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和金融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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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經濟和金融范文

關鍵詞：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機；過度消費；生產過剩

中圖分類號：f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是，也有一些觀點，如果聯系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現實，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荒謬性以及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性。本文在對當前國內外學界一些觀點進行評析的基礎上，對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形式、特點及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求真理。

一、國內外學界關于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問題的觀點及其非科學性

源自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觀點值得關注：（1）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儲蓄過剩”或“儲蓄相對于投資過剩”的危機[2]；（2）此次危機實質上是一場“支付危機”[3]、“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清償力危機”[4]或“信用危機”[5]；（3）此次危機的實質在于“過度消費”[6]；（4）當前的危機“是一場國家干預的危機”[7]；（5）“這場危機是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是華盛頓共識的危機”[8]；（6）美國危機的本質是“信心危機”[9]；（7）道德危機“可能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的癥結”[10]；（8）這是一場“資產負債表引起的風暴”或“資產負債表的危機”[11]等。

上述觀點，從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聯系危機的歷史和現實加以分析，就不難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論”來說吧。早在19世紀初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西斯蒙第就有“群眾消費不足”的說法。但能否以“消費不足”來解釋危機的實質呢？答案是否定的。認為，“群眾消費不足”或“消費水平低是數千年來的經常的歷史現象”，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普遍的商品滯銷”，只是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到來之后“才變得明顯”。[12]“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從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危機的地步”[13]。在說明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時，應當承認“群眾消費不足”這個事實，但只能把它放在應有的從屬地位，而不能用它來解釋危機的原因和實質。從歷史到如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每一次都恰好有這樣一個時期作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產品中得到較大的一份。”[14]“群眾的消費水平”可以作為“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15]20世紀30年代，作為對“群眾消費不足論”的發展，凱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論。按照凱恩斯的說法，有效需求由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構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所致。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則是由消費傾向、資本的邊際效率和靈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決定的，由于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結果導致生產過剩，危機隨之發生。經濟危機在實質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發生的經濟蕭條或生產過剩的危機。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說法，實際上是19世紀初期西斯蒙第“群眾消費不足”論和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論在21世紀初期的再現，它不是把危機的原因歸結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是歸結于人民群眾的“消費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蓋了危機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機的實質，帶有濃厚的主觀唯心論色彩。

把此次危機的實質說成是“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也是不科學的。首先，“支付危機

“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只是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常見現象和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只是危機的起點或爆發點，而非危機的實質和原因。“在危機期間，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償能力喪失，“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機的實質，不能只看現象和發生的始點，而必須由此出發，深入問題的內部，揭示其內在的聯系和根據。“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17] 事實上，“只要再生產過程不斷進行，從而資本回流確有保證，這種信用就會持續下去和擴大起來，并且它的擴大是以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擴大為基礎的。一旦由于回流延遲、市場商品過剩、價格下降而出現停滯時，產業資本就會出現過剩”，“只要再生產過程的這種擴大受到破壞，或者哪怕是再生產過程的正常緊張狀態受到破壞，信用就會減少。通過信用來獲得商品就比較困難。要求現金支付，”“每個人都想賣而賣不出去，但是為了支付，又必須賣出去，”“正是在這個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銀行家的信用來說，貼現率也最高）的時刻，不是閑置的尋找出路的資本，而是滯留在自身的再生產過程內的資本的數量也最大。”“這時，由于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閑置不用。工廠停工，原料堆積，制成的產品充斥商品市場”[18]。因此，整個經濟運行突出地表現出來的雖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償能力衰竭，信用崩潰，但究其原因，卻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經濟危機，實質上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也不例外。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房地產業即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支柱，為了加強房地產業，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實行擴張政策，結果房地產業迅速擴張，形成過剩局面。為了緩解過剩，銀行家、商家和美國政府沆瀣一氣，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結果使居民債務迅速膨脹。2006年，美聯儲為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致使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市場需求急劇下降，房產價格急劇下跌，次貸違約率急劇上升，諸多貸款機構和投資機構相繼破產，危機隨之發生。這次危機也突出地表現為支付手段短缺，清償能力枯竭，信用崩潰，但危機的實質卻不在這些，而在于房地產業的過度擴張，生產過剩。“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信用危機”論，實際上只是“那些根據自身的個人需要來判斷危機的小資產者所想象”出來的幻境[19]，而非這種幻境背后的真諦。 實質在于“透支消費”或“過度消費”的觀點，其非科學也是顯而易見的。就這次危機來說吧，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實行擴張政策，引起房地產業膨脹和過剩所致，是生產出了問題，而不是消費出了問題；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銀行和商家為了推銷過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結，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導致居民債務膨脹，債務鎖鏈拉長，最后由于政府緊縮政策，利率上升，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次債鎖鏈破裂所導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費、過度消費所造成；本來由于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決定，一方面房地產業過度擴張，生產極大過剩，另一方面，廣大群眾，無力購買，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誘下，舉債購房和消費，而不是廣大群眾追奢求侈、豪華消費。把危機的實質歸結于“透支消費”和“過度消費”的觀點，割裂了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是“消費決定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

把“國家干預”或“華盛頓共識”說成是危機的實質的觀點，也不是什么新鮮異見，而是新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種經濟理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前一種理論以凱恩斯經濟學為基礎，以批判新自由主義理論、揭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造成的惡果、以致引發危機的弊端為宗旨，主張以新國家干預主義理論和政策來拯救經濟，解決經濟崩潰問題。后一種理論，則是以斯密和李嘉圖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場理論為淵源，以經過改進了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基礎，以治理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滯脹為背景，以“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集合體。這種理論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即英美資本主義模式的理論基礎，主張以某些改良的經濟政策來治理危機，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經濟學假設和理論基礎之上、經過幾十年構建的資本主義“知識大廈”和“理智大廈”的轟然崩塌、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兩種理論觀點貌似相互對立，不可一世，但細究起來，卻有明顯的一致性。它們都把制度性危機說成是經濟體制或經濟模式危機，從而掩蓋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和剝削本質；都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的失靈當作危機的實質，回避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產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經濟現象即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實質；都把危機的責任推給對方，歪曲或掩蓋危機的真正根源和實質，帶有明顯的辯護性質。把危機說成是“信心危機”的觀點，同樣沒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十分流行的凱恩斯、庇古和拉文頓等關于“心理危機論”的翻版。這種理論認為，當資本家對社會和自己的經濟狀況充滿信心并抱有樂觀情緒時，就會增加投資，擴大經營規模，從而推動經濟的高漲和繁榮；而當資本家過度樂觀，對經濟形勢誤判，產生錯誤時，悲觀情緒就會油然而生，壓縮投資規模，導致有效需求減少，引發危機。把危機歸結為資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顛倒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與這種狀況在資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間的關系，把屬于意識范疇的心理狀態說成經濟運行狀況的決定性因素，把危機的現象當作危機的實質，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對貪婪成性的金融財團進行“市場救助”，使之擺脫破產倒閉的境地。這種理論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和階級本質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至于把危機說成“道德危機”的觀點，更是荒謬絕倫。認為，道德是一個意識形態范疇，是一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思想、觀念、意識的產生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的。”[20]“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21]。還認為，道德“在階級社會中，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22]。“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壞這種道德，如果它們能這樣做而不受懲罰的話。”[23]“在歷史上剝削階級的道德，都是虛偽的，都是剝削和壓迫廣大勞動人民的工具。”“絕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過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充當了一小撮特權者發財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過去的時代，實行這種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謬論來加以粉飾的”。[24]在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中，華爾街金融巨頭似乎只是個人的行為，但歷史已經證明，這些個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25]華爾街金融巨頭的貪婪和道德缺失，決不是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資本的天性，或者說，只能是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天性。對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和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26]把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說成是華爾街巨頭的“道德危機”顛倒了物質和意識、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政治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關系，在世界觀方法論上“從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思維定式之中；三是在談論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時，不涉及資本主義制度，不涉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運行規律，或者故意掩蓋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現象和特征，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實質，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入金融壟斷資本的懷抱，充當了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列寧曾經說過：“當人們還不會從任何一種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和諾言中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時，他們無論是過去或將來總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騙和自

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時，這句話應當成為這些人的警鐘！ 危機也絕不是“資產負債表的危機”。誰都知道，“資產負債表”只是經濟或資產經營運作狀況的記錄，是經濟或資產運營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經濟或資產運營的現象，而決非經濟或資產運營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把作為經濟或資產運營狀況的記錄、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說成是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費筆墨予以評價了。

二、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是什么

從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以及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特點來看，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在實質上，依然是一場生產過剩的危機。

從理論上看，自19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生產過剩的危機發生以來，資本主義已經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又由私人壟斷經過國家壟斷發展為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為特征的國際壟斷。目前，國際壟斷已發展為以金融資本壟斷為龍頭，金融、經濟、政治、軍事以至意識形態話語權壟斷為一體的超級國際霸權壟斷的資本主義。與古典資本主義相比，當代資本主義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規定性仍然未變，引發危機的各種因素依然存在。這些因素雖有深化和發展，但它們作為系統性因素發生作用的結果，仍然推動著資本主義經濟不斷走向周期性過剩，引發危機。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圍發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關系的普遍化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剩余價值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的動機，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無限擴張的激素，使資本主義始終不能走出生產過剩的怪圈。

