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微觀調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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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的微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宏觀調控；市場類型；資源配置；影響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4.083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4-0-02
0 引 言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民間投資增速出現2.8%的新低，分別比2015年和2014年下降了約7個和1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民間投資占社會投資比重出現了10年來的首次下降。民間投資的放緩對長期經濟增長來說是一個不利的信號，它反映了市場信心減弱、有效需求不足、經濟潛在產出下降、經濟活動趨于收縮的現象，也預示著經濟下行的壓力在未來還將繼續增大。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處于后經濟危機時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或多或少的都與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有著一定的聯系，如民間投資的逐月下降表面原因是實體經濟回報率下滑，但是不可否認的一點是行政壟斷與行業壁壘和公共部門的擠出效應將一部分民間資本擠出了教育、文化、醫療、養老等或多或少存在國有壟斷的產業。2016年上半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達25%，增幅是2015年同期的兩倍，為歷年來少有。雖然國有部門投資的猛增填補了民間投資下降的缺口，支撐了鋼鐵、銅和水泥等大宗商品的市場需求，但它卻對后者造成了擠出效應。這些都讓一些民營企業選擇收縮陣地，甚至持幣觀望。
1 經濟危機對市場結構類型的影響分析
市場是西方經學研究的基礎，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馬歇爾的生產四要素通過市場的調節機制追求最優化配置。當然市場按照其不同條件和特征形成了四種類型，不同類型的市場在資源調配的過程中作用和效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市場具有統一性、開放性、競爭性和有序性4個基本特征。從經濟學發展的歷史來看，人們對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也有一個由淺入深的認知過程。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見的手”將把自由放任的個人經濟活動安排得井井有條；新古典的“完美”價格機制論，在引入邊際概念和數學論證的基礎上，建立了一般均衡；凱恩斯提出市場會失靈，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進行修正的方法；同樣面對市場失靈的問題，科斯的產權明確論，認為可以通過明確相關產權利用市場來解決外部性效用問題。
經濟學中將市場分為四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完全壟斷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和寡頭市場。在經濟危機的發生過程中，由于在市場環境、所有制結構、企業自身特點等方面的差別，經濟危機發生本身會對市場結構類型產生一定的影響。
首先，從市場中廠商數目的角度來看，在經濟危機發生前后，市場中的廠商數目發生一定的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對比顯示，2008年我國境內私營個體企業數是245 850家，但是截至2014年我國境內的私營個體企業減少到213 789家，減少了13.04%；同時期，我國境內國有企業的個數也從2008年的21 313家，減少到2014年的18 808家，減少了11.75%。由此可見，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的影響，我國境內企業總量在減少，無論是眾多私營個體企業還是國有控股企業，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市場中廠商數目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市場的競爭性帶來一定的弱化。
其次，從價格的控制程度上看，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規模是188 811.37億元，而同期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數量為21 313家，每家平均資產規模為8.858 9億元，而2014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數量減少為18 808家，但資產規模為371 308.84億元，每家平均資產規模為19.742億元。2008年個體私人企業的資產規模是75 875.79億元，而同期個體私人企業數量為245 850家，平均每家的資產規模為0.308 6億元，然而2014年個體私人企業的數量減少到213 789家，但是資產規模為213 114.42億元，平均每家的資產規模為0.996 8億元。從平均單個企業的資產規模對比分析可以看到，經濟危機以前平均單個國有企業與私企的資產規模比為28.70∶1，但是在經濟危機后2014年平均單個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的資產規模比為19.80∶1。但是基于國有企業的產業集中度較高，例如鋼鐵、煤炭、金融及電力等行業，在加上傳統的行政壟斷特點，因而國有企業對市場價格的控制度較高。
最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行業進入的難易程度取決于多個因素，例如：規模經濟、產品差異、政策法律等。從2008-2014年，市場的上述3個因素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從上述數據可以印證，由于經濟危機的發生，導致國企和私企其數量和規模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其中國企的平均資產從2008年的8.858 9億擴大到2014年的19.742億元，同期的私企也從0.308 6億擴大到0.996 8億元。資產規模的擴張，從一定程度上對規模經濟化較強的行業來說增加了新企業進入該行業的難度，從而削弱了市場的競爭性，增加了市場的壟斷性因素。此外，由于企業資產規模的擴大，拉大了不同類型企業技術水平的差異，從而導致企業間產品差異化因素增多，從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市場的壟斷性因素。
綜上所述，在2008-2014年由于經濟危機的爆發和持續，使市場中的競爭性因素減小，而壟斷性因素得到了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有市場的類型屬性。市場類型的改變對資源的配置效率帶來了更為深層次的影響，使傳統經濟學的市場競爭性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得到了體現。
2 經濟危機中政府調控政策對市場類型的影響分析
馬歇爾生產四要素論即土地、勞動、資本和企業家才能，在當前我國的要素市場中其中有三種要素并非完全通過市場進行調節。土地等資源由國家所有并進行調控；利率在央行指導利率的基礎上進行有限的浮動。勞動力的流動與分配受到國家的戶籍制度和產業政策的影響和制約。政府對這些生產要素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政府自身宏觀調控的力度，避免了單純市場經濟調節自身的盲目性，對于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合理布局和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而在我國市場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是顯著的，在2008-2014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國家各項宏觀調控政策順利有效的實施，實現發展經濟、擴大就業、穩定物價、擴大出口的宏觀調控目標。在肯定國家宏觀調控積極性一面的同時也要看到經濟危機過程中國家經濟政策對于我國市場經濟體系本身帶了的一系列影響。
2.1 經濟危機過程中經濟政策對市場資源配置方式和效率的影響
在當前經濟危機條件下，政府為了保證經濟的穩定發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擴張性政策，但是由政府主導的濟增長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壟斷力來推動的，而這種模式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往往不高并且對市場變化的反映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經濟危機的發生從根源上是經濟運行本身存在著結構性、體制性等一系列問題的集中反映，是市場本身失衡的一種表現狀態。然而人為的市場調節可能會一時掩蓋了經濟危機的癥結所在，轉而成為一次潛在的規模更大的危機。在當前經濟危機條件下，政府為了拉動經濟的發展，通過釋放更多流動性，希望以此支持實體經濟，這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外部經濟危機對于我國國內經濟的沖擊，對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定的拉動效應，減少了經濟周期性的波動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但是這種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的實際效果不盡如人意，這種政府主導的投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會資本配置的效率，改變了資本配置的方式。高度壟斷和僵硬的國有金融系統沒有有效地對金融資源進行配置――它傾向于把寶貴的貸款注入低效的國有企業而非急需金融支持的更高效率的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創新型民營企業。然而這種配置沒有體現市場優勝劣汰的效率競爭法則，沒有滿足社會需求，最終達到社會生產與需求之間的平衡。不僅如此，在政府對經濟危機的刺激過程中，在金融系統對社會資本配置不夠合理的基礎上，使土地等資源緊張，國有企業憑借自身優勢及資本，在對土地、勞動力的生產要素的獲取上遠遠比其他經濟成分企業具有優勢。因而，在經濟寒冬期對其他民間企業通過并購等方式進行資本擴張，進一步擠占了民企原有狹小的生存空間，實現了更為廣泛的市場壟斷勢力，而與此同時本已艱難的民間實業投資一方面市場競爭壓力不斷增大，同時由于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導致在生產過程中成本上升、回報率日益下滑，最終經營困難推出市場。
因而，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經濟危機條件下，政府出于穩定經濟發展的目的，通過加大社會投入，從而對原有應該由市場進行配置的社會資源轉而更多地通過政府力量進行分配調節。當然這些政策的實施對于當前國家穩定經濟發展，優化產業結構來說有一定積極的作用，但是在政府主觀對資源分配過程中，客觀上也進一步加劇了市場供需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2.2 經濟危機過程中宏觀經濟政策對市場結構的影響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一方面構建了各類完善的市場體系，逐步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交易；另一方面，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市場多元化的競爭主體，最終實現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但是時至今日，不得不承認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企業所面臨的市場，是一個還未發育成熟為統一有序的競爭市場，形成范圍不同和程度不同的局部壟斷市場。
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政府通過4萬億資金的投放導致原有的市場勢力模式發生改變。在這種改變的過程中，市場的競爭性因素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市場的壟斷性因素和行政性因素在增加，最終市場經濟的基礎性要求即市場的競爭性在弱化。從前述分析可以看到，在經濟危機條件下，通過政府的調控政策，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模式發生了變化。國有企業盡管并不具有生產技術和市場資源配置的高效率，但是由于具有特定的地位，因而并不會出現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結果，相反一些多種經濟成分的中小型私企，由于整體宏觀經濟的影響，在加上自身資金實力較薄，因而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會出現破產倒閉潮。
