根據《勞動法》給其各種社會保障權力,包括失業、養老、醫療等各項保障都應該擁有。與此同時,由于居住地點的改變,農民工就會自動放棄其原來所擁有的土地。但是,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已有城市人口的社會保障遠未到位,又要解決近億個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在實踐操作中仍有許多待解決的難題。
【參考文獻】
①《了望》周刊記者:《中國城市化提速》,了望周刊,2002年(29)。
同志們:
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正式啟動以來,引起了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各市采取有力措施,積極推動陽光工程的實施,取得了明顯進展:一是制定了實施方案。各市在認真貫徹執行省六部門下發的《關于組織實施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的通知》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成立了陽光工程領導小組,明確了各部門的職責,確定了任務目標,制定了保障措施和實施工作方案,為陽光工程的實施打下了堅實基礎。二是召開了啟動儀式。省陽光工程啟動儀式召開以后,秦皇島、唐山、保定、滄州、衡水、邢臺、邯鄲等十個市已召開了市級啟動儀式,邢臺所有的縣也全部啟動,有力地擴大了陽光工程的社會影響。三是確定了試點單位。各市按照省陽光工程辦公室的要求,認定了一批符合條件的創業培訓試點縣、扶貧技能培訓試點縣。各市陽光工程辦公室堅持認定原則、嚴守認定條件、嚴格認定程序,確定了創業培訓試點縣個、扶貧技能培訓試點縣個,為搞好陽光工程試點工作創造了條件。四是籌措了資金。各市陽光工程辦公室為了確保陽光工程的順利開展,積極爭取當地政府支持,主動與財政部門協調,取得了較好成效。邯鄲、唐山、衡水、邢臺、廊坊、張家口等市已確定了用于培訓補助的資金已落實,確保了陽光工程的組織實施。另外各市陽光工程辦公室根據省陽光工程辦公室制定的專項培訓補助資金補助標準,明確了引導性培訓補助的標準。五是摸清了底數,建立了臺帳。省陽光工程辦公室按照《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項目實施意見》的要求,分別規范了引導性培訓臺賬、技能性培訓臺賬、創業培訓臺帳以及就業臺帳,從而保障了各級陽光工程辦公室在組織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中有章可循,使全省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步入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廊坊、邢臺還對本市的勞動力資源進行了詳細的摸底調查,摸清了底數。我省陽光工程的啟動和實施,受到了國家勞動保障部的肯定,部工作信息專題刊發了我省陽光工程的做法。在××年中國職協年會上,林永三副部長對我省陽光工程給予了高度評價,與會各省代表一致認為我省陽光工程目標明確,措施有力,資金到位,值得借鑒和推廣。該項工作也得到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視,要求省陽光工程辦公室務必抓緊抓好,抓出實效。版權所有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看到目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一是全省各市“陽光工程”進展不平衡,個別市雖轉發了號文件但沒有制定實施細則。二是個別市存在等靠思想,工作主動性不高。三是部分市縣缺乏工作經費,影響了工作進度。四是宣傳工作不到位。
為使陽光工程更加扎實、有效、規范地運行,全面推動我省陽光工程的深入發展,我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一、提高認識,注重落實
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是建設現代農業、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是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重要途徑,也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省陽光工程辦公室成員單位及各市務必提高認識,保證政策、資金、組織、措施“四落實”。一要保證政策落實。要將國家和省確定的一系列惠澤農民的培訓政策落實到位。二要保證資金落實。目前,國家和省級資金已到位,省資金分配方案經省政府同意后很快下達各市。各市要積極主動地向當地政府爭取工作經費盡快到位。三要保證組織落實。各市、縣要配備專門工作人員抓好陽光工程工作,力爭在年陽光工程實施期間將我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推向一個新階段。四要保證措施落實。要使季報、督導、檢查等措施扎扎實實落到實處,避免走過場。今年底,省陽光工程辦公室將把各市目標完成情況通報各市政府。
二、抓好基地建設,夯實工作基礎
各市要按照號文件要求,做好每一個環節的基礎性工作。各市、縣陽光工程辦公室要與承擔陽光工程培訓任務的基地簽訂任務責任書,并要求各基地設有專職工作人員和專項臺賬資料;要把基地的培訓收費標準和國家補貼標準張貼上墻,確保國家財政補貼資金足額用到農民身上;及后培訓要統一使用省陽光工程辦公室確定或開發的教材,尤其是引導性教材,全省務必統一,要將各市使用引導性教材的數量作為對各市開展引導性培訓的統計考核依據。要將國家印制的陽光工程宣傳品在培訓基地統一張貼,以擴大陽光工程的影響;各市要按照要求按季上報陽光工程進展情況。
三、公開公正,選好基地
篩選和認定培訓基地,是關系到陽光工程能否完成、培訓質量能否保證的關鍵環節。要嚴格按照文件要求,公開、公正、公平地認定基地,要調動各部門的積極性,充分利用現有勞動保障、農業、教育、科技、建設等部門的教育培訓機構的資源,形成合力,共同開展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目前還沒有完成基地認定工作的市請務于月日前完成該項工作。已經完成認定工作的市盡快開展培訓工作。
四、抓好典型,全面推進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是一項新工作,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模式可以借鑒。因而,抓好典型,總結經驗,以點帶面,全面推進的工作方法尤為顯得重要。經各市陽光工程辦公室上報、省陽光工作辦公室確認的培訓示范縣、創業培訓試點縣及扶貧技能培訓試點縣要嚴格按照陽光工程辦公室的要求,建立規范的培訓臺賬和就業臺賬。確保各級財政的培訓補助落實到每個受訓農民的身上,讓廣大農民切身體現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關懷和溫暖。各市陽光工程辦公室要及時總結各試點縣的經驗,充分發揮示范性作用,從而全面推動我省陽光工程的全面、扎實、有效地開展。
五、加強督導,確保進度
各級陽光工程辦公室要切實加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督導檢查工作,確保該項工作的各項要求落到實處。省陽光工程辦公室要經常對各市工作進行檢查和指導,對好的做法經驗進行表揚推廣。目前還沒有開展啟動儀式的市務必于近期開啟動儀式。省陽光工程辦公室擬在月份組織對各市陽光工程的工作進展情況進行督導。年底國家陽光工程辦公室將對我省的陽光工程工作進行抽查,希望各市要做好準備迎接檢查。
六、搞好宣傳,擴大影響
關鍵詞:新型城市化;流動人口管理;人口質量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一、新型城市化的涵義
城市化,是人類現代化的標志。新型城市化是科學城市化。這一定義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新型城市化是體現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城市化,集約發展、統籌發展、和諧發展的城市化,堅持以人為本的城市化”。第二種觀點認為新型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轉移,使城市結構發生變化。“在繼續推進人口轉移型城市化的同時,大力推進結構轉換型的城市化,這樣的城市化道路,可以稱之為新型城市化道路”。第三種觀點認為城市化應當是推動農村發展的城市化。過去我們認為,城市化主要是建設城市和發展城市。但黨的“十六大”報告把全面繁榮農村經濟與城鎮化結合在一起,十六屆五中全會也提出建設新農村。城市化應當是推動農村發展的城市化。完整意義上的城市化的科學含義,一個層次是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另一個層次是轉入城市的那部分人的生存條件、生活方式、生活質量等的城市化。前一層次的城市化含義是形式,后一層的城市化含義是內容。我們應當把評價城市化標準的重點放在后一層次上。由于農民和農村是城市化的重要對象,考察中國的城市化還應包括農村居民生存條件、生活質量、生活方式在城市化過程中的提升,即逐步向城市靠近”。可見,新型城市化與傳統城市化相比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城市化的概念,而是增添更多的現代意義。