第二，作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發增強，以其強制性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推動資本以無限的規模和深邃的內涵進行擴張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不能不具有過剩的趨勢和特點。

第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雖然經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多次改良和調整，仍未得到解決，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國際體系蔓延和擴展，演變為經濟全球化與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這一矛盾的深化和發展，必然導致資本、生產和貿易的無序擴張，經濟結構的失衡，資本剝削的加強，貧富差距的拉大，勞動與就業、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等經濟運行的各種矛盾在對抗中進一步發展，不斷把世界經濟推向結構性過剩和全面過剩，走向危機的深淵。

第四，資本主義的發展，壟斷規律的產生和作用，使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但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壟斷雖然限制了自由競爭，但并未消除競爭，反而使競爭更加劇烈，具有壟斷競爭的特點。壟斷競爭的產生，使競爭的對手、競爭的內容、競爭的手段都發生了變化，競爭的程度更加慘烈，破壞性更加巨大。各壟斷組織為了擴充自己的經濟實力，加強自己在競爭中的地位，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無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能力，進行生產規模的擴張。這樣，就不能不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無政府性和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長，供給與需求、生產和消費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生產過剩的局面進一步發展，危機發生的機率進一步增大。

第五，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自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以來，這一規律作用的深度、廣度和強度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頂點。這一規律的作用，不僅導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的產生，而且也引起各國壟斷同盟實力對比的變化。實力對比的變化，不僅引起各國壟斷同盟之間更加劇烈和更加殘酷的競爭，而且還引起資本主義各國之間對經濟領土乃至殖民地的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殖民主義出現，雖然許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在名義上獲得了獨立，但壟斷資本在經濟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陰影依然籠罩在世界的上空。資本主義瓜分世界是靠“實力”說話的，而實力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必然會運用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

能力，推動經濟的擴張，使生產越過市場的界限，走向過剩。

第六，在當代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權規律。美國作為一超獨大國家，處于霸主的地位。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不斷向國際市場輸出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輸出，從而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資產的控制權，同時又利用貿易霸權大肆提高高新技術產品和高端產品的價格，并以國家安全為由，制定相應法規嚴格限制這些產品的出口；而發展中國家為了賺取外匯和引進外資，求存圖強，又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樣，就必然導致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越來越大，廣大發展中國家手中結余的美元越來越多，從而不得不循環回美國用以購買其政府的債券。這樣，就不能不造成美國的債務過剩、國際流通中的美元過剩和發展中國家用于出口的商品過剩。在美國國內，為了構建“一個人人擁有住房的社會”，美聯儲又推行了信貸擴張政策，結果推動了房地產業的擴張和金融機構之間、金融機構與居民之間債務鎖鏈的延長。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擴張，又帶動了建筑、建材、鋼鐵、汽車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樣，不僅造成以房地產為龍頭的各項產業的全面過剩，而且還造成了信用膨脹、流動性過剩、投機過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過剩、債務和次級債務過剩。這樣，國際經濟與美國國內經濟的各種過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結合，導致此次深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從現實來看，在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中，生產過剩的內涵與馬克思在《資本論》及相關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顯著地擴大了。馬克思依據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危機的情況，認為生產過剩一是指商品的生產過剩[29]，二是指資本的生產過剩[30]，其中商品的生產過剩是指“作為按一定的利潤率剝削工人的手段的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過剩”[31]，而資本的生產過剩實質上“就是危機中出現的產業資本過多的現象，即產業資本的過剩”[32]。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生產過剩雖然也包括商品的生產過剩和資本的生產過剩，但商品的生產過剩除了包括生產資料商品和生活資料商品等物質商品過剩之外，還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過剩。而資本的生產過剩，除了馬克思所說的產業資本過剩之外，還擴展到金融資本和以各種有價證券形式出現的虛擬資本。 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的生產過剩，在形式和規模上也有了較大發展。

第一，貨幣過剩。2001年以來，美聯儲為了防止因互聯網產業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導致的經濟持續衰退，放寬信貸管理，實行擴張政策。2001—2003年間，連續13次降低利息率。同時，還利用短期標售、定期證券借貸、一級交易商信貸等貨幣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場的多個子市場注入流動性；利用貼現窗口直接向商業銀行貸款，鼓勵社會客戶從銀行大量提取現金；結果使流通領域的貨幣量超常增長[33]。美國貨幣的超量發行，又通過一定渠道傳染到歐盟和世界各地，結果，又導致國際流通的貨幣過剩。據統計，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紙幣，美元為7 600億，歐元為7 600億[34]。國際流通貨幣過剩，使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推動了許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諸如石油、糧食等價格大幅上揚。

第二，房地產過剩。2001年之后，為走出經濟衰退的低谷，美國對產業結構作了相應調整，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加大對房地產業的投資，企圖以房地產業帶動經濟增長，結果使房地產業迅速擴張，樓市價格迅速上漲。據統計，2000—2006年許多城市住房價格上漲幅度超過了100%，住房價格總水平上漲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國房地產市場總值約達21萬億美元[36]。但好景不長，從2004年6月起，美聯儲為了控制流動性過剩，抑制房地產業過度擴張，實行緊縮政策，連續17次加息，結果又使房地產市場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國全年新房銷售量僅為77.4萬套，比上年減少24.8%，舊房銷售量只有562.5萬套，比上年減少12.8%，新房開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國房地產業由盛到衰，處于崩潰的境地。

第三，金融過剩。房地產業的擴張，帶動了金融業的發展，刺激了金融創新業務的增長，從此次以“次貸”為始點的金融創新來看，涉及此類業務的金融機構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銀行和證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國次貸金額有1.2萬億美元～1.5萬億美元，經過包裝之后，其衍生品證券在二級市場流通的總規模達到1

0萬億美元，其中國際市場流通額占2 / 3以上[38]。據國際清算銀行2008年3月公布的調查結果，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總值從2002年的100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萬億美元，為全球gdp總額48萬億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萬億美元在美國。[39]金融資產也呈現出迅速增大的趨勢。1980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僅為12萬億美元，與當年全球gdp相當；199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53萬億美元，是當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118萬億美元，約為當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資產總值則高達150萬億美元。[40]美國金融資產的規模更是大得驚人，2006年美國金融資產市場規模達到46萬億美元[41]，2007年美國金融資產占世界金融資產總量的34%、世界gdp總額的25%、世界貿易總額的11%[42]。龐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資產規模與實體經濟的規模形成了鮮明對照，過剩的程度可謂登峰造極。

第四，投機過剩。隨著貨幣過剩、以房地產業為典型的生產過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貸規模的增長，各類資本家不斷遭受“資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機構和投資銀行為了擺脫困境，便對債務抵押債券（cdos）和結構性投資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進行層層包裝，借助信用評級機構的虛假信息向社會出售，進行欺詐活動，于是投機活動便猖獗起來，以致造成投機過剩的局面。據《華爾街日報》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債務抵押債權等用于欺詐的金融工具，規模之龐大，在高峰期竟達390億美元。自2007年8月以來，投機觸角又急劇向石油、小麥、大豆、大米等市場擴展，結果導致市場各類商品包括運輸價格迅速上揚[43]。有人估計，在美國，僅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泡沫就達8萬億美元[44]。難怪有人把美國經濟稱作金融投機經濟[45]。

第五，債務過剩。由于美國過剩的經濟靠貸款刺激消費來消解，居民消費靠信貸來支撐，國家和地方財政虧空靠發行債券來彌補，結果使美國經濟淪為債務經濟。截至2006年，美國國債已達10多萬億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債務余額達11.4萬億美元[47]。2006年，美國內外債務余額為53萬億美元，為當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債務負擔，給美國經濟罩上陰影，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從直接原因來說，系由美國債務過剩及其鎖鏈斷裂釀成。

第六，虛擬經濟過剩。上面所列過剩，除房地產過剩以外，均屬虛擬經濟范疇。毫無疑問，金融、投機、債務過剩的發展，推動整個虛擬經濟向過剩發展，1973年以來，隨著美元與黃金脫鉤，貨幣、信用和資本日益虛擬化起來，加上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的推動，金融資本急劇膨脹，虛擬經濟加速發展，日益脫離實體經濟這一物質基礎。據統計，1952—1979年美國金融資產流量與gdp之比為257倍；而1980—2007年則迅速增長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比，20世紀70年代為40%多，到90年代則接近90%。金融部門獲得的利潤，20世紀70年代還是非金融部門的1 / 5，到2000年則達到70%左右[49]。長期以來，在美國gdp中，由實體經濟創造的份額逐年下降，1950年為61%，2007年則為33.9%。同期，虛擬經濟創造的gdp，則由11.37%上升到20.67%[50]。虛擬經濟的過剩，給實體經濟造成日益繁重的壓力，當實體經濟不堪重負時，必然崩潰而發生危機。