由此可見，由于在經濟危機過程中，由于政府宏觀投資經濟政策的影響，一部分低效率的國有資產并沒有在市場競爭的過程中被淘汰，反而是一些中小型的私企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倒閉。這種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會弱化市場經濟條件下其對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效果，同時也會使市場壟斷勢力增強。市場競爭的結果，不是保留下來了具有競爭力、創新力和體現未來發展趨勢的行業和企業，反倒通過國家的救助與扶持，導致一批生產能力落后、生產效率低下、社會需求過剩的國有企業被保留下來。使整體市場的競爭性在不斷的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較強壟斷和行政背景的國有企業規模在增大。正是基于這樣一個過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追求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競爭主體多元化的格局沒有完全形成，市場結構發生了變化。
3 結 語
不可否認從2008年至今，為了應對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政府采用了諸如加大投資、減稅等手段拉動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世界性經濟危機對于我國經濟的沖擊和影響，對于刺激經濟發展，擴大就業，拉動消費都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宏觀調控手段，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經濟危機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對于市場資源的配置方式和市場競爭結構都來了一定的影響。市場經濟通過市場價格的變化來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從而達到資源的最優利用。市場的競爭性影響和制約著市場資源的配置效率。綜上所述，在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政府應更好地將市場調節與宏觀調控手段有效結合起來，以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杜傳忠.寡頭壟斷市場結構與經濟效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2]張宏.跨國公司與東道國市場結構[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第2篇：經濟的微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會計與財務研究；宏觀經濟；微觀企業行為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政府越來越干預經濟的發展，宏觀采取的政策一定會對微觀企業層面有影響。微觀企業行為對宏觀因素的反映特別的強烈。因此，就要從一個新視角研究會計與財務，即：宏觀層面包括宏觀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這是以前沒有研究的，是對以前研究的一種創新。
一、宏觀與微觀之間的關系
（一）宏觀與微觀的范圍。宏觀與微觀有著緊密的聯系。宏觀與微觀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宏觀因素一定要通過微觀企業才能發揮作用，微觀企業的行為也會影響宏觀因素。目前，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來越嚴重，企業在做決策之前，通常先會推測宏觀因素。宏觀因素不僅包括經濟因素還包括政治因素。微觀企業根據宏觀經濟或者宏觀政治做出的決策，不限制于公司的管理、盈余管理等。
（二）宏觀經濟和微觀企業。實務既是會計的研究對象，也是財務的主要研究對象。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國政府為了調控國民經濟的發展，從總體上制定的調控經濟發展的政策。這些宏觀政策不只是財政政策、經濟政策等等。宏觀經濟政策的出臺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發展。主要以國民生產總值、人民生活水平等為標準來衡量經濟的發展。國家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點。由于會計學本身的特點，決定了研究會計學主要就是研究外部環境。宏觀經濟因素是最大外部因素。會計與財務最關注的是企業的行為，它們的研究范圍比較狹隘，僅限于微觀方面的研究，比較片面，沒有把宏觀因素考慮在內。很多的經濟學研究家沒有把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經濟結合起來研究，單獨的研究企業行為與產出，沒有研究它們之間的關系。出現宏觀與微觀研究破裂。然而現實中宏觀經濟對企業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宏觀政策做出的財政政策等，它們影響著企業做出的決策，而企業做出的決策也會影響著宏觀經濟。
（三）宏觀因素中的政治因素與微觀企業行為。宏觀因素中不僅宏觀經濟影響著企業的行為，宏觀因素中政治因素也影響著企業的決策，政治政策的好壞直接影響著企業的反映，政治領導者某些決策可能直接會影響著企業主體做出的決策，甚至是還要隨著政治政策的出臺而改變已經做出的決定。如果企業的高管與政府的關系強，那么政治政策對企業的影響會更大。
（四）研究會計與財務宏觀向微觀傳遞的意義。有些經濟研究家沒有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研究，因此，對宏觀的研究與微觀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研究會計與財務時能夠做到把宏觀與微觀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就是研究會計與財務的一個新視角。把宏觀因素的影響考慮到企業決策中，形成一種機制，能不斷地完善傳統的微觀企業行為。微觀企業所做的決策，考慮宏觀因素的變化。在我們國家而言，我國政府對與我國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政治政策都會影響著我國企業經濟的發展狀態。并且在我國政府與經濟企業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系。在研究會計與財務時，都要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
三、在研究中注意的問題
（一）內生性問題。宏觀與微觀是分解與綜合的關系。宏觀因素所采取的經濟政策或者政治政策都會影響著企業經濟的產出，反過來企業的行為以及經濟產出也會影響著宏觀政策的調整。因此，在會計與財務的研究中，一定要特別注意微觀與宏觀之間的內生性問題。
（二）衡量宏觀因素的標準。宏觀因素的兩個方面；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有很多因素影響著宏觀因素，如果只是用其中的一種作為標準來衡量是片面的。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標準或者是多樣化的標準，來衡量宏觀經濟指標；而對于政治因素的衡量標準比較匱乏，經常需要用他變量來代替。因此，一定要對文章進行穩健性的檢測。
（三）盡量排除偶然因素。宏觀因素的很多方面都對微觀企業有影響。因此對于微觀企業的行為一定要考慮排除其他偶然因素的影響。對于會計與財務的研究新視角研還可以利用時間研究法，但用事件研究法來研究會計與財務的新視角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即偶然因素的影響比較大。為了控制偶然因素的干擾，可以采取循環性事件的方法來研究會計與財務的新視角。
四、會計與財務新視角的可研究方面
（一）宏觀經濟方面。第一是宏觀政策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宏觀因素影響著上市公司的經濟產出，比如政府采取的貨幣政策或者是經濟政策等都可能會影響著企業或者是不同行業，微觀企業也會很據宏觀因素相應的調整其決策，以適應政府制定的宏觀政策。更直接的影響是政府通過財政的投資額以及投資的方向觀察企業的行為決策，政府還可以通過發行貨幣量查看企業的行為變化。
（二）世界的宏觀因素對我國微觀企業行為的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國內經濟的發展與世界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密切。我國微觀企業對商品出口的依賴性很大。用實證的方法研究國際宏觀調控的政策影響著我國國內微觀企業的決策。這有利于企業實際運作。
（三）區域經濟的影響和上市公司的數量、投入的資金量等之間的關系。由于各個省市所采取的經濟政策，實力等不相同，這些不同都可能會對微觀企業的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省市經濟發展比較好的、有實力的區域上市公司的數量、投入資金量的變化；有優惠政策的地區對微觀企業價值的影響，對微觀企業的促進作用；通過對不同地區的研究，可以研究出不相同的因素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從而采取與之相適應的對策解決問題。
總 結：
沒有把微觀企業與宏觀政策結合起來研究致使當前研究比較的片面。本篇文章主要研究了宏觀調控對企業政策行為的影響，可以為以后的研究提出一個創新點。對于有關宏觀因素影響企業的研究很少。因此，從宏觀因素向微觀企業傳遞的研究角度出發，能夠打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提出新的內容、可以完善以前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指導實踐。
參考文獻：
第3篇：經濟的微觀調控范文
針對發改委的批判，在推崇市場化的經濟學家里已屢見不鮮，在去年9月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張維迎即指出“自從成立發改委后，中國改革的步伐就大幅放緩”。而此番許小年的“解散發改委”言論，其字面邏輯則顯得更為徹底一些。
不可否認，自2003年5月發改委成立以來，其對宏觀經濟的統籌、區域經濟的平衡，以及產業分布的調整上功不可沒。而其在快速應對2008年次貸危機帶來的沖擊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更是一度讓包括非洲等落后國家、甚至歐美在內的市場化國家奉為榜樣。
但是，在承認發改委部分功績的同時，我們不宜“一白遮百丑”，從而忽視其巨大的負作用。發改委的負作用，最為核心之處即是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之于當下而言，發改委不僅主導物價調整、項目投資、產業補貼、企業債發行的審批，而且還參與制定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土地政策，并且直接管理國家糧食局和國家能源局。
發改委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全面滲透，以致其一直被戲稱為“小國務院”。而其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不僅已造成其與其他職能部門的沖突，還大幅增加了整體經濟的運行成本，更嚴重違背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以與其他職能部門的沖突為例，物價調整本應商務部最具發言權，企業債發行證監會應更具專業性；再以加大經濟運行成本為例，當下項目投資走完全部審批流程，最快也要10個月時間；最后再以違背市場經濟屬性為例，由發改委主導包羅萬象的物價審批，尤其是事關食品、消費品等價格的審批，不僅阻礙了市場的充分競爭，而且還使近兩年的通脹治理已然進入“治亂循環”的軌道。
從市場主體的事實層面看，正是因為發改委具有巨大的資源配置權力、且在資源配置的實施中過于向國企傾斜，從而導致當下“國進民退”的日漸嚴重，而以民資為主體的中小企業群體，自去年以來“倒閉潮”更是頻頻發生。
從宏觀經濟的現實趨勢看，發改委作為應對次貸危機沖擊的主導部門，在其快速應急取得短期巨大成效之后，不僅使當下地方債務（省市縣鄉村五級政府）高達近20萬億元，而且近年來，我國的通脹水平亦高企在5%上下。
之于發改委經濟運行層面權力的過度集中、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參與，以及資源配置對國企的明顯傾斜，其實質呈現的更多是“計劃”的影子，而非真正彰顯“改革”的功能。當然，如果對“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全稱進行字面解構，也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其對市場化改革的事實阻礙，可能在其10年前成立之日起即已注定―通過“發展”在前、“改革”在后的全稱解構，不難看出當初成立時“改革”為“發展”服務的邏輯設定，亦即是說，只要“發展”這一終極目的得到實現，“改革”可以相對忽視、乃至階段性反向行之。
但是，缺乏真正市場化改革的發展，能夠長久存在嗎？依賴行政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能夠不帶來隱患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之于當下而言，我國經濟增長不僅已趨下行通道、出口順差更是4年來降幅最大高達47.5%，而且已經形成地方債務、銀行潛在壞賬率、通脹水平的“三高”困境，更為嚴重的是，在行政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下，市場自發主體的創新活力已經持續萎縮。此外，過于違背市場化的微觀經濟干預，亦已嚴重弱化發改委之于宏觀調控的核心職能，比如，近年來，其調控通脹，物價卻屢屢攀升，其調控房價，房價卻企高難降，其調整產業結構，真實成效卻微乎其微。