二、人口管理學對新型城市化的意義
人口管理學作為研究人口管理的專門學科,正越來越受到廣大人口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的關注。人口管理實踐的發展,也要求這門學科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在城市化建設中發揮自己的作用。
(一)人口管理學對新型城市化的理論意義
新型城市化是伴隨著世界各國工業化而出現的一種重要的人口遷移流動現象,在我們這樣一個至今擁有8億多農村人口的大國,人口由鄉村向城市大規模遷移將對全國甚至全球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所以,對中國人口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數量巨大的城市移民的管理,是納入人口管理的首要問題。
人口管理學是一門學科,它有自己的理論基礎和理論體系,它推動了人口管理發展,同時也在理論上指導了新型城市化的發展。沒有先進的人口管理理論的存在,新型城市化的進程就不會如此順利,就如同沒有了理論的指導,實踐就不會順利的道理是一樣的。
(二)人口管理學對新型城市化的實踐意義
科學發展觀指出,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推進新型城市化進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人民群眾是城市化的主體,他們既是城市的創造者和建設者,又是城市發展的受益者。建設發展城市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環境,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人口管理學在新型城市化的實踐中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指導,而且各種理論可以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發揮實踐性的作用,對城市化中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上的管理提供了專業的指導并且成了新型城市化這個過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三、新型城市化中的人口管理問題
(一)流動人口管理
人口流動是新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哪里要城市化,哪里就有人口流動。對人口流動的管理,可以通過人口的空間分布,改變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最終達到城市化。
(二)人口質量管理
新型城市化的過程不僅是人口數量的城市化,更包括的是一種思想素質,一種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才是真正的城市化。隨著世界經濟發展,人口質量越來越成為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關鍵。1984年,吳忠觀老師在《人口與經濟》第5期《試論人口質量》一文中指出:“獨立出‘質量人口學’,一方面是人口學內部各部分分工趨于精細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也是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人口質量問題日益重要的必然結果”。人口質量管理,意味著綜合運用各種管理手段和方法,使人口身體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得以全面提高,加強人口質量管理,對于我國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城市化的意義更是舉足輕重。可以說如果人口質量提高,城市化就無法繼續進行。
(三)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通常是指對勞動力資源調配、使用、開發的管理。“宏觀的人力資源管理,涉及移動時期全社會經濟活動人口供給與需求的調配,以及勞動制度和勞動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同時亦包括全社會人力資源的再生產。微觀的人力資源管理,通常是指用人單位通過勞動計劃、勞動定員、勞動定額、勞動組織等微觀單位人力資源進行全過程管理。”人力資源的管理,主要是對人力資源的培養和配置。在新型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就人力資源橫向和縱向從宏觀上和微觀上合理的配置。
四、結束語
近十多年來,伴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步伐,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的城市化率大約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新一輪的城市化加速期是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生成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進程中擴張的;是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架下推進的;是與我國農業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相輔相成的。新型城市化的道路還很漫長,我們還要創新,直到城市化最終的實現我們都還要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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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新型城市化;空間功能;發展路徑
快速城市化發展背后顯現的“城市病”、“農村衰落”等諸多問題引發了學術界和政界對城市化的重新思考,認為:城市化不應該只注重城市規模無休止地擴充,而忽略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管理;農村也不應該單方面向城市無休止地提供資源,而忽略自身的功能和發展。與此同時,作為空間概念的農村和鄉村都簡單表示為與城市相對應的“尚未城市化的地區”,經常被混用而不加以區別。正是如此,既相區別又相依存的孿生概念農村和鄉村的界定含混不清,直接導致對城市和農(鄉)村發展的定位以及在城市化進程中相互之間的關系沒能明晰。基于此,本文從非城市地區的界定為出發點,重新定位城市化,并在新型城市化發展理念下確定非城市空間農村和鄉村的定位和功能變遷,從而為新型城市化發展路徑提供依據。
一、非城市地區界定
1、地區屬性界定標志
目前,對于地區屬性的界定主要是通過單一的行政區劃標準明確的,然而,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過程中,一個地區的屬性往往與最初的定位發生了嚴重的分離,主要表現在經濟水平、人員結構、空間功能等方面。因此,本文認為,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屬性應該是圍繞社會經濟特征并通過空間大小、人口和社會結構、經濟文化水平、空間聯接能力和作用范圍(資金流、商流、人流,信息流)等多個方面綜合反映和區別的。基于此,城市空間與非城市空間可以通過以下五個方面加以明確:一是法律地位。以法律條文的形式限定一個地區的司法權、中心職能以及在管理中的地位等因素,從而明確城市空間和非城市空間之間的界限,這是最傳統也最公認的標準,但卻不能作為唯一標準。二是居民區的大小和人口密度。人口總數量和面積區域的相對比值差異是突出城市空間與非城市空間的主要特點,可以通過人口總人口/總面積的算術密度、總人口/居住和生產面積的人口生理學密度、總人口/(農業用地面積×單位面積產值)的供養密度、總人口/總居住面積的居住密度、農業勞動力總數/農用地面積的農業密度、農業勞動力總數/(農用地面積×單位面積產值)的土地使用密度、農業經營者總數/農用地面積的人地比、住房總數/計劃建筑用地面積的建筑密度來反映。三是就業密度。目前,我國城市化研究中尚不多見用就業密度反映城市空間和非城市空間的區別,但實際上這是區域發展研究上非常重要的一個衡量指標,因此,就業密度可以通過每平方米的就業人數來表示。一般城市空間到非城市空間的就業密度會呈現出逐漸遞減的規律。四是農業份額。農業份額是標注城市空間與非城市空間最傳統和最基本的指標。高農業份額是農村經濟結構最顯著的特征,而高工業份額是城市經濟結構最顯著的特征。五是結構弱化。非城市空間也被稱為結構弱化的地區。一般來說,結構弱化很難通過單一的指標來衡量,可以依照人口統計(人口密度、凈遷移)與經濟(地區產值、工農比例、稅收)對比綜合或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數量、距離)構建一個指數反映非城市空間的結構差異。