第七，對外貿易過剩。上面說過，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向世界輸出大量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和商品，以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國資產的控制權。同時，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權又使美元成為國際貿易中的結算貨幣、外匯資產的儲備貨幣，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引進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振興民族經濟，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戰略，于是，便引起了這些國家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和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又帶動了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結果導致了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和全面的生產過剩，從而使本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變成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外圍依附性經濟。按wto和imf的數據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貿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38.4%，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則高達51%。而我國2004年和2006年的外貿依存度則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國際貿易格局中，美國發美元，外國賣商品，美國貿易逆差加大，外國貿易順差攀升，美國

進口過剩，外國出口過剩。一旦美國經濟過熱，對內實行緊縮政策，對外實行保護政策，遍布全球的生產過剩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就會爆發。對外貿易過剩，是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個突出特征。 經濟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和特點，雖然千奇百怪，變化多端，但萬變不離其宗，生產過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實質性的現象和特征。事實證明，此次危機的實質不能是別的，只能是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應的生產過剩。任何否認、掩蓋、歪曲和偏離生產過剩這一實質的觀點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結論和啟示

生產過剩這一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征，并不是直觀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而是運用抽象法，通過對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一系列現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來的。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由于其階級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本質特征。而我國一些崇拜西方的學者，在此次危機的實質問題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現實，正確認識和把握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必須堅持和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歷史階級的產物。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由于那時人們追求的不是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根本無所謂過剩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后的一個很長時間，由于生產力仍處于較低水平，市場狹小，經濟結構仍具有自然經濟色彩，經濟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因處于萌芽狀態而未突出并發展起來，因而也不存在生產過剩和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有到了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以后，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發展，社會化程度有了顯著提高，封建所有制關系已經解體，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已經成熟并充分展開，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主導規律，各國經濟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帶有國際的性質，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才得以發生。生產過剩隨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產生而產生[52]，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顯著特征”[53]。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伴侶和不治之癥。自資本主義脫離幼年時期而進入大工業時期以來，生產過剩及其危機的幽靈一直環繞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周圍。“資本主義的所有政黨，資本主義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動家，從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經試用自己的力量‘預防’或‘消滅’生產過剩的危機”，“但是他們都失敗了。”[54]“問題不在于資本主義的領導者或政黨，雖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在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有人可能會以我國經濟被卷入這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特點為由，懷疑上述論斷的真理性，這顯然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國經濟之所以被卷入這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的特點是由我國所處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造成的。從國際上看，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在使我國分享世界經濟、科技發展成果的同時，也使我國經濟融入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現代國際經濟體系之中。這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出現了問題，我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從國內來說，當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已是公有制為主體、公私經濟并存；在經濟規律體系上也是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與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并存。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出現生產過剩，甚至發生危機有時也難以避免。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要使我國經濟少走彎路，減少震蕩，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鞏固、發展和壯大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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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頁。

第2篇：國際經濟和金融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金融業迅速得到 發展 ，它在經濟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然而，伴隨著金融業高速發展而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也引起人們日益密切的關注。

        1 世界金融危機對

        2.2 有利于我國調整產業結構 在勞動力成本增大、原材料價格上升和人民幣升值等系列現實壓力下，再加上受 金融 危機的打擊，中小 企業 來自歐美訂單的大幅減少，這讓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中小企業面臨更嚴峻的威脅。在目前的危機下，中小企業必須研發高附加值產品、升級技術、改善設計和提高品牌知名度，開拓新興市場、啟動國內銷售；但我國出口企業很少具備這些實力，且增加這些方面的實力需要很長時間，金融危機為這個戰略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就是從國外購買技術和品牌，歐洲、日本和北美大多數中小企業都具備這樣的品質，而且現在非常便宜。政府應給予更多的政策扶持，以促進產業調整，甚至可以將外匯借給出口企業，讓他們去買國外優質的品牌、技術甚至并購。 

        2.3 有利于我國擴大內需，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增長32.4%，達51321.78億元，2008年前三季同比增長25.8%，達48946.86億元，我國完全有財力通過收入的二次分配，從財政收入中調出部份資金注入住房平準基金及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基金，以穩定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信心。政府要通過改革金融證券管理體系、財政預算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及健全 工業 產業投資指引，以擴大內需，同時轉變 經濟 增長模式，通過提升資產附加值來刺激經濟。刺激經濟的關鍵是激活內需，而激活內需的前提，必須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進行收入分配的改革，這樣，人們才敢將儲蓄從銀行里調出來，大膽地消費，形成增長的良好循環。

        3 預防金融危機的措施

第3篇：國際經濟和金融范文

直接金融（股市）發展與經濟增長

對于股市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本上有以下兩種觀點：很多人都認為在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正相關的關系,而在實際中，尤其是中國的股市跌宕貌似與中國GDP的增長沒有多少明顯或是規律的關系。所以，存在著另一種觀點，一些人認為股票市場在風險分散和流動性方面的優勢，使其替代產品的需求減少———人們的儲蓄動機下降,從而股票市場發展會產生不利于儲蓄率的現象，進一步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以上兩種觀點中,雖然說第一種觀點具有絕對性的優勢,但是實際上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確沒有什么關系,所以，筆者認為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沒有規律可循而且是非常有限的。第一，我國的股市相對于其他金融發達的國家而言，起步較晚，各種市場機制和管理制度都還不成熟;第二,由于第一條我國股市歷史客觀上的落后，造成我國監管指揮當局決策行為常常比較滯后和失誤率較高,政府在各個股市板塊股票上市資格標準的制定上沒有經驗可參考，政策時松時緊、缺乏連貫性和依據性是導致我國股市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不規律的一項重要因素;第三,在影響股票交易量和股市價格的各種因素中，經濟因素是一種主導因素,但是其他非直接、非金融因素同樣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人們的心理預期、重大新聞事件、國內外政治因素、戰爭或是流言等等），尤其是在我國，非經濟因素起到的作用更是顯而易見的；第四,中國股市的異態，不僅是國民對股市理解不正確，“股民大于股東”的情況造成股市投機者心理跌宕。股市的另一參與主體，很多獲準上市的公司將從股市籌措來的資金并沒有用在生產項目或企業規模的擴大投資上,而是用于公司內部消費或再次流入股市進行風險性投資。另外,股市融資本身就是長期融資，上市公司利用發行股票把從股票市場上籌措來的資金投向的項目應該大多是長期投資的項目，其利潤的獲取大都是緩慢的、漸進的、長期的，首期獲利很可能在1年以后,因此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不可能在短時期內顯示出來。

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

首先，貨幣政策的目標之一便是經濟增長。政府一般對計劃期的實際GNP增長幅度定出指標，用百分比表示，中央銀行即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用以達到特定或維持政策目標———比如，抑制通脹、實現完全就業或經濟增長。指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用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和外匯政策。貨幣政策一般分為：積極型（擴張型）和消極型（緊縮型）。在經濟蕭條時，中央銀行采取措施降低利率，由此引起貨幣供給增加，刺激投資和凈出口，增加總需求，稱為擴張性貨幣政策。因此，當總需求與經濟的生產能力相比很低時使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最合適。反之，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率太高時，中央銀行采取一系列措施減少貨幣供給，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資和消費，使總產出減少或放慢增長速度，使物價水平控制在合理水平，稱為緊縮性貨幣政策。因此，在通貨膨脹較嚴重時（如當今的歐洲各國）采用消極的貨幣政策較合適。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早已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在我國，中央銀行作為政府的銀行、銀行的銀行、發行的銀行、管理的銀行，其貨幣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著本國經濟的發展，其重要的地位決定了它在經濟的發展中關鍵性的作用。綜上所述，金融發展確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本質上看來，金融發展要以經濟的繁榮發展為基礎和前提。所以，倘若我們將重點放在利率市場化、證券保險改革創新等金融深化、自由化的政策以提高經濟增長，這將是本末倒置的一種方向。相反，我們應該重點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技術進步、深化制度創新等，從根本問題上促進經濟增長，比如在歐債問題的影響下，我們更多的要審視自己的經濟結構和外匯制度，而不是單純的關注金融制度和貨幣政策。或者說，在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種階段下，我們應該樹立科學的發展觀，不能單純通過金融擴張的手段來實現經濟增長的規模，而應更多地注重金融發展的內在質量。首先，我國股市發展的規模和層次尚有不足。隨著股票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吸引儲蓄越來越多，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將不斷顯現，貢獻程度也越來越高。希望通過發展股票市場促進經濟增長,必須提高股票市場效率,只有配置效率高、運行良好的股票市場才有可能促進經濟發展。其次，我國銀行業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要強于股市，正確處理好落實穩健貨幣政策與支持地方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關系；提高貫徹執行穩健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提高貫徹執行穩健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增加中小企業有效資金需求；加強與政府部門的溝通和配合、發揮信貸資金的杠桿作用、擴大貨幣政策效應；推動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加強宏觀政策實施效應的評估和反饋、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最后，加強中央銀行的各項職能，正確及時實施貨幣政策。這樣，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本文作者：肖渤海工作單位：濱州市濱城區財政局