之于當下而言，發改委大一統的權力結構亟須改變，在其提高宏觀經濟調控水平的同時，應徹底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其與其他職能部門的權力交叉，應逐漸向具體職能部門過渡，其與微觀經濟牽涉的具體事務，應盡快縱向轉移至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轉移給市場中介組織具體操作。
第4篇：經濟的微觀調控范文
一、宏觀調控及其客觀必然性
宏觀經濟調控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是與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緊密聯系的經濟范疇。國家宏觀調控就其本質和基本內容而言，是對市場經濟運行過程及其結果的干預和引導，它以市場機制自身的存在充分發揮其對社會資源配置的調節功能為前提。宏觀調控是補充市場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市場的功能；離開了市場經濟本身，也就無所謂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這是宏觀調控的基本性質。為了把握住這一基本性質，必須正確認識宏觀調控的內在規定性及其產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所謂宏觀經濟調控，就是指以中央政府為主的國家各級政府，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健康地發展并取得較好的宏觀效益，主要運用間接手段，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從總量與結構上進行調節、控制和引導。在這一概念中，以中央政府為主的國家各級政府是宏觀調控的主體，而市場經濟運行過程及其結果則是宏觀調控的對象和客體；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健康地發展并取得較好的宏觀效益是宏觀調控的目的；主要運用間接手段進行引導和調節是宏觀調控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發揮的作用。
現代市場經濟無一例外都是國家宏觀調控指導下的市場經濟。在我國，政府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客觀必然性在于：
1、從微觀領域看，“市場失靈”是政府介入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深刻原因。市場機制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市場機制的消極作用也就是市場經濟本身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缺陷，其主要表現是：市場機制不能解決環境污染、失業等社會問題；市場機制不能維護社會效益大、而經濟效益小的公共產品的生產；市場機制不能充分地保護和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也會給風險性投資帶來一定的障礙；市場機制難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和協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過分懸殊；市場機制不能克服規模經濟與壟斷之間的矛盾等。這些缺陷依靠市場機制本身是無法彌補的。為了彌補“市場失靈”，使國民經濟均衡發展，需要國家實行宏觀經濟調控。
2、從宏觀領域看，市場經濟本身還存在著“市場失衡”，從而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與經濟結構的不平衡，這也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經濟不穩定，既可能表現在生產過程中，也可能表現在市場交易過程中。微觀經濟的不穩定，必須導致宏觀經濟的不穩定，表現為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失衡，要么總供給大于總需求，要么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造成經濟不穩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場機制自身的內在缺陷的局限性，是導致經濟失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市場調節的局限性主要表現是：
（1）市場調節具有微觀性。市場調節是建立在各微觀經濟主體對自身利益追求之上的。而這些微觀經濟主體，一方面在市場活動中不可能事先就洞察到國民經濟的全局，并根據這一全局來決策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另一方面，它們都從自身微觀經濟利益出發來決定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因而不可能完全符合社會整體經濟運行的需要和宏觀經濟利益的要求，甚至可能與社會宏觀資源配置合理性要求相違背。這樣，市場調節難以實現宏觀總量的平衡和總體結構的合理。
（2）市場調節具有暫時性。市場調節是通過市場各種要素（價格、供求、競爭）相互作用實現的。集中表現是：供給與需求通過競爭形成一定的市場價格，在這里，供給與需求是動態的，價格也是動態的。市場在動態的價格下使供給與需求暫時趨于平衡的狀態。由于市場各種要求都處于經常變化之中，這種平衡狀態是轉瞬即逝的。因此，市場調節只能一次性地，暫時地解決供求矛盾，而不能使這些矛盾得到比較長期的解決。
（3）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市場調節是在矛盾或問題發生之后進行的一種調節，這種調節具有滯后性，是“馬后炮”式的調節，有一定的時間差，加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經濟信息不充分，因而具有自發性和盲目性。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經濟運行的無序和混亂，造成社會經濟的頻繁波動和資源浪費。如我國彩電、冰箱的生產，時而嚴重供不應求、時而又嚴重積壓等，就是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的反映。
（4）市場調節具有分化性。市場經濟是競爭性經濟，在激烈市場競爭中，必然是優者獲利多，劣者獲利少，甚至虧損被淘汰。這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會使個人之間、企業之間、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甚至造成貧富懸殊乃至兩極分化。正因為市場經濟存在以上缺陷，不能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經濟結構的優化，所以必須實行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
3、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也是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內在要求所決定的。這是因為：
（1）市場機制要充分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是需要一系列基本條件的。這些條件包括：企業要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要建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系；各種市場信號能夠真實準確地反映市場供求狀況；要形成總供給與總需要大致均衡的市場狀態；要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和法規體系，等等。顯然，在我國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中，僅靠對市場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這些條件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來的，而只會導致市場混亂，使社會經濟運行走向無序。這就需要由國家的宏觀調控來推動這些條件的加快形成。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它要求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實現而不是違背某些基本的社會制度目標，如要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等等。很明顯，單純的市場調節不可能自發地實現這些基本的社會制度目標。所以，由社會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宏觀調控，就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4、宏觀經濟調控是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需要。
社會主義生產是社會化的生產，社會化大生產使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以及社會再生產各環節之間聯系日益緊密，它們協調一致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的比例性和平衡性。而這種協調一致的配合僅靠市場無法實現，必須有站在全社會高度和從社會全局的利益出發的政府，進行統一的宏觀調控，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和國民經濟均衡發展。
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社會分工逐步走出國界而形成了國際分工，出現了商品生產、貿易和資本全球化的趨勢。這種全球化的趨勢，使得國際分工更為復雜，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流動更加頻繁。各國政府必須加強對國內外經濟的協調，促進本國經濟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本國優勢，取得較好的經濟利益。經濟全球化并不意味政府職能的弱化，政府在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面前必須發揮主導作用。
二、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
宏觀經濟調控目標就是宏觀經濟調控所要達到的目的，它是實施和評價宏觀調控工作的主要依據，決定著宏觀調控的內容和重點。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是多元的，是由諸多目標構成的目標體系，分為總目標和具體目標，其具體內容如下：
宏觀經濟調控的總目標，就是保持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平衡。這一總目標主要包括經濟總量目標和經濟結構目標兩個方面的內容。總量目標是在供需平衡基礎上的經濟增長目標。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是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提。無論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還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都會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因此，必須從全局出發，制訂符合實際的總量增長計劃，避免經濟過冷或過熱，保持國民經濟健康、穩定、持續的發展。結構目標是在總量增長前提下優化經濟結構的目標。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等。調整產業結構就是要調整三大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特別是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使其更好地為第一、第二產業服務。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還要進一步調整地區結構，克服地區間條塊分割所造成的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趨同的狀況，按照不同地區的經濟特點和資源優勢，根據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形成互補的地區結構，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
宏觀經濟調控的總目標，即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總量和結構上的基本平衡，是通過具體目標體現出來或得以實現的。有關我國現階段宏觀調控具體目標的主要內容，黨的十六大報告作了明確規定，包括“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四個方面。
1、促進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是經濟全面發展的主要指標，是一個寬泛、綜合的概念。它既體現經濟總量的增加，也體現人均收入的增長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同時，總量上的增長是建立在比例協調、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基礎之上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是衡量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