2、農村和鄉村的特點與差異
基于以上對非城市空間地區屬性的綜合測定,農村和鄉村在其發展定位和功能上其實是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首先,農村是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的勞動者聚居的地方,而農業是自然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相互交織的人類活動,這就決定了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農村對空間的依賴性要遠遠超過城市,具有鮮明的地域標簽。其次,在一般解釋中,鄉村與農村概念沒有本質差異,或和村落、鄉村聚落等概念相聯系。本文認為,鄉村是指居住在城市以外的人們生活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與農業產業相聯系的農村概念相比,鄉村更強調從文學性的角度表達空間概念,更具有人文情懷。總之,農業這個生產活動或產業部門是農村所指向的空間所依托的基礎,而脫離了不論工業還是農業的產業依賴性的純粹意義上的居民區才是鄉村的實質。基于工業化的城市快速發展,為城市營造了樓房林立、車流不息、人流如織的外在繁榮形象,但也引發了廠房和煙囪濃煙滾滾、交通擁擠、秩序混亂等的斑斑病癥,這些無不喚醒了人們對風景宜人、空氣清新、民風淳樸的鄉村的思念之情,催生了農業和鄉村浪漫主義。以地緣和血緣為基礎,鄉村的概念范疇創建的是一種與過度發展的城市景象完全不同的和諧理想關系:人與自然之間親密而直接,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飛禽走獸是鄉村居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1]人與人之間打破城市鋼筋混凝土的冰冷,以非常熟絡的情感進行“家長里短”式的密切交往。可見,農村是一種以農業為主的生活方式,鄉村所彰顯的是與城市和傳統農村都截然不同的理想生活方式。
二、新型城市化的定位
從城市空間和非城市空間地區屬性的差別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看,新型城市化包含兩個過程,即外在的以人口機械遷移為特征的物理過程,以及內在的以人口遷移為載體的城農(鄉)文化經過矛盾碰撞而融合、升華最終統一為新型城市文明的化學反應過程。在城市化發展進程中,城市和農(鄉)村兩個空間肩負著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功能:一方面,農村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輸送城市建設需要的物資和人員;另一方面,城市不斷通過輻射帶動作用將先進、文明的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消費習慣等向農(鄉)村滲透。伴隨著物理遷移和化學融合,城市和農(鄉)村矛盾不斷得以調和,功能分工不斷得以深化,從而逐漸滿足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人們對區域功能的不同需求,最終形成新的社會結構劃分。可見,一般以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指標單一衡量一個區域的城市化水平是存在問題的,城市化進程衡量的指標也不應該是人口從農(鄉)村向城市遷移的簡單等同,它涉及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技和環境等的一系列緊密而復雜的關系變遷,甚至還會受到如自然災害、歷史變革等地方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從而使城市體系的動態和特征在政府決策、法律法規、城市規劃和管理作用下發生巨大變化。
三、新型城市化主導的非城市空間功能變遷
1、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階段的農村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階段,由于城市一直是政治中心,是權力者集中和政令形成的地方,城市和農村表現出明顯的角色差異:城市是先進、文明的標志,城市人決定什么是社會發展應該提倡鼓勵的文明趨勢;農村則成為落后、愚昧的代名詞,是城市壓制和征服的對象,農村人只能處于弱勢被動接受城市的“游戲規則”。具體表現為:在城市生活的農村人被稱為 “鄉下人”,傳達出城市人對農村人行為和生活習慣的輕蔑與偏見情緒;如果要肯定農村人的誠實、質樸、深明大義,則對其作出“做派不像鄉下人”的肯定,而 “跟城市人一樣”的評價則顯現出農村人對城市人的極度羨慕。可見,城市人和農村人在相互評價和認同上存在巨大的差異。
然而隨著“城市病”的爆發,農村人對城市人的羨慕在城市對農村的不斷掠奪與歧視中逐漸被磨滅,農村人開始對城市人表示出排斥,甚至嘲諷和不滿。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因素嚴重沖擊了農村的傳統等級觀念、倫理價值,從而破壞了農村原有的秩序和農村人安然接受生活方式;并且,農村人積極向往先進文明城市的追求常常被城市人“不平常”或不對等的待遇而打破,而在農村和城市之間鐘擺式顛沛生活的初期讓農村人羨慕的“走出農村的優秀農村人”失去得到的落差更是讓其充滿不平衡感。即便是現在,城市居民對“城市病”表現出的不滿,往往歸罪于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太多,破壞了城市良好的“規矩”,卻忽略了城市管理和資源的優化問題。顯然,城市化進程是一個漸進的長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新的從工業文明和社會及產業分工中生發而出的新型文明以揚棄的方式取代了源自傳統農業的價值倫理觀念和社會規范。
作為工業化派生物和經濟發展集聚效應產物的城市化,決定了農業部門和農村對于工業和城市的意義。無論任何體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都帶來了農業對工業無償的資本積累貢獻,而這種貢獻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農村和農民的“犧牲”,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出路也根本在于工業化。
2、后工業化和現代社會的鄉村
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農村與鄉村的概念已經在發達工業化國家發生了質的改變。鄉村成為城市重要的附屬功能區之一,即通過農業專業化和機械化,鄉村與物質生產部門的農業逐漸脫離了依存關系。[3]在此階段,一個國家或社會發展到城鄉差別已經基本消除的現代社會,城市和鄉村在社會有機整體中肩負著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功能。至此,鄉村成為了基礎設施、社會管理、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的農村,是經過城市文化改造了的農村,即后工業化和現代社會的鄉村。
3、農村到鄉村的過渡
工業化進程呈現出的農村農業勞動力不斷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的城市快速發展與農村由于農業機械化將農業勞動力不斷擠出農業和農村呈現出以人口密度和就業密度同時下降的“農村衰落”形成鮮明對比。在此階段,與農村相對應的區域空間概念是工業城市,也就是說,城市工業發展所主導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機械遷移的物理過程是該階段城市化的主要特點。其次,城市優越外殼鑄造的“城市夢”導致城市規模效益下降乃至出現負效益,呈現出工業和人口向城市郊區遷移的逆城市化發展。在此階段,農村受到各種城市因素不斷地滲透,并與當地因素實現融合升華;農業漸漸脫離對農村空間的依賴,成為現代農場,工業漸漸退出城市而遷入城市近郊的工業聚集區。[4]至此,城市與農村的功能發生重大轉變,并逐漸形成差異化格局。上升為純粹生活居住型社區的農村成為擁有與城市社區住房、基礎設施、醫療衛生等基本功能對等但擁有環境元素(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飛禽走獸)不同的鄉村;從工業生產功能中解放出來的城市空間則逐漸成為商業、金融、娛樂休閑等服務業的中心。
四、推進新型城市化發展的建議
從理論和國際發展經驗上,城市化不同階段對農(鄉)村功能的不同要求造就了農村和鄉村不同的特征。新型城市化打破了原有城市化的以造城運動、城市圈、城市帶建設為典型特征的發展老路。新型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不再是城市與農(鄉)村的相互割裂,而是通過明晰農(鄉)村建設與城市化進程的內在關系和發展方式,以農(鄉)村非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的城市化、以居住地為身份標簽的身份認證打破為基本表征,實現城市與農(鄉)村居民無差異價值認同的城農(鄉)一體化,即城市與農(鄉)村發展的終極目標都是一致的。這也就決定了新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和農(鄉)村在不同階段發展的目標和任務,保證了城市和農(鄉)村同時具有充足的發展動力。