第4篇：國際經濟和金融范文

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帶來GDP總量的大幅提升。金磚國家在全球GDP總量所占的比重上升很快。20世紀70年代，金磚五國的GDP總量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6%，90年代上升至9%，2010年達到18%。其中，中國GDP的全球占比從2000年的4%上升至2010年的9%，在金磚五國中獨占“半壁江山”。經濟的強勁增長促進了國民收入和人均國民收入的顯著增加。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至2009年，除中國和印度這兩個超級人口大國外，人均國民收入都超過1萬美元；按照Atlas Method方法計算，除印度外，人均國民收入都超過3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從資本形成情況來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金磚五國的資本形成占全球的比例約為5%，90年代末上升到10%左右，2010年增加至25.7%，是基本宏觀變量中全球占比最高的指標。其中，中國的資本形成全球占比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2%上升到90年代的6%，2010年進一步增長至17.5%。從資本形成占本國GDP的比例來看，截至2010年，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南非的這一比例均高于OECD國家和全球平均水平，巴西的這一比例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大致和OECD國家接近。

從金磚五國的進出口情況來看，五國出口在全球的占比從2000年7%增長到2010年的14%，其中，中國所占的比例從2000年的3%上升到2010年的8.5%，共占這一時期金磚五國全球占比提升量的79%。從出口占GDP的比例來看，中國、俄羅斯和南非在1990～2010年的均值都在25%以上，超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23%），而巴西和印度分別為11%和14%，顯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國際收支情況來看，巴西的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俄羅斯和中國由于資源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都是出口占GDP比例比較高的國家，表現為貿易盈余；印度和南非為貿易赤字國家，其中印度尤為突出，2010年高達GDP的6.39%。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過去三十年，金磚五國對基礎性大宗商品的消費量（全球增量貢獻比）一直維持在高位。根據刊發在《國際政治研究》2011年第2期的文章《“金磚五國”的合作背景和前景》提供的數據，過去十年，除鐵礦石下降外，其他幾種商品增量貢獻比進一步大幅上升：粗鋼和銅超過100%，鋁和鐵礦石接近100%，貢獻比最低的石油增量也有三分之二。在金磚五國中，中國的增量貢獻比指標占據支配地位：石油約為47%，鋁和鐵礦石超過80%，粗鋼和銅超過100%。

經濟的強勁增長和廣闊的市場前景，為金磚國家帶來了持續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在金磚五國中，除南非外，其余四國在最近十年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都出現了迅速增長。截至2010年，金磚五國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到3021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22.5%，其中，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達到1851億美元，超過金磚國家總量的六成，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的13.8%。目前，中國和印度已與美國并列成為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的三個國家。

在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近年來金磚國家的宏觀經濟風險也在逐步降低。從金磚國家的外債負擔水平來看，除俄羅斯外債水平相對較高外，其余四個國家的總外債存量與GDP之比都在20%以下，其中短期外債與GDP之比均處于2%～5%。在金磚國家中，中國的總外債水平最低，只占GDP的9%；俄羅斯最高，約占GDP的31%。

與此同時，金磚國家普遍較高的國民儲蓄水平，不僅為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比較充足的資金來源，而且為債務負擔帶來的壓力提供了必要的緩沖，減輕了經濟過度負債的可能性。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儲蓄率幾乎一直遠高于全球平均儲蓄水平和OECD國家均值。截至2010年，在金磚五國中，除巴西外，其余四個國家的儲蓄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5篇：國際經濟和金融范文

2007年，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危機爆發，投資者對按揭證券的價值失去了信心，從而引發了流動性危機，即使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向金融市場中注入了巨額資金，也無法組織這場金融危機的爆發。2008年9月15日，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之后引發了一系列的金融機構破產，真正導致了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席卷了整個實際的各個國家，使得金融國際化備受質疑。在后危機時代，如何正確看待國際金融形式，強化國際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機，成為各國關注的重點問題。

一、后危機時代的特點

后危機時代，是指金融危機緩和后，出現的一種較為平穩的狀態，但是，這種狀態只是相對而言的。由于固有的危機并沒有，或者說不可能完全解決，世界經濟等方面仍然存在著許多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從實際上看，后危機時代是一個緩和與未知動蕩并存的狀態。在經歷了金融危機的影響后，全球金融出現了新的變革，對于后續的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后危機時代呈現出的新的特點包括：

1.金融全球化繼續深化

金融危機的爆發，雖然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場的萎縮，但是并不會改變金融全球化的趨勢，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各國經濟、地域聯系的不斷加深，金融全球化的程度將繼續深化。

2.金融危機的影響將持續

雖然金融危機已經逐漸緩和，但是引發金融危機最根本的資本過度虛化問題并沒有解決，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這個問題將繼續產生，也使得金融危機的影響將會持續下去。

3.金融風險復雜性繼續加深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金融市場的擴大、金融工具的創新等，使得金融風險逐漸呈現出多樣化、交錯化的趨勢，其復雜性不斷深化，分析和應對更加困難。

4.國際金融監管的局限性日益凸顯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現有的國際金融監管中存在的監管技術落后、監管真空等局限性將日益凸顯。

二、國際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

現有的國際金融監管框架，是隨著全球經濟以及金融國際化的發展而逐步建立起來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個國際組織組成，其基本框架如下：

在該框架下，國際金融監管工作可謂錯綜復雜，呈現出許多鮮明的特點，在國際金融監管中，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是同時也存在著許多的不足和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1.監管范圍存在漏洞

金融創新使得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的功能相互滲透，加大了管理難度，同時對于跨國、跨境交易的監管存在漏洞和真空。

2.監管機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載體

在當前的國際金融監管框架下，各監管機構呈現出相互獨立，各自為政的趨勢，協調和合作難以有效展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監管的效力。

3.缺乏統一的標準

由于經濟發展程度、國際化戰略等存在的差異性，不同國家的金融監管模式也呈現出很大的差別。從目前來看，金融監管體制大致可以分為基于機構視角的機構型監管，基于監管目標的目標性型監管以及基于功能視角的功能型監管三種，這三種模式分別對應了不同國家的國情和金融發展狀況，都存在各自的優勢和不足，想要在全球范圍內制定相對統一的標準，是非常困難的，這也使得國際金融監管的協調和合作變得尤為困難。

4.體系難協同

針對當前國際金融監管協調難的問題，如果從機構設計和功能效用的角度分析，則其原因包括兩個，其一，國際金融監管組織存在的缺陷需長期完善，以適應不同國家金融監管的具體要求，其二，國際監管組織與境內監管組織的演化需長期磨合。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金融監管組織體系的完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并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

三、強化國際金融監管協調和合作的有效措施

針對當前國際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和缺陷，在后危機時代背景下，如何才能做好國際金融監管協調和合作呢？具體來講，需要采取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

1.完善協調主體

依據英國劍橋大學教授Eatwell以及美國紐約紐斯大學教授Taylor提出的相關理論框架，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學術界的部分人員提出了建立具有權威性的全球金融監管主體，以實現對各國金融監管的統一管理，認為這樣可以緩解各國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不同國家金融監管中的相互競爭，更可以制定出相對統一的監管政策，推動國際金融監管的協調和合作。但是實際上，此類組織的建立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如主導國家問題、職能和權責問題、主權干涉問題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統一金融監管主體的產生。因此，從目前來看，應該將目標放在對現有金融監管框架的調整和優化方面。首先，要從整體出發，明確主要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職責分工，確定其各自的管轄范圍，避免出現缺位、錯位和重復的現象。然后，要對金融穩定論壇進行重構。一直以來，金融穩定論壇由于其自身的非正式性、松散性等原因，其功能難以完全發揮。因此，在2009年的G20倫敦峰會上，作為其繼承性機構，金融穩定理事會宣告成立，彌補了金融穩定論壇的缺陷和不足，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在推動國際金融監管協調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明確協調內容

如果對當前每一個主要的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獨特優勢進行充分把握，做好分工協作，則有很大的可能，建立起一個系統性的風險早期預警和危機救助機制，對金融危機進行有效預防和處理。但是這樣做的前提，是在立足本次金融危機傳導原因和渠道的基礎上，明確下一個階段需要重點協調的內容，包括：

（1）強化跨國金融機構監管。在充分明確本國與東道國各自責任和義務的前提下，建立相應的信息共享平臺，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進行嚴格控制，建立完善的風險評估和救助機制。

（2）強化風險和政策管理。通過加強各個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和合作，可以對系統性風險信息指標的設計標準、杠桿化比率等進行明確評估，設計緩解金融市場的順周期制度，對金融監管的激勵機制進行改進和創新，促進各機構的協同管理。

（3）統一會計、審計標準。相對統一的會計和審計標準，更加有利于實現跨境資本流動和系統風險的控制，可以協助市場進行有效監管，避免套利行為，從而促進不同經濟體對全球性金融問題的有效磋商。

3.創新協調機制

當前國際金融監管中存在的立法合作機制、聯合行動機制以及信息共享機制等，雖然并不能完全滿足國際金融監管協調和合作的客觀需求，但是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對此，應該對上述協調機制進行繼續加強的同時，針對在本次金融危機中暴露出的薄弱環節進行改進和突破。一方面，要對本次金融危機中各國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等進行全面分析和總結，凝練成可供推廣的經驗和模式；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防范，做到防范金融危機與堅持國際貿易自由化協調一致機制相結合，從而防范金融危機的再次擴張。另外，對于經濟落后的國家和地區，應該建立相應的幫扶機制，由發達國家提供相應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支撐，幫助其共度難關。