2、增加就業。
擴大就業不但能更加充分利用勞動力要素，而且能促使居民收入普遍增長。因此增加就業既是經濟健康發展的標志，也是社會公平和穩定的體現。經濟中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會造成失業，同時經濟發展中的經濟結構變化和技術進步也會帶來失業。失業會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加重財政負擔，失業率過高還會引起社會的不安定。在我國，存在著勞動者充分就業的需求與勞動力總量過大但素質不相適應之間的矛盾，這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因此，要慎重掌握宏觀經濟的總量平衡并通過促進投資、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開發落后地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來增加就業。
3、穩定物價。
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總量平衡與結構平衡，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大體穩定是經濟健康、平衡發展的保證。企業和個人可以在較為穩定的價格預期下安排生產和消費，促使經濟平衡增長，避免大幅波動。而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都會帶來價格的紊亂，影響各類經濟行為主體的判斷和信心，扭曲資源配置，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應特別注意通過貨幣政策調節貨幣供應量，使之與經濟增長速度相匹配。另外，長期的財政預算不平衡和國際收支逆差也會導致幣值不穩，應注意綜合、協調、平衡采用各項宏觀經濟政策來保持物價和幣值穩定。
4、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第5篇：經濟的微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數量型工具 價格型工具 貨幣傳導機制
數量型貨幣工具和價格型貨幣工具的傳導機制分析
影響貨幣政策工具選擇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傳導機制的通暢和完善程度是影響貨幣政策工具選擇的最重要因素。傳導機制是指央行通過貨幣政策工具首先影響中介目標，并最終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傳導路徑和作用機理，指的是從央行使用貨幣工具到實現政策最終目標的整個過程。傳導機制是否通暢、完善直接影響著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因此衡量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不能脫離傳導機制。
（一）數量型工具的傳導機制
圖1是一個簡單的數量型工具的傳導機制圖，央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影響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總量，商業銀行將資金貸給不同的企業和政府，從而進一步影響產出、通脹和就業。商業銀行在傳導過程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二）價格型工具的傳導機制
圖2是價格型工具的傳導機制圖，央行通過對匯率和利率的調整，影響資本的價格，資本價格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到微觀主體的成本，各微觀主體通過成本收益比較，對投資、消費進行決策，從而影響投資、消費的規模，最終影響產出、通脹和就業等宏觀經濟運行。
（三）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的傳導機制的不同
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具有不同的傳導機制過程。表1簡單對比了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傳導機制的不同點。
1.調控中介目標不同。無論是數量型工具還是價格型工具，最終目的都是影響宏觀經濟運行。在我國，最終目標就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貨幣政策很難直接盯住最終目標，這時央行需要盯住中介目標，中介目標主要包括貨幣供應量和資產價格，數量型工具顧名思義，目的就是調節貨幣的數量，通過調整市場中可貸貨幣量來影響經濟進一步的運行。價格型工具顧名思義就是盯住價格，這里指資金的價格，使用資金的價格就是利率。價格型工具通過對資金價格的影響使得微觀主體考慮到資金成本之后，改變原有的消費、投資決策，從而進一步影響宏觀經濟。
2.調整對象不同。數量型工具直接調整貨幣的供應量，通過對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方式直接向市場投放或收縮貨幣量。價格型工具通過利率或匯率的調整，先影響資金的價格，微觀主體根據資金成本，重新核算對貨幣的需求，成本上升，投資消費下降，導致貨幣需求量下降。因此，數量型工具是直接調控貨幣的供應量，價格型工具是間接地影響貨幣的需求量，從這個角度來講，價格型工具的不確定性更多一些，數量型工具對貨幣數量的影響更確定。
3.作用目標主體不同。數量型工具要發揮作用，要依靠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在央行采用數量型工具時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影響到調控的效果。數量型工具比如說存款準備金率，央行調高或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就相應地減少或增加，商業銀行再結合對經濟的預期和對申請貸款者實力的考察，進行資金的借貸，從而進一步影響宏觀經濟。由此可以看出，商業銀行的作用是很大的，尤其是商業銀行進行貸款業務時，有可能和央行的調控目標不一致，會對央行最終的調控目標產生影響。價格型工具要想發揮作用，微觀主體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企業、居民甚至政府都會影響價格型工具的最終效果。價格型工具首先影響的是資金的價格，但關鍵環節是微觀主體要根據資金成本的變化對成本收益進行再判斷，從而做出對投資、消費新的決策。
基于傳導機制分析兩種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效果
（一）數量型工具傳導機制及我國數量型工具有效性分析
如圖1所示，數量型工具首先影響貨幣供應量，使得銀行的可貸資本發生變化，銀行再將這些資本貸出，從而影響整個經濟。數量型工具傳導機制是影響我國數量型工具的使用效果的關鍵因素。通過分析數量型工具傳導機制，數量型工具具有以下影響：
1.數量型工具有助于減緩通脹。數量型工具的特點是直接控制貨幣的供應量，可以有效地減少貨幣的數量，從而影響宏觀經濟。尤其是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采用數量型工具進行收縮，可以有效地吸收多余的資金，以穩定市場，減少通脹壓力。
2.數量型工具對產出影響較溫和，但存在公平問題。一般而言，數量型工具的刺激較為溫和。在利率不變的情況下，微觀主體的資金成本不變，數量型工具直接調節的是商業銀行的可貸資本，直接影響市場中的貨幣數量。因此在成本收益不變的情況下，貸款者競爭的是拿到貨幣量的可能性和數量。一般而言，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可貸資金增加，投資、消費需求增加，產出就增加。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可貸資金下降，需求也相應地下降，產出減少。但現實中數量型工具似乎對產出的作用并不明顯，這可能與央行和商業銀行的目標不一致有關。
數量型工具使用過程中，商業銀行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央行對貨幣量的控制是通過商業銀行發生作用，最終的效果也有賴于商業銀行的操作。但央行與商業銀行的目標并不一致，央行目標是調控經濟，商業銀行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還要兼顧資產的安全。當經濟過度繁榮時，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減少，但商業銀行的貸款沖動還是很大的，商業銀行一般還有一定比例的超額準備金，商業銀行依然積極地往外貸款，貸款數目減少的情況下，銀行優先將資金貸給國企，政府由于和銀行的關系密切，也比較容易獲得貸款，反倒是中小企業由于規模小，貸款難度急劇提高。當經濟衰退的時候，央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銀行可貸資金增加，但由于經濟情勢不被看好，即使商業銀行有較多的資金可貸，也會更關注資金的安全狀況，仍然偏好將資金貸給國有大型企業。但經濟衰退時，資金鏈最緊張的就是私營企業、中小企業，由于商業銀行的歧視，他們很難從商業銀行得到足夠的貸款。因此由于央行與商業銀行的行為不一致，導致數量型工具調控經濟時效果下降。
3.對沖外匯缺口作用明顯。我國資本市場沒有完全開放，匯率沒有實行自由浮動，由于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導致基礎貨幣被動投放。資金的被動增加對我國通脹帶來很大壓力，這部分資金需要及時對沖。數量型工具尤其是存款準備金率在對沖外匯儲備上起著重要作用。由于公開市場操作的資金量比較小，而利率調控貨幣量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公開市場操作和利率都不能很好地承擔對沖外匯占款的責任，因此對沖外匯占款的壓力就落在存款準備金率上。由于外匯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未來很長時間還需要動用數量型工具，這也部分解釋了我國經常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原因。
4.數量型工具對市場化要求低。由于金融市場不完善，利率的方法對經濟的刺激比較不確定，且利率的方法對各個行業沖擊不一樣，相對而言，數量型的工具比較好控制，預期也比較準確，對市場化的要求比價格型工具要低，因此比較適合我國。
（二）價格型工具傳導機制及我國價格型工具有效性分析
如圖2所示，與數量型工具相比，價格型工具并沒有影響商業銀行的貸款數量，價格型工具影響的是貸款的成本，利率上升時，微觀主體面臨的貸款成本上升，需要重新進行成本收益核算，這將導致投資、消費的下降，進而影響宏觀經濟變化。因此價格型貨幣工具先是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投資、消費決策，然后才進一步影響貨幣需求，因此價格型工具具有間接性的特點。
1.可能加劇通脹，不確定性較大。價格型工具能否抑制通脹存在很大爭議，價格型工具對通脹的控制具有間接性特點，價格型工具只能通過影響企業和居民的資金成本來影響他們的投資、消費決策，從而影響對貨幣的需求。因此，價格型工具不能直接控制貨幣的需求量，只能通過間接誘導微觀主體減少對貨幣的需求。這種間接的誘導導致利率調控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甚至還會加劇通貨膨脹。當微觀主體能夠承受利率上漲帶來的成本壓力時，他們就不會減少投資、消費，貨幣需求就不會下降；反之，當微觀主體沒有辦法承受成本帶來的壓力時，微觀主體才會考慮減少投資和消費，減少對貨幣的需求。如果利率政策使用不當的話，利率上升甚至導致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如果企業有能力將成本的上漲全部轉嫁給消費者，也就是成本上漲全部轉化為商品價格的上漲，價格調控只會帶來通貨膨脹，這對于很多壟斷企業是很容易做到的。隨著壟斷程度的上升，企業轉嫁成本的能力就越強。因此，利率要想發揮作用，對市場化的要求更高一些。
2.調節產出的作用不顯著。價格型工具調節產出不確定也很大。價格型工具是通過影響微觀主體的收益成本的比較，進而影響他們對投資和消費的決策，進而對投資和消費的規模發生影響，從而最終影響產出的變化。央行的目標是在穩定通脹的基礎上促進經濟發展。但在實際經濟中，我國長期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由于擔心利率過快上漲會傷害實體經濟，央行提升利率的頻率不多，幅度也不大。我國各行業的利潤率普遍比較高，投資的收益率遠遠大于資金的成本，因此利率的微調不會影響投資的規模，也不會導致產出的大幅變化。
3.微觀主體受影響范圍廣泛，但公平性增強。從價格型工具的傳導機制來看，價格型工具影響到的主體更廣泛。利率的變動對企業、政府、商業銀行和消費者均產生明顯的影響。因此利率的變動會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央行不得不權衡利弊、謹慎行事。如果利率大幅上調，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加重，企業經營成本增加，居民還貸壓力加大。因此，利率的上漲對很多微觀主體都產生影響，央行在考慮使用價格型工具時都比較慎重。但價格型工具也有自身的好處，相對于數量型工具，國企和私企在爭搶貸款數量方面處于劣勢，但提高利率的方法使得國企和私企同時面臨成本上漲的問題，相對而言，要更公平一些。
總之，兩種貨幣政策工具傳導機制各有自身的特點，導致兩種貨幣工具調控的效果也不盡相同。這也為央行進行貨幣政策工具選擇提供了機會和依據。由于金融發展情況、經濟發展目標、客觀經濟狀況、央行決策習慣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每個國家貨幣政策工具選擇不完全相同。而且一個國家不同時期貨幣工具選擇也不相同，因此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和使用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國應當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對貨幣工具進行選擇和組合，以期更好地調控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趙偉，朱永行，王宇雯.中國貨幣政策工具選擇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11（8）