1、統籌城鄉發展
無論何種體制,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業都會對一國的工業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積累,呈現出農業要素向城市的凈流出;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形成小農破產、農村凋敝的“農村衰落”,最終出現城農(鄉)兩極分化。但無成本“城市養料”的供給地和“泛城市化”的無序之基都不是農(鄉)村的長期發展定位,農業和農(鄉)村需要在城市化推進的過程中與城市統籌發展,并在宏觀戰略層面上重構戶籍制度、調整土地制度、完善保障制度,在中觀管理層面實現教育資源和基礎設施城農(鄉)均等化、微觀操作層面創建農村社區,最終實現城農(鄉)一體化。
2、注重功能分工次序
通過非城市空間功能的變遷,城市和農(鄉)村的建設和發展需要有一定的優先次序,才能保證城市和農(鄉)村的發展不會或重復發展。作為對農(鄉)村人口同化和空間擴張的城市化,在不同發展階段對農(鄉)村的滲透和功能演變有著不同的要求,即農(鄉)村擔負的功能應該由該區域的城市化水平確定,農(鄉)村建設的目標應該由城市發展的能力來定位。
3、脫離模式固化
不論是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還是農(鄉)村的建設發展,都不應該是政策性的固定模式。因為城市和非城市空間的發展都不是孤立事件,兩個空間的發展在目標和任務方面的進程設計,在具體建設模式及其實現路徑等方面,都需要與該區域的城市化水平相契合,即根據一個地區的整體發展水平的階段性提升和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為依據,針對性設計該地區城市和農(鄉)村的適應性發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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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建設,是加快推進“三農裂變”,實現農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快速發展的有效途徑。近年來,我區在近郊村工業化、城市化建設方面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還遠遠不能適應城市建設和各項社會事業高速發展的需要。隨著我市城建規模的不斷擴張和各項社會事業的快速發展,近郊村在解決自身發展問題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原有機制和體制已經明顯地不能適應新的發展形勢的需要了。為了認真貫徹落實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按照城鄉統籌發展的要求,抓機遇、創大業、樹形象、提素質,解決好我區近郊村的發展問題,加快推進近郊村的城市化建設進程,提高近郊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建設水平。最近到4個近郊村,針對城市化建設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調查。并通過對調查掌握的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對近郊村在土地逐年減少后,如何解決自身發展的問題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討。
一、近郊村的現狀
1.農村勞動力已從過去的單一的農業生產加快向二、三產業轉移。4個近郊村共有農民2771戶,農業人口約9900人;現有耕地509公頃,人均占有耕地0.051公頃。4個村有勞動力5230個,約占人口總數的53;其中以土地為生的有2606人,占勞動總數的49.8;而從事二、三產業、進城打工等方面的人員有2624人,占勞動力總數的50.2。其中:進城打工的有920人,占勞動力總數的17.6,發展種養殖業的有1470人,占勞動力總數的28.1,從事個體經營或自謀做生意的有476人,占勞動力總數的9.1,在村辦企業就業的有640人,占勞動力總數的12.3。種點地半年閑的有1724人,占勞動力總數的32.9。從調查情況上看,以土地為生的農業供養人口與從事二、三產業人口基本持平。
2.二、三產業已經發展成為近郊村主要的經濟支撐。從調查情況看,20__年這4個近郊村的農民人均收入總合為6930萬元。其中:一產收入為713萬元,約占10.3;二產收入為2638萬元,約占的38.1;第三產業收入為3579萬元,約占51.6。隨著我區在近郊村大力推進“退一進二增三”步伐,二、三產業已發展成為構成近郊村經濟的主導成份。
3.在城區購房或按規劃自建農民規范小區已成為發展必然。4個近郊村有2771戶農民,在城區購買住房的有260戶。其中,一個自建了兩個高標準的規范農民居住小區,全村212戶農民有96戶進樓;一個村有40余戶農民在市內購房,有80余戶農民居住在村自建的規范小區內。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近郊村的土地在逐年減少,農民在城區購房或村集體籌資規劃自建高標準農民居住小區已經成為發展趨勢。
4.建成了一批服務城市和與完善城市功能相配套的二、三產業項目。近3年來,有2個村,通過多方籌資9300多萬元,先后建成了興隆和建華2個供熱中心,并按市規劃要求完成了與城市供熱系統的擴網改造,按照設計能力總供熱面積將達到700萬平方米(興隆400萬平方米、建華300萬平方米);還有一個村于20__年至20__年籌資近1200萬元,建成了體育公園。此外,各村還根據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需要,加大了投入,積極改善村屯道路交通環境,使城鄉公路建設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實現了村村通高標準水泥公路。使農村工業化、產業化和城市化建設具有了一定的基礎。
二、制約近郊村城市化建設進程的因素
通過調查,目前影響和制約其城市化建設進程的因素,集中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現行管理體制落后。隨著近郊村城市化建設進程的推進,目前,4個近郊村,一產業收入只占農民人均收入總合的10.3;而二、三產業收入卻占農民人均收入總合的89.7。隨著工業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面對農業萎縮、農民失業和農村城市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以及農村從事二、三產業人員的迅速增多,原有的農村管理模式和落后的管理機制,已經不能夠適應新形勢下農村城市化建設的需要了,亟需探索與農村城市化建設相適應的新的管理模式。
2.農民就業技能低、適應性差。主要表現為大多數農民文化素質低,缺少一技之長,就業本領不強,與快速發展的形勢不相適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近郊村農業人口向城市轉換速度。近年來,隨著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的加快和市區的快速擴建,4個近郊村的土地大量被征用。由于在征地過程中對農民基本上是采取貨幣安置,不能使農民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再就業。目前,這4個村共有勞動力5230人,其中從事二、三產業的只有2624人,約占勞動力總數的50.2,有一半農民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就拿城市化、工業化條件最好的村來說,通過貨幣安置后,仍有60以上的農民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
3.相關的扶持政策不配套。一本稿版權屬于青年秘書網是金融政策不夠靈活。目前,銀行對新辦企業,尤其是農民辦的企業原則上不予貸款,就是給予貸款,也需要多方協調,且審批手續十分復雜。二是稅收政策扶持不到位。對剛剛失去土地的農民靠有限的資金籌建 起來的企業來說,都負擔著巨大的資金壓力,國家應該在稅收政策上給予一定的照顧,減緩企業壓力。尤其是對村辦集體企業應積極扶持,促進其快速發展,讓失去土地的農民看到生活的希望。
4.受市控制規劃影響。由于這4個村地處近郊受市整體規劃控制,使村里一些有潛力的計劃項目得不到及時開發,影響了近郊村的城市化建設進程。4個近郊村共有農民2771戶,在城區購買住房或居住在村自建規范小區的戶數約占村民總數的10。