第6篇：國際經濟和金融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制

中圖分類號：F8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1)07－0050－0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7.12

2007年8月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國際金融秩序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和破壞，給各國經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害。國際經驗表明，金融危機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監管不力造成的，而監管不力往往又與各金融監管部門各自為政、缺乏協調合作緊密相關。危機過后，許多國家和地區相繼對原有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制進行了改革，而在另一些國家，不僅受到的沖擊較小而且沒有對此進行改革，原有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制經受住了此次金融危機的考驗。總結、借鑒這些國家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成功經驗，我們從中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啟示，對于完善我國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外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成功經驗

（一）加拿大

加拿大能夠成功應對本輪金融危機的沖擊，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其獨特的、保守的、穩健的金融體系和監管制度。作為聯邦制國家，加拿大的金融監管采取的是聯邦和省分權、協作高度統一的金融監管體系，目前被全世界公認為最穩健的金融監管體系。

1.在監管機構①設置與職能方面

聯邦層面的監管機構有加拿大財政部、金融機構監管署（OSFI）、存款保險公司(CDIC)、加拿大銀行、金融消費者保護局以及證券管理委員會；省層面上政府也設立了專門的省級金融監管部門。各監管機構分別具有以下職能。

（1）財政部。是加拿大金融系統的最高監督人，負責制訂金融政策和金融法規，同時協調金融機構監管署與省金融機構監管部門之間的關系。

（2）金融機構監管署。根據《金融機構監管署法案》設立的加拿大金融機構監管署，隸屬于財政部，是加拿大聯邦政府中唯一負責監管金融機構的部門，在整個監管體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其主要職能是立法和監督，審慎監管在聯邦注冊的金融機構。此外，金融機構監管署還可以通過國家設立的行業管理中心和行業自律協會，來實現對省屬監管對象的一些影響。

（3）加拿大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專司貨幣發行，負責貨幣政策制定與執行、支付系統的正常運作，以及充當最后貸款人，從控制信用的角度對金融機構進行管理。

（4）存款保險公司。其也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督檢查，但檢查的重點和目標與金融機構監管署不同。二者共同制定了《干預聯邦管理的存款機構指南》，明確了各自在對存款機構進行干預時的具體職責和工作機制。

2.在監管機構協調與合作方面

加拿大基本確立了以金融機構監管署為核心的統一監管模式，但仍注重加強各監管機構間的溝通、協調與合作。

（1）在金融機構監管署與其他監管部門之間的關系。金融機構監管署與財政部、加拿大銀行、存款保險公司職能劃分比較清晰，權責比較明確，沒有錯綜復雜的職能交叉關系。

（2）在金融機構監管署與省金融監管部門的關系。一方面，聯邦和省級金融監管機構形成了特殊的“分權”模式，二者不是垂直領導關系，而是相互協調與合作的關系。各省銀行和保險公司主要由聯邦的金融機構監管署監管，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分別由省證券監管委員會和省金融服務委員會監管。另一方面，聯邦與省金融機構監管部門兩級機構之間在銀行的監管上，通過財政部、聯邦和省金融機構監管部門之間簽署金融監管協定。當出現矛盾時，金融機構監管署會與省監管部門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協調。

（3）在信息的有效共享與協調關系。為了掌握更多的監管信息，聯邦政府和各省建立了信息溝通渠道，實現信息的有效共享。這不僅加強了整個金融系統的監管，也提高了監管效率，同時降低了監管成本，減輕了金融機構的負擔，而且化解了由于因信息不暢引發的矛盾。

（二）日本

在經歷了泡沫經濟崩潰和亞洲金融危機后，日本政府對自身的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了改革，加強了金融監管的協調與合作，健全了日本的金融監管體系，提高了金融業的風險控制能力。

1.在監管機構設置與職能方面

經過改革，日本形成了金融廳全面負責、中央銀行和存款保險機構共同參與、地方財務局受托監管地方金融機構的、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為補充的日本新金融監管體制框架。其主要金融監管機構的職能如下。

（1）金融廳。作為內閣府的外設局，是日本金融監管的專職機構，獨立全面負責金融監管業務。金融廳設長官1人，下設總務企劃局、檢查局和監督局三個局，各局下設的總務課，專門負責檢查與監督的協調與信息溝通等工作，同時協助財務省（2001年大藏省改為財務省）共同對存款保險機構進行監督。

（2）日本銀行。作為獨立的中央銀行，在法律上并不兼負銀行監管責任，其對金融機構的檢查是為了執行貨幣政策的需要，著眼于金融機構的流動性。

（3）財務省（地方財務局）以及勞動省、農林水產省等行政部門作為金融監管的協作機構，根據金融廳授權或相關法律規定對相關金融機構實施監管。

2.在監管機構協調與合作方面

改革后的日本金融監管體制比較注重監管的協調性和統一性，金融廳與日本銀行、財務省建立了明確的分工協作關系。

（1）金融廳與日本銀行。實際工作中，二者經常互換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關系。為了不加重被檢查金融機構的負擔，雙方還通過協商機制協調對同一金融機構的現場檢查日程作出安排。

（2）金融廳與財務省。由于金融廳未設立分支機構，財務省下屬的地方財務局仍然接受金融廳委托承擔對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監管工作。

（3）監管機構與其他機構團體。日本在不斷推進金融監管機構改革的同時，還從多方面加強監管機構與金融機構、工商企業、社會團體之間的溝通與協調，以適應金融環境發展的新要求。

3.在國際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方面

日本積極參與有關國際會議，加強與有關國際組織的合作。通過參加重要國際會議和積極參與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證券監督委員會國際組織、保險監督委員會國際組織等的有關活動，及時了解國際金融市場的動向，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三）韓國

亞洲金融危機使韓國政府認識到多元化分業監管的弊端。因此，韓國政府以統一監管為指導思想，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和改革，加強了金融監管的協調合作。

1.在監管法律方面

韓國政府貫徹依法治國的精神，奉行改革立法先行的原則，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先后制定和修改了15部有關金融業的法律、法規。如《韓國銀行法》、《統一金融監督機構設置法》、《金融監督機構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為韓國金融監管協調提供了法律依據。

2.在監管機構設置與職能方面

經過改革，韓國的金融監管職能從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分離出來，基本上形成了由政府的行政監管、金融機構的內部監管以及民間機構的社會監管組成的聯合金融監管體系。其金融監管機構主要是金融監督委員會、證券期貨委員會、存款保險公司、金融監督院、韓國銀行等，其主要職能分別如下。

（1）金融監督委員會。負責實施對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集中統一的監管。

（2）證券期貨委員會。負責監督證券與期貨的不公正交易行為、企業會計標準、其他金融監督委員會委托的證券及期貨有關的監管項目。

（3）存款保險公司。擁有對投保金融機構的檢查監督權利，重點是風險性監管。

（4）金融監督院。作為民間公益機構，依照金融監督委員會的指令，負責實施具體的金融監管和檢查活動。

（5）韓國銀行。專司貨幣政策職能和間接的、有限的銀行監管職能。法律規定，韓國銀行作為銀行的最后貸款人，有權檢查接受其流動性支持的銀行，可以要求金融監督院對金融機構進行檢查、聯合進行檢查或要求監督院提供檢查報告。

此外，財政部有關金融監管的職權限于研究、制定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場管理的基本框架，在修改金融監管法規時需要與金融監督委員會協商。

3.在信息的收集與共享方面

2001年的《建立金融監管機構法》明確規定了各監管機構的職責及協調、合作機制，金融監管委員會和央行之間可以相互要求對方提供與其履行職責有關的信息和數據。若要求合理，任何一方不得拒絕提供。

經過改革，韓國實現了金融監管機構的一體化，監管部門的職責權限得到了重新劃分，權限界定清楚，分工協作關系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形成了良好的相互協調機制。

（四）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是此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最早從全球經濟衰退中復蘇的國家之一，這主要得益于澳大利亞金融監管的制度優勢和各監管機構協調合作與共同努力，尤其是澳大利亞證券與投資委員會(ASIC)采取了審慎監管的措施。改革前，澳大利亞的金融監管屬于典型的機構監管模式。亞洲金融危機后，澳大利亞于1998年7月1日對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廣泛改革，建立了綜合審慎監管框架。

1.在監管機構設置與職能方面

改革后澳大利亞金融監管的主要機構包括澳大利亞儲備銀行（RBA）、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APRA）、澳大利亞證券與投資委員會(ASIC)、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ACCC)，其主要職能分別如下。

（1）澳大利亞儲備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專司貨幣政策，負責制定實施貨幣政策、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監管支付清算體系。

（2）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主要負責對認可的接受存款機構、養老金基金和保險公司進行審慎監管工作。