第6篇：經濟的微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布置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和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假如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功能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和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探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探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有關宏觀調控的探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熟悉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布置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和邊界新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和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布置(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新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布置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布置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布置和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布置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靠等新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新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布置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新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新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
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功能的熟悉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布置。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布置，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功能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靠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布置和外生的制度布置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和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假如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布置。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布置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布置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重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重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布置，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預備金率、恢復中心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有關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功能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假如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新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
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和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假如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和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心銀行和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和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和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和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和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布置，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布置，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和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布置，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功能，其關鍵的新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新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布置，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靠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和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和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
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和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新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和外生布置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新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功能(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有關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新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和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和體制收縮的矛盾。假如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和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和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非凡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布置，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假如到此為止，則很輕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布置，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新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假如宏觀調控功能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新問題；假如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新問題，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
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和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有關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新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新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yy，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和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功能，此時假如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和重視財政政策功能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
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四周，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有關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凱恩斯主義有關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和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假如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熟悉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假如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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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功能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和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有關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和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布置，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功能對象和目標。有關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熟悉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熟悉市場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功能。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布置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和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和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布置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功能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布置。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假如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功能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功能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和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假如依據功能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新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的
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布置(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新問題嚴重，政府布置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向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和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假如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布置，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假如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新問題主要是結構新問題，但結構新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新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有關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假如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非凡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新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索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功能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
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熟悉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功能。然而，現實結果和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新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探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假如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非凡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有關長期經濟增長要依靠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布置的功能，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和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布置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楚的熟悉。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布置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新問題上的熟悉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新問題的基本熟悉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假如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布置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非凡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布置。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功能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新問題。
第7篇：經濟的微觀調控范文
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市場調控機制,其功能基點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獨立性、差異性;調控信號是包括工資、利率、產權價格、生產資料價格和產品價格等在內的一系列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信號;調控方式是各微觀經濟主體在獲利目標的驅動下,根據變動著的價格信號所提供的市場供求信息,對自身經濟活動作出調整,進而引起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流動,使經濟資源的宏觀配置趨于均衡。簡言之,市場調控機制功能的本質在于各微觀經濟主體活動的相互依存、相互功能、相互制約和相互協調所表現出的整體的合目的性。從這種意義上說,市場調控機制,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一種內在的、自動的自我調控機制。由于價格信號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時信息、短期信息,便決定了市場機制對經濟生活的調控結果具有即時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質。
政府調控機制,其功能基點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調控信號是政府、各級經濟管理部門非凡是計劃部門發出的各項行政指令和法律部門的各種法律條文;調控方式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出于對國民經濟整體利益的認可和維護,按照政府部門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規定的范圍,對自身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整,進而引起各種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流動,使經濟資源的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在政府調控機制下,政府是作為一個凌駕于一切微觀經濟活動之上的國民經濟總體利益的代表者實施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組織、協調和控制,因而政府調控機制不是經濟活動的一種內在的自動的自我調控機制,而是一種外在的、具有一定強制性的非自我調控機制。經濟資源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在政府調控機制下,使經濟資源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則必然離不開事先設定的調控目標。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政府調控是一種事先的自覺調控。由于政府調控目標是事先設定的,這一目標不過是作為調控主體的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及其長期變動趨向的猜測和自覺意識的外化,故政府調控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長期調控,而非即時調控、短期調控。
市場調控機制本質上是各市場微觀經濟主體的相互依存、相互功能、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關系,經濟資源宏觀配置均衡是這種機制運作的必然結果,因此,市場調控機制是市場經濟和生俱來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調控機制,雖然伴隨著市場經濟主體地位的確立和市場調控機制的完善,政府對經濟生活的調控功能曾一度減弱,并退居為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場調控機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調控機制的結論。歷史的辯證法是:伴隨著商品經濟更高階段的發展,市場調控機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來,而政府調控機制得以發揮功能所必需的條件和手段卻日趨成熟。人類的經濟生活正步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各以對方的存在作為自己的補充,從而實現二者有機的辯證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補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從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二者功能的最終結果看,二者都是實現經濟資源宏觀優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的不可替代性,才決定現代經濟的調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也正是因為兩種調控機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個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和配置新問題。因此,對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的選擇,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選擇,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組合的選擇。
二、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選擇和配置的標準
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必須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依據的標準不同,選擇的結果也必然存在差異。我國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推崇政府調控機制,貶低市場調控機制,其重要的原因,是人們對經濟調控機制的評價和選擇,依據的不是經濟標準,而是政治標準或倫理標準,認為市場調控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有悖于廣大勞動階層的利益,故必須摒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人們逐漸熟悉到,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必須符合經濟的本性及其發展要求,依據政治標準或倫理標準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選擇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由此人們開始從對經濟發展利弊得失分析的角度去尋找選擇經濟調控機制的依據。這種做法顯然是正確的。但由于這種利弊得失的分析尚停留在定性分析層次,未能深入到定量分析層次,故仍難為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提供科學明晰的依據。
筆者認為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科學選擇和合理配置的依據,只能從經濟調控活動相關的成本和收益量的對比分析中去尋找。人們要對各種經濟活動進行調控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經濟資源宏觀配置的均衡,以獲得盡可能高的宏觀經濟效率。由經濟調控活動所帶來的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可視為是經濟調控活動的產出或收益。進行任何經濟調控活動,都要有一定的投入,這種投入是為獲得經濟調控收益而支付的經濟調控成本。經濟調控收益扣除經濟調控成本后的余額,即為經濟調控凈收益。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科學選擇和合理配置的實質,就在于找到一種經濟調控機制組合,通過其運行,使所獲得的經濟調控凈收益最大。
為了進行經濟調控成本和收益分析,有必要引進市場調控成本和政府調控成本、市場調控收益和政府調控收益、等調控成本線和等調控收益線三對范疇。