5.工業發展速度還不夠快,缺少骨干項目。從調研情況分析來看,近年來雖然近郊村在工業項目建設上有了一定的發展,對加快推進城市化建設進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總體看,還存在質量不高、規模較小、增幅不快的問題。尤其是缺少具有形成支柱產業和拉動能力的骨干項目,缺乏過得硬、叫得響的拳頭產品。
6.農民思想觀念陳舊,眼界不寬。通過調查了解到,一部分農民過多地看重眼前利益,在土地征占問題上期望值過高,打走了一些有發展潛力的項目,失去了發展機遇;再就是思想不解放、觀念陳舊,缺乏重商意識和發展意識,想富不會富,熱衷于小打小鬧、小富即安。有的農民不愿離土離鄉另某出路,老守田園,忙完自己那一畝三分地便無所事事,一年閑半年。調查數據顯示,從事農業生產與從事二、三產業的從經濟收益上相差7至8倍。如果能夠把農村富余勞動力加快分離到二、三產業之中,近郊村的經濟增長幅度和城市建設進程將進一步加快。
三、加快推進近郊村城市化建設的建議
農村城市化建設,是指隨著城市的擴張和農村工業和第三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使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過渡的過程。具體衡量標準為:農村人口城市化,居住環境社區化,生產方式工業(二、三產)化,農民職業非農化,經濟收入多元化。
1.以創新村政管理體制為重點實現利轉民。創新現行的村政管理體制,是實現農村城市化發展的迫切需要。隨著近郊村農業的逐年萎縮和二、三產業的逐年增加,以及城市化進程的逐步加快,原有的村政管理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需要了,要從過去以地管人向以錢管人的手段轉變。4個村要通過村集體創辦實業,建立獨立法人,村集體控股、村民參股的股份制企業,把村集體和村民的利益緊緊地捆在一起,實行民主監督、集體管理、魚水相依、互利互惠。
通過這種方式不僅使農民在失去土地后和農村向城市化過渡過程中實現充分再就業,也實現了對農民的有效管理。
2.以發展工業和與城市功能配套的三產項目為重點,實現農轉非。工業和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是實現農村城市化的一個重要標志。要通過大力招商引資,發展工業及農副產品深加工和服務城市的三產業。在優化產業結構的同時,形成規模化建設、產業化發展、集約化經營、市場化運作,實現農工貿、產加銷多位一體的集群化發展模式,為農民創造出更多、更廣泛的就業空間,盡最大可能把農村富余勞動力都轉移到工業和多種經營產業中去,實現農民身份真正意義上的非農化和農民收入的多元化。
3.以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配套功能為重點,實現村轉城。要通過多種融資渠道,吸納多種經濟成份,加大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完善配套功能,使農村盡快變城市,在形象上實現城市化。但由于受市整體規劃的限制,在村民居住小區建設上與城市化要求相差較遠,還無法讓農民真正享受到與市民一樣的居住條件和環境。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村面貌,在加大城市公益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要徹底改善村民的居住條件和生活出路問題。因此,我們要想方設法加強與上級溝通和協調,積極爭取政策,規劃建設好相應的各種相配套的服務設施和高標準的農民新村,擴大農民的就業渠道,實現農村居住形式社區化、城市化,農民就業持久化、效益化,讓農民真正融入城市。
一、以人為本走城鄉發展一體化之路
城市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城市化不是城市的形態建設,建造高樓大廈,綠化、美化、亮化等環境建設。城市化的基本內涵是非農化,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將農民轉化為市民,既要改變農村的生產方式,又要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這是一場偉大的變革。
新型城鎮化的本質要求是以人為本,最根本的任務是農民市民化。在城市化過程中,一個突出問題是土地城市化與人口城市化不同步,土地城市化速度快,人口城市化速度慢,農民工進市而不進城,形成了“半城市化”格局。全國城市化率已超過50%,江蘇城市化率已達到63%,但農民市民化進程還遠達不到這個水平。全國2億農民工包括其家屬是有4億農民尚未解決進城,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之路還很長,必須走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新路子。
從世界城市化發展經驗來考察,各國城市化發展軌跡大致有兩種演化指向:一種是城鄉發展一體化,城鄉統籌同發展,逐步走上現代化之路;一種是城鄉分離發展,形成二元結構,最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兩種演化路徑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實踐證明城鄉發展一體化意義重大,這是通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基本路徑
城鄉發展一體化是城鄉互動發展,促進相互融合,其基本路徑是“五個一體化”:即發展規劃一體化,基礎設施一體化,市場體系一體化,就業保障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
1.發展規劃一體化
統籌城鄉規劃是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基本前提。要統一編制城鄉發展規劃,把城鄉經濟與社會發展統一納入總體發展規劃。同時將土地利用規劃、城鄉建設規劃、產業發展規劃和生態環境規劃有機銜接起來,從而使城市更像城市,農村更像農村,園區更像園區,形成城鄉發展的新格局。
為推進新農村建設,一要集中建設中心城鎮,擴大中心城鎮對產業和人口的吸納作用;二要有計劃地將農村自然村落向中心村集中,逐步形成農民集中居住區。江蘇原有21萬個自然村,經規劃集中建設4萬個農民集中居住區,進而向新型農民社區發展。如此可節約3/4的建設用地和4/5的基礎設施投資。
2.基礎設施一體化
基礎設施是城鎮化的重要支撐。城鄉發展一體化就是要統籌建設城鄉基礎設施體系,優先建設城鄉共享型基礎設施。當前要將基礎設施投資的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集中搞好農村的道路、橋梁、電力、通信、供水、供氣、水利、生態、治污等項目建設,重點突出鄉村的通達工程,切實解決農村對基礎設施的基本需求,使城鄉基礎設施良性互動,保障城鎮化的加快發展。
3.市場體系一體化
按照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的要求,加快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商品市場,建立城鄉統一的市場網絡。要充分發揮城鎮集聚輻射功能,促進城市市場帶動農村市場的發展,提高農業的商品化市場化水平。鼓勵城市工商經濟組織向農村延伸發展,組織工業品下鄉,發展農村電子商務,不斷提高農村經濟的組織化程度。
在加快城鄉商品市場一體化的同時,著力推進城鄉要素市場一體化,組織資本、信息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進入農村,特別要鼓勵社會資本更多地投向農村,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
4.就業保障一體化
就業保障一體化是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關鍵。要統籌協調解決城鄉居民就業,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制度,實行統一的就業登記和就業政策,使城鄉勞動者就業機會平等,就業服務共享,促進農村勞動方向二、三產業轉移。
加強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最大限度地擴大社會保障面,在農村建立廣覆蓋、低水平的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企業職工養老保險、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等基本保障應保盡保,使農民享有應有的福利保障。
5.公共服務一體化
加強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公共服務資源從人力到財力更多地向農村傾斜,使廣大農民享受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對進城農民工要與城鎮居民一樣在子女就學、衛生醫療、文化培訓等方面進行統籌安排,得以切實解決。
加快城鄉社區建設步伐,使社區成為城鄉社會管理的新型組織,積極建立居家養老,扶貧濟困、綜合治安、人口計生等便民利民的社區服務體系,將城鄉新型社區建成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大大提高城鄉居民的幸福感。