（3）澳大利亞證券與投資委員會。作為市場行為和信息披露的監管機構，具有監督和執行的功能。

（4）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承擔維護金融業自由、充分競爭和保護消費者的責任。

2.在監管機構協調與合作方面

為了加強金融監管的協調合作，提高監管效率，實現金融監管的有效性，財政部與監管部門以及監管部門之間均建立了有效合作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澳大利亞儲備銀行、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澳大利亞證券與投資委員會共同組建澳大利亞金融監管理事會（ACFR），作為一個非正式主體，其目標是致力于成員之間的合作，進行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共同維持金融體系的高效性、競爭性與穩定性。理事會成員兩兩之間達成“理解備忘錄”，形成高效的合作機制，旨在促進成員之間進行及時、充分的信息交流，明確各自職責，避免監管重疊或真空，以降低監管成本、確保澳大利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合作內容主要包括信息共享、對金融風險采取共同行動、在金融審慎監管方面的協商機制和協商參與國際金融監管事務等。

2001年，澳大利亞國會通過了《2001年金融服務改革法案》，2002年3月11日實施，澳大利亞證券與投資委員會（ASIC)負責實施新法案并保證其平穩過渡。法案為金融產品的服務者提供了一個協調的可操作框架。

二、我國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現狀及問題

金融業混業經營趨勢的日益明顯、金融控股公司的迅速發展對我國金融分業監管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戰。在目前不具備采用統一監管模式的條件下，為了避免分業監管的弊端，防范系統性風險，我國開始了一系列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實踐。

（一）我國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現狀

2000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保監會）建立三方監管聯席會議制度。2003年3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監會）成立；同年6月銀監會取代之前的央行，與證監會、保監會成立專門工作小組，起草了《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同年9月，“三會”通過該《備忘錄》，并第一次召開了監管聯席會議。2004年6月，《備忘錄》在銀監會網站上得以公布，并據此建立了監管聯席會議機制和經常聯系機制，開始了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有益探索。2008年1月，銀監會與保監會簽署旨在加強銀保深層次合作和跨業監管合作的備忘錄，銀監會與證監會也有相應的溝通協調機制；同年8月國務院公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中國人民銀行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通知》（以下簡稱新三定方案），通知要求央行會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共同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作為協調監管的一部分，央行還將負責協調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和交叉金融工具監管。此外，三大監管部門也逐步加強了與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部門的協調合作機制。

（二）我國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問題

鑒于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國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主要還是采取“一事一議”式的非制度化安排，至今沒有建立起與目前監管體系相適應的制度性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制。就目前狀況而言，我國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缺乏完善的法律協調體系

從我國當前立法實踐情況看，其金融法律體系基本上是以行業為基礎而建立的，相應的金融監管體系也與此相對應。這種基于行業特點制定的法律體系，對金融各業之間的業務交叉缺乏考慮，法律之間缺乏協調，導致交叉業務領域的監管重復和監管真空，增加了監管成本，降低了監管效率。

2.制度缺陷和組織松散

雖然建立了制度化機制，但《備忘錄》和“新三定方案”不具有系統性，《備忘錄》把中國人民銀行排除在外更是一個制度性缺陷。協調合作的形式主要是聯席會議，但在實踐中，三家行政級別相同、相互沒有隸屬關系的政府監管機構組成的監管聯席會議不僅其法律效力有待探討，而且其實施效果因部門間的利益沖突已被各自的實踐大打折扣。2003年9月召開了第二次聯席會議后，便一直處于停滯狀態。

3.協調合作層次低下

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層次還停留在各部委的相互協調層次上，國務院并未介入。由于監管協調往往牽涉到對金融資源的調度權，這必然打破目前各監管機構的利益均衡，如果缺乏國務院的有效介入，各監管機構在部門利益的驅動下必然導致監管協調的低效。

4.缺乏信息共享機制

信息的共享是監管協調合作的基礎，信息共享機制是分業監管協調合作機制最基礎的內容。目前，我國沒有建立起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方面的信息共享機制。“三會”和中國人民銀行沒有建立一個共用的信息平臺，沒有建立起一個全國統一、高效運轉、標準化的金融信息系統。

三、對我國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啟示

通過對國外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成功經驗的分析，結合我國的現狀與問題，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以便完善我國監管協調合作機制。

（一）完善的金融監管法律，是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法律依據

依法監管是法制社會對金融體系運行的基本要求，不論哪個國家和地區，金融監管機構的分工或職責都必須有法律依據。從各國經驗看，盡管各國監管模式不同，但大多數都是立法先行，通過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安排逐步加強了金融監管協調合作。上述國家和地區在監管機構設置與職能、信息收集與共享、檢查制度、國際協調與合作等方面都是依據相關法律法規進行的。加拿大不僅建立了完善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而且還定期修改過時的法律法規，這種修改并不是孤立地修改某一部法律法規，而是把所有相關的其他法律法規的條款一并進行修改，增強法律執行過程中的協調與合作；日本《金融監督廳設置法》及其相關法案規定了金融監督廳與中央銀行之間的協調機制；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先后制定和修改了15部有關金融業的法律法規，1997年和2000年分別制定了《金融監督機構法》和《金融控股公司法》；澳大利亞的審慎監管局依據《審慎監管局法》設立，證券與投資委員會是依照《證券與投資委員會法》授權設立的，后來又制定了《2001年金融服務改革法案》。由此可以看出，“以法律性文件為基礎和依據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是更有協調效率的制度安排”。我國應借鑒國外金融監管立法經驗，清理和完善現有的金融法律文件，建立既適合我國金融業發展規律又符合國際金融準則、慣例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明確監管協調合作機制的框架、部門、職能、權利界限，為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提供法律依據。

（二）信息收集、交流與共享機制的建立是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基礎

金融市場是充滿信息的市場，信息的收集、交流與共享是不同監管機構進行監管協調合作的基礎前提。從國外經驗來看，不論哪個國家、不論實行何種金融監管模式，也不論是法律制度的安排、監管機構的設置，還是聯席會議機制的建立，不同層次的監管協調合作機制都離不開監管信息的收集、交流與共享。加拿大聯邦政府和各省建立了信息溝通渠道，實現信息的有效共享。日本的金融廳與日本銀行在實際工作中經常互換信息，金融廳下設的三個局及各局下設的總務課，專門負責檢查與監督的協調與信息溝通等工作。韓國2001年的《建立金融監管機構法》明確規定了金融監管委員會和央行之間可以相互要求對方提供與其履行職責有關的信息和數據，若要求合理，任何一方不得拒絕提供。澳大利亞金融監管理事會其成員都有收集數據和信息的權力，成員兩兩之間還達成“理解備忘錄”，形成充分的信息交流合作機制。從本質上說，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制就是一種能夠降低金融監管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制度，而建立信息收集、交流與共享機制是降低信息不對稱的根本途徑。當前在制度層面上，我國應盡快建立信息收集、交換與共享方面的制度安排，明確界定共享信息的性質、內容、方式以及保障機制；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應建立一個跨部門跨行業的統一經濟金融信息共享平臺，整合實體經濟信息和監管信息，以便財政部、人民銀行與三家監管部門金融監管信息的實時共享，為完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建立監管協調權力的制約機制，加強對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構的再監督

金融監管機構本身是一個具有很強利益動機的利益主體，只有加強對其的監督制約才能促進金融市場持續健康發展。權力過于集中，缺乏監督和制約，容易受到政治利益集團的影響，產生權力尋租行為，降低金融監管的有效性。在東亞各國中，金融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與政治利益集團的關系極其密切，使得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效率降低。從日本金融監管制度的演變歷程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賦予新FSA極大權力的同時，并沒有對其監管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影響了日本金融監管的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建立監管協調合作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加強對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構的再監督。當前，我國應建立中央銀行及其他相關政府機構對“三會”的再監管機制。可考慮由國務院牽頭，人民銀行、財政部、發改委、國資委等相關部門共同組成金融監管協調合作委員會，負責制訂金融監管的有關政策，對全國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工作進行指導，并對涉及全局性的重大監管問題、重大金融風險問題進行協調處置，對“三會”執行金融監管政策的情況、監管績效及其從業人員的行為規范等實施有效的再監督。鑒于人民銀行依法擁有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能，可由其在金融監管協調合作委員會中發揮主導作用，負責協調合作委員會其他成員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規則、交叉性金融業務的標準規范；對金融業的整體性風險和交叉風險進行監測和評估。待時機成熟，組建由國務院副總理牽頭、有明確法律權限、有實體組織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構，將協調合作機制法制化、實體化。

（四）加強內部風險控制，發揮機構監管、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的協調作用

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監管效率，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公平競爭和效率。事實證明，即使再好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制也有其局限性。因此，應加強內部風險控制，發揮機構監管、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的協調作用，構建以金融機構內控為基礎、行業自律為重點、社會監督為補充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框架，以便形成金融監管的良性互動格局。金融機構的內控是實施有效金融監管的前提和基礎，行業自律也是金融監管的重要環節，社會監督是金融監管的必要補充。從上述國家來看，加拿大金融機構監管署通過國家設立的行業管理中心和行業自律協會，來實現對省屬監管對象的部分影響；日本新金融監管體制框架把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作為補充，從多方面加強監管機構與金融機構、工商企業、社會團體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承擔維護金融業自由、充分競爭和保護消費者的責任。隨著外部風險的加大和本土金融業務的發展，完善我國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制度，提高金融機構自律管理水平，不僅符合國際金融業有效監管的趨勢，而且已成為提高我國金融監管有效性的微觀基礎。當前，建立機構監管、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三位一體”的、符合現代金融風險特征的監管協作框架已刻不容緩。