市場調控成本,即采用市場調控機制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所付出的代價。由于市場調控機制的本質在于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相互功能,經濟資源宏觀配置的均衡不過是這種相互功能的結果,因而市場調控成本必然包括各微觀經濟主體間的交易成本(比如純粹流通費用、信息費用和契約費用等)和市場調控損失(比如由信息的不完備性、短期性和調控時滯的存在所造成的經濟波動性損失,由市場的過度競爭所導致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浪費等)。
政府調控成本,即采用政府調控機制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所付出的代價。政府調控活動是一種通過行政指令而實施的調控活動。就某一調控活動的全過程而言,政府調控成本包括指令的擬定和費用;指令的傳遞和接收費用;對指令執行的監督、協調控制和激勵費用;指令執行反饋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費用四大部分。政府調控成本還應包括政府調控損失,比如由于政府官員的主觀原因或決策信息的不完備而錯誤指令所造成的損失;由于指令在傳遞過程中的失真或不能正確地被理解所造成的損失;由于指令的強制性而對指令執行者創造性、主動性的抑制所造成的經濟效率的損失等等。市場調控收益,即采用市場調控機制對實現經濟調控總體目標所作的貢獻。
政府調控收益,即采用政府調控機制對實現經濟調控總體目標所作的貢獻。
市場調控成本和政府調控成本之和為經濟調控總成本。在經濟調控總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市場調控成本和政府調控成本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就一般情況而言,由于市場調
控成本、政府調控成本分別和市場調控力度、政府調控力度正相關,故市場調控成本和政府調控成本的此消彼長,便意味著市場調控力度和政府調控力度的此消彼長。假設總調控成本為E,市場調控力度為X,為維持單位市場調控力度的成本支出為a,政府調控力度為Y,為維持單位政府調控力度的成本支出為b,則Z=aXbY。等調控成本線就是Z=aXbY在平面直角坐標系中的投影,亦即經濟調控總成本既定前提下的市場調控力度和政府調控力度不同組合的軌跡。同一直角坐標系中可以有無數條互相平行的等調控成本線,等調控成本線越遠離原點,總調控成本額越高;反之,等調控成本線越接近原點,總調控成本額越低。
市場調控收益和政府調控收益之和為經濟調控總收益,即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綜合運行對經濟調控總目標實現所作的貢獻。等調控收益線,就是在總調控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市場調控力度和政府調控力度的不同組合點的軌跡。經驗事實表明,市場調控收益(或政府調控收益)和市場調控力度(或政府調控力度)呈非線性相關變動。具體說來,隨著市場調控力度增強(在經濟總調控力度既定的情況下意味著政府調控力度減弱),其邊際市場調控收益遞減(邊際政府調控收益遞增);反之亦然。故此,等調控收益線是一條從左上方向右下方傾斜,且凸向原點的曲線。這條曲線的斜率-family:"TimesNewRoman"">ΔY-family:"TimesNewRoman"">ΔXΔY表示政府調控力度增量,-family:"TimesNewRoman"">ΔX表示市場調控力度增量)是處處不相等的。它表明對應于不同的市場調控力度和政府調控力度組合,市場調控力度和政府調控力度具有不同的相互替代率。隨著市場調控力度(或政府調控力度)的增強,單位市場調控力度可替代的政府調控力度(或單位政府調控力度可替代的市場調控力度)越來越小(越來越大);反之亦然。在同一直角坐標系中,同樣可以有無數條互不相交的等調控收益線。等調控收益線越遠離原點,總調控收益越高;反之,等調控收益線越接近原點,總調控收益越低。
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經濟分析的目的,在于確定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的最佳組合。所謂最佳組合,或者是可使獲得等量調控收益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最小,或者是可使支付等量調控成本所獲得的總調控收益最大。根據等調控成本線和等調控收益線的關系,可找到這一最佳組合點。經濟調控目標一經確定,所要獲得的調控收益值及等調控收益線也就隨之確定。這條等調控收益線必然和同一直角坐標系中的無數條等調控成本線中的一條相切,其切點就是使既定經濟調控目標得以實現的市場調控力度和政府調控力度的最佳組合點(見圖3)。
在圖3中,R為等調控收益線,它和等調控成本線C1、C2分別相切和相交。E2和E1點由于位于同一條等調控收益線上,故其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和政府調控力度的兩種組合均能實現所設定的調控目標,但E2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無疑高于E1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E3和E1點由于位于同一等調控成本線上,故其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和政府調控力度的兩種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是相等的,但E3組合所獲得的調控收益卻低于E1組合所獲得的調控收益。唯有等調控收益線R和等調控成本線C1的切點E1所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和政府調控力度組合,才是以最低的調控總成本實現預定的調控目標的最佳點。設市場的邊際調控成本和邊際調控收益分別為MCm和MRm,政府的邊際調控成本和邊際調控收益分別為MCG和MRG,維持單位市場調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為ACm,維持單位政府調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為ACG,總調控成本為C,則最佳組合點E1滿足下列條件:ACmXACGY=CMRmMCm=MRGMCG線性也就是說,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的最佳組合點是在總調控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增加支出一單位貨幣所獲得市場調控收益和政府調控收益相等的點。
在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經濟分析時,應該注重由于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同類型經濟活動因其自身的性質和所依存的環境條件的不同,對同一力度的市場調控或政府調控,往往會作出不同的反應。換言之,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同類型經濟活動的等調控成本線和等調控收益線是各不相同的,進而兩種調控機制調控力度的最佳組合點也是各不相同的。有鑒于此,在對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功能的利弊得失進行評價和對其組合作出選擇時,切忌一概而論,而必須針對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同類型經濟活動的不同發展階段作出具體分析。
三、幾點結論
1相對現代經濟活動而言,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是兩種既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經濟調控機制,因此,對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的選擇,就不是一種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互斥選擇,而只能是對二者調控力度最佳組合點的確定。
2無論是市場調控機制,還是政府調控機制,都有其利弊得失。它們既不是只獲益無需支付成本代價的,也不是只有成本代價而無益處的。因而,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應樹立經濟觀念,嚴格遵循經濟合理性原則,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選擇的依據只能是使達到既定的調控目標所付出的成本代價最小,或支出既定的成本代價所獲得的調控收益最大”。背棄經濟合理性原則是不科學,不足取的。
第8篇：經濟的微觀調控范文
宏觀調控是認識與運用經濟規律的生動實踐
面對近年房價瘋漲和房地產投資過熱,中央及時調控,采取“管嚴土地,看緊信貸”等宏觀調控措施。*年又出臺一系列旨在穩定價格的調控政策,有效抑制了房價漲幅,今年全國房價平穩,房價漲幅逐季回落,一季度上漲幅度是12.5%,二季度漲幅是10.1%,而一到三季度漲幅是8.8%。房地產市場正朝著遏制盲目投資、引導合理消費、穩定住房價格的預期方向發展。
房地產只是宏觀調控的領域之一,中央還對經濟運行中投資增長過快、某些產業局部過熱、煤電油運形成瓶頸等問題實施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調控措施,有保有壓、區別對待,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低水平擴張勢頭得到抑制,煤電油運和農業等國民經濟薄弱環節的投資得到加強。
不少經濟學家接受記者采訪時均表示,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成功實踐,不僅使我們加深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增強了駕馭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本領,而且使我們得到一些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的新的經驗和啟示:堅持把又快又好發展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根本要求;堅持把區別對待、分類指導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重要原則;堅持把著重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主要方式;堅持把推進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實現總量平衡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重要保障;堅持把維護群眾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制度經濟學也正在取得突破
一些經濟學家指出,長期以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政府作為一個“理性人”,是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特殊主體;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居于市場經濟之上的“駕馭者”和“調控者”。該怎樣確定政府的職能呢?伴隨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經濟學界形成以下共識——政府主要提供公共產品,解決社會公平問題。
這類深層次的制度問題,在*年開始逐個突破。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人們越來越注重從制度的角度來深入思考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制度是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首要因素,市場機制固然可以通過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要素在部門間、地區間等的流動來調節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市場機制在本質上并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制度建設已成為學界的共識。
在制度改革中,政府職能改革、企業改革和財稅金融改革將成為三大主要方向。今后的改革將更強調總體指導和統籌協調,強調將改革的措施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微觀經濟學全方位開花
*年還被稱為“中國股市改革年”,受人矚目的股權分置改革終于啟動,以股改為代表,政府頻出新策,力促投資者對股改在總量、時間、價格等方面形成穩定預期。除此之外,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邁向真正有彈性和可浮動的匯率制度方面走出了關鍵性的一步。這些生動的改革經驗正在豐富中國社會主義金融學的內容。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穩定增長平臺，經濟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宏觀經濟基本態勢較好，為加快各項關鍵性改革提供了寬松的經濟環境。在這樣的有利時刻，我國關鍵領域的改革攻堅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辦法克服深層次的體制性、機制性弊端，鞏固宏觀調控成果，增強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這些改革經驗又將成為微觀經濟學的經典素材。
我們也看到，經濟學界開始更多地研究企業、城市居民、農戶等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金融學、財政學、稅務學、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國際貿易和勞動經濟學等學科，構成了一個內容豐富、體系龐大的學科群。