三、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必須依靠制度創新
城鄉發展一體化是一場深刻的歷史變革,最關鍵的是體制機制改革,要全方位進行制度創新,主要包括身份制度、土地制度、農民職業化制度、“反哺”制度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等的全面創新。
1.身份制度創新
改變農民身份必須改革戶籍制度,解決農民進城的戶口登記,以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和農民就地就近市民化進程。與此同時保障農民進城后,在就業服務、養老保障、子女教育、醫療衛生和買房安家等方面享有與城鎮具名同等的權利,真正成為新市民。
2.土地制度創新
農民進城首要問題是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為此土地制度的改革已成為核心問題。一方面要大幅度提高農村土地開發后的增值收益對農民的補償水平,一方面要鼓勵和引導農民以集體資產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及住房置換股份合作社股權等,集中換股、換保、換房后進城進鎮,通過提高土地收益和土地置換,使農民獲得進城后生產和生活的資本。
3.農民職業化制度創新
農民進城基業的關鍵是提高就業能力,要大規模加強農民職業技能的培訓,使農民轉化為產業工人。在農村要通過培訓,培訓新一代職業化農民。政府要引導農名職業化培訓的投資并給予政策鼓勵。
4.“反哺”制度創新
長期以來,農村支援城市的發展,農業支援工業的發展。新型城鎮化就要創新“反哺”制度,實施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要在“兩個反哺”的機制體制上創新,使更多的資源向農村流動,實現城鄉互動發展,工農協調發展。
5.行政管理制度創新
城鄉發展一體化必須在引政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實現城鄉統籌協調管理。在社會管理方面,要將重心轉向城鄉社區,通過社區居民的民主管理,由社區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建設新型的城鄉社區制度。
【關鍵詞】城市化;城鎮化;哈爾濱;總體規劃;人口
城市化和城鎮化是由不平衡到平衡的過程來完成的。中國傳統社會的人口城鄉結構,具有高度的穩定性。近年來隨著我國整體經濟環境從外到內的轉變,我國自身的城市化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哈爾濱作為我國東北部重要的省會城市,其城市化和城鎮化進程,既有我國其它城市的共性特征,也有自身的顯著特點。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技術路線
主要以哈爾濱作為實證研究對象,利用哈爾濱新一輪的城市總體規劃為素材,通過對哈爾濱城市化和城鎮化微觀(城區、鄉鎮、個體)機制的分析,認識全市(中觀)的城市化和城鎮化特征,并進一步形成關于東北地區城市化和城鎮化(宏觀研究)的認識和判斷。
1.2 研究對象
哈爾濱市是黑龍江省省會、我國東北部中心城市、國家重要的制造業基地、歷史文化名城和國際冰雪文化名城。在新一輪的哈爾濱城市總體規劃中,明確了要嚴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長,加強對人口機械增長的管理和引導。2020年,市域常住人口控制在1050萬人,城鎮化水平達到65%;中心城區常住人口控制在600萬人,非農業人口為500萬人,城鎮化水平為83.3%;主城區實際居住人口為460萬人,其中常住人口為387萬人,暫住人口為73萬人。
2 哈爾濱城市化和城鎮化的研究思路
近年在我國一些城市因為只看重城市化指標,忽略了城市的本質和城市生活的品質,導致“過度城市化”甚至“被城市化”現象出現。簡單地將農村人口改變為城鎮人口,只是在城市化指標上的提升,不能宣告城市化的完成。
據統計,2009年我國城鎮化率為46.6%,城鎮人口達6.22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11億人[1]。未來20-40年間,還將有3-4億農村人口陸續遷入城市,轉化為城鎮人口。[2]高流動性使得中國的城鎮化人口成為一個復雜而多元的群體,也給我國相關領域的研究帶來了若干難題:一方面,城鄉之間人口的持續流動和季節性遷移影響了我國歷年人口統計數據的完整性和正確性;另一方面,流動人口未來的流向與定居地都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受到經濟環境、區域發展、戶籍制度、城鄉統籌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2.1 哈爾濱城市化的主要特點
2.1.1 哈爾濱的城市化還屬規模擴張的發展模式
哈爾濱未來幾年將進入城市化和城鎮化的快車道已經不用質疑。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化也會帶來相應的負面影響,與其他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城市化進程不同,中國的城市化走的是快速的規模化發展的道路,這一增長方式很容易與不可持續的發展畫上等號。
哈爾濱在總體規劃中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專門進行了相關的策略規劃,這些策略規劃將有助于解決快速城市化帶來的環境危機,但對于其它的問題,如能源緊張、交通擁堵、住房短缺、就業不平衡等,已不僅僅能靠城市總體規劃解決了。
2.1.2 哈爾濱的城市化有“過度城市化”的態勢
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存在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發展相脫節的情況,當國家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時候,政策性牽引下的城市化發展,容易使局面失控,造成城鎮人口增加與就業機會不足和農村人口減少與農業生產集約化水平下降之間的不協調,從而影響經濟發展。這種被動消極的城市化就是“過度城市化”。哈爾濱近年的城市化進程很快,城市人口擴張過快,造成城市不能保證充足的就業和足夠廉價的住房,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解決途徑,不僅無法解決農村地區的發展問題,而且還會給城市發展帶來負擔和影響,也會帶來“城市貧困”這個巨大的社會問題。
2.1.3 哈爾濱的城市化易發生“碎化”格局
在新城和居住區開發方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大力推進的“造城運動”加大了城市的社會分化,甚至導致城市的異化,如城市的公司化,將大量可開發土地批租給資本雄厚的地產商,進行高檔住宅區開發,造成社會服務設施嚴重不足,公共空間環境匱乏,城市整體景觀破碎。哈爾濱的城市化進程很迅速,老城區遺留的問題很多,短時間內無法解決,要借助外力,暫時繞過老城區才能實習跨越式發展。隨之而來的,未來城市格局的“碎化”問題發生的可能性加大了。
2.2 哈爾濱城鎮化的主要特點
2.2.1 哈爾濱農村的“空心化”現象普遍
根據哈爾濱的鄉鎮調查,哈爾濱絕大部分的外出務工人員來自農村,包括集鎮居住人口在內的城鎮人口外出比例遠低于農村,哈爾濱實際的城鎮化水平可能并不低。一方面,哈爾濱農村地區農村留駐人口多是兒童和老人,農村進一步釋放剩余勞動力的潛力已經不大,“空心化”現象已經十分普遍;另一方面,土地的全面流傳和集中經營尚沒有大的突破,土地對農村人口的束縛還將長期存在。
2.2.2 哈爾濱鄉鎮發展緩慢,作為城鎮化的載體作用有限
哈爾濱的鄉鎮經濟活力不強,發展緩慢。究其原因,是由于哈爾濱地處東北,產業經濟發展所需的市場、資金、開放度等條件都不優越;而大多數鄉鎮又缺乏不可替代的比較優勢,同位競爭尤為激烈;此外,比較中心城市,鄉鎮經濟發展還面臨著土地指標無法落實、基礎設施配套落后、融資困難、人才缺乏等許多問題。
2.2.3 哈爾濱鄉鎮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
與鄉鎮相比,中心城區在哈爾濱的城鎮化進程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分析2008年全市鄉鎮非農人口變化情況,農轉非人口基本集中在市區和近郊。考慮到這些人口變動中的一部分與城鎮化無關,因此排除這部分人口單獨進行分析,發現中心市區比縣級城市的優勢變得更加明顯了。
3 結論
從某種意義上看,城市規劃是國家管理城市化過程中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城市規劃既要順應城市化的發展規律,充分發揮與擴展城市發展的效率和效益;又要盡可能地化解城市發展中的弊病和負外部性,避免生態系統的崩潰。[3] 我們在編制城市規劃過程中,既要考慮城市的快速發展,又要關注未來城市所要面臨的問題。