（五）加強國際金融監管的協調合作，努力與國際標準接軌

隨著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危機國際間傳遞的速度越來越快、影響的程度越來越深，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也證實了這一點。這表明只依靠某個國家已無法單獨防范和處置危機，危機發生前上述各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就已強調了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與合作。隨著經濟發展和金融體系的進一步開放，尤其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推進，我國也將面臨更大程度的傳染性、系統性風險。因此，我國應順應金融監管國際化的趨勢，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與合作。面對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新局面，要充分利用雙邊和多邊國際會議，及時了解國外金融市場發展的最新趨勢和監管機構的最新動向，拓寬中國與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的金融監管合作渠道，積極參與國際標準規則的制定，建立國際信息共享機制和危機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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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Foreig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LIU lai-ji，ZHANG Tong

（School of Financ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第7篇：國際經濟和金融范文

張利珍（1989-），女，四川內江人，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2012級研究生，研究方向：風險管理與保險。

摘 要：在當今的經濟形勢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同時科技與金融是社會發展的兩大引擎，科技與金融的融合發展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我國也在科技金融發展方面做了深入研究。本文通過對科技發展各階段的資金投入進行分析，同時與發達國家比較得出我國對基礎階段研究投入不足以及融資難問題，通過分析原因，得出要增強基礎研究能力就要改變政府單一投入的現狀，同時優化資金來源以及資金資源配置結構。

關鍵詞：經濟形勢；科技金融；發展動態；融合

一、引言

在現代經濟中，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科技與金融的融合發展在中國乃至全球的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世界范圍來看，進入新世紀以來，科學與技術的融合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新技術層出不窮，新的金融產品也是日新月異。科技與金融的融合發展動態以及發展的方向趨勢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如何使科技與金融更好的融合并促進經濟的良好發展是我們亟需探索的課題。本文通過與發達國家研究經費來源及使用情況的比較，發現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R&D經費，不僅在量上有決定的優勢，而且在質上更有良好的優化配置。大量而且優化的資金投入不僅為美國的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的地位奠定了基礎，而且成為近些年美國經濟的增長點。

從目前情況看，雖然我國的R&D經費總量在世界上處于中上等水平，但是R&D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非常低，并且經費的優化配置非常不合理，中國的R&D經費投入大多集中在“試驗發展研究支出”，投入在產品的末端，中國的基礎研究支出最為薄弱，因此造成了中國制造轉為中國創造的難度非常大，中國產品附加值低，只能通過較低的人力成本取得收益。因此要改變這一現狀就要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并且優化資金來源及資金的投入方式。

二、我國科技與金融融合發展動態

科技金融是金融資本促進科技創新以及幫助研究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簡單說來，就是金融促進科技的發展，科技成果的產生離不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所以我們從高技術產業出發，探究科技金融發展的動態，通過總結我們得出：在當今形勢下科技金融具有以下特征：

（一）我國科技與金融發展穩步增長，高技術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升高，從1995年的0.065增加到2011年的0.187，比重增長了將近二倍，由此可見我國的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有利于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同時優化了產業結構，促進了企業的轉型。

（二）我國R&D經費投入以政府為主，企業投入嚴重不足，但這一現狀在逐漸改變，企業投入所占的比例逐漸提高但仍然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并且R&D經費投入的分配不合理。比如2011年我國R&D經費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研究經費的分布結構為4.7%、11.8%、83.4%，由此可見我國經費的投入大多集中在“試驗發展研究支出”上，照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我國企業主要側重于試驗發展活動，因為試驗發展的投入有立竿見影的效果，與基礎投入的高風險相比，能獲得不錯的收益，但也照成了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及有效專利水平不高，基礎研究非常薄弱，產品的附加值較低。

（三）高科技企業中無形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例高，無形資產往往高于有型資產。傳統型企業在創辦時大多以設備、機器等有型資產為主，而在高技術企業則不同，在中國的科技型企業大多為中小企業，有形資產規模小，通常擁有的是專利權、知識產權、非專利技術等，由于無形資產占比高，也就造成了高風險性。

三、我國科技金融發展問題及分析

（一）R&D經費總量與分配不合理

我國的R&D經費從1995年的384.67億元到2011年的8687.01億元，扣除CPI的增長也是有了不錯的提高，從另一個角度分析，R&D經費占GDP的比重來看，從1995年的0.0085到2011年0.0185，也有了不小的提高，所以我國高新技術研發投入量是在穩步增加，從市場上來看，我國的高技術企業的發展良好，并且其主營業務收入也在穩步提高。

但與發達國家比較來看，還是有很大差距，并且相關投入的分配也不合理，資金的來源也沒有優化，政府負擔絕大多數的研發資金。在資金分配方面，以2011年為例，美國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研究的百分比分別為16%、23%、61%。然而在我國以上三種研究支出比例為：4.8%、11.8%、83.4%。由此可見我國的R&D經費投入大多集中在研發的末端——試驗發展研究，這就決定了我國缺少自主知識產權的現狀，這也是我國產品低附加值的根本原因。

（二）高技術中小型企業的融資難問題

經歷了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當今無論世界上還是我國，銀行業都高度重視風險控制，普遍以安全性為經營第一原則，嚴格實施貸款責任人追究制度，減少銀行的壞賬率。由于科技金融存在高風險，使得高科技中小企業要獲得貸款，尤其是研發貸款非常困難，這就制約了我國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從另一方面講，目前政策鼓勵銀行向高科技中小企業貸款，有相應的扶持，通過貸款支持研發，科技成果轉化為新的生產力以及高科技產業得到發展時，雖然銀行承擔了高風險，但是因為我國貸款利率的管制，也無法實現與風險對應的收益，這就勢必降低銀行實施貸款的積極性。

四、我國科技金融發展的建議

（一）增大基礎研究投入量，提高企業投入積極性

我國應該完善產學研相結合體系，從世界發達國家來看，企業是研發的主體，我國也應該通過鼓勵企業自身進行基礎、應用、試驗發展全鏈條研究，再通過完善的專利保護體制，合理的技術轉讓條例保護企業的研發利益，增加企業研發的積極性。

（二）完善科技型企業貸款機制，建立市場化融資模式

由于我國金融沒有完全市場化，銀行貸款利率受到管制，銀行的信貸收益是相對固定的。對于高新技術企業貸款，雖然承受了高風險，但是沒有得到相應的收益，違背高風險高收益的原則。要解決這一問題可以從以下兩點出發，第一，建立專門性的科技銀行，專門針對科技型企業發放貸款，這肯定需要國家的政策支持。第二，從根本上講，建立良好的貸款擔保機制，將高科技企業貸款進行市場化融資，成立對科技企業專門的審批機制，適當增加銀行的自，此外還可以讓民間資本參與其中，讓政府和民間共同促進科技金融的發展，共同促進社會的進步。

基金項目：本項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學研究生創新型科研項目（低碳經濟浪潮下科技金融的發展動態及融合趨勢，CX2014SP124）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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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國際經濟和金融范文

[關鍵詞] 宏觀經濟 不確定性 對策分析

次貸危機后,我國為推動經濟早日走出衰退陰影,相繼推出了4萬億救市計劃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我國經濟迅速回暖,實現實體經濟超預期反彈,但通脹預期開始抬頭,資產價格上漲迅猛,外貿形勢依然嚴峻;同時,國際經濟形勢亦不容樂觀。因此,面臨國內、外復雜的政治、經濟環境,我國經濟依然面臨諸多挑戰和不確定性,其主要表現是:

一、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

1.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將影響我國經濟進一步恢復與發展。2009年1月,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的信用評級被標準普爾評級公司下調,該公司還將愛爾蘭的信用展望級別從“穩定”下調到“負面”。2009年9月,惠譽評級公司發出警告,如果英國、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等主要經濟體的公共債務水平不降低,有可能導致這些國家的信用評級被降低。由此,歐洲債務危機蔓延日益嚴重,對歐洲乃至世界經濟的影響不容樂觀。 與此同時,美國、日本的巨額債務危機也不斷地顯現出來,從這些主要經濟體的負債率角度看,美國與日本,都處在債務危機的邊緣;同時,中國政府今年財政赤字7500億元,地方政府的隱性負債達近7萬億元, 這些負債均為銀行貸款,是對以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作為承貸主體的統一貸款,然后這些融資平臺再將貸款轉貸給項目或企業,債務因而信貸化,系統性金融風險蘊含其中,。債務危機會否蔓延成為全球第二次經濟危機,造成全球經濟的第二次觸底,仍有很大不確定性,因此,其影響不容忽視。