經濟學是一門經驗性、解釋性的科學，也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當代中國經濟學者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分析支配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經濟關系、運行機制、調控機制，探尋其中的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因此正在變得豐富而有深度，中國人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因此正在不斷深化。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穩定增長平臺，經濟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宏觀經濟基本態勢較好，為加快各項關鍵性改革提供了寬松的經濟環境。在這樣的有利時刻，我國關鍵領域的改革攻堅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辦法克服深層次的體制性、機制性弊端，鞏固宏觀調控成果，增強經濟
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這些改革經驗又將成為微觀經濟學的經典素材。
第9篇：經濟的微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問題；應對措施
黨的十八召開以來，我國大力推進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建設，完善并處理職能轉型中出現的問題，以促進經濟市場健康有序的發展。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們的國情，也體現出我國經濟市場的不成熟性，仍需在諸多方面進行改善。而政府經濟管理職能是促使經濟市場不斷發展、不斷成熟的力量之源，并需要在發掘中，不斷推進職能轉型，克服一切困難，爭取最終的勝利。
一、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變的意義
1.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迫切需求
深化體制改革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的重要內容，而經濟體制改革又是體制改革中的重中之重。改革開放30余年，我國經濟體制在實踐中不斷的改革，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無法滿足市場體系的建設需求，特別是政府管理職能轉變跟進不了政府機構改革。因此，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切實抓好宏觀調控，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面向于市場主體服務，進而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2.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是健全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內在需求
在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下，我國經濟市場化呈現大規模發展的局面，對于宏觀調控改革已成為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關鍵內容。在穩步發揮好市場機制的前提下，牢牢立足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變這一改革中心，從根本上強化政府的決策與執行機制，從本質上重塑市場與政府的良好關系，進而形成兩者和諧的互動。
3.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需求
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下穩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是需要牢牢扭住經濟建設為中心，促使社會和諧健康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非常凸顯民意、民生等問題，切實做到經濟發展為民謀福祉，社會發展促和諧的良好前景。因此，堅持貫徹“科學發展觀”，主動轉變政府職能，改進工作模式、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服務管理體系等，以更好的承擔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責任。
二、我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
近年來，我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加快，政府職能正逐步面向于宏觀調控、市場秩序的監督與維護等領域。在體制轉軌的環境下，我國應該充分立足國情、審視國際大背景，努力創造出適合國情、有利發展的中國特色道路。我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政府微觀經濟管理職能，二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職能。
1.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職能
國民經濟的兩個方面就是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宏觀經濟是國民經濟總況以及其影響因素，且兩者之間有著聯系，即宏觀經濟要以微觀經濟活動為基礎，而宏觀經濟又極大地影響微觀經濟活動的開展。在市場經濟發展至發達階段，促使各行業各部門形成依賴關系，并在形成有機整體時，對整個經濟活動的協調管理產生作用。
2.政府微觀經濟管理職能
微觀經濟是國民經濟中，以個體經濟為主體開展經濟活動，一類是消費者，另一類就是商品和供應者。政府微觀經濟管理職能主要面向于農業、工業等領域的個人和企業的管理。其實，微觀經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關系著整個國民經濟活動。政府在微觀經濟的管理中，應該開放搞活，促使國民經濟煥發出朝氣。同時，政府要基于法律法規，對經濟個體的決策進行相關的約束和限制，以確保市場的有序運行，給微觀經濟活動創造良好環境。
三、我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
“科學發展觀”是我國政府的行動指南，強調政府職能管理的科學轉型，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目前，政府職能轉型是新時期我國發展的需求，也是深化經濟建設的重要舉措。從實際來看，關于政府職能的政策主要體現于：（1）把強化中長期規劃的制定作為政府經濟管理的重要任務。深切關注影響經濟全局性發展的問題，研究判斷國際環境變化，秉承“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原則，制定符合國情、有利發展的中長期規劃，以鮮明的戰略、任務以及產業政策，促使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2）減少行政審批。精簡制度，落實辦事效率是職能轉變的要求。切實把冗長的審批事項“瘦下去”，才能集中政府精力，大力搞好經濟建設等重要工作；（3）對于重大經濟社會問題，切實做到“規范化、明主化、科學化”。正確而完善的決策離不開大量的信息，以及豐富的知識，這就需要逐步建立起與我國國情相符、體現與時俱進的制度。
就目前而言，我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變主要體現于以下幾個層面：
首先，經濟管理重心發生轉移。改革30余年的風雨兼程，我國已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與制度。在進入發展新階段中，我國政府經濟管理重心發生了轉移，做出了較大幅度思維調整。牢牢堅守市場經濟發展需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府經濟管理重心，是關切大局工作的重要內容，需要狠抓。
其次，經濟管理職能方式的轉變。對于該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行政手段的轉變。由以經濟手段為主向法律手段、經濟手段相結合的方式轉變，表現出更加全面而有效的一面；（2）管理已有微觀向宏觀轉變。權力的合理分配，把本屬于企業而被政府行駛的權力，歸還于企業，并切實強化企業的自；（3）市場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由以往“排斥市場、重計劃”向“市場與計劃相結合的方向轉變。
四、落實我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的若干措施
1.重構法制基礎，確立現代行政管理理念
（1）確立現代行政管理理念
觀念的轉變與秉持是現代行政管理理念確定的關鍵，特別是秉持“有限性”掛念，切實收縮社會領域原有的侵犯性權利。態度決定一切，政府工作人員要保持好良好的工作態度，做到行政權力的合法行使，并收縮可能發生或已發生作用的權力。政府部門設定行政權力要合法，并有著具體的要求。同時，行政權力的行使是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下進行，接受司法、社會等的監督與制約。對于民主決策，要對社會進行積極有效的干預，做到管理“到位”。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應該秉承“低成本高效益”的原則，不斷地完善制度建設。市場經濟發展的關鍵是信用，且完善的信用制度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但社會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以行政管理的信用為重點，這就需要政府做好誠信的表率工作。而對于行政決策，要強化決策的監督，同步完善決策監督機制與制度，明確好監督內容、對象、方式、程序等。
（2）重構法律基礎
法律制度需要體現針對性，以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新需求。在重構法律基礎中，要對市場主體資格制度進行確認，并在保護財產權制度的同時，切實維護好合同自由制度。國家對市場的干預是有限度的，于是政府適度干預制度，穩步健全社會保障等制度。
（3）定位好政府經濟管理職能
牢牢依據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型，特別是政府經濟職能的方式轉變。在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轉變中，其定位的落腳點應該是強化宏觀經濟的管理與調控，嚴格制定完善的市場規則，以及組織好生產公共產品，進而為開放型的市場創造良好的環境。
2.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的途徑
（1）弱化政府微觀經濟管理職能
其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對政府權力支配社會的格局形成了作用力，改變了原有格局。所以，進一步弱化微觀經濟管理職能，是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在權力模式上，改變政府一手承辦的局面，如政府統一配置、計劃人財物的模式，進而促使政府的經濟權力變為有限性。同時，要弱化政府對微觀的經濟干預職能，政府干預的合理性，是在市場局面失靈的領域。并且，要把政企分開，特別是政企責任的分開，需要明確分離企業與政府間的職能，以充分發揮各方權利。
（2）強化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職能
從我國市場經濟的實際來看，我國市場化進程處于初期階段，是體制轉型期的大國。所以，在面對市場經濟的考驗、融入國際經濟的契機下，需要政府強有力的幫助與扶持。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職能要切實落實到三個方面：①發揮好平衡協調的職能；②做好戰略引導職能；③起到保護的職能作用，這樣才能確保經濟市場的又快又好發展。
（3）區分中央與地方政府經濟管理職能權限
堅持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領導，地方做好積極主動的配合工作。在工作中，要以“維護中央權力、尊重地方利益”為原則，積極尋找中央與地方發展的利益平衡點，以深化中央與地方職能權限的明確，促進雙方關系朝“法制化、規范化”方向發展。
3.切實發揮好第三部門的協同與溝通作用
對于第三部門，其實是相對于第一部門政府組織與第二部門企業組織而言的，可以起到協調與溝通的作用。同時，第三部門是非營利的非政府組織，是現代社會體系中的重要元素。第三部門的興起和發展，是對于經濟市場政治民主化的集中體現，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需求。
五、結束語
我國持續的經濟發展離不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發揮，為經濟市場的發展、成熟注入了力量。當前，我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仍存在諸多的問題，表現出不成熟、不完善的一面。而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又是深化經濟市場體制、健全市場體制的需求。所以，要落實好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型，為經濟市場又快又好發展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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