哈爾濱的城鎮化進程,要充分考慮人口流動因素,以“異地城鎮化”和“就近集中城鎮化”為基本形式,今后哈爾濱要繼續鼓勵勞務經濟及完善異地城鎮化政策,從而使得相當部分流出人口能夠真正融入所在城鎮;同時,隨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速度的加快,未來哈爾濱在地區中承擔的城市化和城鎮化份額將日益擴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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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工流動;城市化;原因;對策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出現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在這個持續的人口流動大潮中,農民向城市的流動成為主力軍,這就是所謂的民工流動。大規模的民工流動既是國家政策調整的結果,也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民工流動是我國城市化的產物,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淺談民工流動對我國城市化建設的影響社會法制社會法制淺談民工流動對我國城市化建設的影響 一、民工流動問題的產生
農村改革初始,體制對農民的控制被廢止,農民自由流動和開辟就業新渠道的意識逐漸產生。隨著農村改革的逐步發展和深化,農業生產力水平得到了相當大的提高,加速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但同時農村也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于是,農民的流動意識得到鼓舞和刺激。他們最初選擇進入本地的鄉鎮企業務工,但隨著城鄉分離的戶籍管理制度的松動以及城鄉之間、產業之間收入差距的逐漸拉大,進城的誘惑再也無法抵擋。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頗具特色的民工流動現象形成了。
二、民工流動對我國城市化建設的影響
有人說,“民工潮”的形成引起一喜一憂。樂觀的看法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有了新的渠道,悲觀的看法則看到了城市由此而潛伏著的不穩定因素。民工流動究竟給我國城市化進程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一)正面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農村非農業部門,尤其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地區間的發展差距逐步拉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為民工流動提供了強勁的驅動力和廣闊的就業市場。這不僅造就了一支力量強大的工業化產業大軍,為城市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勞動力,也促進了農村社區的發展。
大量農民工進城以后,由于文化和技術水平偏低,一般都從事苦、臟、累、險的行業或成為工廠的廉價勞動力,而對于這些行業和工廠的發展來說,大量廉價勞動力又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另外,多數農民工服務于城市市民,比如城市的棒棒軍、各類餐飲服務業等,刺激了城市商業活動,增加了城市收入,為第三產業的發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進而促進我國GDP的大量增長。
另一方面,民工進城務工,不僅使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得到了合理優化配置,而且大大減輕了農村就業壓力,為農業規模經營的開展和機械化運作水平的提高創造了有力的條件。在城鄉之間往返的打工者們,作為經濟、文化、技術、信息交流的中介,會不時地把城市人口的思想意識、生活愛好等等傳播到農村,這有利于打破鄉村的封閉局面和意識,加快農村舊思想觀念的改革以及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
此外,打工成功者回鄉創業的數量急劇增加,不僅能夠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促進就業問題的緩解和農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時也推動了整個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促進了小康社會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二)負面影響
但是,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確實也會為城市發展造成很多不穩定的影響。最值得關注的一點就是,由于城鄉之間教育機會和水平的不均等,導致多數農民工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匱乏,職業素質相對較低,自我保護意識較差,他們所從事的絕大部分工作仍是技能含量低的重體力勞動。由于普遍缺乏一技之長,他們很難進入文化層次要求高、技術含量高、報酬豐厚的行業,因此而造成的后果是收入偏低、勞酬不符,在務工過程中又普遍缺乏對自身權益的有效保護,因此才會有很多拖欠民工工資和農民工犯罪問題的出現。
此外,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嚴重加劇了城市基本設施如住房、交通、供水、供電等方面的壓力。城市中心貧民區、春運民工返鄉高峰期等現象的出現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事實。人口密度過大造成了嚴重的城市環境污染以及城市生態不平衡,容易形成臟亂差的城市面貌。另外,人口流動也對城市管理體系形成了較大的沖擊,為稅務、工商、就業和計劃生育等多方面的管理造成了阻礙。
對于農村而言,人口外流不僅造成大量的勞動力流失,而且也對農村生產活動和機構管理造成不利的影響,甚至有些地區人們過于追求進城打工而造成了土地荒廢的現象。與此同時,外來思想文化大量引入也會給原本樸實的農村帶入很多攀比性、炫耀性的消費觀念以及其他不良的社會風氣。
綜上所述,民工流動的確如同一把雙刃劍,既能拉動中國的城鄉經濟發展,又會對城市化建設形成某些阻礙因素。
三、 破解民工流動中問題的對策
近年來,農民工趨向于年輕化,文化程度也相對有所提高,留城意愿也越來越強烈。他們不像父輩那樣依戀土地,而是更加向往城市豐富多彩的生活,他們比父輩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具好奇心和競爭力。這部分人比較容易融入城市社會,成為農村定居城市人口的后備軍。但是,長期的農村生活環境又使他們在思想、行為上以及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與城市人的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有所區別。所以,農民工遷居到城市不僅是空間上的轉移,更是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層面上適應城市系統的過程。而在這期間,政府的幫助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我們雖不能保證種種城市排外現象的消除,但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完善,民工進城定居將越來越容易。
就目前看來,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就業、子女教育、居住等方面仍存在很多歧視。為了進一步緩解民工流動過程中的消極影響,政府應該更多地建立和完善城鎮農民工的住房、教育、就業、失業、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提供合理有效的社會服務與社會保護,改善流動農民的生活狀況。同時注重加強扶持成熟的中介組織機構,允許民間職業介紹組織的發展,加強民工技能培訓管理,保證其順利就業。另外,政府應多方面給農民提供幫助和支援,特別要注意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以保障其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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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民增收問題一直是被關注的問題。闡述了城市化概念,從什么是城市化出發,分析了城市化滯后是造成農民收入低的重要原因,并列舉了城市化對農民增收的一系列利好因素,同時對加快城市化發展,促進農民收入增長提出幾點對策。
關鍵詞:城市化;收入;農民增收
一、城市化概述