2.房地產市場的波動所帶來的風險因素增加。近年, 我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畸高、驟降、畸高的劇烈波動,對我國市場經濟造成一系列影響。首先,在當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尚未把準脈搏、實體經濟恢復尚需穩固、內需仍弱外需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等國內、外宏觀經濟大背景下,房地產行業依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性產業;但同時,在城市化進程推動旺盛住房需求、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財政、房地產公司“不差錢”的行業環境中, 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資產價格泡沫風險加劇,政府與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政策博弈此消彼漲,房地產市場價格在這個過程中震蕩波動。房地產市場能否健康有序的發展,是關系到我國未來經濟發展是否能夠穩健運行的重要因素,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與作為民生產業之間的沖突,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論性命題之一。

3. 協調保增長與調結構關系、保增長與控制通貨膨脹關系的難度增加,產能過剩現象進一步加劇。一直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都是主要是以投資和出口來帶動的,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下降,同時我們對經濟增長的追求更多是以GDP的增長為標準來衡量的,片面、單純地追求GDP的增長,易造成我們國家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過度投資,一哄而起,經濟過熱的局面。另外,當前經濟結構失調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重化工業發展、增長過快,投資項目攤子鋪得過大,供求關系失衡,造成相關行業產能過剩。可以說,重化工業增長過快、過猛是當前結構失調矛盾之源。重化工業增長過快,是投資對消費增長長期擠壓的主要因素。而投資與消費結構不合理,是當前國民經濟結構的一個核心問題。統計表明,在2003年2008年,我國投資率從41%上升到43.5%,居民消費率卻從56.8%下降到48.6%,2007年僅為35.4%,比1985年下降了17個百分點。 經濟過熱,也易造成通貨膨脹,在保增長的同時,抓好經濟結構調整,處理好保增長和調結構的關系,把握好結構調整的節奏、方式和力度是穩定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因此,處理好保增長與調結構的關系在當前顯得越來越重要。

二、對策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正處于從經濟政策刺激性反彈階段向經濟發展內生增長自發性反彈的過渡階段,具有強烈的動力不穩定性、增長要素缺乏性、結構不平衡性等。基于此,積極應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各種挑戰,推動經濟發展上臺階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1.積極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要結合經濟結構調整進行,從需求結構角度上講,就是要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刺激內需;從供結構角度上講,要優化和調整產業結構,加強對新興產業和區域經濟的認識和重視。同時,打破國有資本對一些行業的壟斷,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促進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良性競爭,推動經濟進步。

2.推動縣域城鎮化建設,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由于農村勞動力人口數量在我國比較龐大,這些人口都轉移到大城市去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因此,縣域城鎮化發展是能夠徹底解決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手段,統籌城鄉發展也是提高我國經濟內需水平的一個重要途徑。“壯大我國縣域經濟,大力加強我國縣城和中心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建設,引導非農產業和農村人口有序向小城鎮聚集”,是未來推動和發展我國經濟內需水平的重要手段。

3.實現政府轉型,提升公共消費水平增長。長期以來,我國財政投資主要投向經濟建設,公共服務產品資源缺乏,投向社會公共事業和民生事業有限,近些年雖有加強,但仍顯不足。統計顯示,我國財政儲蓄率近幾年不斷攀升,到08年達到6%以上。 為降低政府儲蓄水平,有效發揮財政資金的作用,今后應加強財政資金由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的力度,加大財政向民生方面的投入,加強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以滿足民生方面的發展需要。這也是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實現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

4.鼓勵自主創新,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技術創新、科技進步,發展我國新興產業是新世紀占領經濟發展制高點的一個重要途徑,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在這一領域爭先創優。在金融危機之后,我國也應當加強對這一領域的重視,加強在生物技術、信息產業、環保、節能減排、新能源等領域,開展技術創新和科技創新,積極培育和發展我國的未來的新興產業,為下一輪經濟增長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2009-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廈門大學學報,2009(3)

第9篇：國際經濟和金融范文

摘要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企業如何生存和發展，這是每個企業都將面臨的問題。財務風險作為一種信號，能夠全面綜合反映企業的經營狀況，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要求企業經營者進行經常性財務分析，防范財務危機，建立財務風險識別及評估體系，進行適當的財務風險控制。

關鍵詞金融危機企業財務風險控制

在由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席卷世界時，我國國有企業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對于國有企業的財務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國內企業現行的財務管理制度中，缺乏對于各類風險的有效預測和監控，導致我國企業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難以及時進行財務策略的調整，難以抵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

一、國有企業面臨的財務困境

1.融資擔保難，資金緊缺

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企業融資渠道狹窄，常用的銀行貸款的模式也因金融機構銀根緊縮變得難以為繼，在當前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市場波動下，國有企業融資困境更加凸顯。主要表現在：大部分國有企業信用等級較低，不具有規模優勢，融資成本高、風險大；大部分國有企業內部缺乏科學合理的財務管理戰略，融資渠道開拓困難。

2.管理模式僵化，資金控制力量薄弱

國有企業內部長期形成的內部職責不分，財務管理混亂，財務監管不嚴，會計信息失真等不良現象，并沒有因為金融危機的發生而有所緩解。現金閑置、資金流失或者嚴重負債致使企業陷入嚴重的財務困境，其主要的表現形式是企業現金流的中斷，財務危機爆發而使企業倒閉。另外，大多數國有企業在投資上過分依賴貸款，企業為了盡快回收資金，迫求短期投資目標，對投資可行性研究和長遠籌劃不足，進而盲目投資，造成資金的流失和企業效益的降低，形成了企業財務管理的惡性循環。

3.新形勢引入新困境

國有企業處于日漸規范的市場競爭中，同金融機構、投資者和其他企業之間的聯系和融合越來越緊密，參與國際貿易的比重也越來越大，因此，受到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市場的影響因素也越來越多。當前的金融危機形式給我國國有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較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國際經濟蕭條，商品流通和市場需求減少，消費萎縮，企業業務和利潤下滑；國有企業面臨著金融風暴后的管理危機和資金運營危機，企業的管理變革，企業運營成本、管理成本急劇上升，而企業效益卻在不斷下滑，這種內部危機在外部危機的沖擊下將被激活，并把企業拖入內外交困的境地，給自身的穩定和發展造成嚴重威脅。

二、構建以財務管理為核心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

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企業生存和進一步的發展成為了首要目標，而要想實現健康成長和持續經營，在整體戰略部署下制定和實施科學合理的財務戰略顯得至關重要。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國有企業應看到成長和變革的契機，通過加強財務管理，對企業外部和內部資源重新整合利用，調整整體戰略布局和財務戰略規劃。

1.樹立“全員財務”的觀念

企業領導重視財務的著眼點是決策、組織和協調，決策主要是宏觀方面、戰略方面的。在協調上既要關注協調企業與投資人、債權人、國家、銀行、社會監督部門等錯綜復雜的關系，還要關注協調企業內財務部門與其他各部門之間的關系。

企業領導改善財務管理的主要手段應包括：建立科學合理的財務管理機構，配備具有良好素質的財務人員；制定與完善先進、嚴格的財務制度、科學可行的考核與獎懲辦法；明確企業的管理方針、財務政策。

2.加強財務戰略的創新，解決融資困境

（1）國有企業財務管理觀念創新。國有企業財務管理創新是企業為適應環境變化而對財務管理要素所作的重新選擇。國有企業管理模式僵化，阻礙了企業的迅速發展，財務管理的創新可以推動國有企業的全局管理創新模式。國有企業財務管理觀念的創新必須結合自身的生命周期特點，利用市場機會，把握經濟動態，爭取在財務治理、財務制度、財務控制、風險防范等方式上進行創新，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2）融資模式的創新。一方面，通過對自身企業內部信用政策的制定、信用治理、信用信息渠道的拓展等提升自身信用等級，向外部投資者、客戶等相關利益者提供企業信用狀況的信息，有效緩解與各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狀態，并與銀行、投資商之間培養良好的財務關系和合作關系；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技術創新積極創新國有企業融資方式，加強財務管理人員的市場意識和風險管理意識，為國有企業的信用狀況提供內部或外部的保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用風險，進而增強了企業的融資能力，緩解國有企業的融資困境。

3.生產經營管理以預算為中心

企業要建立全面預算制度，包括財務預算（即成本，費用資金，盈虧及貨幣收支預算）、營業預算（即生產銷售，采購，人工費預算等）和專門決策預算（如技改，購置固定資產等），并使全面預算貫穿于企業生產經營全過程，保證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目標的實現。

4.成本管理以環節控制為中心

環節控制是根據系統論和控制論原理提出來的。具體地說，成本管理必須按照這樣的秩序分別進行控制，才是全員、全面、全過程且有效的成本管理，即設計成本的控制――采購成本的控制――生產成本的控制（即在制定合理的單位消耗定額前提下，應將指標分解到班組或個人，實行二級和三級核算制，把責任會計與成本會計相結合進行核算，以保證有序且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三、結語

國有企業應正確面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從中看到危機所潛藏的新的出路和機遇，積極探索企業財務管理新模式和財務戰略的新路徑，明確自身財務戰略定位，變革僵化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政府政策和資源，突破外部環境束縛，增強企業競爭力。

參考文獻：

[1]汪慶國.探索解決我國國有企業融資難的途徑.企業研究.2008.