城市化的總體來講,具備幾個特征,首先,城市化必然伴隨著工業的不斷進步,其次,工業的進步必然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帶來農業和農業相關的活動比重下降。第三,在適應非農業活動比重的上升中,帶來的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間的比重變化。這整個社會適應經濟結構變動的系統過程,我們成為城市化進程。由此可見,城市化的發展必然是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當前要快速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就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
二、城市化滯后是農民收入低的重要原因
1、城市化滯后,不利于農民就業
城市化滯后,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緩慢,不利于農民到城鎮就業。從而制約了農民來自城鎮非農收入的增長。一般來說,第一產業主要在鄉村聚集,第二、第三產業在城鎮聚集。解決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就業,關鍵是依靠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第二,第三產業,來促進我國剩余勞動力就業,從而完善我國的農村勞動力就業市場,增加我國農民的收入。
2、城市化滯后,制約了農業收入的增長
截止到2012年,城鎮人口目前已達到71182萬人,鄉村人口64222萬人,雖然城市化帶動了一定的農村就業,增加了就業機會。但農村
剩余勞動力還是很多,等待著就業。勞動力低效和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結合,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進而制約了農業收入的增長。
3、城市化滯后,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化經營
我國現階段的農產品供過于求,導致農產品價格低,農民收入不高。而優質的綠色農產品卻需求量很大,需要從國外進口。要種根本上優化我們的農業產業化,最終走向真正的農業產業化以及規模經濟道路,進而產生集聚效應和規模,那么就必須集中配置生產要素,規避過程中的剩余勞動力障礙,從而真正實現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
4、城市化滯后,生態平衡遭到破壞
城市化滯后,生態環境受到破壞,自然災害頻發,對農業的威脅加大,農作物受到惡劣環境的影響,沒有得到很好的生長,從而造成農作物減產,給農業生產造成巨大損失,農民受益減小。同時破壞自然的墾荒,圍海造田,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原退化、生態環境日益惡化,造成生態失衡,人類的家園受到嚴重摧毀。
城市化滯后,不利于擴大對農產品的需求
我國現階段的農產品,其中的一部分是自己消費,另一部分是銷售出去。如果城市化滯后,農產品將會很難銷售,自然經濟特征明顯。農產品的需求增加往往需要人口的支撐,只有城市數量、城鎮規模的增加和擴大,才能帶來人口的增加,才能導產生較多的農業消費,從而避免農產品供給過多導致的市場價格下跌,從而實現農業商品化的改善。
三、城市化發展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
1、城鎮化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增加農民收入。
當前我國還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待著就業,這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城市化可以有效的快速轉移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從而直接提高農民的收入。截止到2012年末,我國的城市化率已從20%左右提高到現在的47%左右,城鎮人口目前已達到71182萬人,占總人口52.57%,比上年末提高1.30個百分點,鄉村人口64222萬人,減少1434萬人,令人欣慰的是,城鎮人口再次超過農村人口。因此,促進城市化建設已迫在眉睫。城市化得到發展,才能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同時也成為推動城鄉發展和解決大量農民工的就業的重要要素。
2、城市化有利于緩解我國人均地少的矛盾,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
我國目前人均可耕地面積只有1.38畝,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農業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就導致了農民收入偏低,而如果要提供農業勞動生產率,比較有效的途徑在于真正重視規模化經營,實現土地的高效利用,進而改善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
3、城市化有利于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根據恩格爾定律,食物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會下降。城市人口規模相對較小的時候,難以對農產品形成有效地消費需求,農產品銷售難的情況也會因此而出現。因此,城市化不僅帶來了城市數量的增加和城市規模的擴大,還能使城市的輻射效應得到更好的發揮。進而擴大對農產品的需求,帶動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
四、針對加快城市化發展與農民增收所采取的對策和建議
1、建立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決定》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化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各個地區要根據本地的優勢發展,不可等、靠、要。農村可以辦合作社,經營幾千畝地,按照統一的標準打品牌,從生產到銷售都在合作社內部進行,保證食品安全。農產品可以直接直接進入各個地方銷售。
2、對新農村建設進行規劃
如果能將一部分相對農村領先的城市資源,不管是能源、信息、交通,還是軟實力的科技、文化、教育,或者服務領域的社會服務、市場建設成果,有效的分部分給農村,對農村的發展是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的,對農村的改革是有巨大的支持的,其中最關鍵的,莫過于先進文化的推動,這對農村思想觀念、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改善,具備巨大的推動作用,因此,為了進一步加強農村城鎮建設,應科學規劃,注意指導,搞活流通,實現生態化。3、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
目前,城鄉社會保障發展還不平衡,農村地區明顯滯后于城市;城鄉間、不同群體間社會保障待遇差距仍然較大,矛盾比較突出。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需要接軌、整合。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同時進一步加強政府、社會、企業、個人的合作,激勵勞動、合理分享、互助共濟,使全民共同享受社會保障的成果。
4、全面深化農村改革
農村改革是推動現代農業發展的強大動力。農業部門要認真學習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堅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發展,以改革促發展,靠改革增活力,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農村改革,加快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努力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實現十提出來的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同步發展。
結論:城市化的發展,不僅能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還能增加就業和提高農民收入。現階段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相對滯后,不僅成為現代化的制約因素,同時也阻礙了農民收入的增長,農民收入增長的問題與城市化的發展密切相關。因此,要促進農民收入的增長,必須加快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提高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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